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征服

相互宽容的状态对罗马和卡图维劳尼人来说无疑皆大欢喜——不过也许其他不列颠人不乐意——但当反复无常的盖乌斯[Gaius，卡利古拉（Caligula）]继承提比略的王位之后，这种和谐的状态开始瓦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库诺比林努斯驱逐了他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最终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并正式向他表示臣服。盖乌斯不仅口头上宣称要降伏不列颠，还颁布了入侵的命令。随后他取消了这些命令，但只在最后一刻才取消，而重要的恰恰是这一点。人马已经备齐，大规模的备战已经完成，这可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战斗，这使罗马公众忆起了他们的未竟之业。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

盖乌斯被刺杀，皇位意外落到他叔叔克劳迪厄斯身上。克劳迪厄斯以前被误认为智力有缺陷，皇室其他人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事实上，他集常识、异乎寻常的创新思维、对历史的专业级兴趣以及对罗马传统的崇拜于一体。克劳迪厄斯登基不久就面对一系列重大军事叛乱，他急需在军队中树立威望，并在罗马赢得尊重。怀着这种想法，他自然不会放过在不列颠建立军功荣耀的机会。奥古斯都和盖乌斯都曾取消了入侵不列颠的计划，但克劳迪厄斯不会错失良机，他甚至决心要超越恺撒大帝的功绩。这是为个人和家族争光的最佳方式。

入侵的借口也有了，这个借口有先例可循，也符合当时的战略意义。国王库诺比林努斯此时已经去世，他的王国落入两个好斗的儿子卡拉塔库斯（Caratacus）和托葛杜努斯（Togodumnus）手中。因此，从东部入口进入不列颠并不是理想选择。在不列颠南部，重压之下的廷康谬的旧王国已经被削弱成海岸边一块弹丸之地，现在一场内部政变又使廷康谬的兄弟维瑞卡（Verica）被驱逐，这导致南部入口也关闭了。跟以往的情况一样，维瑞卡也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这样一来似乎整个不列颠都开始敌视罗马，不列颠与帝国之间的宝贵交通也受到了威胁。克劳迪厄斯可以效仿恺撒，应这位不列颠国王的要求采取行动。

恺撒的战斗力靠的是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及长期在他麾下服役的士兵的忠诚。奥古斯都和他之后的几位皇帝所创建的新常备军队，虽然仍然需要指挥能力，但越来越多地依靠严密的组织和训练，以及长期稳定的体制。在这个时期，作为精锐部队的罗马军团只从罗马公民中招募，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意大利。渐渐地，在意大利以外的较老行省建立的罗马公民殖民地，男子们也有了从军的机会。每个军团有五千多人，主要是重型步兵，还配备骑兵小分队、投石器和其他战争武器。罗马军团还配备各种熟练技工和行政人员。每个士兵都被要求能读会写，因此他们可以胜任各种政府职位。在公元1世纪的前50年里，地方酋长手下的非正规军发展为各行省的常规军，它们成了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其中的大部分成员不是罗马公民，但是指挥官是罗马人。一支“辅助”军团通常有五百多人，包括骑兵、步兵或混合兵种，士兵的地位和军饷要低于罗马军团。不过，无论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是辅助军团的士兵，都享有定期工资、职业保障及退伍金，这在古代极为罕见。士兵有教育、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还能发财致富，军队自然成为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力量。无论是现役士兵还是退伍士兵，在自己的社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辅助军团的士兵在退伍后自动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他们的儿子也有资格参加罗马军团。因此，罗马军队不断地将目不识丁的野蛮人变成有文化的罗马公民，并将新民族融入帝国。

在公元43年，罗马集结了四个罗马军团和大约相同数量的辅助军团，约四万余人，浩浩荡荡扬帆驶向不列颠。与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不列颠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变化：常备军成员来自贵族，他们最得意的武器是双轮战车，这是他们在战场上快速进退的工具，驾车人操控起来极其娴熟。骑兵的确切身份不得而知，或许是能够提供马匹的人，但不清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职业是否就是打仗。大部分不列颠士兵是从农场招募来的。罗马军队穿戴着铠甲，而不列颠人很少有或压根儿没有任何身体防护，他们仅依靠速度、斗志和手中的长剑。在他们能够靠近罗马人进行搏斗之前，许多人已经倒在罗马人如雨的标枪下；并且在与敌方步兵肉搏时，面对罗马人的短剑，他们的长剑在近战中处于劣势。凯尔特军队有时也能取得胜利，不过通常是通过突袭、伏击，或凭借绝对人数优势对脱离大部队的小股部队发动攻势来实现的。他们在阵地战中根本无法与罗马军团相匹敌，而罗马指挥官的战略是迫使他们进入开阔战场，或者将他们包围在城墙内，罗马的攻城兵和大炮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断绝他们的粮草，迫使他们出城投降。面对罗马人，也许他们最大的劣势在于他们都是农民军，一年中能够战斗的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他们不回家种地，全民就得挨饿。相反，罗马军队的供应系统可以保障军队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战斗，他们建造了坚固、物资储备充足的营地，即使在冬季也可以熬过去。这种系统使得罗马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进行战争，并为实现永久占领的驻军提供根据地。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不列颠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战，的确了不起。

这次入侵遭到了一部分当地部落的顽强抵抗。毫无疑问，另一些部落一直盼望着不列颠南部的卡图维劳尼人的霸权被摧毁，他们轻易就投降了或加入罗马人与他们并肩战斗。最终，罗马大获全胜，11位不列颠国王向罗马皇帝臣服，克劳迪厄斯高奏凯歌挺进科尔切斯特；为攻下这座城池，他曾御驾亲征，甚至动用了象队。他志得意满，举办了共和国胜利者曾经用过的古老仪式来庆祝胜利。在庆典上，他自豪地宣告帝国领土又得到了延伸，继地中海后，“对海洋的征服”再次取得了丰功伟绩（这不是空洞的夸耀，军队起初拒绝出海作战）。

到公元47年，克劳迪厄斯的军队对不列颠的占领已经延伸至塞文（Severn）和特伦特（Trent）。眼下需要做的就是使不列颠成为罗马的一个常规行省。不列颠的总督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个职位是留给卸任的执政官的，总督拥有指挥多个罗马军团的权力。在不列颠作为一个行省的头一个半世纪里，在此地任职的罗马人都是定期筛选出的杰出男子。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不仅是一个可以通过战争建立功勋的地方，到公元4世纪时，它还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尽管我们没有数据来对比来自不列颠的收入与罗马的防御和行政方面的支出。到了公元47年，罗马人开始开采不列颠的矿产资源，这是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例如，在这一时期，罗马开始开采曼迪普斯（Mendips）的含银铅。如果罗马满足于她已经控制的地区，那么她可能节省很多麻烦和费用；但是罗马人没有克制自己继续扩张的野心，虽然北部和威尔士的好战、不安分的当地部落对南部的和平发展并没有构成威胁。接下来两三年里发生的事件让罗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各个行省，罗马总是尽可能快地将更多的行政负担转移到效忠帝国的当地人身上。克劳迪厄斯打算尽可能地使用“附庸”国王——若他们可靠，这种治理策略最经济。在南部，包括维瑞卡的旧王国在内的一大块领土，被交给国王科吉杜努斯（Cogidubnus）治理，这位国王可能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不列颠人。诺福克郡的爱西尼人（Iceni）继续被当作“盟友”。在统辖地区之外，罗马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的女王卡蒂曼杜（Cartimandua，盘踞英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一大群氏族）达成了和解，此举确保了该行省不受来自北部的袭击。这项政策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当时的卡蒂曼杜女王将逃亡的卡拉塔库斯（Caratacus）移交给了克劳迪厄斯；另一个成功案例是科吉杜努斯国王的持续忠诚，后来当罗马在不列颠面临种种危机时，他的效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督主要借助当地部落来管理不列颠行省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被重组为罗马地方政府单位[城市（civitates）]，地方贵族成立了议会，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这些体制是罗马体制的缩影。实际上，这些地方机构常常是现有政府机构改组而成的。此外，全行省都要听命于不列颠首席财政大臣，也叫省级财务官。这些财务官直接向皇帝汇报。这很自然，因为他们对皇室领地（除了通过继承或没收获得的土地以外，皇帝自动获得败敌的王室地产）和皇家垄断权负有特别的责任；但他们也制衡皇帝的军事和司法代表总督的权力。财务官和总督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且并非完全无意。

自公元47年开始，一系列事件证明不列颠行省的疆土不会一直局限于不列颠南部。罗马人对来自外部的袭击做出了回应，他们不仅反击，还解除了不列颠人的武装。除了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平民不允许在帝国境内携带武器——这在很大程度揭示了罗马时代的日常安全状况，但那些自愿顺服罗马的人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条规定对他们也适用，他们对此难以接受。爱西尼人发动了起义，但被武力镇压，附庸王国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下一步是调动驻扎在科尔切斯特的军团，并在公元49年用一批罗马军团的退伍老兵取代这支部队。此举的目的在于培养帝国崇拜（Imperial Cult）——对罗马和皇室的正式崇拜，旨在培养行省内人民的效忠；这些老兵是防止叛乱的堡垒。实际上，此时的科尔切斯特是一座没有驻军的城市。也许在同一时期，伦敦正被打造成一座物资供应港。从一开始伦敦就有可能成为不列颠的行政中心。这极有可能是罗马人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伦敦只是因为商人在此定居而发展成中心。此时，埃塞克斯海岸的优势受到了泰晤士河的挑战；罗马正在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而伦敦恰好处于交通网络的中心，出于官方的目的，它很快就成为该行省的商业中心。

50年代是城市地区蓬勃发展的10年。只有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大体没有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货币经济普遍发展缓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王崇拜——以科尔切斯特的克劳迪厄斯神庙为代表——恰恰是不列颠人仇恨的焦点。

为了回应布狄卡的反抗，罗马人对她施以鞭刑，强奸她的女儿。布狄卡号召自己的部落和她的邻居特里诺文特人，并联合其他城市（但显然不包括科吉杜努斯国王），横扫了不列颠南部，焚烧了科尔切斯特、伦敦和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圣奥尔本斯附近），折磨她抓获的每一个罗马人或罗马的同情者，给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小股罗马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总督差一点丢掉了整个行省。最后他还是镇压了叛乱，抓获了布狄卡，并对不列颠施以极端惩罚。有一段时间，不列颠行省似乎要毁在罗马自己手里了。事实上，尼禄曾一度（可能在起义之前，也可能在起义期间）倾向于完全放弃不列颠。最后，有两个因素拯救了这个行省：新任命的具有高卢血统的杰出省级财务官朱利叶斯·克拉西奇亚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来到了不列颠；另外，罗马召回了那位作恶的总督保利努斯。

平息布狄卡叛乱后的十年里，不列颠开始复苏，但进展缓慢。有证据表明，在尼禄任命的最后一任总督执政期间，复苏进程开始加速。但在公元69年（“四帝之年”）罗马内战爆发，将领们重新开始争夺霸权。然而，战争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弗拉维王朝。对于不列颠来说，这意味着行省的复兴和罗马力量的膨胀。正如塔西佗所说：“现在将领中英雄辈出，兵强马壮，我们的敌人将灰飞烟灭。”

虽然内战分散了罗马的注意力，但布里甘特人内部爆发了新一轮的纷争，使卡蒂曼杜女王失去了自己的王国，这样又把罗马军队卷入进来。不列颠北部从此不再平静。罗马扶植附庸王国的旧政策已经被布狄卡和以前的布里甘特人的叛乱所动摇，因此这项政策最终被摈弃。几年之后，甚至连国王科吉杜努斯也被辞退了，住进菲什本的豪华别墅里养老。到公元83或84年，连续几任卓越的总督已经把罗马的军队推进到苏格兰最北部，并驻扎在高地边缘，同时对当地社会进行罗马化。塔西佗在描述他的岳父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功绩时，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弗拉维王朝的总体特征：

为了鼓励一群居住在分散定居点的好斗的（因好斗容易与人发生争斗）居民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享受这种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的怡乐，阿格里科拉私下里敦促并公开地帮助他们建造庙宇、环绕公共建筑的公共广场及私人住宅。他表扬那些积极的响应者，痛批落伍者。这样，人们会为了赢得公众的认可而竞相努力，强制手段就显得多余了。此外，他还让上层不列颠人的子女接受教育，学习文明的技艺；他公开声称，无论高卢人接受多好的培养，其禀赋都不如不列颠人。结果是，那些曾经对拉丁语退避三舍的人现在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能用拉丁语辩论而努力。罗马人的服装也开始流行起来，穿托加袍的人随处可见。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花厅（porticus）、浴池和风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懵懂无知的不列颠人把这一切称为文明，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弗拉维王朝下的这种城市化并不算成功。公元122年，哈德良（Hadrian）皇帝巡幸不列颠，才促进了城市化的稳固发展；哈德良到来后，原有的建设计划被重新启动或被取代，大规模的新工程开始动工。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从公元70年到公元2世纪60年代，不列颠才被真正罗马化，并体现出与帝国融为一体的持久特征。使不列颠融入罗马体系的核心因素在于，罗马将日常行政管理权或多或少地下放到取代附庸王国的当地贵族阶层。赢得当地贵族的心是这项政策的关键；在尼禄统治时期，这些贵族曾对罗马完全失去信心。阅读塔西佗撰写的历史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

根据考古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1世纪末及公元2世纪初和中叶，罗马时期不列颠的城镇得到了充分发展。城市的行政中心设有各种市民活动中心：能提供集市、法庭、市民办事处和市议会的广场和大殿；公共浴池，在罗马时代，这里是城市居民放松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供水系统；纪念帝国重要人物和当地名人的公共纪念碑；有时候还有剧院或圆形剧场。这些考古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在帝国里，出资修建这些便民设施的人通常是地方知名人士（在市议会任职或作为个人），而不是国家或皇帝。有时候，某位跟当地有密切关系的大私人庇护人，可能会因为钟爱这座城镇而慷慨解囊或利用自己的势力为这座城市撑腰。只有在极少数宣传影响力非常大的情况下，皇帝们才会直接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参与城市建设。

当然，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少数接受了罗马生活方式的本土贵族。事实上，随着城镇生活方式的推广，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别墅”——当然，这个阶段的别墅主要是简陋但舒适的罗马式住宅，常常取代了当地的农庄——表明不列颠绅士保留了与土地的联系。很可能他们仍然主要居住在他们的庄园里，许多普通农民也生活在里面。在这一时期，罗马军团的退伍军人主要集中在特意为他们打造的若干城市，如科尔切斯特、林肯（Lincoln）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因此，从整体来看，一支由官员、职业人士、商人和技术熟练的工匠组成的充满活力的人群，同样起着推动城镇蓬勃发展的作用。

其中一些人，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商人，是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或访客；许多官员被派驻到不列颠短期任职。尽管如此，罗马时期绝大多数不列颠人仍然是凯尔特人。罗马军队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地从部队所驻扎的行省进行招募；跟他们的大多数战友一样，这些不列颠士兵在入伍时没有特殊的罗马公民身份，但在退伍的时候，他们获得了公民资格和可观的退伍费，这说明他们已经逐渐成为罗马化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城镇里，奴隶主允许奴隶从事商业活动；在罗马统治的世界，使用职权来释放奴隶或允许他们赎买自由的行为，壮大了熟练的劳动力人口，也增加了商人的数量。无论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如何悲惨，在掌握熟练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社会流动性都很高。毫无疑问，不列颠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仍然留在土地上劳作——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早期帝国的城镇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公共生活、交流和服务的中心，也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广泛的发展机会。

哈德良决心复兴衰落的弗拉维王朝的举措，意义非凡。但是他对不列颠行省的重大影响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哈德良是个永不安分、胆识超群、精力旺盛的人；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访各个行省。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帝国扩张的帝王，因此他本人不受罗马贵族的欢迎；他的许多宏伟事业只完成了一部分，但很难搞清楚这是由于遭到内部的反对还是计划本身的缺陷。这些未完成的事业，至少能在不列颠找到三个例证。第一个例证是修建哈德良长城。罗马扩张达到顶峰之后的30年里，军队开始分阶段撤退，在撤退后的新阵线修筑防御长城，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地区对部队的需求，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倒戈。这项政策也符合哈德良一向打算限制帝国扩张的想法。城墙的设计别具一格。然而对其早期建设历史的详细研究显示，正因为其设计新颖，在哈德良统治时期，设计方案经过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建造成本费和工期一定比原来的预算高出了许多倍。第二个例证是在东盎格利亚的沼泽地进行农业开垦的计划，该计划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但许多开发的农场仅在短短几年后就衰败了。第三个例证是伦敦的改造工程，弗拉维王朝时建造的广场和大殿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比过去规模大两倍的建筑群。在高卢和其他地方，哈德良插手了帮助城市兴建公共建筑的工程。改造伦敦可能与皇帝在公元122年巡幸不列颠有关，在此期间伦敦竖立了一座永久性的堡垒——这在罗马之外的帝国城市中几乎绝无仅有。但是，在哈德良王朝统治后期，伦敦遭受了一场大火，城区被烧毁，重建工程昙花一现，于是在公元2世纪后期，伦敦出现了衰败迹象。

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的边界从泰恩河延伸到索尔韦湾（Solway Firth），边界线内的行省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安定的。然而，在哈德良之后，罗马至少发动了三次征服北方的重大战争，其中两次是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罗马军队曾长期驻扎在哈德良长城以外的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该区域。事实上，在公元138年哈德良去世后的几个月内，罗马制订了入侵苏格兰的新计划；到公元142年，哈德良的接班人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通常他没有兵权）的军队像克劳迪厄斯的军队一样，在不列颠取得赫赫战功。远至苏格兰泰河湾的领土落入罗马人手中，于是从福斯（Forth）到克莱德（Clyde），罗马人开始建造一个更短、更简单的新防御屏障——安东尼长城。在安东尼长城沿线，矗立着一批精雕细刻的纪念性石雕，记录下了罗马帝国无限扩张的最后阶段的自信心。

在安东尼王朝初期，城镇和乡村的发展达到了第一轮高峰。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的其他地区处在和平安宁、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在经济上，不列颠已经全盘接受了帝国早期基于货币经济和大规模长途贸易的经济体系。在文化方面，罗马时尚处于主导地位，其古典艺术和装饰风格被广泛采用。也许从历史上看，对当时的不列颠人来说，罗马征服带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影响是引入了具象化风格，特别是在雕塑、壁画和马赛克工艺，以及五花八门的小型工艺和手工业领域——例如珠宝、陶器、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家居用品。与高卢南部相比，来自罗马不列颠的一流艺术品相对较少，但确实存在。不过，中流水准的商品相当丰富，而且很明显到处都有批量生产的物品。正是这些遗留下来的中等层次的生活用品，而不是那些稀有的高级艺术品，揭示了自罗马之前的铁器时代以来，不列颠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革。仅罗马陶器就揭示了当时的“浪费型社会”，这与之前或之后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

因为宗教影响着最深层次的意识，所以罗马人和当地人同化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宗教。罗马时期的不列颠是一个宗教万花筒：从罗马国家的正式仪式（尤其是朱庇特星、朱诺和密涅瓦）到最近被嫁接过来的帝王崇拜；从邻近的西部和东部引进的各种宗教，到当地的凯尔特人的崇拜。来自海外的移民经常保留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崇拜方式：生活在科布里奇的希腊女祭司迪奥多拉（Diodora）用自己的语言把祭坛献给提尔（Tyre）的半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来自荷兰的士兵们在哈德良的豪斯特兹（Housesteads）为他们的本土众女神阿拉希亚戈（Alaisiagae）、伯迪西利亚（Baudihillia）、福利伽毕斯（Friagabis）、贝达（Beda）和菲迷勒那（Fimmilena）设立了祭坛。但对不列颠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罗马人崇拜的神灵和凯尔特人崇拜的神灵的“融合”。这是一个充满困难、变化无常的过程，因为凯尔特人的宗教所认定的神比罗马人的神模糊，但是这种宗教融合非常普遍。这种融合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例如，在巴斯的神庙和浴池中的一个祭坛上竖立了莎丽斯·米娜瓦（Sulis Minerva）的雕像，这是当地的温泉治愈女神与罗马智慧女神的结合体，出自罗马占卜师（haruspex）卢奇斯·马尔奇斯·梅莫尔（Lucius Marcius Memor）之手。占卜师的功能是从祭牲的内脏中占卜未来。这种古老的崇拜享有最高的荣誉，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宗教中早期伊特鲁里亚人的信仰，但它在这里与一位半凯尔特人崇拜的神灵相结合。同样，在海灵岛（Hayling Island）上，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的一个主要神殿（更可能与维瑞卡的王权相关联）是用罗马的材料重建的，建筑师可能是国王科吉杜努斯委任的罗马高卢人。这是一大类独特神殿的一个典型范例，考古学家把这一类神殿称为“罗马-凯尔特神庙”，这类神庙在不列颠、高卢和罗马统治下的日耳曼各地均有发现，很明显这是用罗马建筑风格来表达凯尔特人特有的宗教信仰。这些神殿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它们呈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结构，通常像个带有同心“回廊”的大盒子，并且常常建在封闭的围墙内，墙内有时可能会保留罗马时代之前的神圣树林。

在威尔戴（Weardale）村，我们发现一名骑兵军官因为“捕获一只以前没有人能捕到的大野猪”而感谢西尔瓦努斯（Silvanus，一位披着罗马外衣的凯尔特乡村神）；在格雷塔桥（Greta Bridge），两位女士为当地女神设立祭坛。这些都是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深层信仰的典型范例，每个地方都有各自所信奉的神。但罗马人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的这些神灵。事实上，他们真心渴望知道这些神灵的名字，并崇拜它们，即使没有别的意图，这么做也算是谨慎之举。罗马宗教崇拜鬼神，而且还要安抚鬼神，这便是其较为黑暗的一面。罗马人的泛神论认为万物皆有灵，他们不仅信奉依附在壁炉、房屋、家庭、祖先上的本地神灵，还信奉外来的神灵，这些神灵早在公众接受奥林巴斯山众神之前就已存在；这种泛神论与不列颠人的信仰不谋而合。在考古材料中发现的诅咒文字，反映了该信仰黑暗的一面，有些咒语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生厌。在鲍多克（Baldock）附近的克劳淘村（Clothall），人们发现了一块刻有反向文字（魔法界经常反向书写文字）的铅版，文字的意思是“特此诅咒塔昔它（Tacita），诅咒她像腐烂的血一样化脓”。在格洛斯特郡的尤利村（Uley），从一座寺庙出土了大量带有咒语的石版，其数量是在整个罗马帝国所发现的两倍，这当然绝非偶然。我们从古典记载得知，不列颠人热衷于宗教仪式。罗马人的具体贡献是为不列颠人提供了表达宗教感情的新的艺术和建筑形式，还有文字，文字让这些宗教情感得以清晰表达并永久保存。如同严谨的罗马法律，罗马的宗教活动一板一眼依规行事。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人在表达他们的崇拜和诅咒时，十分讲究语言表达，这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出色的措辞能力，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倾向。

入侵苏格兰之后，安东尼·庇护在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动侵略性战争，但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公元158年前后，不列颠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证据表明罗马迫不得已要镇压布里甘特人。为了占领苏格兰南部，罗马过早地抽调了驻扎在奔宁山脉地区（the Pennines）的部队，布里甘特人趁机发动了叛乱；当时，安东尼长城一度失守。可能是在一场惩罚性的战役之后（尽管这段时间内有关北部地区的年表没有明确的记载），罗马重新短暂地占领了苏格兰，随后罗马军又退守哈德良时期的边界。在下一位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蛮族对帝国边境施加的压力变得严峻起来。罗马的统治力在逐渐削弱，尽管数世纪来罗马自己不愿意承认。

在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者眼里，不列颠有一项独特的做法似乎与高卢北部地区截然不同。高卢北部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不列颠并驾齐驱，使得它在罗马统治下的时间比不列颠少了一个世纪。欧洲旅行者不难发现，罗马在不列颠永久驻军，说明不列颠的总督们最关切的始终是防御。在这里共有三个罗马军团，其中两个在西边，分别驻守在南威尔士的切斯特（Chester）和卡尔里恩（Caerleon）的堡垒里；另有一个在北部的约克；还有大量的辅助部队，其中许多辅助部队通过由堡垒和巡逻路线编织成的网络占领了行省内名义上恪守和平的山间部落。但不列颠南部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城墙。建造这些围墙并不是（除一个时期以外）针对某个特定危机的普遍应对方式。修建城墙的进度十分缓慢，从公元1世纪温彻斯特（Winchester）和维鲁拉米恩等城镇开始，到公元3世纪70年代仍在进行中。公元2世纪初，三个有名望的殖民地有了城墙；其他地区不甘落后，竞相效仿。罗马皇帝不赞成这项工程，因为他考虑到敌人或叛乱分子可能会利用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所以修筑城墙的主要理由必须足够重大，以打消皇帝的顾虑。修建的费用由当地人承担，但需要得到皇帝的明确许可。建造过程非常持久，即使不列颠多次对罗马权威构成重大挑战，建设进程也不能中断。乡村别墅没怎么设防，说明农村地区秩序井然或不用担心农民起义。为什么在全行省内保留罗马军团？为什么让辅助军队驻扎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两者的理由肯定是一致的，那就是担心外部蛮族的侵犯和内部山区的起义。对于行进中的部落或军队来说，坐落在主要道路上的城镇都是显眼的攻击目标。在古代世界，如果攻城部队缺乏先进的攻城机械和维持长期围城所需的后勤支援，或者在城内没有可以里应外合的盟友，那么城墙可以说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城墙是市民抵御部落入侵的最佳防御工事；城墙在不列颠的流行说明这里的人对威胁的认识比高卢人更加深刻。

然而，修筑城墙耗时漫长，有时需要更快捷的补救性防御措施。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众多不列颠城镇修筑了土垒防御工事，说明当时它们面临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举例来说，在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人们修建了一座土城墙，将巨大的石头城门和已有的一座座瞭望塔连接起来，当时的人们好像做出了紧急决定，打破了悠闲从容的原建设计划，似乎要将防御工事立即投入使用。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赛伦塞斯特所面临的最有可能是公元180年前后在北部地区爆发的危机。当时蛮族穿越了边境，据说造成了广泛的破坏，甚至杀害了一名罗马将领。也有人说，当时的不列颠总督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Clodius Albinus）在公元193至公元197年间发动了篡夺皇位的战争，但这不大可能是赛伦塞斯特人所面临的危机。

然而，围绕阿尔宾努斯篡权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段时期，不列颠走上与邻近的高卢截然不同的道路。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在多瑙河上发动了几场大规模战争（此后西部蛮族开始不断地给罗马施加压力），如果他没有死，或许可以实现征服多瑙河以北的中欧的目标。相反，公元180年，提名皇位继承人的制度瓦解，这一套体制曾在一个世纪里培养了一批性格温和、能力卓越的皇帝。马库斯暴虐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继位的时候，正值不列颠北部爆发上述提到的严重战争之时。在不列颠及其他地区，罗马试图加强军队纪律，但是结果事与愿违。数位皇帝相继被刺杀，新的内战爆发，尽管这一局面很快就结束了，但这不仅导致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强化，而且罗马的体制也发生了其他深刻的变化。极其粗暴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高卢击败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是，塞维鲁远没有把军队的纪律和忠诚恢复到几百年前的水准，为了维持自己的王朝，他的策略是一味讨好军队。

公元3世纪的皇帝们摘掉了“基于同意的统治（rule by consent）”的政治幌子。公元2世纪的皇帝们曾设有元老院，他们怀着不同程度的热忱，试图参与民事和军事方面的政府管理。到了公元3世纪，元老们的地位被职业军人取代，这些军人正在向军队输送越来越需要的专业军官。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省人获得了罗马人的身份，罗马公民和没有公民身份的外省人之间的差别已经逐渐弱化，甚至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依法划分的新阶级结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属于前一类。根据旧的经济模式，罗马的主要生产中心通过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长途贸易，把产品输往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到公元3世纪中叶，恶性的通货膨胀严重打击了人们对货币的信心，这种旧经济模式正在被更加本地化的产业所取代。

在公元3世纪的头25年里，塞维鲁和他的王朝似乎恢复了安定，但其安定的基础是军事专制，而军事专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公元3世纪中叶，随着军官们的倒戈，皇帝们接二连三被暗杀。古老而致命的个人野心肆意膨胀，罗马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忠心耿耿。此刻，罗马在东面和西面都遭到蛮族的袭击，几乎造成了全面性的灾难。在东面，新兴的波斯帝国俘虏了瓦勒良（Valerian）皇帝；在西面，日耳曼人的屡次入侵摧毁了高卢地区没有城墙的城市，并在莱茵河上永久驻军，阻止罗马保护这一地区的城镇和领地。到公元260年，帝国上下都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以前人们认为，是由于不列颠总督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在欧洲大陆与塞维鲁开战的时候抽调了不列颠的军队，才导致蛮族乘虚而入，致使不列颠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但考古结果否定了这种假设。在塞维鲁去世之前，北部边境以外的部落不断来犯，塞维鲁有理由在不列颠发动新的征服战争。罗马的野心从未收敛。这时，罗马人的意图是征服苏格兰全境，完成对整个不列颠岛的征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塞维鲁王朝对不列颠的兴趣，使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行省得以复兴起来。或许是因为皇帝即将前来巡幸，伦敦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修建了几栋新的公共建筑和不列颠最长的圆形城墙；伦敦的海滨曾修筑了不间断的码头，绵延半英里多。战争策划期间，皇室成员可能就住在约克。罗马已经着手加固北方长城沿线的堡垒；但自从公元2世纪80年初成功挫败蛮族入侵以来，其中许多堡垒的修缮工作都被忽视了。我们有理由认为，约克承担了以前设在伦敦的一些政府职能，也许因为安东尼重新占领苏格兰之后，交通路线又向北延伸了。公元3世纪初，与罗马军团的堡垒一起发展起来的约克，成为罗马殖民地当中的荣誉之城。因此，在塞维鲁王朝某个不完全确定的时期，伦敦和约克被选定为双都城，不列颠被分为两个行省，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也符合旨在减少任何一位总督掌控罗马军团数量的新方针，由此降低诱发叛乱的可能性。

由于塞维鲁去世，继任者又面临多重压力，征服苏格兰的计划被迫取消——但是在取消之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胜利。然而，边疆的安全已经得以确保。所有迹象都表明，整个不列颠避免了这个时代其他地方所遭受的灾难。新的发展放缓，但城镇仍然欣欣向荣；虽然乡村别墅没有增多，但至少没有衰败。不列颠的工业（如果陶器业也算是一种指标的话）因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危机而受益。但是人们所期待的一些公共事业没有完成，例如，英格兰芬兰兹（the Fenlands）沼泽地遭受严重洪灾之后，没有开展重建工作。但不列颠的防御工事继续进行翻新，在南部和东部海岸也修建了多个新堡垒，如在东岸的布兰克斯特（Brancaster）和里卡尔弗（Reculver），这可能是为了对通往大陆的路线进行政治控制，因为还没有迹象显示蛮族会从海上对罗马构成严重威胁。公元260年，日耳曼人在高卢制造了更多麻烦——但还没有严重到使罗马中央政府失去对那里的控制。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依附于一位独立的皇帝，共同构成“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在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统治时期，这个小集团已经初露端倪，后来发展成独立的政权。然而，高卢帝国对和平繁荣的不列颠——那里有强大、完好的军队以及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宣传价值——的占有，对高卢帝国诸帝来说肯定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sdcwBh4kI1VXeSo41/AX7ZYMY39uKL1Ou1ACskYjA6you1vbEwl5xG17WGxHiO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