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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的人口与其在中世纪人口高峰时期差不多。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从土耳其延伸到葡萄牙，从红海延伸到泰恩河畔以及更远的地方。不列颠是统一的罗马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持续了400多年。在克劳迪厄斯（Claudius）于公元43年对不列颠发起征服之前，不列颠已经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即使在摆脱罗马统治后，这一影响力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我们要阐述的是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整整500年的历史。
不列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之前。罗马人在不列颠所发现的社会特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开始出现的。在被罗马征服的时候，不列颠的文化似乎已经发展了1500到2000年，尽管史前史学家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分歧。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末期，不列颠社会已经形成了罗马人在西北欧其他地方所遇到的相似的组织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我们不准确地称之为“凯尔特文化”和“凯尔特语”。在罗马帝国边疆之外的不列颠，这种文化和语言基本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在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处于底层的凯尔特语言和文化虽然在坚守，但还是被罗马以不同于现代殖民帝国的方式所同化和修改。
那么，为什么我们既不从罗马人到来之前开始撰写不列颠史，也不像一些现代作家所要求的那样，把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划归成“史前史”呢？答案在于罗马时期不同于之前的时期。有人说，研究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是史前史，因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必须严重依赖考古学，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初期的历史也是如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的研究资料来源绝不仅仅是考古发现，而且对文物本身的解释也不可能脱离对文字材料的研究。确实，当时或接近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数量与后来的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也足以产生举足轻重的意义。此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文字的社会的常规批量文字输出活动留下的数量可观的残余，而且它们没有像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那样走样；数世纪以来，这些希腊文和拉丁文材料大部分都是通过手抄复制和再复制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走形。在不列颠发现的文字（主要是石碑上的碑文，但也有其他形式）构成了研究罗马时期不列颠历史的主要一手资料。它们包括制成品的商标，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以各种材料制作的为数不多但越来越多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文件，甚至涂鸦（普通人日常读写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忽视对罗马钱币的专门研究，虽然研究过程困难重重，但是大有裨益，因为罗马钱币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流通货币本身不仅是政府操纵的财富，而且硬币上的文字和图案也一直被用作大规模政治宣传的强大媒介，其效果如同今天电视上反复播放的广告。不可否认，在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城镇居民的阅读能力要比农村居民普及得多；不过，在罗马军队中，识字是强制性的，而且在许多其他行业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与其他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识字能力当然不限于某个小众或特殊的阶层。
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与之前的关键区别在于，这个时期的社会是有文化的，文化水平可能比中世纪结束前的任何时候都更高。与此同时，这也是个法治社会，法律规范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这种治理曾经多么腐败、多么低效。罗马时期的不列颠社会越来越受官方的规章制度和办事程序主导，使之与铁器时代末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铁器时代，除了制作精美但数量有限的钱币上刻有文字外，即使是上层社会也完全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他们拥有从罗马进口的奢侈品；而且钱币上的文字几乎统统都是拉丁文，连铸币人也通常是罗马人。
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远征为后来的罗马征服不列颠拉开了序幕，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罗马人从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们扩张的权利：事实上他们视扩张为神圣的使命。从恺撒远征之后，不列颠便在罗马人的意识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罗马时期是不列颠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这与其说是不列颠岛上从此有了定居者，不如说是把不列颠从史前带到了历史。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特征对人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影响，不列颠也不例外。不列颠岛的地理环境大体可以划分为“高地”和“低地”，粗略地说，本岛北部和西部多山地，而南部和东部地势平坦，但是在历史分析中，这一差别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而且，在不列颠，人们已经显示出改造环境的强大能力，有时是有目的的改造，通常是为了追求某一目标，例如获取燃料。这里的物理条件也发生过重大变动，特别是海平面的升降，其对海岸线及内陆河流的形态和水位有相当大的影响。气候因素或地质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活动尚不确定。总的来说，我们对罗马时期掌握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气候与当今的不列颠大致相似。在公元1世纪，有一段时期海平面相对较高，随后又出现了“海洋倒退”，露出了可开发的新土地。在公元3世纪，欧洲气候条件相当湿润，许多地区暴发洪水，对低洼地区、河流和港口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看起来在整个罗马时期，气候条件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曾经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不列颠的大部分领土原本丛林密布，只是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砍伐殆尽，这种观点现在已经站不住脚。到被罗马征服时，虽然不列颠仍然有大片天然林，但其人口已经增长到罗马人统治时期的水平，比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1066—1087）高两倍或三倍。森林与开阔的人类定居点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中世纪后期的水平。自公元前1300年前后，铁器时代典型的土地结构已经开始形成：山间堡垒、单独的农场或多个农场形成的村庄（通常被小型围场包围）、面积较大的永久性耕地、林地及开阔的大牧场。在恺撒到来之前的600年里，欧洲大陆铁器时代的各个阶段的诸多社会形态在不列颠都有所体现，当然不列颠的社会形态经常带有海岛的特征。这在史前史学家之间引发了未有定论的争议，即彼此衔接的社会化是否主要是由大规模入侵造成的，还是由旅行和贸易产生的思想交流形成的；大规模入侵，指的是相对来说数量不多但具有影响力或前来征服的新来者（如后来的诺曼人）的到来。但无论它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事实就是恺撒时期的不列颠已经发展到与欧洲大陆同等的水平，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所到之处——不列颠的南部和东部——遇到的部落与他在高卢见到的部族非常相似。除此之外，考古学揭示出在不列颠还有一些欠发达的民族，但他们似乎都使用统一的不列颠版本的凯尔特语，其文化也大致相似。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克劳迪厄斯时代所发现的部落体系在恺撒时代还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两次罗马入侵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重大变化，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当恺撒来到高卢时，位于南部地区的大部分当地部落，已经从国王统治过渡到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和部落议会治理，但在北部，王权统治仍然很普遍。在不列颠，王权统治一直延续到克劳迪厄斯时期，尽管存在着几对国王联合执政或分而治之的情况。社会阶层大体上分为军事贵族和从事农业的平民。牧师，或者叫德鲁伊是第三个群体，对于他们的地位和职能还存在争论。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地位显赫，但至少在不列颠，有证据反驳了这种观点。无论是处理部落内部矛盾还是部族间的冲突，凯尔特人向来争强好斗。在高卢，有各个部落的杰出人物定期聚会的传统，但在不列颠，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面对重大威胁时，各个凯尔特部落才会联合推选一位领袖。在不列颠，“民族”情怀淡薄，或完全不存在。
恺撒时期，不列颠南部与高卢北部之间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考古发现，两个地区之间的货物和人员往来主要通过两组路线。当时最重要的路线连通布列塔尼（Brittany）和下诺曼底[古代统称为阿莫里卡（Armorica）]与不列颠西南部，途经一个位于多塞特郡（Dorset）亨吉斯特伯里角（Hengistbury Head）的港口。另一组路线从上诺曼底和低地国家（位于塞纳河河口和莱茵河河口之间的领地），延伸到不列颠的南部和东部。此外，恺撒还报告称，“在世人的记忆中”，高卢的统治者不仅统治着本土，还曾掌管着不列颠。恺撒在入侵不列颠时发现，与不列颠的特遣队并肩作战的不仅有高卢人，还有来自罗马的逃亡者，这些逃亡者带着他们的亲戚朋友横跨英吉利海峡来不列颠避难。
要理解恺撒为什么征服高卢，以及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入侵不列颠，我们需要简要地了解一下当时的罗马国情。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从意大利的一个城邦扩张成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并一直实行她自己的传统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体设有公民大会和每年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理论上似乎很民主，但实际上政府公职由少数贵族家族把持，世代相传。名义上作为顾问机构的元老院主导着政治，其成员由所有现任和前任的地方行政官组成。执政官执掌最高权力，由推举出来的两名贵族担任，一年选举一次，几乎完全由元老院阶层内部一个更小的集团把持，执政官的家族声名显赫。紧密交织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十分看重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家族荣誉的维护。古典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的声誉——同行对他的评价——至高无上。在罗马，贵族个人往往压力重重，既要履行家族使命又要实现个人野心，要通过献身公共事业、为最高职位而奋斗来光宗耀祖。
一个人的声望主要取决于两个领域的成就——法律和军事。进入元老院通常意味着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任职。两者中，凭借军事能力赢得的声望要更高。担任某些要职（即使低于执政官）意味着既有资格指挥军队也有权治理外地行省。什么成就能让一个人赢得最高地位？恺撒时代的演说家、政治家兼道德家西塞罗（Cicero）对此直言不讳：为帝国开疆拓土比治理帝国能赢得更大的荣耀。
在古代，征服之战通常为胜利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一次次的征服为罗马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这个地中海帝国带来了无数机会和诱惑，这一切给原先仅适用于意大利小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开始瓦解。统治阶层内部的旧协议已无法应对新局面。他们变得心胸狭隘，过去他们谋求进入极少数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之列，现在则追求独享权力和荣誉。
长期以来，罗马大贵族的威望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依附于他的人数。事实上，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他的“附庸”。对像不列颠这样的行省来说，这种“庇护”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特征，若没有这样的机制，不列颠将远离权力中心。到公元前1世纪，职业军队取代了为某一场战争而临时征召的公民军队。元老院允许这些新的职业士兵依靠自己的将军而不是国家来获取兵役报酬，尤其是极为重要的退役金，这可是致命的错误。这种情况导致内战不断，罗马共和国注定走向灭亡。立场、行动和社会关系已经确立，这些因素将困扰着罗马剩余的历史。对于不列颠来说，影响她命运的不仅是帝国后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罗马人的价值观。罗马人把他们的价值观成功地传递给了他们新吸纳的人口，特别是当地的统治阶层。确实，创造共同的上层阶级文化是帝国本身成功运作的关键，但在许多方面也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列颠在罗马时代的历史反映了这种基本模式。
要考察恺撒大帝为什么征服高卢，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此时已是罗马共和国末年，国内陷入权力争斗中。我们或许永远不知道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对不列颠发动两次远征的确切原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征服不列颠的企图——他曾跨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突袭，以示惩罚，入侵不列颠可能如出一辙。入侵不列颠的更大意义在于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尽管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有不列颠人在高卢战斗，但是此次军事行动在短期内收效甚微。由于高卢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恺撒既未能继续推进他在不列颠取得的胜利，也未能利用不列颠各部落临时联盟的投降之机扩大战果。事实上，在公元1世纪，有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曾记述，一位不列颠领袖在演讲中对听众宣扬，恺撒是被他们的先辈们“击退”的。
不过，恺撒对不列颠的远征在罗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罗马人看来，不列颠是一个遥远的、差不多仅存在于传说中的岛屿，要抵达那里需要渡过浩瀚的“大洋”，罗马人尚未习惯于地中海之外的惊涛骇浪，这个“大洋”令他们心生畏惧。不列颠是个未知的世界。两次短暂的战役之后，恺撒把不列颠纳入了罗马的版图。不列颠笼罩着神秘的光环，因此在那些怀着军事野心的罗马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恺撒已经为尤利乌斯家族的后人树立了目标和惯例。此外，他的经历——他几次死里逃生，幸免于不列颠人之手和恶劣的天气——为后来的远征指挥官提供了实用的经验教训。
恺撒还树立了干预不列颠事务的多项重要惯例。他接受了几个强大国王的投降，也接受了其他人的友谊。罗马开始对不列颠征收贡品或年税。恺撒在高卢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不列颠王子投奔了他，这位王子的父王已经被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杀害；卡西维劳努斯正是不列颠部落联盟推选出来、领导他们反抗恺撒的头领。恺撒立这位年轻王子为埃塞克斯郡特里诺文特部落（the Trinovantes of Essex）的国王，迫使卡西维劳努斯不得干涉该部落的事务。因此，罗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霸主，如果他愿意，他有索取钱财的权利，也有保护朋友的义务。（事实上，除非出于他自己的利益，否则罗马很少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名义上受罗马保护的众多小国没有认识到这种古代的基本法则，因而遭遇了不幸。）我们知道，惯例对罗马人来说十分重要，而恺撒为他们留下了很多惯例。
在恺撒之后的20年里，罗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内战上，一系列内战导致共和国的灭亡，并将恺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后来称奥古斯都）推向权力中心。恺撒曾在高卢立好友康谬（Commius）为阿特雷巴特人（the Atrebates）的国王，后来这位昔日的高卢朋友加入大叛乱，恺撒本人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叛乱被镇压后，康谬逃往不列颠（他曾在那里当过恺撒的代理人），并在那里的阿特雷巴特人中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时期罗马人不太关注不列颠也在情理之中。对我们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考察各个部落，勾勒各个王朝的历史。康谬的王朝尤其令人着迷。他不仅统治着罗马人设计的高卢阿特雷巴特人的“附庸”王国，还统治着居住在塞纳河以北的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莫里尼人（the Morini）；许多从“比利其人（Belgae）”的主要聚居地出发、跨越默兹河（the Meuse）、通向不列颠的路线都要穿越他所掌控的领地。在恺撒到来之前，似乎已经有人从高卢的比利其人定居地来到不列颠，随着恺撒不断推进他的征服事业，并在不列颠建立相应的皇家机构，这一迁徙进程可能加速了。
公元前1世纪，比利其文化在不列颠南部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非比利其部落里也是如此。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如制陶业），而非家佣工作，成了手工业者的职业。不列颠的艺术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尤其体现在金属工艺方面，金属制品带有涡卷图案和精美珐琅，但主要用于装饰军事首领的装备和神殿。在大多数比利其化的地区，平原上的大规模定居点取代了山坡堡垒，有时候通往这些定居点的道路上还筑起了土垒防御工事。这些定居点一直被视为罗马式城镇的雏形，不过其中一些更像是皇家宅第，而非当时地中海沿岸意义上的城市。但对于后来的不列颠地形而言，最耐人寻味的变化在于永久性农村定居点的广泛涌现，特别是在恺撒和克劳迪厄斯（公元前54年—公元43年）统治期间。这些定居点的田地具有规则的边界，这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是固定的。考古学家们越来越觉得，这一时期可能标志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土地划分框架的开端。土地的耕种者和所有者变换了无数次，但是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测，当时的地形轮廓保留至今，没有太大变化。
在发动第一次远征的头一年，恺撒在海上与布列塔尼的威尼蒂人（the Veneti）遭遇，并摧毁了他们的舰队；威尼蒂人的船只曾经控制着阿莫里卡与不列颠西南部之间的贸易。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这个时候，贸易重心转移到了比利其高卢与不列颠南部和东部之间的线路上。从此以后，从塞纳河到南安普敦地区的海上通道，从布洛涅（Boulogne）到肯特（Kent）的短途航线，以及从莱茵河和低地国家到埃塞克斯港口的航线，都变得举足轻重。因此，最富有和最发达的商业活动出现在今天不列颠的这些地区，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前12年开始，当奥古斯都率军征服荷兰和日耳曼时，欧陆北部地区与不列颠的联系急剧增强。尽管从长远来看，奥古斯都没能将帝国延伸到易北河，但从此以后，大规模的罗马军队长期驻扎在莱茵河畔。不列颠向帝国出口谷物、兽皮、牲口和铁器，这些物资对罗马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最近的研究表明，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的不列颠农业，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还有了大量盈余，至少在粮食方面是这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驻扎在莱茵河畔的罗马军队需要物资补给，同时海峡对岸的新罗马行省里出现了新兴的民间市场，这些因素为不列颠提供了发展机遇，刺激甚至促进了不列颠的财富增长、社会变革及新的农业模式。
奥古斯都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恺撒的功绩是留给他的遗产，他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声望。在他最终击败马克·安东尼之前，他似乎已经开始计划入侵不列颠了；而且在付诸行动之前，他至少进行过两次尝试。所有的尝试都因其他更迫切的事情而被迫放弃。不过，在公元前26年之后，他很乐意让人们保持原先的印象，即他将很快征服不列颠，这样可以在罗马为自己做政治宣传，同时通过谈判而与不列颠发展外交关系，或者恢复恺撒对那里的征税，据我们所知，这样的谈判已经在进行当中。活跃在奥古斯都王朝后期或其继任者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的作家斯特雷波（Strabo）证实，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不列颠人须向罗马缴纳高额关税。他写道，罗马耐着性子不去征服唾手可得的不列颠，是因为不用占领照样可以征税，这样更划算。他的话似乎反映了一条党派方针，即努力为放弃入侵不列颠的政策辩护。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不列颠人不会对罗马构成军事威胁。
康谬的儿子廷康谬（Tincommius）继承了他父亲在不列颠的王位。公元前15年前后，新国王对罗马的态度似乎出现了逆转，这个位于塞纳河至南安普敦贸易路线上一端的重要王国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另一个不列颠部落卡图维劳尼人（Catuvellauni）的日益壮大，这个部落的中心位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这个部落是最近由若干小氏族合并而成的，还是早就是卡西维劳努斯背后的支持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在克劳迪厄斯征服不列颠之前，这里的历史主要是卡图维劳尼部落的扩张史。然而，当时的罗马对卡图维劳尼人的扩张视而不见。即使在廷康谬和另一位不列颠国王被驱逐、不得不向奥古斯都寻求庇护时，罗马也只是视其为对奥古斯都的主张（即在不列颠实行统治）的支持，奥古斯都认为可以借此在罗马国内做政治宣传。事实上，所有证据都表明卡图维劳尼人处事谨慎，不会公开对罗马的敌意。这种和平的状态对双方的统治阶层来说都有利。不列颠的贵族享受着从帝国进口的商品，而为了换取这些奢侈品，他们会出口相应的商品。罗马作家罗列了出口商品的清单，清单显示，不列颠人不仅给罗马军队提供重要的物资，如黄金、白银、奴隶和猎狗，还为罗马皇帝本人和罗马的富人提供他们感兴趣的商品。公元9年，在罗马军队于德意志遭受重创之后，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提比略确立了不干涉帝国之外事务的政策原则，这与他以前的做法截然相反。然而，这一做法一定令卡图维劳尼人和罗马都满意，因为即使卡图维劳尼人的国王库诺比林努斯（Cunobelinus，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辛白林）侵占了从前恺撒庇护的特里诺文特人（Trinovantes）的领土，并把王国的中心迁到了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也没有遭到罗马的报复。库诺比林努斯现在已经控制了通往莱茵河的富庶商路。在不列颠，他可以任意切断其他不列颠国王的财路，而财富是他们地位的象征。他或通过征服，或通过其他手段，不断扩大王国的实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