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殖民的时代

有关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这段历史的资料非常少，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列出来；这些资料也无法令人满意，它们的缺陷必须加以明确说明。一方面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墓地的出土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能回答的问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一批文献资料、编年史和断简残篇。其中唯一重要的当代作品是《不列颠毁灭记》（The Ruin of Britain），这是一部由不列颠修道士吉尔达斯（Gildas）于公元6世纪40年代写成的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语言谴责他那个时代的邪恶。享有“可尊敬的”称号的圣徒比德（Bede）——他是位于贾罗（Jarrow）的诺森布里亚（Northrowrian）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在公元731年完成了巨著《英吉利民族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这本书令有关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初英格兰史的其他所有资料都黯然失色，虽然不列颠遭入侵时期离比德生活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有根有据的传说片段。除此之外，仅有的记载来源于后人汇编的编年史片段、一些诗歌，以及欧洲大陆作家偶然留下的资料。与此非常不同的是撒克逊晚期的年鉴，它被汇编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它逐年记载了英格兰南部各王国发生的事件。早期编年史的可靠性远远低于后几个世纪的，公元6世纪后期之前的编年史，其年代结构存在疑点。

因此，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来历，没有接近那个时代的资料。原因很明显：日耳曼民族在到达不列颠的头两个世纪还不识字。因此，要了解他们的早期命运就只能通过不列颠人带有敌意的眼光，或通过外国人偏颇的视角，或通过他们自己半真半假的传说。直到公元6世纪后期，有依据的猜测才勉强拼凑出当时的历史。

考古学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表明，在公元410年之前的几年里不列颠出现过日耳曼战士。罗马晚期的墓地，尤其是从牛津郡（Oxfordshire）到埃塞克斯（Essex）海岸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出土了罗马军队当中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雇佣兵所佩戴的腰带配件。如果这支部队真的在不列颠驻扎过——就像他们在高卢所做的一样——那么公元5世纪中叶的入侵者可能和两三代人以前就进入不列颠的同族联合了起来。带有山墙柱的下沉式小屋是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英格兰遗民点的特色，在泰晤士河口马金小村（Mucking）附近的一个巨大遗址发现了二百多个这样的小屋。据称，在公元400年，这些房子里驻扎着雇佣兵，他们保卫通往伦敦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连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时期。

随后几个世纪，当英格兰人追溯他们祖先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在公元40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来到不列颠的。的确，日耳曼移民从公元5世纪30年代起才真正大量涌入不列颠。在考虑这个重大迁徙之前，我们必须问：入侵者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比德从一个未知的来源引用了一段信息丰富的文字，正好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几乎和所有现代学者的回答一样出色。比德引用的这段文字如下：

他们来自三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Jutes）。肯特郡人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居民都来自朱特族，怀特岛对面的居民也是如此。怀特岛对面的这片土地属于威塞克斯王国（kingdom of Wessex），如今这里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家。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国，即现在被称为旧萨克森（Old Saxony）的地区。除此之外，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Mercians）和诺森布里亚人（Northumbrian）——那些居住在亨伯河（Humber）以北的人——来自盎格鲁部族，该国位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被称为“盎格鲁”（Angulus）。据说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盎格鲁一直荒无人烟。

考古学证实了比德的分析：在英格兰墓地发现的陪葬品与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相似。从东盎格利亚公元5世纪的火葬公墓出土的一些骨灰缸和德国萨克森州的骨灰缸甚至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而且肯特郡的陶器和珠宝的材料跟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类似。德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东北部的一个地区至今被称为昂格尔恩（Angeln）。在比德列出的部落名单里，我们可以添加弗里斯人（Frisians），他们与公元5世纪初渗透到弗里西亚沿海定居点的撒克逊人混居。比德提到一些家乡定居点被遗弃，在德国威悉河（Weser）口附近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一个由大型木结构建筑构成的村庄在公元450年前后被遗弃，这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除了不列颠低地土质肥沃，以及当地居民刻意引进雇佣兵这两个因素外，发生在沿海附近的移民潮也为从大陆移民不列颠提供了解释。

比德对王国的种族划分可能过于纯粹。肯特郡人很可能主要是朱特人，而其他主要种族当然认为自己要么是“盎格鲁人”，要么是“撒克逊人”。但是考古学并没有显示他们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划分，到公元6世纪后期，当各个王国开始成立的时候，种族间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因此，东盎格鲁人的最精美的金属制品与肯特郡的金属制品十分相似，而他们的王室似乎一直是瑞典人。海上交通无疑弱化了种族间的联系，为了满足早期殖民者的需要，发展出了新型的定居点和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值得注意的是，费德森·维尔德的大型矩形大厅与英格兰遗址上发现的无固定形状的下沉式棚屋群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定居者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朱特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属于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广义上有着相同的文化。他们已知最早的诗歌是以丹麦和弗里西亚为背景的英雄传说；公元7世纪初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人的宝藏；基督教通过肯特国王与法兰克公主的婚姻来到英格兰。不列颠脱离了罗马帝国，加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社会。

这些人怎么样？显然，他们远没有罗马人文明，但他们也有自己稳固的体制。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特性大多也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远房后裔。与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中，最强大的社会纽带是亲属关系和贵族身份。

有亲属关系的群体在家乡时关系密切，来到英格兰之后也是如此。一个男子的家属和侍从有时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定居单位，他们共享资源，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些延伸的“亲密关系”对定居点性质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的结尾上，许多地名的结尾是-ing、-ingham和-ington。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Haesta人”，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Reada人”，沃金厄姆（Wokingham）是指“Wocca人的农场”，等等。虽然现在认为并非所有这些名称都来自第一个定居阶段，但许多地名起源很早、很重要，并特指大片土地。这些地名表明，给领地取名时，往往依据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部落。社会发展了，但家族成员的忠诚仍然至关重要。群体的安全在于他们知道亲属们会为一位成员的死而复仇，忘记复仇意味着永远的耻辱。然而，在塔西佗的时代，荣誉可能会通过赎杀金（wergild）得到保全，赎杀金是凶手支付给受害者亲属的钱。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根据受害者的等级列出了赎杀金的额度，国王们越来越多地鼓励这种非暴力类型的惩戒。

塔西佗还强调指出了日耳曼人对他们的领主的忠诚。有时他们有世袭的国王，但在战斗中他们通常由当选的酋长领导：“在战斗中，酋长战死了而你幸存下来，并退出战斗，这是一生的耻辱。捍卫他、保护他……是他们宣誓效忠的本质。”九个世纪之后，在公元991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登（Maldon）被维京人击败。到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就基督教化了；然而当代一位诗人赋诗赞颂其中一名捍卫者在其领袖牺牲之后的表现，恰好验证了塔西佗的话。诗如下：

我发誓，从这个地方起，我不会放弃一寸土地。

我会继续战斗，为我的朋友兼领主复仇。

我的举动不会为谴责留下口实。

对在斯托尔（Stour）河畔上顽强的战士来说，他现在已经倒下了，没了呼吸。

——我离开了战场，成了无主之人，无脸回家。

宁愿战死沙场，任由刀枪夺我命，无论是枪头还是刀刃。

显然，对领主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亲属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国王们倾向于加强领主的权力：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的亲属受到不公正的攻击，任何人都可以为他的亲属而战，但不能针对他的领主，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他的领主”。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非常看重忠诚和遵守誓言。

他们的主要神祇来自后来的诺斯人（Norse）的神话，如战神（Tiw），主神（Woden）和雷神（Thor）。他们在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和星期四（Thursday）以及一些地名——图斯里（Tuesley，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斯塔福德郡）、瑟斯里（Thursley，萨里郡）等——中被人们记住，这些地方可能是祭祀中心。即使在皈依后，英格兰人仍用他们的旧女神厄俄斯特（Eostre）命名了一个主要的教堂节日。像日耳曼人的神社一样，英格兰的神社也设立在偏僻的地方，如树林里或山丘上：一些地名含有hearg（神社），如萨里郡的佩珀哈罗（Peperharrow）和伦敦的山上哈罗（Harrow-on-the-Hill）。由于后来教会理事会禁止对“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的崇拜，可以推测这种活动出现在异教徒的宗教习俗中。至少在其外在形式上，这种宗教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不列颠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不同。

对大约公元600年之前的事件，历史记载并不多。吉尔达斯说，受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困扰，在“骄傲的暴君”伏提庚（Vortigern）统治下的英格兰人雇用了第一批撒克逊人，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补充说，撒克逊人由名为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的两兄弟领导，他们建立了肯特王国，他们登陆不列颠的时间确定为公元450年前后。虽然这个时间偏晚了，但这个记载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在罗马统治下就被引入了，罗马撤出之后的各继承国完全有可能继续采用同样的政策。然而，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雇佣兵发生了叛乱并袭击了他们的主人；随后数年爆发了没完没了的战争，最终英格兰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也许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在一个名为巴顿山（Mons Badonicus）的地方，其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南海岸其他酋长的到来，他们是后来几位国王的半传奇化的祖先：公元477年苏塞克斯（Sussex）的艾尔（Aelle），以及公元495年威塞克斯的塞尔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

在这段岁月里，涌现了一位人人熟悉的人物亚瑟（Arthur）。不幸的是，就史实而言，他是最模糊的人物。有关他的两三个真正的历史片段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围绕他的名字的传说则只是12世纪后的奇幻虚构。我们只能说，英格兰曾经有一位战争领袖亚瑟，他与巴顿山战役及随后的战役有关。可能有过一位酋长或超级国王，他是最后一位统一这个前罗马行省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国家又瓦解成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家。我们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知之甚少，进一步推测似乎没有多少意义。

吉尔达斯说，巴顿山之战所赢得的和平一直持续到他自己的年代，50年后，出现了五个由邪恶的“暴君”统治的不列颠王国。在未来的英格兰大地上，他们的力量延伸了多远只能靠猜测了。但西南地区的山顶遗址显示防御工事得到重建，表明这里发生过历时多年难分胜负的小规模冲突。在这段时间里，正如挖掘出的墓地所证实的那样，入侵者正在稳步向内陆地区推进，沿着泰晤士河流域向上，从东盎格利亚向西，以及从威塞克斯向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威塞克斯的撒克逊人在公元6世纪50年代进入威尔特郡（Wiltshire），在公元571年占领了南米德兰兹（South Midlands）的一大块土地，在达勒姆（Dyrham，格洛斯特郡）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得他们在公元577年夺取了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斯。与此同时，其他英格兰王国也正在诞生：东盎格鲁人的、东撒克逊人的、麦西亚人的，以及伯尼西亚（Bernicia）和德伊勒（Deira）的诺森布里亚人的王国。到公元6世纪末，我们再次掌握了一些可靠的史实——入侵者牢牢地控制了不列颠岛的半壁江山。

本地居民的命运如何？公元6世纪的苏格兰居民仍然主要是皮克特人，尽管西海岸的爱尔兰人（未来的“苏格兰人”）在定居点创造了一个叫达尔里亚达（Dalriada）的王国。几个世纪后，达尔里亚达的一位国王建立了统一的苏格兰。英格兰北部还有三个王国：以敦巴顿（Dumbarton）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吉德（Rheged），以及利兹（Leeds）地区的埃尔梅特（Elmet）。诺森布里亚人吞并皮克特人的图谋以公元685年的重大失败而告终，而这里的扩张主要是以牺牲不列颠人的利益为代价。斯特拉斯克莱德幸存了下来，但雷吉德和埃尔梅特在公元6世纪末和公元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当然，英格兰主要的飞地是威尔士。来自东方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膨胀。基督教幸存下来，罗马文化的一些鲜明痕迹也随之保留下来。在公元6世纪，威尔士建立了几十座甚至几百座小修道院，并且出自威尔士东南部的房契表明罗马时期的地产仍在运营。格温内斯（Gwynedd）、达费德（Dyfed）、波伊斯（Powys）和格温特（Gwent）这些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550年前后，到公元6世纪末仍存在一些小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记述，至少有两位暴君统治过威尔士：格温内斯的马格洛坎努斯（Maglocunus，又名Maelgwn），他是“冠邪恶之首，比许多人权力更大，比许多人更恶毒”；还有达费德的沃提波尔（Vortipor，又名Gwrthefyr）。沃提波尔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达费德的教堂墓地，它证实了吉尔达斯的控诉：

当你坐上满是诡计的宝座，你的头发已经花白。宝座从上到下沾染了各种谋杀和奸淫，你是明君的孽种……沃提波尔，德梅泰人（Demetae）的暴君。你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你像酒徒嗜酒一样吸吮着罪恶，为什么你从不感到满足？倒不如让罪恶将你吞噬。为了给你的罪行锦上添花，在铲除你的妻子并让她荣光地死去之后，你不知廉耻地强奸了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你用无法摆脱的负担加重你那已经恶贯满盈的灵魂？

康沃尔郡（Cornwall）、德文郡（Devon）和萨默塞特郡（Somerset）组成了英格兰的杜姆诺尼亚（Dumnonia）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它的国王和其他国王一样糟糕：“君士坦丁，杜姆诺尼亚淫秽的母狮产下的残暴的幼崽。”虽然康沃尔郡在公元838年之前一直存在，但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当地居民们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由于这种征服相对较晚，很多证据被保留了下来。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埃克塞特（Exeter）、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伊尔切斯特（Ilchester），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之间，生活一直在艰难地延续。这些县的许多主要教堂都源自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在威尔斯（Wells）的发掘出土了一系列宗教建筑——从罗马晚期的大型陵墓到盎格鲁-撒克逊大教堂。这里和威尔士一样，较小的教堂通常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修道院（llan）或殉道者坟墓（merthyr）周围的墓地。

要估算到公元600年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地区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事实上，1086年的英格兰可能只有不到一半的晚期罗马人口，这还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的比率。很明显，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人口减少确实很严重。许多人向西逃亡，或者向布列塔尼逃亡，当然人口减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流行病的传播。更普遍的情况是，罗马不列颠人遭受了社会支离破碎的共同命运——人口下降或许是最明显的迹象，它说明社会的确变得支离破碎。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留下来：有迹象表明有些地区的人口中包含不列颠人，特别是在北方和西方。有时（例如在早期的肯特法律中），不列颠人的身份是农民或半奴隶化的庄园劳工，这一点有助于解释罗马土地制度的元素是如何传入英格兰社会的。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单词“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颠人]的意思是“奴隶”，因此很难知道地名沃尔顿（Walton）的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定居点”还是“奴隶定居点”。无论有多少不列颠人，他们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传递给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语言也几乎消失了。

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城市民族：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是由于等级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看着摇摇欲坠的罗马城镇，心里只怀着迷信的恐惧，这种观点有点言过其实。英格兰人知道什么是ceaster（要塞，这个词的使用一直保持很好的一致性），并且他们通常知道它的罗马名字：Mamucion成为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Venta成为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彻斯特），依此类推。罗马时期，城镇处于道路系统的中枢，城墙很坚固。城镇是酋长们建立总部的好地方，有些城镇可能永远不会失去当地的行政职能。当然，这并不等于城市生活：罗马城镇并没有完全被遗弃，但如果按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标准来衡量，那么它们已经消亡了。

与罗马高卢相比，为什么罗马不列颠被更彻底地抹掉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地的移民不同：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Visigoths）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比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多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5世纪初和6世纪中叶之间，不列颠人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显示，不列颠是一个非常像撒克逊人的社会，它们由同样的忠诚所主导，同样强调财富、馈赠礼物，以及酋长之下的战士之间的友情。即使撒克逊人没有涉足不列颠，罗马文明也可能因为太脆弱而无法延续。 nkViIhkVzVZnpbfynul7M8tueyAE6MRDWH7kvMwePGBAHz7OK4Nc2Ma0mp9xda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