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终结

当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时，有几个可能的接班人。威塞克斯王朝的代表是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小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此时在诺曼人的宫廷里），以及刚勇者埃德蒙的儿子，他被流放到匈牙利。克努特有两个儿子：一位是北安普敦的哈罗德，另一位是埃塞尔雷德二世遗孀艾玛所生的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克努特希望哈德克努特能够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当哈德克努特滞留丹麦时，贤人会议任命哈罗德为摄政王——艾玛和戈德温对此都表示反对——并且在1037年为他举行了登基仪式。1036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不明智地访问了英格兰，并因戈德温的煽动而被害死。哈德克努特在哈罗德于1040年去世后被召回，但两年后他也去世了，丹麦王室断了血脉。此时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恢复威塞克斯的古代王朝。阿尔弗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在英格兰宫廷生活了一年，并在1042年当选为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被尊为最有名的英格兰王室圣徒。最近的传记作者仔细审视了他虔诚传说背后的现实，写道，“他不是出类拔萃之人，但也不是一个神圣的低能儿。就像许多同等级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无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他都继承了11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府。英格兰强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几百年前的体制，部分在于过去60年的分裂。

自埃德加时代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发展。一方面，在克努特当政期间，伯爵封邑给了少数人巨大的领土权力。一个权力不稳固的国王现在不得不面对过度强大的臣民。另一方面，一种极有用的新官员诞生，这些官员在地方负责执行王室政策。在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每个郡都设有国王的当地法警（城镇长官），后来被称作“郡法官”（shire-reeve）或郡督。他是国王在郡中的首席行政代理人，逐渐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高级市政官的职能。郡督负责征收王室税收和司法盈利，但他也属于不断壮大的当地权贵集团。在郡法院，他可以向绅士宣布国王的意旨，在日常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增加王室权威的分量，以对抗压迫性的权贵。郡法院和郡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给后来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遗产。

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软弱带来了一个直接结果——一个高效的税收制度发展成形。10世纪90年代给丹麦人的巨额进贡必须从英格兰筹集。这笔进贡被称为“丹麦金”（Danegeld），它基于古老的以海德为单位征收土地税的方法，以每海德固定的税率缴纳丹麦金。1012到1051年间，历代国王每年都征收这项税，但此时这项税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常备军队。为此目的而开发的复杂的评估体系是后来的《末日审判书》的基础，这也为11世纪初英格兰官僚体制提供了大量贡赋，在诺曼国王征服之后，征收丹麦金的政策又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方文件——王室令状。埃塞尔雷德二世可能发布过，当然克努特肯定发布过，但是保存至今的最早令状原件来自爱德华时期。令状的最初形式是发给郡伯爵和郡督或主教的简短通知，表示一次土地赠予已经完成并应在郡法院得到认证。一份典型的王室令状内容如下：

国王爱德华以友好的方式迎接哈罗德伯爵和他的郡督托菲以及他在萨默塞特的所有贵族。我宣布阿尔弗雷德已经和平地、悄悄地把卢顿（Lutton）的土地卖给了主教吉索（Giso）。这份交易在帕里特（Parret）完成，在场的见证人包括我、我的妻子伊迪思（Edith）、哈罗德伯爵和其他许多人。我们也希望这位主教能够持有这块土地及其所有附属物，主教可以和他的前任一样自由地处置这块土地。如果有什么东西被不公正地从这块土地上拿走，我们会要求物归原处。其他形式的破坏也被禁止。

王室令状将效率与新的认证手段相结合——用王室的模具盖章而形成的下垂蜡封。作为所有权凭证，令状为旧的正式契约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些契约既笨拙又易于伪造。它们还为国王提供了一种可以在郡内让人们快速清楚地了解他的旨意的方法。诺曼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来发布命令，且所有更重要的征服后的王室文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下达税收令或签发令状时，国王会咨询他的秘书处。与阿尔弗雷德以来的其他国王一样，忏悔者爱德华拥有一批由牧师组成的文职人员，他们由一位首席文书领导。首席文书这个职位后来发展成了大臣。文职牧师的职责之一就是记录，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开始，就有非常详细的土地普查，记录土地使用权、海德数量和纳税额。比德的一些评论表明，即使是公元7世纪的诺森布里亚的国王们也有足够精确的信息，使之能以准确的海德数来授予土地；从公元8世纪开始，一份名为《部族藏书》（Trib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依赖麦西亚的民族、外省和部落的名字及土地的海德数。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国王有某种财政记录，尽管无法详细说明。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王室秘书处拥有很多案卷，这些案卷列出了各个郡和百户村土地的海德数、王室土地的数量，以及每一个庄园的名字、业主和价值。我们不是从原始文件本身（尽管有一些残片存留下来了），而是从《末日审判书》了解到这些的。如果没有早期的案卷，那么1086年的土地大普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诺曼征服以前的公共记录的遗失令人痛惜，但仅仅知道它们存在过就足以说明爱德华政府的管理能力。

如果说英格兰政府在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的统治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英格兰社会也是如此。公元1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在《末日审判书》之前没有统计数据，但书面、考古和地形证据表明后来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形的。毫不奇怪，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城镇。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城镇——大批人口聚居，有市场和商人，不同的工匠群体生活在专门的小区，同业行会和行规形成，教堂众多，还有在某些情况下迅速扩张的郊区。撒克逊时期末的法律法规承认交易中心或“港口”（不一定是沿海地区）和大型自治市镇，并根据城镇被允许拥有的铸币人的数量来征税。这些城镇包括大部分的山丘堡垒和许多大教堂中心，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古代重镇。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当地市场的数量，但许多13世纪开始繁荣的市场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古老。

农村也在发生变化，但很难清楚地追踪这些变化。地形学的研究表明，人口较多的地区有定居点集结的过程，分散的农场居民也聚集在一起形成村庄。与此同时，农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一体化，因此到1066年，英格兰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共同土地”。这些土地由产权交叉的农民来耕种，因此可能采用集体认可的种植模式。土地制度的早期发展问题现在仍有争议，但是在10世纪，我们首次发现了中部英格兰的开阔田野与周围的“林间牧场”之间的基本不同。关于定居形式、耕种方式和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仍然不确定，但似乎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在诺曼征服之后，这个过程还在持续。还有人认为，这些发展有时不是自发的，而是根据自上而下的规划重新安排的结果。小农社会出现了更多阶层，也更具凝聚力，同时地主对他们的佃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出现这些发展，原因之一是庄园和庄园主越来越多。除了发展缓慢的地区之外，大多数旧的“复合庄园”在11世纪被分割为与现代农村教区相对应的更小单元。人口增长了，种植面积扩大了，过去“松散的”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如今成为完整独立的实体。10世纪留存下来的土地租约比公元8世纪和9世纪这两个世纪的加起来还多；大多数租约都是关于出租较小的土地单位，而租给平信徒的比例更高。塞恩阶层的范围扩大，包括了农村的乡绅，《末日审判书》显示，1066年英格兰有数百名庄园主。

这是大多数教区教堂建立的背景。正如国王们和主教们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建造大教堂一样，塞恩在10世纪和11世纪建造了庄园教堂。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私人教堂（比德提到过公元7世纪90年代一名在私人教堂里任职的主教），但是文件和考古资料都表明大多数私人教堂是在公元900年之后甚至公元950年之后建造的。教士组织一定十分混乱：大教堂教区正在慢慢腐朽，越来越多的庄园正在收购对他们的教堂构成竞争的教堂，这些教堂由庄园牧师主持。11世纪的教堂（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实际上都归它们的领主所有，它们的功能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态度而不是牧师的态度——教会的职能是为领主、他的家族和佃农服务。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1700年存在的一半以上的教区教堂都是在1066年之前建立的，但我们还不能称其为正式的“教区体系”。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乡村的地标（村庄、庄园主的住宅、教堂）主要形成于撒克逊晚期。根据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在约1010年的记载，庄园主的住宅和教堂是塞恩身份的标志：“如果一个底层自由民（ceorl）富有了，拥有五海德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座教堂、一个厨房、一口钟和一个堡垒门，并在国王的大厅里有一个席位和特殊职位，这样他才配被称作塞恩。”这个著名段落中的“堡垒门”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之前是否有城堡？一位将私人城堡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的作家确信撒克逊晚期英格兰不是封建社会，他认为这时期的英格兰除了共有的山丘堡垒之外没有城堡。但是，如果一座固若金汤的庄园主住宅被视为一座城堡，那么有没有城堡几乎说明不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包括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阶层。事实上，现在的考古发掘证明，加固的住宅确实存在过，在北安普敦郡的苏尔格雷夫（Sulgrave）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发现了约1000至1020年的被河岸和壕沟包围的复杂庄园建筑群。这些遗址表明撒克逊晚期塞恩的普通住宅可能与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大多数庄园一样壮观。

战争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装备也更加昂贵。到了10世纪末，一种兵役制度发展起来，它规定每五海德土地就负责提供并装备一个人（民兵）。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把自己武装成一名战士，言外之意就是战斗人员的地位提高了。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五海德是一名塞恩最小的地产，盔甲和武器已成为塞恩身份的另一个标志。一名全副武装的撒克逊晚期战士，它所包含的意思不仅仅是将一名底层自由民转变成士兵。

到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修道院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伯顿修道院（Burton Abbey，1004年）和位于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Eynsham Abbey，1005年）是最后建造的大修道院，普遍的政治动荡和资源枯竭很快阻止了大规模的资助和建设。然而，爱德华的虔诚使他实施了一个修道院建筑项目，这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项目。大约在1050年，他开始重建威斯敏斯特的老教堂，其规模与强大的英格兰王国相称。英格兰的建筑业一片萧条，但在诺曼底，在过去的40年里，建筑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与法国贝尔奈（Bernay）和卡昂（Caen）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埃德加时期最气派的建筑也要黯然失色了。因此，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爱德华自然地向诺曼建筑师寻求帮助。最终建造的教堂即使按照诺曼底的标准也称得上极其宏伟、富于创新了，它的精美绝伦可能归功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塞克斯家族最后一座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居然是诺曼文化的产物。

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最后岁月主要是关于戈德温家族和王位继承问题。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但到了11世纪50年代早期，很明显他永远不会生下继承人了。爱德华是刚勇者埃德蒙二世的儿子，他于1057年带着他出生不久的儿子从匈牙利回到英格兰，但这个婴儿很快就夭折了。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没有人看好一个孩子能够登上宝座。挪威国王马格努斯（Magnus）以及他的儿子哈罗德·哈德拉达（Harold Hardrada）将自己视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克努特帝国的继承人。爱德华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太满意，如果说他的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那一定是英吉利海峡对岸。他曾在诺曼底公国——诺曼底迅速崛起，内部组织严密——度过了25年的流亡生活。1035年，罗伯特公爵七岁的私生子威廉继承了他的王位。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爱德华是否许诺过将王位传给威廉，但我们期望他这样做。

爱德华因为兄弟被害而无法原谅戈德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051年达到顶峰。爱德华的一位诺曼朋友卷入了多佛的一场斗争，几名男子被杀。爱德华命令威塞克斯的伯爵戈德温率军攻打多佛，以示报复。戈德温拒绝了，并举兵反对国王。国王召集了麦西亚伯爵和诺森布里亚伯爵的全部军队，战争一触即发。但冲突最终得以避免，其原因正如同时代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参加战斗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几乎所有英格兰地位最高的贵族都加入了两派，并且他们深信，一旦开战，外国敌人将乘虚而入”。戈德温失去了支持，他和家人被迫流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爱德华不断地在宫廷里起用诺曼人，但是在1052年，戈德温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杀了回来，国王不得不妥协。诺曼籍的大主教逃回了诺曼底，他的几个同胞也在戈德温的要求下被驱逐出境。

此时戈德温几乎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1053年，他去世了，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哈罗德注定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一位国王。当诺森布里亚伯爵斯沃德（Siward）两年后去世时，他的爵位由哈罗德的弟弟托斯提戈（Tostig）继承。由于威尔士格温内斯国王格鲁菲兹（Gruffydd）的侵扰，戈德温两个儿子的地位很快上升。格鲁菲斯最近在威尔士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流亡的麦西亚爵位的继承人结盟，向英格兰领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其中赫里福德遭到洗劫并被烧毁。哈罗德和托斯提戈兄弟俩合力把格鲁菲斯赶回威尔士，并在1063年致使他垮台并死去。凭借这一功绩，哈罗德成为英格兰的杰出人物。尽管他缺乏王室血统，但他似乎是公认的王位候选人。

但是在1064年，或者1065年初，哈罗德在诺曼底访问了威廉公爵。根据诺曼人的资料来源，哈罗德作为爱德华的大使，前去向威廉宣誓，提早承诺把英格兰的王位传给威廉。宣誓的故事有可能是诺曼人杜撰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是编造的。但是还有第三个解释，即制作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的英格兰艺术家们可能试图暗中向我们解释——哈罗德不幸落入威廉之手，被迫宣誓，并羞愧地回去禀报愤怒的爱德华国王。无论哪个版本是真实的——总体而言，诺曼人的说法最站得住脚——许多同时代人认为威廉既有合法的权利又有实力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的两年里发生了一连串事件。1065年，诺森布里亚爆发反抗托斯提戈伯爵的叛乱。哈罗德出面调停，但当地提名的伯爵候选人不予妥协，托斯提戈被迫流亡，从此与他哥哥哈罗德反目。1066年1月5日，爱德华国王去世。与紧迫的军事形势相比，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只能让步，贤人会议选举了哈罗德为国王。这等于向他的两个成年竞争对手发出了挑战信号。挪威的哈罗德·哈德拉达第一个采取行动，在流亡的托斯提戈的协助下，他在夏天入侵了诺森布里亚，并占领了约克。正在防范诺曼底入侵的哈罗德被迫向北转移。9月25日，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德桥（Stamford Bridge），哈罗德遭遇并击败了挪威军队。最终，哈德拉达和托斯提戈都被杀，哈罗德国王收复了诺森布里亚。

与此同时，被恶劣天气耽搁的威廉公爵的舰队于9月28日在佩文西（Pevensey）登陆。哈罗德急忙南下，但他两个月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瓦解，军队的核心已经筋疲力尽。1066年10月14日，英军和诺曼军在黑斯廷斯附近相遇。哈罗德的部队聚集在山顶上，形成了一道盾牌墙。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起初英军似乎处于优势。显然，英军最终战败是由于缺乏纪律而不是缺少士兵。哈罗德的部分军队似乎被诱骗下山，去追击敌人或真或假的撤退，结果后路被切断，最终被歼灭。渐渐地，英军出现了溃败，虽然核心部队一直战斗到黄昏，但胜负已成定局。哈罗德战死，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在他倒下的地方修建了战役修道院（Battle Abbey）。

威廉向多佛挺进，然后是坎特伯雷，在那里他收到了温彻斯特的归顺书。但他的主要目标是伦敦，因为那里是埃德加·阿瑟林（Edgar Atheling）领导的英格兰抵抗运动的核心。威廉在伦敦桥遭遇抵抗，他包围了这座城市，一路烧杀抢掠。与此同时，埃德加的党羽正在土崩瓦解，当威廉到达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d）时，埃德加亲自率领英格兰贵族与他见面，并表达了他们的忠诚。阿尔弗雷德的家族在经历了丹麦人、挪威人和又一次丹麦人的侵略后得以幸存，但最后还是被一个外国王朝所取代。 8Ur8I7DCvEuuidEKCnnwUBdx6KlzgIvTlwbckA+xh7tJyRy0lb36pfnN/pZeza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