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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

农民郑晌午的女儿被轮奸了。

这农民今年四十六岁。二十一岁上有了儿子,叫郑强。女儿郑娟比儿子小八岁。

郑强在县里的水泥厂当临时工,业已有了自己的老婆孩儿。他媳妇在村里种地,三口人节节俭俭的,日子倒也过得去。水泥厂是私营性质的,并不按国家的规定每星期休息两天。进一步说,其实是按日计酬,没有什么休息日不休息日的。干一天活儿给一天钱,爱干不干,一个萝卜一个坑。谁说不爱干了,当即除名——有许多人眼巴巴地等着占那个“坑”呢!所以郑强是想媳妇想得厉害了的时候,请个一两天假赶回村去解解馋。不敢超过一两天。超过一两天,自己那个“坑”就肯定被别人抢占了。哪怕同一村的人,抢占起来也是没商量的。这个村的农民只靠种地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家家户户的男人倘不外出抓挠几个现钱,厨房里可能就连油盐酱醋都没了……

按说郑娟是幸运的。因为她长得俊俏。十七岁的年龄,正是水灵灵的花季。不管打扮或不打扮,往那儿一站,都是一道惹眼的风景。然而上帝在赐给她好看的脸儿的同时,并未同时也往她的头脑里装进成正比的聪明。拖拖拉拉地上过几年学,总共加起来也没超过五年。考不上中学,就在家里闲养了两年。郑晌午两口子觉着,如花也似的个女儿,闲在家里是极大的浪费。被娶之前,那么一个女儿,怎么着也该把自己的嫁妆挣齐了呀。于是多次央求本村的郑天成,为女儿在县里找份挣钱的事儿做。郑天成曾在县委大院烧过几冬锅炉。搭搭讪讪,厚皮涎脸的,毕竟结识下了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本村所有男人相比,算是个在县里混开了地面儿的人。郑天成几次收了郑晌午两口子的“心意”后,遂将郑娟介绍到“好的来”歌舞厅当“小姐”,每月工资三百五十元,还管吃管住。

“好的来”猛听像是译音,但却和外资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水泥厂老板常宏的另一份产业,由他二十八岁的女婿张小君任经理经营着。除了水泥厂和“好的来”,常宏还有一份产业是“醉仙阁”饭庄,全县城生意最火的私营饭庄,由他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和他女儿管理。

郑娟当了“好的来”的小姐以后,遂成本村父母和年龄相仿的小女子们羡煞的对象。“好的来”的小姐呀,穿歌舞厅发的红绸旗袍和高跟鞋,脸儿化妆得演员明星似的,笑盈盈迎来送往的,每月就挣三百五十元,多么福气的一份工作啊!村里背井离乡的强壮男人们,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牛马似的,不是每月最多也就只能挣个五六百元吗?除去了饭费,兴许实际上拿到手里的钱还不如人家小郑娟多呢!

村人们对郑娟,推而论之对郑晌午两口子的羡慕,自然包含有嫉妒的成分。唉,唉,人比人,比死人啊!同是农民,谁家若生养了那么一个俊俏女儿,一家子的福哇。日子呼啦一下就会变得比别人家好,比别人家的生活水平高。郑娟的一些个小姐妹们,对她的嫉妒尤甚。进了县城里,当了“好的来”的小姐,那就意味着一个农家女的俊俏业已冲出了本村,得到了县城里人的公认了。“好的来”招聘小姐,对模样要求的标准可是不低呢。

郑娟喜欢自己被羡慕的感觉,对自己被嫉妒也满不在乎,甚而心理上很优越。被羡慕加被嫉妒的感觉,使她有硬性的理由认为,自己在是女人这方面,比同村的小姐妹们何止高出一个档次!

她有时也将歌舞厅发的红绸旗袍和高跟鞋穿回家,并且穿着在村里很招摇地走,故意走得一扭一扭的,故意很招摇。看见谁家的孩子,凑过去塞给一把糖。遇到哪一个小姐妹,赠一双丝袜、一支口红、一个美观的粉盒之类。那些东西对于她们,当然已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她们也清楚地知道,是郑娟在县城里的摊床上买的。但她既然愿给,自己又何必拒绝呢?好比五角的一元的钢镚儿,倘在地上,富人是不屑于弯腰捡拾的,而她们却一定是要停住脚步弯下腰去的。何况接受郑娟的给予,连弯下腰去都是不必的。她们嘴里说谢了的时候,由于嫉妒,心里把个洋洋得意的郑娟恨得要死。

郑娟是希望这一点的,是能够猜到这一点的。由于被嫉妒而被恨,使她的心理获得更大的满足。正如一首流行歌里唱的——“多么好的感觉”。

郑晌午两口子对同样的感觉也感觉挺好。他们一辈子都没被羡慕过。他们的上辈人也不曾被羡慕过。几辈子光羡慕别人们了。如今,竟也有被羡慕之事了。羡慕和嫉妒又怎么说得清楚呢?在这一点上,他们自己就从来也不曾说得清楚。嫉妒当然是必定生恨的事。人心如此,他们很想得开。在这农民和他的女人的头脑中,有一种接近哲学家般的、对人性的原始的深刻认识。

“三百五十元那不过就是每月点儿零花钱嘛!每月只开那点儿钱我们小娟还不委屈死了?还有奖金啊,奖金那是‘上不封顶’的喽……”

郑晌午每每在人前喜滋滋地这么说。

像农村的青少年也对“酷”这个字并不陌生一样,农民们对“上不封顶”这个城市单位企业里常用的话语,也是明明白白的。

“上不封顶”就是高得没数了的意思啊!

但农民的头脑或曰农民的心理,其实是很排斥甚至可以说很仇恨这样一种关于钱的意思的。如同头脑里的天文常识越多的人,反而对宇宙无边无际的解释越难以接受。

郑晌午对人那么说时,倘他女人在旁,就瞪他一眼并打断他:“得啦得啦,不说会当你是哑巴呀?把女儿那点事儿都公开了!女儿怎么嘱咐你的?”与其说是制止他,还莫如说是为他的话作一番证。

看着别人们对他们的女儿每月究竟挣多少钱陷入如呆如痴的想象,那女人和她的丈夫精神上得到同一种质量的愉快。它意味着他们心理上打了一次大大的翻身仗,并且取得了大大的胜利。

郑娟在变化着。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逃不过村人们观察细致而且敏锐的眼睛。

她的皮肤更白了,那是一天除了睡觉的时间,几乎完全待在“好的来”灯光幽暗的包厢里的原因。

她那少女的水灵劲儿渐渐被脂粉气取代了。

她买了一辆款式漂亮的自行车,经常骑着来往于村县之间。那是不远的距离,才二十来里。

她雪白的颈子上戴着黄灿灿的金项链了。

她指上也戴着金戒指了。

她胖了点儿,看去体态丰满,足以令男人馋涎欲滴了……

还有些变化是村人们的眼睛,包括她父母的眼睛暂时还没看到的——她学会吸烟了,也学会喝酒了,尽管都谈不上有瘾,但却再也不是一个讨厌烟酒的少女了。非但不讨厌,还觉得在与男人们周旋时挺助兴,挺好玩儿。她学会说好多关于男女之事的下流的段子了,并且渐渐习惯了认为那不是下流的,而是有情趣、有智慧的。说时绝不脸红了,就像评书艺人说评书。在“好的来”,不会说那些的小姐,不是称职的小姐。

她不愿被视为不称职的小姐。

实际上,在“好的来”,男客们是不称招待员为“小姐”的,而称她们“小妹”。她起初不懂为什么,后来别的“小妹”们向她解释,在歌舞厅那种地方,“小姐”二字已另有含意。男客们为了表明自己是正人君子,才反潮流地称她们为“小妹”的。这使她对自己招待过的一拨拨的男客们竟心生些许敬意,觉得他们确乎接近是正人君子。听他们称自己“小妹”,感到自己不但被尊重着人格,而且简直还被亲近地看待着了……

但是男人们称她“小妹”,却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将她扯到身旁、抱在膝上、搂在怀里,亲吻她,将他们的手深入她的旗袍下边抚摸她身体的一切部位。更不妨碍他们嘴对着她的耳说下流话……

她很快就习惯了。比小猫小狗习惯了人给它们洗澡所需要的次数还少。于是她很快成了称职并敬业的“小妹”之一。

对于她在“上岗”不久的日子里便学会了吸烟、饮酒,以天真纯洁的模样讲黄色下流的段子,伶牙俐齿地与男客们打情骂俏,领班的“大姐”多次予以过表扬。

“大姐”曾几次当着众“小妹”们的面夸她悟性好,提高“综合素质”的自觉性强。

于是她渐渐承认这样一种逻辑乃是天经地义的逻辑。那就是——男客们只要不强奸她,只要他们的色淫之心表现得较为温柔,只要舍得给小费也就是给奖金,那么她的“综合素质”全面的招待和服务,就是值得的。工资就不论它了。除去歌舞厅的提成,每月的“奖金”一千多啊!哥哥郑强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才能挣几个钱哪。何况,她由她的职业,而认识了不少在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临去时几乎都对她说:“小妹,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找我!”——她认为这是自己良好的服务应得的回报。何况,“大姐”也曾反复地耳提面命——到“好的来”的任何一位男人,乃是任何一个“小妹”的“上帝”。他们既付了开间的钱,既照例给小费,那么除了“那件事”,从酒水到“小妹”,他们的一切消费方式便都是应予满足的,并且合情合理的……

与所有的“小妹”一样,她正式“上岗”的最初几日,难免地不好意思过,难免地惊慌失措过,难免地被吓哭过。然而相比于别的“小妹”,她的“见习紧张期”是短的。

……

六月中的一天晌午,郑晌午吃过晌午饭,正在家里睡晌午觉,被睡在身旁的女人捅醒了。

她说:“你看,你看,咱家院外怎么停了一辆小汽车?”

郑晌午欠身从窗口一望,果见一辆很高级很大的小汽车停在自家院外。接着,车门一开,见下来一个男人,分明是司机。司机绕过车头,开了这边的门,从车中搀扶出一个小女子,正是自己的女儿郑娟。

两口子不禁对视一眼,目光都是那么半惊半喜,惊中掺喜,喜中有惊。惊的是女儿看样子病了,或者受了什么意外伤;喜的是女儿竟被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小汽车送回,而那车肯定是她的老板的专车无疑。这足以证明女儿在“好的来”是多么受重视、被关爱。

两口子先后刚一落脚地上,女儿已被搀扶着进了屋。

搀扶女儿的青年自称是老板的司机,实际上当然也是。他说郑娟忽然觉得不太舒服,老板吩咐自己把她送回家。

他看着郑娟又说:“想开点儿,别当回子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自己不当一回子事儿那就根本不算一回子事儿,对不对?在家静养几天。什么时候该上班了,打个电话,老板一定会派我开车来接你的。”

他说完拔脚往外就走。

而当女儿的一见到爸妈,眼泪顿时便在眼眶里转。听司机说话时,眼泪顺脸颊往下淌了。司机转身走时,她紧咬嘴唇,就快忍不住要放声哭了。

司机的话令郑晌午两口子听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女儿的样子也令他们满腹狐疑。然而他们却顾不上先问女儿什么,双双地诚惶诚恐地往外送司机。那司机在他们心目中是贵客。因为对方不是开一般车的司机,而是开那么一辆高级的小汽车的司机,而是专为女儿的老板开车的司机……

等他们望着小汽车开出村子,回到刚才那间屋,他们的女儿已经不在那间屋里了。找到女儿自己的偏屋里,女儿已经仰躺在床上了,不换旗袍,也不脱高跟鞋。她大瞪双眼望着屋顶,仿佛一具不瞑目的尸体。

“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去过医院没有?”

郑晌午问着,往床前走了一步。他本是想坐在床边的,然而竟没有。如果女儿还是三个多月前的女儿,他自然就那样了。使他犹犹豫豫地收住了脚步的原因,乃是女儿那身红绸旗袍和那双黑亮秀小前端尖尖的高跟鞋,以及女儿将小辫儿梳开了留起的披肩发。那都是他陌生的。对于他都是只出现在电视里和报刊上的,都是超现实的。此前他的极其现实的生活中,没有任何超现实的现象的搀入。一句话,他对女儿本身也感到陌生了。非但感到陌生了,而且,女儿所穿的红绸旗袍和高跟鞋,以及女儿黑瀑般的一头披肩发,对他这位父亲似乎起着无形的阻碍、不得接近的作用。女儿涂抹得猩红的嘴唇和文得细细弯弯的眉,也对他这位父亲起着同样的作用。当然,使他这位父亲每每感到阻碍他不得接近女儿的,还有女儿是“好的来”歌舞厅“小姐”的身份。他每想,上溯至十八代,他的家族中,肯定就没出过一位配别人称为“小姐”的女子……

郑晌午正犹豫不前着,他女人却尖叫起来:“哎呀娟啊,你旗袍那是……”

在她的眼看来,女儿旗袍一边的衿衩儿,也就是身体外侧那一边的衿衩儿,分明地开线了。

唉,唉,这女儿呀,都十七岁了,也不会自己缝缝!

她扯着女儿旗袍的一角只一掀,不得了,竟将旗袍像盖在身上的单子似的几乎完全掀开了,于是女儿的大部分身体暴露无遗——那是旗袍底下什么都没穿的赤裸裸的身体……

郑晌午猛地转过了身去……

这时他听到女儿低声说:“爸,妈,我昨天晌午,让人给……欺负了……”

郑晌午又猛地将身体转向女儿:“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

“认识的……”

“认识的!谁?”

“我老板……还有陶李……法院副院长的小儿子……还有我老板的司机……”

“就是……就是开车送你回来那个……”

“嗯……”

“他们……他们把你怎么了?”

“他们把我奸了。”

郑晌午只觉得一股血液直冲脑门,头好像顿时要炸开似的。同时,两只耳中嗡嗡作响。

而他的女人,本已坐在床边了,那时就缓缓地落脚地上,缓缓地站直了身体,一步步从床边退开,退到了丈夫身旁,望着一个挺挺地仰躺在自家床上、但又不知是谁家女儿的小女子似的,呆呆地瞪大了双眼一时说不出话。

郑晌午又问:“他们……他们是三个人!究竟是哪一个?!”

与其说是在问,莫如说是在吼。

“都奸我了……先是我老板……再是陶李……他俩走后,是老板司机……”

女儿哇地放声大哭。

老婆也哇地放声大哭,并扑向前抱住了女儿,与女儿哭作一团。

在老婆和女儿的哭声中,郑晌午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家……

下午三点多钟,农民郑晌午出现在“好的来”歌舞厅里了。

到那地方去消费的“上帝”中,自然从没有过一个是农民的。

何况那钟点也不是消费的钟点。

所以他被拦在了大堂。

人家问他找谁。

他一脸凶相地回答说是要找老板张小君。

人家问他什么事儿。

他吭吭哧哧地说不出来。那是不能当众说的啊!还要顾全点儿女儿的名声啊。

人家说总经理不在。

他说那他就坐在大堂等。

人家不许他坐在大堂等,相互推推搡搡之间,他怒而碰碎了一只一人多高的大花瓶,结果被警卫扭进办公室,挨了一顿狠揍。接着来了一辆公安局的警车,将他当成闹事的疯子带到公安局去了。

面对公安局的人,他打消了心里的顾虑,咬牙切齿地将张小君等三人强奸了他女儿的事说了一遍。

两名公安局的人,一边听,一边交换眼色。听罢,其中的一名吸着烟说:“三个人,那就不叫强奸,叫轮奸了。罪行情节严重了。你有证据吗?”

他说:“我女儿现就躺在家里。她亲口说的。你们得给我女儿做主!”

人家说:“该做主的事,我们当然有责任做主。但仅凭你女儿自己说也不行啊。证据不足啊。”

“还……还不足?我女儿今年才十七!谁家十七岁的女儿愿意编自己被三个男人轮奸了这种瞎话?!”

他拍起了公安局的桌子。

两名公安人员都生气了。

其中一名虎了脸说:“你别拍桌子。公安局不是你拍桌子的地方。你女儿才十七,那就是还未成年。在法律上她自己的话是不足以完全采信的。再说,怎么没有编你说的那种瞎话的人和事?有啊!太有啦。或者出于讹诈的目的,或者出于报复的心理。大千世界,什么人什么事儿没有哇?不管你多么信你女儿的一面之词,你也应该有点儿法律意识,向法院起诉。而你,砸碎了合法营业场所那么值钱的东西,自己先就事实清楚地犯了法。所以,你被依法拘留了……”

不管他怎样地不服气,怎样地大喊大叫,又蹦又跳,他最终还是被制伏,拘留起来了。

……

晚上八点多钟,正是家家户户刚看完《新闻联播》的时候,水泥厂老板常宏,亲自驾车来到了本县公安局张局长家。

他进门时,张局长夫妇和儿子,也就是“好的来”歌舞厅总经理张小君,还加上张家的小阿姨正围着方桌打麻将。

任县委机要科科长的局长夫人,见亲家公来了,示意小阿姨让座,亲热地邀亲家公加入打几圈儿。

常宏笑着摆了摆手,看着张局长说:“我想跟你单独谈点儿事。”

于是张局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麻将桌,引亲家公进入了专供自己在家中与客人私谈的一间小客厅。

外边,张小君猜到了岳父大人将与父亲大人谈什么事儿,给他母亲放下了几千元零花钱就起身走了。

互为亲家,又都在本县举足轻重的两位男人落座后,常宏开口问:“有件事,不知小君跟你说了没有?”

“与他有关?”

常宏点头。

张局长说儿子近来不曾说过什么与他有关的事。

于是常宏就将张小君等三人轮奸了农民郑晌午的女儿郑娟之事,简略地讲了一遍。那口吻,那表情,像班主任老师对一位受人尊重的家长讲其儿子的一次考试情况。

末了他说:“亲家,你看这事儿,我不来告诉你吧,它又是件事儿。我来告诉了你吧,又好像当岳父的来告女婿的状……”

他说完怪不好意思似的一笑。

张局长听得很平静。毕竟是当公安局长的,指示办过的砍砍杀杀、血血淋淋的案件多了,一般与人命无涉的事,已很难使他动容了。

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常宏说:“歌舞厅的人向我汇报的。”

他又问:“我儿媳妇知道不?”

常宏说:“我女儿还不知道。”

张局长便吸起烟来,一边吸一边皱眉思考。吸了四五口后,盯着烟说:“尽量别让你女儿知道的好。他们小两口,感情基础还是不错的。咱们两家,又是这么门当户对。只不过,我的儿子有那么点儿好色,你的女儿,在这方面又专爱吃个醋。她一旦知道了,闹起来,咱们两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啊!”

常宏道:“对,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张局长又问:“你女儿有次还提出过离婚吧?”

常宏点头道:“有那么一次,就那么一次。我很严肃地劝过她。我说咱们两家的联姻,那不是一般人家的联姻关系。一旦离,是会造成社会影响的。凡事都要顾全大局,不再提离婚二字就是从大局出发。明摆着,咱们两家已经离不开了啊。做儿女的不能动辄意气用事,而应该学着懂事啊!”

对于常宏此番话,张局长比听儿子的最新行径还认真。似乎一边听,一边加以细细的咀嚼和品味。常宏说完了,他仍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似乎仍在细细咀嚼和品味常宏说过的每一句话。

常宏静默片刻,见亲家仍那样子,轻轻地干咳了一声,借以表示他的那一番话已经说完。

张局长这才有了相应的反应。而他的反应是,将自己的一只手,压在了常宏的一只手上。在这一种小动作后,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常宏就有点儿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任由张局长的一只手压着自己的一只手,经久,又干咳了一声。

张局长终于从沉思中挣扎出来,低声说:“好,讲得好,讲得好啊!我们双方做父母的,都要不断地对儿女们进行这种提醒、这种教育啊!”

尽管二人坐得很近,之间仅隔着一张小小的茶几,并且,二人的手重叠在茶几上,然而张局长的目光,却没望着常宏的脸,而是在瞧着烟头。

那支烟已经快燃到过滤嘴了,烟灰长长的,弯着,马上就要自行掉在地毯上了。

常宏从他指间小心翼翼地取下它,替他按灭在烟灰缸里。

常宏又说:“小君和歌舞厅那些‘小妹’的事儿,我耳朵里不断听到些议论。但是我也从不当回事儿。谁年轻的时候没动过拈花惹草的念头?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开放了,念头变成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一概地替他消除着,防止我那爱吃醋的女儿也经常听到……”

张局长那只压在他手上的手,使劲握了一下,表达了一份感动。

他说:“亲家,难为你了。”

他站起来,踱了几步,返身踱回来,站定在亲家面前,语调很是真诚地说:“我的儿子我更了解。那是个淘小子。这不是又做下了很淘气的事吗?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个淘法,不好嘛!不让咱们省心嘛!淘几回气没什么,但是要有界限。越过几次界限也没什么,但是要吸取教训。说实在话,我听了很生气。现而今,他……他也犯不着那样啊!刚才还坐在我对面打麻将,自己却一个字都不提,根本没那么一件事儿似的!……”

常宏笑道:“亲家,你也不必生气。现在,那‘小妹’的父亲还被拘留着。小君有电话去叮嘱多关些日子。我的意思是……”

张局长道:“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这叫以势压人嘛!这就不是淘气的性质了嘛,更不好了嘛!”

于是,当即抓起电话拨往值班室,命令立即放人……

望着他放下电话,常宏如释重负,亲自为他燃着了一支烟。

张局长说:“小君这孩子,唉,叫我说什么好!淘气都不挑个时候!这第二轮‘三讲’还没结束,‘七一’又快到了……这一时期是特殊日子啊!他虽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总经理和女婿啊。这件事,你交代他比我交代他好。限他三天,用钱抹平。农民嘛,我了解他们。无论什么事儿,出点儿钱,一抹一个平。”

常宏连连点头:“那是,那是。我完全同意你对农民的认识。”

“听你刚才说,还把人家法院陶副院长的小儿子也扯进去了?那孩子刚二十吧?”

“可不嘛。不过……也好。和你一谈,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常宏真正地如释重负了,也夹起了一支烟。

张局长笑道:“来,你刚才为我点了一支烟,也让我为你点上这支烟吧。”

他脸上一笑,小会客室的气氛顿时轻松了。

于是两人又谈起了各自的和共同的爱好——钓鱼啦、养花啦、气功啦、桑拿浴啦……

局长夫人让小阿姨进来说,闷得慌,还想打几圈麻将。

于是二人出去又陪着县委机要科的科长打起麻将来……

而那时,公安局的警车,正将农民郑晌午往村里送回去……

在公安局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又经过两名公安人员的轮番教育,郑晌午显得冷静了些。甚至,还因自己砸碎了“好的来”的一只大花瓶,有了点儿悔过的表示。人家告诉他,那件事儿没什么。谁都有在气头上的时候嘛。“好的来”那边已经传过话来了,不逼他赔。人家说逼他赔他也赔不起啊,那仿古花瓶是专制的,独一无二的,三四万呢!——他自己反倒满腹的罪过感了……

车开到家院前,十点多了。家中所有的窗子都黑了。有一个人影在家院前徘徊,见他从车上下来,迎了上去——是和他沾亲带故的郑天成。

郑天成低声告诉他,他老婆陪他女儿睡下了。他女儿没什么的,叫他只管放心。

他问郑天成在他家院门前干什么。

郑天成眼望着开走的警车,手扯着他的衣袖说:“晌午啊,走,到我家去。我一直在等你啊。我得和你谈谈小娟的事儿……”

一听是要和自己谈谈女儿的事儿,郑晌午的脚步不由自主地随着走了,走得一步三回头……

到了郑天成家,郑天成家的老老小小也都睡了。只郑天成的女人还没睡,分明在堂屋里期待着他的到来。旧得显露出了木纹的桌子上,摆着两只预备沏茶的杯子和一盒烟,分明是用以招待他的。

郑晌午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郑天成,关于自己女儿小娟的事儿,他知道多少,催他如实道来。

郑天成说:“你别急嘛。先吸烟,先喝茶。”

在拘留所的七八个小时里,郑晌午自然是半支烟也没吸过,一口水也没喝过的。

他接过烟,恶狠狠地吸了起来。

郑天成说:“别光吸烟,也要喝几口茶嘛。大热的天,看你嘴唇干的。”

于是郑晌午一手端起茶杯,哪管烫不烫的,咕嘟咕嘟喝干了一杯。

郑天成这才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清楚。”

郑晌午将茶杯重重地一放,火了:“你什么都不清楚,深更半夜的,你扯我到你家里来!”

郑天成自己也端起茶,从从容容地喝了几口,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是不知道,但你嫂子不是知道吗?”——说罢,还张大嘴打了个长长的呵欠,那意思是,我困着呢!你当我愿找你来陪着你?

按五服之内的家族辈分,郑晌午该叫郑天成哥。郑晌午这才想起,郑天成的女人也在“好的来”,当清洁工。而郑天成,实际上是受张小君的吩咐,替张小君找郑晌午谈“私了”的条件。张小君通过他女人答应,谈妥,有功,自然也是有赏的。

于是郑晌午的目光望向了郑天成的女人。

那女人手中拿块抹布,一边心不在焉地擦擦这儿,揩揩那儿,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左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呗。晌午你又何必非知道得那么详细?你就提你怎么打算的不就得了嘛!”

然而郑晌午非常想要详细地知道女儿昨天晌午的遭遇。他瞪着郑天成的女人刨根问底。那女人拗他不过,吞吞吐吐地,特别不得已地,将昨天晌午发生在“好的来”之“留香阁”包房的事件讲了一遍……

原来,昨天晌午,张小君在“好的来”宴请法院陶副院长的小儿子陶李。在一桩经济案的审理过程中,陶李向他父亲打了招呼,于是张小君获得了满意的判决。那只不过是一桩牵涉款项不大的案子,无须父辈们出面,儿子们间相互的面子就足以摆得四平八稳。现而今,父辈们有父辈们官场上的私下关系,儿子们也有儿子们的交往方式。两个酒足饭饱之后,各有七分醉意,却又余兴未尽,由司机田力随陪着,来到“留香阁”解酒。那是“好的来”最高级也最隐秘的一间包房。除了张小君和常宏,只为身份极特殊的客人开放。领班的“大姐”指派郑娟服侍他们。那一天张小君第一次见到她,立刻就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问那领班的“大姐”,这“小妹”她“开盘了没有”?那“大姐”说还没有。说才来三个多月,太嫩了,还不到“火候”。张小君笑道:“嫩得挺有味儿。首盘轮给别人,那也太可惜了。”“大姐”一听就会意了,笑盈盈地离去后,将门从外锁了。望着郑娟在那儿调试音响的迷人的背后身段,张小君又悄问陶李动心不?陶李还是名大三的学生,明明馋涎欲滴也是不好直说的。于是张小君向他耳语:“我当教练,你实习实习。”

接着,他也不待郑娟将音量调合适,扯过她便动手动脚起来。郑娟已从“大姐”那儿知道他们是谁了,心生敬畏,一概良好的“综合素质”便都发挥得不那么良好了。她本已没了羞涩,当时却不合时宜地羞涩起来。半推半就羞羞答答之间,撩得个张小君欲火中烧。三分钟后他就将她按在沙发上撕开了她的旗袍。倘他温存点儿,多费点儿时间,情况肯定是另一种性质。但他下午还有事儿。何况,以他“好的来”总经理的身份,也不屑于对一个“小妹”太花心思。结果她就因他的粗暴而挣扎起来。当然那是徒劳的。他之后,大三学生陶李早已看得按捺不住,立即也扑上去“实习”起来。陶李“实习”了一番,刚退开去,那张小君又淫性大发,二次上阵……

郑天成的女人,那时正在清洁隔壁的一个包房。张小君两个进了“留香阁”,后来郑娟也被“大姐”引进“留香阁”,再后来“大姐”出来从外锁了门,那女人出出入入地都是看在眼里的。隔壁那个包房与“留香阁”之间的墙上,穿音响电线时有一个钻错的孔,于是那女人蹲着,将“留香阁”里发生了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两个都“淘”过了那点儿“气”,张小君用手机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来开了门,两个就扬长而去了。大三学生陶李离开时分明有些不安,目光惴惴地扭回头看躺在沙发上流泪的郑娟。“大姐”一笑,安慰道:“走吧走吧,小妹们的这些景致我都见惯了,没什么事儿的呀。”

于是陶李走得放心了。

“大姐”送两人下楼时,包房里只剩下了司机田力和郑娟。田力对这“小妹”很是同情,惜香怜玉不已。他本想对她表达他那份儿惜香怜玉之同情的,但是走上前去,不知怎么一来,也成了乘人之危的“第三者”。那时的郑娟,早已没了丝毫抗拒之力,任由摆布……

这一幕,也被郑天成的女人看了个分明。至于张小君跟“大姐”说的话,是她从“好的来”别的“小妹”们那儿听来的议论。类似之事在“好的来”乃她们习以为常之事。无论她们,还是那“大姐”,都不认为议论议论要负什么后果。她们所以议论,只不过觉得事情怪好笑,因而怪好玩儿。不是吗?“大姐”常夸“综合素质”好的郑娟,临到服侍老板和老板的客人,反而显得太没经验了,把好端端的一件事情搞得“夹生”了……

郑晌午不听犹可,一听之下,怒从心底起,恶向胆边生,两眼几乎喷出血和火来。毕竟不是听什么街谈巷议之事。郑娟她可是他的亲生女儿呀!而且,才十七。去到“好的来”上班,还未满三个月。这矮小干瘦的男人,将两只不大的手掌,紧紧攥成了两个骨突嶙峋的拳头,一迭声地说:“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

郑天成就说:“消消气儿。”并替他点着了又一支烟。

郑晌午也不吸,两只发红的眼直瞪着郑天成的女人。

那女人将抹布往桌上一甩,莫名其妙似的问:“你瞪着我干什么?”

郑晌午说:“我也恨你!”

那女人说:“你恨得着我吗?”

郑晌午说:“你可是小娟她没出五服关系的一个堂婶儿,她是你沾着亲的一个侄女,你就忍心那么眼睁睁地看着!”

那女人双手拍了一下,然后摊开,冷冷地反问:“门锁了,我不眼睁睁地看着又有什么办法?再者说了,人家是我老板,每月给我开份儿工资,就算门没锁,人家要对你女儿那样,我能咋样?莫说我个扫地抹灰的了,就是全‘好的来’的人都算在内,谁能咋样?谁敢咋样?”

郑晌午被反问得眼睛一眨一眨,一愣一愣的。

郑天成皱起眉连连朝他女人挥手:“得啦得啦,你该讲的也讲完了,你睡去吧你。”

那女人扭转身便走,一边走一边嘟哝:“这话说得,这话说得……”

等门在那女人身后关上了,郑天成从地上捡起郑晌午扔掉的那支烟,掐去郑晌午的唾沫弄湿了的那一端,叼在自己嘴上……

郑天成说:“听你的了,打算怎么办吧?”说时,看也不看郑晌午。

郑晌午说:“我要告他们!把他们一个个都判刑入狱!”

郑天成说:“那除了解恨,对你有什么好?”

郑晌午说:“我就是要解我心头之恨!”

郑天成说:“事儿已然是这么一件事儿了,就不替小娟那孩子考虑考虑了?闹哄得全县人人皆知,她将来怎么嫁人?”

郑晌午又一愣一愣的。

“我要是你,就干脆来个私了。”郑天成的眼睛,终于是望着郑晌午的脸了。那表情,那口吻,仿佛是亲兄弟般推心置腹。

郑晌午也不禁望着郑天成的脸。

郑天成又说:“不瞒你,‘好的来’那边托我向你递个话儿,人家愿私了。”

郑晌午拳头一擂桌子:“着啊!私了行啊!叫张小君那小子明媒正娶了我女儿!”

这回轮到郑天成眼睛一眨一眨,一愣一愣的了。

他愣了一会儿,嘿嘿笑出了声儿,拍了郑晌午的肩一下,批评道:“正经事,要正经来说。你说的那算人话吗?张小君是谁,他不仅是‘好的来’的经理,他还是公安局张局长的公子。人家是结了婚的男人,你不知道?人家的娇妻,那是常宏的小公主。常宏是谁你也没听说过?县工商联的副主席,县政协的大常委。人家小两口那是门当户对的婚事。你们小娟又是谁?金枝玉叶?就为件双方都一样摆不上台面的事儿,你要求人家好端端一段婚姻离了,明媒正娶你们小娟?道德吗?不过分吗?”

郑晌午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句话,仿佛自己确实很不道德似的。许久,他嘴里才又憋出一句话是:“那让陶李那小子娶了我们小娟!”

“你瞎扯淡哩!人家那孩子是大学生,还没毕业。再说人家父亲是法院副院长,你们两家即使成了儿女亲家,你在女婿和亲家眼里有地位吗?你是半点儿地位都没有。那样的儿女亲家关系,对你个农民郑晌午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

郑天成那种口气,已经不是在规劝了,简直是在教训了。

“那我还是要告他们!”

郑晌午又火冒三丈了。

“那我还是先前那句话,对你们一点儿益处都没有。”

郑天成已一脸不耐烦。

“那我……那我一个个杀了他们!”

“你不敢,你没那个胆。”

“我敢!”

“你不敢嘛,就算你有那个胆,你杀得了人家吗?不是只砸碎了人家一个花瓶,就被拘留了六七个小时吗?”

郑晌午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了。

“晌午啊,”郑天成的一只手再次拍在他肩上,口吻又像兄弟般推心置腹了,“人家既愿私了,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一种高姿态啊。有赔不是的意思啊。所以,咱们也不能不识相,对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就那件事儿,能判人家个死罪吗?不能吧?既然不能,你又解得了几多的恨?所以,莫如在钱上找齐。这世界上,无论谁吃了多大的亏,受了多大的屈,不是都可以在钱上找齐的吗?你细想想,是这么个理不?”

郑天成几大番话之后,郑晌午心里的怒火、耻辱和仇恨,还真的被打消了一些。唉,唉,是啊是啊,告,确乎不是太明智的选择。杀人,郑天成没说错他,他不敢。敢也难以实现。似乎,也只剩私了一条路了……

郑天成见他不再吭声,起身拉开桌子抽屉,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替他揣在他衣兜里。

“什么?”

郑晌午还处在半甘心不甘心的境况里。

“钱啊。”

郑晌午从兜里掏出了钱,盯着看。

郑天成说:“你不用点,整整三千。你看,你们小娟今天被小车送回来的,人家那边儿今天也将钱让你嫂子捎回来了。人家的态度也够诚恳的不是吗?”

“多少?”

“三千啊。人家那边交代了,账是这么算的——张小君一次,陶李一次,两次了吧?之后张小君又一次,不是三次吗?所以三千啊。”

“田力那一次就不算了吗?!”

郑晌午脸色铁青了,问得恶狠狠的。只是由于灯光暗,郑天成没看出他脸色起的变化。

“田力?田力是谁?噢对了,还有张小君司机一次。”郑天成拍了下脑门,“我把那小子的一次给忘了。不过,那小子那一次,人家张小君和陶李一块儿走了是吧?人家不知道,所以人家算的三次。不知者不怪嘛。倒让田力那王八蛋白捡了次便宜!该算四次的,该算四次的,我明天去讲清楚,我想人家不至于计较,会替自己的司机补一千的。放心,包在我身上……”

郑天成刚一说完,郑晌午霍地站了起来。他从兜里掏出那信封,抓住郑天成一只手,将信封使劲拍在郑天成手里。

他说:“你告诉张小君那小子,我女儿虽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可她是黄花姑娘!我抚养大了一个女儿不是供他们糟蹋的!我非告他们不可!”

他一跺脚,猛转身,大步腾腾地离开了郑天成家……

第二天上午,在“好的来”宽敞豪华的经理办公室内,张小君态度很认真地听着郑天成的汇报。那时的他一点儿也不张狂,并不像某些电影电视剧里表现得那样——双脚搁在桌边上,一臂搭在椅背上,指间还夹着烟。恰恰相反,他上身微微前倾,架着双肘,十指交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郑天成,听得相当认真。

他并不仅仅是一名本县的公子哥儿。事实证明,他还具有着很值得称道的经营头脑。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自从岳父常宏将“好的来”通盘交付给他来经营后,他的经营业绩相当不俗。利润额连年递升,权威也与日俱增。他也是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文凭,绝不是花钱买的、伪造的那一种。他听得很认真,却并不意味着他将前日中午的事儿当成回事儿。不,他根本不将那事儿当成回事儿。那事儿怎么值得当成回事儿呢?实际上,他几乎与“好的来”的一切大小女子都有所染。那“大姐”的身子差不多已经是属于他的了。好比是放在他经理办公室冰箱里的冷饮,什么时候渴了,不想喝茶了,想喝口凉沁沁的了,取在手,啪地打开,喝就是了。至于那些“小妹”们,他与她们有染,她们无不觉得是自己的荣幸。他于是在她们心目中反而更具有权威了,并且不是那种冷冰冰威严的权威,而是一种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温暖的、亲爱的权威。

他听得认真,乃因他心中有隐隐的歉意。他与他的那些“小妹”们干那种事儿时,其实一向是温存的、有情有趣儿的。是的,他认为她们都是他的“小妹”。他给她们开份工资嘛。他使她们有了份儿令同龄小女子们羡慕的职业嘛。在这一座经济发展并不怎么活跃的县城里,些个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小女子,每月算上“奖金”能拿到一二千元,难道不是托他的福吗?前天中午他的确喝多了,否则他的方式绝不会那么粗暴。他故而心中有隐隐的歉意。当然,也有那名他初次见到的“小妹”自己的责任。“大姐”说得对,她确实太嫩了,当时太那个了。除了方式粗暴这一点,与以往他和他的“小妹”们之间发生的事,又究竟有什么另外的不同呢?是了,是了,两次之间还插进了陶李一次……除了这两点,再没什么不同嘛……

然而,他心中还是难免地有隐隐的歉意。

听郑天成缩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沙发上汇报完了,他平静地问:“那个小妹,她叫什么来着?”

“郑娟。”

“郑娟……噢,郑娟……这名字太没特点。我想,以后我要替她改一个听起来很雅、很文化的名字。”

“农家女,父母也给她取不出太好的名字。”

张小君又问:“你刚才说,她父亲叫什么名字来?”

郑天成说:“叫郑晌午。”

“他自己有功夫吗?”

郑天成一时没听明白张小君的话,愣愣地不敢回答。

“我是问你,他喜欢武术吗?”

郑天成这才听明白了,轻蔑地撇撇嘴:“他?瘦得麻秆儿似的,还有肝病。我一个人能对付他那样仨俩的!”

张小君笑了,笑得很由衷。听郑天成说郑晌午不会武术,他暗暗舒了口气。起初他以为那农民的名字叫“郑尚武”,这使他难免有几分不安。

他又问:“他为什么起那么个古怪名字?”

郑天成说:“农民嘛,没文化嘛。他是晌午出生的,他父母就给他起名叫晌午了。”

“噢,是那么两个字。听你女人说,你和他还是亲戚?”

“五服内的堂兄弟。”郑天成说完,想想,又补充了一句,“亲戚不假,亲不亲另论。”

张小君又微笑了。这话他爱听。他从郑天成的话里听出这么一种弦外音——我是不会站在他一边专和您过不去的。

于是张小君从桌上拿起那个装有三千元的信封,在手中掂了掂,自说自话起来:“是少了点儿。少了他才生气。他生气也有他的道理。”

他拉开抽屉,拿出另一个信封,那里边装着没拆捆的一万元钱。崭新的一万元,新得仿佛刚印出来。

他说:“你把这一万元给他。我想他不会再嫌少了。”

望着郑天成双手领圣旨般接了钱,转身离去,张小君又叫住了他,慷慨大方地连同桌上那三千元也一并给他了。

张小君郑重其事地交代:“这一万三千元,你都转交于他。我信任你。你可一分钱也不许昧留!你若办事稳妥,过后我另外奖赏你就是。”

郑天成连说:“不敢昧留,不敢昧留。”

郑天成也是被小车送回村里的,一路上心情特别好,觉得张小君将这么一件事交付给他,真是对自己的抬举啊。张小君人家不仅仅是公安局长的儿子啊,人家自己同时还是一位大经理啊!真是个好人,说话斯斯文文的,出手有多大方啊!估计,过后怎么还不给自己个千儿八百的啊?如果替那张小君一年里办妥几桩类似的小事儿,那不是强过种一年地的收益了吗?

他估计着,面对一万三千元的时候,郑晌午是应该再也没什么可凶的了。一万三千元啊!说到底不就是那么一件事儿吗?人家张小君姿态多高啊,多主动啊,再凶,还想叫人家怎么着呢?

他没马上带了钱去找郑晌午。他想送钱给别人,自己急的什么劲儿呢?那时已经到了晌午,家里的老老小小五口人已在吃着午饭了。他儿子一家三口还没分出去单过。他老娘七十八了。他也有个女儿,比郑娟大两岁,还没定下婆家。他的日子,过得可不如郑晌午那么顺遂。

他一家人,都已知道了郑娟的事,也知道他今天一早到县里干什么去了。

他拿起筷子时,儿子问他:“爸,有什么下文?”

他以满怀敬意的口吻说:“人家张小君那人,好哇。我活了半辈子不知什么叫仁义二字,现在是知道了。”

接着,就将张小君问了他些什么话,他又是如何回答的,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他说郑娟的名字太一般,他还要给她起个更雅的名字呢。要说那郑娟,其实是遇着贵人了。如果是被坏人拦奸了,还不是白奸?这可好,一万三!客客气气地给了一万三!”

儿媳妇不爱听,抢白道:“能那么比的吗?”说完,端着碗离开了桌子,自己一边吃去了。

郑天成遭儿媳抢白,自然不悦,一时无处发泄,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女儿说:“就你,十九了!家里还没花过你挣的一分钱!”

于是女儿也耷拉下脸端着碗离开了桌子。

他老娘耳聋,不知饭桌上发生了什么不快之事,稀里糊涂地问:“你们又争啥?”

而儿子,却预言家似的说出一句话:“我看,没那么简单。”

……

郑天成下午也没去找郑晌午。到了晚上,一度想去,一只脚已经迈出院门,却又缩回来了,改变了主意。他还是不急于去完成他引以为荣的使命。他似乎觉得,那一种使命,多在身一时,内心里便多一时的自慰和愉悦。他猜想,郑晌午一定是在焦躁地盼着他去传递私了的新信息。

那就让他急吧!我犯得着替他急吗?

于是他转身回到了屋里。

由此想到那郑晌午两口子,自从女儿去“好的来”上班了,只谢过他一次,而且只不过带了一瓶酒一条烟,还是很普通的一瓶“二锅头”和一条假的“中南海”,不由得一腹的不满。

于是他脱了鞋,上床便睡,睡得那么理所当然。

第二天一白天郑天成也没去郑晌午家。但是他发现,郑晌午曾两次在他家院外徘徊。第一次是上午,第二次是下午。

正如郑天成所猜想的那样,郑晌午确实一直在焦躁地盼着他去。

按郑晌午的想法,张小君方面,至少也会“赔”给他,或者确切地说,“赔”给他的女儿十万元。这也是他心里开出的“底价”。若少于十万元,见鬼去!那重孙子才跟他张小君私了!

这农民已从电视里知道了什么是“精神赔偿”。何况自己的女儿所遭到的创伤,不仅仅是精神的。精神的赔偿加肉体的赔偿,他认为他索要十万元一点儿也不过分。这农民已从普法教育中知道了,他的十七岁的女儿,从法律来讲那是未成年少女。张小君们轮奸了她是未成年少女的女儿,要罪加一等的。他也知道现时正是“扫黄打黑”的“裉节儿”,张小君们的所作所为等于是“顶风上”,而这一向是要严办的。

正因为觉得心中有数,农民郑晌午对私了的抉择已变成了一种情愿。对私了的前途,进言之也就是对十万元到手的把握,更是相当乐观、相当自信的。虽然女儿被送回家才仅仅过去了半天又一整天,他的愤怒、仇恨、雪耻的意念,却已消弭了许多,被一种特别明智的、迫不及待地要得到令自己满意的赔偿的心理所取代了。如果及时得到了,那么他内心剩下的愤怒、仇恨、雪耻的意念,差不多也就会全部地消弭了。他竟心生出一种或可叫作很“前卫”的想法,那就是女儿既生为女儿身,其处女的贞操,迟早是要贡献给某一个男人的。张小君毕竟是公安局长的公子,毕竟是“好的来”的总经理,毕竟是一个有风度的人物,女儿的处女贞操贡献给他了,其实也不算是一件多么羞耻之事。将来是他女婿的某个男人,倒未必配享受女儿正宗的什么处女贞操。有的如花似玉而且命况富贵的女子,不是也被极其粗鄙的男人强暴了吗?那不更是耻辱吗?然而摊上了不也得想开些吗?

金钱有时既是疗治伤痛的良药,也是仇恨和耻辱的“创可贴”。

郑晌午的想法首先影响了他的女人。

于是他的女人首先与他统一了私了的方针。

父母已然想得开了,先后一劝,当女儿的也就渐渐情绪平复了,饭也吃得,觉也睡得,索性来个一切由父母做主了。郑晌午两口子答应女儿,十万元到手后,自己只留三万元养老,七万元全归女儿。于是当女儿的想,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此话真不假。

于是这一家三口,都盼着郑天成的光临,也就是都盼着私了的句号赶快画圆了。

而此时儿子郑强还不知道妹妹郑娟的事。郑晌午两口子没敢告诉他。

……

又到了晚上。郑天成终于出现在郑晌午家了。

郑晌午的女人和女儿,便躲到厢房去了,将正房让给他们谈事。

郑天成也不啰唆,开门见山地说:“那事儿,我又为你跑了趟腿儿。谁叫我们沾着亲呢!我也没白跑腿儿,总算给你们带回来了个满意。”

他说完,取出那装有三千元的信封,放在郑晌午膝上。郑晌午低头看了一眼,见还是那个信封,厚度丝毫也没增加,便不再抬眼,也不吭声,等着郑天成作解释。

郑天成又说:“这三千元人家还让带给你,不过另外又补了一笔整数……”

郑晌午的心不由得怦怦激跳,几乎是在侧耳聆听着了。

于是郑天成又从兜里掏出那个装有一万元的信封,同样放在郑晌午膝上,放在那装有三千元的信封之上。

郑晌午的头仍低着,目光还垂着,等着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厚厚的信封在膝上摞起来。等了半天,白等,才抬起头,将质问的目光注视在郑天成脸上……

郑天成狐疑地问:“这第二个信封里可是整整一万元啊!你还嫌少?”

郑晌午一昕,心底的怒火死灰复燃,冷冷地问:“张小君那小子已经觉得他给的很多了吗?”

郑天成本是希望两面都讨份谢意的,不料先在郑晌午这儿碰了钉子,自然不高兴,嘟哝道:“人家倒没那么以为,是我觉得……”

郑晌午打断他,冷冷地又说:“如果是你个十七岁的女儿被轮奸了,你也觉得给了你一万三千元就是能拉倒的事吗?”

“你怎么这么说话?”郑天成更不高兴了。

郑晌午将那两个信封抓起,反过来拍在郑天成膝上,语势咄咄逼人地说:“你告诉张小君那王八蛋,我不怕他是公安局长的儿子,更不怕他是大款常宏的女婿。一万三就想买我个消停,没门儿!他不是给不起钱的主儿!我也不是好对付的人!”

“那,你打算要多少?”

郑天成受使命感的控制,强忍住不高兴,尽量装出不动声色的样子。

“十万!少一个子儿,我跟他没完!”

“晌午……你……你没疯吧?”

毕竟不是自己的女儿被轮奸了。郑天成觉得自己的立场很中立,很客观,但是,却已不知不觉地站在郑晌午的对立面去了。

“你才疯了呢!你当我看不出来?你哪里是在为我们跑腿?你纯粹已经成了张小君那王八蛋的狗腿子!”

郑晌午忽然大发雷霆,霍地往起一站,指着门吼:“你这六亲不认的狗腿子!你滚!你立刻给我滚!即使给我十万元,也得张小君那王八蛋亲自送来,再不必你这狗腿子费鞋底儿!”

郑天成的脸腾地红到了脖子。他仰脸呆望了郑晌午一阵,默默将两个信封揣入两边的衣兜,双手左右捂着,尴尬地一笑,起身悻悻而去了……

遭到郑晌午的打击,郑天成的使命感反而变得尤为强烈了。体现在行动上那就是汇报之及时。然而,尽管他第二天八点多钟就行色匆匆地赶到了县里,却并没有见到张小君。

张小君带着妻子也就是常宏的女儿出国旅游去了。近一个时期他的风流韵事太多了点,刺激得他的妻子神经兮兮的。父母和岳父大人都婉言劝他应重视夫妻关系质量,在这一点上他倒并不一意孤行讳疾忌医。他虚心接受了父母和岳父大人的忠告,要通过一次国外旅游重新修好夫妻关系,达到感情改善之目的。

郑天成只有等。

郑晌午不清楚张小君方面的这一情况,也只有等。对于他,以及他的女人和女儿,等的日子比郑天成难挨多了。等的心理,也比郑天成复杂多了。

十三天后,张小君伉俪终于感情大有增进地双双回巢了。郑天成向其汇报时,难免添油加醋。张小君听了,一反往日儒雅风度,当着郑天成的面,将个不识相的郑晌午连同他的女人女儿破口大骂了一通,中国人一切不堪入耳的骂人话他都骂出了口。听得郑天成一阵阵地双耳发烧,一阵阵地悸栗不安,却又觉得他骂得有理,骂得实在解恨。

张小君也觉自己骂得有理——一个农家小女子,我张小君喜欢喜欢嘛,居然狮子大张口敲起我的竹杠来了,一家子什么东西!喜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嘛,无非我喜欢的方式与以往有别罢了嘛!十万元?也配?!三千元又加了一万元,主要是他基于对岳父大人的一种尊重,否则他才不肯呢。他认为在这件事上绝不仅仅是给对方多少钱的问题。“好的来”一年二三百万元的利润,难道还在乎区区十万元吗?他认为这也是关乎自己尊严的问题,认为给多少钱恰与自己的尊严成正比。给的数额越大,自己的尊严受损害的程度也就越大。他何曾用过十万元的高价向一个“小妹”赎过自己的声誉呢?何况她还只不过是一个农家小女子!就是一分钱不给,他也断然地不相信一个农家小女子和她的父母,居然会真的有什么实际的能力败坏了他丝毫的名誉……

于是大骂了一通之后,他将那一万三千元全部赏赐给郑天成了。郑天成那份儿喜出望外和感恩戴德,自然不必形容。他接受了“好的来”也就是张小君的律师半个多小时的叮嘱,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郑晌午知道那天上午郑天成又到县里去见过张小君了。

他耐心地等着郑天成再来找他。

然而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也过去了,郑天成竟没登他家的门。

十三天加三天等于十六天。

在十六天的期待中,农民郑晌午的耐心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第四天的晚上,郑晌午讨债人似的来到了郑天成家。郑天成的家人们,见了他皆冷淡地避去了,只剩下一个郑天成独自对付他。

他劈头便问:“成心撮我的火是不是?”

郑天成装糊涂,反问:“什么事啊?”

郑晌午气势逼人地高声道:“就是我家小娟和张小君那王八蛋之间的事!你装什么糊涂?”

郑天成严肃地说:“那件事你别找我啊,我又不是你花钱雇的狗腿子。”

“你!……我知道你今天上午去县里了!”

“怎么?我去县里得请示你?”

“我……我知道你是去见张小君那王八蛋!”

“我没有见个什么人的自由?”

几句话对答下来,郑晌午那咄咄逼人的语势便锋芒全折了。在别人的家里,他兴师问罪似的样子,顿时显得很无礼,很可笑。甚至,很讨厌。

于是,轮到郑天成质问他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张口闭口地乱骂人,还把不把我家当成个人家了?亏这人家还是你堂兄家!”

虽然郑天成的语调平平静静的,郑晌午却已被质问得理屈词穷。

“我……我不私了啦,我告他!”

郑晌午有点儿黔驴技穷了。

郑天成冷笑道:“那你就去告他吧,向我声明干什么呀?”

郑晌午大声喊叫起来:“别以为我不敢!”

“别以为他怕你告。”

郑天成的语调还是那么平平静静的。

于是郑晌午有点儿蒙了,进而有点儿傻了……

又过了三天,郑晌午一纸诉状递到了县法院。他不是文盲,但文化很低,只小学三年级的识写水平。诉状他原本是想花点儿钱找人代写的,然而所有他找过的人,一听他说要告的人是本县公安局长的儿子,本县财力最雄厚的人物的女婿,还捎上一位本县法院副院长的儿子,都巧妙地或干脆地拒绝了。为了一条烟一瓶酒的钱,谁都犯不上与一场明摆着将要鱼死网破的事件发生牵连啊。连在县邮电局门口专干代笔营生的一位老先生都不敢接他的“业务”。

对方的拒绝最简短:“您啊,让我多活两年吧。”

故而那诉状是他自己用歪歪扭扭、半通不通的字句写就的。

一件天知地知再只有双方当事者和极有限的人知道的事,进入法律的管道后,又从那管道里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到了外界,不胫而走,数日内成了全县街谈巷议之事。

于是张局长、法院陶副院长和常宏三位本县举足轻重的人物,某一个晚上聚首于常宏建在郊区的一幢豪华别墅里了。

显得最为不安的是常宏。平时不太吸烟的他,接连吸了两支烟,嘴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怎么会闹成这样,怎么会闹成这样,我可明明嘱咐过小君的呀!”

显得最为激动的是陶副院长。他话不多,然而措词相当不满。

他说:“我儿子一向是个好孩子的!这不是我做父亲的一个人的评价。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文气,而且是个文明的青年!是个有道德的青年!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青年!将来必定是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岂不是正应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一句话吗?就算是把我儿子也牵连上了,法律上讲那也是从犯!是好青年偶尔失足。倒是你们的儿子女婿,只恐怕要潇洒不起来了!”

杯子在他手中抖动不已,晃出茶水来,证明着他是在竭力地克制着不发作他的情绪。

最镇定的是张局长。他当然听得出来陶副院长的不满是冲着他和他的亲家常宏的。难道还会是冲着别人吗?而且分明地主要是冲着他的呀。

然而他不动声色,仿佛事不关己。一会儿走到什么工艺器前欣赏欣赏,一会儿走到鱼缸前喂喂鱼,还在写字台前挥毫写了一个大大的“虎”字……

终于,他放下毛笔,目光研究地注视着自己的书法,心不在焉似的问了一句:“小君那司机是姓田吧?”

这话自然是问亲家常宏的。

常宏低声回答:“是,叫田力,给小君开车多年了。”

“要是,让田力一个人受点儿委屈能行不?”

他的目光还没离开他的书法。

陶副院长听出,这话已经是在问自己了,是在问法律上有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然而他却将目光望向了常宏,仿佛在他听来,那话是问常宏的。

商场上心机叵测的常宏,这会儿倒显得未免太老成了。

他说:“那不行啊。这个方案我已经想到了,也亲自跟小田谈过了。人家不愿一个人独担罪名啊。他有个哥哥是省报的记者,如果硬那样,事情更复杂了。”

张局长终于离开写字台,坐到陶副院长旁边的沙发上,吸着一支烟,眼望着美观的吊灯说:“事情已然发生了,而且性质升级了,相互埋怨也没用。谁这么跟孩子们过不去,也就等于跟我们三个过不去啊!就算我们大义灭亲,我们三个的形象就因而高大了吗?我看不会吧!我们三个的形象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吗?我们不为我们的孩子考虑,不为我们自己的形象问题考虑,也得从负面的政治影响考虑考虑吧?……”

陶副院长和常宏都不接话,仿佛自己的智商已不够用,只寄希望于张局长一个人的英明高见了。

张局长在他们的沉默中继续说:“既然那个司机田力不能像古代的义仆那样,算他幸运吧。我们只有连他一起从法网里往外拽。老百姓用词比我生动,管这类事儿叫‘捞人’。我替别人捞过亲人,这没什么可隐瞒的。古今中外,哪个掌权的人没有灵活运用权力的一面?陶副院长,您也未见得就绝对免俗吧?”

陶副院长还是沉默不语,仿佛说了一番情绪色彩的话后,便打算一味沉默下去了似的。

张局长的目光此时才收回了,目不转睛地望向陶副院长说:“难道事情临在我们的儿子们头上,我们反倒袖手旁观?他们杀人了?放火了?投毒了?贪污巨款了?成立反当局的非法组织了?性质没那么严重吧?我还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就是酒后的性冲动,淘出了点儿边的一件事嘛!这么一件事,孩子们自己没能顺利地摆平,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居然也摆不平吗?摆平了难道对方方面面反而不好吗?”

一席话,说得陶副院长和常宏,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同时点头……

经由张局长的启发,他们的参与意识都被调动了起来,话也多了,也能主动地贡献谋略了。

他们谈到很晚,最终都卸却了心理压力,变得释然了。

张局长和陶副院长就没回家,留宿在别墅了。自然,他们都是懂纪律之人,各自打电话向夫人们请了假。夫人们知道他们是在为儿子的事开“碰头会”,准假准得都无比痛快。常宏年轻的夫人也没到别墅这边儿来,唯恐干扰他们。

于是常宏派司机去接来了三名漂漂亮亮善解人意的按摩女郎。三人蒸过桑拿后在音乐声中接受按摩,之后各拥一名女郎一宿风流。

三名女郎确实善解人意。她们是认识常宏的,当然也就猜到了张局长和陶副院长都非等闲人物。第二天早晨陪他们用过早餐后,说什么也不肯收服务费,都说是应该的,而且是自己的荣幸。

她们莞尔飘去之后,两位父亲一位岳父三个男人大为感慨,都觉得是儿子是女婿的孩子的事难以理解。就现而今的时代,这么好的时代那么漂漂亮亮善解人意的姑娘多得是,还犯得着轮奸?进而都更加统一地认为,肯定全是那个狐狐妖妖的农村小女子的不好。也许,儿子和女婿们,中了她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圈套却仍未能识破其诡计吧?现而今,善于迷惑人并且极端狡诈的小女子也不少啊!于是他们不但不恼火于他们的儿子和女婿了,反而同情起他们来了……

农民郑晌午向公安局报了案,这才开始意识到,接着自己面临的必是一场官司,或是一场战斗。

他也不明白张小君们了——十万元买个自己和女儿的沉默,明摆着对他们是上策啊。逼他报案是下策啊!他们怎么又放弃了上策,而非逼得自己选择对他们不利的下策了呢?

既然一场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也晓得他是应该收集证言的。农民也懂得在法律上不打无准备之仗的道理。

于是他来到了郑天成家。进了人家的家门,才想到已经和人家闹掰了。郑天成独自在家,正悠然地饮着酒,看着电视,一支燃着的烟架在烟灰缸上。他瞥了郑晌午一眼,目光随即又望向电视,仿佛根本没看见郑晌午。郑晌午若退出去是太没趣了。何况,能否从郑天成这儿取走一份证言,对他顺利打赢官司是何等重要啊!

他搭讪着说:“老堂哥,换大彩电了?”

郑天成放下酒盅,二指捏起烟灰缸上那支烟吸。直至将那支烟吸完,使劲儿按灭在烟灰缸里,才爱搭不理地嘟哝:“废话。”

郑晌午站在那儿一身的不自在,索性来个开门见山:“我请你……给我打个证言……”

郑天成乜斜着他问:“什么证言?”

“就是……小娟那件事……”

“她哪件事?”

“你知道的啊……她被张小君那王八蛋……”

“别在我家骂人。”

“你是知道的啊,你是知道的啊……”

“我知道什么我?”

“就是我们小娟被张小君他们轮奸的事啊!”

“有那样的事吗?我怎么会知道?”

郑晌午急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当天夜里不是你把我拽到你家,不是你老婆说她怎么怎么在隔壁看了个一清二楚的吗?我不麻烦你们别的,只求你们把她当时说的写一份证言给我……”

“你瞎说些什么啊?没影儿的事儿。我老婆怎么那么喜欢看你女儿被轮奸?你这不是等于骂她吗?”

郑天成端起酒盅,吱地饮了一口。

“郑天成……你……你想……你想……”

郑晌午又急又气,说不成一句话了。

郑天成冷冷一笑:“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沉默。”

“你不许沉默!……”

郑晌午不由得喊叫起来。

“嚯,在我家,你大喊大叫地不许我沉默,你以为你是谁啊?实话告诉你,即使到了法庭上,我和我老婆还是刚才那句话——什么都不知道!法律也没权逼着我们两口子编瞎话!”

郑天成拍了下桌子,又说:“我们有沉默权,你懂吗?就是表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权利!你如果真不懂,先找个明白人问问去!”

“你,你,你,你想昧良心吗?”

郑晌午浑身发抖了。

“谁想昧良心谁知道!敲竹杠算不算昧良心?难道我成全了这种人的念头就不昧良心了?”

郑天成站了起来,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郑天成,你不要忘了,五服内小娟她可是你个沾亲的侄女!五服内咱们可是一个先人!先人们的眼这时候兴许正瞪着你!”

郑晌午的手指,快触到了郑天成的鼻尖。

“滚!跟我套什么近乎!不识抬举的东西!五服内和你一个先人我窝心一辈子!”

郑天成也火了,抓住郑晌午指着自己那只手的腕子,一拧,将郑晌午的胳膊拧到了背后……

郑晌午几乎是被他人高马大的堂兄从院子里扔出去的。

当天,他的儿子郑强被水泥厂辞退了。他在水泥厂本是干得不错的,当个小工头儿。他已经知道父亲和“好的来”经理张小君们打官司的事了。几乎全县都在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事,还能只剩下他不知道吗?又不是聋子!当然,他也明白自己何以被辞退了。就是不被辞退,他也没脸干下去了。当父亲的告人家的女婿,搞得全县城沸沸扬扬的,自己还能在人家的厂里干活挣钱吗?可是丢了这份活儿,自家的日子以后怎么过?

他扛着行李卷进了村,先没回自己家,而是直接闯入了父亲家。一放下行李卷,扑向妹妹,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几耳光,扇得妹妹陀螺似的转……

他也认为肯定是自己的妹妹不好,也认为人家张小君们犯不着轮奸自己的妹妹。人家“好的来”那么多“小妹”,个个水灵灵有模有样的,干吗非和自己的妹妹硬来呢?换了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实在犯不着的嘛!

当哥哥的打妹妹,当父亲的自然打儿子。一时间母女哭,父子喊,官司还没开庭呢,农民郑晌午家先自内乱。

郑强蹦着高教训父亲:“关系到我有活儿干没活儿干的事,预先也不跟我通个气!你们到县里去听听,有几个人的议论是向着咱们家的?!”

儿子的话简直是火上浇油。

即使儿子不说,郑晌午也预料到了几分。因为村里的舆论,已然大大不利于自己一家了。

就郑娟,一个农家小女子,人家张小君们犯得着的吗?人家要想找什么样的女子过把瘾不容易得很啊!上赶着乐意的小姐小妹们,肯定比乐意上电视的还多!那小郑娟,自从去了“好的来”,不是全村人眼瞧着她一天比一天变得风风骚骚的吗?事出有因啊。不定怎么个真相呢!等着看一场好戏吧!……

类似的话早已灌入了郑晌午的耳朵。

他不是傻子,不难感觉到全村人那一种几乎包剿着他压迫着他的幸灾乐祸。

然而除了上法庭,他已没了退路。

他打不过他的儿子,无处发泄,遂将自己的家摔砸了一通……

不久公安局退回了郑家的报案材料,附了一封盖着大红公章的公函,其上打印着寥寥的几行字——大意是经侦察,所报案情不属实。

郑晌午好生困惑,何时侦察的?怎么侦察的?也没来找他或他的女儿进一步了解了解啊!

于是他将他的火气转向了公安局,多次前去讨说法。人家回答他:你报那件案,我们已经给你答复了嘛!再去,人家对他不客气了,连台阶也不许他接近了。

有那明白人指点他,说还可以向检察院报案。

又过了许多日子,检察机关也退回了报案材料。所附一份公函,内容和公安局的公函是一致的。

明白人再次暗中指点他,说郑晌午啊,看来你也只剩直接向法院起诉一着棋了。不过呢,起诉也白起诉啊,没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支持,法院能立案吗?立了又怎么判呢?

但是最后一着棋,他郑晌午也非走不可了呀!他已经等于被逼在了墙犄角了呀!

出乎他意料的是——法院还真很快地立了案。开庭也特别快,快得令他措手不及。

然而结果是,他输了。

只能输。

因为他女儿才十七岁,尚未成年,又是直接原告,其自诉法庭只作参考,不予完全采信。因为除了他女儿的自诉,另无任何一名证人或任何一种证据。

张小君居然亲自出庭了。脸上的表情始终恬淡平和,回答法庭的审问时从容镇定,特别低调。给人一种虽然人格被严重地谤毁了也并不怎么在意的好印象。

宣判之后,他还主动提出由自己来替郑晌午交诉讼费。说郑娟如果还想回“好的来”上班,他还是欢迎的。谁都有一时被什么不光明的念头所迷做了糊涂事的时候,他绝不会耿耿于怀的。

他的话说得那么诚恳,旁听席上竟有人受感动,为其鼓掌。

郑晌午当庭不服判决。

他大喊:“我要上诉!我一定要上诉!”

法官温和地告诉他:“可以的。你有上诉的权利。”

他又大喊:“我女儿才十七岁,到‘好的来’上班之前是个处女!现在她已经不是处女了!法庭为什么不验明这个事实?!”

旁听席上却也有人喊:“谁能证明你女儿之前是个处女?!”

“你女儿暗地里如果卖淫,现在当然也不是处女了!”

郑晌午几乎当场气晕过去。

在那使郑晌午无地自容的喊声中,张小君低着头退出了法庭,似乎还红了脸,似乎他文明得连处女不处女、卖淫不卖淫之类的话都根本听不得……

郑晌午又哪里知道,对方们,也一致地同样地认为自己被他这个农民逼在了墙犄角。好你个农民郑晌午,为件小事儿,竟闹遍了公检法!不是要讨公理吗?那就让法院给你个公理!若你认为连法院给的都不是公理,还什么是公理?

他又哪里知道,法院判,也不该是那么个判法的。人家那么判法了,无非当众应付他一番,给他个当众窝火,陪他玩把法律游戏罢了。

他又哪里知道,那旁听席上之众人,差不多全是张小君的手下人召集了去的……

郑晌午怎么可能不病倒?

他的女人在村里抬不起头了。

女儿干脆就不出家门了——有风言风语说,那十七岁的少女其实早就怀上了不知什么男人的孩子,却异想天开地想使人家张小君背黑锅。美国不是也有些黑皮肤的白皮肤的包括妓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女人,想诬赖人家总统克林顿是她们的私生子女的爸爸吗?这算什么高明的一招啊?还不是从美国学来的!

十七岁的少女是没有一块坚硬的盾,足以抵挡那么具有人格杀伤力的毒矢的。

她不想活了。她妈整天提心吊胆,时时刻刻防着她寻短见。

女人和女儿,都认定是郑晌午将事情搞大了、搞糟了、搞得没有回旋余地了。她们甚至觉得,哪怕张小君们一分钱的精神补偿和肉体补偿都不给,也比落现在这么一种下场好。那样郑娟起码还可以继续在“好的来”上班,甚至会受到张小君格外的关爱。而郑强也不至于被水泥厂辞退,内心里不恨别人,只恨妹妹。当妈的,也话里话外的,流露出埋怨女儿太娇了的意思。当女儿的,每沉思默想,不禁地懊悔自己太将一件本不必当成回事儿的事儿,奇耻大辱似的当成回事儿了。往开了想,那到底有什么啊!称得上是金枝玉叶的些个女人,不是还常为了自己活得更顺遂,而无偿地奉献自己的身体吗?何况自己本非什么金枝玉叶。

于是母女俩的怨气在家中氤氲一片,笼罩着病倒了的郑晌午,使他如染重症,一病不起。

然而儿子郑强却再也没踏进过父母的家门,仿佛与父母与妹妹决裂了关系。

上诉还没个结果,有天县里开来辆警车,将郑娟带走了。她倒也没受到什么委屈,只不过在县公安局的招待所里被看管了三天。三天中来过一名女公安人员,审问她究竟有没有卖过淫,说公安局接到数封自称嫖过她的男人对她的举报——因为她不但勾引了他们而且勒索过他们……

她冤枉得大哭起来。

对方的审问态度倒也说不上怎样严厉,让她在审问记录上按了手印就没再难为过她。

三天后她被警车送回了村里,受到了村民们的“夹道欢迎”。

于是有更猛烈的舆论波涛向她淹过来,仿佛要使她陷于灭顶之灾。

警车押去押回,卖淫之事还会有假吗?

公安方面似乎对她很负责任,还向全村宣告——虽然收到数封举报她不但卖淫而且涉嫌勒索的信件,但无人证物证,所以并没从法律上定论。还传达了公安局张局长的一条批示。批示云:对于未成年的少女,风化性质的问题,重在教育。望全村人能一如既往地看待她。

警车开走,全村的人都说——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一边儿子被继续诬告着,一边对诬告者实行着宽大政策,即使是姿态,能做出这种姿态也多么不容易!

两个月后,在郑晌午日日夜夜的企盼中,上诉批转到市法院了——如果仍没有起码的人证物证,维持县级法院原判。

半个月前他已经能下床在院子里走动走动了,沉重的打击又将他击倒在床。

他真的只剩鱼死网破一条路了。

于是这豁出去了的农民又向省高法上诉。

而这时秋季到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收粮豆,收最后一茬瓜菜,收果子,没有谁再咂巴郑晌午女儿的事了。在农村,农民们抛弃一个话题,哪怕是曾调动过他们全部的议论能力的话题,那也是比旅行者抛弃一双磨穿了底儿的鞋子还经常的。农民们的注意力是最受季节,甚至是最受节气影响的。季节和节气一变,哪怕仅仅距离他们一百里远的地方有座火山爆发了,也不能转移他们对自家院子里、地里和果园里的收获的关心。这一年风调雨顺,收获的光景好。村民们议论粮价和瓜菜鲜果之行情的热忱空前高涨。

郑晌午感到了极大的悲哀。

哪怕仍被昧良心地议论着也好,那起码证明他的官司在人们看来还算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无论什么事,只要还有人关注着,就比较容易水落石出,公正也就比较容易在渐渐水落石出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彰显。这个人世的经验他是有的。

但已根本没人关注他的官司了。

他觉得自己好比是一个孤独的挑战者了。对于他的叫阵,敌人们根本不予理睬,连目光都不瞟过来一下,仿佛不屑于是他的敌人。更仿佛,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他的敌人,竟成了他的敌人,纯粹是由于他自己的别有用心和别有企图。而且,他的进击,反一招招落在自己头上。而且,连看客也没有一个了。既无一声喝彩,也无一声起哄……

儿子郑强为了小家庭的生计,不得不到外地打工去了。儿媳妇也因而与公公婆婆小姑子反目,居然地里的庄稼也不收了,带着孩子回邻村的娘家去了。郑晌午有心去替儿子家收割,然而已病得力不从心了……

一天村里来了两拨人。上午一拨,下午一拨。上午是“好的来”派来的人,说郑娟仍是“好的来”的在册员工,中秋节快到了,单位发东西,郑娟自然有份。他们带来的是高档的月饼、巧克力和一套上等衣料做的西装。东西确实都是好东西,一看就知道非是便宜货。

然而无论郑晌午还是他的女人和女儿,都感到是变相的欺负。郑晌午想骂,但是连骂的底气都不足了。他女人和女儿不敢骂。不怕别的,怕一骂,自己在村里更没个正经形象了。

母女俩只得以哀求般的语言拒绝了。

结果那些东西都被转送到了郑天成家,乐得郑天成合不拢嘴……

下午是水泥厂派来的人。说郑强之所以被辞退,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减员增效”。但老板常宏还念着郑强是名好工人,也了解到他去外地打工去了,地里的庄稼没人收,特派几名工人来帮着收。他们没进村,直接下地了。在地里收割的别家的人看了奇怪,一问,他们才那么说。

郑晌午知道了,派女人去地里阻止。他觉得如果不加以阻止,好口碑就都让他的敌人们占尽了。他的女人阻止不了,就大哭大闹地在地里撒起泼来。然而来的是些精壮汉子,又是有备而来,一把把镰刀磨得飞快。任由郑晌午女人撒泼,还是齐心协力地收割完了那片地……

傍晚,从地里回来的人和村里的人一交流见闻,好口碑最终还是被敌人们占尽了。当然,郑天成也起了特别出色的导向作用。在村民们的交口称颂中,农民郑晌午一家,接近着是一家无赖了……

而村民们对于无赖挑起的一场官司的结果,更不感兴趣了。

到了二○○○年的年底,省高法方面还没传来对郑晌午的上诉的音讯。郑晌午写了几封信催问,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他本想派女人到省城去找,却舍不得路费。女儿郑娟一旦挣不回钱来,他又不得不像从前一样,将每一元钱都攥得很紧了。

不知什么人往他家寄了一份县里的报——第一版,本县优秀私营企业家的光荣榜上,常宏和张小君翁婿二人名列首行,还配着一张县里的领导向张小君颁发光荣匾的彩照。

从郑天成口中向村民们透露出一个内部消息——下一届张小君将当选为本县政协委员。

郑晌午对于官司打赢的最后几线希望,一线一线地破灭了。

有天夜里,他将女人和女儿唤到了病床边。

他首先板着瘦削而青白的脸问女儿:“你给我发个毒誓,你说张小君们对你做下的那种事,到底是真是假?”

女儿哇地大哭,比在公安局招待所被审问是否卖淫并且勒索时哭得还冤枉。

郑晌午也就不再逼着女儿发毒誓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怀疑过女儿。

他又问:“女儿,你觉不觉得你和爸和妈都被欺负到家了,他们欺人太甚了?”

女儿抽抽泣泣地点头。

“想不想拼到底,拼个鱼死网破?”

“……”

“说话!”

女儿又点了下头。此时的女儿,在她内心里,仇恨再次取代了懊悔。而且,恰恰是“好的来”派人送东西那天再次取代了的。她从来人们的表情和目光中,看出了他们其实是接受了张小君的任务,来她家当场对面地、彬彬有礼地、笑里藏刀地再一番轮奸她,轮奸她破碎不堪的自尊……

“好!你自己先有决心就好。”郑晌午将目光转向了他女人,幽幽地道,“你别以为我整天躺在床上,已经被人欺负得没招儿可想了。”他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冷笑,“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越寻思越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三家联合在一起,那就是钱权法的大联合了。咱们一户农村人家,就是再有冤再有理,能斗得过他们的大联合吗?所以,我们得把我们的官司,弄出一场大的响动。靠大的响动,破他们钱权法的大联合!”

此时的这一个农民,真没白白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他说起话来竟有那么点儿像思想家了,也有那么点儿启蒙家鼓动家的意味了。虽然他的启蒙对象鼓动对象只不过是他的女人和女儿。

他女人低问:“凭我们一家,又能弄出一场什么响动来呢?”

“我死给他们看,也死给社会看。”

郑晌午的话异常平静,仿佛一个参透了生死的人在交代遗嘱,而脸上充满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

“你死,又能怎么样呢?”

女人一副刮目相看并且虚心请教的样子。

“毕竟不是旧社会了。杨白劳喝卤水死在黄世仁的宅门外,那也就只能是活该。旧社会嘛。现在可是新社会。出了人命,造成了大影响,才有大官下令调查。只有这样,他们的钱权法的联合,才会从内部被攻破。”

“他爸,你有把握?”

“没有十分,但有九分。我既要闹出大的响动,就不会像杨白劳似的隆冬深夜的自个儿喝卤水而死。”

“他爸,你已经下决心了?”

“他妈,这决心我在自己心里下过不止十遍了。”

于是那女人低下头,陷入了良久的沉思。

郑晌午仰望着她,特别有耐心地期待着她表态。

那女人终于抬起头来,俯视他的脸说出一句话:“你一个人死,响动未必有多大。干脆,我陪你死。响动大点儿,把握不是也就大点儿?”

女人的话也说得平平静静的,却也是一脸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

郑晌午没料到自己的女人会如此表态。她的态度并非他所指望的,但他的心一时被感动了。自从她做了他的女人,他就没怎么瞧得起过她,但那一刻他对她心生出了些许的敬意,他眼角甚至流出了感动的泪。女人的一只手正平放在床沿上,而他将他的一只手,使劲儿地压在她那只手上……

女儿突然小声而坚定不移地说:“我也搭陪着死。”

于是当父亲的当母亲的都将目光望向了女儿。

郑晌午的头在枕上晃了晃,他说:“那不行,得留下一个一直把他们告到底的人。咱家三口,只有你留下最合适。指望不了你哥了。”

女儿又咬牙切齿地说:“那,怎么也得想个法子,把郑天成一家都捎带上死!”

她的话音一落,屋里一时寂静无声。

郑晌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女儿,女儿也那样子看着他。良久,他的头又在枕上晃了晃,以教导的口吻严肃地说:“那不好,不能那样。那么一来,响动再大,社会也不同情我们了。我和你妈,也就白死了……”

他的话,等于完完全全地认可了他女人的态度。

那女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微笑了一下,仿佛事情一经如此这般地决定下来,心头所有浓重的阴霾全部一扫而光了,豁然开朗了似的。

而女儿的脸上,淌下了两行泪……

那一个夜晚,这农民一家三口,一直策划到很晚很晚。比张局长、陶副院长和常宏们,在常宏的别墅里谈得还晚。像科技人员们开什么攻关小组会议似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作了多种方案的设想,将每一种方案的得失进行比较,周到又细心地研究每一步骤,充分估计意外情况……

对于这农民一家三口,那是空前团结一致的一次家庭会议。

公元二○○一年的第一天,夜里一场大雪,将天地间的一切景物装点得银雕玉砌,正是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

本县的明星级私营企业家,陪着省城下来视察的方方面面的官员,光临农民郑晌午家这个村子。常宏的父辈,也是本村村民,父母都埋在本村的坟茔地里。即将弃商从政的常宏,可能要调到省城去当一位什么厅的副厅长,他向省城下来视察的方方面面的官员当面许愿,要为埋着自己父母骨骸的这一个村作大贡献,尽可能改变它贫穷的面貌。那些官员们被他的描绘感染了,经他一提议,都要到这个村来访贫问苦一番。反正离县城也不远,而且是回省城路上顺便一拐的事,众官员倒也乐得回省城汇报座谈时多一项话题内容……

于是一队十几辆官车浩浩荡荡地驶下公路,长驱直入地进了村。张局长亲率一干警员,前后开着警车鸣着警笛予以保护。村里预先接到通知,免不了家家户户动员出些人,村头村尾地热烈欢迎热烈欢送。可巧是新纪元的元旦,不必特意换新衣服了。都穿在身上呢!

一行人走在村路上,边听常宏比比画画指指点点地高谈阔论。他们中自然也有陶副院长的身影在内。他这一级别的县里干部,个个都希望有较多机会陪陪省里下来的官员,给对方们留下点儿好印象。哪一次相陪少了他,他则牢骚满腹。他一脸的庄严肃穆,不知道他身份的人,还以为他是一行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呢。

突然,一声猛烈的爆炸——就在一行人前边不远处,眼瞅到了村尾的地方,郑晌午家的屋顶被炸上了半天空。巨大的冲击波,将一排土坯院墙推倒在村路中央。霎时间飞砖射瓦,抛梁掷檩,郑晌午家的几栋房屋被夷为平地……

众人个个惊得魂飞魄散。

尘埃尚未落定,一个红袄小女子从地里冒出似的,拦在众人面前,双膝一跪,两只手扯开了一块洁白的布,上写三个大字“要天理”!——分明是用血写的。

她口中同时喊叫:“大官老爷们,小农女冤枉啊!”

那话也不知是从戏里学来的,还是由着本能喊叫出来的……

张局长、陶副院长及常宏三人惊魂甫定,瞠目看时,都立刻猜到了那是郑晌午的女儿郑娟……

当天晚上,他们三位又聚首在常宏的别墅里,然而三人之间似已没什么话可说了。

彼此很尴尬地闷坐了许久,张局长第一个站起了身。

他一手托着警帽,目光撩向斜上方,眼又望着华丽的吊灯说:“国家有劫,人生有劫,官场有劫。劫数一旦天定,避是避不开的。避开了一次,下次它不定在什么出其不意的关头候着呢。没想到我人生的官场劫数是一个干巴瘦农民。我承认我小瞧了他。二位,对不起得很了。我的事,我自己担着。你们二位的事,各自好自为之吧!”

他说完,正正地戴上他的警帽,脚步近乎无声地走掉了……

陶副院长随即站起,连看都不看常宏一眼,也扬着下巴往外走,仿佛夜游。

常宏阻止道:“哎,你们……”

陶副院长站住了一下,张张嘴,似乎想转身说句什么。然而既没有转身,也没有说什么。

他就那么夜游者似的游走掉了……

只剩下常宏一个人了。

他吸着烟愣了半天,抓起电话急拨一阵,接着顾此失彼、颠三倒四地指示他年轻的后妻,赶快将有关他资产的一概账簿全都转移……

他放下电话,又愣了半天,抓起来又是一阵急拨。

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顶顶需要的,不是任何别的,而是——一位小姐,或“小妹”。

“常总啊?呀,真不巧,我这儿正有应酬呢!实在对不起了啊……”

熟悉的娇滴滴的话语一结束,对方就将电话挂断了。

“撒谎!”

他狠摔电话。

“撒谎!”

他暴跳如雷。

旋即,颓坐在沙发上。

回想当初自己怎样百般劝说女儿对张局长的儿子展开疯狂的一往无前的追求,不由得不反省——虽然这种儿女亲家关系确实加速了他的资产的原始积累,但若说什么“劫”的话,恐怕便是了…… sf6p3Hp71hWmsMB1EPmg/K/TgNAW/lEjwB16wUqy/TdAO19r2jkszty2Udn8JY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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