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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法去世后，麦西亚的霸权并没有维持太久。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继续控制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在威尔士北部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土，但威塞克斯在公元802年脱离了他的掌控。一个新的霸主即将出现，这就是西撒克逊。公元825年，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在斯温顿（Swindon）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肯特的一位次国王驱逐出境，并吞并了肯特、艾塞克、萨里和苏塞克斯。四年后，麦西亚本身也被埃格伯特吞并，甚至诺森布里亚也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这一惊人的逆转表明奥法的王朝没有使英格兰政治变得稳定，而埃格伯特同样没有做到——在他于公元839年去世前，麦西亚再次取得了独立。古老的朝代更替游戏似乎仍在继续。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公元789年发生的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是一场风暴的第一声呼啸，一场将扫除威塞克斯王朝的对手，同时摧毁英格兰英格兰文明的一些最佳成就的风暴：
这一年，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威塞克斯国王）沉迷于妻子伊德布尔（Eadburh，奥法国王的女儿）的生活。在他的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三艘来自霍兰达的挪威人的船。当地的长官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于是骑马上前，试图把他们赶到王室庄园。后来挪威人杀了他。这些是首批前往英格兰的丹麦船只。
这次维京人登陆只是一件小事，尽管此后不久还有其他资料记载“海上异教徒”袭击了南海岸。更严重也更令人不安的是发生在北方的袭击，因为他们相继掠夺了林迪斯法恩岛（公元793年），贾罗（公元794年）和爱奥那岛（公元795年）。两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没有受外国袭击，而此时三个最神圣的地方突然遭到亵渎，可以想见英格兰人对此会做何反应。然而，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在一代人之后，维京人的滋扰才成为主要威胁。公元835年维京人对肯特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战争，在此期间，几乎每年都有袭击发生，直到维京军队全面入侵才结束。
挪威人和丹麦人的急剧扩张是一种欧洲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现象涉及两个种族（维京一词有“海盗”的意思，是由受害者创造的词汇）和若干动机。他们远远不是纯粹的野蛮人，到公元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有数代人从事贸易了。事实上，这种贸易开辟了与西方和南方国家的定期联系。随着人口增长，他们很难在国内找到维持生计的机会了。许多冒险家一定听说过这个传说：海外土地肥沃，修道院里满是唾手可得的财宝。令人惊讶的是，在早期袭击事件之后，并没有紧跟着发生更多的袭击。这是因为在公元854年，丹麦王朝的垮台留下了权力真空，没有强大的国王可以团结战士并阻止他们分散到外国去掠夺财富。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公元9世纪50年代开始维京人对欧洲国家的袭击次数大幅下降，以及为什么随意掠夺被征服和定居政策所取代。征服和移民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围绕苏格兰北部到西部群岛，再向南；另一条路线前往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海岸以及高卢。因此，那些袭击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的人主要是挪威人，而攻击英格兰和法兰克地区并在那里定居的主要是丹麦人。
公元865年，由哈夫丹（Halfdan）和“无骨者”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率领的丹麦“大军”登陆东盎格利亚。停留几个月后，大军向北侵入诺森布里亚（恰好因一场王朝争端而处于分裂状态），并在公元867年占领了约克。两位敌对的国王都死了，丹麦人扶植了自己的候选人来统治诺森布里亚，并将其作为一个附庸国。随后丹麦军队进入了麦西亚，但在遇到抵抗时，他们没有公开战斗就撤回了约克，并于公元869年再次登陆东盎格利亚。当地居民战败，他们的国王埃德蒙（很快就被尊称为烈士圣埃德蒙）在祭祀仪式上被处死。三年之内，曾经伟大的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王国已不复存在。
公元870年，丹麦军队在雷丁扎营并准备入侵威塞克斯。但这里的反抗力量组织得更好。在埃格伯特去世后，西撒克逊由他的儿子埃塞尔沃夫统治，他是一个没有野心但非常能干的人。埃塞尔沃夫的主要成就似乎是避免了摧毁其他王朝的那种家庭争斗：他的四个儿子按年龄顺序和平地继承王位。当维京人来袭时，第三个儿子埃塞尔雷德在位；他的弟弟兼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兄弟在伯克夏当斯（Berkshire Downs）合力抵御丹麦人，并使他们首次遭受了重创。但英格兰人的成功只是短暂的。丹麦人撤退到雷丁，但几乎立即重振旗鼓，并在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附近击败兄弟俩。公元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麦军队登陆。此时守军无处寻求援助，威塞克斯的陷落似乎近在眼前。在这场危机中，埃塞尔雷德去世，他的弟弟成了西撒克逊人的国王。
众所周知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1—公元899年在位）在近乎绝望的危急关头拯救了英格兰。但是跟他同一时代的人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在政治方面，“英格兰”仍然没有多大意义。第一位使用“Angelcynn”（字面意思是“英格兰民众的土地”）的是阿尔弗雷德本人，而“Englaland”这个词要在一个世纪后才出现。其他王国或是接受西撒克逊人的统治，或是更喜欢丹麦人，这并没有定论。他们可能选择了自己的国王，而威胁一直存在——英格兰的对手、流亡者或心怀不满的团体跑去寻求维京人的支持。其他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阿尔弗雷德自动成为所有英格兰人的王者，他和他的继承人是通过军事占领、机智的外交和好运气才实现了这一目标。
阿尔弗雷德统治初期，情况很糟糕。在吃了一年的小败仗后，他不得不花钱与丹麦人求和。此后五年，丹麦人没有侵扰威塞克斯，在此期间他们入侵了麦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并扶持了他们自己的傀儡——第三个古老的王国永久灭亡。此时，丹麦大军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由哈夫丹率领，转向北方，瓜分了约克郡，在那里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另一半由古斯鲁姆（Guthrum），奥西泰尔（Oscytel）和阿南德（Anund）领导，转向南方，并于公元875至公元876年发动了对威塞克斯的又一轮攻击。起初他们的战果有限，公元877年，他们再次撤回，转而去瓜分麦西亚，其中一支部队前往殖民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
因此，公元878年第三轮攻击威塞克斯的是一支人数大大减少了的军队。然而，对奇彭纳姆（Chippenham）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大部分地区都屈服了，阿尔弗雷德被赶回萨默塞特沼泽地的阿瑟尔尼（Athelney）庇护所。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但阿尔弗雷德在他的堡垒中等待时机，并开始招兵募马。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写道：5月初，他骑马前往埃格伯特之石（Ecgbrihtesstan）……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所有人以及汉普郡的一部分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很高兴见到他。一天后，他从那些营地前往艾利·奥克（Iley Oak），一天后去了爱丁顿（Edington）；在那里，他奋击敌军，并将他们赶跑。”
胜利来得出人意料，但具有决定性意义。丹麦领导人古斯鲁姆和他的几位将领接受了洗礼，两位国王签署了和平条款。这些条款承认丹麦人占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的既成事实。边境大致从伦敦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切斯特，古斯鲁姆将他的部队退到这条界线以外，在那里他被拥戴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公元880年秋天，丹麦人已经离开了威塞克斯，并开始有条不紊地定居于东盎格利亚。
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886年，阿尔弗雷德击败丹麦驻军后占领了伦敦。公元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袭击了英格兰，但这次袭击对威塞克斯的影响不大。阿尔弗雷德一直很忙，无论是为了确保自己王国的安全，还是为了巩固他在丹麦人边境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区的统治。对于首要任务，他似乎已经提高了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力。以往的国王们一直按照土地的税赋来征兵。阿尔弗雷德对军队进行了重组，使得在任何时候只有一半的军队在服役，这预示着后来的“精选民兵”或民兵制：它必定会产生一个规模更小但战斗力更强的军队。打击海上袭击者的一个明显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船只，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船只比维京人的大得多，能携带60支或更多的桨。
阿尔弗雷德的计划中最重要的元素（肯定是使威塞克斯免遭进一步内陆袭击的部分）使他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城镇规划师。到了公元9世纪80年代末，威塞克斯全国上下建立了许多百姓生活的据点，其中一些有着规则的街道网格，这些据点可以被称为有规划的设防城镇。一份名为市镇税收表（Burgh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其中30个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山丘堡垒，其中三个可能是后来添加的。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温彻斯特，它在罗马城墙内规划了一个无视罗马街道的新街道网格。在牛津、奇切斯特（Chichester）、韦勒姆（Wareham）及其他城镇，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线性布局。这些城镇的规划非常系统化，测量员似乎使用了标准的66英尺长度来规划街道。较大的山丘堡垒不仅仅是堡垒，它们很快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防御所需的人员是邻近土地所有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能够耕种受保护区域内的土地。他们经常在山丘堡垒内建造“城镇住宅”来储存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了城市住宅和农村庄园之间的几种联系。商人和工匠随之出现，于是公元9世纪后期的据点在10世纪成为了繁荣的城镇。防御恰好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吻合，因此阿尔弗雷德并未料到，这几个现代城镇的道路系统，成了他永恒的纪念碑。
阿尔弗雷德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待邻国时的策略。特别是在麦西亚，伤害当地人的自豪感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将麦西亚的事务交给原来的王室议会来处理，该议会由一位名叫埃塞尔雷德的麦西亚贵族来领导，这名贵族后来成了他的女婿。当阿尔弗雷德于公元886年占领伦敦时，他立即将其移交给麦西亚人来控制。因为受到如此厚待，埃塞尔雷德坚定地忠于王室，在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和他的妻子埃塞尔弗莱德（Æthelflaed）领导着麦西亚人抗击丹麦人。如果说阿尔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加符合“英格兰之王”的称号，那么这不仅仅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的，也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戴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和他的家族都是公正且体恤百姓的统治者。
丹麦人的问题和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是无法弥补的——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比德和奥法的世界都永远消失了。关于丹麦大军的规模可能存在争议，但以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三个王国被摧毁，教区遭到破坏，无数修道院被掠夺，英格兰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契约和其他文件几乎完全丢失。对修道院的破坏也许是最严重的，因为大教堂是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储藏室，而小教堂仍然主要负责农村的教会事务。
在丹麦区（Danelaw，古斯鲁姆之后丹麦人统治的区域），丹麦士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以及较小程度上的东盎格利亚都充满了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结尾的地名。这种影响令人吃惊，它表明丹麦军队非常庞大，而且在乡村地区分布广泛。即使丹麦区被基督教化并受到英格兰统治，它也保留了惊人的特点——具有自己的庄园组织、土地测量、法律和社会分化的系统。10世纪的国王们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调和联合王国的种种要求，因为它们的要求与英格兰人的的习俗截然不同。
英格兰亟须复兴文教事业，而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10年一直致力于此。像查理曼一样，他通过一群宫廷知识分子实施了他的教育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他所有成就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他是亨利八世之前唯一能够著书的英格兰国王。他对手稿遭到毁坏和学术堕落感到惋惜，于是他开始学习拉丁文，并将作品翻译成英语，以使其臣民受益。在他的学者圈子所完成的许多翻译作品中[其中包括具有深远意义的比德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有三本可能是阿尔弗雷德亲自翻译的。人们还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能最初是在阿尔弗雷德的宫廷里编写的。对于牧师而言，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再次成为担任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很难知道阿尔弗雷德的文化复兴有多么成功，但它一定培养了更有文化的牧师和更有学识的平信徒，这为两代以后的修道院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阿尔弗雷德很幸运，未来的事态使得他的大部分计划都结出了硕果。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他仍然是英格兰早期历史的杰出人物。
长者爱德华（公元899—公元924年在位）、埃塞尔斯坦（Athelstan，公元924—公元939年在位）和埃德蒙（公元939—公元946年在位）的统治期间，主要任务是重新征服丹麦区。这半个世纪是国家王权的形成时期。王朝内的纷争被避免，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弗雷德谨慎的王位继承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幸运的机会。公元902年，爱德华的堂弟寻求丹麦人的帮助来篡夺王位，结果被杀，避免了王国分裂的危险。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年顺利即位，因为他既是威塞克斯的合法继承人，也曾在他的麦西亚阿姨的家中受过教育。到10世纪中叶，麦西亚已不太可能恢复旧王朝。至此，威塞克斯的王室就成了英格兰的王室。
爱德华统治时期的战役主要由国王亲自指挥，同时与他的姐姐埃塞尔弗莱德（“麦西亚人的女领主”）联手。公元910年，当丹麦人的袭击被挫败时，英格兰人开始了反攻。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爱德华率军推进到丹麦区腹地，同时他的姐姐让丹麦人在麦西亚的边境上疲于奔命。由于来自爱尔兰的挪威维京人已经开始攻击西海岸，此时埃塞尔弗莱德受到了两个方向的威胁。她的主要成就是建造了一系列新的麦西亚堡垒：在东部边境对抗丹麦人，在西部边境对抗威尔士，在西北部阻挡挪威人从迪河（the Dee）和默西河（the Mersey）袭击塔姆沃思。公元917年，埃塞尔弗莱德占领了德比（Derby），趁敌人无法分身之际，爱德华入侵了东盎格利亚。到了公元918年，尽管孤立的丹麦军队仍占据着斯坦福德（Stamford）、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但丹麦区南部的所有地区都已落入了爱德华之手。埃塞尔弗莱德降伏了莱斯特，但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迫使爱德华在接手麦西亚的时候停止了征战。随后他迅速返回攻打斯坦福德、诺丁汉和林肯，到公元920年底，亨伯河被确定为英格兰边境。
与此同时，爱德华正与其他非英格兰人的邻居建立了联系。公元918年，他收到了威尔士格温内斯王国和达费德王国的“归顺书”。《编年史》（Chronicle）称，公元923年，“苏格兰国王和整个苏格兰国家奉他为族长和领主；雷格纳尔德（Raegnald）和埃德伍尔夫（Eadwulf）的儿子们以及诺森布里亚的所有居民，包括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其他人都奉他为主；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威尔士（Welsh）和他所有的臣民也是如此”。这是一系列此类“归顺书”中的第一批，这股“归顺潮”最终在公元973年达到顶峰，当时出现了一场奇观：八位“不列颠国王”宣誓效忠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Edgar），并在迪河上列队觐见。
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他们个人对国王的臣服——接受国王的领主地位及庇护，而不是永久地放弃独立。事实上，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在争取自己的内部统一。在约公元850年，苏格兰国王肯尼思·麦克·阿尔平（Kenneth Mac Alpin）吞并了皮克特王国，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苏格兰在苏格兰人（而不是皮克特人）的统治下发展起来。在威尔士，格温内斯王国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突然扩张，政治局势发生转变，较小的王国中只剩下达费德没有被吞并。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征服过威尔士或苏格兰，1066年之前，这两个地方都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本土力量。尽管如此，威尔士还是受到了英格兰和维京人的巨大影响。
在10世纪的争夺不列颠土地的众多群体中，有一个是新来的——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对丹麦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丹麦区的北部。公元918年，雷格纳尔德领导的一支部队袭击了苏格兰，并在诺森布里亚驻扎。次年，雷格纳尔德占领了约克，并在此称王。这个挪威王国维持了35年，中间曾出现过中断。在此期间，贸易增长，约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挪威人的城市迅速扩张。约克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由丹麦人规划的木屋和商店组成的街道，这些街道后来由雷格纳尔德的追随者重新建设。在埃塞尔斯坦和埃德蒙统治时期，英格兰人的敌人中挪威人比丹麦人更多。
公元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纳尔德的效忠，继而承认了他的地位。但是当一个新的挪威国王试图在公元926年继承王位时，埃塞尔斯坦袭击并占领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并最终使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臣服。六年后，埃塞尔斯坦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由于担心入侵，英格兰的不同对手都递交了归顺书。但是在公元937年，埃塞尔斯坦仍率领英格兰军队击败了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合部队。此时埃塞尔斯坦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是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列颠的霸主。埃塞尔斯坦受到外国的尊重，并与法国和德国王室联姻。他的契约显示威尔士王子经常出席他的宫廷活动；在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达费德国王海威儿·达（Hywel Dda）仿制了英格兰银币，并颁布了以英格兰法典为蓝本的法律。
但是，这一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王个人。在公元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后不久，一支挪威军队在奥拉夫·古斯弗里特生（Olaf Guthfrithson）的领导下卷土重来。新国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是约克及其附属领土的国王。奥拉夫于公元941年去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埃德蒙回收了丹麦区北部，并掠夺了斯特拉斯克莱德。有趣的是，当时流传一首诗歌，该诗将埃德蒙塑造成一位把丹麦人从挪威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竟然认同英格兰王室，而不认同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但是在埃德蒙去世后的第一年里，约克再次沦落到一位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手里。接下来的六年里，埃里克、新英格兰国王埃德雷德和一位名叫奥拉夫·西里克森（Olaf Sihtricson）的挪威对手陷入了混战的局面。公元954年，埃德雷德入侵诺森布里亚，约克的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出境并被杀，从而彻底消除了来自约克的威胁。
威塞克斯的王室从近五十年的复杂战争中脱颖而出。埃德加（959—975年在位）的太平统治证明，与纯粹的军事力量相比，和平创造了更多的东西。埃德加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在历史上的角色是维持早期国王在英格兰建立的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就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个王国还很年轻，正因为有埃德加的努力，撒克逊晚期王权的发展才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埃塞尔斯坦开始，国王们更频繁地制定法律并且条文也更加详细。法律涉及广泛的主题，例如维持和平、打击小偷、教堂的等级、商人和市场的行为等等。重点在于团结——埃德加的法典给当地习俗留有余地，特别是在丹麦区，但他坚持认为“在每个民族里，世俗法律都应该确立”。到11世纪初，最严重的罪行的审判要交给王室，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维护国家和平是国王的职责和权利。与其他规模相当的欧洲国家相比，英格兰王室权威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入。
法律和契约是在贤人会议或王室委员会上发布的。通过附在契约后面的见证者名单，可以追溯贤人会议的发展历程。在10世纪，它比早期国王的委员会规模更大，可能也更正式，并且参会者包括许多被称为“大臣”或者塞恩的人。一些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过于努力地将贤人会议视为“原始议会”，但事实上，它绝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没有对国王施加“立宪”限制。但它依然很重要。贤人会议会选出新的国王，批准庄严的公共法案，以及讨论若干事务。会议的成员包括贵族、主教和许多在自己的地盘有影响力的人。从埃塞尔斯坦的统治起，扩大的贤人会议成为一个固定的机构，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王的意志将通过一个大幅改善的地方政府体系来运作。10世纪，英格兰的区域划分逐渐从杂乱无章发展到单一的“郡”框架。在此之前，有些郡已存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而且许多郡是以更古老的边界来划分的。但在埃德加统治时期，英格兰各郡的形式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了整整一千年，直到1974年。这些郡被委托给一群知名的权贵来治理，他们也被称为高级市政官（aldermen）。在公元9世纪的威塞克斯，每个郡都有一个高级市政官，但似乎从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开始，高级市政官的人数逐渐减少，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在埃德加的统治下，高级市政官变得不像当地官员，而更像是他的继承者，也就是11世纪的伯爵。但高级市政官仍然经常与他所管辖的郡的政府保持联系。
出于法律和行政目的，这些郡被分解为更小的单位，这种细分单位在大多数郡被称作“百户村”（hundred），而在丹麦区的北部被称作“小邑”（wapentakes）。每个百户村都有自己的法院来解决当地的纠纷，百户村还负责评估提供部队和划桨手的集体义务。不过百户村不是行政阶梯的最底层，为了加强法治，人口被组织成由十个相互负责的家庭组成的小组或“联保十户”。当时还存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机构，这一机构将王室政府的重担转嫁到每个农民身上。以上这些很难说有多少是10世纪出现的新事物。百户村的概念在更早的法典中已经出现了——在撒克逊晚期，百户村很可能是基于旧有的领地——但这个系统经过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的改进，而在埃德加时期发展成形。
王室力量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之前，三个货币发行权威（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就标准的银币达成了一致。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至公元939年之间发布法令：“整个大地应该使用一种货币。”他和他的继承人成功地保持了货币的一致性，并且所有的硬币都由受严格控制的铸币者在山丘堡垒中铸造。在约公元973年，埃德加设计了一套新的硬币，这套硬币一直是英格兰货币的基础，即使在诺曼征服后很久，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硬币的精致体现一个国家的控制程度，这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埃德加的主要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似乎在10世纪初的英格兰已经消亡。丹麦人摧毁了几座大教堂和无数小教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教堂则越来越倾向于放任、世俗的生活方式，对此比德早已公开谴责过。大教堂的牧师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更接近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而不像修士。英格兰教会的成功重建需要树立新的修道院生活的榜样，以及建造新修道院的资金。伟大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榜样，英格兰宗教改革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埃德加和他的贵族则提供了资金。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是三位伟大的主教：圣邓斯坦（St. Dunstan）、圣埃塞尔沃尔德（St. AEthelwold）和圣奥斯沃尔德（St. Oswold）。
英格兰的修道院改革开始于公元940年初，是在王室的赞助下进行的。埃德蒙国王把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交给邓斯坦，埃德雷德国王把阿宾顿（Abingdon）修道院交给埃塞尔沃尔德，这两座修道院都是第一批“新式”修道院。但是埃德蒙和埃德雷德对此都不太热衷，而下一任国王埃德威格（Eadwig）则对邓斯坦抱有个人怨恨。这种怨恨无意中产生了积极后果，因为邓斯坦被流放到国外时，广泛了解了欧洲大陆的修道院生活。随着埃德加于公元959年即位，时代发生了变化：邓斯坦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而埃塞尔沃尔德被任命为温彻斯特的主教。奥斯沃尔德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他曾在法国的弗勒里（Fleury）修道院度过了一段时光。邓斯坦说服埃德加授予奥斯沃尔德伍斯特（Worcester）主教的职位，不久之后，奥斯沃尔德在韦斯特伯里（Westbury-onTrym）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和韦斯特伯里修道院的影响下，英格兰建造或重建了大约五十所修道院。
新修道院的修士遵循基于圣本笃准则的生活方式，仪式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效仿欧洲大陆的做法。在约公元970年，各种传统被汇编成《修道院规章》（Regularis Concordia），这是所有英格兰修道院必须遵循的规则之一。埃德加的角色至关重要，他利用自己的权威推动这项运动，而且所有新修道院都由他直接赞助。旧教堂里的世俗牧师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修士，这一运动首次发生在公元964年的温彻斯特，如果没有王室做后盾，取代工作将会很困难。埃德加慷慨地捐赠，并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但到了10世纪70年代，有证据表明强制贵族捐赠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尽管如此，建立修道院再次成为一项具有社会声望的行为。
新修道院富裕、受人尊敬，并拥有珍宝和精美的建筑。文学作品曾提到埃德加时代英格兰艺术之丰富。许多装订精美的插图书籍保留了下来，但只有黄金、珐琅和象牙饰品的碎片留存下来，且几乎没有一栋主要建筑物幸存下来。命运对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建筑极其不利，因为所有最伟大的教堂都是在诺曼征服之后重新建造的。例如，温彻斯特的旧大教堂在10世纪被扩建，教堂长250英尺，有小礼拜堂、精致的西方塔楼，以及带雕刻和彩绘的中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革新只能触及旧社会的一小部分（可能不到10％的人口），其他人继续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因此，在诺曼征服时期，本笃会的修道院与未知数量的小世俗教堂（维京人到来以前英格兰教会的遗物）共同存在。
虽然新的修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它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英格兰性。到1000年为止，大多数英格兰主教都是修士，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在贤人会议中与世俗权贵共同议事。重要的教会人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几位国王身边最有价值的顾问。同样，教会的改革能够为国王增光添彩，这位国王可能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看重王位的神圣性。埃德加的加冕礼被推迟到他30岁，也就是公元973年才举行，因为30岁是圣职授任所要求的最低年龄。仪式的高潮不是加冕仪式，而是使用圣油的受膏仪式，它赋予国王近乎牧师般的地位，并使国王凌驾于人类的判决之上。正如布道者恩舍姆（Eynsham）的埃尔弗里克（Ælfric）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自封为王，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最令他们满意的国王。但是，一旦他被加冕为国王，他就拥有了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可能无法摆脱脖子上的枷锁”。温彻斯特新大教堂奠基章程的卷首插图是埃德加的画像，这是他希望展示给人们的形象——头戴王冠，站在两个圣徒之间，并将他的礼物送给天国的君王（人间君王依靠天国的君王进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