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为人

我教人文地理学近四十年了。上课的第一天，我会告诉在座的五十名学生：“我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上一堂实践课，我用‘实践’这个词，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将接触新的知识和新的思维方式，对你们多有裨益。”

学生们听完后往往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听说或读过我的作品，早已知道，我并非实践应用型的地理学家，也不是地图或GIS（地理信息科学）方面的专家，不会像教这些地理学知识那样教他们就业技能。总之，科目名称中的术语“人文主义”听起来不那么务实。下面我要解释一下：

假设我们的寿命是《圣经》所说的“古稀之年”，即七十年。七十年大约是六十万小时，扣除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我们还剩四十万小时去做必须做或想做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全职工作五十年，其中约十五万小时将用于谋生，剩余的二十五万小时用于生存并享受生活：饮食、社交、看电影、看电视、打高尔夫球、闲逛以及做白日梦。 ^[1] 大学里的实践课对我们的职业生涯多有益处，但对其余的事情并不管用。相比之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职业生涯并不实用，但对我们空闲的某天、某小时或半小时却很有用。为什么？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能使我们有效地思考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的成长，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十分短暂。问题就是：“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解释过于抽象，即使对于天生有好奇心的人来讲也似乎不切实际，并且毫不相干。人文主义地理学使得这些问题更接地气。但什么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呢？其实“人文主义”和“地理学”这两个词本身就是答案。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我专注于个体研究——个人主义其实是人文主义的产物。作为一名地理学家，我专注于社会与地方研究——生活的社会与物质层面。有关生命及其意义，人们仍会提出大量抽象的问题，但会基于日常生活的事实。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两个部分——个人和共同体——彼此有些矛盾。某种程度上，我若注重个体，便会淡化共同体，反之亦然。另一对众所周知的反义词来自人以不同规模形成共同体的事实。规模的一端是地方和社群，另一端是世界和世界主义。前者（地方和社群）产生强烈的共同体自我意识和“我们与他们”的心态，在历史上，这往往会导致冲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促进了共同体内的睦邻友好，整体上弘扬了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每个共同体都可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后者（世界主义者的世界）由自由联系的第一人称单数（“我”或个人）组成，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维系睦邻承诺和关怀。此外，世界主义在促进个人取得卓越和最高成就的同时，也会不经意间践踏地方文化。再一次，就高估地方和社群而言，我低估了世界主义和世界，反之亦然。

如今，这相对的两方哪一方更受青睐？在社会工作者和活动家看来，共同体和文化多样性明显优于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对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而言，“共同体”一词唤起了一种温暖、积极的感觉。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指出：“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国家、民族、社会等）的术语不同，它似乎从来没有被负面地使用过。” ^[2] 文化多样性亦是如此。一旦称赞它就立马把它放在天使的一面。相比之下，个人主义（不久前西方文明的骄傲）越来越被消极地看待。当这个词及其同源词（个人、个性）出现时，暗示着自我中心主义——以牺牲社群为代价获得个人成功的行为。世界主义也失去了公众的尊重。它对知识和艺术卓越程度的渴望带有精英主义的味道，结果是无论好坏，都被视为对地方人才和文化的一种扼杀。

为了更好地平衡这两方面，我对个人和世界主义社会都持有赞成态度，并以此发问：“规模和复杂性不断变换的社会共同体，于我有何利弊？”我的回答大致如此：在一个小而团结的共同体，我坚信人性的温暖——当我感冒时，能喝上一碗鸡汤。然而，它使我与缤纷多彩的世界分离，没能激发我的全部潜力。身处一个世界主义的社会中，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并利用众多便利条件施展我的才能，但我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要妄想有鸡汤喝。社群有利平等，在财富或社会声望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界主义的社会在本质上等级分明，有许多优秀的金字塔，人们有希望在其中崛起。然而，能否充分发挥潜能取决于我的社会地位和继承的财产。因此，在世界主义的社会中，公正和平等的问题日益突出。

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开始就对人类个体过分关注呢？最终，人都无法逃脱自身的终极命运——化为一掬尘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此，人文主义并无足够的回应；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借鉴了一种更古老的思维方式——宗教。因此，最佳的宗教思想并不是人文主义必须超越的。相反，恰恰是宗教思想支撑又完善了人文主义思想，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想敢于将想象推向幻想的境界。

这些关于人文主义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预先排除了来自宗教和神学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排斥令人遗憾，因为它缩小了探究的范围，违背了过去和现在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人文精神。

从目前所说的来看，我显然有某种倾向。我喜欢基于事实和理性思考问题，但它们确实反映了我的社会及教育背景。人文主义地理学更是如此，它与自然地理学或经济地理学不同，没有普遍共识之上的主题。其他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曾或多或少地研究过我在此书中探讨的主题，研究的深度不尽相同。因此，我需要添加一个副标题，说明这本书的特殊性：“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这个副标题要求我在书的第一部分概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特别是教育经历，因为正是在这个人生的初始阶段我现在提及的话题第一次出现了。当然，之后我并无多言，因为几十年后我才尝试性地开始阐释生命的意义。我期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使读者们有类似的努力，不一定著书成文，而是在他或她没被世间的烦扰和压力淹没时能驻足回味反思。

[1] A somewhat different and more precise account of “The Hours of Our Lives” is given in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0 annual averages. The hours are based on a life expectancy of 77.8 years，as against my biblical three-score and ten.

[2]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