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姐姐，对男孩儿说来，是一大缺憾。这如同先天的色盲，世界在他眼里，少了某种颜色。当然，她须是一位好姐姐。

如今年轻的母亲们，其实在同时扮演她那一个男孩儿的大姐姐的角色。如今的男孩儿们，在对他们的年轻的母亲撒娇任性之时，何尝不包含着稚弟长姐之间尔嗔我谑的亲情呢？人在自己的情感领域内，缺少什么，便会代补什么，这是本能。

我是有一个姐姐的。不过我无缘见她一面，只见过她的照片，在我九岁时见过她九岁的照片。照片已发黄。发黄的照片上，清丽的女孩儿注视着我，目光中有缕淡淡的感伤。母亲告诉我，姐一出生体质便弱。我出生不久她就死了。

她死前对母亲说：“妈，让我看一眼小弟……”

母亲抱我给她看。

“长大是什么样的男人呢？”

她喜爱地望着我笑。

那笑凝固在她脸上……

母亲像讲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从此我再看那发黄的照片，仿佛像被夹扁的枯花。

“你呀，”母亲叹了口气，指点着我，“你命里就不该有姐。要不怎么你一生下来，她便死了呢！”

从此我不敢再看姐那张遗照，觉得我的出生是一种罪过……

从此我对死以及有关的联想异常敏感。一听教堂的钟声不禁肃然而且恓惶……

我的母亲城是当年俄式教堂最多的城市。在我们那条街，在我们那个几户人家合居的院子旁，就有一所教堂。不算大，可也不算小。每逢举行宗教仪式的日子，俄国移民从四面八方云集而至。教堂里住着一位神父和一名中国老花工、一名干杂役的“玛达姆”。有一时期还住过一位主教。据说是位真正的主教，大个子、大胡子。教堂院子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临街是绿栅栏，栅栏由一块块锯成同样拼花的木板组成。因是木板的，我们北方人又叫作“板障子”。院内有葡萄架，它旁边有一口压水井。常可望见穿黑袍的神父在葡萄架下持卷而坐，大概是默诵《圣经》。有时可望见老花工汲水浇花，“玛达姆”在井旁洗碗。院子里的花多极了，但并无什么娇嫩名贵的品种。无非“扫帚梅”“夜来香”“指甲花”“鸡冠花”“菊花”之类。一到夏季，散紫翻红，争奇斗艳，续色至秋，将偌大个院子装点得五彩缤纷。除了花，满院子种的全是向日葵。花盘盛开之际，黄灿灿一片，令人陶醉……

院子正面，是一排居室。左侧，是做祷告的地方。右侧，“板障子”那边，就是我们的院子了。“爬山虎”爬过“板障子”，将千百朵紫色的“喇叭花”赏心悦目地赠予我们……

教堂还养了一头奶牛。“玛达姆”每天推着两桶奶走街入院。当然，最先欢迎她的是我们院子的人。没有零钱时，“玛达姆”便在小本上记笔账。从不催账，以表示对邻居们的友好。

我在教堂的钟声里不知不觉长大。我们和他们只发生过一次冲突。那一年全市展开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从大人至孩子，敲锣、击鼓、放鞭炮，站立在房顶上、树桠上，挥舞绑了布的竹竿，惊得麻雀们满天空乱飞，不敢栖落。飞着飞着掉下来，累死了。教堂成了麻雀们的“巴黎圣母院”。院子里房顶上落了许多许多。于是街道委员们与神父进行交涉。反反复复强调麻雀乃“四害”之一，每年吃多少多少稻谷以及消灭它们的伟大意义。神父和“玛达姆”阻挡在院门口，无论如何不让人们人院，用生硬的中国话固执地说：“不行，不行，上帝会不高兴的……”但是那些小伙子们，哪管上帝什么态度，翻过“板障子”跳入院内，各显神通，纷纷爬上教堂顶……神父和“玛达姆”，只有妥协的份儿，唯有遁入教堂，跪耶稣像前，替麻雀们的灵魂祈祷。那一次被大人们称作“歼灭战”的战绩并不辉煌，全市也就消灭了一百多只麻雀而已。麻雀不比鹰隼小，猫在一个地方不飞出来，便可逃过劫难。“歼灭”它们又谈何容易呢？倒是教堂院子里的花，被我们折走了一大半，还没成熟的向日葵的葵盘，被拧去了不少，一株株如同被砍掉头颅，身躯不甘倒下的士兵。教堂的铁皮脊顶，也被踩陷多处……

一天早晨，我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我很奇怪，因为那钟声，乃是我对家以外的世界最初的感知，最初的了解。它伴随着我一年年长大。对我来说，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问母亲：“妈，今天怎么没敲钟啊？”

母亲回答：“‘玛达姆’病了。”

我接连几天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那院子里从早到晚寂静悄悄的，再也望不见一个人影。

同学们说，那院子里已没人住了。一天深夜，神父和“玛达姆”坐着一辆有斗篷的马车走了，还带走了那条鬈毛的老狗。奶牛则送给了老花工。老花工也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同学们都说，是因为“歼灭”麻雀那一天，人们硬闯入他们的院子，使他们感到被欺负了，含怨而去的。

我觉得他们气量太小。就因为那么一件事，便值得撇下他们的上帝吗？相信上帝的人不是都气量很大、善于原谅人的吗？相信上帝的人怎么能够和不相信上帝的人一般见识呢？何况不就那么一次嘛！何况我们院子的大人孩子，都没有闯入他们的院子啊！无论如何，走时也该向老邻居们告别呀！

我对母亲说：“妈，不是‘玛达姆’病了，是那院子里没人住了。所以没人再敲钟了！”

“是吗？”

母亲停止针线活儿，抬起头，似乎颇有几分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我看得出来，关于“他们”离去真正的原因，母亲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只是不愿让我知道罢了。

“妈，他们究竟为什么啊？真为了歼灭麻雀的事儿吗？”

“也许……是吧……”

“不是！”

母亲又停止针线活儿，又瞅了我一眼。母亲目光变得严厉了，语气也相当严厉：“做作业去！一个小孩子，别凡事儿刨根问底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也不许再向别人去问！”

不久，所有的苏联人，包括那些已经和中国人结了婚的苏联人，已经做了中国孩子的爸爸或妈妈的苏联人，一批批地离开我们这座城市，回国去了。火车站天天有依依惜别乃至抱头痛哭的人们。苏联人开的杂货铺、药店、卖乳品的小亭子，几天内全都关了门……

连我们这些半懂事的孩子，也开始明白，真正的原因，显然与歼灭麻雀无关。好像都曾被大人们严厉地叮嘱或告诫过，在一起玩儿的时候，从不谈论此事。

九月以后，教堂的院子荒芜了。一片凋零，一片萧瑟，一片枯黄。只有掩蔽了甬路的杂草，顽强地体现着生机。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大雪后，连院子里的杂草也被压倒被覆盖了。旧雪蒙新雪，一层又一层。整个冬季，院内雪积两尺余厚。雪面无踪无迹，平洁如毡。但见这儿那儿，有杂草的一簇簇尖叶戳透。一群群肥胖的麻雀啄食草籽，证明它们活得还挺惬意。雪厚得几乎和房屋和教堂的窗台水平了。房屋和教堂仿佛沉陷下去了，显得矮了许多。久旷无人的那个院子，仿佛是一处隔世纪的遗迹。在我看来，尤其神秘。我觉得那里依然有人住着。至少有一个人——上帝本人。一到天黑，院子一片死寂，令人感到鬼气森森……

大人们开始谈论那个院子，说它闹鬼。有人说半夜听到过女人的哭声，也有人说那不是女人的哭声，而是婴孩儿的哭声等等。于是我们一些住在附近的孩子，都被家长们提醒，无论白天晚上，都不许靠近那院子。春节后，街上有一户人家的男孩儿失踪了。有一天，院子的大门被撞开，几名荷枪的警察，踏着没膝的深雪，进入那一排房子和教堂搜查。他们出来时都很沮丧，因为什么线索也没有。几天后那失踪的小男孩儿出现在我们面前，跟我们一块儿在冰上抽“嘎儿”玩。我们问他怎么失踪了好几天？他说他根本没失踪过——因为他爸爸狠狠打了他一顿，他一赌气，谁也没告诉，跑到他姨家去了。他发誓说他爸爸若再打他，他就真的“失踪”……

雪化了，天气一天比一天转暖了。春天蹁跹地来到了，也来到了那久旷无人据说闹过鬼的院子。倒伏的枯蒿底下，钻出了翠绿的新草的嫩芽儿。一场连绵春雨润过大地，满院里最先开放的是“扫帚梅”。预先无人规划地垄，它们开得很野，轰轰烈烈开一大片。惹得我们一些孩子，隔“板障子”望着，总想采撷一大把。但却仅只是想而已，没人敢涉足院内。尽管院门半敞着……

转眼到了七月。“夜来香”也开了。晚上，习风送爽，在我们的院子里，都闻得到馥郁的香气。

于是大人们说，也不知那院子该归哪方管，要是能搬来户人家住多好！走动熟了，讨把花儿必定是可以的。眼见那些花儿开放在院子里，无人侍弄，怪可惜的……

仿佛上帝要遂大人们的心愿似的，几天后，真的搬来了一户人家。

那一户人家东西不多，几件漆色很深、样式很古很沉重的家具，还有书架和书，书很多。

傍晚，又开来两辆小汽车。从没见过小汽车开到过我们那条老街上。半条街的人聚拢了瞧稀罕。男人们，甚至端着饭碗，边吃边瞧。女人们则交头接耳，窃窃私议。

第一辆小汽车里钻出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看上去六七岁，长得一模一样儿，可能是双胞胎。那女孩儿十四五岁，穿一件粉红色“布拉基”，一头乌黑柔发披散着，左耳上方，别一枚白发卡。我还从未见过那么美丽的女孩儿。不，也许该说我从未见过那么高傲的女孩儿。不知是因为美丽而显得高傲，还是因为高傲而显得美丽，反正当时我自惭形秽到了极点，不由自主地往大人们身后缩，虽然她并未向人们望一眼，更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三个孩子穿得都非常整洁、非常体面。我们那条街上所有的男孩儿、女孩儿，就是在节日里，也不可能穿得那么整洁那么体面。

两个男孩儿一推开院门，便朝他们的新家奔去。那一位美丽且神情高傲的女孩儿，那一位宛如从童话故事里走到现实中来的小公主，怀抱着一只雪白雪白的长毛的大猫，矜持地、从容不迫地也往院内走。

“别跑！小心摔倒啦！”

她喊，嗓音甜极了。

第二辆小汽车里，也下来三个人。两个年纪相仿的女人和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两个女人，年龄都在四十五六岁左右，都穿旗袍，一个穿玄紫色旗袍，一个穿藕荷色旗袍。穿藕荷色旗袍的，比穿玄紫色旗袍的，体态丰腴些，肌肤也白皙些。而穿玄紫色旗袍的，身材却略高些。两个女人，一个显得神情肃穆、不苟言笑的样子。一个显得品性和善、心慧德贤的样子。神情肃穆的是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心慧德贤的是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看得出她们当年准很漂亮。

那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剪得极短。剪得极短的头发，全白了。长得很瘦，瘦得形销骨立，但精神矍铄。他穿一套灰中山装，尽管已是七月暑天了，领钩却扣着。黑布鞋，白袜子，是个朴素之中透着尊严的气宇轩昂的瘦男人。

两个女人先下车。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挽着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她们像那个高傲的少女似的，仿佛对街两旁的观望者们视而不见。几乎没停顿地便往院子里走。六十多岁的全白了头发的瘦男人后下车，跟随着她们。观望者们使他困惑，也使他不自在。走了几步，忽然觉着不对人们有所表示，说几句什么，是很不得体似的，迟疑地站住，转身向街道左边的人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街坊邻里们，”如同江湖义士，他一抱拳，不卑不亢地说，“今后，我们就在此住上了！欢迎诸位来舍下做客。街道上有什么应尽的居民责任或义务，倘我们一时意识不到，不够自觉，希望大家给予提醒、督促、批评。我们保证会虚心接受，坚决改正的……”

虽然他的话说得很庄重，虽然他的表情看去很诚恳，但是他那种抱拳的姿势和他整个人很不对劲儿，很别扭。

人们却都没笑，也许都不忍笑他。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话又说得那么庄重，表情看去又那么诚恳，何况我们那条街上住的都是些本性善良的老百姓，怎忍心笑他呢？

跑前跑后的孩子们停止了骚动，端着饭碗的男人们停止了咀嚼，交头接耳的女人们停止了窃窃私议，评头论足的老太太们停止了指指点点。所有大人和孩子已看出他们是一户不寻常的人家，而他是一位身份和地位不寻常的人物。大家都显出在注意倾听的样子，认为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发表”讲话。

人们的静默使他不知所措。

“就这样吧！我的意思是……千万别把我们当成……当成一户特殊的人家……其实……其实……”

他语无伦次。他想再说什么，却又不知应该继续说些什么好。那一时刻，他仿佛是一名在课堂上自己举手争得了发言机会的小学生，而一旦被老师叫起来，其实又并没有回答问题的必要的思考和精神准备，显得很尴尬。

这时两辆小汽车开走了。

两个女人一听他开口说话，同时站住了，放下彼此挽着的手臂，一齐转过身，站在院子里听。听他自己将自己弄到语无伦次的境地，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急急走回来，走到他身边，挽住他的手臂，迫使他跟随她走入院子。她的目光，始终不看人们，看他一人，如同在她眼中，只有他一人存在。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将院门掩上了，并且支了顶门杠。他在院子里频频向人们回头，脸上歉意地、无可奈何地、企望获得宽宥地笑着。

晚上，那葳蕤的院子，在旷久的昼凄夜森之后，终于有了灯光。灯光虽被树影遮蔽，仍隐约可见。那一排神父们住过的房顶上高高的砖砌的烟囱，冒烟了。

纳凉的、爱扯闲话的男人和女人们，聚在街对面路灯下，望着院子，继续对那一户人家作种种猜测、判断、评论。这条街很久没发生一件值得人们聚在一起说说的事儿了。老百姓总是希望隔些日子便有一件值得他们说说的事儿发生的。那一户人家在好几天内一直成为人们的话题。而好几天内，竟没有谁见到那一户人家的大人或孩子走出深广的院子，甚至也没有谁发现他们在院子里活动过，这应更值得成为话题了。

一天，母亲吩咐我到小杂货铺子去买火柴。我刚一走进，立刻退出。呆站门外，没勇气再走进。因为那时铺子里只有一个人买东西。因为那个人就是那一位骄傲的公主！她还穿着粉红色的“布拉基”。她发上还别着那枚白发卡。我一眼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但我肯定是她！除了她，我们这条街上，哪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会有那么美丽的背影呢？她们站立着的时候，不是偏着头，就是曲着一条腿，将鞋跟儿踮起。而她，站立得笔直，笔直得接近标准的立正姿势，从背后看尤其显得那样。如果她穿的不是“布拉基”，而是军服，从背后看简直是一位时时刻刻不忘军容的女军官、专门操练女兵们的女军官。她怎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她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吗？难道她从几岁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体操练了吗？

我感到她使我敬畏，此前我从未对我们那条街的任何一位比我年龄大的少女产生过哪怕稍微一点儿的敬畏心理。我和男孩子们，经常学她们爸爸或者妈妈的腔调，在她们背后喊她们的小名。或者，搞些恶作剧，将一段像毛虫的草莓扔在她们身上；将带刺儿的草籽揉进她们的头发，使她们吓得尖叫气得跺着脚骂我们，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对她永远不敢，永远。我觉得她吸引我，犹如一朵芳香奇异的花，吸引住了一只小蜜蜂。我渴望接近她，渴望引起她的注意，渴望获得她对我的好感，从而喜欢我。这一种渴望怂恿我，对我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我抗拒不了它，我因此而羞耻。

我的背心两天没洗了，很脏。我的短裤也脏。我的旧布鞋，被脚趾顶破了。所以我一发现她，立刻退出小铺子。我躲在小铺子门后，迅速脱下背心，翻过来穿上，并且将后面穿在前面。也以同样的方法重穿了一次短裤。我还将一双鞋换了脚，换脚后就看不到钻出鞋外的脚趾了。但每只鞋上都有一个洞，像一只圆圆的眼睛。我认为这总比脚趾钻出鞋外雅观得多。经过这一番“推陈出新”，我才觉得我可以“展现”在她面前了，不再会被她视为一个小丐儿了。我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悄没声儿地进入了小铺子。

卖货的胖女人，大声问我：“你买什么呀？”

我们那条街的孩子，没有不认识她的。背后都叫她“河马大婶”。她也差不多全认得我们。有时我们帮她卸货，她一高兴，会赏给我们每人一块糖。

我礼礼貌貌地说：“大婶我不急，您先卖给她吧！”

她看我一眼，不经意地看我一眼，目光继续瞧向货架子。她一手拿着精致小巧的钢笔，一手拿着小本儿，瞧一阵，往小本儿上记几笔。忽然我明白了我自己是怎么回事儿。明白了我为什么渴望接近她，渴望引起她的注意，渴望获得她的好感。当她看我而我也正看着她时我明白的。她的脸形和她的眼睛很像照片上我那死去的姐姐！于是我不再因自己心里的念头感到羞耻。我开始觉得一切不但可能而且合情合理。

“哟，这孩子，什么时候学得这么礼貌了呀？还‘您您’的啦！”“河马大婶”似褒似贬地说，“你买什么就快买吧，人家也是不着急的！”

“我妈叫我买……”我翻起眼睛做思索状，“我忘了，我得想想……”

买完火柴，我不就得离开了吗？我可不想很快离开。

“河马大婶”看出我明明在装相儿，却无法看透我心里那些异常活跃的念头。她将胖身体伏在柜台上，一只手臂伸出柜台外，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扯向她，低声说：“你这个小家伙究竟想干什么？想偷点儿东西吧？”

她又看我一眼。这一次，分明地，我有几分引起她注意了。

我脸火辣辣地发烧。我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挣脱“河马大婶”的手，被激怒地抗议地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了？”

“哟，哟，一句话就担载不了啦？也值得发这么大脾气？大婶不过跟你开开玩笑嘛！今天没货卸，喏！”她抓了几颗糖撒在柜台上，“给你。不买什么东西，快走吧！省我还得时不时地留心着点儿你！”

我觉得她最后那句话，仍然包含有侮辱我的意思。我更生气了，愤慨地说：“我才不吃你那破糖呢！我买一包火柴！”

“这孩子，不识好歹！早说买火柴，我也不至于跟你这小家伙磨牙费口呀……破糖？破糖你没馋巴巴地向我讨过？”

“河马大婶”嘟哝着，一只肥厚的大手在柜台上一撸，将那几块糖收了起来。她也有些生气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接了我的钱，抛给我一包火柴。

和“上帝”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公主”，没再看我，也没再看“河马大婶”，似乎根本没听到我们之间的唇枪舌剑，依然那么笔直地站立着，但她的一条腿，居然也弯曲了。她穿双红色的半新的皮鞋。我们那条街，没谁家的女孩子穿得起皮鞋。在学校里，我也没见过穿皮鞋的女生。我见过的女孩子，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有一个算一个，穿的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带扣襻的女便鞋。我觉得女孩子穿皮鞋，不神气也显得几分神气，不高傲也显得几分高傲。我暗想我的姐姐要是活着，我到处捡破烂儿卖，也要为她攒钱买一双皮鞋！也要买红色的，和她脚上穿的一个式样的。使我感到惊讶的，当然主要不是她穿的皮鞋，而是，她的一条腿，不但也弯曲了，她的一只脚，居然也将鞋跟儿踮起，鞋尖着地。这一种姿态，是我所司空见惯的女孩儿们的姿态啊！我们这条街的女孩儿，大抵都这么站立过的啊！“公主”，却原来你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儿呀！就凭这一点，我忽然觉得她和其他十三四岁的女孩儿，也许并没什么两样。我忽然觉得我对她的敬畏是很自卑的了，我忽然觉得她在我心目之中非但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再那么神秘了，尽管她和她的全家，都跟“上帝”住在一个院子里……

然而这并没有抵消我渴望接近她，渴望引起她的注意，渴望获得她好感的念头。恰恰相反，那念头竟更强烈了，也更使我暗自激动了。虽然我似乎明白了我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了，但我却对自己无可奈何。一个九岁的男孩儿要将自己内心里的念头隐藏得很深很深是十分困难的事。更多的时候，他们无所顾忌地暴露自己内心念头的冲动，以及那一种冲动带给他们的情绪方面的愉悦，远比深藏它隐蔽它的自得要巨大。

我接了火柴，不走，“河马大婶”不拿好眼色瞪我；走，又很不甘心。我觉得我挺依恋这个小小的弥漫着酱醋味儿的杂货铺子。

这时，她向我转过了身，不，并不是向我，是向“河马大婶”转过了身。因为她的目光并没望向我，连眼角的一点儿余光也没恩赐给我，而是望向“河马大婶”，只望向“河马大婶”。她全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望着谁的时候，眼里只有谁，仿佛别人全都不存在似的。那个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她家刚搬来那一天，不就是眼里只有她的父亲，仿佛街两旁的人们根本不存在吗？那位六十多岁的全白了头发的瘦男人，是她的父亲吗？那么，那个穿藕荷色旗袍的女人是她的母亲啰？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又是她的什么人呢？那一对儿双胞胎男孩儿是她的弟弟们吗？又为什么和她长得毫无相像之处呢？她的家有着这些确实足以使人犯猜想的地方，也就难怪我们这条街上的人们议论她们了！

她两眼只望着“河马大婶”，走到这边柜台来，问：“酱油多少钱一斤？”

不待“河马大婶”开口，我抢先回答：“有一毛四一斤的，有两毛六一斤的。一毛四一斤的是普通酱油；两毛六一斤的是高级酱油。炒菜你买一毛四一斤的就行，拌凉菜你最好买高级酱油，高级酱油里有维生素！”

她望了我足有两秒钟，显出很惊诧的样子。她显出很惊诧的样子时，她那双明澈极了的眼睛，不是睁大，而是微微眯起来，使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又像是怀疑又像是刮目相看的表情。这一种表情使她的脸更加动人亦更加迷人。

那两秒钟对我来说真正是一段幸福又美妙的时光！我觉得我的心就如快乐的蝴蝶，围绕着她上下翻飞。我真想大声喊叫释放我的满足。

她的目光是从我脸上缓缓移开。而我的目光中肯定包含有某种乞求，乞求她不要那么快地就将目光转向别处。我想这一种乞求直接从我的心里输送到眼睛里，然后全部地投射给她了。我想我那时的模样一定很特别，也许还很古怪。故此才会使她的目光缓缓从我脸上移开后，又不禁再次眯着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质疑地望着“河马大婶”。

“河马大婶”向我伸长了肉嘟嘟的短脖子，瞪了我片刻，指着我对她说：“你看他倒替我告诉你了！比我想告诉你的还详细！这孩子，怎么今天在这儿……在这儿……”她仿佛不知应该夸奖我几句，还是应该挖苦我几句。她有些困惑不解。

“那么咸盐呢？”

“面儿盐三毛五一袋儿，大粒儿盐一毛七一斤。熬汤用大盐就行，用面儿盐太费了！炒菜当然用面儿盐方便，那多省事啊！”

她又微眯着眼睛望了我足有两秒钟。

“河马大婶”从旁连连说：“对，对！他说得对！”

她朝我点点头，笑了。我觉得眼前顿时一亮。整个光线阴暗的小铺子刹那间辉煌如宫殿！

她将她那支精巧的钢笔用细长的手指夹着，就用那只手摸了摸我的头，随即在小本儿上记些什么。

我差一点儿要抓住她的手，使它长久地按抚在我头上。我觉得她已经开始喜欢我了。而这一切居然如此简单……

“小孩儿，那么你知道醋的价钱吗？”

“零打的醋一毛九一斤。瓶醋三毛六。”

“你……你怎么全知道哇？”

“在我们家，买油盐酱醋什么的，我包了！能不知道吗？”

她笑了笑，又摸了一下我的头：“在我们家，从今天起，我也包了！”

“别摸我头！再说我也不是小孩儿！”我一拨楞脑袋，“你还想知道哪些东西的价钱？”

“你别生气。那么，你知道那几样咸菜的价钱吗？”

“咸萝卜一毛三一斤，是最便宜的。萝卜丝贵五分，一毛八一斤。有辣的和不辣的两种。咸黄瓜二毛四一斤……”

我说着，她记着。

“喏，拿去！”“河马大婶”对我套起近乎来，给我两支铅笔，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似的，端详着我说，“毕业了，就到大婶的铺子里来当名小伙计吧！啊？愿意吗？”

我心想，毕业了，我还要考中学，考大学，将来当工程师呢！谁稀罕到你这小小的杂货铺子里来当伙计！但已不由自主伸手接了她给的铅笔，没好意思说出口。

有几样咸菜因为贵，我从没买过，不知道价钱，就跃上柜台，向货架探身子细瞧。

“河马大婶”忽然拍着巴掌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

“你呀你呀，你怎么把背心穿倒了呀？还穿反了呢！短裤也穿反了呀！”

她的肉嘟嘟软绵绵的手，摩挲着我的脊背。摩挲得我怪痒的。将背心穿倒了的我，像小人书上画的那些外国贵夫人一样，脊背袒露一大片，我刚走入铺子里时，留心到了这一点，一遍遍提醒自己，千万别让她们看到我的后身。此刻我得意忘形，结果“乐极生悲”。

和“上帝”住在一个院子里的高傲的“公主”也笑起来。笑得非常开心。“河马大婶”的笑是那种具有不可抗拒的感染力的笑。看着她笑，听着她笑，本不想笑的人，往往也忍不住非笑不可。某些女人大笑的时候，尤其某些胖女人大笑的时候，仿佛是向别人施魔法似的。高傲的“公主”中上“河马大婶”的魔法，笑得格格嘎嘎的，笑得弯了腰，最后竟笑得淌出眼泪，蹲了下去。

她们笑得我周身灼热。我默默地从柜台上蹦下来。我默默地瞪着她们。我觉得，因她的存在，因她先前那种无声的妩媚的微笑，而使小铺子里所后发的奇异的辉煌，立刻暗灭了。她们的笑声，使我窘得快要哭了。在我听来，她大笑的声音很难听，比“河马大婶”那种响亮的鹅鸣般的笑声还难听！

我一转身跑了出去。

我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心里比考试得了个零分还难过。她们的笑声仿佛一直追随着我。我感到路上我遇到的孩子们在笑我，大人们在笑我，所有人都笑我。

在所有人的笑谑声中，我觉得我像一只穿衣服的猴子。

“哎，那个小孩儿！你慢点走，等等我！”

她在背后叫我。

她胆敢还叫我小孩儿！

我加快了脚步。

“公主”，你在我眼里今天算是彻底完了！其实你没丝毫特别之处！其实你不穿一件那么漂亮的粉红色的“布拉基”，不穿那么一双红色的皮鞋，不别那么一枚白发卡，你一定丑得很！比这条街的哪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都丑！如果我姐没死，如果我姐仍活着，她比你可爱得多，而且绝不会像你那么格格嘎嘎地笑，也绝不会装出副高傲的样子，我才不愿搭理你呢！

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暗暗诅咒她鞋跟儿掉了，脚崴了，刮起一阵大风迷了她的双眼，使她栽入路旁的水沟里，弄得一身泥水……

“小孩儿，你不要你的火柴啦？”

我这才想起我那包火柴，只好站住等她。“公主”，让你笑个够吧！我坚定地站着，不惜“牺牲”我袒露的脊梁，不向她转过身去。

“你干吗生那么大气呀？”

她左手拎着一个兜子，装着许多从铺子里买的东西，右手提着一个大酱油瓶子。她打了三四斤酱油。她先把瓶子小心地放下，腾出手从兜子里掏出我那包火柴给了我之后，用请求的口吻说：“小孩儿，帮我提着酱油瓶子行不行呀？”

嗬，你还有求得着我的时候哇！

我说：“那你得谢谢我！”

她说：“你还没表示愿意帮我哪。”

我说：“先谢！”

她沉吟片刻，轻声说：“谢谢你啦！”

我替她拎起酱油瓶子，咬牙切齿地说：“你敢再叫我小孩儿。我揍你！”

她愣了愣，什么都没敢再说。大概因为我的表情告诉她，倘她说出半句我不高兴的话，我会把她的酱油瓶子摔碎。

我和她一路闷走。她不时怯怯瞥我一眼。她瞥我时，我则狠狠瞪她。我瞪她，她目光赶紧避开。

走了二三十步，她鼓起勇气，惴惴不安地说：“要是你实在不愿帮我，你就放下吧。我自己也能提回家的，就是腕子没劲儿，多歇几回儿呗。”

显然，她以为，即使她什么话都不说，我还是可能随时无端地把她的酱油瓶子摔碎。

我说：“你们丫头片子全都是这毛病！求人家帮忙，又不放心人家。”

我的语调很友好。在我自己听来，说得那么温柔。其实我心里已不生她气了。人也不能老生别人的气啊！

她又瞥我一眼，又微笑了。这一次我没瞪她，却脸红了，觉得脸上比在小杂货铺子里被她和“河马大婶”所笑时更灼热。我相信我注视她的目光也是友好的温柔的。

她又说：“不过叫你小孩儿，你就要揍我。那你为什么可以骂我呢？”

我说：“我没骂你呀！”

她说：“骂了就骂了，还不承认。难道丫头片子不是骂人的话？”

听起来她仿佛是在和我理论，实际上她的口吻低声下气儿的，再加上她那一副忍辱吞声、似乎不敢得罪我的模样，使我感到，在我面前她仿佛是个弱者！

于是我心里不安起来。我才不愿她在我面前显出那般模样哪！她一显出那般模样，我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我倒宁愿她维护着她那股高傲劲儿。

我解释地说：“丫头片子怎么是骂人的话呢？那不是骂人的话。对女孩儿家是完全可以这么叫的！我们这条街都这么叫！”

为了证明我没骗她，我问一个在路旁独自跳格子玩儿的五六岁的小女孩儿：“哎，你说，你是不是丫头片子？”

小女孩儿懵懂地瞅着我，不吭声儿。

我蹲在她跟前，悄悄地说：“你要说是，我给你两个玻璃球儿。”

那女孩儿眨眨眼睛，无所谓地大声说：“是，是丫头片子，咋了？”说完，也不在乎我兑不兑现许诺，继续跳格子玩儿。

我走回她身旁，得意洋洋地问：“你听见了吗？”

她默默点了一下头。

我又问：“从来没人叫过你丫头片子吗？”

她默默摇了一下头。

我一时没什么话可说，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那可就怪啦！”

走着走着，她忍不住似的，又开口道：“你把我当成一个女孩儿家？”

我说：“你不是女孩儿家，是男的吗？”

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过两个月，我满十四岁了！从今天起，我妈妈要求我替她当一半儿家了！”

我说：“那有什么，我早就替我妈当一半儿家了！”

她说：“你几岁了？”

我吞吞吐吐地说：“再过两个月，我满十五岁了！”

她不由得站住了，注视着我的脸，几乎是愤愤地说：“你撒谎！”

我悲哀地叹了口气：“九岁……”

“我比你大五岁，你倒把我当成女孩儿家！”轮到她得意起来，追问道，“你说，你是不是个小孩儿？”

我低下了头。

“你说，你该不该叫我姐？”

这是我巴不得的事。

我立刻抬起头，心甘情愿地愉愉快快地叫了一声：“姐！”

她的脸倏地红了。

她左右瞧瞧，见我们身前身后没人，低声说：“我并不是让你叫我姐！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是你的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似乎有点儿明白，但是我宁愿自己一点儿都不明白，于是我就装出一点儿都不明白的样子，一个劲儿摇头。

“好啦好啦，别摇头了！”她郑重地说，“反正不管你明白没明白，不许当着别人的面儿叫我姐！”

我堪受信赖地回答：“行！”

我兴冲冲率先往前走。我觉得我和她之间已经有一个秘密存在着了。我觉得她已经给予了我一种特权。这使我内心充满了骄傲。

突然，我一步没走稳，仆倒了。酱油瓶子脱手而出，在路上滚，碰到路旁的石沿，碎了……

我爬起来，转身望她，见她僵立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呆呆地瞧着碎了的酱油瓶子。

我觉得我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不幸的人，如同一个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绝望之际，我仿佛感到阳光骤然消失，黑暗刹那间降临。

我撒腿便往家里跑。她叫喊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从此我上学总是朝相反的方向绕道而行，轻易不经过她家院门口。不得不经过时则迅速跑过。

后来临街的“板障子”锯矮了，锯得只有一米高了。从街上就可以无遮无掩地望见院子里的情形了。好像她家的人有意要向我们这条街的人证明，他们是没什么秘密需要遮蔽的。院门也改造了，原先包了铁皮的严严实实的大门不见了，变成了和“板障子”一般高的一扇小门，只不过门的上边是锯成月牙形的。

后来那个六十多岁的全白了头发的瘦男人，开始出现在院子里拔草，修剪葡萄架，挖排水沟，将各种各样茂茂盛盛地拥挤着开野了的花儿移栽成行。

于是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重新生长得井井有条值得驻足观赏了。

后来我用“拉小套”挣的钱和卖碎玻璃所获得的钱，买了一瓶酱油。而且是一瓶那种含有维生素的高级酱油，大瓶的。我双手捧抱着瓶子走入她家院子，非常谨慎地往前走，唯恐再不小心摔一跤，一番苦心全白搭。那个瘦男人坐在葡萄架下抽烟斗，发现我，站了起来，随即向我走来。

他刚走到我跟前，我抢先开口说：“这是还给你家的！”

他奇怪地打量着我，那目光却是和善的。

不待他问什么，我放下瓶子便跑。

“哎，小孩儿，你搞错了吧？”

“没错！问问你女儿就明白啦！”

我边跑边回答，头也不回。

傍晚，我正在家门口劈柴，一抬头，发现粉红色的“布拉基”出现在我们院里，正跟赵家的大娘说什么。赵家的大娘朝我家指了指，她向我家走来。

我躲入煤桦棚，从板隙窥视着越走越近的她，恨透了。这也太过分了！我都还你家酱油了，再说事情也过去那么多天了，你还至于非找我家来告一状不可吗？我们这条街没有第二个像她这么耿耿于怀牢记细碎之仇的女孩儿家！别看长得有模有样，为人竟这么刁！小狐狸！

她在家门口站住了。我家门开着，窗也开着。

她敲我家开着的门，静静地等了一会儿，又敲我家开着的窗。

这是在装礼貌吗？虚伪的东西！

“屋里有人吗？”

早问一声不就免得你敲门敲窗的了吗？

“谁呀？”

正在往锅里贴饼子的母亲，粘着两手包谷面，从厨房走到窗口，疑惑地瞧着她。

“大妈，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在做饭。您先忙吧，我过会儿再来。”

她显得有些局促了。大妈？——什么话！我们这条街都叫张大娘、李大婶、王大嫂，从来没听到过谁管谁叫大妈的！看来她和她一家，以前根本就不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人家！

母亲说：“我已经完事儿了，盖上锅盖了。姑娘，你打听人家？”

“大妈，我不打听人家。我是隔壁那个院子里的。我们刚搬来。我们是近邻呀！我姥爷说，远亲不如近邻……”

这小狐狸，嘴可真甜！真会说话！一口一个“大妈”。

我母亲已经用喜爱的目光瞧着她了。

“是啊是啊，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嘛！姑娘，你多大了？”

“再过两个月十四了。”

“还不到十四？真是个好姑娘。说起话来像位大姑娘似的。大娘就喜欢你这样稳稳重重的姑娘！快屋里来坐会儿！你们家要是有什么需要大娘帮忙的事儿，你只管开口就是，千万别不好意思……”

母亲走出来，想拉她过屋。无奈两手粘着包谷面，向她伸了几次手只好作罢。

“大妈，我不进屋了。改天我一定来您家玩儿。我姥爷让我问问您……”她指指她家的院子和我们的院子相隔的一排“板障子”，“这挺高的，是不是挡了您家阳光？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它锯矮些。还有那些爬山虎，都爬到你们这边来了，我姥爷发现招毛虫了，怪讨厌的，想把它们拔了。锯矮了以后，你们喜欢什么花儿，我们那边儿就种什么花儿。我姥爷还说，也可以开个小门儿，两边儿来往方便……”

“好呀，好呀，好呀！”母亲一迭声说好。

“大妈，我还想问问您，您家有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儿吗？”

“有哇，怎么……”

“有个小男孩儿，把我的酱油瓶子摔碎了……”

“我叫来你认！”

我屏息敛气，心想小狐狸哇，你到底还是打算告刁状！

“这孩子，刚才还在，哪儿去了呢？等他回来，大娘一定问他！”

“大妈，我不是告状。”她急了，“其实一点儿也不怨他。他好心好意帮我提酱油瓶子，自己还摔了一大跤，怎么能怨他呢？可他，他今天上午还给了我家一大瓶酱油。我姥爷问明白情况，批评了我一通，让我一定要找到那孩子，把那瓶酱油退给他，还要谢谢他。我们全家都为这件事儿挺不安的。我姥爷说，如果不找到那个男孩儿，不把酱油退给他，我们可就太不对了。”

我真希望母亲说那男孩儿一定是我儿子！

母亲却摇着头说：“那就不是我儿子了。一大瓶酱油一元多呢，他想还，不向我要，也不可能有一元多钱呀！姑娘，告诉你家大人，大妈替你们全院儿都问问。”

母亲居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她的叫法，由“大娘”而自称起“大妈”来了。

“大妈，那就给您添麻烦了。我走了。大妈再见！”

“再见，姑娘，有空儿一定来玩啊！”

“哎！大妈您快进屋去看着锅吧！”

母亲随了几步，满面慈祥地目送着。

我缓缓坐在煤桦棚子里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母亲，那个孩子正是我。而且，她家的院子里种什么花儿才好呢？既然她家给了我家这种权力，这种权力似乎主要应归属于我。母亲她对此是不会太认真的。而这一权力对我却很重要，相当重要。

星期天。我家吃过早饭不久，她和她的姥爷，还有她的两个弟弟，带着锤子、锯子、钉子盒什么的来了。

我从窗口一看见他们，赶快将门插上。

迎出屋的母亲大声唤我出来给他们当帮手，我不答应。

母亲敲门，我不开。

“这孩子，聋啦！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哪？！”

母亲生气了。

我终于出现，母亲瞠目而视，仿佛不认识我了。

我上下穿得很整齐：白小褂，蓝裤子，白胶鞋。我将平时舍不得穿，甚至连过节也舍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队队服换上了，并且系了红领巾。我是学校里的队鼓手，只有学校举行隆重活动或什么庆典仪式的时候，我才如此这般。我早晨当然洗过脸了，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根本没洗干净，又洗了一遍脸，用香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洗脸很少用香皂。手太脏时，也不过用肥皂。我还照着镜子梳了半天头发。我头发硬，平时不梳。蓬乱得太不像样子，就用手指拢拢。那一天怎么梳也梳不倒，用毛巾沾着水揉湿了，才总算勉勉强强梳平。

不但母亲对我瞠目而视，他们也一样，尤其她。

“怎么，你……你今天有队日活动？你预先可没跟妈说一声。”母亲大出所料地嘟哝道。

“不过队日就不能穿这身衣服了？”

我振振有词地回答，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其实，在母亲和他们的瞠目而视之下，我的感觉，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河马大婶”大笑不止时强不了多少。

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

她的姥爷也是。

母亲说：“没有队日活动，你穿上队服干什么？快脱了去，换身破衣服，帮着干活！”

我执拗地说：“不，我今天就想穿队服嘛！”

她的姥爷指着我，刚想说什么，被她及时扯了一把，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制止了。

母亲更生气了：“这孩子，今天抽的什么风！”举手似要打我。

她急忙说：“大妈，弟弟要穿，就让他穿吧！弄脏了我替他洗。”

她一边说，一边向她的姥爷直丢求援的眼色。

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也说：“哪个孩子不喜欢穿得体面些呢？让孩子穿吧！我们小晶不是愿意替他洗吗？我这外孙女，是说话算话的！”

他看了他的外孙女一眼，挺郑重地问：“是不是？”

她笑了，笑得又大方又愉悦，还朝我眨了眼睛。既不像有些女孩儿家受到几句夸奖就洋洋得意，也未显出丝毫害羞的样子。

母亲望望她，望望她的姥爷，望望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母亲的表情告诉我，过后是一定要对我追究个为什么的。

她看着我说：“小弟弟，这不等于我完全支持你。大妈的话毕竟是有道理的。你也得向大妈表示一点妥协呀，起码把红领巾摘下来行不行？”

我觉得母亲对她的评价是对的。她说话真像位大姑娘，尤其她跟大人说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听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家说话用“毕竟”和“妥协”这样高等的词儿。何况她两个月后才十四岁。我觉得听她说话，仿佛是在听语文成绩优秀的学生造句子，并且不得不承认她造了些好句子。

我默默地顺从地解下了红领巾。

母亲用一根手指戳我的额角说：“哼，你要天天都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孩子样子，我倒省心了！”

母亲是街道居民小组长，负责我们这条街上居民义务方面的一切事，具有等同于“甲长”的地位和权力。当时她正急去开居民小组长会议。

母亲匆匆走后，我们立刻开始拆除那排经历了许多风蚀雨淋的“板障子”。而首先要做的，是斩断那瀑布一般泻过这边来的“爬山虎”。那面的院子荒芜已久，这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已经像一张乱毛蓬蓬的皮，和木板长在了一起。花儿依然开得很烂漫，但毛虫隐蔽在茂密的叶子底下。

她说她怕毛虫。

她的两个弟弟说也怕。

她的姥爷倒没说怕，但说看见毛虫就皮肤过敏。

我也怕。我怕毛虫甚于怕任何可怕的东西。但是我毫无惧色地声明我一点儿也不怕毛虫。我说小小毛虫有什么可怕的？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这项“特殊任务”。

他们负责将我斩断的“爬山虎”用木棍挑到预先挖好的坑里，埋得严严实实，踩得平平坦坦。

我们合力推倒了“板障子”。

当她的两个弟弟协助她的姥爷锯木板时，她悄悄对我说：“挽起你的裤筒儿。”

我说：“干这种活儿，用不着挽裤筒儿。”

她说：“让我看看你腿，那天摔破了没有？”

我说：“没有。真的没有。”

她说：“听话。我一定要看。”

她的表情，她的口吻，好像是如果我不听她的话，我在她眼里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我听话地将两条裤筒都挽了起来。

我两腿那天都摔破了，结了两块厚厚的痂。

“当时流了很多血吧？”

“嗯。”

“当时很疼吧？”

“嗯。”

“当时你哭了吧？”

“嗯。”

“一边跑一边哭？”

“嗯。”

“你为什么要跑呢？”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还一瓶酱油呢？”

“我也不知道。”

“你哪儿来的钱呢？”

“拉小套儿挣的。还有，捡些碎玻璃卖。”

“拉小套儿？那是怎么回事儿？”

“火车站、大桥前，拉车的人上不去坡，我帮着拉。你见过两匹马拉的车吗？有一匹马是驾辕的，另一匹马是拉边套儿的。拉小套儿就像拉边套儿的马，帮着拉上一个小坡五分钱，帮着拉上一个大坡有时能挣一毛钱呢！”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我真的不知为什么。我只有不好意思地憨笑。

“碎玻璃也能卖钱？”

“能呀，一斤碎玻璃能卖四分钱呢！”

“那，上哪儿去捡呀？”

“垃圾站啊、建筑工地啊，有时能捡到，有时捡不到。我常捡碎玻璃卖。卖两斤就能买一本作业本。”

“你为买那瓶酱油，捡了很多吧？”

她用她细长而娇嫩的手指轻轻触摸我腿上的伤痂。我看得出并且相信她那绝对是情不自禁。她似乎想要通过她的触摸使它消失。

“我得帮着干活儿了！”我难为情地放下了裤筒儿。

“你真是个古怪的小孩儿。你觉得你自己古怪吗？”她低声问，显得严肃。

我摇摇头，拿起锤，钉“板障子”去了。男孩儿天生是男孩儿的朋友。她的两个弟弟没用谁吩咐，便主动成了我的助手。她则成了她姥爷的助手。他锯，她压住木板。

“你几年级？”双胞胎中的一个问我。

“二年级。你们呢？”

“才一年级。”另一个回答，瞧着我那种目光，似乎对我这个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小学生不无恭敬。

“那，你是二年级入的队吗？”

“二年级？那也太晚了！”

“你一年级就入队了？”

“当然！”

“那，你是几道杠？”

我想回答是“三道杠”，可担心谎话说过了头，反而被怀疑。“一道杠”呢，又觉得太渺小，有些说不出口。犹豫了一下，谦虚地说：“我本来被推选当‘三道杠’来着。可我认为自己还没那么好，就接受了个‘二道杠’……”

我轮番回答他们的话。他们对我也愈发显出恭敬的样子。我戴红领巾，并非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向他们的姐姐表明：我可不是这条街的野孩子。我是少先队员！

“我姐姐是一年级入的队！”

“我姐姐以前是‘三道杠’！”

“她还当过全校的大队长呢！”

“她以前每年都是三好生！”

他们开始向我赞扬他们的姐姐，仿佛她是他们的重型武器，一展示出来，就足以从心理上彻底将我打败。

我半道“杠”也不是！我还没入队呢！校队鼓手中，有好几个不是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学校特批给我们的，只许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戴。平时是没资格戴的。我当然是被他们从心理上打败得稀里哗啦了！

我故作镇定，问：“那她现在呢？”

“现在……现在……”

“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吗？”

“对，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嘛！她就得在新的学校从头开始争取了。”

我不由回头看了她一眼，很怀疑是她的弟弟们说的那样，认为肯定另有原因。

她的目光接触到我的目光，迅速避开了。她那样子很不自然，甚至有几分愠怒。她大声训斥两个弟弟：“多嘴多舌的，别人会把你们当哑巴吗？”

她们的姥爷，好像根本就没听我们几个孩子在说些什么，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锯木板。

她的两个弟弟，都一声不吭了。显然，他们的姐姐，在他们心目中，是具有特殊位置的。一旦严厉起来，他们是有些惧怕的。

我觉得锯条被腐朽的木板夹住所发出的紧滞刺耳的声音，似乎更响了。

一排新的“板障子”终于竖起在我们眼前，和她家临街的“板障子”一样矮。一扇小门的上端，也锯成了美观的月牙形。这么一来，站在我家门口，不，就是站在屋里，也可以从窗口望见她家院子里的情形。在我们全院，除了我家，谁家也不可能和她家举步相通。因为别人家与她家院子相隔的，是他们房屋的后墙。只有我家这儿，相隔的是一排“板障子”。

她姥爷的衣服，已被汗湿透了。他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问他的外孙女和两个外孙：“这样好吧？”

她默默无言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而她的两个弟弟齐声回答：“好！”

他又问我：“你说呢？”

我也回答：“好！”

他说：“你们都觉得好，我就更认为好了。”沉思片刻，念念有词起来，“满园芳菲着人意，栽情篱下不羡山。”

我完全不懂他的之乎者也。而她，分明是懂的，起码懂一部分。不知为什么，她显得忧郁了。

他又自言自语：“种什么花儿好呢？”

我抢先说：“种蝴蝶花吧！蝴蝶花顶好看啦！”

她的两个弟弟紧接着说：“种百合！种百合！姥爷您不是说过，百合的根又好吃又能治病吗？”

他的目光转向他的外孙女，目光中尽是深蕴的慈爱。似乎，还有些别的。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无奈的歉疚。他能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外孙女呢？

“你说呢，小晶？”

她凝眸思考了几秒钟后回答：“姥爷，栽菊花吧。您不是很喜欢菊花的吗？而且，您也不必像陶渊明似的采菊东篱下了，您每天望菊东篱下，不是更好吗？”

他点点头：“是啊。季节迟了，想种别的花儿也来不及了。只有从院子西边移些菊花栽过来了，不过……”他又一次将脸转向我，“这一定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啊？咱们刚才的意见，都算个人意见，你妈妈的意见，应该是最后的意见。因为她是居民小组长嘛！咱们都在她的领导之下嘛！这就叫民主集中啊！”

他说得十分郑重，郑重得都有点儿使我感动了。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我的母亲这么值得尊重。从来也没人对母亲表示过如此郑重又非常真诚的尊重。一个孩子，感到自己的母亲被人尊重，这孩子能对那个人不产生好感吗？我觉得我一下子喜欢起这个头发全白的瘦老头了。我想母亲也肯定会认为自己实在不值得任何人这么尊重她。她能当上居民小组长，纯粹由于她的热心肠。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她“领导”过谁。我们这条街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绝对不会有谁承认受过我母亲“领导”的。如果他们听了他的话，准会哈哈大笑的。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我母亲居然是“领导”他们的，母亲肯定再也当不成居民小组长了。

我的队服为我作出了从未作出过的“牺牲”。白胶鞋面目全非，变成了黑胶鞋。我的奉献是巨大的，这奉献完全是为了她。我觉得她心里是明白的。我一点儿也不后悔，相反我很愉快，甚至对她充满感激，感激她明白我……

她的姥爷收拾起工具，第一个从那扇小门通过，走到她家的院子里去了。他回望了一眼那扇小门。那种样子，如同一个刚刚学会穿墙术的人，念着咒诀不知不觉地穿过了一堵墙壁，但又不相信真的，回望那堵墙是否存在似的。

“孩子们，过来呀！我不是已经过来了吗？”他朗声说，看样子对那扇小门很满意。说罢，大步向当初神父住的屋子走去，仿佛那一向就是他住的屋子。

接着他的两个外孙走过去了。

她也走过去了。

只有我留在锯矮了的“板障子”这一边，一动没动，呆呆地望着那边。“板障子”锯矮了仍是“板障子”，我仍觉得我要通过那扇小门必须获得她家人的允许，觉得它是为了她家人到这边来方便，而不是为了我到那边去方便。尽管她的姥爷已经说了“孩子们，过来呀”，但我认为他那是对她和她的两个弟弟说的，觉得其实并没包括我。我也为那扇小门付出了劳动。刹那间我内心充满委屈，眼泪汪汪。

她见我没跟过去，走回来了。她站在“板障子”那边，替我打开小门，瞧着我笑。

“先生，请！”

她做了一个优美的邀请的姿势。

我也噙泪而笑了。通过那扇小门后，我也忍不住回望一眼。倏忽我觉得我是通过了一扇奇异的门，觉得自己顿时长大了好几岁似的。我再看她时，连自己都觉得，已不可能是一分钟前的目光了。我自己对这一种变化有点儿慌乱和不知所措。我脸又红了。

她脸也红了。

大概是因为我的目光，还因为我的样子。

井旁晒了几大盆水。

她家那个穿玄紫色旗袍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捧着一捧衣服，走到葡萄架前，放在木椅上。她穿的还是玄紫色旗袍，还是那种神情肃穆、不苟言笑的样子。她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威严地转身向房屋走去。一眼，仅仅一眼，我觉得那女人已将我掰开了揉碎了认认真真地研究了一番。

“她是你什么人呀？”

“小姑。”

“她不太欢迎我是不是？”

“你怕她？”

“有点儿。”

“我和弟弟们也怕她。不过她是个好人。除了爸爸妈妈和姥爷，她就是我们最亲最信赖的人了！”

她说完，命令两个弟弟将两大盆水端到葡萄架内。

“我得给他俩洗洗澡。你要是闲得慌，就替我浇花吧！”

她从葡萄架内探出身对我说。

于是我拿起喷壶浇花。

一会儿，她的两个弟弟洗得清清爽爽的，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离开葡萄架也走向了房屋。

“你看，他俩用了两盆水，还剩下两盆水。一盆是为我晒的，一盆当然是为你晒的啰！我小姑并没有只想到了我们，也想到了你呀！你承认不承认她是好人？”

她浑身湿漉漉地站在我面前，十分认真地问我。

我说：“承认。”

“帮帮我。”

于是我和她共同将一大盆水移入葡萄架内。

“该你了！”她说。

“我……我……我回家洗。”

我想逃。

她揪住了我的后衣领。

“水都为你晒了，你却回家洗！用凉水洗呀？激出病来，我们全家又会感到对不住你了！你这小孩儿，怎么能这样对待别人的好意呢？快脱衣服！”

她揪住我不放。

我说：“我自己洗……”

她说：“你得让我替你彻底搓搓泥呢！”

我只好脱。但是没脱裤衩。

她说：“小小孩儿，你还害羞吗？”

我说：“我不害羞呀。”

她说：“真的？”

我说：“真的！”

她就一下子将我的裤衩扯到了脚腕儿。

我简直害羞得没法儿，恨不能遁入地下。

“转过身去。”

我乖乖地转过身。

“双手撑着柱子。”

我乖乖地用双手撑着柱子。

“你还说你回家洗！你还说自己洗！瞧瞧，瞧瞧，你自己能搓到后背吗？你真是个脏孩子，不搓，能算洗了一次吗？”

她从我身上搓下了“成绩”。

“转过身来。”

我乖乖地服从命令。

“站稳。”

“……”

“抬起胳膊……双手放在我肩上。”

我乖乖地将双手放在她肩上。

那一时刻她的神情忽然变得比她的小姑还肃穆。

而我感到自己变得像一具石头人一样全身僵硬。

我闭上了眼睛。

我只能闭上眼睛。

如果不，我不知自己的目光该看哪儿。看哪儿我都觉得不对。也许只有看着她的脸是最自然的。但她的脸是我当时感到最不该看的。我真的想逃……

她用毛巾包住的手，搓我的肩胛窝儿，搓我的胸，搓我的肋。她搓的都是我怕痒的地方。我强忍着，忍着，终于忍不住，哈哈笑着跳开了。

“你！”

“你搓痒我了嘛！”

她也忍俊不禁了。

她将毛巾往我肩上一搭，嗔道：“我又不真是你姐，我不干了！吃力不讨好儿。你自己搓吧，要冲的时候叫我一声儿。”

她背对我，坐到栏杆上去了。

我也转身，背对她。尽管完全多此一举。

一只蜜蜂飞入葡萄架，寻找不到出口，嗡嗡地着急。

“姐，我搓好了！”

话一出口，我后悔莫及。我惊讶于自己把一个“姐”字叫得那么自然，仿佛我每日里叫过无数遍。

她缓缓地缓缓地回首一顾。

我赶紧用毛巾遮我最害羞的部位。

我看出她的惊讶一点儿也不逊于我。

“我……我本想叫你……叫你小晶姐姐来着……”

我讷讷地说。

依我童稚的逻辑想来，叫“小晶姐姐”，是礼貌、是亲近，是任何一个女孩儿家不论乐意或不乐意，都满不在乎地认可的。而叫“姐”，只叫一个“姐”字，则是郑重得多的一件事了。如果她们不乐意不认可，她们是有正当的理由发脾气的。

对我的嗫嚅之词，她的表情毫无反应。

她只是开始默默地用木瓢舀水从头到脚地浇我。

最后她开口说：“闭上眼睛闭上嘴。”

她端起盆，将剩下的水都浇在我身上。

“好了，你自己擦吧。”

她说着，从地上捡起我的湿裤衩，连同我脏了的队服卷在一块儿，离开了。

我问：“那我穿什么呀？”

她一指栏杆，上面搭着一套衣服。

我只好穿上。那是一套从未被穿过的新衣服。肯定是她哪一个弟弟的。我穿着很合身。

她站在一簇“扫帚梅”花前，见我怯怯地走过去，盯着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我叫错了。我再也不那么叫了。”

她说：“我没问你对错。我只问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叫你‘姐’了……”

“你喜欢叫我‘姐’？”

“喜欢。”

“要是有一天，你听了别人的什么话，不这么叫我了，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那……你就恨我！”

“只恨你就行了？”

“我也恨我！”

“还不行。”

她摇摇头。

“可是我不会因为听了别人的什么话就……”

“你会的！你肯定会的！”

不知为什么，她显得那么不信任我。

“我不会！”

我嚷了起来。

“那，你以后就叫吧。”

“姐！”

她笑了。但那分明是一种苦笑。看见一个女孩儿家苦笑，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男孩子也准会为之伤感的。苦笑有时比哭泣还能触痛人的心灵。

“没有谁高兴和我们家的人主动来往。没有哪一个男孩儿高兴叫我‘姐’，除了我的两个弟弟。你会对我，也对我们家的人变心的。反正你会的。”

“我不会。我发誓我不会。我……”

我抽泣了。

我从未被人如此不信任过。而这样一种固执的不信任，竟又是当面表示的。我受不了这个。我觉得被严重伤害了。

“得啦得啦，别哭哇。这也值得哭？你还总不承认你是小孩儿！我也没说你什么呀！”

她开始哄我，像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弟弟一样。并且，用手心轻轻替我抹去脸颊上的泪。

“帮姐把这一盆水抬过去。”

我破涕为笑。

“现在该轮到姐洗了。你替姐当个哨兵，不许人走过来。我那两个弟弟也不许！”

于是，我就忠实地当哨兵。

葡萄肥大的叶片很密，将葡萄架遮挡得像一幢绿色的童话里小的房子。

我倾听着那“小房子”里哗哗的濯水声，觉得宛如有一条小山泉在流淌。我抬头仰望天空，觉得天空从来没有那么高远、那么蔚蓝。我举目观览满院子的花儿，觉得一切花儿都美丽无比。我想母亲她是说错了，原来我命中注定必有一个姐姐！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男孩儿。我的命运简直值得我为它歌唱！我的目光望向那一排锯矮了的“板障子”，望向“板障子”那边我的家，甚至觉得连贫穷也不那么令人沮丧了。

教堂钟楼内悬着的大钟静止着，似乎期待有人去敲，又似乎在向打算敲它的人声明：请别滋扰我，我更喜欢不被敲响的时候。

镀铂的铁十字架，在日照之下熠熠生辉。

我仿佛觉得银色比金色更加辉煌夺目。并且具有金色所不具有的圣洁感。十字架宛若一个大的加号，要将天和地加在一起，而那结果该等于什么呢？

葡萄架内的濯水声终于停止了。

我看见从那童话般的绿色的小房子里姗姗踱出一位全身发着清丽气息的天使。

她对我说：“小孩儿，你已经知道我的小名了，现在我想知道你的。”

我对她说：“跟姐儿。”

“跟姐儿？”她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是的。”我说，“我也喜欢。”

“跟姐儿，我家的人你都认识了，现在跟我去见见我妈妈好吗？”

“好。”

于是我第一次走入了神父住过的那一排房屋。那一排房屋分为四间。第一间最小，她的两个弟弟住。第二间最大，有二十多平方米，几排书架贴墙而立，整整齐齐摆满了书。正中是一张很旧的、圆形的桌子，未铺桌布，还有一张铁架床。她告诉我这原是神父会客的地方，现在她的姥爷住，全家人也在这儿吃饭。第三间她自己住，除了一张单人床，和床头一个箱子，再也没有什么。第四间她的母亲和小姑合住。屋顶本都倾斜了，地板有些角落已塌陷。墙皮处处剥落，好似患了红斑狼疮病的人的皮肤，并且留下了正方的长方的挂过画框的痕迹。积年累月的灰尘使那些痕迹十分清楚，清楚得像木匠用墨绳弹出的线条。而那些镶在宽边的框子里的画，全都反放在门后。我问她为什么不继续挂着。她告诉我画的全是耶稣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他的母亲为他哀伤哭泣的情形。说她家的人都不喜欢那些画。住进来的最初几天，因为画没取下来，她家的人没有不做噩梦的，包括她的姥爷。我问也包括她吗？她点了点头。问她做什么样的噩梦？她摇了摇了头，那意思是讲给我听，我也不会理解。屋子很阴暗，散发着潮气。因为这一排人住的房舍是背阳的。而朝阳的那一排是教堂。也许由于耶稣活着的时候受得苦难太多了，他的信徒们宁愿将朝阳的房舍让给他住？

她的双胞胎弟弟、姥爷正同她的母亲和小姑在她们的屋子说话，说的恰是我。她告诉她的母亲有客人来了，他们便都走到她姥爷住的较大的屋子来了。

她的姥爷也叫我“小孩儿”。

他说：“小孩儿，随便坐。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对不对？我们不把你当客人，你也别把自己当客人。今后，只要你高兴来，我们就欢迎你。”

她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看您，对一个孩子说这么多干什么？把人家都说得腼腆了！”又瞧着她问，“就是这孩子？”

她点点头：“他小名叫跟姐儿。”

她家的人，除了她，都不由得互相望了望。分明地，我的小名使他们纳闷和奇怪。

她的小姑什么也不说，沉静地坐着，注视着我。我觉得她又开始研究我了。

“孩子，你坐呀！”

她的母亲和蔼地说。那天这端庄的女人没穿藕荷色旗袍。她下身穿一条黑绸过膝长裙，上穿一件短袖立领的白衫子。我觉得她不论穿什么都仪态大方，她的端庄是天生的。我觉得一个孩子即使真是一个野孩子，在她面前也会努力做出规规矩矩的样子。而我正是那样努力的。

“跟姐儿，我们小晶本该谢你，你却还来了一瓶酱油。我们又不知你是谁家的孩子，可真让我们惭愧呢！”

“妈，那瓶酱油，是他用帮别人拉车挣的钱和捡碎玻璃卖的钱，三分五分攒起来买的。”

她家的人，又都是面面相觑，似乎都觉得这件事儿对于这个“小孩儿”来说，未免太“原则”了点儿。刹那间，我感到她的小姑的目光中，有某种研究以外的成分介入了，但很快又被摈除。她的目光使我感到如芒在背。

她的母亲又说：“跟姐儿，我们小晶认识了你这样一个……一个有性格的孩子，我们全家都高兴。”

她说：“他已经叫我姐了！”显出自得的样子。

于是她的小姑的目光，投射到她身上，似乎对她也不例外，更要掰开了揉碎了进行一番一丝不苟的研究。

她的母亲沉吟地望了她片刻。我觉得这一位和蔼的端庄的女人，这一位心细而慧的母亲，是在掩饰她一时不愿表露的惊讶。她惊讶什么呢？这一位女人这一位母亲？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按年龄，他叫你姐，也应该的。”她的母亲说，“那瓶酱油，一定要让人家的孩子带回去。跟姐儿，你带回去行吗？”

我抬头望着“姐”，我的目光在对她说：“不！”

她领悟了我的目光。

她说：“妈……”

她的小姑严厉地说：“小晶，要听你妈的话。你妈的话是对的！”

她看看我，很不高兴又无可奈何地撅起了嘴。

“女士们，我可以对此发表点儿见解吗？”一直在看书的她的姥爷，合上了书本。

于是两位女人的目光都望向他。

他站起来，双手按在桌上，微微向她们倾着身子说：“这孩子，他已经是咱们小晶的朋友，当然也是咱们小苇和小芟的朋友。”他将脸转向两个外孙问：“是不是？”

他们回答得像一个人的声音一样齐：“是！”

他的目光又望向两位女人：“而你们却总是酱油酱油的！倒好像你们是在合审一桩关于一瓶酱油的案子。并且以为只有你们才能作出最公正的裁决似的！本人认为，让人家孩子把那酱油带回去不妥。酱油归我们。不过我倒主张，为了对这孩子表示谢意，也为了平衡我们自己的心理，我们应该送给这孩子什么别的，也算是送给孩子们的小朋友的礼物吧！我说小晶、小苇、小芟，你们支持姥爷的提案不？如果支持就为姥爷鼓掌！”

她和她的两个弟弟立刻大鼓其掌，都无声地笑，都感激地望着“见义勇为”的老“辩护律师”。

这老头说起话来慷慨陈词，而且说着说着，一只手臂便舞动起来，做出些有力度也有风度的手势，双目炯炯有神，面容表情多变，生动之极，大有一旦开口，不论就什么问题，一口气儿能讲上两个小时乃至半天的神采。我暗暗猜测，也许他从二十来岁起就是位了不起的演说家了。我看出小晶姐弟们，在他开口说话时，都对他很着迷、很崇拜。我觉得他慷慨陈词的时候我也对他很着迷。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全白了头发的瘦老头了。

“跟姐儿小朋友，对我的提案，你自己满意吗？”

他将脸转向我，目光平和多了。

我说：“怎么着都行。”

小晶哧哧地笑了。

她的母亲也笑了。

她的姥爷对我一摆手，长叹一口气，颇扫兴地坐了。那意思是说：你这孩子，你怎么把我“出卖”了？你可真叫我不满意哇！

结果人人开心大笑。

我受感染，随着笑。

“您啊，您总是那么爱激动！您自己说，您下过多少次保证了？因为自己的脾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您自己最清楚啊！我们哪儿是什么合审呢？不过闲聊罢了。跟个孩子，从一瓶酱油聊起不算过分嘛！”当母亲的慢言细语地说，并笑问当小姑的：“对不对？”

当小姑的肃穆地点了点头。

“我激动了吗？我激动了吗？我觉得我一点儿也没激动呀”

当姥爷的极力替自己辩白，可连他自己也苦笑了。

不苟言笑的小姑终于又开口道：“其实我和您的想法一样。小苇，把你这套衣服，送给你们的这位小朋友，你舍不舍得啊？”

那双胞胎男孩中的一个爽快地说：“舍得！但他得永远做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一齐望着我，期待我的回答。

我说：“嗯。”

“那咱们现在就出去玩！我们带你去看教堂！”

他们一跃而起，一人拉我一只手，扯我跑出去。

我们爬上教堂的窗台，站立着，几乎将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瞧。玻璃全是彩色的，不透明，但却是搀了胶的颜料涂的，而不是烧成的。我的两个新朋友教我怎样靠指甲达到目的。那是一桩需要灵巧和细致的事。先用锐利的指甲在玻璃上划十字，像用刀在罐头的封铁盖儿上划十字那样，然后用最薄的指甲，将颜料膜小心地掀起，于是玻璃上便有透明的一孔了。

我顾虑上帝会生气，问他们这样做行吗？

他们说，据他们所知，上帝一般不生小孩儿的气。上帝对小孩儿一向是很宽容的。不过他们提醒我，一定得划十字。看够了，还得用唾沫将颜料膜粘上。否则，他们不能担保上帝绝对不会生气。

中午耀眼的阳光，将玻璃的彩色映在教堂的地板上，如同幻灯将幻灯片映在墙上，五彩缤纷，瑰丽奇异，使空寂寂的教堂笼罩于迷幻的色辉之中。在布道台的上方，我看见了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长着短而黑的连鬓胡子的、瘦骨嶙峋的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铁钉分明是真的，并且还有血迹。我想那人肯定也是真的。虽然我相信他早已死了。我吓得呀的一声，不由得用双手捂住眼睛，结果从窗台跌下来。

“你怎么了？”

两兄弟仍站立在窗台上，奇怪地问我。

我反问：“那个人就是上帝吗？”

他们告诉我那不是上帝。上帝凡人看不见，但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地上一切人的行为，也能看透一切人的内心。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世人谋害了耶稣，所以上帝让世人永远面对自己的恶行忏悔，并以此为条件恕免世人的罪。

“那是真的耶稣吗？”

小苇说：“那当然是假的。但你不可以认为是假的。”

小芟说：“从上帝的眼睛看，那木头雕的耶稣是真的，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假的，所以他不过把我们当成他的羊群。”

他们还鼓励我看耶稣降生的油画。我却再也不敢爬上窗台了。他们便嘲笑我胆小。他们替我用唾沫将划破掀开的颜料膜贴好，也蹦下了窗台。小苇问我，如果让我成为耶稣，我是否愿意？

我连连摇头说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并且坦率地承认我经受不了钉子钉穿手脚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想，我的母亲肯定也绝不愿意当耶稣的母亲，见我遭受那样悲惨的折磨，她准会疯的。

他说他愿意。他说他才不在乎钉子钉穿手脚挂在十字架上那点儿痛苦哪。他说他要是能成为耶稣，他要让出卖他爸爸的人永远跪在他面前忏悔，并且永不宽恕。

他的想法令我十分吃惊。

我正要问谁出卖了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现在怎样？小芟瞪着小苇厉声说：“你乱讲些什么！今后再听你乱讲这些话，我非告诉姥爷、妈妈、姑姑和姐姐不可！”

小苇自知失言，缄默不语了。

我回家前，“姐”交给我一块头巾，说是她的母亲送给我母亲的。“姐”还剪了一大束各种各样的花儿给我，让我回家后插在瓶子里。经过葡萄架前，我不由站住了。犹豫一阵，我轻轻踏上两级木阶，走了进去。葡萄架内铺着木板，木板还吸着水渍。我仿佛又听到“姐”在葡萄架内的濯洗之声，仿佛又听到“姐”搓痒我时，我自己爆发的大笑和“姐”的悦耳的笑声。我觉得这童话般的绿色的小房子，从此我是不会忘记它了。我抚摸着老葡萄盘枝错节的藤蔓，在心里说：葡萄架，你作个证吧！从今往后，我有“姐”了！而这对我很重要！也许以前不，但现在是。我发现她那白色的发卡掉在地上。我捡起了它。那一枚月牙形的发卡，它一端的尖角断了，却还能用，只是不美观了。它很轻，可能是塑料的，或是有机玻璃的。我因它的断损而惋惜。我想“姐”肯定不是由于它断损了便丢弃了。我想她一定是在洗澡时遗失了它。我本打算马上转回去还给她，但我最终又改变了主意。我相信我能将它的尖角重新磨出来，相信我能使它美观如初。

母亲知道我已经接受了别人送的一套新衣服，大为恼怒。

“你自己那套队服呢？准被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要不人家怎么……”

“没有！姐替我洗得干干净净，晾在她家院子里呢！”

“姐？哪个姐？哪来的一个姐？”

“就是……就是你也喜欢的那个……那个……她叫小晶，她妈妈还送给你一块头巾。”

“头巾？在哪儿？”

我将头巾从箱子里取出交给母亲。

“你！你不但自己……你还替我接受了！你好胆量呀！我平时怎么教训你的？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母亲寻找扫床的笤帚。

我往墙角躲。

然而母亲高高举起的笤帚并未落在我身上。母亲一把将那块头巾从我怀里扯过去。

“人家真心诚意，我怎么能……”

“住嘴！”

母亲她真生气了。“你叫我现在怎么办？唵？衣服，头巾，都给人家送回去，伤了人家的一份情意！不送回去，这礼尚往来的，咱们这有什么值得回还人家的？你说！你说呀！”

我知道我家没有任何值得回还的。我了解母亲是个多么重视“礼尚往来”的女人。我唯有一声不吭，任凭母亲数落和训斥。

“老梁家的！梁组长！”

幸而这时街道主任来了。她是主任，母亲是组长，她是母亲的“上级”。母亲一向对她客客气气的。她话声刚落，人已进门。

“哟，打孩子呀？”

“没有，没有。你坐，你坐。我不过说说他。这孩子，这几天越来越不服管了！”

“跟姐儿，不服大人管可不行啊！这孩子今天怎么穿得这么体面哇？衣服真合身呢，你给做的？”

“衣服嘛，是呀是呀，主任你有事？”

母亲支吾地应酬着，搪塞着。

主任朝窗外望了望，意味深长地说：“那儿，咋变样了？”

母亲也朝窗外望了望，回答：“可不么，一上午工夫，就变样了！”

主任说：“变样了也好，也好。”

母亲说：“主要对我们这边好，眼界敞阔了！抬头望见些红花绿草的，比原先一排‘板障子’挡眼可不强多了嘛！”

“还开了小门呢……你家的主意？”

“哪儿呀，也是人家那边想得周到。”

“上午开会，我也没机会跟你交代，我就是特意为了那户人家向你交代来的。对那户人家，你应该……跟姐儿，你先出去玩会儿。”

我装出一副巴不得的样子离开了。但没出家门，不过挺响地关了一下门，然后隐蔽在外屋炉台旁，侧耳聆听。

“主任，那户人家，很不一般吗？”

“岂止不一般啊！地、富、反、坏、右，他们一家占了三条！那老头儿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学生——也就是他女婿，那三个孩子的爸，是现行反革命。老头儿自己是右派。三个孩子的姑，也是右派。后来党考虑到，一家子人中，四分之三都被划到反党的立场上去了，不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对她实行宽大，才给她‘摘帽’了。”

“他们一家，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阶级本性呗！先是那老头儿，在‘大鸣大放’中，仗着自己是老教授，就向党发起进攻。听说进攻得可猖狂啦！那当然，就成了右派了。他的女婿和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又曾经是他学生，一张接一张贴大字报，替他鸣冤叫屈。得，把自己搭上了。老头儿一看女婿也成右派了，火了，反过来再替女婿辩护。右派替右派辩护，又是老丈人和女婿的关系，能有好结果吗？党也火了。你们不是都不服吗？不是互相辩护吗？再给你们点儿厉害，瞧你们还服不服！那女婿的性质反倒被升格了，成了现行反革命了。赶出大学，发配到青海改造去了。那三个孩子的姑，是给党的一位首长做秘书工作的，当时刚结婚，急了，就给中央写信。结果信没转到中央，自己的秘书工作丢了，还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丈夫立马儿跟她离婚了。你说这一家子，出了一个右派，倒是赶紧划清界限啊，却偏不。这不是他们自己闹腾到这么个地步吗？后来这一家子就不许住在北京了。先被安顿到天津。天津离北京也不远啊！又被安顿到了沈阳。那老头儿是沈阳人，他又是出身大地主家庭的人。老头儿的父亲，还跟张作霖有过深交，在沈阳当年是个大家族。老头儿的亲朋好友旧关系比蜘蛛网还多。党一想，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哪能不提防呀？万一他们明面儿不来往，暗中串联呢？要咱们是党，咱们也会存着份儿戒心是不是？所以，没容他们在沈阳住上半年，就又把他们迁移到咱们这座城市来了……”

“唉……”

我听到母亲喟叹了一声，接着只说：“这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啊！”

“唉……”

我听到主任也喟叹了一声，压低语调说：“都叫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们才好是不是？细想想，冲着那三个孩子，怪让人同情的。但咱们街道干部，也不能因为咱们心眼儿好就乱同情哇！那老头儿在北京有大人物不显山不露水地保护着。吩咐了，不管安顿到哪儿，居住条件要相对宽绰些。不必安排什么工作，每月生活费不低于二百五十元。据说那老头儿是研究庄稼的，对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有过贡献。上边儿的指示精神是十个字：不照顾不妥，不监督不行。你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就好。第一句话是上边儿的事。第二句话是咱们的责任。该对你交代清楚的，我都对你交代清楚了。上边把监督的责任布置给我了，可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已经不少了，也不能整天拎个小板凳，光坐在街对面，望着他家的院子进行监督哇！我今天算是正式把这个责任布置给你了。我还有事儿，我这就得走，改天再来多坐会儿。”

“哎，主任，主任你先别走，这……监督，责任重大。我恐怕不合适，你还是另布置给别人吧！”

“你别这么说呀？你是组长，你们的院子又和他们的院子紧挨着，布置给你不合适，让我布置给谁哇？我一来，我一见你们两边之间的‘板障子’都拆了，成了这样了，我就想布置给你最合适了！得了得了，咱们这都是为党工作，你别推辞了！还谦虚个什么劲儿啊！别拽着我。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街道主任一边说，一边已从里屋急急迫迫地走出来。分明地，她唯恐母亲将她再扯入里屋去。

“这……我……主任，主任你听我说……”

母亲跟在她身后，有话难讲。扯住她不是，任她扬长而去，又不愿意……

母亲再回到家里时，见我已在屋内，诧异地问：“刚才叫你出去玩会儿，你没出去？”

我说：“出去了呀？”

“那你怎么又在屋里了？”

“我刚回来嘛！”

“刚回来？从哪儿回来的？我怎么没碰见你往回走？”

母亲不信。

我说：“我见你正从门送人出去，我就跳窗进来了。”

母亲沉着脸，久久地望着我，样子使我心怯。我嘟哝：“你要是还生气，我把这身衣服和那块头巾去还给人家好了！”

我开始脱衣服。

“谁让你还了？我让你还了吗？”母亲又有些生气，“还给人家，叫人家怎么想？你诚心诚意送给别人的东西，别人接受了，过后再还给你，你高兴吗？”

母亲说完，不再理睬我，转身打开粮食柜，拎出半袋子小米，说：“只好把这半袋子小米送给人家了。”那是农村的亲戚送给我们的。那几年粮店里没有小米供应，小米是城里人所珍视的。

我高兴地拎起袋子就走。

母亲喝住了我：“现在别去！晚上，天黑以后再送过去。送过去赶快就回来。记住，不许总过那边儿去！免得人家烦！”

我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心里话。

但我装出懂事的样子点点头。

母亲看见插在阔口瓶子里，摆在桌上的那束花，愣了愣，转身从窗口望向“姐”家的院子。

我也随着母亲的目光望去，见“姐”在院子里晾衣服。

我说：“是‘姐’送给我的。”

母亲说：“又送给你什么了？”

我说：“花儿呗。”

母亲说：“你再给我记住，别‘姐’‘姐’的！是你那么叫的吗？你可以叫她‘小晶姐姐’，但你不能叫人家姐！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在套亲近似的！”

我大声说：“不会！‘姐’不会！她家的人都不会！”

母亲发火了，说：“你还‘姐’‘姐’的！再跟我顶嘴，我剪断你舌头！”

母亲样子挺凶地瞪着我。

我也不服气地瞪着母亲。

那一时刻，我把街道主任恨透了。其实街道主任是个心眼儿挺好的女人。如今想来，更准确地说，我当时所恨的，是那女人告诉母亲的一些话，而那些话代表一种铁一般的事实。当年的我，只能认为那是铁一般的事实。我所恨的，更是那铁一般的事实。我觉得我明白了，为什么“姐”全家人，看去似乎全是些乐观的、开朗的、和和气气的人，但在他们从大人到孩子每个人的眸子里，都有一种去不掉的巨大的忧郁。我似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我又欢迎又存有几分戒心，我明白了“姐”的小姑审视我时的目光，明白了小苇和小芟在带我看教堂时说的令我吃惊的话，明白了她的姥爷在搬来那一天对围观的人们的古怪表现，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将“板障子”锯得那么矮……

我明白了这么多，我心里很替他们一家，替“姐”也替我自己难过。眼泪渐渐盈满我眼眶。

天刚黑，没等我过那边儿去送小米，“姐”过这边儿给我送队服来了。“姐”替我洗得十分干净，叠得平平整整，还熨了。我那双白胶鞋，“姐”不但替我刷了，还替我擦过了白粉。

“姐”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母亲客气地留她玩会儿，她说她要温习功课。我感到母亲的客气是不真诚的。我感到“姐”不留下玩儿是借口。但母亲一定要让她带走那半袋小米却是真诚的。“姐”领会到了母亲的真诚，推谢一阵，也就接受了。

母亲是从内心里喜欢她，这可以从母亲目光和表情中显示出来。母亲的目光中，甚至糅合着一种怨天叹命的感伤。或许母亲由她而怀念起九年前失去的唯一女儿。我想母亲是巴不得听她亲亲昵昵叫自己一声“妈”的。

母亲说：“替妈送送你小晶姐姐！”

可是当我和她走出屋时，屋里又传出了母亲的话：“送到那小门儿就回来吧，妈还要你帮着干点儿活儿哪！”

她一跨过那小门儿，便反身将小门儿带严了。隔着“板障子”，她对我说：“别送了。大妈不是就叫你送到这儿嘛！”

“小晶！小晶！该回来了，你姥爷让你帮着查本儿书！”

她家门口，她小姑在呼唤她。

“哎，回来了！”

她应着，匆匆地转身去了。

我想，她的小姑，肯定也像我的母亲叮嘱我一样叮嘱过她。

突然一阵闷闷的雷声自远处滚过来，惊得我浑身一悸。我抬头望天穹，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个美好的白天不总是连着一个美好的夜晚，却原来这是一个漆黑的时刻。风乍起，树抖瑟，那院子里花影倾草姿伏。紧接着她家的、我家的、周围人家的窗子全黑了，断电了。

仲夏的凄雨连绵不绝，忽骤忽淅下了十来天，许多街道和院落积水成泽。小学校宣布临时停课。当久违的太阳从满天空阴霾氤氲又湿又厚的云堆后逼射出第一道光芒，大地早已被泡得泥泞不堪了。

那些日子我从早到晚待在家里烦闷得很。我想“姐”和小苇小芟他们肯定也这样。我经常隔窗呆望她家院子，希望“姐”趁雨止的间隙朝我家这边儿跑过来。然而我的希望似乎只不过是我的幻想。“姐”一次也没过来，小苇小芟也没有。我甚至一次也没发现她们的身影在院子里出现。风从那边儿刮过来雨从那边儿飘过来，水泽从那边儿淌过来，浮着些残花断草、落红败绿。教堂的十字架看去好像是碳质的，好像吸足了雨水而膨胀了，从而失去平衡，倾斜了。

太阳终于露面的那个清晨，我推开窗子又朝“姐”家院子望，但见两行碎砖从“板障子”的小门那儿一直铺至她家门口。两行碎砖宛如盲文课本上的文字，“写”的是什么呢？

小门旁挖了一条排水沟。我家这边儿的水，被引到她家那边儿去了。

我说：“妈，你看！”

母亲走到窗前，望着，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表示。

我觉得人间怎么可以变得这样冷漠！母亲怎么可以变得这样对什么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

我愤慨了。

我又大声说：“妈你看到了吗？”

母亲语调平板地说：“看到了。”

我说：“看到了你什么都不说！”

母亲说：“你让我说什么？”

我说：“你说你想说的！”

母亲说：“唉，这一家人啊，可真是的……”

我说：“妈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母亲说：“你出去，捡些砖头，把咱家这边儿，也铺上两行砖。也要从小门那儿，一直铺到咱家门口。”

我照母亲的话做了。

然而不过等于泥泞的大地上又多了两行盲文。我自己“写”的。我觉得我“写”得很认真，“写”下了很多。首先是为“姐”写的，其次是为小苇小芟“写”的，也是为“姐”全家人“写”的。我认为我“写”得明明白白，正如她们所“写”的我“读”得明明白白。

然而我没再推开过那扇小门。“姐”和小苇小芟也没有。我没有是因为她们没有。不受到正式邀请我到她家门口，一定会使她家的三个大人都感到唐突，倘她们首先过来我便不会再有什么顾忌。被火烧伤了面容的人其实是不愿被谁探望的，我觉得“姐”一家人都是被火烧伤的，烧伤的是心。这样的心恐怕是格外敏感的吧？也许她们所做的并非她们情愿的吧？

第二天赵家套住一只猫。赵家堆放杂物的棚子闹过黄鼠狼。套子本不是为了对付猫而是为了对付黄鼠狼的。那只猫被吊在棚檐下，四爪绝望地挠住板壁。它那样已经坚持了很久。眼看它即将坚持不住了，它坚持不住的时候它就死定了。全院的女人和孩子围着看。女人们肯定地说那是只野猫。孩子们用石头打它。对一只野猫连女人和孩子也是不怎么恻隐的。家里鸡被咬死和晒的鱼被叼走过的人，尤其不恻隐。纵然明知那全是黄鼠狼干的，看见一只野猫被吊死他们也会认为反正是除了一个和黄鼠狼差不了多少的祸种。

我一眼便认出那是“姐”家的猫。

“它不是野猫！”

“你怎么知道不是野猫？”

“它是我姐家的猫！”

“你姐？你哪个姐呀？”

“就是，就是……新搬来那家的姐。”

“这孩子，倒挺有人缘儿。我们还不知那家姓什么呢，他已经认个姐啦！”

女人们取笑我。

孩子们也取笑我。

我转身往家跑。

我气喘吁吁一跑人家门就叫嚷：“妈，妈，你快去救救它吧！”

母亲正补衣服，一愣，忙问：“救谁？”

“救猫！它被套住了！快吊死了！”

“这些个人，套住一只猫干什么？”

“都说是野猫！可它不是野猫，是‘姐’家的猫，是小晶姐姐家的猫。妈，快去救吧！求求你了，再晚一步它就死了！”

母亲略一迟豫，放下针线，随我急急忙忙奔出家门。

母亲不顾人们会对她怎么看，将那只猫救下了。

猫爪子挠破了母亲的衣襟，将母亲的双手、双臂挠出一条条血淋淋的道子。它已经快死了。母亲将它抱在怀里，对女人们说：“这只猫可不是野猫，从来不咬鸡叼鱼的。这是那院儿人家的猫，是一只规矩的猫。我证明。”

街道组长证明不是野猫，女人们也就没什么话好讲了。孩子们也不敢继续施虐了。

母亲让我陪着，第一次通过那小门，给“姐”家送猫去。地面仍很泥泞。铺在“姐”家院子里的两行砖，虽几乎被泥泞吞噬了，却毕竟赖以踏脚，起着“桥”的作用。

“姐”一家人的感激自是不必细述。看来那猫是“姐”一家人的宠物。为母亲的和为姑的，找出红药水儿、紫药水儿、碘酒、药布、棉球儿，一人托着我母亲的一条手臂，内疚之至地替母亲处理伤痕。“姐”和小苇小芟，听我讲猫遇难的情形，惊魂荡起，目定神呆。她们的姥爷，一忽儿踱到猫跟前，像与人说话似的对猫说：“你啊你啊，你还没被人们所认识所了解，四处乱跑什么呢？要不是你这位救命恩人及时救你，你就一命呜呼了！我们把你关在屋里，提防你离开家，那纯粹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哇！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一忽儿踱到母亲跟前，对两位女人说：“轻点儿，轻点儿，这儿，还有这儿！你们舍不得药水儿怎么的？组长，这件事真让我们内疚啊！您看，我们是否应该写一份保证书，向您，也向街坊邻里们保证，我们的‘咪咪’，也就是我们这只猫，再也不犯自由主义的错误。”

母亲笑道：“一只猫，也不曾讨人嫌，不期然地被套住了，差点儿送了命，它有什么错啊！你们写的什么保证呢？倒是我想向你们保证，要论咱们这条街上的人家，都是些好人家。都不知道猫是你们家的，以为是只野猫呢！若知道，用不着我出面，谁都会解救它的。”

“我相信，我相信。我完全相信人民，完全相信您组长。”

他的话使母亲大不自在。

母亲又说：“咱们两家，更是近邻。按年龄，您是我们跟姐儿爷爷辈儿的人，对我还何必您您的呢！”

他连连点头：“是近邻，是近邻。您是一组之长，我们一家的……情况，您显然也会多少知道些了。只要您看得起我们，我们是愿意在您和街坊邻里的监督之下，老老实实地生活的。”

“爸，您这几天怎么了呀？当着些孩子的面儿，您胡乱说的些什么啊！”

“姐”的母亲，责备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了！还是不说为好，是不是？可是不说，那怎么能使别人正确地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从而正确地对待我们呢？”

“爸”

“伯父，求求您保持一会儿沉默吧！”

“姐”的小姑也干涉了。

“小苇，小芟，和姐出去玩！”

“姐”抱起猫走出去了。

小苇小芟看我一眼，一声不吭地跟随出去。

我也跟随出去。

我对小苇小芟说：“其实我顶爱听你们的姥爷说话了，我喜欢他。可就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些什么意思！越听不懂越觉得有意思！”

“有意思吗？”小苇瞪着我问。

“真听不懂？”小芟瞪着我问。

“姐”不问，却也目光定定地瞪着我。我觉得她的目光，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像她小姑看我时的目光。

“我要去看耶稣啰！”我突发一声喊，向教堂跑去，迅速爬上一个窗口。

其实我并未往里看。我不愿再用指甲在涂了颜料的玻璃上划十字，更怕窥视耶稣那受苦受难的样子。

我将脸贴在一块玻璃上而已，完全是为了躲避“姐”瞪我时那种目光。

我和母亲回家时，“姐”的母亲一直送我们过了小门。

隔着锯矮了的“板障子”，“姐”的母亲悱悱然开口：“组长，我有件事，想求你，可又觉着，我们好像没资格似的。”

母亲以鼓励的口吻说：“你只管讲吧！邻里之间，什么资格不资格的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不会推三拒四的。”

“实际上呢，我是替我父亲求你。广播里和报上不是宣传，全市第二次扫盲运动就要开始了吗？我，还有孩子们的姥爷、小姑，都没什么工作，我们想为街道尽点儿义务。我们想，想担任扫盲教师。”

“……”

见母亲未马上表示什么，她犹豫了，似乎不知还有没有必要讲下去。

我说：“这一件事，正好我妈妈自己就能做得了主！”

她才接着说：“我父亲，这几天情绪不太好。整天出出进进，心烦意乱的样子。还常为一点小事儿犯急躁，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我想他是因为无事可做郁闷的。我怕他长此下去，总有一天会郁闷出病来……”

她眼睛蒙上了一层泪。

“这……这一件事，不像孩子说的，是我自己就能做得了主的事。”

母亲似有难言之衷。

“那就全当我没提出过这个请求。反正，我父亲并不知道我有这一想法，也就无所谓失望不失望的。”

但她自己，显然已是极度地失望了。我看出来了，我想母亲也一定看出来了。并且，她那想掩饰也掩饰不了的极度失望的表情后面，隐蔽着窘迫。

母亲隔着那门，拉起她一只手，轻轻握着说：“你放心，尽管的确不是我自己就能做得了主的事，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吧？”

“组长，那可就太谢谢你了！你能这么待我们，不论事成不成，我都……我们都……”

泪从那女人眼中一下子溢出，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

一回到家里，母亲劈面给了我一巴掌。

“大人说话，你插的什么言？你怎么知道是我自己就能做得了主的事？唵？！”

然而母亲当晚便为这件事找居委会主任去了。

母亲回来时显得异常高兴。

“快，你快去你姐家告诉一声，那件事，是没问题的事了！”

我一听，扭身就往“姐”家跑。

“姐”一家正在吃晚饭。

我带给“姐”一家人的，似乎是上帝亲口赐予信徒的福音，使“姐”一家人一个个激动不已。

“姐”的姥爷，询问地望着他的当了母亲的女儿。

她幸福地微笑着，承认说：“爸你不会生气吧！是我一时动念，就向组长提了，也没先跟您商量一下。”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我高兴。我很高兴！”他端着碗的手剧烈地抖了起来。倏忽他老泪纵横，一滴又一滴落入碗里。

我看不得一位我所喜欢的全白了头发的老人这般样子！尽管这是一件值得替“姐”全家高兴的事，但我内心里却难过极了。我觉得我的鼻子发酸。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快要落泪了。

我一言未发，转身便走。

我低着走至葡萄架那儿，听到“姐”叫我。

我站住，回头一看，原来“姐”一直默默跟在我身后，送着我。

她走到我跟前，注视我。

月光下，她那双眼睛好亮，似乎眼中也蒙着一层泪。蒙着泪注视着你的眼睛所表达的含意是最深也是最让人难忘的。

如果一个女孩儿那样子注视着你的时候，纵然你不过是一个像我一样仅仅九岁多的男孩儿，你也会甘愿为她去死！

她问：“你哭了？”

我说：“嗯。”

“为姐？”

“嗯。为你们全家。”

“你真好！”她用双手捧住了我的脸，“你妈妈也好。”

我说：“我妈妈当然好。她是这么对我说的——快，你快去你姐家告诉一声。”

“真是这么说的？”

“真是这么说的！”

“你闭上眼睛。”我闭上眼睛。仿佛地，我听到葡萄架内又有洗濯之声。

姐吻我额头，吻了很久。

我静静地闭着眼睛，闭着很久。

我很久地闭着眼睛，期待着第二次很久的一吻。

我觉得我和这一个夜晚和这一个院子融为一体。

那两片柔润的温馨的嘴唇为什么不再吻我呢？

我睁开眼睛，已只有我自己伫立在葡萄架旁。

母亲本人，既是第二次扫盲运动的最基层的组织者，亦是扫盲对象。因为在第一次运动中，她只顾以忘我的热忱组织别人，自己竞没有被“扫”。母亲当然觉得这是政府的一名街道干部的惭愧。所以将实际上的组织工作交代给了我。我对这一件事的热忱不亚于第一次运动中的母亲。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是为政府尽什么义务。我的热忱完全源于我对“姐”一家的人情感。

叔叔辈和婶婶辈的男人女人，十之七八已在第一次运动中“扫”过了。这第二次该“扫”的，则是爷爷辈和奶奶辈的男人女人。再加上第一次的“漏网之鱼”，或虽被“扫”过但并没有获得“毕业证书”的“留级生”们，我们那一条街，总共三十多人。

我的“组织工作”，就是晚上六点半左右，挨家挨户通知他们，七点钟准时在“姐”家里上课。这项“工作”，对人们自己有益，所谓“组织”，无须动员，每天督促一遍而已。七点钟，上课的人们，自带着各式各样的坐物，三三两两陆续走入“姐”家院子。有些人图近，就经由我们那个院子，通过我家和“姐”家之间的小门到达。

若论义务热忱最高的，那便是“姐”的姥爷了。黑板是他做的，为此他拆了自己一个书架。将自己视为财富的书扎捆起摞放着。母亲很被他的热忱所感动，也很替他那个好端端的书架惋惜，说：“这又何必呢！其实上次用过的那块黑板，刷遍墨，还是可以用的。”他却说：“赋闲受禄，平时不能为政府做任何事，内心不安啊！总算有了个机会，怎么还能为区区一件小事儿，托烦于政府方面呢？”他似乎早已对政府没了什么“意见”，也不打算再替自己和女婿“翻案”了。他似乎内心里只剩下“赋闲受禄”的不安了。母亲对他也有这种感觉，并且直言不讳地将这种感觉对居委会主任说了。她们一致认为，果真如此的话，证明“老右派”立场已然开始“转变”。她们合计着，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以必要的鼓励和表扬。甚至合计着，向上边“反映”，建议给他“摘帽儿”。我暗中听了，非常非常替“姐”全家高兴。

每天，“姐”全家都早早吃了晚饭，将那椭圆形大桌子的四腿儿折起，靠墙侧立。腾出空间供人们排位。而他，则必提前十几分钟，翔立门首，对每一个到来之人，躬身示敬，说同样一句话：“劳您大驾了，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虔诚之至，那样子很像如今大宾馆门前的迎宾侍者。当然是像那些笑容可亲使人宾至如归的侍者。

“姐”家的三位大人，都担任了扫盲教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热忱的影响和虔诚的感召之下，“姐”的母亲和小姑，对这一请求到的机会十分珍惜，认真负责，不遗余力。最能考验这一家三位大人耐心的，是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眼花的、耳聋的，若要教他们认得并会写一课字，真比启发弱智儿童还艰难。然而他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一个比一个耐心，其责任感简直可歌可颂。仿佛在他们自家三个人之间，都暗暗下了决心，最终要评出一个模范似的。他们还制订了任课表，责任标准。因为他是长者，“姐”的母亲和小姑都礼让他三分，任由他一人每星期独揽三天的课时，每天两小时。几天下来，他嗓音哑了。然而他那些日子却愉快得像个老小孩儿似的，整天含着“喉片”，也不肯发扬风格让出一节课时。

我和“姐”和小苇小芟，聚在我家完成作业。小苇小芟趴炕上，我和“姐”共占一张吃饭的小桌。“姐”每天都检查我作业完成的质量。我作业本上“5”分渐多，“3”分没有了。小测验的成绩也明显上升。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只要戒骄戒躁，本学期是有希望入队的。我想老师要是知道我有一个曾是“三道杠”的“姐”，对我的进步也就不会奇怪了。

“姐”家那边儿，读字声时断时续，声声入耳。每每地，“姐”会驻笔而听，常常听得入了神。当发觉我在注视她时，便嫣然一笑。那刻我总想亲她一下，就亲她脸腮上梨窝浅现的笑靥。

三位扫盲教师决定改编教材。这一建议是“姐”的姥爷提出的。统一的教材，头几课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在前进”“帝国主义已腐朽”等等。不但要教会那些耳聋眼花的老头儿、老太太认、读、写，还要使他们明白：马、恩、列、斯是人名，属于哪个国家，何谓帝国主义，何谓“腐朽”，实属不易。十几天后，他们仍读为“马格思”“恩克思”“马恩斯”，“思”“斯”不分，而且往往读错为“社会主义在腐朽”“帝国主义已前进”。

三位扫盲教师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认为改编教材势在必行。他们改编后的教材，头几课成了“人有两只手，双手能做工”“一片土，几亩地”“三头牛、五匹马、一群羊”等等。

实验几课，效果提高多了，经向母亲“请示”，经母亲向居委会主任汇报并周旋，被批准了。

国庆节前，“姐”家院子里的鸡冠花和菊花散紫翻红，金黄交映银白，一片烂漫；向日葵籽开始变黑了，沉甸甸的葵盘全都谦恭地垂下了头，好像一排排站立着的祈祷者；玉米的棒子也可以掰下来煮着吃了。上课的人们回家时，三位教师常慷慨地送给他们每人几棒煮熟的嫩玉米，带回给他们的孩子尝个新鲜。

我们这条街的“扫盲”成绩在全区评比中获优秀。居委会主任从区里捧回了奖状。看重这份儿街道集体荣誉的人们，包括我的母亲和居委会主任，并没有低估三位扫盲教师的作用。国庆那天晚上，纷纷聚到“姐”家表示庆贺。“姐”全家敬烟敬茶，热情款待唯恐不周，尤其“姐”的姥爷，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当礼花从江畔腾空升起，将夜空装点得美丽辉煌之时，与“姐”和小苇小芟在葡萄架前仰面观望的我，觉得生活是那么幸福与美好，世上的一切不幸和悲哀，似乎全都可以包容，使之转化为理解和相互的爱。

秋天是最辉煌的季节，也是最短暂的季节，短暂得仿佛首尾被夏与冬克扣了似的。

不知什么人向区里告了一状，状告居委会主任和母亲不但放弃了对现行反革命家属和右派分子的监视，不但重用他们担任扫盲教师，而且包庇他们篡改扫盲教材，将“革命内容”几乎彻底删掉。揭发内容引起区里的重视。

区里派人来调查，调查结果揭发属实。于是召开街道大会，宣布取消扫盲优秀街道荣誉，定为一起带有反动性质的严重事件。区委会主任被撤换了，连母亲这个街道小组长也被改选了。平素一向很有人缘儿的母亲，从此成了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坏女人，如同一个患有危险传染病的女人……

受到一次阶级斗争教育的普通百姓们，似乎明白了，对“姐”一家人的孤立和监视是正确的。反之，则是丧失了公民觉悟，是应被批评乃至批判的。

“姐”又不到我家来了。“姐”一家人再也没离开过他们的院子。到小杂货铺子买东西的，不再是“姐”了，而是小苇或小芟了。我偶尔在街上看见他们，叫他们，他们却从不望我一眼，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我叫他们，低着头急急地走，甚至反而跑起来。

我希望在“姐”家的院子里望见“姐”，却一次没望见过。我希望在街口迎住一次去上学或放学回家的“姐”，却一次没迎住过。我奇怪“姐”怎么可能连学都不上了呢？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姐”家宅后的“板障子”，被起开了一块，往旁一推，便可以钻过一个小孩儿。我没有勇气到“姐”家去。我不知面对她的姥爷和母亲时，我究竟应该说些什么。也不知她的小姑，又会以怎样的目光看我，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我。自从“姐”一家人搬来后，我童稚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变得异常敏感了。

一天清早，我背着书包期待在“姐”家房后。守候很久，终于，那块木板一活动，去上学的“姐”挤了出来。

“姐！”

“姐”吃了一惊，一见是我，神色稍定。

“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努力装出一副自若的样子。

“姐，我想你！”

刹那间，“姐”泪眼汪汪。

“我……我在这儿等着，就是想看见你，告诉你，我没变……反正我没变！我这不是还叫你‘姐’吗？”

“姐”双泪成行，潸潸而下。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想再说句什么，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是情不自禁地向我走近。

我不由得扑向“姐”，双臂搂抱住她，哭了。

“别哭，别哭，让人听见……也许有人正监视呢！”

“我不管！”

接着我咒骂了一句脏话，自己也不知是在骂谁。因为不但是小孩的我，连我母亲也不知究竟是我们这条街上的谁人向区里揭发的。或许根本不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而是别的街上的人，别的街道小组长，别的居委会主任，因嫉妒而为。

“姐”立刻用一只手捂住我嘴，怕被别人听到。

“姐”也哽咽地哭了，泪珠儿落在她脸上。

我和“姐”痛痛快快地互相搂抱着哭了一场。

“姐，这是你丢的，我捡着了，我替你磨得和原先一样了。”我从兜儿里掏出白发卡，还给“姐”。这时我才发现“姐”头上戴的，仍是那一种白发卡，仍是月牙形的，和我手中的一模一样。

我不免有几分失意。

“姐”接过细看了看，说：“给你玩儿吧，我还有一整盒呢！”

我更感到沮丧。

“难道它一点儿也不贵重吗？”

“它是塑料做的。我姥爷在国外的朋友托人捎给我妈妈的。妈妈全给我了。塑料在国外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宜得很！”

“那……它不值得我替你捡，也不值得替你把它磨得和原先一样了？”

“姐”看出我的失意，想了想，又将我手中那个白发卡要去，别在发上，而将从发上取下的那个给了我。

“我要一直戴着这个。你要一直保留着那个。谁也不许丢！这你该高兴了吧？”

我笑了。

我陪“姐”绕一段路，避过我们那条街才分手，各自去上学。

从那一天起，天天如此。

人心里只要还保留温馨，生活似乎就一如既往。不久，母亲便忘记了自己曾是街道小组长，被撤换了的居委会主任再到我家串门儿，也不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曾为居委会工作付出过多少精力了。我们这条街的人们，不再谈论被取消的“扫盲”优秀街道荣誉了。实际上也没有谁真的对“姐”一家人进行过什么监视。

冬天来了。一场大雪，仿佛不但将秋天和夏天彻底盖住了，甚至也将秋天和夏天发生过的一切事彻底盖住了，并冻结在厚厚的雪被之下。人们都好像是在这一个冬天刚刚出生似的，都将以前的事遗忘了。

春节，母亲和前居委会主任还相约了偷偷去“姐”家拜年。我和“姐”和小苇小芟，从那一天开始，又踩着她们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无忌地通过那小门，来来往往聚一起玩了。

六月，我升三年级了。

而“姐”小学毕业了。

忘记了什么的是本能地想要忘记的人们。有些事现实并没有忘记，而且继续着。

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的“姐”，升中学竟成了个问题。附近的中学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拒收“姐”这样的学生，人数招满、重点中学、需校务会议研究等等。有一所中学表示收倒是可以收，但“姐”应写下与父亲和家庭彻底划清界限的保证书。

“姐”不写。不管她的母亲、小姑、姥爷和我的母亲和前居委会主任怎样开导她劝说她，她就是不写。我没想到“姐”犟起来那么犟。结果她连一所普通的中学的校门也没能跨入。

“姐”最后成了全市最乱的一所中学的学生。那所中学以收容被其他中学开除的或连续三年考不上中学而又超过了中学生年龄的学生闻名于市。它使对自己哪怕还稍有信心的小学毕业生及其家长们不仅感到耻辱，且望而生畏。它在城市的郊区，离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太远了，每天乘一段车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

“这怎么行！这万万不行！像小晶这样的女孩子，绝不能到那样一所中学去读书！”

母亲得知消息，当天晚上就到“姐”家去，对她的母亲，小姑和姥爷晓以利害。

“是不行，是不行！你们当家长的，可要对孩子负责，千万不能依了她！那儿收的，尽是家长没法儿管的恶小子、坏姑娘，有些简直就是小流氓！小晶，听大婶的，宁可在家里叫你姥爷教你，也不能成了那儿的学生啊！你姥爷在大学里教授都当过几十年了，还愁教不了你中学的课程吗？”

“姐”却执拗地说：“没事儿的。好歹那也算是一所中学啊！只要我对别人友善，不至于所有的同学都合谋了欺负我。妈，姑，姥爷，你们全放心，我不会学坏的！难道你们还信不过我这一点吗？”

谁也没能动摇“姐”的决心。

她到底还是成了那一所中学的学生。

我觉得“姐”所以那么执拗，是因为她偏要和什么对抗。我看得出来，“姐”内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大的轻蔑在对抗。我认为也许只有我才看出了这一点。我虽看出了却对谁都没说，包括母亲。我觉得我一旦说了，“姐”肯定会不高兴的。“姐”是个不愿被人轻易看透的女孩儿家，尤其她内心里产生的不是柔情而是与柔情截然相反的东西时。

雨季又到了。

一天晚上，前居委会主任冒着雨蹚着深及膝部的水泽来到我家。她神色慌慌，将母亲从里屋扯到外屋，窃窃耳语了一阵。我趴着门框偷听，什么也没听到，却见母亲脸色大变，端着半盆洗碗水团团转，不知该往哪儿放。母亲在我心目中是个面临天大的事也能镇定得住自己的女人。我还从未见她被惊骇到这等程度。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母亲口中喃喃着，竟双腿一软，瘫坐于地，半盆洗碗水全扣在身上。

前居委会主任捡起盆，拿着也慌得不知往哪儿放。

我赶紧将盆接过。

她扯起母亲，说：“我俩快去看看吧！”

母亲说：“快去，快去……”

她们相拉着往外便走。

我预感到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而这可怕的事肯定和“姐”有关。一阵不安悸过我全身，我的心怦怦激跳。

我叫道：“妈，我也去！”

母亲似乎没听见。

而那拉着母亲往外便走的女人，猛回头对我怒斥：“你去干什么！”

……

后半夜母亲才回家。

我一直睡不着，胡思乱想。一闭上眼睛，头脑中就出现可怕的幻象：“姐”被汽车撞了，踩了被刮断的高压线，被猝遭雷击所倒下的电线杆子或大树所伤，或不小心掉进了掀开盖子的下水道口……

我急迫地问母亲：“妈，姐究竟怎么了？你告诉我呀！”

母亲分明哭过，两眼红肿。

“你给我听着，”母亲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起，一个月内，不，两个月内，不许到你姐家去！不许见她！如果你胆敢不听我的话，我非剥了你的皮不可！”

第二天，在学校里，我们那条街的男孩儿女孩儿，见了我，都以异样的目光望我。女孩儿们目光之中皆有几分真实的同情。有些男孩儿的目光中却有几分幸灾乐祸。

一个五六年级的男生，拽住我书包带，嬉皮笑脸地问我：“哎，你那个漂亮的姐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

他说：“没怎么？装不知道？那让我告诉你吧，被几个小流氓截住，给这么的啦！她再漂亮，从今往后也没脸见人了！”说罢，放开我书包带，双手作出一种下流的手势。

像这种年龄的男孩儿，当年虽不能完全明白那手势，但却依稀知道，那手势意味着“姐”遭到了女人最可害怕的事儿……

我突然血涌如沸，发了疯似的扑向他，和他一块儿摔倒地上，在泥泞中翻滚。我咬他手，咬他脖子，抓他脸，薅他头发，抠他眼睛……我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念，那就是置他于死地，哪怕和他同死！

他一定以为我真疯了。尽管他年级比我高，然而他害怕极了。他扯着嗓子喊救命！

在几个高年级男生的帮助下，他才最终得以逃脱……

我从书包里掏出削笔的小刀，高举着，对所有胆怯地望着我的女生们大叫：“谁再敢说我姐半句，我杀了谁！”

他们和她们四散而去。

操场上只剩下我。上课铃在那时响起……

我愣了一会儿，撒腿就往家跑。

母亲正做什么东西。见我泥鳅似的出现在面前，并没吃惊，也没生气，什么都没问。只是用双手默默替我抹去脸上的泥水。

“妈，姐到底怎么了呀？同学们说，同学们说……我不信，我不信！妈，求求你，让我去姐家看她一眼吧！”

母亲说：“你是不应该信。你们同学的话，都是混账的话。妈这就带你去看姐，看她最后一眼。”

母亲说着，将她做的那东西，别了一个在我又是泥又是水的胸襟上。另一个别在她自己胸襟上。我这才看清，那原来是两朵小白花儿，白纸剪的。

我说：“妈，最后一眼不行！反正不行！我根本做不到！妈，这你明白！”

母亲说：“是的，孩子，妈明白。但你也应该明白，你又失去了一个姐。你命里不该有姐。这是你的命。”

母亲将头扭向一旁，抽泣了。

“姐”全家人都变得懵懵懂懂的，连那只大难不死的猫都变得懵懵懂懂的。而小苇小芟以猫见了熟人那种欲疏还近的目光恍惚地望着我。他们的姥爷，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因他低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他那一头白发，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一种巨大的悲哀。

“姐”的姑将我和母亲引到“姐”的小房间。“姐”仰躺在她的窄床上，盖着白褥单。褥单之下，“姐”的身形笔直。她的脸像白褥单一样白。乌黑的刚洗过的发际，别着那一枚月牙形的白发卡。我知道那正是我捡着又还给她的那一枚，因我磨过它许多许多天。正如我能在许多许多支同样的铅笔中，认出我用过的那一支……

“姐”闭着双眼，“睡”得那么安静。

她的母亲跪在她的床前，背对着我们，双手攥着“姐”的一只手，脸伏在“姐”胸上。

“组长和跟姐儿来了……”

她的姑低声说。她一直还称母亲“组长”。

那女人跪着一动未动，如同一具雕像。

“去说句话吧……”母亲将我朝“姐”床前轻轻推了一下。

我说：“姐，我看你来了……”

我觉得“姐”虽在“睡”着，却分明听见了我的话。我觉得“姐”的长睫毛似乎动了动，脸上也似乎呈现出一种微笑。

我获得了一种情感的慰藉。

目光一直望着“姐”，我蹑足退出房间，母亲也跟出了房间。

离开“姐”家我认为某件可怕的事正在过去。尽管可怕，然而确实在过去。

上帝作证，我怎么也没想到“死”字。因为在那之前，“死”字对九岁的我无异于一个生僻到我根本无须用到的字。

然而“姐”正是那一天早晨死的。

她家院子里，葡萄架前那一口深井淹死了她。

她的母亲疯了。

精神病院开来一辆车，几个穿白褂子的男人，七手八脚将那个曾经端庄典雅的女人塞入车内载走了。

那一天云如泼墨，雨下得大极了。

我病了，发高烧，说胡话。

我觉得我在炕上躺了很久很久，仿佛那一年的六月不是那一年的六月，仿佛是第二年第三年甚至第四年的六月……

有一个傍晚母亲向我俯下身，瞅着我的脸，急急迫迫地说：“跟姐儿，跟姐儿，你好些了吗？你姐家的人又要搬走了，你总该去向小苇小芟告别一下啊！”

我目光恍惚地仰视着母亲，渐渐明白了母亲告诉我的是怎样的一件事。

我一骨碌爬起来，赤着脚跑出家门。

雨仍在下。

街上，“姐”家院门前，泥泞的路，碾出两行深深的轮沟。

我大叫：“小苇！小芟！……”

雨中死寂的一条街，不见一个人影。

那院子里，一切在雨帘之中，显得凄迷朦胧……

前年，我又回到我的母亲城一次。并怀着一种凭吊的心情，踟蹰于我家曾住过的那条街。

实际上它已不复存在。

一片居民新村使我感到极其陌生，所见面孔也全陌生。在这条街住过的人家，都不知迁往何处去了。

也许不能迁走的，仅仅是当年一个九岁的男孩儿和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之间的故事。在“上帝”住过，“姐”一家人也住过的地方，一座塔楼拔地而起，恰十四层。我甚至不能断定那便是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院子所在的地方。如果是，钢筋和水泥，该把我童年的一段亲情也浇筑在地下了吧？并用一座十四层的塔楼镇住？

而我写出它，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心灵。

在一个人灵魂中扎下根的，必长出叶子。于读者，便是所谓“小说”了。

于我却是心溃之血！ XdYNgPc7bIwmxxSYTfVRnoRlgCRsG9WFz8Cjh9z5pn9nl7BexsRbmTfcG0UelS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