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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2000年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以来，至今已见证18篇博士论文的诞生。每诞生一位“孩子”，我和我的博士生总有许多感慨。
但是从来没有如武宁博士论文的诞生，让我如此感慨。
武宁200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方向并获硕士学位。当年怀揣进一步学习的梦想，一心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殿堂，但未能如愿。临走时对我留下一句感想：必须每门都名列前茅。随后她在曲阜师范大学任教，并诞麟儿。“蛰伏”八年后，2014年她再次来到上音圆梦并获成功，方向为“外国作曲家与作品分析”，导师为我。
但是起初我并没有看好她，她过去的同学、我的另一位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说她是“学霸”，我也不以为然，认为她过去是主修钢琴的，音乐学不见得会怎样。言下之意大概是来混学位的吧。
随着三年时光的流逝，随着她博士论文的诞生，我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想法。
我审读博士论文大凡有两种情形：“要我读”或“我想读”。前者是为了履行导师的职责，我虽然也会逐字逐句审读，但仅是为了一份责任而已；而后者则是作为同行的欣喜，虽然在审读过程中也会提出些许意见，但这个审读的过程是一种学术激情的催发，是迫不及待地想读下去的渴望，是为其文字的流利顺畅而折服的喜悦。武宁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她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马勒交响曲研究：体裁·符号·互文性。
起初，武宁曾考虑做中国钢琴作品的研究，这与她之前钢琴老师的身份和硕士学习经历相关，写作起来更容易驾驭，她也做了相当的资料收集工作。但最终选定研究马勒，确是出于她对于马勒音乐的喜爱与惊奇，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叹原来交响曲的领域中竟有如此可探秘的广阔领地，音乐也能表达深邃的哲理意趣。当然另一个小小的原因也源自她小学时对西方管弦乐队音乐累积的“乐队情节”。于是，明知有众多困难，如对马勒的交响乐她自己当时还处在初识阶段，对乐队总谱的阅读经验不多，对十九世纪西方交响乐的语境关联掌握并不多等等，但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选定马勒，遍览众多文献，找寻其中的头绪与线索，在互文本的网络中研究马勒音乐的魅力。
为了完成最后成果为280多页、23万字的论文。她参阅了互文性理论文献约61部，包括著作和硕博论文，共约239万字，仔细阅读中外论文87篇。这是一个怎样的阅读量啊！苦读的结果，使她对互文性理论的诞生与流变、概念的界定与范畴、互文写作模式、互文解读方式，在对浩繁文献做梳理的基础上有了清晰的认识。
写作的难点之一是对互文性理论的理解、吸收与贯彻运用方面。
论文通篇以互文性理论作为主旨性的观点概念与方法论层面的渗透与指引，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马勒交响曲中互文性的具体表现。可以说，互文性理论对于论文的书写，不论是从研究的哪个角度、方面与分析的细节，这一理论无形中都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中发挥着思维导向的统摄作用，但这一预想的最终实现恰恰形成了论文最顶端的难点。因此，首先要对互文性理论作深入地理解，领会理论的要点与精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其运用于马勒交响曲的分析研究。源自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互文性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到现在，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所以很多方面有待完善，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且大致分为建构与解构两大路径的理论思想，其中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时并不一致。
因此，武宁的一个想法便是对互文性理论做有批判性的吸收，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本着这一思路，在论文对互文性理论概述的环节中，经过大量研读互文性理论书籍与文献，并对各方理论家的观点甄别的基础上，也针对音乐研究的需要，做了一些梳理与筛选，将自己过滤后的互文性理论要点，运用于博士论文书写的思辨过程中。
写作的难点之二是论文的涵盖范围和主要框架的搭建方面。
论文在行文之初就已经具有明确的、贯通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这既有优势同时又对书写造成了限定。由于马勒交响曲的互文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因而必须有所选择，在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时，起初的构想有很多种方案，最终她选定从体裁与符号两大方面进行阐述，原因主要关乎对历史中纵深性承继关系的考量。而这一写作主攻范畴的选定，也经历了颇多曲折与探索工作，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才在诸多的可能性中做出了这一决定。她的考虑是：体裁是作曲家创作时重要的运用元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约定俗成的意义建构性质。同样，音乐符号也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写作中有着趋同效应的模式延续，从而使得对文本语义的解读具有了切入研究的突破点。因此，论文最终确定从体裁与符号两大方面，探究马勒所有交响曲的互文性特征表现。
之所以要包括马勒全部的交响曲也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考虑，与我多次讨论，她认为，马勒的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体系，在音乐的逻辑关联和结构上无懈可击，其全部的十一部交响曲之间有着十分紧密、一脉相承的关联。马勒本人也曾说过：“我的第六交响曲将不断产生谜团，只有当人们在接受并彻底领悟我的前五部交响曲之后，才能找出答案”。足见，马勒的多部交响曲之间存有客观的相互联系，因而便不能孤立地研究一部作品。最终，她决定研究的范围囊括马勒的全部交响曲，这意味着将为自己增加一层难度。
一开始她对于写作博士论文完全没有概念。虽然有着写硕士论文的些许经验，但如果用来构建10万字以上更为宏大的规模，心里很是没底，于是提笔写作的酝酿期竟持续了一个暑假。这个孕化的过程着实有些苦痛与煎熬，然而心中充满的期望感也令她激动兴奋，并最终在这一目标鼓舞下牵引着自己的不懈动力。
与家人尤其是儿子的分离于她也是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的无奈之举。她认为，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一个安静、独立的思考空间，而家中的各种繁杂琐碎与声响都易使她分心。她也曾尝试在家中写作，但事实上，一整个暑假过去了，论文却毫无进展。于是，她毅然回到上音，在独处的环境中完成研究的重任。
每天的写作，都在忙碌与计划中渡过，研究的内容范畴广泛，每天被充实的活动塞满，时间在飞奔向前，她要与时间赛跑，这是一场硬仗。她认为，虽然有着各种不确定性，孕生中的论文在完形中艰难的生发，但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在不断的思考中逐渐思路清晰并获得完善，就像孕育孩子一般，论文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中渐渐生成，每个小阶段的完成与满足感都令她倍感欣慰。
除了欣慰，不免也有苦痛。为了写作，时间都被这一重要的事件所占据。其他的各种活动只好取消或被压缩。长时间集中的伏案与阅读文献，使得体质和视力都急剧下降，但迫于时间的压力只得如此，这也是她很大的苦恼。好在，经过持续大半年的坚持，经过日以继夜、日夜兼程的持续努力，繁重的写作终于完满结束。在论文通过重复率审查那一刻，她自己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其一是翻译标题与歌词。针对马勒音乐中所涉及的艺术歌曲的德文歌词、交响曲中的德文歌词，存在着众多中文翻译版本且各不一致，甚至有些翻译还不甚准确的问题，武宁根据德文原意并结合音乐的意境，做出了作品标题与歌词等文本的重新整理与翻译工作，很多中文的措词经过细致的推敲与斟酌，力求翻译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她之所以重视这一工作，原因主要出于将歌词的翻译与理解作为进入马勒内心世界的一块重要的敲门砖。因而便有了对马勒所有交响曲中的歌词文本的德中对照的附录整理工作，其中的翻译过程中也加入了中国诗歌的对仗韵味，并乐此不疲，将一部分德文诗歌翻译为整齐对称的诗歌体。
其二是破译各种互文之处。她认为，读出马勒交响曲中的言外之意、文中之文的乐趣，即发现马勒在音乐中对其他文本的指涉，当然这不仅包括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文本，也包括文学诗歌文本与绘画艺术文本等。如对布鲁克纳交响曲中的连德勒对位技法的吸收、对舒曼“远方音乐”技法的借鉴、对李斯特“天堂符号”的运用、对贝多芬“主导节奏”技法的采纳等等。从音乐的细节找到各种互文的痕迹与证据，并以清晰的乐谱对照举例说明。在破译过程中虽尝遍艰辛，却也乐在其中。
其三是寻找马勒交响世界中的爱情语录。她认为，马勒的音乐充分体现出他的艺术、宗教与爱情融合一体的创作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情是他音乐写作的源动力，是他最为珍视的精神领域。因此，在马勒的交响曲中，某些主题的表述带有含蓄的爱情符号表征，虽然这些方面在之前的文献中未曾被重视与探究，但这也正是武宁最为感兴趣的方面。众所周知的《第五交响曲》“小柔板”乐章，本身便自带马勒切身爱情体验的重要意涵，而经过她的分析可知，“小柔板”中对于马勒歌曲《我已从这世界消失》中部分元素的再现，带有深刻的表意目的：即马勒已找到内心向往的“静默之地”，也就是他幸福的归属地，理想的爱情圣地，但却正处于独居的孤独状态。当马勒将“小柔板”的手稿作为信件寄给阿尔玛，言外之意便是询问阿尔玛是否愿意陪伴其一生，共同生活在爱情的圣所中。此外，“小柔板”中对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爱情主题“的引用，也表征着马勒与阿尔玛之间永恒之爱的见证与宣言，这些研究过程犹如解谜，用马勒的音乐本身来解读他的人生，一旦得解，其趣无限。
武宁选择的博士论文课题《马勒交响曲研究：体裁·符号·互文性》，是一个较少有现成参考经验且难度很大的课题。该文是应用互文性理论阐释马勒交响曲的较全面的成果，将学界对马勒交响曲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互文性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并运用于其他作曲家的研究也是很有益处的。
武宁博士论文对于马勒交响曲的研究，属于国内首次对马勒交响曲中的各类体裁糅合特征的论述，并能结合历史中相关的互文本，顺由同类体裁文本的发展脉络，使得马勒对于体裁的创新技法与特征表现更加明晰可见。尤为关键的是，在马勒交响曲的建构世界中，体裁作为一种被再运用的模块，同样具有鲜活生动的意涵表现力。如“小步舞曲“的形象刻画以及“连德勒舞曲”与“华尔兹舞曲”对马勒社会生活环境的反映、“众赞歌”与“赞美诗”对宗教笃信的表述、“远方音乐”与“田园曲”对理想伊甸园的憧憬与追溯、“丧葬音乐”对死亡意象与灵魂世界的展现、甚至是所有交响曲篇章中永远向前的“进行曲”特性，从另一侧面映衬出马勒的时空不可逆行、只能在前进中不断变化的美学观念，而这些前文献中不曾论及的内容都是该文重点讨论的对象。
此外，论文的论域也由前人老生常谈的生与死的主题，延伸至自然、宗教、命运与爱情的领域，而这正是以往被学者们所忽视的方面，武宁认为，这些不同维度的探索对于马勒交响曲的研究带有极大的拓展意义。因为，虽然从宏观来看，马勒的交响曲无疑有对人类生死范畴的哲思性音乐求索，但大自然本质的艺术化表现与真实烙印、宗教意识的形态显现与极致彰显、爱情主题的隐匿植入与贯穿印刻，都是马勒音乐中极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虽然这些方面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未曾引发关注与重视，但这却是马勒内心世界的精神流露与思想投射，因而也是深入马勒音乐研究的关键所在。她的论文正是透过探寻各种马勒的交响音乐符号，在历史互文本的相互参照中，解读这些符号的隐性象征意义，让原本处于神秘层面的交织关联的音乐符号，发挥出其意义被阐明的深刻作用。如在马勒交响曲中贯穿出现的各种音乐符号中：鸟鸣符号的意象营造与召唤意味；号角符号的多个时空勾连与音乐结构划分意图；“十字架动机”与“永恒动机”对宗教与爱情归属的天堂象征；同贝多芬如出一辙的“命运节奏”的诗性内涵；源自舒伯特大三-小三和弦瞬变的“宿命和弦”的悲剧气息与警示意味，深谙柏辽兹大锣精妙用法的“死亡音色”的独特语义表述；“小柔板”主题隐秘贯穿的历史叙事所影射的爱情体验的记录与永恒期许等。纵观之，众多被马勒运用的音乐符号，或基于音乐历史中的传统惯例，或基于自身作品的主题动机，但都承载了马勒意图明确的意涵植入与意象塑造目的，是深入解读马勒音乐的密钥。
答辩结束后，2017年6月14日我请武宁将论文定稿发给我，她的回复令我震惊，回复如下：“好的，收到钱老师，我还在抓紧改论文，新增了近五十页内容，包括针对答辩问题的解释补充、100多部电影互文本年表、全部交响曲德中文对照歌词，还有因为改动导致的索引页码更正，做完我发给您看。”经过一夜的努力，第二天她发邮件给我说：“论文现在是23万字，总共近300页，可能文件太大了，修改时总是飘出等候的圆圈符号。然后我还要对上百个谱例重新插入，无奈这是我找到解决文字修改后图片清晰度降低的唯一办法，文件已发您邮箱啦！”对学术敬畏、敬业到如此程度，确实极大地震撼了我。我将这一信息发至微信朋友圈，在十来分钟内迅疾收到160多条点赞，内行们也都震撼了！
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恳请各位同行检验、斧正。
钱亦平20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