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勒交响曲的历史定位

有关马勒交响曲的历史性定位问题，曾在历史中引发过激烈的争论，不论是折衷主义亦或是史无前例的观点显然都有失偏颇 ^[1]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奥交响曲的至高集结点，马勒的音乐尽现异质同构与多元对话的盛景，其丰富性与深刻性近乎囊括一切人世感受，同时也交织着其所处时代的万千气象。这一特殊时期中浪漫主义音乐走向其终结的高峰，同时也开启了20世纪音乐的新声；专业指挥技巧日益发展并揭开蓬勃的新页；此时的音乐学也走向学科专业化的发轫期；相关艺术中电影艺术开始孕育成形；小说文学迎来了现实主义的世界性高潮；标志西方哲学最高成就的德意志古典哲学业已完成其涵盖叔本华 、尼采 的基本建构；而自然科学领域也发生着巨变，新的科技产物层出不穷，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的量子力学悄然诞生……

马勒的交响曲无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性存在，所有的风格与话语在此汇聚，一个意象缤纷的宇宙万象尽现引人入胜的无穷魅力。这其中既有深邃的哲理玄学，又有粗粝的质朴幽默；既有神秘的宇宙数理，又有天真的自然万物；既有虔诚的宗教情怀，又有永挚的爱情表露。在他的交响世界中，欧洲音乐的历史传统得以被全面激发，但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传统与现代发生着强烈的碰撞，浪漫主义的主体性接近于后现代主义的意识萌生 ；各种矛盾与冲突赫然并置共存，映照出社会现实中斑驳陆离的百态图景。马勒交响语汇中不同寻常的差异与对比，常常令听众惊异不已：“痛苦的悲叹与讽刺的嘲弄；庄严的高贵与粗俗的幽默；学究的高深与淳朴的民俗；神秘的梦幻与虚无的批判” ^[2] ，众多对立分裂的声音与意识展开着对话的狂欢。显然，马勒的笔触已经伸出传统表现疆域的边界，成为横跨19与20世纪的音乐桥梁，并将浪漫主义交响曲推向一个高峰。

马勒的交响音乐继承了贝多芬崇高精神的诉求、李斯特恢弘史诗的陈述、莫扎特澄清织体的塑形、韦伯音乐画面的描绘、瓦格纳乐队音效的铺陈以及布鲁克纳虔诚心境的营造。但他却在传统的根基上孕育出革新的萌芽：将深刻的哲学命题与人生意义注入乐音的思考与表达；把中西诗学的经典文献予以乐境的描摹与勾勒；令管弦乐队的配器艺术焕发出缤纷卓越的极致效果；使交响曲与歌曲融汇到前所未闻的旷世境界。这位对待艺术严肃认真的音乐家，视交响曲为自己精神世界的箴言日记，那些感悟生命的倾诉与追寻世界的书写，终成摄人心魄并予人慰藉的交响瑰宝。

马勒的知交与弟子布鲁诺·瓦尔特 的一段话，最足以彰显马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

马勒创作的最高价值，不仅来自他勇于创新的胆量、特立独行的秉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冒险精神，而且来自这种创新能渗入到美感的、神髓的、隽永的音乐中，并以永恒的艺术魅力与深远的人性价值为其本源。因而，这便使得马勒的音乐至今仍历久弥新，未来也无限美好。

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马勒复兴”热潮，便是对其音乐的艺术魅力无可辩驳的明证。虽然马勒的作品起初被许多评论家抵制，并由于其犹太身份遭受纳粹主义的禁演，但正是他交响曲中丰富的审美境界与广博的精神意涵，使他重新获得人们的热情认可。马勒辞世后，其作品开始受到许多世界著名指挥家的推崇；其音乐逐渐响彻全球乐坛且拥有众多狂热的乐迷；马勒也近乎成为衡量乐团与指挥家水准的标志。如今，马勒的音乐持续流行并对许多作曲家构成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历史音乐学家也在他的音乐中发现一个持久丰富并具有挑战性的探究世界……

[1] Cf. Constantin Floros, Gustav Mahler and the Symphony of the 19th Century , Translated by Neil K. Moran, Peter Lang GmbH,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14, pp.5-6.

[2] Henry-Louis de la Grange, Gustav Mahler I , London: Gollancz, 1974, introduction, xvi. DYyuZUNBvB7US0YfqnGSRaQ7ZgDj1WZrO4198RZbOCjn5cYjzBfTZcpE6/BNzI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