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后期的不列颠

公元3世纪70年代，帝国避免了立刻崩塌——立刻崩塌的说法只是后见之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罗马人的行为看起来就像罗马永远不会垮台一样。皇帝和即将上台的皇帝或皇帝的制造者并没有停止相互谋杀，但是一批士兵出身的伟大皇帝扭转了针对蛮族的军事局势，平定了敌对政府，并开始修复国家的建筑和体制。这样做的结果是帝王制度能够在西罗马继续维持两个世纪（本可能延续更长时间），在东罗马维持12个世纪。公元274年，奥勒良皇帝灭了高卢帝国，不列颠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但是，不列颠的直接命运与高卢帝国的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根据文献记载，公元276年，高卢城池仍然没有城墙，蛮族入侵最猖狂的时候掠走了五六十个城镇，当然这些城镇后来被罗马人重新夺回。考古证据表明，公元3世纪后期，在法国东北部存在大型乡村住宅和庄园非常密集的地区，但众多乡间别墅先后被遗弃。这些房屋后来再也无人居住。

不列颠的情况大不一样。在公元250至公元270年期间，有证据显示不列颠的建筑数量有限，但没有被普遍遗弃的迹象。考古学家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的新建筑，特别是乡间别墅或别墅的扩建和改建工程追溯到公元270至公元275年，例如坐落在科茨沃尔德山（the Cotswolds）西侧边沿的维科姆（Witcombe）和弗罗斯特-考特（Forcester Court）别墅。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说，即当时出现了从高卢到不列颠的“资本外逃”。虽然目前还没有支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但倘若稍加修改，这种假设就很有吸引力。当然，可以确信的是，罗马不列颠别墅的伟大时代一定起始于公元2世纪70年代，并在公元4世纪达到顶峰。然而，也有人认为土地所有者可能从他们被摧毁的高卢庄园中“提取他们的资本”（换句话说，就是以不错的价格卖掉他们的庄园），但这似乎不大可能。公元3世纪末，这些庄园里重新住上了人，但只是作为被遗弃的土地移交给政府引进的定居者。然而，这一观点背后是对土地所有权狭隘的认识，这种狭隘的观点认为，典型的外省土地所有者只拥有一个庄园，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居住在庄园的别墅里。在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中，拥有不止一个庄园的业主很普遍，因为地产是财富和地位的典型标志，有时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同时拥有多处庄园。在极其危险的时代，在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的地主更有可能决定将他们在高卢的财产转移到非常安全的避风港；那些谨小慎微的地主在高卢帝国统治时期已经开始这么做。有少数间接证据表明，高卢的城市在公元276年后终于建成了圆形城墙，尽管这些城墙很坚固，但一般都比较短（与不列颠的很不一样），这些城墙更像是固若金汤的堡垒的围墙。当一个城市没有足够多的富豪愿意出资建设整个城区的防御工程时，建造更长的城墙就不太可能了。

在建筑风格上，这些高卢要塞的围墙确实与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不列颠城墙很相似，但这些要塞算不上城镇。不列颠南部建有大量新的沿海要塞——采用了相同的风格，高高的石墙和凸出的巨大城楼——布兰克斯特和里卡尔弗等地的更古老的堡垒是在此风格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在更晚的时候（公元5世纪），这些要塞被归入一位“撒克逊海岸”指挥官的管辖之下，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建造“撒克逊海岸要塞”的初衷是为了防御撒克逊海盗。但这可能弄错了时代背景。我们有理由认为，奥勒良的继任者普罗布斯（Probus）通过在不列颠和高卢建立一连串类似的沿海堡垒，对海峡两岸实施更有力的控制；但其主要目的尚未得到证实。普罗布斯在不列颠不止一次平息重大叛乱，这可能表明“撒克逊海岸”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为了确保帝国内部的政治安全，而非边防。不列颠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期更是如此，要保住不列颠，控制英吉利海峡是关键。

一次特殊事件证明了这一事实。公元287年，一位名叫卡劳修斯（Carausius）的高级罗马军官负责剿灭出没于海峡一带的海盗。他涉嫌纵容海盗洗劫，然后出动舰队缉拿海盗，并私吞缴获的赃物。卡劳修斯预料到要被判处死刑，于是提前造反并控制了不列颠。不列颠再次被土皇帝统治。这一事件已经被染上了传奇色彩，但事实是，无论是卡劳修斯，还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自立为皇的罗马人，都没有视不列颠为独立的王国。与统治着帝国其他疆域的皇帝一样，卡劳修斯只是要求平等的铸币权和恩惠，他的传奇意味着他与罗马皇帝共同统治着整个大帝国。在大海的保护之下，卡劳修斯政权坚不可摧。公元293年，卡劳修斯在布洛涅（Boulogne）被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Chlorus）击败，失去了他在欧洲大陆的立足点，他本人被他的财务大臣阿勒克图斯（Allectus）推翻政权并杀害；但是又过了三年，罗马中央政府才再次占领不列颠。这再次证明英吉利海峡是难以逾越的强大屏障。

在打败阿勒克图斯的过程中，尽管先进的航海技术及一系列的好运气帮了大忙——更不用说阿勒克图斯自己缺乏日常防御的积极性——但事实上，到了公元296年，不列颠的反叛政府所面临的罗马中央政府比以往更加强大了。在短短几年间，罗马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导致罗马进入了为我们所熟知的“罗马帝国晚期”。这些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来自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他效仿诸如奥古斯都这样的罗马先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一段变革时期，在半个世纪里改变了罗马。为了解决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戴克里先创建了“四帝共治”制度，设立两位称谓为“奥古斯都”的主皇帝和两位称谓为“恺撒”的副皇帝，主皇帝去世后，副皇帝自动继位。单个行省的规模被进一步缩小，并且以“教区”的形式分组，由一批被称为“代理官”的新文职官员治理，统治行省的总督（不再有军权）对他们负责。戴克里先扩军一倍，并任命新的指挥官，加强了边防。为了预防阴谋和军事叛乱，他特意加强了对皇帝身边的人的监督。这一时期政府明显增加了各项公共服务。同时，对艺术、时尚和礼仪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公元3世纪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解决人力短缺问题，罗马对劳动力流动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使得许多职业变成世袭产业。农业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尤为严重。在农业方面，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庄园制度依赖从对外战争中所掠夺的廉价奴隶，而到了罗马帝国早期，地主普遍把土地出租给签订短期租约的大批自由佃农。帝国大部分地区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灾难性的经济困境，促使很多劳动力离开了农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戴克里先制定法律创造了一群被捆绑的农民（隶农）。详细的价格立法——例如，给不列颠的粗呢大衣、毛毯和啤酒的价格立法——没能有效解决通货膨胀。为了保障公务员的利益，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实物来支付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薪水。以往的军人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工资来购买个人装备，现在这些装备都由国营工厂供应，同时官员的津贴与工资相等。为了支付改革成本，不得不大幅提高税收；由于政府向不同社会阶层征收的税赋不同，因此有人会为了偷税漏税而投机取巧，为此，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进一步固化。

公元296年，在西部恺撒，即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重新征服不列颠之后，新的秩序很快全面建立起来。当时，阿勒克图斯花钱雇来的法兰克雇佣兵在撤退途中袭击了伦敦，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及时拯救了伦敦，这是一场极具宣传效果的胜利，在很多方面预示着未来的情形。

大部分动荡似乎集中在南方，经过短暂的战斗，阿勒克图斯就被打败了。在北方，考古证据显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大肆重建军事设施，不仅仅是为了修复敌人造成的破坏，更多的是为未来做打算。有证据表明，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设施的维护和士兵的补充没有得到重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志向远大。实际上，我们相信，如果时机成熟，他绝对会对苏格兰发起又一轮浩大的战争，苏格兰似乎令每一位雄心勃勃的罗马皇帝都垂涎三尺；当代有些人试图反驳这种揣测，但是缺乏说服力，反而让我们更加坚信上述的判断。当然，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成为奥古斯都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备战，并且在公元306年亲临战场。资料显示他打败了皮克特人（Picts）——作为罗马的苏格兰敌人，“皮克特人”这个名称第一次在资料中出现；从安东尼长城东端的克拉蒙德（Cramond）和泰河（the Tay）上的旧塞维鲁堡垒出土的陶器表明，他计划沿着苏格兰高地东边再扫荡一次。跟塞维鲁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回到约克，并在那里去世。跟塞维鲁一样，他的继任者就在身边。

军队拥立君士坦丁大帝为皇帝，约克城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起因于日耳曼国王克罗库斯（Crocus），作为君士坦提乌斯的主要盟友之一，克罗库斯曾陪伴在皇帝身边，并且他反对戴克里先制定的“四帝共治”的原则。随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以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皇帝而收场，君士坦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与戴克里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墨守成规，相同之处是他的雄韬大略。在戴克里先的保守但宏大的改革基础上，君士坦丁大帝的革新为帝国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模式。

人们早已一致认同，公元4世纪上半叶是罗马不列颠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可以看清，这是基于上个世纪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世纪70年代萌发的发展势头还在延续。这个伟大的繁荣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40年代，甚至到公元4世纪中叶之后。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最辉煌的阶段应该归功于君士坦丁大帝。我们猜想，跟他父亲一样，他也回到了不列颠，并在这里取得军事上的辉煌。我们当然知道，在他统治期间，他把卡劳修斯设立的伦敦铸币厂升级为帝国铸币厂。正是他将伦敦的名字改为“奥古斯塔”（Augusta），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约克堡垒朝河的一面墙建造精美，我们确信，这是为了特意体现在这里称帝的君士坦丁大帝的至高权力，他和哈德良一样，都喜欢大兴土木。

这个时代的精神以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伟大别墅为代表。在社会和经济上，末日西罗马帝国出现了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方是大土地贵族，另一方是皇帝、法院和军队。这些势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逐渐趋于融合。他们留给老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人数较少的绅士的财富寥寥无几。在罗马帝国，一般来说，新税的最重负担落在地方议会（库里亚大会）成员的肩上。作为地方议员，曾经的荣誉现在成了世袭的负担，而且出路也被立法一步步堵死。

那么住在大型罗马不列颠别墅里的富有居民是谁呢？有些居民可能是从别处迁徙过来的富有公民。如果是元老院成员或者地位较高的帝国官员，他们将免于缴纳库里亚议员所承担的税赋。令人好奇的是，虽然在不列颠人们长期使用拉丁文来表达文雅的谈吐，但这种拉丁文带有本地的特色，这表明本土贵族仍然是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在上个世纪，他们很可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同样不禁让人好奇，君士坦丁是否给过他们特别的恩惠。

跟18世纪的英格兰乡间别墅一样——两种别墅在许多方面可以合理地进行比较——这些别墅的设计、复杂程度和规模各不相同。某些特征现在仍然存在，比如采用永久性建筑材料、集中供热（烧木柴或有时烧煤的热空气系统）、上釉、镶嵌地板，以及经常带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浴室套间。农业建筑物通常相互毗邻，而且和格鲁吉亚的农舍一样，多数农舍周围是耕地。从罗马文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任何一栋别墅的占有者来说，其“经济”活动的程度和重要性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有的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有的只是娱乐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像伍德切斯特公馆（Woodchester）、切德沃思（Chedworth）罗马别墅或北利（North Leigh）罗马别墅这样的大房子并非孤立，而是底座广大的别墅金字塔的顶端。铁器时代的农场里所建造的简陋别墅幸存了下来，有些经过翻修，有些被新的中小型别墅所取代。这是证明不列颠坚实的绅士阶层幸存下来的最好证据。的确，有一些别墅消失了，但即使在完全安定的时代，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如今，别墅日益成为不列颠风貌的显著特征。

据观察，各个别墅的主要设施往往比较类似。这引发了一种有点复杂的假设，根据保留下来的凯尔特人的习俗，两个家庭或两个业主普遍共同（或分开）使用一座别墅。一个极其简单的解释是，在罗马社会，有地位的绅士出行时常常带着相当多的仆人和朋友，相互拜访各自的乡间别墅是常规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客栈的名声很差，所以任何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出行的时候，都更喜爱住在熟人的别墅里。大多数罗马不列颠的别墅都建有一条通往公共道路的车道，而且大部分别墅距离城镇差不多不到10英里。因此，别墅与城镇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与其经济影响同等重要。

大型别墅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景观，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发现，早在公元2世纪就出现了一种临时的别墅和村庄的雏形，它们似乎与以后的庄园和乡村没什么不同。在公元4世纪的不列颠，或许是因为戴克里先界定的“隶农”数量相对较少，或许是因为法律的变化没有对不列颠产生什么影响，由于不列颠相对来说未受干扰，因此当地的局势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虽然出现了部分小农场合并成大农场的苗头，但本土风格的小型农场仍占绝大多数。大型别墅的装潢需求，刺激了各种装潢行业的蓬勃发展，这是更大的变化。其中最著名的是当地的马赛克工匠“群体”，他们是由多家工作坊组成的商行，或者多家商行形成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赛伦塞斯特、切斯特顿（Chesterton）、沃特牛顿（Water Newton）、多切斯特[Dorchester，即多塞特（Dorset）]、亨伯河畔的布拉夫（Broughon-Humber）和南部中央地区。其他从事易腐材料生产的行业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例如，湿壁画家（他们留存下来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一行业的重要性和卓越品质）、家具制造商及其他为富裕家庭供应大件商品的商人。

古代农村不只有农业，也不仅仅是富人休闲娱乐的地方。公元3世纪，长距离贸易的衰落刺激了不列颠许多产业的发展，例如宁河谷（Nene Valley）的大规模制陶业。在公元4世纪，我们发现汉普郡也有类似的大规模陶瓷业，该产业是在公元3世纪迅速壮大起来的，大部分制瓷作坊集中在后来的爱丽丝霍尔特（Alice Holt）皇家森林里。当时，汉普郡的瓷器占领了伦敦市场，生意十分兴旺。

在罗马晚期的头几年，行政系统大体已经成形，它与新行省的总督们非常匹配。帝国最终的决策可能来自米兰——皇帝们一度发现米兰比罗马更方便——或者在公元324年之后，来自君士坦丁堡。但是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时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在摩泽尔（the Moselle）河畔的特里尔（Trier）进行日常工作。不列颠的民事行政负责人是高卢人的禁卫军长官，在特里尔办公，不列颠教区的主教代表（Vicarius）对他负责。不列颠、西班牙、高卢的北部和南部一起构成一个大行政区（prefecture）。不列颠的主教代表的总部几乎都设在伦敦，他下面设有四位行省总督，这四个行省分别是：马克西姆·恺撒里恩西斯（Maxima Caesariensis，总部可能在伦敦），第一不列颠（Britannia Prima，总部在赛伦塞斯特），弗拉维亚·恺撒里恩西斯（Flavia Caesariensis，总部可能在林肯）和第二不列颠（总部可能在约克）。每位总督手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除了正常的民事职责外，这种行政结构还负责军需物资供应，掌管着新的国营工厂——例如，在不列颠有一家为晚期罗马军队提供制服材料的织布厂。一份公元5世纪的文献显示，不列颠人的主教代表有不同寻常的徽章，可能表明至少在那时，他手下有一些士兵供他指挥。更重要的是，由于平民手中控制着物资供应，他们对军队有一定程度的隐形制衡。在社会上，这个新行政体制的高级官员来自罗马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对高度职业化的行政官员来说，不列颠教区可能是一个重要舞台，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位不列颠主教代表都不是平庸之辈。一个行省的高级职位不得由本省人担任，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初，大多数人都希望在帝国朝廷里谋得一官半职。

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与帝国早期迥然不同。虽然金融总部同样设在伦敦，但原来的省级财政官已经不复存在。不列颠各行省的总督对主教代表负责，他们负责征收实物税——市政议会迫于压力从纳税人那里征收实物税。然而，还有另外两个独立于主教代表之外的财政部门，每个财政部门都有一名教区长官，他最终直接对帝国秘书处负责。其中一个财政部处理现金税，控制货币发行，管理采矿业和其他一些业务。另一个负责不列颠全境的皇室财产，并负责向皇室报告那些作为皇室代理人的地方财政官的情况。不过，这两个部门经常密切合作，而且可以请求总督协助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履行职责。

军队的指挥机制不再与各行省保持一致。与此同时，罗马军团和辅助部队被两种新部队取代：一种是驻守军或边防军（limitanei），另一种是机动野战军（comitatenses），后者地位和报酬更高。但仍有许多老部队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特征，这种情况在不列颠尤为突出。在不列颠，即使军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大部分旧边界仍基本保持不变。此时，驻扎在不列颠的部队被归类为边防军，此举强调了不列颠是需要防御的地区，而不是需要迅速发展野战军的地方。驻守军团的指挥官被冠以公爵（dux）头衔——不列颠公爵（dux Britanniarum）就属于这个级别。另一方面，机动部队一般由军衔更高的伯爵（comesrei militaris）来领导。由君士坦丁亲自指挥的时期，只有一个中央野战军。但在他的几个互相争斗的儿子麾下，有数支大规模的机动部队，它们由军衔更高的将军统帅。其中一些野战军成了常备军，从中抽调出来的小股特勤部队由伯爵指挥。

野战军团既包含被保留或改造的老部队，也包含许多支新部队。其中的新部队很大一部分来自日耳曼各部落，到公元4世纪，仍然有许多日耳曼新兵。在帝国西部，近一半的正规军队是日耳曼人，另一半是罗马人，军官团的人员构成也是如此。例如，公元367年，被蛮族击败的不列颠公爵的名字叫富洛法兹（Fullofaudes）。到公元4世纪末，日耳曼将军们日益占据更多最高军衔的席位。虽然日耳曼军官不再流行使用罗马人的名字，但他们完全吸收了本地出生的罗马军官的理念和野心。然而在文化上，公元4世纪的军官往往与同级的文职官员差距明显。在某些皇帝及其官员与上层平民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偏见，甚至是不喜欢和蔑视；皇帝、皇帝的法院和新首都与仍然仰望昔日罗马光辉的旧贵族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君士坦丁大帝治国方略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教会。罗马政权的传统公共宗教足以应付公共事务，但无法满足个人需求。安东尼和平时期的崩溃以及公元3世纪的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建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宗教——为个人的今世带来慰藉和意义，为来世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普遍渴望。同时，与帝国东部的密切接触引入了各种东方“神秘宗教”，这些宗教给予信徒神秘的启示及与神的亲身接触。哈德良本人曾在希腊的古代神殿中崇拜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于是形形色色的神秘宗教得到了尊敬进而被接受。波斯人所崇拜的密特拉（Mithras）在军界和商界备受欢迎，因为这种信仰主张高标准的正直和纪律，强调紧密的兄弟情谊，这恰好迎合了商人和军官们的理想和利益。与基督教不同，密特拉教在政治上不受猜疑，因此没有遭到迫害。在不列颠，密特拉寺都清一色建在军人或商人偏多的社区，如哈德良长城沿线的罗彻斯特（Rudchester）、卡洛堡（Carrawburgh）或豪斯戴德（Housesteads），还有伦敦。密特拉教的缺点在于严格的排他性，不对女性开放，且主要限于单一社会阶层。由于其礼拜仪式与基督教的仪式十分接近，因此它被认定为亵渎基督教的神灵。例如，在基督教强盛时期，伦敦和卡洛堡的密特拉寺有可能遭到了基督教徒的袭击。公元4世纪，密特拉教逐渐销声匿迹。

关于罗马基督教在不列颠的生存状况的最近研究表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传播范围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更为广泛，也更加根深蒂固。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在读完公元5世纪、6世纪的历史之后，再去读公元3世纪、4世纪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公元4世纪之前，基督教在不列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公元3世纪的不列颠确实出现了基督教的殉道者——圣奥尔本（St. Alban）在维鲁拉米恩殉难，朱利叶斯（SS Julius）和艾伦（Aaron）可能在卡尔里恩（Caerleon）殉难。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其前妻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St. Helena）——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保护基督徒不受迫害，因此最后一次对基督教的大迫害只不过是拆毁了几座教堂。这样，不列颠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崇拜，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吸引了富有的基督徒从帝国更加危险的地区迁移到不列颠，居住别墅的人口也因此增加。

在“米兰赦令”将教会合法化一年之后，不列颠出现了主教，主教的头衔表明不列颠的四个行省的首府是他们的主教区。与此同时，不列颠制作出了罗马帝国时期教堂用的已知最原始类型的金银器皿（发现于沃特牛顿），其年代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4世纪早期。这些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君士坦丁大帝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当专制主义在公元3世纪兴起时，帝国曾屡次尝试引入一神教国教。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罗马政治中的核心因素——私人领域也日益如此——就是意识形态。遵守国教的惯常礼仪已经不足以表明虔诚，因此作为新国教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新信仰。对异教行为的宽容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公元4世纪里，一部分很有权势的罗马贵族也一直强烈要求宽容，但这种宽容最终逐渐消失。这些贵族一方面认为旧宗教对罗马本身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也承认它与宫廷对立。当信奉异教的皇帝在位时，甚至短暂出现过对异教徒表示同情的时期。然而，在教会内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Emperor Constantius II）决定帝国有义务确保教义上的统一，这对基督教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国家对异端的追捕成为促成百姓对统治者忠诚的新手段。

因此，让我们吃惊的，不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基督教化程度相当高，而是其基督教化程度居然没有更高。这将引导我们去审视不列颠教会显而易见的性质。认为基督教在城市、异教在农村的旧观点当然站不住脚。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城市社区由主教主持宗教活动。在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的城墙内发现了一个非常小但不寻常的教堂，在维鲁拉米恩、坎特伯雷和其他地方，普通的墓地教堂里埋葬着殉道者和其他著名基督徒，这些证据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但是，公元4世纪罗马-不列颠基督教的宏伟历史遗迹与别墅有关：例如弗兰普顿（Frampton）和欣顿圣玛丽（Hinton St. Mary）的马赛克，或者肯特郡路林石（Lullingstone）的壁画。从考古证据的分布来看，基督教的传播十分零散。在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一座墓地周围发现的别墅群，表明那里曾经生活着一个庞大、富有的基督教社区；位于其他地方的类似墓地周围则没有任何东西。大量出土的铅质洗礼盘并非来自城市，而是来自农村地区或小规模定居点，它们很可能由地主绅士看护。其中很大一部分洗礼盘是在东盎格利亚发现的，有证据显示帝国晚期时这里的居民很富有。

君士坦丁大帝把寺庙的捐款和财富分配给教会，并从市政财政中抽取资金挪作他用，这给异教和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公元4世纪，越来越多的财富落入了大地主和国家及其机构的手中。在不列颠，乡村别墅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所以别墅的主人走在基督教发展的前沿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背景下，有证据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传播不均衡，也很正常。我们推测，一个地区的基督教力量取决于当地的地主是不是热忱的基督徒（或者在政治上有雄心）。如果建造教堂和其他基督教纪念碑——就像在早期建设公共寺庙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要依赖活跃的市政府，那么这种资源分配可能会相对更平均。公元359年，在意大利里米尼市议会上，来自不列颠的参会主教明显要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多得多，但他们的名号没有留存下来，因此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来自城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有些主教很难筹集这笔差旅费，这项信息也许意义重大。那么，如果城市基督教社区比较薄弱（或者说在君士坦丁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兴起，然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衰落），这对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呢？结论是罗马西部其他地方的整个地主阶级与基督教达成了和解，情况跟公元5世纪时期的不列颠类似。公元5世纪，基督教在农村人口中的传播相当均匀稳定，这种情况与公元4世纪时完全不同。由于大多数人都依靠土地生存，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基督教能够广泛传播，至少是作为一种亚文化延续下去。事实上，在罗马末期，农村神职人员与城市牧师不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在农村，主教甚至要靠地主生活——这可能有助于他们与农业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确保信仰和教会的延续，无论后来地主阶层本身的命运如何。

公元4世纪以别墅为基础的不列颠社会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非常不同，这种社会的早期繁荣能维持多久呢？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博学多识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ianus）描述了公元360年不列颠边境地区遭到蛮族一系列袭击的情形，他写道，当时“恐惧的烟云笼罩着各省”，他还特别指出，各省“已经被多年来的灾难消耗得筋疲力尽”。此外，根据对城镇的考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城镇到公元350年前后已经“完蛋”了（我们稍后会解释这条观点）。然而，除了细节之外，这幅画面与公元4世纪早期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在他于公元337年去世后，帝国被三个儿子瓜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丁二世。不列颠属于年轻的君士坦丁二世的统治范围。他不满意他所得的份额，于是在公元340年对君士坦斯一世发动战争，但被彻底击败。在此之前，不列颠的军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仗了。公元343年冬，君士坦斯一世亲自率军穿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次最不寻常也最令人出乎意料的远征，军队常年无战事的弱点——也可能是将士的不满——可能就此反映了出来，幸存下来的简短记载暗示了帝国的不列颠北部边境正面临压力。到公元360年，边界问题必然十分严峻，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记载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来自爱尔兰的斯科特人（Scots）和来自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撕毁了与罗马签订的协议，这表明在此之前罗马已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来自他们的威胁——可能采用的是通常的方式，也就是支付黄金。公元364年，他们反复来侵扰，而且现在阿塔科蒂人（Attacotti，可能也来自爱尔兰）和撒克逊人（Saxons）也加入了进来。公元367年的蛮族大入侵是长期外部骚扰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入侵我们稍后叙述。但在罗马统治的领土内部，至少发生了同样糟糕的一些事件。

公元350年，君士坦斯一世在一场宫廷阴谋中被杀，日耳曼血统的军官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篡位，成为帝国西部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仅存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着帝国的东部，他挥师西进，平定了马格嫩提乌斯的叛乱。马格嫩提乌斯是对异教徒持宽容态度的基督徒，他的统治持续了三年半，给帝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我们所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视镇压基督教异端为己任，不仅如此，他也憎恨异教。事实上，他重新引入了死刑来打击异教崇拜，他还从元老院挪走了古老的胜利祭坛，此举惹怒了元老院。在他战胜马格嫩提乌斯、重新统一帝国之后，不列颠受到了特别审查。他任命了一位帝国机构档案局局长保卢斯（Paulus）来追捕岛上的异见人士。不列颠人发挥他们的黑色幽默，给保卢斯起了个“链子”的绰号。保卢斯收到的指示是逮捕曾经支持马格嫩提乌斯的军人，但他的权力不受约束，迫害很快扩大了范围，演变成恐怖统治。捏造证据、相互构陷成了家常便饭，使得最忠诚的军官也人人自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自己的不列颠代理官马蒂努斯（Martinus）挺身而出，试图阻止保卢斯迫害无辜，但没有成功，自己反而献出了生命。人们不禁认为，除了那些参与当时权斗的人之外，过去半个世纪中，各个事件所牵连的众多大家族也都被卷到这场旋涡中。皇帝不对任何证据提出质疑就批准了没收财产、流放、监禁、酷刑和处决。仅没收财产这一项决定就沉重打击了地主阶层的兴旺，而平民和军队的士气也遭到重创，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斗志去抵御迫在眉睫的蛮族侵扰。

公元367年是最糟的一年。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阿塔科蒂人入侵不列颠，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袭击了高卢海岸。无论是帝国的中央指挥官[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皇帝本人当时在高卢北部]——还是不列颠的高级将领，都猝不及防。指挥不列颠边防军的“公爵”被歼灭，负责海防的“伯爵”被杀。这次入侵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不同的蛮族协调一致、共同行动。有证据显示，北方边境的有些本地侦察兵叛变了，但要弄清整个行动，我们必须假设入侵的未知蛮族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能力。要详细了解罗马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法并非难事，因为罗马军队中有许多日耳曼人——尽管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有意识地对罗马不忠诚。各个蛮族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家乡相距较远，但是他们之间能巧妙地分配攻击目标——也许最重要的是做到严格保密——协调一致、同步作战，这不得不令人佩服他们超凡的领导力。罗马人自然称他们为同谋，我们很难反驳这种观点。

蛮族人一进入不列颠，就分成小分队肆无忌惮地掠夺、打砸、抓俘虏或滥杀无辜。靠近公路的村庄特别容易遭到攻击，而且一部分有围墙的城镇似乎也没有抵抗。罗马的民事机构和军事纪律都瓦解了。一些士兵开小差，有些声称在度假——理由无法令人信服。政治机会主义者伺机而动。不列颠曾被用作高级罪犯的有尊严的流亡之地，当时这些人在策划一场阴谋；有明确记载，罗马收复不列颠之后，阴谋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列颠教区（已从四个行省变成五个行省）的一个行省暂时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

为了应对蛮族入侵，瓦伦提尼安派遣了一支小而强大的精锐部队——特遣部队，指挥官是狄奥多西（Theodosius），他是后来的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的父亲和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的祖父。在君士坦斯一世当政期间，狄奥多西自己的父亲曾是不列颠的一名伯爵司令。这种特遣部队已经成为帝国晚期处理紧急情况的常用手段：特遣部队至少出征过不列颠一次（公元360年），也可能不止一次。这个时期的特遣部队通常由野战军组成。从公元4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蛮族战团，甚至整个部落，在自己的国王的率领下，加入了罗马军队。此后的特遣队往往由正规部队和蛮族盟友混合组成，有时为了某一次战役或军事行动，罗马与蛮族会单独签订合作协议。随着公元4世纪军事惯例不断发展，到了公元5世纪，“蛮族”不再像来自外太空的一群敌对外星人，而是变得司空见惯。为了平息内部叛乱，罗马经常雇用蛮族战士来对抗其他蛮族，甚至参与罗马内战。

狄奥多西的战争和随后的不列颠重建似乎既辉煌又彻底。伦敦的压力得到大大缓解。狄奥多西重新集结边防军，赦免逃兵，并重建了一支精锐的军队。陆地上的各支蛮族被各个击破，撒克逊人在海上吃了败仗。从各行省盗走的物品被追回，并物归原主。在新代理官的领导下，政府的民事权威得到恢复；被叛乱分子占领的行省被重新夺回，并被重新命名为瓦伦提亚（Valentia），以纪念瓦伦提尼安和他的东部同僚兼兄弟瓦伦斯（Valens）。此外，堡垒得到重建，受破坏的城市得到修缮。

根据考古资料，公元4世纪中期，不列颠城镇的防御设施进行了广泛的改造，添加了突出的外部塔楼；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这种改造归功于狄奥多西的主张。不过从五花八门的设计和布局可以看出，地方议员也承担了改造的费用和责任。然而，投入使用的往往是四周的城墙，这一事实对于了解公元4世纪中后期城镇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么厚的围墙，不可能仅仅为了军事要塞的防护，或是作为危险时期为逃难的农村人口提供的避难所。这些永久性的工事说明里面有值得保护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不列颠的城镇在公元350年前后已经“完蛋”了，我们如何解释呢？有种心照不宣的假设，认为公元4世纪的城镇与公元2世纪的差不多，这种假设明显有误。当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预先假设所有城镇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然而，中央政府搜刮了市政财政，导致市议员们怠政懒政，在此背景下，公共的民用建筑的腐朽或废弃并不令人惊讶。公元4世纪的立法一再试图阻止承担世袭纳税义务的阶级成员搬离城镇，而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却免于市政义务。迅速扩张的官僚阶层是社会中的新元素，我们应该关注一下这群人的情况。五位总督、他们的工作人员、家属、警卫及与他们有关系的许多人都需要住房；臃肿的政府机构里还有许多其他官员，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津贴来维持浮华的生活方式。罗马宫廷穷奢极欲，这种欲望向下渗透到每一个阶层。公元4世纪的省府，如曾经是普通城市的特里尔或阿尔勒（Arles），划拨出大面积土地用来建造宫殿和其他相关的官方建筑。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情景同样发生在不列颠的许多城镇，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事实上，考古资料显示，不列颠的很多地方性大城镇有着与伦敦和卡马森不同的建筑，圣奥尔本斯的城镇发展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中叶，罗克斯特（Wroxeter）也是如此，只是风格不同。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的城里有很多耕作过的开阔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新式建筑的花园和地面，而非衰败的废弃建筑遗迹。事实上，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至少在伦敦和约克，皇帝会时不时地巡幸这两个地方。

我们有理由认为，狄奥多西时期的恢复非常成功。考古证据显示，许多别墅有人继续居住；其中一些被扩建，另一些是完全新建的。直到罗马统治结束，哈德良长城一直由罗马军占领，只不过单支边防军的规模比以前更小了。东北海岸还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号站系统。许多产业的发展被公元367年的战争打断，但是战后其发展模式有了许多变化，体现了不列颠的活力和新趋势。毫不奇怪，一些异教的宗教场所消失了，但另一些仍在继续使用，还有一些在公元4世纪末转变了用途——有些可能变成了基督教的场所。公元369年之后的40年，没有再现公元4世纪初的辉煌，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时期经历了历史学家所说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种萧条。要了解公元409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罗马不列颠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

实际上，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不列颠发起了两次推翻皇帝的重大尝试。公元382年，一位名叫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威尔士传说中的马克西穆斯（Macsen Wledig）]的将军打败了皮克特人，从此声名鹊起，最终他篡位称帝，并统治了高卢自治区五年之久——帝国的高卢自治区包括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这一时期，不列颠的一些堡垒被废弃，特别是在奔宁山脉和威尔士地区的堡垒；第20罗马军团从切斯特（Chester）撤出。马克西穆斯的篡权最终被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平定，但仍然不能完全确定这件事对不列颠军队的防御能力有什么重大影响。公元392至公元394年，不列颠被连带卷入了又一场宫廷政变。政变期间，狄奥多西一世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权。但这一事件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一位将领的出现，这位将军是一位法兰克人，他的光辉盖过了俯首帖耳的西部皇帝。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之死使帝国西部政府内部实现了新的权力平衡，并且这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而非特例，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西罗马的灭亡。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共同继位，西部归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东部归阿卡迪乌斯（Arcadius），由此开启了帝国西部政府和东部政府从根本上分化的时期。至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西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帝国，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或他的首席文职大臣手中。而在西罗马帝国，扎根于庄园的强大地主贵族阶层与控制军队的专业士兵争夺权力；大约75年后，这两个派别都得出结论，他们可以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管理西罗马。 u9mNqZN43qzGwjgZ6AXLFmw4ZPA/x7L9JFofi1LFfbNElnDLhxsxTMGEPRSjFc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