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1975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1977年4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的感恩和热情。

但书稿似乎太多了，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我茫然地忧虑到出版的困难。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地慷慨承当，并为它定名为《柏杨历史研究丛书》，使我由衷地感动。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种种原因之下，只有如此。这只属于小节，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出版时间的先后，就不重要了。

二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386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武周第一任皇帝武曌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528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的混乱。我们可以试行做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1264年，一个始于1335年。再试行做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是692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公元前6年，可能是公元后330年，可能是386年，可能是398年，可能是400年，可能是415年，可能是454年，也可能是508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十九世纪时，外国人曾嘲笑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引起国人的愤怒。其实在撒丁王国以意大利作为国号之前，意大利也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斯里兰卡共和国建立，锡兰也同样成为地理名词。事实上，在二十世纪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多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像样的或不像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方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混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地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工作的史学家，头上都好像悬着巨斧。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费尽唇舌，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但他这部价值连城、被后世列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为它写了一篇序的缘故，恐怕早被查禁毁版。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恶棍于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明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割据势力，年号却成正朔，王朝却成为正统，因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白，遂大量地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地一笔抹杀。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王朝号、国号，以及年号——包括凡是有记载的草莽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定的王朝号、国号、年号，做一个彻底而广泛的整理，排列出来，由分类而归纳，提供出一个工具性质的参考资料，可以迅速而简便地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时，我们更做一个从无前例的大胆尝试，即以“世纪”为单元，以公元纪年为纪年，而将王朝号、国号、年号，置于次要的地位。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我们绝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成功是海盗。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

中国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培养出来一个中国所特有的“官场”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阶层中，阿谀帝王成为一项主要的课题。表现最抢眼的莫过于媚态可掬地加到活帝王头上的尊号和加到死帝王头上的谥号（为了行文便利，我们用“尊号”包括“谥号”）。上古时候，这些尊号不过一个字两个字，如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不过被尊为“武王”。随着阿谀技术的精益求精，到了公元十五世纪之后，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临（顺治），他的尊号是“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个字，全都是从字典上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词汇。有些人从没有当过帝王，也会在他们头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号，当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书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李耳。在史籍引叙原文的时候，这种尊号更显示出没有原则的一面，像谈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过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却一会儿称他是“太祖”，一会儿称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们不知道所说何人，又置身何地。我们当然谅解并同情古史学家的可悲处境，但我们也不掩饰我们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从最简单的“王妃”到那拉兰儿“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个用全力摧毁自己所领导的清王朝的女人，竟拥有这么漫长、把肉麻当有趣的尊号，使我们忍不住失笑。但我们最大的苦难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们所做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做一个地毯式的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间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地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的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最后，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几句话，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在那种史观上，很多丑恶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国人磅礴刚强、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丑化。如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做的尊严贡献。

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种杂芜凌乱的感觉。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帮助。何况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公元前较简单的社会还可以应付。可是史学家却被这种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断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根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惯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又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时，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采用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

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处理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内心。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和离奇的遭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荡，微不足道。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泪、尊严、时间、金钱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爱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友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友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流畅和那么有深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龄、知识、智慧和社会经验的增长，使她更坚定对我的帮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更坚定她对民族的爱、对人道的爱和对人权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出来，她是一位孝女。

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食物，末了还为我作保。她为了帮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打击，几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经过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象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现在，总算陆续地付梓，当丛书出齐之日，我觉得我对我的民族和对我的朋友，已尽了我最大的责任和献出我最大的感恩。

1977年8月20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