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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马勒复兴”之后，音乐学界的马勒研究便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相继涌现的研究成果不论在规模还是学术深度方面，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从传记书信及相关历史文献的编撰，从专题文章、博士论文到学术专著、论文合集的呈现，近乎囊括着马勒的生平、马勒生活的历史文化状况、马勒作品的精神内涵领域、交响曲与歌曲的创作等各个方面。而纵观这些文献著述，研究者们的分析视角与观念思路均在历史中体现出逐渐演变的特征。
在对马勒研究的文献中，生平研究可谓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头领域，这类文献属于历史编撰学的范畴，主要包括作曲家的传记与书信两种类型。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多卷本的马勒生平传记专著，多以考证性研究为其主要目的，是至今研究马勒的学者必读的经典历史文献。因为要了解一部艺术作品的生成史，传记的作用不容小觑，是通向艺术家内心世界、了解其精神活动的必由之路。
马勒研究专家唐纳德·米切尔
，从20世纪50 年代始，用近 30年时间完成了有关马勒全部音乐的三卷专著，分别是：《古斯塔夫·马勒——早年时代》（1958 年出版）
[1]
、《古斯塔夫·马勒——魔角之年》（1975 年出版）
[2]
、《古斯塔夫·马勒——生与死的交响曲》
[3]
（1985年出版），来自国际公认的马勒研究专家唐纳德·米切尔。这三部著作是战后马勒文献中的不朽著作，且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领先地位。其内容虽然涉及马勒的生平史料等情况，但已经向音乐创作的研究方面多加侧重。《古斯塔夫·马勒——魔角之年》中的一章《马勒与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具体的谱例分析，详述了马勒音乐特点的心理原因。书中还论及歌曲与交响曲在马勒艺术中的相互渗透、马勒与柏辽兹的关系，巴赫对马勒晚期作品的影响等。
同时，美籍法国学者格兰热的《古斯塔夫·马勒》（1974-2008），同样倾注了作者近30年的努力，历经初版与新版的修订，形成了现在的4卷英文版 [4] 。第一卷为早年的生活，第二卷和第三卷为维也纳时期，第四卷为纽约时期。这部篇幅巨大的传记可谓马勒传记著作的里程碑，书中详细记载了马勒一生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学习、婚姻、事业、演出、创作以及社会生活，为读者构建起马勒生命旅程的全景图。不仅如此，书中附录部分集录了与马勒合作的音乐家、马勒任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时演出的作品信息、几位重要友人与马勒的通信、马勒所有交响曲作品创作背景的解析与技术分析等，是马勒研究必须面对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在关于马勒的传记著作中，还有一部分属于评论型传记，在生平叙述的同时还带有传主的主观分析，《古斯塔夫･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
便是一例。这本小型传记的著者是音乐社会学家、马勒研究者布劳科普夫
，他曾在维也纳音乐高等学校教授音乐社会学，后成为维也纳大学的音乐社会学名誉教授，具备渊博的学识与智力水准。此书在1969年初版后，随即被译成六种文字，处处彰显布氏马勒研究的睿智与功力，成为了解马勒的一部标准本评传。作者将作为人和艺术家的马勒置于所处的时代和所生活的社会之中，对马勒的家庭、种族出身、教育、事业，它的精神活动和心态进行考察，介绍并评述了他的生平、作品以及创作道路，从而使读者能较为全面地认识马勒，同时，作者尤为突出了马勒走在同时代许多音乐家前面的革新性。其中在对马勒《第二交响曲》歌词引用的论述中，作者认为马勒是以一种音乐哲学的观念寻找适合的歌词，并将被马勒摘录的“克洛普施托克”的颂歌与马勒交响曲中的歌词加以对比，从中发现马勒已把虔诚恭顺的歌词改变为一种咒文，寓意为克服死亡，复活必将诞生。马勒的哲学层面的创作幻想成为一种创作原则，从而保证了创作思想的连续性。作者还提到巴赫的对位技术对于丰富马勒作曲法的影响，很多评述都相当富有远见卓识，对马勒的后续研究具有启发性。
曾经见证马勒创作的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以他与马勒相处整整十七年（1894-1911年）的经历，写就《古斯塔夫·马勒》 [5] 一书。这部著作的德文版于1934年首次发行，后被译为多种文字。作者通过回忆与马勒相处的岁月点滴，思考并总结出马勒作为作曲家与指挥家的个性特点与艺术风范，其中的许多纪录都具有珍贵历史再现的意味，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的论述还有瓦尔特本人对于马勒音乐的独到见地。因此，这本书可谓掌握作曲家创作历程与精神世界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深入分析马勒音乐文本不可或缺的文献，书中的观念在许多方面启发思考。
此外，台湾学者林衡哲的《西方音乐巨人马勒：我的时代已经来临》
是国内第一本中文马勒传记，出版于2011年。作为一位医师，同时也是马勒的重度乐迷，作者以自己三十年来对马勒音乐的热忱，遍览马勒传记与资料，融汇各家叙述与最新发现，花费三年时间，终成这本编年体的评传。书中的记载详实生动，对马勒的艺术个性、交往人物乃至情史也多有著墨，许多细节的生平记录都很有参考价值。
在各种经典传记之外，还有一部分书信集的出版问世，透过马勒对家人、朋友的书信，研究者便可洞察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与精神领域等信息，是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历史上第一本有关马勒早年记录的重要读本是《回忆马勒》 [6] ，德文版于1923年出版，英文版出版于1980年，由彼特·福兰克林（Peter Franklin）编辑和注释。本书的作者纳塔莉·鲍尔·勒希纳是一位中提琴演奏家，也是与马勒保持亲密友谊的忠实朋友，她根据1893-1902年间与马勒交往的日记与通信，将马勒的个人生活、职业生涯、创作历程以及演出情况汇集成这本回忆录。书中涉及到的内容相当丰富和珍贵，是研究马勒不可不读的第一手资料。
此后，马勒的妻子阿尔玛根据自己与马勒的生活经历撰写成《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 [7] ，于1940年发表德文版 [8] ，1946与1971年先后发表英文版的第一版与第二版。在此基础上，1971年，唐纳德·米切尔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9] ，阿尔玛所写的“回忆录”为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马勒自1901年到去世时的生活与创作；第二部分则收录了马勒自1901年至1910年间写给阿尔玛的信件。透过阿尔玛的记录，马勒所经历的起伏人生得以重现：他指挥时的亢奋、作曲时的专注、被质疑时的愤懑、失去爱女的悲痛，直至病榻上的无奈、弥留时的渴望。当然书中，最有价值的则是有关马勒交响曲创作过程的记录，以及马勒书信中所反映的艺术理念与精神思想，这为了解马勒创作的音乐思维并领悟其音乐意图打开了一扇窗。
而较为全面收录马勒书信的文献，来自斯蒂芬·麦克拉奇的《马勒家信》 [10]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编译整理了马勒与家人及亲属的通信集，共分五个部分: 早年、布达佩斯时期、汉堡时期、维也纳时期和晚年，其中还加入了每个时期的生平纪事年表和话语注释，为方便读者理解架起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
在生平的史料编撰与书信记录之外，研究者们也在关注影响马勒音乐的精神因素。说来也巧，西方研究马勒最早的一部著作《马勒：一项有关他的人格与作品的研究》
[11]
便将视角聚焦于马勒的精神世界，但这本诞生于马勒逝世之年的著作并未引发关注。此书的作者是马勒音乐忠实的拥护者保罗·斯蒂芬（Paul Stefan）
，1910年写就德语版，1913年由T.E.Clark翻译为英文出版。书中以敏锐的视角记录了马勒时代有关的音乐观念与演出形势，对了解马勒的精神世界极有价值，不过有关马勒生平的介绍类似概览式的随笔性质。
但在此之后，此类精神视角的文献沉寂了漫长的一段时期，直到史料编撰的高潮退去才得以复现。来自杰诺米･巴汉姆编撰的《古斯塔夫･马勒：对其生活、时代及作品的新洞见》 [12] ，是一种融入主观审思的新型传记写作。做传人已超越单纯的叙述生平故事的形式，而将审思性的个人阐释带到历史的印记中，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作者将马勒早年的家庭生活、职业履历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阐释。例如，作者将马勒作品中的民族风格，归因于儿时对民间歌舞音乐的熟知，将音乐家个人生活经历与斯拉夫元素相联系等推理，足见作者是有意挖掘整理马勒生平中容易被忽视的某些问题，从而由纯粹的史料编撰上升为个人审思性的精神剖析。
而国内最早由此视角切入马勒研究的是孙国忠教授，他在文章《马勒交响曲的哲理内涵》
中，将“生与死”的悲剧意涵作为马勒交响曲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线索，并分三个阶段详细论述马勒交响曲中哲理内涵的外化表现。从最初的生死冲突的悲剧意念的形成，到中期悲剧意识的逐渐深化，直至晚期悲剧冲突达到极致。文章观点清晰，不乏精辟见解。如在讲述马勒中期交响曲中的慢板乐章时，作者认为：其中所谓的“夜曲”风格及梦幻情调，可当作马勒自我神游的“梦境”，是精神极度痛苦的一种解脱，透过这种精心编织的梦幻的表层甜美，便能品尝到沉淀于内心深层的苦涩。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便能发现作者将音乐特征与作曲家的心理相关联，进而深入理解马勒音乐的探究思路。
在此之后，国内学者李秀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的著作《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
，是国内第一部整体审视马勒音乐的尝试。在书中，作者紧扣马勒音乐精神内涵的中心，在大的范围内互相联系的看问题，从社会学的纬度，联系孕生马勒的时代背景与艺术思潮，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中，深究马勒音乐表象的深层原因，对马勒的艺术创作手法与美学观念也有所述及。此外，对于马勒交响曲中对于艺术歌曲以及其他作曲家主题材料的征引，也有谈论。如作者提到：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中, 一些音乐主题是从马勒的声乐作品《亡儿之歌》借用而来。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露露》以及《小提琴协奏曲》中象征命运和死亡的“主导节奏”，直接引自马勒《第六交响曲》中的“命运节奏”与《第九交响曲》中的“死亡节奏”。 可见，虽然只是零星的只言片语，但作者在其文章的论述中已经触及互文性的概念意识。
对作曲家的作品而言，实证性音乐分析可谓历史音乐学研究的基础与传统路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音乐本体出发，探究马勒作品的逻辑性构建与技术性手法的分析文章，不论是国内国外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在国外，此类侧重作品分析的著作中，德国音乐学家康斯坦丁·弗洛罗斯
的《古斯塔夫·马勒的交响曲》
[13]
较有影响力。此书撰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较早系统论述马勒全部交响曲的著作。书中以三个时期的顺序，针对每部交响曲，从最初的创作构想到本体的细部分析，从史料中的要点到不同学者的评论等都有所涉及，是马勒研究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料。此外，由唐纳德·米切尔与安德鲁·尼克森合编的论文集《马勒指南》
[14]
，将29篇学术精品文献收录，针对马勒的歌曲与交响曲，从整体与细部的形式结构、旋律与素材的设计布局等方面深入展开探讨。相关的文章有阿伦·福特的《马勒<第五交响曲>慢板乐章的中景动机》
[15]
、纳丁·萨恩的《交响曲的演变：古斯塔夫·马勒交响曲中的调性，以第一、第三和第五交响曲为例》
[16]
、约翰·G.威廉姆森的《马勒引子中的结构预示：<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分析》
[17]
和《以1899年至1905年间音乐作品为例探讨马勒交响曲技法的发展》
[18]
等。
国内自上世纪80年代伊始，从和声分析、配器技法、结构思维等方面研究马勒交响曲的文献也逐年增多，渐成一定的规模。
早在1985年，学界泰斗钱仁康先生便撰文《从<打倒列强>说到马勒的<第一交响曲>》
，这是国内第一篇分析马勒交响曲的学术文章，文中论及到这部作品与马勒的声乐套曲《旅人之歌》、民间《打倒列强》的曲调以及儿童画《猎人的葬礼》的联系。之后，陈鸿铎教授也就马勒《第一交响曲》发表文章《谈马勒<第一交响曲>的音乐创作》
，进一步论及马勒采用《青春之歌》等歌曲曲调作为《第一交响曲》的主题胚胎，还具体分析了作品中的主题音调与李斯特《但丁交响曲》、瓦格纳《帕西瓦尔》的圣杯主题以及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音调的相似性；而其另一篇文章《向往着一个神秘而没有痛苦的天国世界——马勒的第四交响曲解析》
中，也有论及作品对于艺术歌曲《天堂的生活》的引用以及第一乐章与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类似的情趣。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其中已带有类似互文关联的视角。
而在关注到马勒作曲技法中的引征手法的同时，也有学者谈及马勒交响曲的体裁特征，如孙红杰的《马勒音乐中的逆饰与反语——以<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为例》
，将研究的着眼点进一步扩展至音乐表述话语的特定方式，即音乐体裁手段的修辞性意图，着重分析马勒《第一交响曲》中“体裁混合”手法所产生的“逆饰”与“反语”效果。如作者提到：悲情的葬礼进行曲与热烈欢乐的茨冈舞曲相对置、高级体裁的卡农与低级体裁的儿歌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寓意相反的体裁并置；援引的民间歌曲体裁与“葬礼”题旨构成了反语暗示。
此外，还有从音乐思维与结构布局角度的论述，如孙国忠教授写于1988年的《论马勒的交响思维》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交响思维在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引入，论及“古典交响思维”中的“交响——奏鸣原则”、乐章组合关系以及动力性展开的“交响乐思”。极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马勒交响曲中的存有“部分综合”为特色的乐章组合关系，这便使乐章特性发生了变化，并且丰富了古典交响思维中总体框架的意义。同时，针对马勒交响思维中的总体调性布局，作者认为其中带有调性的隐喻性呼应与某种象征意义，这些观点都为本文提供了后续研究的重要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传统的实证性分析之外，一种 “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热潮的兴起使马勒研究迈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自约瑟夫·克尔曼
于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音乐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意识”渗入“新音乐学”的工作以来，西方音乐学便开始摆脱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从单纯的史实陈述，转为强调音乐“文本”意义的阐释，与文化批评、叙述学、社会理论、后殖民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女性主义、互文性等人文学科密切关联。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勒研究，也相应发生了视角转变，学者们开始迈向跨学科、多视角且相互关联的领域，并以批评的视角对音乐文本进行分析与探究。
首先，是侧重于社会文化语境一类的文献，如卡尔·尼凯尔克的《解读马勒：世纪末维也纳的德国文化与犹太身份》 [19] ，深入马勒作品背后的文化根源，针对当时德国的文化语境、哲学思想、马勒的“犹太身份”等问题展开论述，对马勒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这种重视文化根源的研究路向，与互文性理论中关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性问题，异曲同工。同样都是将文本与影响该文本的他文本置于文化交流的语境中，从中找寻音乐与文化之间的互文性。
同时，诺曼·莱布列希的《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20] ，也将马勒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现象纳入当代的分析视野，视马勒为一个领先于自己时代的进步人物，与毕加索、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连结在一起，构建了一幅引人瞩目的现代世界的马勒形象。作者认为，马勒的音乐直击人们的无意识层面，进入现代大众的文化意识领域。马勒与卡夫卡同样采用一种结合自传、自我分析与社会批判的手法，用杂乱无章的形态描述世界本身。马勒也关注过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方程式e=mc2,并了解到原子能的概念，并在音乐中暗示了未来人类的生存浩劫，做出对世界大战的警示，重构了人们对于音乐时间的感知。马勒与弗洛伊德共同选择了超脱于自己的生活范围来观察世界，在创作音乐的同时进行评论，即参与其中又能随时抽离。马勒所遭遇的种族主义对立、社交冲突矛盾、婚姻关系破裂、疏离沮丧抑郁、以及医疗科技局限等问题，都与现代社会的境遇相似至极。因此，将马勒视作我们的同时代人，是理解马勒最好的途径。此书观点新颖独到，将马勒的研究融入历史追踪和文化审思，其中的许多问题发人深思。
国内相关文献有杨燕迪教授的《马勒的“后现代”意味》
，在国内马勒的研究中具有学理上的开拓意义，文中许多观点都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勒音乐的透彻反思。作者从 “后现代性”的视角诠释马勒的音乐作品，将马勒复兴之缘与异质混杂、多元并存、变化无常的“后现代性”相联系，并从体裁意义、人文意韵、音乐情调、精神导向等方面加以评述，体现出个人观点鲜明的批评式解读。
此外，孙国忠教授的《马勒百年祭》也是一篇具有深厚学术积淀的文化透视类文章。作者在对“马勒复兴”与“马勒热”现象的反观中，回顾了马勒研究中几位重要的“马勒学者”，并指出“马勒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马勒复兴”时代的学术基础。作者认为马勒音乐中的“现代性”，即体现创造精神的文化探求品格与深具人文意涵的反思批判意识，以及马勒音乐中传递的哲理蕴意，促成了当代视域中“马勒形象”的不断放大与广泛关注。作者将马勒交响曲中的“叙事方式”理解为不同于古典思维的凝练式逻辑构建，而是一种散化式意念营造，尽现马勒鲜明的“哲思化气质、主观性体验和开放式呈现。”
此外，作者还从公众审美的接受领域，将马勒与贝多芬进行个人艺术形象的对比，并联系到影响马勒艺术观念、创作思维、音乐感觉与表现风格的指挥历程，这些观点都带有文化解读与审思性的批判意识。
孙丝丝的博士论文《“世纪末”的心灵探寻：马勒三首中期交响曲研究》
，从“世纪末”的历史文化语境，详细分析并阐释马勒三首中期交响曲的艺术特色，其中涉及到《第五交响曲》中歌曲的引用、立意的实现以及细节材料的处理；《第六交响曲》中在主题建构、动机安排方面凸显的“悲剧意识”；《第七交响曲》中“夜”的背景所体现的内心痛楚与生命探索；以及“颓废”和“碎裂”特征在音乐本体中的展现；并总结了三部交响曲的艺术价值和哲理蕴涵。此外，她的《音乐意义与信息传递：马勒《第六交响曲》重访》
一文，则在充分、全面地关注历史语境的基础上，进而解读文本的审美意涵与社会文化涵义。关注于马“六”中的特定动机、乐器及某些音乐片段的使用，通过细致的分析发现种种信息所传达的音乐意义，即马勒在悲痛情绪下对于现实的批判以及发自心底的美好憧憬。孙丝丝有关马勒交响曲的研究成果，虽然主要集中于马勒中期三首作品，但对于马勒音乐背后的文化历史语境、歌曲引征现象以及音乐立意问题，都做出了扎实可靠的论证。
罗基敏、梅乐互编著的《少年魔号：马勒的诗意源泉》
，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德语一手资料的译文，内容涉及马勒研究与马勒接受；《少年魔号》在马勒创作中的多元意义；马勒的配器手法与音响色泽美学；且收录了达尔豪斯
的短文《马勒谜样的知名度——逃避现代抑或新音乐的开始》，文中对马勒音乐风格的见地精辟，部分与当代音乐的发展有关，在如今依旧有其适用的观点。
其次，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视角，以阿多诺
的专著《马勒：一种音乐相术》
[21]
最为典型。由于作者本身是德国音乐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因而他的音乐分析自然就建立在一位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功底之上。他对于马勒音乐的观点奇特，思路多元，呈现出更为丰富立体的作曲家与作品面貌，堪称马勒研究的里程碑，极具学术参考价值。此书在1960年曾以德语出版，而英译本的问世却迟到了32年之久。作者以哲学反思为方法论基础、公然挑战传统的主题分析法，将马勒的诸多音乐特征与其人格特质相联系，透过音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样貌呈现，以同样犹太人的感同身受，提出一种独特分析马勒交响曲的“结构形态理论”（a material theory of form），将马勒的作品分为四种主要的结构类型：“突破”（breaking through）、“悬置”（suspension）、“完成”（fulfillment）与“崩塌”（collapse）
[22]
，进而提出马勒交响曲的小说特性，这种“观相术”式的深度探寻，揭示出音乐表象之后深刻隐喻的社会间离性与批判功能。
再次，来自一种符号学的视角，正如罗伯特·塞缪尔的《马勒<第六交响曲>：一种音乐符号学研究》 [23] 。作者依托符号学的理论，对马勒《第六交响曲》的内在结构、传统风格、叙事指向，进行文化阐释学的进一步解读，以求深入理解音乐的意义。其中对于马勒体裁的运用问题，显然已涉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
卢文雅的《马勒音乐中的世界观意象》
则以音乐作为符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式思维，解读马勒音乐所表现出的三类世界观意象，悲观与流浪的直观世界、自然与幽默的对观世界以及“超越”的世界，而其中又以“超越性”的论述最为精辟。作者将马勒交响曲在哲学领域、幽默手法、永恒象征、爱的乐章、宗教途径的“超越性”做以论述，籍由音乐呈现透视马勒生命历程的流露与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本质。书中的观点独到，文脉清晰可见作者以符号学与人类学面向进行音乐与人互动关系的延伸思考，深具启发意义。
同时，在“新音乐学” 借鉴其他姊妹学科的研究思路之外，还融入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维“互文性”的视角，即将音乐作品与社会文化看做“文本”加以研究解读。在“互文性”的视域中，不论是作品的文本，还是社会历史文化文本，皆为特殊代码形式的符号，只有将各种符号纳入交织纵横的网络系统，才能相互映照并揭示文本的意义。
其实，研究马勒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便已经从文本关联的角度切入，只不过这一思路仍停留在影响研究的模式。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的迪卡·纽林（Dika Newlin）完成于1947年二战期间
，同时纽林所著的《布鲁克纳、马勒、勋伯格》
[24]
一书，正是基于作者的博士论文而著。作者从布鲁克纳、马勒、勋伯格三位作曲家的相互联系中论述了新的维也纳音乐潮流发展的连续性，内容涉及文学、哲学、诗歌以及马勒的戏剧观念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人物涉及霍夫曼、尼采、歌德等，书中的许多观点都很有见地并富有历史的开拓性。
在此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此类视角才出现在L.B.罗宾逊的博士论文《马勒与后现代的互文性》
[25]
中。论文主要从互文性的角度研究马勒音乐在后现代作品中的引用现象，并将他纳入后现代审美文化思潮中，探究马勒音乐作品独特吸引力的原因。作者重点分析了几位后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如卢卡斯·佛斯（Lukas Foss）《时间循环》（
Time Cycle
）的末乐章；乔治·罗奇伯格(George Rochberg)《魔术剧院的音乐》（
Music for the Magic Theatre
）的第一乐章；贝里奥（
Luciano Berio
）《交响曲》(Sinfonia)的第三乐章
；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第四大协奏曲》与《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无疑，此文具有鲜明的互文性视角，但却主要侧重于后现代几部作品的分析，对于马勒音乐文本的引用，仅作为局部的述及与比较，故而参考的价值极为有限。
而西文文献中从互文性的角度分析马勒交响曲的期刊文献，仅有一篇《文本与语境分析：马勒第五交响曲与科学思维》
，作者维拉·米茨尼克运用罗兰·巴特与雅克·德里达的文本概念，通过提供一种能够同时容纳有序与无序不同层面的互文性的新型结构范例，将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作曲技法与德国哲学家洛采的微观宇宙论相联系，并提出一种离心式系统结构组织模式，以此来理解马勒所运用的创造性技法。可以说，这篇带有相当前沿性视角的文章，对本文的写作带有极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朱利安·约翰森的《马勒的声音：歌曲与交响曲中的表征与反讽》 [26] 是体现“互文性”解读的一部著作，作者将问题的视角指向马勒音乐中的“人格声音”，以宏阔的篇幅论述马勒声音的基本观念、空间构造、多重维度、风格类型、表述方式，现代属性以及真实呈现。作者对马勒音乐文本中蕴含的各种声音形态（号角声、鸟鸣声、牛铃声等），声音表现（狂欢的、讽刺的、引用的），体裁属性（戏剧化、歌曲化、交响化），表达方式（文学性、田园化、梦幻性），声音指向（批评的、现代的、政治的）等问题详加论述，虽其中带有实证性谱例分析，但已不再着重于作曲技法，而是透过音符表象，阐释隐喻的意涵指向。显然，这种个性化的分析方式充分体现出音乐文本与社会、历史、政治等一切语境的密切关联，使原本枯燥的音乐分析更具生命力与可靠性，因而成为本文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弗洛罗斯以自己的前期著作《古斯塔夫·马勒的交响曲》为基础，在传统分析与历史考证的研究成果上，转向对马勒作品意义的阐释，1977年著就《马勒与十九世纪的交响曲》 [27] 一书。与传统单纯关注形式美学与创作技法的角度不同，作者力图将精神意涵与历史脉络加入技术分析，从19世纪交响曲的宏观语境展开论述。书中内容主要包括十九世纪交响曲的构建“基础”、创作类型以及各种要素，阐明马勒某种音乐技术的思想来源，其实已经接近于文本关联的研究路向，为笔者进一步解读马勒音乐文本的意义，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依据。
赛斯·莫纳汉的《马勒的交响奏鸣曲》 [28] ，在继承马勒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严密分析法更为有效地解释马勒的交响曲。作者关注的焦点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音乐材料在乐章中如何组合，各个乐章在作品中如何联系，作品如何纳入作曲家的全部作品以及全部作品如何凝聚为某种范式。通过运用Hepokoski和Darcy的奏鸣曲理论，深入马勒交响曲中单个乐章中复杂的叙事设计和互文性范畴，试图搭建局部孤立的乐段与交响曲生成规划之间的桥梁，以此来窥探马勒小说交响曲的内部在引用基础上的不断演绎本质。作者的分析可以说是非奏鸣曲式或反奏鸣曲式的，并将奏鸣曲形式本身作为一个元素纳入戏剧进程考量。同时，作者对不同乐章的形式进行了颇具启发性与建设性的对照，尤其针对作品之间的传承与探索的互相交织的“图绘”令人印象深刻，但未能将马勒全部交响曲中的奏鸣曲乐章总体联系，进而分析出马勒不同交响曲之间的叙事设计。
符方泽的硕士论文《混合与递延——马勒“器乐三部曲”及其曲式学研究》
借用“递延”这一概念分析和研究马勒的“器乐三部曲”，但作者的视角已经涉及马勒全部的交响曲。透过“递延”的概念，作者必然联系多部作品的“外部关系”，以及基于某种“关联性”的“传递”过程。文中先论述了曲式结构与体裁的混合现象，后又从调性、主题材料以及体裁层面阐释马勒交响曲的“递延”现象。除了主题形态，作者还归纳出了调性层面的“递延”：以《第五交响曲》为例，除首尾调性之间形成“上行小2度”的传递之外，各乐章之间的调性关系还体现出“前后关联”的递延特点。作者将“递延”的意义归纳为，各乐章之间因主题关系的层层推进和相互传递而形成了“从起点到结论”的效果，而这一点被部分西方学者放置于浪漫主义晚期“纯音乐的叙事性”这一语境下进行观照。
孙丝丝的《交响曲中的“无词歌”——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歌曲引征及意蕴解读》
，细致分析了马勒《第五交响曲》中对于《亡儿之歌》、《儿童的奇异号角》和《吕克特歌曲》的征引现象，引用的歌曲包括《少年鼓手》、《行家的称赞》、《我在世界上不复存在》、《我什么都懂了》。作者发现去除歌词的歌曲片段在《第五交响曲》中持续发挥着“言说”的品格，歌曲意境已渗透于音乐本体的进行，私密细腻的歌曲情绪意涵在交响曲中得到有效拓展与放大，走向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命题，这显然是一种通过分析互为关联的艺术歌曲与交响曲，进而解读作品主题生成的研究思路。
综上所述，历史中的马勒研究，从早期的测重生平资料的编撰，进而到精神世界的剖析；从传统注重本体的实证性分析，进而到多维立体、关联纵横的全面解读，伴随“新音乐学”的阐释观与后现代“互文性”理论的影响，其分析方法正日趋多元、研究视角也倾向语境构建、学科交叉与文本关联。可以说，随着马勒研究的持续深入与发展，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趋势与潮流正在日益形成。正如英美“新音乐学”的领军人物、伯克莱加州大学音乐学教授塔鲁斯金
所言：“不仅作曲家及艺术作品，而且作品产生或制作的过程、音乐社会与政治语境、不断变化的音乐艺术接受状况都是构建音乐‘意义’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尤其在历史进入21世纪后，作曲家与作品的解读中，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体裁因素以及接受者因素也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相应的诠释与解析也日益丰富与立体，迈向充满关联与交叉的新趋势，进入音乐文本研究的新领域。
因此，要顺应新的学术潮流与走向，势必要运用新的文本关联的解读路径，这也是达尔豪斯《音乐是文本》
一文的主旨要义，而这在以往马勒研究的文献中，虽有少数概念意识的触及与互文现象的表述，但大多止于零星的介绍，未有对马勒全部交响曲系统性、整体化的论述与研究。另一方面，相对西方多元化、纵深化的马勒研究，目前国内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尤其对于西方浪漫主义晚期的作品研究尚属薄弱环节。国内专著性质的马勒文献寥寥无几，多为层次较浅的赏欣性读本与传记书信集译本。除却少数学者较高学术含量的文章外，大多数仅是单一视角的分析、赏析或总论，研究方法有待丰富。此外，“死亡情结”占据着传统马勒研究的重要归结点，学者们通常将马勒的音乐特征与其悲剧性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较常围绕“生与死”的话题老生常谈，但却忽略了马勒音乐中诸如自然、宗教、爱情等领域更为丰富的内容，而这正是本文力图加以分析与阐释的重要问题。
因此，尽管历史沉淀中的马勒文献已然汗牛充栋，但从互文性角度整体研究马勒交响曲的著述尚很少见，而且，一直以来，马勒交响曲包罗万象的音乐世界，还有很多未被触及的荒漠地带亟待开拓，而这唯有在“互文性”文本理论的烛照下才能得以实现。
那么，研究文本关联的“互文性”理论究竟有何特殊性？它跟传统的文本批评方式又有何区别？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需要更为深入的了解“互文性”理论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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