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

公元8世纪初的英格兰比公元7世纪早期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一个统一的英格兰英格兰王国远远没有形成，但英格兰英格兰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统一体。比德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最伟大的作品《英吉利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的书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忽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同胞在统一的英格兰英格兰教会中分担的共同命运，他才能设想“英吉利民族英格兰”的存在。但有没有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变得更加健全？虽然有很多资料可查，但这个问题仍很难回答。一方面，显示公元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制度和概念可能并不新鲜，它们仅仅是首次被记录下来而已；另一方面，显示其脆弱一面的王朝动荡也并不新鲜——比德和他的同时代人有可能掩盖了这些事情。但至少可以说，作为旧模式的超级国王，公元8世纪的麦西亚国王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强大；在他们的国度里，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法治意识更高，人民的权利也得到更好的保障，这使得这些国王的权力更加稳定，更有发展潜力。

麦西亚的埃塞尔巴德国王（公元716—公元757）继承了伍尔夫希尔赢得的许多影响力。从现在发现的一些记录国王敕封的成文契约，我们知道了国王们如何称呼自己。埃塞尔巴德的头衔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许并非全新。其中一个契约这样称呼他：“不仅是麦西亚人的国王，也是所有被称为南英格兰英格兰的省份的国王。”这与比德的记载相一致，即早期的超级国王“占据了亨伯河以南的所有省份”。许多契约都表明超级国王影响着肯特郡的事务并控制着伦敦，这些契约证实了比德的记载。但是威塞克斯仍然是独立的，诺森布里亚也是独立的，它的国王是比德的庇护人西奥伍尔夫（Ceolwulf）。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从来没有越过亨伯河以北。

埃塞尔巴德的继任者奥法（Offa，公元757—公元796）是阿尔弗雷德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他的地位得到巩固（这需要几年时间）之后，他在除诺森布里亚和威塞克斯以外的所有王国的行为似乎更像是一个直接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霸主。早些时候的国王曾压制过小王朝，但奥法镇压了较大的王朝。他完全控制了肯特（只有公元8世纪70年代末的短暂时期例外），并将肯特国王视为他的仆人。有一次他取消了肯特国王埃格伯特（Egbert）的敕封，他说道“（埃格伯特）的大臣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把土地给了别人，这么做是不对的”。公元798年，在肯特对奥法的继任者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之后，这个古老的肯特王朝永远灭亡了。苏塞克斯的最后一位国王似乎成了奥法的一个部落首领；在曾经是西撒克逊人的领地萨里（Surrey），我们发现奥法接受了一位麦西亚贵族的进贡。在东盎格利亚（虽然此后这个王朝再次出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简洁地记录了公元794年发生的事件：“今年，麦西亚国王奥法命令砸掉埃塞尔巴德国王雕像的头。”在威塞克斯，王室权力和传统更加强大：该王国只在公元786到公元802年这一时期承认了麦西亚的庇护，但即使在这段时间，麦西亚在威塞克斯的统治也不像在肯特那样明确。

奥法是第一位在其契约中使用简单、绝对称号“英格兰英格兰之王”的统治者。伟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强化了他的地位。查理曼以平等的身份称呼他为“他最亲爱的兄弟”，并谈到“你的王国和埃塞尔雷德（Æthelred）的王国的各种主教教区”，好像麦西亚的奥法和诺森布里亚的埃塞尔雷德是英格兰仅有的两个国王。跟法兰克人的联系非常重要（虽然这一篇记录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高卢和英格兰南部之间一直有很多联系）。奥法当然希望被认为是另一个查理曼大帝。无论他的王权的现状如何，英格兰因紧跟国外发展的大潮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公元787年，奥法举办了一个庄严的祝圣仪式使其子艾格弗里斯（Egfrith）登基，诺森布里亚九年后效仿了这一仪式。王权的半神圣化的特征正变得更加明显。

但这并没有使王朝更加稳定。王位继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奥法之后很久，国王仍然会从王室成员中“挑选”。任何背后有人撑腰的合格候选人都会觊觎国王宝座。公元8世纪，麦西亚、威塞克斯和诺森布里亚都被权力倾轧搞得一片混乱。为了确保儿子能继位，奥法对待亲属跟对待邻国一样残酷无情。奥法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艾格弗里斯也去世了，诺森布里亚学者阿尔昆（Alcuin）认为这是天谴——父亲杀人如麻的报应现在落到儿子身上了，你们非常清楚父亲为了保证儿子的继位杀了多少人。

像这样讽刺奥法残暴的记载有很多，但也必须承认，在麦西亚历届国王的统治下，一些重要的机构确实开始形成。此时教会已经建立，均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权。教会的集会是庄严的事，均以书面形式记录。埃塞尔巴德和奥法经常参与教会会议，有时还主持会议；他们的塞恩和大臣们见证了他们的决策。教会开展事业的方式有助于树立先例、提高合法性。尽管会议是宗教性质的，但这样的集会必然有助于将围绕着一个七世纪国王的临时战士转变为我们在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发现的正式的“贤人会议”（Witan）或大议会。

“册地”（由书面契约赋予合法所有权的土地）的概念现已确立。大多数公元8世纪的契约（至少是幸存下来的契约），都是教会的土地赠予契约，它们反映了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权利和地方利益正在取代传统价值观。公元8世纪的贵族开始显得不像战士，而更像是乡村绅士，有关家族住宅和家族教堂的考古证据开始出现。虽然其中一处住宅遗迹已在林肯郡的戈尔索（Goltho）被发掘出来，但人们对这些住宅仍知之甚少。戈尔索的这处住宅是公元9世纪中期建造的，由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大厅、厨房、卧室和附属建筑。相比之下，关于教堂的证据要多得多——由贵族家庭控制的世袭“私人”大教堂经常出现在公元8世纪的考古资料中。所有这些教堂对万能的上帝都一样虔诚。早期的国王曾经有过自己的王室庄园，但奥法似乎试图让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住所成为一个国家总部或“首都”。塔姆沃思附近是利希菲尔德（Lichfield）的麦西亚大教堂，奥法花了几年时间成功地将其提升为了大主教教堂（archbishopric）。虽然这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位于奥法王国的“大都市”附近——也是重要原因。

土地所有者在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时所应承担的责任，首次出现于公元749年的记载中，并且这一责任通常在后来的土地授予书中有明确规定。在一个产生至少两个大规模公共工程——一个久负盛名，另一个最近才被人了解——的时代，这一规定非常重要。第一个当然是奥法堤（Offa’s Dyke），这是一个古老的、可能正确的传统称谓。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个巨大的土木工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连续屏障，从一侧海洋到另一侧海洋。众所周知，奥法入侵了威尔士，但奥法堤一定是一个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工程：当征服计划停止之后，该工程旨在阻止威尔士人的反击。它的存在证明了奥法掌控着巨大资源。

契约中提到的“堡垒工事”指的是坚固的要塞，而不是堤坝。众所周知，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承人们建立了一个大型公共堡垒或城堡（burhs）网络，以保护威塞克斯免遭维京人入侵。考古学最近开始证明一些城堡的建设比之前的认知要早一个世纪或更久，并且它们可能是用来保卫鼎盛时期的麦西亚。在大多数情况下——例如在贝德福德（Bedford），据说奥法埋葬于此——证据仍然只是根据地形测量而得出的结果，因此没有定论。但是在赫里福德（Hereford），发掘出了一个早于撒克逊扩张时期的公元8世纪的防御圈，并且在塔姆沃思也发现了关于奥法时期防御工程的不太确凿的证据。公元9世纪晚期的几个威塞克斯城堡同样可以追溯到更早；有些要塞，比如韦勒姆（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牛津，其所处的位置早在公元8世纪或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影响城镇出现的两个因素：教堂和要塞。第三个因素，从长远来看也是最大的因素，是贸易。奥法生活在国外和国内贸易都在扩张的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货币制度的出现。在约六百年之前，只有外国金币在英格兰流通。由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的国王们铸造的粗银币得不到信赖，通常只在局部地区循环。一种新的法兰克银币是更好的货币典范，一位东盎格利亚国王似乎在奥法之前使用过它。但是当奥法精巧的硬币出现时，他们很快就替代了以前发行的货币，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流通量最大的货币。也许最有趣的一点是，考古发掘发现，奥法硬币不仅以大批量的形式出现，它们还存在于小而分散的群体中。显然，它们被用于地方一级的小规模交易——货币在英格兰经济中具有了普遍意义。

公元789年，查理曼与奥法发生争执，后果是查理曼禁止法兰克港口向英格兰商人开放。因此，可以推断英格兰人似乎经常使用这些港口——查理曼的王国和奥法的王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商业世界的一部分。整个欧洲北部都出现了贸易中心。对丹麦赫德比（Hedeby）和瑞典比尔卡（Birke）巨大定居点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公元8世纪，英格兰和维京人的领地属于同一个国际贸易圈。在英格兰，诸如此类的商业定居点通常与现有的王室和教会中心相关联，其名称通常包含-wic[来自拉丁语vicus（牧场）]。哈姆威（Hamwic）就是现在南安普敦的前身，位于特斯特（Test）和伊钦河（Itchen）的交界处，靠近一个名为汉普顿（Hampton）的王室庄园，它的名称“Ham-wic”与“Ham-tun”相关。在这里，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至少三十公顷的定居点，在大约公元8世纪20年代首次有人在此定居，此处出土的人工制品显示这个地方与欧洲大陆曾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他人工制品可能来自伊普斯维奇（Gipswic，一个主要的陶器生产中心）、桑德维奇（Sandwich）和福特维奇（Fordwich）。罗马时期的城镇开始在经济上和等级上重新变得重要。在约克（Eofor-wic）发现了一个郊区商业场所，有记录表明弗里斯兰商人曾在这里活动；在坎特伯雷，发掘出了公元8世纪的房屋，以及一个在公元786年的记载中提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伦敦，比德在约公元730年把伦敦描述为“来自陆地和海上的许多民族的商业中心”。虽然现在看来，在比林斯盖特（Billingsgate）的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港口之间发现了一个撒克逊中期的黏土堤，但这个商业区仍很难找到。无论这个市场在哪里，它曾经一定规模宏大而且非常重要：公元7世纪后期的文献提到了伦登维克（Lunden-wic），而公元8世纪的资料则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港口的通行税和收税人。

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公元8世纪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时期。教堂的世俗基础和赞助来源本身就存在问题。世袭利益并不一定是坏事：在一个负责任的家族手中，修道院可以保持安全和繁荣。但并非所有业主都有责任心，如果我们能相信比德的记载，有些教堂就只是逃税的“掩护”。比德并不是唯一担心宽松标准的人。埃塞尔巴德、奥法和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参加了一系列急需的改革性教会会议。僧侣被禁止像贵族一样生活，修道院里的酗酒和世俗歌曲受到了谴责。公元786年，奥法举行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唯一一个由教皇使节参加的理事会。但如果说教会的发展增强了王室的尊严，那么它同时也助长了主教们的自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尤其是像埃塞尔巴德这样的国王，他在改革修道院的过程中，剥夺了教堂的财产并诱奸了修女。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交易，往往因肯特郡强烈的反麦西亚情绪而变得复杂。当奥法把利奇菲尔德提升到大主教教区时，大主教詹伯特（Jaenbert）感到愤怒，奥法死后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因为该计划是出于对肯特人民的敌意。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英格兰英格兰教会确实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他在约克大教堂的学校受过教育，是查理曼大宫廷里的知名人物，并在查理曼复兴古典学问和教育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查理曼写给奥法的信中，他提到，公元8世纪晚期欧洲最卓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格兰人。但必须记住的是，像他之前的比德一样，阿尔昆也是诺森布里亚人。我们对麦西亚文化知之甚少，可能只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亡佚了。遗憾的是，没有像比德这样的人来记录麦西亚的成就，而且它最伟大的修道院也被维京人破坏了。一些装饰艺术的残迹，如丘上布利登（Breedonon-the-Hill）大教堂的雕塑，暗示着周围的建筑曾无比恢宏气派。埃塞尔巴德和奥法时期的著名遗迹是北安普敦郡布里克斯沃思（Brixworth）的大教堂。关于这所教堂，我们只知道这里曾举行过麦西亚宗教会议，除此之外，这所教堂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早期文字记载中，这暴露出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匮乏。

关于公元8世纪教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此时英格兰英格兰人将基督教带到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发源地。奇怪的是，这项传教开始于圣威尔弗里德（St. Wilfrid）与大主教西奥多的争吵。公元678年，圣威尔弗里德开始在罗马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走过了信奉异教的弗里西亚（Frisia），并花了一年的时间讲道。英格兰人熟悉弗里西亚人，因为他们接触过许多弗里西亚商人，圣威尔弗里德为更加雄心勃勃的传教工作开辟了道路。公元690年，一群诺森布里亚人在弗里西亚登陆。其中包括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公元695年被任命为弗里西亚大主教，他在乌得勒支（Utrecht）建立了自己的大教堂，随后组织化的法兰克人的弗里西亚教会迅速发展起来。由圣波尼菲斯（St. Boniface）领导的西撒克逊传教团完善了威利布罗德的工作。从公元718年抵达欧洲大陆开始，直到公元754年被异教徒谋杀，波尼菲斯一直在向弗里西亚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传教，并在法国曼恩（Maine）建立了一个教区。除了转变异教徒的信仰外，波尼菲斯还对整个法兰克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规范并将其置于教皇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依靠来自英格兰的书籍、随从和建议，他跟家乡友人来往的大量书信被保留了下来。将萧条的法兰克教会改造成加洛林复兴（Carolingian revival）时期不断扩大的教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英格兰男女完成的。 knl+L0NuybfiDuYDiiUX4jEjNi0s5TvmD8+1JtbDWKlB0ewp2yI0CAL6Unh85f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