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我的感触——未来战争带来死神一般的恐怖——一些预言中的战争技术——协约国痛恨军国主义和战争——“平静的形势不会始终持续”——德国陆军部队——十万志愿兵的限额——赛克特将军的工作和意见——“又一个沙恩霍斯特”——协约国管制委员会于 1927 年被撤除——德国的航空发展——违约和假装——德国海军情况——拉特瑙的军事企图——工厂可以进行改造——规定“十年内不许大战”

从欧洲战争结束到 1922 年底英国政府频繁更替，在《战后》这本书中，我写了对这期间的一些想法。我于 1928 年写了这本书，当时我对未来将发生的劫难已经有所预感。

战争在基督纪年的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入可以令全人类毁灭的境地。大帝国和大的国家已经被人类组织起来。各民族在意识上不断加强集体观念，这样屠杀事业就拥有了出人意料的规模和坚决态度，并以此对该事业进行了计划和实施。个人所拥有的超出一般的长处，在大规模的屠杀中被集中使用，用来发展屠杀的能力。以破坏为国的的事业把雄厚的资本、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本、积累的巨额资本都为己所用。同时，各国人民的劳动也被集中于此。亿万人民的意志因为民主政治制度而彰显出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种下了战争的种子，这件事是通过教育手段实现的，对现在的目标来说，每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大用途。报纸成为一种工具，它让人们变得更加团结，并令人们之间互相激励。至于在宗教方面，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在使用巧妙地办法免谈战争，可是却用各种其他方式，对所有参加战斗的人，给予并无区别的鼓励和慰问。而人们不顾生死的要求，最终通过科学满足了，因为科学打开了自己的宝藏和秘密，人们手里拿到了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器械和装备，结果导致出现了很多奇特的事情。那些设防的城市闹起了饥荒，一个民族完全被饥饿或虚弱着，这是有计划地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的事情。所有人都参加了战争，只是参加的身份不尽相同而已。他们进攻，也被进攻。在远离火线的大后方，死亡和恐怖仿佛从天空绕道而至。在之前的战争中，老人、妇女、孩子和病人都是被保护的对象，现在这些人同样也被死亡和恐惧威胁着。人类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把铁路、汽车、轮船等运输工具都派上了用场，这样可以让千百万人不停地打仗。医疗和外科手术进步了，那种愈加精细的医疗手段就是把参战的人，一次次地送到战场上去，供战争屠杀。这个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可凡是能在这项事业中排上用场的东西，都不会闲置。士兵的负隅顽抗当然能让那些东西带来军事上的效果。不过，开战后的前四年仅仅是为第五年的战斗打基础而已。

原计划在 1919 年的战争中，将能看到战斗的杀伤力大幅度提高。若是德军的士气一直如此强盛，能够撤退到莱茵河附近，那么恐怕在同年的夏天，会有空前的、难以形容的、可怕的力量和技术向他们展开进攻。他们的城市会遭受成千上万的飞机轰炸，他们的阵地也会被几万门大炮轰平。此时的协约国，正在进行各种部署，他们的目的是用机械化的车辆，以每天行进十至十五英里的速度，把二三十万人的军队和一切必须的军事装备在同一时间连续不断地推进。毒气的威力让人难以想象，只有一种德国人目前还没有制造出来的秘密防毒面具才能抵挡这种毒气，敌方阵线所有的抵抗力量都会因此窒息，所有生命体都将失去行动能力。德国当然也有自己的打算，但是愤怒已经结束，警报已经发出了解除的信号。于是， 1919 年的恐怖都书写在各个主要参战国家的备忘录里了。

战争的结束就像是开始的时候一样，突然而且一致。世界抬起头，仅能看到灾难后的废墟。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感到了一种轻松。人们从成百上千的实验室、工厂、兵工厂、办事机构里站起来，从他们那么多年所专心从事的工作中走出来。他们的计划尚未实施，未完成的工作被丢在那里，各国的军事机构匆忙将他们的资料、发明等所有的数据，都打成了捆，用“留至将来参考”的字样注明。 1919 年的仗没有开打，但是它的观念仍在，而且在不断发展。每个国家的军队都穿着和平的外衣，研究、提炼和推敲那些观点。若是再次发生战争，那些 1919 年作战中曾使用的武器将被淘汰，而是使用以那些武器为基础发展和研发的新武器，新武器有着更加难以形容的致命和危险。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变得疲惫不堪，迎来了人们所说的“和平时期”。无论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因此而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对整个局势进行思考。有些事情让人忧心忡忡，但已经渐渐成了不可争辩的事实，就像云雾中遮掩着的一座山峰，现在渐渐显露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以后发生战争，每个人都会参与进来，为了战斗而筋疲力尽，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敌人的猛烈打击。一些国家在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充满危险的时候，必然会不放弃任何能保证生存的手段。他们很可能，甚至是必然会使用威力巨大、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和方式，更恐怖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法控制了。

人类在品德方面没有发生有价值的进步，在理智上也缺乏引导，因此无法考虑到什么是正确，却首先拥有了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这些是人类此前没有面临过的情况，可这是人类通过荣耀的辛劳带来的结果，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制高点。死神正准备完成自己的任务，听着各种号令：立正、遵命、原地待命。他已经准备把所有的人都一批一批地屠宰掉，只要命令一到，他就会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全都碾压成碎末，破坏到不可能修复的程度。现在，他正在等待一个精神疲惫的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下达这个命令，他本来也打算杀死这个人，可就在那一刻，他服从了那个人的命令。

1921 年 1 月 1 日，我发表了以上那些话。我现在还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说，虽然时间已经间隔了整整十八年，又是一个元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尚未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时间内，我在自己所负责的事情上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根据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则进行的。另外，我还要提前准备，若是真的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才能保证我们能够获胜或者生存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非常容易防止的，恐怕这是有史以来最容易的一次。我们为了反对保证，让世界能好好地存在下去，随时准备动用武力，可如果协约国中的英美或任何国家，采用一贯的那种坚持到底的劲头，或是采用一般家庭惯用的常理来处理各自的事务，那么就无需动用武力和在没有法律的伴随下前进了。加之，我们为了正义的事业还可以运用其他力量，并非一定要流血牺牲。英国和法国将自己的目的置之一旁，连自己的初衷都抛弃了。它们任由局势发展下去，最害怕的情况出现了，事情最终发展到了顶点。美国是公正且势力雄厚的，可在这个问题上，它跟英法一样。新的问题来了，我们又一次面临非常相似的情况，要是这些国家依然采用那种善意的，但是毫无远见的做法，那么第三次战乱就会发生。到那时候，恐怕不会有人能逃脱死亡的厄运而留下来讲故事了。

我在早些时候，也就是 1925 年，写了一些有关技术方面的想法和问题，那些问题就是今天也不该忽视的。

是否会出现这样的爆炸武器：同今天已经发现的爆炸能量相比，威力更大，其猛烈程度无法形容。炸弹的大小跟橘子差不多，但是威力非常大，能将大片的建筑摧毁；能把上千吨的炸药集中在一处，整个城市都被其炸毁。是否会在目前使用的炸弹上使用新手段，也许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就可以运载，只要通过无线或者射线就可以对其操控，这样就能实现自动、连续的向敌人的城市进攻，炸毁其军工厂、营房和船厂。

还有使用毒气的化学战等，如果将其比作一本恐怖小说，那么现在仅仅是第一章而已。莱茵河两岸的人，此时都在研究新的杀伤性武器，运用科学并花费巨大的耐心，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认为，所有的方法不应该仅仅是无机化学。他们还会研究疾病，非常有秩序地把各种病毒准备好，之后向敌方投放：人、牲口、庄稼都不放过。而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大国实验室里。害虫能破坏庄稼，炭疽热能杀死战马和牲口，瘟疫不仅能让军队传染，而且能让整个地区受害。在军事科学的发展方面，正在沿着残忍无情的方向前进。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个自豪的民族，当然会在战败后试图快速整顿军备，这是常理。只要他们能做到，那些强迫他们接受的条约，当然就会遭到他们的践踏。

……平静的情形不能保持

那些痛苦的誓言，会认为那是

威逼下的所为，是无意义的。

因此，胜利者有一种责任，即让战败的敌人解除武装，并迫使他们持续这种状态。而胜利者必须为此做到两点：首先，自己要保证拥有足够的军事武装，对合约中禁止敌国恢复武力装备的各个要求，必须保持警惕，毫不放松，且要保持自己的权威。其次，尽可能让战败国恢复繁荣，采用恰当的宽大政策，令其尽可能地对现状感到满意。此外，还要打下一个真正友好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为此必须想尽一切可使用的办法，以便清除那些诱发对方使用武力的因素。我在这几年内提出了一条准则：“首先要让战败国消除怨气，之后战胜国才能裁军。”而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很多方面所采取的办法，都是相反的，我会在后面一一讲述。接下来我就可以讲讲故事了。

要想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中把所有的男子都集合起来，让他们组成一支部队，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劳合·乔治代表胜利的协约国方面，建议德国军队裁军，仅保留十万人的军队，禁止其征兵，德国照办了。可是这仅剩的兵力却成了一个在核心位置放置的炉子，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变成百万人的大部队。这支军队虽然只有十万人，可是一旦增兵，士兵就会变成军士，原来的军士就会上升为军官。虽有这种可能，也不能说劳合·乔治没有在制定谨防德国重建陆军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考虑。处在和平期，德国设立的十万军队，是合法的，因此其他任何国家的监督也不能对德国军人的素质指手画脚。这些还是次要问题，仅德国在边境的防守方面，所需士兵就高达三四百万。若是德国想同法国陆军一较高低，即使不超过法国军队的规模，也需要大批军事骨干，不过他们可以培养，同时还要采用此前的联队和编制方式，最重要的是每年还要征兵，实行全民征兵制度，让适龄的男子参军。在过渡时期，那些志愿兵、青年团、扩编的警察、老兵团等所有非政府团体和组织，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可是德国如果不实行全民征兵制，那么就等于仅有骨骼，而没有血肉。

这样看只要德国没有实行几年的征兵制，就不可能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用来和法国军队匹敌。如果不能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的条款，那么德国就没法越过这条障碍。最开始，可以巧妙地采用隐蔽的方式，精心做准备，不过总有一天要公开，那时候必然是下了最大的决心来反抗各战胜国。劳合·乔治的原则就是为了制约这种情况的出现，从这方面来说他是对的。如果他的原则能谨慎地运用权力来坚持实施，德国当然无法重新建立起新的大规模军队。如果征兵，那么新兵即使在入伍前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也要在联队或者其他地方经过两年的训练，只有如此，才能组建和扩充后备军，因为对现代化陆军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法国军队虽在上次的战争中损失巨大，但是经过有秩序地、逐渐地训练新兵，就可以确保战斗力。因为，每年入伍的新兵接受训练后就可以被编入后备军。德国在十五年中被禁止扩充后备军。与此同时，法国的军队不但能训练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并且在现有的军事体制下，是可以预见到结果的。即使德国陆军保持着自己的军事传统和精神，并且能一直发扬下去，可是要想和法国的军事力量旗鼓相当，也是不可能的。

赛克特将军是未来德国陆军的缔造者，他会建立军事机构和领导团队。他在 1921 年就开始悄悄地在书面上设计了，企图为德国建立一只完备的陆军。为了他掩护的各种活动目的，他非常谦卑地向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做出解释。拉本瑙将军是他的传记作者。 1940 年，德国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拉本瑙在报告中写了这样的话：“若是在 1920 年到 1934 年中，我们仅有适合小规模军队的领导核心，那么 1935 年到 1939 年中，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很难开展。”举个例子，凡尔赛和约中有条款规定，德国的军官必须从三万四千人削减为四千，可是德国突破了这个要命的规定，使用各种奸计来破坏它。协约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此做出了各种努力，依然没有阻止德国一步步地实行计划，重建陆军。拉本瑙这样写道：“我们的参谋部遭到敌人强烈的反对，他们得到了自己国内各个党派的支持，试图消灭我们的参谋部。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在几年中，让高级参谋的培训变得非常低级。他们使用的方法很正确，我们参谋部根本无法成立。他们曾经用非常直接的方式，试图了解参谋是如何训练军官的。不过，我们保守了秘密，没有让他们知道任何关于体制或者是讲授课程的内容。赛克特一直坚守着秘密，因为他知道如果参谋部被解散，是很难再次建立起来的。……参谋部的实质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仅仅是形式上遭到了破坏……”其实，参谋部的军官及其助手们可达数千人之多，他们全都在柏林，伪装成了建设部、研究部、文化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在对过去和未来进行着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还有一段文字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如果不是赛克特，德国的参谋部今天（ 1940 年）就不能存在，因为只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即使军官们都是头脑聪明的人物，又非常努力，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参谋部。概念连续的意图，就是为了在现实的考验下，能够掌握住领导权力，唯有这个方式才能实现目标。没有几十年的努力，这种集体的能力是无法培养起来的。要是将军们在仅有十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变成了适合小型部队的小气派的人物，也不会建立这样非常宏伟的理论体系。除了训练参谋部之外，还要训练出部分高级将领，为此，还必须提倡大规模的体操锻炼和军事体育。”这部分被训练的人员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军事角度出发了。

赛克特认为，凭个人经验总结而来的，有可能是错误的理论，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对上次战争总结出的教训完全经过了研究，在系统而透彻的研究后，还拟定和编制了新的原则和教程。所有现行的操典都是新编写的。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单单考虑到那十万人的部队情况，而且是为了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军事武装力量。这些操典是公开的，但是为了避免被协约国看出来，采用了特别的印刷字体。不公开的操典，仅供内部专用。所有的兵种必须配合得非常紧密，这是他们执行中强调的重点。那些主要的兵种之间必须在战术上紧密地配合，例如步兵、摩托化部队 和炮兵之间。所有的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冲锋枪部队、陆军航空部队、反坦克部队等兵种也必须紧密配合。德国的那些军事指挥官们如果没有这种理论，在 1939 年和 1940 年的战争中，根本不可能取得战术上的成功。 1924 年，德国的陆军已经悄悄地在增长了，且突破了十万人的限制，赛克特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他写传记的拉本瑙说：“还不到十年，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了。” 1925 年，赛克特建成了德国陆军，为此已经一把年纪的陆军元帅马肯森进行了祝贺，还不无恰当地把他比作了沙恩霍斯特。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法国占领了德国，那几年中，沙恩霍斯特曾经悄悄把普鲁士军队组织起来，用来对抗拿破仑。“战火一直在燃烧，多年没有停止，能使德国军力持续下去的因素并没有被协约国的管制政策所消灭。”

1926 年夏天，在赛克特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者为各部队的指挥官、参谋和通信部队。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那些战争的艺术和如何指挥一支正规部队的技术问题，被那些将军、军事指挥官、参谋部的军官所掌握。只要时机一到，德国凭借这些人员，就能把军队提升到以前的水平。

几年来，那些尚没有加入编制的士兵，始终在进行短期的、规模不大的集训。人们把那些不合法的士兵，叫做“黑兵”。从 1925 年起，国防部负责领导那些不合法士兵，国家出经费，用来维持其存在。参谋部的计划是， 1925 年扩充军队和改进军队，突破条约的束缚，现有的步兵师是七个，这是合法的，计划先增加两倍，再增加到三倍。赛克特最终想实现六十三个师的计划。自从 1926 年以来，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反对计划成为唯一的阻碍。社会民主党于 1932 年被迫下台。因此到 1933 年 4 月，十万人军队的编制被打破了。不过早在此前，单从实力上看，已经稳稳地超过了这个限制。

在洛迦诺之后，因为人们普遍怀有善意和希望的感情，所以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决定。针对一个尚可挽救的问题，英国的决定如下：将协约国管制委员会取消，经国际联盟同意，可以采用一个调查方案，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调查申请，都必须进行调查。据称，洛迦诺条约可以附加这条补充条款。不过这个决定没有得到实施。福煦元帅在报告中这样说道：目前德国解除武装已见成效，但综合考虑，一个国家人口达六千五百万，怎么可能永久性地保持解除武装的状态呢？因此必须采取各种防御手段。可在人们已经知道德国正悄悄地破坏凡尔赛和约的情况下，协约国的管制委员会还是于 1927 年撤出了德国。当时德国用不明显的方式搞破坏，他们正在制定书面计划，打算让德国再一次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们有童子军、士官组织、青年和退伍军人组成的数量庞大的志愿组织，仅仅是缺少武器装备而已。可从另一方面看，无论是海军或陆军，只要有大规模的行动，是不可能不被察觉的。如果德国实行全民征兵制，或者建立空军，或者建造军舰，都是超出凡尔赛和约的行为，那等于公开违背了德国应该承担的义务。若是那样，德国所在的国际联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此事。

更难于做出的是关于空军方面的规定。凡尔赛和约中明确规定，德国不能建立空军，因此德国空军于 1920 年 5 月正式解散。赛克特在他的告别命令中明确地说：德国空军的精神依然还在，希望能再次建立起空军部队。他尽其所能地鼓励这种做法。他的第一步是把富有经验的空军军官组织起来，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特殊的团体。此举是秘密完成的，没有被协约国委员会发现。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这个行动也是保密的。空军团队成立以后不断壮大，几乎充斥在国防部门的各个办事、监督机构。一些空军成了陆军的干部，另一些也被转移到陆军的各个单位之中。赛克特指派一位颇有经验的战时军官，在民航部担任部长。在他的管理之下，民用航空可以配合军事航空的需要。民用航空部、民用航空公司、陆军和海军中由空军伪装起来的单位，这些地方很多担任职务的人员都是曾经的空军军官，他们并不懂得行业航空的相关内容。

早在 1924 年以前，德国的各个地方都建成了飞机场，并且有民用飞机制造厂体系；在人员上，也有飞行技术成熟的飞行员，且有教练教授消极防空技术。为了鼓励更多的德国男女具备“航空精神”，德国还举办颇具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滑翔小组。赛克特还蒙混过了很多其他的规则，在民用航空人员方面也不例外，虽然纸面上是遵守规则的，但是获准的人数已经突破了严格的限制。德国运输部悄悄地帮助了赛克特。协约国在 1926 年的情绪支配下，感觉到对德国的行为抑制得有些过分，这让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伤害。战胜国还认为，只要禁止德国建立自己的空军，德国也确实没有越过这条约束的界限，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可他们不知道那条约束界限并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不清的。

德国在海军方面也同样使用了掩盖的手段。在凡尔赛合约中规定，德国海军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兵力的上限为一万五千人。德国找到了种种借口，使不断增加的人员超过了规定的上限。各个民政机关中，都秘密地潜伏着海军组织。按照条约，赫尔戈兰沿海要塞必须拆除，可不久这里又建起了新的工事。德国还私下建造潜水艇，潜水艇官兵是在其他国家接受训练的。德国想恢复德皇时代的海军，并期望海上势力终有一天能恢复，并获得从前的地位，为此他们把能做的努力都做了。

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其他事情也同样获得了巨大进展。 1919 年，拉特瑙先生还在担任建设部部长，那时起，他就开始大规模的重建德国军事工业。他在实际工作中对将军们这样说道：“当然，你们的武器确实被他们毁掉了，不过那些东西即使留到下次开战，也无法使用，因为那不过是一堆废物。下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将是全新的。使用新武器、放弃旧武器的部队，将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协约国对德国实行管制的几年中，德国的参谋人员即使听到了这样的话，仍旧花费了很大的努力，为保护原有的武器不被销毁而斗争。他们竭尽所能地想尽一切办法，让协约国委员会无法知晓他们的行动。他们隐瞒、阻挠委员会的监察，组织严密地、行动秘密地开展工作。最初，德国警察还监管此类行为，没过多久就跟着一起积集武器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打着民间团体的旗号，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保管武器和设备。这个组织发展到 1926 年，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组织，代表和保存军事装备的仓库分布在德国全境。此外，他们使用非常巧妙的办法，将那些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保管起来。原来用于军事生产和可以改装成军事生产的车床，都被保留了下来，用于民用生产，不过商业生产的需要远远低于这些机器的数量。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为战争而建设的德国兵工厂都必须关闭，可是德国并没有照办。

这个规划非常全面，并且被实施。依据该规划，德国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建设贷款，全都用在了开办新工厂和很多旧工厂上。他们早有计划，这些工厂都能快速地转为军工厂。他们周密而全面的计划内容，甚至可以写成好几本书。 1922 年，反犹太的新纳粹秘密团体暗杀了拉特瑙先生。他们对这个犹太人恨得咬牙切齿，即使他是德国最忠诚的仆人也不能幸免。 1929 年，布吕宁取得了政权，他怀着热情和审慎地态度，继续开展这项工作。胜利者拥有一大批已经过时的军事装备，并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他们不知道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能力正在逐年增长。

1919 年，英国对未来做了一个假设：“在今后的十年当中，不列颠帝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更用不着派出远征军。”为此，当时的英国内阁这样决定：各个军事部门在做预算的时候，都要根据假设，积极加入经济节约运动。我于 1924 年担任英国财政部大臣，为此，我提出申请，这个规定应由帝国国防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却没人提出修改该规定。陆军部于 1927 年提出建议，仅从陆军方面考虑， 1919 年的决议应该延长，十年的时间期限应该从现在算起。帝国的国防委员会和内阁通过了这条建议。这个问题在 1928 年 7 月 5 日再次被提出来加以讨论，我的态度是接受这个建议。我提议：“针对‘十年之内无大战’这个假定，帝国国防委员会需每年进行审查。各个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此假定为基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考量。”这样所有的军事部门和自治政府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只要他们认为时机合适，就可以根据情况将问题提出来。

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说：“军事部门如果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产生错觉，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进而会变得疏忽研究工作，目光短浅的见识也会泛滥。财政支出部门因牵涉其中，受到的影响尤甚。”但是，一直持续到 1929 年，我感觉还是有希望维持世界和平的。当时我离开财政部，觉得暂时还不需要做新的决定。但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我错了。和平一直持续到 1939 年秋天。整个世界局势动荡，能维持十年的和平已经相当不容易。“十年内无大战”的时间计算，还在一天天延续，直到 1932 年，仍以此计算时间。麦克唐纳政府于同年 3 月 23 日做了取消该假设的决定。

协约国在这段时间内还具备足够的权利和力量，用来监督德国。只要德国有重整军队的动作，他们就能发现。只要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向德国提出严格的要求，强迫它按照和平条约去做，德国不得不服从。当我们回忆从前，想到从 1930 年到 1938 年间的那些事情，不难发现我们曾经拥有过那么多时间。到 1934 年为止，我们还有机会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若是真的那么做了，我们就不需要动用任何军事力量。我们缺乏的从来就不是时间。 ZVyeouOCFvJuNiTsB8getI7Rb7GDRvc6Y1tdiGx+zaEJxB1di3OqGKroc0gVu8Ld

失明的下士——从寒门走出来的领袖——慕尼黑在 1923 年发生暴乱——《我的奋斗》——希特勒的事情——德国陆军和希特勒——施莱歇的诡计——经济危机的打击——总理布吕宁——君主立宪政体——势均力敌——施莱歇的打扰——布吕宁的倒台

1918 年 10 月，英国袭击了科明附近的地区，一个德国的下士被芥子气熏了，导致两只眼睛看不见东西，被诊断为暂时性失明。这个下士住进了波美拉尼亚医院，就在此时，德国各地正在溃败，四处都发生了革命。他的父亲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官。他在青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但是维也纳的艺术学院大门并没有向他敞开，因此他只能在维也纳过着清苦的生活。后来，他到了慕尼黑，经常去做临时工，有时候做粉刷房屋的油漆工。在生活方面，他极度缺乏物质。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世界让他受尽了苦楚，心里埋藏着巨大的不平和委屈。他认为自己之所没有成就，完全是外界的原因。他遭遇了种种不幸，并没有促使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相反，他选择了体面的另一条路。他带着一种对德国、日耳曼民族的狂热，抱着一种病态的种族忠诚的观念，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怀着一腔热情参了军。此后的四年中，他在西线的一个巴伐利亚军团中服兵役。这就是早年的阿道夫·希特勒。

1918 年冬天，希特勒在医院中度过，那时他无依无靠、双目失明，他总结自己的失败，认为跟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不无关系。这个团传令兵每每想到让人吃惊的战败，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法国成为了战胜国，内心极度地痛苦。他的伤势渐渐痊愈，却一脸的憔悴，身体虚弱。就这样，他竟然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那不可预估的力量可以决定人类的生死命运。他用常理来分析德国的失败，觉得本不该如此，他认为其中一定是出现了巨大诡计，一定是发生了邪恶的通敌事件。这个小兵情绪压抑，他独自一人冥思苦想，凭他自身的经验，非常局限地考虑问题，想知道德国战争失败的灾难是怎样发生的。此前，他在维也纳逗留的时候，曾经接触过极端的国家人民党小组成员，他从那些人的口中听过犹太族，这个种族从事各种罪恶的、破坏性的活动，简直是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敌人和剥削者。他的仇恨难以平复，因为他心里有因爱国而产生的愤慨，有对富人和上层人的嫉妒。

这个无人问津的小卒出院了。离开医院后，他的军服还是穿在身上，因为他就像小学生一样认为穿军服是骄傲的事情。当他的双眼从揭开的纱布下面睁开时，他看到的都是战败后的悲惨景象。的确，战败后的混乱局面确实很恐怖。他的周围都是失望和暴虐的气氛，还能看到红色革命正在行动。大街上，装甲车左右横冲，不是开枪射击那些慌张逃避的路人，就是散发传单。那些跟他一同当兵的人带着红袖标，招摇过市，嘴里疯狂地喊着口号。这些人反对他在这个地球上所热爱的所有事物。似乎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清晰了。德国被一些人捅了一刀，并把它摁在了地上，这些人就是：犹太人、在战场后方发国难财的人、跟敌人串通搞阴谋的人，还有布尔什维克人，他们最可恨，因为他们通过犹太知识分子大搞国际阴谋。他看到自己的责任就在眼前，德国正在经历瘟疫，他要做的是为德国复仇，拯救德国，这个民族本来的命运是做主人，他要带领这个民族找回本该有的命运。

他所在的团里，军官们都感到害怕，因为部下有一种带有煽动性的革命热忱。他们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因为毕竟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人，看上去这个人知道局势的根本。希特勒下士仍然愿意在军中服役，并当上了“政治教官”，其实做的工作跟特务差不多。他有了这层身份的掩盖后，就收集了一些情报，都是关于叛变和造反阴谋计划的内容。这位下士，在 1919 年 9 月参加了一次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会议是在慕尼黑的一个地下酒馆里召开的。他在这次集会中，第一次听到人们的言论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德国的“十一月罪犯” ，这些罪犯是要使德国陷入深渊的祸首。他发现这和他所想的非常一致。 9 月 16 日，他加入了工人党。不久以后，为了跟他在军队的工作相适应，他开始从事该党的宣传工作。 1920 年 2 月，在慕尼黑，德国工人党召开了一次大会，希特勒为党纲草拟了二十五个条款，他控制了整个大会。希特勒在此时，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人物。从此，他开始了救国运动。这一年的四月间，他离开了部队，复原了。此后，他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扩大该党。到第二年的年中，党内此前的领袖，都被他一个个清理掉了。他的热情和天赋赢得了同伴的喜爱，他们甘愿接受他的独裁统治，因此他成了他们的“领袖”。《人民观察家报》经营不善，因此他把它收购，并做成了该党的核心报。

很快，共产主义者就发现了自己的敌人，并搅乱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 1921 年底，希特勒花了几天的时间组建了冲锋队，这是他第一次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他的活动还局限在巴伐利亚地区。战后的德国人民，在这几年中一直生活得悲惨而艰辛，因此他的声音成了一种新福音，帝国各地的人都跑来倾听他。 1923 年，德国举国上下都为法国占领鲁尔一事而愤怒和激动，因此，使现在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人数暴涨。德国马克崩溃了，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因此破产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加入这个新政党，是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们心里满是仇恨和复仇心理，他们疯狂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为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在寻找慰藉。

一开始，希特勒就明确地表示，必须把政治权利夺过来，为此必须向因战败而诞生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进攻，必须激烈的打击和反对它。 1923 年 11 月，一些坚定的党员开始追随这位“领袖”，其中不乏杰出的人才，他们是戈林、罗森堡、赫斯、罗姆。这些活动家认为目前正是夺取巴伐利亚政府的好机会。在军中颇有威望的鲁登道夫将军，凭借自己的能力为此次行动助威，在这次发动叛乱的队伍中，他冲在最前面。人们在战前常说：“德国，禁止一切革命行动，因此，德国永远不会发生革命。”在此次事件发生时，慕尼黑再次将这句格言搬了出来。警察开了枪，但是他们有意让子弹避开鲁登道夫的身体。于是，这位将军一直迈着大步向前，进入了警察队伍中间，警察们还向他敬礼。被打死的示威者大约二十人，希特勒也在肇事场所摔了一跤。之后，他就同其他领导者一起逃走了。 1924 年 4 月，希特勒获刑，被判四年监禁。

德国政府稳住了局势，肇事者也被德国法院判了刑。国内各地的人民都认为政府是在替外国人做事，残害自己的同胞弟兄，德国最忠诚的儿女被当成了牺牲品。于是希特勒被减刑了，从四年改为了十三个月，被囚禁在兰茨贝格监狱。他在这段时间里，写了《我的奋斗》一书的大纲。他要把自己的政治理论著作献给在暴动中死去的人。当他掌握政权之后，这本书成了协约国的政治领导者最应该研究的书。书中明确地写了德国的复兴计划、该党的宣传方式、国家社会主义的定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纲领、德国理应站在世界最高的位置上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本宣传战争和信仰的书，可以说是一本新的“古兰经”。虽然该书的内容杂乱、夸张、冗长，但是他们的党的使命却包含在内。

《我的奋斗》这本书的主题并不复杂，主要意思是：人类是战斗的动物，因此国家就是战斗者组成的集体，是一个战斗的单元。所有有生命的个体，都要战斗，否则就等于停止追求生存，那是自取灭亡的表现。同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若是停止了战斗，注定走向灭亡。一个种族战斗力的强弱，要看它有多么纯粹，为此，清除外来的污染是势在必行的。犹太民族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必然具备国际主义，并坚持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在生存竞争中奉行种族投降主义，因此犹太民族是罪孽深重、不可容忍的。每个国家都必须令群众国家主义化，这是国家首要的职责。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智力水平，而是意志和信心。即使是再多只配服从命令的人，其价值也抵不过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想要让种族生存下去，就必须依靠暴力的保护，因此，军事手段是不可替代的。每个种族都必须战斗，委曲求全的民族必然会越来越弱，直至消亡。若是日耳曼民族能够更早地团结一致，那么它已经在统治全世界了。一个民族遭受了失败，若是此后它能够重建信心，那么还能得救。重要的是教育自己的军队，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具备所向披靡的能力。为了达到重新振兴日耳曼民族的目的，必须让人们相信，想要重获自由，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可以实现。从根本上看，贵族的政治原则大体上都很正确。理性主义完全不适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德国人通过较少的训练，就能成为军人。世界需要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这样才有推动历史的力量，没有它，历史上就根本不可能有骤然的巨大变化。资产阶级倡导和平和秩序，但他们的这两种美德没有任何用处。世界现在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巨变，我们的种族需要新的日耳曼国家的支持，让我们时刻准备迎接全世界最伟大的战斗，因为这是最后的决斗。

在外交方面，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外交担负着让一个民族生存和繁荣的任务，绝不是让这个民族英勇地倒下去。德国可能的盟国是英国和意大利。那些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所统治的和平主义国家是软弱的，没有哪个国家会同他们结为盟友。要是德国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其他国家也不会帮助它生存下去。德国若想拿回那些失去的省份，向上帝祈祷，或向国际联盟恳求是不可能起作用的，德国只能用武力去夺取。德国从前跟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以后绝不可以这样做。德国应当找出危险性最大的敌人，然后集中兵力，攻打它。德国在外交方面也不能太重感情。若是单纯为了感情而向法国进攻就太蠢了。整个欧洲的领土都是德国的需求。战前，德国实行殖民政策，这是不对的，这种做法不能持续下去。德国扩张领土的目标是向俄国和波罗的海拓展。俄国的苏维埃主义的目标跟国际犹太主义不谋而合，因此，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等于犯罪。

希特勒政策的全部“精髓”就是这些。

他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这使他逐渐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可是战胜国并没有注意到他，各战胜国的麻烦和党派之间的斗争正困扰着他们。国家社会主义党就是后来的“纳粹党”，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之后，该党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在德国的生活中，他们已经把德国的人民、军队、国家机器、处于某种原因而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都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 1924 年底，希特勒被释放了。他走出监狱的时候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要花费五年之久。

魏玛宪法中规定，国会由选举产生，每四年选举一次。人们希望在这个规定下，能让德国民众拥有一种权利，即对国会完全的彻底控制权。然而实际得到的结果恰好相反，德国的生活因此而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不断地被政治刺激产生狂热情绪，不断地进行选举。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留下了非常精准的记录。 1928 年，他占有国会的二十八个席位； 1930 年，他的席位上升至一百零七个； 1932 年为二百三十个。此时的德国机构中，到处都有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特务，并且整个机构都在他的纪律约束中。犹太人在很多地方被欺负、恐吓和暴打，这种事情变得越来越多。

在本书中，那些复杂的恐怖的事情，关于他们的激情和恶毒，不必做太多叙述，关于他们逐渐的发展，也没有必要一一赘述。洛迦诺公约像是昙花一样短暂，很快就暗淡了。人们以为正在恢复繁荣景象，其实那都是美国提供的大量贷款作用。德国的总统兴登堡得到了众人的爱戴，他是伟大的、威严的，他的外长施特雷泽曼先生和沉稳、体面的德国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是自始至终的，直到他临死的时候都都是如此。但是各种各样的势力，在这个狂热的国家中也不能起作用。德国的魏玛政府不能给国家提供安全感。这个国家渴望复仇和光荣，魏玛政府并不能给它带来满足感。

战后的几年中，其实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利，并且它是国家长久性的管理机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虽然在战胜国的强迫下实行，带着耻辱感，因此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在他们看来，兴登堡元帅不仅仅代表着权利，而且代表着他们的意志。可是兴登堡在 1930 年的时候，已经八十三岁了，他的智力和性格已经开始下滑。这个老人变得愈加固执、片面和专断。兴登堡在战争中被看作一个伟大的人，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们却希望他早日进入天堂，这就是他们对他的敬意。兴登堡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木质的泰坦神 ”了，从以上情况看不难确定这一点。将军们早就明白，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应该有个接班人了，他们应该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运动发展迅猛，把他们物色新人的事情给阻碍了。 1923 年，慕尼黑暴动失败。希特勒在此后发表了一个纲领，从法律角度看，非常符合魏玛共和国体制。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在计划和鼓励发展纳粹党的军事和半军事组织。其中一个是冲锋队，也就是“褐衫队”。此外，还有一个纪律严格的党卫队，这个组织开始很小，后来逐渐发展成规模很大的集团，人数很多且很活跃。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和潜力都感到惴惴不安。

冲锋队的领导是罗姆，他跟希特勒一样是军人出身，而且他们曾经是战友。在战斗的那几年中，他和希特勒是朋友，并且是希特勒的亲信。罗姆胆识过人，非常有能力。他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个人野心非常之大，也是一个性格变态的人。他有种种劣迹，但是在夺取政权的这条充满危险而且艰辛的路上始终能同希特勒合作下去。布吕宁抱怨说：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都被冲锋队吸纳走了，其中不仅有自由同志会（也就是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作战的团体），还有钢盔团（这个团体是由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组成的）。

陆军将领们对德国的潮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明白了自己处于怎样的地位，并且确定自己已经不是德国的统治者了。他们和纳粹运动的立场是对立的，虽然双方都是要拯救德国，想要把德国从地狱中拉出来，为战败报仇雪恨，但是德国陆军代表的是德皇帝国成立起来的机构。德国的封建领主阶级和贵族阶级，地主和其他有钱的阶级，都是在德国陆军的保护之下。冲锋队说到底就是一个革命组织，是带着愤恨且暴躁的颠覆分子的反抗情绪的一群人，更是破产者毫无希望的斗争之下所催生出来的一场运动。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党存在严重的分歧，势如水火，他们谴责布尔什维克党。

陆军方面得出认知，如果同纳粹党战斗就等于把战败后的德国扯碎。 1931 年和 1932 年，陆军高级将领取得了一致看法：虽然他们曾经反对过纳粹党，并且是按照德国人惯有的方式，严厉而坚定地反对过纳粹的内政主张，可为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从希特勒的角度看，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夺取政权的宝座，即使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可在他面前出现的竟然是那些曾经光辉而灿烂形象的德国领袖人物。他年青的时候，曾经对这些人怀有敬意和忠诚。如此一来，双方之间达成协议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双方所需要的条件一个也不少。陆军将领们渐渐感受到纳粹的势力已经非常之大，兴登堡的德国元首的位置，看来只能由希特勒继任，他的势力足够大了。在希特勒看来，只有跟陆军中最坚实的力量结合，才能完成他复兴德国的梦想。此外，别无他法。这个交易一成功，德国陆军就开始劝说兴登堡，希望他能接受希特勒，把他当作德国未来的总理。希特勒也做出了保证，褐衫队必须受到限制，并接受陆军参谋部的管制，如果情况需要，可以取消该团队。希特勒凭这些条件，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支持。他手握真正的行政管辖权，国家元首也首肯了他的继承权。这位步步高升的德国下士，已经上升到非常高的位置了。

除此之外，德国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有好几股势力想要得到陆军参谋部的支持，因为这是操纵国内各个派别势力的关键所在。施莱歇将军手里有也一股有时能发挥决定作用的势力，这个势力有些微妙。他是一些军事人物的政治顾问，非常谨慎他们且有潜在的实力。一方面各个党派对他充满怀疑，另一反面各党派也都认为他有能力，是个聪明机灵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了普通军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参谋部的军事操典。在他看来，早就该对纳粹运动进行控制和制止了，因为他看到了它的重要性。并且，他看到冲锋队用骇人的方式聚众闹事并且日益壮大，从这只私人军队看，他认为只要他那些在参谋部的同事采用的方法得当，运用好其中的一件利器，不但可能重振德国的雄威，还能让他自己的地位稳固下来。施莱歇就这样盘算着，他自 1931 年起跟纳粹冲锋队的参谋长罗姆接头，二人开始密谋策划。于是同时进行的有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希特勒和陆军参谋部进行了交易；另一件是施莱歇跟罗姆开始进行的阴谋行动。罗姆不但是希特勒的主要亲信，而且还可能成为希特勒最有力的对手。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有联系，特别是同罗姆一直在秘密接触，直到三年后，希特勒下令枪毙了他们两个。此后的政局就简单多了，对付其他人的办法也简单多了。

这时候，德国被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而且对德的贷款也非常不划算，因此，美国各个银行不肯追加对德贷款。这让德国深受影响，各地工厂接连倒闭，很多企业突然破产。而德国和平复兴的基础正是那些工厂和企业。德国在 1930 年冬季的失业人口增至二百三十万。此时，赔偿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前的三年中，协约国的代表是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曾经接受德国赔付的巨额赔偿，包括给英国的赔偿（当时我经手了那些钱，转交给了美国国库）。这种方式自然不可能长期下去。早在 1929 年夏天，美国委员杨格先生曾在巴黎草拟、提议且要求商讨一个重要的计划。该计划是降低赔款标准，其中包括关于赔款的最后偿还期限，力求让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铁路从协约国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撤销赔偿委员会，结算的任务由另外成立的国际银行办理。希特勒和他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同商业巨头胡根堡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了。胡根堡基本上是个工商业利益集团的首脑，他性格残忍，是不久前突然崛起的一个人物。协约国提出的这个办法，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宽容和灵活，但是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发动了野蛮的运动，但是毫无用途。杨格计划被德国国会投票通过，是费了很大力气之后，才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的。此时的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正处在病危中，在弥留之际，他办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让协约国同意撤出莱茵兰的时间要大大提前，而不是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时间才撤出。

战胜国的巨大让步，并没有赢得德国人民的热情，他们的反映很冷淡。要是此事能提前一些，至少是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提出来，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让步是实现和解的方式，并因此而真正地向和平跨进一大步。可是现在的德国，人们面临着巨大的恐惧，那是时刻都在发生的、阴森恐怖的失业。德国马克贬值，中产阶级因此而破产，被迫走上了冒险的道路。施特雷泽曼在德国的政治地位深受国际经济压力的影响，已经被削弱。他遭到了来自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的猛烈攻击，还有以胡根堡所率领的资本巨头的沉重打击，很快，他就败下阵来，倒台了。 1930 年 3 月 28 日，布吕宁作为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成了德国总理。

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位爱国天主教徒。他的梦想是政治上采用民主的形式，并以此重建昔日德国。拉特瑙先生在被暗害之前拟定了工业计划，目的是为了战争做准备。现在布吕宁继续实施他的计划。在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布吕宁试图稳定财政状况。他提出了一些方案，比如在经济方面厉行节俭、文官人数削减、俸禄降低等，可这些政策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怨恨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敌对的国会被解散了，该工作又是由兴登堡总统支持，布吕宁主持的。布吕宁在 1930 年的选举中得到了多数票。此前国家主义派复苏，并一直在卑劣而激烈地活动。他号召德国旧的参与势力起来反对这种骚动。这是他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意图非常显然，他认为，必须想办法让兴登堡总统再次当选，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布吕宁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而且是明显的、新的方法。他认为德国若是想拥有安全、和平和荣耀，必须通过恢复帝制的方式，若是兴登堡再次当选了，那么他就要劝说这位上了年纪的元帅在最后担任总统的期间，成为摄政的角色，那样，在他去世的时候才能恢复帝制。他能劝说成功吗？德国目前的最高权力还处于真空状态，希特勒正要闯进来，若是他的策略能够成功，权力就不会落在希特勒手里。综合目前的形式，这个策略是正确无误的。可是布吕宁要怎样做，才能让德国走上这样的道路呢？保守派已经向希特勒倾斜，若是德皇威廉复辟而来，他们还可能心回意转吗。而那些社会民主党、公会的势力，可不想看到老德皇、皇太子再次登台。布吕宁想要的是英国式的立宪君主政体，绝不是想建设第二个帝国，最符合他理想要求的是能从德皇太子的儿子中挑选出一个合适的人，能成为立宪君主。

布吕宁在 1931 年 11 月秘密向兴登堡陈述了自己的计划，因为兴登堡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这位上了年纪的元帅非常震惊，用激烈的方式表示自己绝不同意。兴登堡说，他认为自己仅仅是德皇的委托人，如果采用了其他的办法解决问题，那么他的军人尊严就会扫地。他信奉的是君主制，在皇子中选一位皇帝的办法令他无法接受，皇位的宪法和法律体系绝对不容侵犯。再者德皇返回德国，并不能受到人民的欢迎，因此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说完这些，他就不再说话，看来他不可能让步了，他说：“我就在这待下去。”布吕宁与他进行了一番争论，或许他们激烈地争论了很久。布昌宁的理由是：虽然君主立宪政体跟正统的君主政体有相当的差距，但如果兴登堡不肯接受这个方法，那么纳粹的革命势力必然会实现独裁统治。然而，这样也没有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可是，为了不让德国政治发生瞬间的坍塌，必须让兴登堡再次当选，无论他能否改变主意，这在布吕宁看来，都是势在必行之事。布吕宁计划的第一步是非常圆满的。 1932 年，德国总统大选，在第二次投票时，兴登堡获得了多数选票，他的两个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被他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处理国内的经济问题和协调与欧洲的关系。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希特勒在此时又掀起了一场喧闹的运动，用来反对德国来自凡尔赛和约的耻辱。

经过周密、仔细的考虑之后，布吕宁起草了一个长远计划，用来修改凡尔赛条约。 1932 年 4 月，他到达日内瓦以后，意外地受到了特别款待。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进行了谈判，似乎可能达成共识。德法“军务均等”是这次谈判的前提，只是这个原则可以有多种解释，暂时还留有余地。真让人吃惊，头脑清晰的人怎么会在这样的前提下构建和平呢？关于此问题，后面的几章中还会写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胜利者若是做出让步，那么布吕宁可能因此而走出逆境，进而采取更高明的下一步骤，即取消赔款，这也是复兴欧洲的关键步骤。要是布吕宁的第二步能实行，他的解决办法会令他的个人地位大大提高，俨然是胜利者的模样。

美国无任所的大使诺曼·戴维斯先生，给法国总理塔迪厄打了电话，让他立即从巴黎赶往日内瓦。而塔迪厄此时却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即此时施莱歇在法国疯狂地活动，并抢先一步对法国大使说，布吕宁很快就要倒台了，不要同他谈判。谁知道布吕宁为什么这么倒霉。也许塔迪厄此时也在担心处在“军备均等”的约束下，军事地位会受到影响。不管什么原因，塔迪厄并没去日内瓦， 5 月 1 日布吕宁也回到了柏林。对空手而归的布吕宁来说，这简直是走上了绝境。德国正遭遇经济危机的巨大威胁，必须采取强硬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挽救。 5 月间，布吕宁整整努力拼搏了一个月。可是布吕宁政府已经民心尽失，想采取措施，也无回天之力了。此时的法国议会也是风云变换，赫里欧取代了塔迪厄的位子。

法国的新总理宣布，日内瓦谈判中所形成的方案，将由他来接续。美国驻柏林大使接到指示，请德国总理立刻返回日内瓦，不能有片刻迟疑。 5 月 30 日凌晨，布吕宁接到了美国大使的电报，可施莱歇经过努力已经取得成功，兴登堡相信了他，布吕宁的总理一职被解除了。当吕宁在这同一天的早晨接到美国的电报（措辞不够谨慎，但是却满载希望的电报）邀请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改变什么了。中午，他为了避免被罢免职务，主动提出了辞职。到此，一个可能带领人民走上安宁和文明，并可能使德国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宪政政府结束了。如果布吕宁不是被施莱歇的阴谋所陷害，如果法国总理塔迪厄赴约，那么协约国向他提出的建议完全可能救了他。现在，由另一个政府的另一个人去讨论那些建议了。 dl2Xslfa0A7WxLKWfcQHT+ni1jItEE4Q32+ncwp2Kvr8NKkBxnUNmVVBjZCPv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