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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至十岁的三年间（1938—1941），我在备受战争蹂躏的重庆上学，就读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学校是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于1938年创办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附近没有小学，我们这些孩子也因为年龄太小还不能去上著名的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校长也鼓励他们这么做。校长不仅允许他们使用南开的校名，而且还在南开发电厂的旁边提供了一间教室。在这间教室里我学了些什么呢？无疑，学了算术，但我不记得是怎么学的，也许是因为老师用传统方法教的吧。我记得学习了阅读和写作，尤其是阅读。我们这些小孩阅读了中西方的故事。
中国的传统故事鼓励人们虚心好学、孝敬父母和热爱祖国，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记得些许。
其中有囊萤夜读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山村男孩白天在田里务农，只能晚上学习。问题是男孩家太穷，连一支蜡烛都买不起，所以他捉了好多萤火虫，放在纱网里，然后借着萤火虫的光读书。这个故事使我们深受鼓舞，不仅钦佩男孩渴望学习的精神，还折服于他学习方法的独创。不要把贫穷当成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二个故事有关孝道，孝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一位极度贫穷的母亲因营养缺乏而奄奄一息（注意这一反复出现的贫穷主题）。她儿子从胳膊上割下一片肉，为母亲做汤补充营养。一个非华裔的读者可能会被这种暴力震惊，但作为一个深受孝道文化熏陶的中国孩子，我从容地接受这一行为。
我记得的第三个故事有关爱国主义。宋朝将军岳飞（1103—1142）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带兵抵御北方金朝对大宋王朝的入侵。书里有一幅图，描绘了岳飞赤裸上身双膝跪在母亲身旁，母亲在他背上刻下“尽忠报国”几个大字。尽管儿时的中国被日本侵略者包围，要为民族救亡图存而斗争，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读到诸如此类的更多的爱国故事。可能因为我们的父母和老师都知道，民族主义热情有可能失控，会在我们易受影响的年纪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他们限制我们读这类故事。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上了大学。毕业后，他们离开中国去欧洲和美国读研究生。学成回国后，他们既没有教书也没有在政府机构任职，而是成立了一个由世界主义者组成的小群体。在这里，人们见了面便热烈地讨论。在静谧的夏夜，他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其中某个人会望着夜空指出猎户星座，随即引发一场有关天文学的生动交流——不仅涉及科学，还涉及希腊神话。而这又会引发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关于星体的神话？”另一位朋友会提到镇上新放映的一部好莱坞电影，随便提及的一句话就可能引发一场关于元代（1279—1368）戏曲以及元曲是否适合拍成电影的讨论。关于教育政策，一位儒学者和一位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教育哲学的推崇者，两人会讨论死记硬背的优缺点。而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坐在星空下聆听这些有趣的谈话无疑是永生难忘的乐事。
因为父亲和他的朋友在西方接受了硕士阶段的教育，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读了一些西方故事。我们读了苹果落到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头上，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暴风雨中用风筝来收集电，也读到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s，1736—1819）的漫不经心。但我认为父母还有一个更明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智变得勇敢，似乎他们无法用恰当的中国故事来启迪我们以达到这个目的。借助苹果砸到牛顿头上的故事，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地心引力和太阳系的原理；富兰克林飞上天的风筝开启了有关电的话题。但长远来看，对我们而言，这些故事的重要之处在于鼓励了我们的创新思维和行为。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在苹果树底下幻想可能比在家做加减法运算更好，在暴风雨中冒着触电危险做科学实验是值得的。
我最欢詹姆斯·瓦特小时候的故事，他长大后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经常独自坐着，对着空气思考发呆。他的母亲想让他务实一点，便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让他看着时间煮鸡蛋。她对瓦特说：“这是鸡蛋，你把它放进沸水里，看着表，一定要在两分钟后把鸡蛋取出来。”两分钟后，瓦特的妈妈回来了，她看着煮沸的水，惊恐地发现她的表竟然在水里。同时，瓦特正疑惑地盯着自己手上的鸡蛋。大人们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未来可以发明蒸汽机，把妈妈的表煮了也没关系吗？
中国故事趋向于强调道德，西方故事则更注重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笔下的《快乐王子》（ The Happy Prince ，1888）同时兼具东西方故事的特点。我再次钦佩父母和老师的敏锐。选择这个故事给我们读，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故事更倾向于引导人们对家人和邻居行善，即只善待那些可互得利益的人，而忽略了无关利益的陌生人。大多数西方故事也有缺陷，它们多以不切实际的婚姻和婚后夫妻的幸福生活作为结局。而《快乐王子》具有更高的道德准则，提倡普世论，既融合了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基督教的救赎论，又超越了局限于地方的来往和简单的乐观。这个故事以王子和小燕子的悲惨离世作为结局，这种现实主义很可能为有感知力的年轻读者所青睐。这也许会让他们坚信，王子和小燕子心甘情愿地为急需帮助的陌生人而死，绝对是正确的。正是生活中这些绝对正确、十分罕见却又可能真实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快乐。
至于对美感的教育，我并不记得我们有西方学校里常见的那种绘画课。也许在中国，绘画课没大必要，因为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练习书法对于孩子来说是件琐事，然而做准备工作（如研墨）的时候，又是一件趣事。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先从书包里拿出墨片和砚台，然后在砚台上倒些水，接着研磨墨片产生浓黑的墨汁。用毛笔写字也很好玩，毛笔的厚度和笔画倾斜充满魔力，一个完整的字，写得或紧凑或松散，都丰富着字本身的意义。
年轻的孩子需要锻炼。我们无法进行竞技运动，不过是因为人少无法组队。我不记得进行过一项流行于当代中国的体育运动。小时候，我们做各种游戏，如跳绳、躲猫猫、寻宝或是男孩之间玩耍式的打斗。
有一个游戏使我记忆尤深，名叫老鹰捉小鸡。我认为全世界的孩子都玩类似的游戏。在游戏中，一个孩子扮演鸡妈妈，排在鸡妈妈身后的一队是小鸡仔，老鹰则试图捉住小鸡。鸡妈妈展开翅膀并变换着方向来竭力保护小鸡，与此同时，小鸡们在她身后跟着疯狂地摇摆躲闪。
当我扮演小鸡仔的时候，感觉自己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被老鹰捕捉的时候兴奋地尖叫闪躲。在下一轮游戏里，我可能扮演鸡妈妈，再一轮，又可能扮演捕食的老鹰。这个游戏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心情和行为不像机器人那样一成不变，有时会感到脆弱害怕，有时又要保护和养育他人，有时甚至具有攻击性和掠夺性。
另外一个游戏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发明的，同样有趣又有教育意义。我能想象在学习有关太阳系知识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游戏。通常的方法是，老师站在一个模型后，告诉同学们是万有引力使得月球、地球和太阳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动。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方法太被动。因为在老师示范之后，孩子们对于万有引力仍没有什么感觉。为了让孩子们有切身体会，维特根斯坦推荐了一个对孩子们绝对有吸引力的游戏。在操场上，让男孩扮演太阳，按照一个方向缓慢移动；让一个女孩扮演地球，她的任务是围绕那些扮演太阳的男孩奔跑；另一个女孩扮演月球，她的任务最重，因为她要在地球围绕太阳奔跑的同时围绕地球奔跑，同时太阳本身也在不断扩展的宇宙里向外移动。过一会，男孩和女孩交换角色，使得每个人都能了解特定天体是如何运行的。 [1]
两个游戏都涉及了客观世界，一个游戏涉及社会规则，另一个涉及太阳系。不涉及诸如此类的游戏，对我而言，毫无吸引力。我不参与那些游戏，因为它们似乎都以一套既定的规则开始，那些想玩的人只能接受这样的规则。我想知道为什么负负得正，而老师对此却从未有过解释。喜欢数学的孩子也喜欢游戏，他们不反对游戏的规则，因为在一定约束下，他们能找到独特的方法去战胜对手。满足感正来自找到这些方法并赢得比赛，而非接触到规则之外的真实社会。
毫无疑问，算术和几何学是与真实世界相连的。加减乘除的能力使一个人直接感觉到他可以掌控某些事情，不管是苹果还是硬币。几何学源于对农田形状大小准确测量的需求，所以农民和地主对此非常感兴趣。全世界的小学都把算术和几何视为实用学科，这么做是对的，正如他们将阅读和写作视为文明社会高层次竞争中成功的关键一样正确。但如果收获的仅仅是这些课程和技能，我童年时期的教育并不值得一提。我把更多近乎神奇的事归功于那些故事带给我的收获。故事中的绝大部分只是提供信息；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一点都不记得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些故事不失风趣且鼓舞人心，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对它们的感觉依旧没有改变。《快乐王子》讲述的那个故事，在我面前呈现出另一个超然的慈善世界，时至今日，仍然鼓舞着我。
[1] 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 A Memoir （London，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958），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