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

公元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分为若干大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威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包括伯尼西亚、德伊勒及稍后的林赛（Lindsey）]。但实际上，王国的划分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王国只是从混战中逐渐涌现出来的：例如，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可能是一个未被记载的更大的中撒克逊王国领地瓦解之后的残余。还有数目不详的较小民族，夹在大王国之间或被它们吞并。有些人，比如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赫威赛人（Hwicce）和威尔士边境的麦肯赛特人（Magonsaete），有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从属于更大的统治者，成了“次王”（sub-kings）或“高级市政官”。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民族：萨里在公元7世纪70年代有一个名为弗里斯沃尔德（Frithuwold）的“次王”，而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分裂主义的迹象，以及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在公元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收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尸体，因为虽然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来自另一个省，并对他们动用过权柄”。公元600年时英格兰的国王可能有数十个。

大国也同样经历了权力消长和更迭的过程。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提到了一系列从王国争霸中脱颖而出的超级国王[over-kings（Bretwaldas 或Brytenwaldas）]，他们先后统治过所有或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无论超级国王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头衔（这似乎令人怀疑），但个别国王完全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短期的政治大一统。比德列出的清单中前四位超级国王是：苏塞克斯的艾尔、威塞克斯的查乌林（Ceawlin）、肯特的埃塞尔巴德（Æthelbald）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他们的统治延续到公元7世纪20年代。虽然我们知道雷德沃尔德于公元616年率领军队穿过麦西亚，并在自己的边疆击败了诺森布里亚人，但我们仍不能判断他们的权威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之外有什么意义。第五和第六位超级国王都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德温（Edwin，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这些国王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战无不胜的基督徒国王的楷模。通过他们，我们首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各王国之间的关系。

诺森布里亚向西扩张导致麦西亚与威尔士人联合起来。公元632年，卡德瓦龙（Cadwallon，格温内斯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颠国王）和彭达（Penda，麦西亚信奉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对抗诺森布里亚的战斗中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次年奥斯瓦尔德卷土重来，卡德瓦龙被杀。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公元642年奥斯瓦尔德远离故土作战，在奥斯沃斯特里（Oswestry）被杀。这一事实，以及史料中偶尔提及的他与威塞克斯国王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领主地位和军事活动远远超出了诺森布里亚。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描述了比德记录的故事的另一面：比德的英雄对威尔士人来说是侵略者。在为辛迪兰[Cynddylan，来自波伊斯（Powys）的贵族，曾在彭达军中服役，在抵御奥斯瓦尔德入侵的保卫战中牺牲]写的挽歌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一窥诺森布里亚人：

我的兄弟们在一次战斗中被杀，

辛南（Cynan）、辛迪兰、辛雷斯（Cynwraith），

他们在捍卫特伦，一个被蹂躏的小镇

……

田野上布满鲜血

而不是条条犁沟

……

自从撒克逊人砍倒了

波伊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Elfan）

辛迪兰的府邸，屋顶黑暗……

公元655年，比德笔下的第七位超级国王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Oswy）击败并杀死了彭达，此后奥斯维在其他王国中拥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后起之秀还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很快就赶走了奥斯维，并选择了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作为他们的国王。到公元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统治了英格兰南部的各王国，并且在公元679年，他的继任者在特伦特（Trent）打了一场胜仗，最终结束了诺森布里亚人的扩张。然而，在南部，麦西亚的权力突然受到了威塞克斯的凯德瓦拉（Caedwalla）的制约，凯德瓦拉在公元685至公元688年的短暂统治期间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凯德瓦拉及其继任者伊恩（Ine）在威塞克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权，这将决定两个世纪后英格兰的命运。

在公元7世纪的政治世界中，虽然国王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他的统治很难长期保持下去。为什么国王的更替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权力和征服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取决于酬礼的多寡，酬礼又以财富为基础，而财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权力和征服获得。社会充满了不和，王国的继承是流动和不确定的；因此，有许多王室和贵族成员逃离了他们自己的亲属，去寻找慷慨仁慈的领主。比德说，德伊勒的奥斯温（Oswin）国王“高大英俊，谈吐和蔼可亲，举止温文尔雅，待人慷慨大方，不分贵贱，于是几乎所有王国的贵族都竞相投奔他，为其效力”。这样的制度几乎不可能稳定：一旦国王贫病交加，他的扈从会四处分散，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下来）将成为新领主的次王或追随者。

1939年，在东盎格利亚海岸的萨顿胡（Sutton Hoo）发现了一个大型皇家墓葬，让世人见识了什么是国王的富丽堂皇。由于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20年代，所以它有可能是国王雷德沃尔德的坟墓，他在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中排名第四。他被埋在一个巨大的土堆下的船棺里，随葬品有他的盔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黄金和镶有宝石的装饰品可能是北欧地区发现的最华美的一种，同样令人惊叹的是随葬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一块不同寻常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磨刀石可能是一根权杖。从萨顿胡王陵来判断，诗歌里对皇家财富的描述毫不夸张：王国兴亡，皆因财宝。

从一开始，英格兰社会就存在军事贵族，他们可能拥有某种领地。但是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或塞恩（thegns）与他们的庄园的联系要少于与国王本人的联系。他们要陪伴国王，见证他的公开行动，住在他的大殿里，如有必要，为他而战，为他献身。贵族生活十分重视集体生活：大礼堂是欢乐的地方，是危险世界的避风港，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字作品中常见的意象。比德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番景象，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在描述一位诺森布里亚贵族如何敦促埃德温国王接受基督教的文字中，他写道：

“国王大人，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时代相比，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人的现世生活。冬天里，你正与你的贵族和塞恩们坐着一起吃饭；大厅中间的壁炉里生着火，屋里的一切都温暖如春，而屋外寒冷的雨雪风暴正在肆虐；一只麻雀飞掠过大厅。它从一扇门飞进来，又迅速从另一扇门飞走。在屋里的一瞬间，风雪和寒冷无法触及它，但在这一闪而过的平静时刻之后，它飞出了您的视线，再次扎进刺骨的暴风雪。人生也一样，美好只是一瞬间；前世和来世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

王室或贵族大厅里的宾客成为这些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由专业吟游诗人朗诵的英雄叙事诗）的听众。留存的片段中有一部重要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部相对较晚、较成熟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编写的。然而它向我们呈现了公元7世纪贵族的英勇的、异教徒为主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基督教改变，但没有被完全抹去。史诗的主人公贝奥武夫是一个流亡者，他为丹麦国王洛斯格（Hrothgar）效力。洛斯格国王仗义疏财，常常把金银珠宝和精美武器赏赐给手下，于是他的宫廷贵族勇士都拥戴他，他的势力也变得十分强大。但这首诗描绘的政治世界充满暴力和动荡：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将很快灭亡，与之一起灭亡的还有他的王国。诗的精神气质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忠诚和世仇：“与其为死去的朋友长久哀伤，倒不如为朋友报仇……让他能在死前赢得荣耀。”诗中描写了贝奥武夫与怪物和龙搏斗的场景，怪物和龙是基督教前精神世界的居民。当他被杀时，他的追随者把他葬在一个俯瞰大海的小山丘上，随葬的金银财宝无数，就像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岬角为他们的国王做的那样。诗中写道：

然后战士们骑着马环绕坟冢，

……

他们歌颂他的英雄气魄和盖世神力，

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对的，

一个男子应该慷慨地把荣耀献给他的领主和朋友。

……

他们说他是世上所有的国王的一员

他最和蔼可亲，最宅心仁厚，

最体恤百姓，最渴望流芳百世。

但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不只有战争、原始的忠诚和虚饰的辉煌，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有序世界。中世纪中期使英格兰异常强大的制度就根源于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地方政府”的效率是新霸主能够如此迅速地建立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10世纪，英格兰的郡因法律和行政目的被划分成“百户区”。在一些早期的王国中，已经存在由较大而有一致性的地区所构成的百户区，其占地面积为50到100平方英里，显然它们早在公元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早就认识到肯特王国有百户区的划分，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了百户区也存在于诺森布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等其他王国。这套农村行政区划分制度令人惊叹，但它的起源是英格兰早期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它是罗马凯尔特人遗留下来的吗？许多人这么认为。是由公元6世纪一位鲜为人知的不列颠统治者（Bretwaldas）创造的吗？还是在各个王国中自发发展起来的（这反映了定居者社会背景中的共同元素）？无论答案是什么，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世界中，百户区仍然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基础。

每个早期行政区的中心都是皇家庄园或围场（tun），它们由当地官员经营，但国王及随行人员会经常或偶尔地去巡视。每个现代的郡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有些地名就能体现出其属于此类地区，如金斯敦（Kingston），其他地名则不那么明显。这些“中心地区”——而非城镇甚至村庄——才是早期和中期撒克逊社会的地方焦点。该地区分散的居民围绕在国王的大殿及其周围的建筑物四周，希望能获得法律保障和政治管理。在这里，他们也按照复杂的评估体系缴纳税赋和其他公共支出。土地以“海德”（hides）计量，一海德土地是一户人家一年可耕之地，这通常是一个真正的农场单位。税赋多少要根据海德来评估，20个或更多海德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将承担特殊的税赋。“中心地区”的国王代理人替国王收实物税，可能会从一些海德生产队收取谷物，从其他生产队收取小牛犊或小马驹，又从别的生产队收取蜂蜜、蜂蜜酒或次要农产品。

因此，早期的行政区域划分既是为了便于管辖也是为了剥削。一个“生产专业化分区”的体制适合欠发达的农村——农村地区的地理特征明显不同，且有大面积未开辟的共同牧场。因此，当撒克逊中期的国王们分封土地的时候，这些早期的“庄园”通常保留了它们形成时的内部结构，这并不奇怪。与庄园中心保持联系的不同的“镇”（vill）或乡会分工生产不同的农产品，这些“镇”或乡组成的联盟叫“复合庄园”（multiple estate）。到12世纪和13世纪，“复合庄园”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仍然很常见。最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类似于早期威尔士的组织结构）起源于凯尔特人。农村的组织形式很可能保持着一些连续性，但这也许只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而不能上升到更大的意义层面去解读。最终使“复合庄园”衰落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而不是征服。假设不列颠农民没有全被赶走，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与入侵者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合现有资源的模式没能延续下去，那将是令人惊讶的。

这种模式也适合于分散、非结构化和相对较小的农民群体。早期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自由农民或下层农民[ceorl，即现代英语中的“churl”（粗鄙之人），但没有贬义]，他们通常耕种一海德土地。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农民都非常“自由”，除了国王之外，他们还有领主。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国王恩赐了大量土地给教会，他们可能在早期——为了培养追随者（至少是临时的）——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作为行政和财政的私人单位的“庄园”（manor），其起源是模糊的，但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始于英格兰社会的最初阶段。中世纪时期，地产划分为“领主土地”（demesne，产权属于领主）和农民土地，这种划分方式在公元7世纪末期就有记载，领主土地的大部分人力都是由奴隶提供的。但在早期阶段，像国王这样的小领主，似乎可以从小土地拥有者那里获得收入而不会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耕作方法。没有证据表明10世纪以前存在分等级、完全依附地主的佃农群体；也不存在有组织的“乡村社区”——它们与12世纪和13世纪强大的领主密切相关。考古证据表明，在撒克逊中期，英格兰的大多数农庄要么是孤立的，要么组成小团体，甚至在地区中心的定居点也看不到任何街道、绿地和地界的标志——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形图中很常见。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common-field system，租种的土地由分散的带状土地拼凑而成）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而产生的。在公元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还不存在。

公元597年，有一股外来影响力量进入了这个由国王、士兵和农民组成的非常传统的社会，那就是基督教会。英格兰人的皈依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发起的，据传说，他在罗马见到了英格兰青年，并宣称他们“不是盎格鲁人（Angles）而是天使（Angels）”。格列高利教皇知道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有一个信基督教的法兰克人王后；于是他派出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道士率领第一个传教团去肯特王国传教。起初犹豫不决的埃塞尔巴德很快就皈依了。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由于误认为罗马-不列颠人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完好，格列高利教皇曾计划在伦敦和约克建立大主教，但当奥古斯丁在公元601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时，教皇才认清英格兰的政治现实。最初，成功似乎来得很快。公元604年，罗切斯特成立了一个教区（see），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且在伦敦为他们建造了一座献给圣保罗的大教堂。与此同时，肯特郡也建造了几座修道院，他们的教堂以罗马原型为蓝本。

但是国王及其家属只是表面皈依，基督教的基础仍很不稳定。东撒克逊人很快弃教并开除了他们的主教。尽管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仍然十分矛盾，因为比德提到他同时保留了一座教堂和一座异教神社。诺森布里亚的情形也类似。埃德温国王接受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Paulinus），并在公元627年与他的塞恩一起接受了洗礼。但是五年后，埃德温战败身亡，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基督教，保利努斯不得不逃离。虽然教会能够在英格兰的宫廷迅速立足，但如果要超脱于政治命运的潮起潮落，就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传教最成功的不是格列高利教皇，而是原始的、孤立的凯尔特人教会。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基督徒可能对英格兰人有一些影响，但不大。奥古斯丁似乎是一个相当骄傲、无幽默感的人，他冒犯了威尔士的主教，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在北方英格兰人中取得成功的传教是从爱尔兰传到苏格兰，再到诺森布里亚。

由于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和他的追随者的传教，公元6世纪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成了基督徒。修道院的数量成倍增加，以至于整个爱尔兰教会都依照修道院的方式组织起来。“地方”以修道院为中心，并由修道院院长统治；主教们发挥着正常的信仰功能，但不拥有正式的教区，并且处于修道院院长的管辖之下。因此，典型的爱尔兰传教士是从属于故乡某个团体的游走的主教。爱尔兰人的修道院在富有和复杂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威尔士人的，爱尔兰人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将传教士派往高卢、日耳曼（Germany）、苏格兰和英格兰。一位名叫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士去了苏格兰，使北部的皮克特人（南部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皈依基督教，大约公元563年，科伦巴在爱奥那岛（Iona）上建造了一个修道院。当信基督教的奥斯瓦尔德国王在公元633年控制诺森布里亚时，他很自然地向爱奥那修道院请求向诺森布里亚派遣一位传教士，因为他曾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当中流亡。

爱尔兰主教和僧侣过着简单朴素、云游四方的生活，这使他们能与广大民众保持联系。奥斯瓦尔德的主教艾丹（Aidan）拥有使诺森布里亚永久皈依所需要的品质，他在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建造修道院之后，还在每个皇家庄园（royal vill）建立了一个教堂，从那里开始向周围的乡村布道。比德说他总是徒步出行，因此碰到路人都平等相待。建立了几座修道院之后，诺森布里亚教会很快就发展壮大，并影响到其他王国。麦西亚的彭达国王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来自林迪斯法恩岛的布道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的儿子皮达（Peada）在公元653年受洗。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斯维为诺森布里亚教会的基督教传播助了一臂之力。公元635年，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促使威塞克斯的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一位名叫毕利诺（Birinus）的传教士的洗礼，后者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任主教。由于奥斯瓦尔德的缘故，东撒克逊人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名叫西度（Cedd）的诺森布里亚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截至公元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人仍然是异教徒，但很快他们也皈依了基督教。

爱尔兰传教士的热情取得了很大成就，从长远来看，罗马教会的权威必将更加重要。如果教皇格列高利的目标得以实现，英格兰各王国的凯尔特教会必然要接受罗马的教规。但这没能实现，关键原因是一个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应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在长期孤立的情况下，凯尔特人采用的计算方法与罗马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当两个教会接触时，结果可能出现矛盾：在诺森布里亚的宫廷，受爱尔兰人影响的国王奥斯维有时庆祝复活节，而他的受肯特人影响的妻子仍庆祝四旬斋（Lent）。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和象征意义；对后来的英格兰教会来说，解决这一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惠特比宗教会议（Synod of Whitby，664年）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维支持罗马一方，而少数凯尔特顽固分子回到了爱奥那。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英格兰，所有王国的教会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大主教下的统一、团结的力量。

尽管如此，教会仍在公元7世纪60年代遇到了许多问题。教会组织涣散，主教太少，且有些没有经过有效的受职仪式。公元664年，一些主教死于一场瘟疫，这使东撒克逊人再次背叛。但在公元669年，教皇派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一位名叫西奥多（Theodore）的小亚细亚人。这个令人意外的候选人（他被选中是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拒绝了）正是英格兰所需要的——一个坚定的管理者。在西奥多在任的30年里，他对教区结构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原来的结构在各地都不稳定，而且在那些通过爱尔兰人传教士而皈依的王国里，这种结构几乎不存在。无效任命的主教受到了处罚，可疑的权力要么得到批准，要么被废除：例如，威尔士主教发布的所有法令都被宣布无效。公元672年，在赫特福德举行的宗教会议确立了教会管理的第一套基本教规。

大多数教士都大方地接受了西奥多的裁决，但不可一世的威尔弗里德[Wilfrid，先后担任过里彭（Ripon）和约克的主教]除外。威尔弗里德坚定地维护正统教义，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派有关庆祝复活节的规定，但对于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的权力受到威胁这一点，他非常愤恨。他与西奥多及连续几任国王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教廷上诉、流亡和监禁。与此同时，他还设法向弗里斯兰人（Frisians）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在麦西亚修建了多座修道院。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他似乎是圣人和世俗贵族的非凡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贵族化的教会才能产生这样一个人物。

西奥多担任大主教的时期，是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虽然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存在，但林迪斯法恩和惠特比（Whitby）等伟大的凯尔特人修道院日益受罗马化的影响：在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爱尔兰传教士的孤独和苦修与罗马人对修道院生活和戒律的态度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这数年内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是不列颠后来几个世纪大的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是韦穆（Wearmouth）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这两座修道院由本笃·波斯哥（Benedict Biscop）创立，波斯哥曾是诺桑比亚贵族，后来成为修道士。波斯哥曾五次前往罗马，他的双子修道院为诺桑比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这两座修道院里最著名的信徒，比德本人，描述了波斯哥是如何雇用高卢泥瓦匠“以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的——教堂内装饰了大量的绘画和家具，并建立了一个充斥着欧洲大陆书籍的大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在农村，教会的工作仍需要更稳固的基础——迄今为止农民并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传教的第一阶段是由修道士或准修道士完成的。事后看来，传教工作和教牧关怀似乎是牧师的活动，而非僧侣。但是在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即使在凯尔特教会之外，这一界线也没有很明确。英语单词“mynster（修道院）”被用来指代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小型、松散的牧师社区等机构。各个修道院的教规差别很大（波斯哥为贾罗修道院制定了自己的教规），标准也是如此。除最大的修道院之外，我们真的很少知道其他修道院里的生活情况。但很明显，到公元750年，英格兰已有数百个具有真正的、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小“修道院”，它们为最早的英格兰教区系统服务。

这些“老式大教堂”比普通的当地教堂更古老，服务的区域也更大。大多数后来发掘出的有关“老式大教堂”的资料显示，它们几乎处于废弃状态，只能发挥着有限的功能。因此，除了知道它们存在过之外，我们对其布道工作知之甚少。据推测，学院派牧师或严于律己的僧侣代表在一个限定的“教区”内四处行走，向当地社区布道。教堂的“教区居民”向它缴纳什一税，并且被迫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教堂接受洗礼，把死人送到这里埋葬。如果没有王室的赞助，如此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保利努斯和艾丹从国王的庄园开始传道。因此，许多大教堂位于王室村落中就不足为奇了。什一税可能是根据现有的税收来制定的，一些国王也将建立大教堂作为一项政策，比如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国王似乎在公元655年建造了几座大教堂。国王拥有一个有组织的地方政府体系，教会同样如此。虽然大教堂最终被成千上万的小教堂所淹没，但它们的“教区”塑造了英格兰乡村教会未来的整体发展。

国王帮助了教会发展，教会也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异教徒战争领袖的子孙将自己视为上帝指定的代表；几代之后，新国王的加冕变得非常像主教的任职仪式。基督教的到来促进了扫盲工作——国王可以修改和制定部落习惯法，类似于文明世界的立法。比德说，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法制定了他的法律。埃塞尔巴德的法典，以及来自肯特和威塞克斯的公元7世纪末的法典是当地传统与借鉴自欧洲大陆的法律相结合的产物。无论它们的实际用途是什么（这是值得怀疑的），制定它们的国王显然都希望自己的法典看起来很先进：他们都以古典模式为参照。随着王国越来越多地受到罗马和高卢的影响，王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统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的职责是维护正义和管理王国的内部事务，而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公元7世纪的法典罗列了长长的罚款和惩罚项目，体现了异常强大的王室权威。

通过了解英格兰最早的英格兰教堂，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早期英格兰城镇的风貌。公元6世纪的统治者可能将管理中心设在罗马统治下的城镇和堡垒；自然，到了公元7世纪和8世纪，统治者也喜欢在这些地方建造主教座堂和大教堂。坎特伯雷、约克、温彻斯特和伍斯特的大教堂都建在罗马时期的防御工事之内，并且在公元635年，泰晤士河畔多切斯村[比德称这是一个罗马公民社会机体（civitas）]的罗马堡垒被交给威塞克斯的第一任主教，以便他在这里建立教区。王室宫殿和教堂建在荒凉的废墟上，而没有建在他们所处的城镇。尽管如此，这个时代最有组织的社区肯定是主教座堂和大教堂；所有工匠、商人、仆人和乞丐都被吸引到这些地方。城市生活重新焕发生机的早期迹象与主要的教堂有关，无论是在罗马城镇还是没有前史可查英格兰的其他地点，这并非偶然。从时间上看，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坎特伯雷的（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最早时间，比奥古斯丁大教堂的建设时间稍晚一些。在北安普敦，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镇的核心是一个公元8世纪的大教堂和宫殿，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比德的术语“urbana loca”在公元9世纪后期的翻译不是“城镇”（towns），而是“有大教堂的地方”（minsterplaces）。许多英格兰城镇开始时都是大教堂，定居点围绕大教堂而建。 W9+2XVnF67893pv1r3WKWu+Ooc2VasaDXSTAzIKpzL3OO5XMZgKlt7T5nV1HCz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