第二章
悉尼

我的初中及大部分高中岁月（1942—1946）都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度过的。我就读的克兰布鲁克是所很好的学校。入学时，我们兄弟几个一个英语单词都不认识，这是令人受挫的经历，那些身体壮实的澳大利亚男孩围着我们跳舞，唱着带着种族主义味道的歌谣，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影响。当时我们感到恐惧、羞愧和消沉了吗？并没有，可能我有一点害怕，但完全不会感到羞愧或消沉。这怎么可能呢？如今我们不接受种族主义辱骂，这是正确的，但我怀疑种族主义辱骂会耽误受害者的学业发展，就像现如今我们相信的一样。

我们兄弟几人不受种族主义辱骂的影响，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我们在幼儿时期了解到中国是被一群野蛮人包围的文明社会。澳大利亚男孩们又跳又叫，无意间扮演了这个角色。这不仅没使我们消沉，反而证实了我们文明的优越性。其二，我们在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接受了世界主义的教育。若无明确教导，幼儿只区分好人和坏人，不区分外国人和本地人。作为一个八岁的孩子，我知道岳飞是中国人，但我从未想过牛顿、富兰克林和瓦特是外国人。在我看来，他们全都散发着超凡才能的光辉，这让我想效仿他们。把这些名人当成榜样，并且从未质疑过自己这样做是否是对的，让我建立了极大的自信。

为什么孩子们不能以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教育为起点呢？我们似乎忘了孩子会自然地被世界各地及外来的事物所吸引。美国孩子上小学时，相比当地的市政厅和水塔，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长城可能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相较于奶牛，恐龙可能更加激起他们的兴趣。成年人力图确保孩子逐步形成极端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们将其视作培养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的方法。毫无疑问，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对于我们的生计和生存必不可少，但这些和孩子并没什么关系。他们在这个年纪，也许他们一生中只有在这个年纪才可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鼓励他们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像我当年在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时一样。

童年时我接触到世界主义，那我在澳大利亚的童年又有哪些经历和启示呢？有三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对自然之美的认识。小时候在重庆，我并未将自然看成独立的范畴，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乡下。我在梯田间一阶阶地攀爬玩耍，只顾着游戏和到处跑，没有停下来留心周围的环境。父母偶尔会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去附近山顶的寺庙。我喜欢这样的郊游，空气清新且能消耗我过剩的体力，寺中的素斋也因而变得神圣，但我却忽略了山本身。在澳大利亚的三姐妹山之旅——三姐妹山是雕刻在悬崖上的三座天峰石阵，距悉尼约五十英里——让我驻足观望，第一次相信并惊叹大自然的规模和深不可测的独特性。

其二是对社会等级新的认识。我原本以为理所当然按规则进行的事情，在那时变得不确定了。1942年至1946年间，我父亲担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一职。他的工作是管理中国人社群，主要是小商人，以确保他们被澳大利亚人公平对待。我不久便注意到这些商人对父亲及家人的尊重。作为常驻的中国官员，父亲有大量的造访者——包括需要他帮助的当地中国人以及从中国来的重要人物。当地的中国人会不时送父亲一些礼物，我认为他们是为了感谢父亲超出职责之外对于他们的帮助。而父亲也会送礼物给那些权贵人士，礼物的价值随收礼人的等级而定。我视这些赠予为阿谀奉承。当我就此询问父亲时，他的回答纯粹是一套现代社会学说教，其核心归根结底以权力关系为基础。首次同自然的真正接触，使我有理由期待与自然更多的接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初次对社会本质的了解让我对未来进入社会产生了厌恶。

其三是对宗教的认识。我第一次不太当真地看待另一个世界观，这种观念与我以往的观念并存于脑中，并偶尔侵犯到之前的观念。克兰布鲁克学校有一个英国圣公会的基金会。每周我们都会在这里做礼拜。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英语也不好，所以我和哥哥们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一天，班主任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在他面前站成一排，接着给我们讲了神之子耶稣和他的奇事，以及耶稣的山中圣训（《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7章）。我很吃惊，他这样一个权威人物竟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有人在水上行走，治好了盲人，并且使死者复活。更为震惊的是，我被告知，在天国里平常的规范将会逆转，比如第一名会变成最后一名，最后一名会变成第一名，富人会因财富而受限，穷人则因贫穷而蒙福。无知的孩童比博学的成年人更有机会进入天堂。 g+/SxOMFAcgvcu0efaRqH8XK8A0f023lxWYF58zt4h0DiItrA/1QTCvv/0LS5D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