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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年1月5日
地点：北京
会议：《金融理财师岗位能力测评与考核要求》国家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仪式
从宏观形势层面来看，2018年，我们遇到了不期而至的外部冲击和压力，这些外部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下进一步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一些内部因素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下逐渐凸显。由此，内外部影响因素相互交织并带来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市场预期方面，使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及市场人士产生了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我国整体的经济活动势必要对接全球化，而在此过程中，势必将面临一些竞争和冲突。我国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在被动接招的同时争取有所反制，并进一步做好多边博弈。
在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后，宏观政策必须做出动态优化和调整。对此，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要做好“六稳”工作，其中“稳预期”成为当务之急。这其中必然带有短期的应急特征，但在推进“六稳”之后，更要把我们需要处理的短期问题和中长期追求，以及推进现代化战略部署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要看到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可把握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体现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与成长的空间上，还有市场潜力和经济承受压力的韧性，以及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存在的全产业链的回旋余地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在被动接招的同时主动在可选择的方面做出正确选择。
想要维持和把握我们在潜力释放过程中的确定性，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而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而在全面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伴随一些外部压力。但对于形成扩大开放的新格局，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动摇，并在此过程中更好地进行多边博弈和互动，以开放倒逼改革，攻坚克难，在深水区啃一些“硬骨头”。这其中的确定性就是中央层面反复强调的向前发展的最大红利。
从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这一认识框架上的表述，就是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空间。具体落到科技创新，即第一生产力，其乘数作用和放大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优化管理，也离不开整个体制机制这个制度安排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改革创新、制度建设的实质性推进。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央所给出的指导精神，是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宏观政策要做好配合，实现改革与调控相结合。宏观政策层面，当下重点强调的是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和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的匹配。一方面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稳健”的表述下，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改变和优化调整。可以看到，中央层面的表述是稳健之下的松紧适度，而不再是中性，并且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实际上，在松和紧这两个选择之间，“紧”已经无所指，关键问题是如何“松”。李克强总理在对几家银行进行视察和指导时曾特别关注其中的小企业事业部，并特别强调要实现全面降准，随后央行宣布了降准的具体安排。显然，在这样的政策组合之下，就实现了在进一步适当扩张的安全区之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起来扩大内需的新局面。扩大内需必然落实到扩大有效投资，而有效投资的机制已经实现了诸多创新。例如PPP模式，即政府通过出资带动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共同进行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产业新城的建设及运营等。另外，也要进一步扩大国内的消费，而消费应该是由有效投资和经济发展潜力及活力释放等较好的预期支撑起来的，使百姓敢花钱，愿意将自己的当期收入以较大比重用于当期消费，由此维持经济景气及必要的国内总需求水平，从而支持经济的繁荣发展。
经过以上观察后，自然而然地要回到以下认识框架：优化政策调控，坚持制度和机制创新，带动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从而释放潜力，把握好中国可以继续推进现代化的确定性。由此可以进行一个粗略的预测：2019年大概率能够完成经济增长率达到6.5%左右的目标。2019年和2020年，如果能够处理好可选择的事情，通过扩大内需对冲下行压力，经济运行速度将有希望维持在6%以上的水平。而只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就符合了实现全面小康的速度要求，加上精准扶贫等社会政策托底，达成2020年兑现全面小康的决策目标将没有太大悬念。当然，此后我们面临的更大考验，是我们能否保持后劲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支撑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时间：2018年12月15日
地点：北京
会议：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国家发展论坛
如果用最简洁的方式勾勒改革开放的关键词，我认为有3个：第一，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贯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第二，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深刻理解现代化诉求的内涵和根本逻辑。第三，创新发展。只有将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才可能于攻坚克难中实现中国梦。以上3个关键词对应的是中国追求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个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全局。
如果将话题落到创新发展上，一个不得不说的视角就是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在创新中要做出特定贡献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产业界以及从事特定研究管理工作的人员结合在一起，即“产学研”结合，将为实现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提供支持，从而形成中国必须推进的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
2018年年初，国家层面特别强调了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这些在创新一线上“产学研”结合的团队，往往都是由学术带头人和科学家作为负责人，而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存在很多苦恼。在实际中，落到以“产学研”结合来进行创新的项目，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在制度环境和怎样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潜力发挥空间这个方面所出现的阻力和困扰。
对于科研团队而言，在实际中必须面对的是科研管理体制，其中的一个具体方面是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必须遵守的规则。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正式推出后，中央层面曾专门提到一个问题：不应把八项规定简单套用到知识分子等创新人士中去。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以贯彻八项规定和加强管理为名，对科研人员和产学研结合的科研团队的管理大大加强。而在加强的过程中，虽不否定有一些正面效应，但总体来说在很多方面发生了走偏的情况，形成了一些繁文缛节。
具体来看，科研人士的课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计划课题，计划课题更多地具有行政安排的色彩，是自上而下贯彻的任务；另一类是横向课题，是研究团队面对社会需要，在对于地方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之中，双方自愿签字形成协议从而实施的项目，具有承包性质。在实际中，很多横向课题，正是非常典型的由产学研结合才能做好的课题。但在近年的环境中，其实是将上述两类课题放在一起，基本无差异地实施了繁文缛节式的管理。
这与追求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和推进现代化，产生了背道而驰的不良效应。对此，管理层进一步做出新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视角上，破除以官本位、行政化的条条框框约束创新人员的错误偏向。但遗憾的是，与之相关的实施细则尚未成形。直到2018年，管理层再次下发文件明确指出，科研人员发明创造所形成的专利，可以对接股权。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意味着科研创新人员可以用专利对接股权，从而稳定地持股，并不断取得相应的收益。
我认为，这项管理规定的具体实施可以将横向课题作为切入点，真正形成一套实施细则。真正实现解放思想，以人为本，创新发展，不流于空洞的表述和宣传，而是结合实质性问题来体现。这些实质性问题的内涵，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创新发展环境里，如何真正重视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所涵盖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国解放思想、以人为本的创新发展，必须要对应到真实的问题上，由此才能真正释放潜力，激发活力，继续超常规地推进现代化。
时间：2018年8月
地点：厦门
会议：中国智库“区块链金融创新”论坛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五通”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全球化和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是我国实现和平发展和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倡议，这个倡议引出的是中国在地理空间维度上，向西网状地扩大实现与其他经济体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显然是基于经济，又扩展到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与经济体之间各维度立体化的联系和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相关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和我国疆界相毗邻及相近的经济体共同实现相互之间的协作及互惠互利关系，这进而会影响欧美发达经济体和我国之间的互动。和广大企业及创业、创新人士的联系，也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将发生的。“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适应全球化的进程，以务实的发展实现多方面的互惠互利交流合作，从而追求共赢发展。这个共赢发展的理念也可以称为包容性发展，并非在竞争中去争夺赢与输，而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竞争的最终目的是共赢，实现共同发展。这充分表明中国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同时，这也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中央层面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可以通过抓住创新来实现“五通”。
首先，各个国家的管理者，对政府主导的政策要充分沟通。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其他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沟通已经在积极进行，接下来则需要有实际的硬件支撑，即设施的联通。历史上，丝绸之路是先人们在本没有路的条件下，通过艰苦奋斗，创造了一些基础设施（至少要有驿站，要有丝绸之路沿线那些基本的联通条件），从而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有更加明确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在建设过程中联通起来。
现在，国内很多地方的铁路线路已经实现了直通欧洲，欧亚大陆桥也已经实现了3条线路的运行，还有2条正在规划中。这种中欧间往来的班列在运行初期，很多都是在到达目的地卸货后空车返回，而如今不仅往来车次越来越多，且至少有一半车次都是装载了货品返回。可以期待的是，今后在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下，将更好地实现货畅其流。而货畅其流的本质其实是贸易畅通，实现这种畅通不仅需要资金融通的支持，还需要由经济、贸易发展到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支持。
在“五通”概念之下的交流和联通，从经济学层面该如何解释？首先，不同的经济体和社会成员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比如，古代中国盛产丝绸，而欧洲则没有丝绸这种产品，当我们把丝绸运往欧洲的过程中，会将途中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欧洲一些区域的特产带回国内。由此，国内百姓享受到的很多东西，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过程中，通过既有利于他人又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丰富起来的。现在很多我们已经离不开的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交流而实现的。比如红薯、马铃薯、西红柿等很多作物，都是在最近几百年的交流过程中从境外输入到境内的。由此可以看到，所谓互通有无其实就是互惠互利，它带来的是随着贸易的发生而实现的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的正面效应。
我国本土的产品可以称为土产，尽可能多地被输送到外部；而外部一些被我们认为有需求的产品，也更多地流入国内，这样的互通有无所带来的效果是物尽其用。一些在国内剩余的产品，其他地方可能正好短缺，输出以后恰好物尽其用。其他地方也势必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商品流入到我们这里，也实现了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在经济学上的解释是资源配置的优化，随之而来的是地尽其利，意味着国土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潜力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
物尽其用的关键是人，我们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人尽其才，进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也是我们所有追求的归宿。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和随之形成的奋斗目标。实现人尽其才需要和社会方方面面进行互动，而“一带一路”倡议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该如何以创新发展的脚步登上这个舞台，使自己通过符合人生意愿的方式形成应有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贡献。
从这一视角来看，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全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人民福祉的提升。在共赢取向和“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发展，形成了从政策互通到民心相通的综合体系。其实，这“五通”更是相互结合的共通：政策沟通之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货畅其流的贸易发展；资本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潜力和资金融通带来的经济繁荣；从经济上升到社会、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升级，由此构建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形成以下概括：这其中是有客观必然性的，源于人类社会在供给侧的创新，即生产力必然是由低向高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引出了当下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的共享经济时代。共享经济的内涵是包容和共赢，不是简单地在竞争中争取胜利，而是竞争与合作共存，最终一同实现目标。
从商贸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交流与发展过程中的互利互惠显然有共享、共赢的趋向，也必然伴随经济学所解释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互惠互利机制。直观地看，首先它依托于各个关联的经济体，如中国毗邻的各个经济体，网状联系下的欧洲，以及通过水路联系的美洲，各国经济中实际的产出是支撑互联、互通过程中相互之间基本联系的关键。不同经济体的产出在这种联系中需要依托各自的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的特定结构（各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资源禀赋势必不同，因而相关产业集群的结构特点也将不同），大家在这种联通中可以借由交流带来升级效应，以及互通互联后优势互补的拉动，再加上金融的支持和金融在创新过程中形成的科技金融概念，这些可能释放的潜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或将促进升级的实现。
从主观努力的视角来把握这种创新十分重要，至少涉及以下几个创新维度。
第一，观念的创新。对当下的世界来说，创新日新月异，很多东西很快就会被人们“看不上”；而很多新的东西又让一些人“看不懂”；等你稍微看懂了一些时，又会觉得这时已经“跟不上”了，其他人已经捷足先登；当你看到其他人做大、做强，赚得盆满钵满时，只好感叹“来不及”了。
以上过程在实际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在发生着，这种过程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坚持思想解放。另外，还要摒弃计划经济时代一些狭隘的眼界，也要摒弃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心胸，要真正在思想观念上与小生产的因循守旧划清界限，不要陷入守成、小富即安、因循守旧的窠臼，要通过创新来引领观念层面。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供给机制的创新。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条件建设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首先涉及硬件。我们已经注意到，为了支持硬件建设要努力构建“大通道”，通到各个节点上的各种交通枢纽、相关产业园区、物流中心，要支持各地的各种宜居城市建设，这些工作都在不断向前推进。然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不应听信一些负面传言，只看到失败和困扰。而是要看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抓住的主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审慎地防范风险。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系统性风险完全可以被防范和控制。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和企业界直接对接的机制创新——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各类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和产业新城建设运营方面，PPP有极为可观的潜力，近年来在我国已经实现了积极发展，并不断通过经验总结来推进相关的规划和制度建设。未来很长时间内，在“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的过程中，我们会基于国内经验，借鉴国际经验，把千千万万企业的潜力对接到PPP机制的创新中去，从而支持基础设施条件建设。而这其中不仅仅涉及大企业，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也将涉足PPP项目，为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已经有通过各个国家政策和制度协调而建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也有各种区域性产业基金的配套支持。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应该形成和这些政府牵头主导的投融资资金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协调配合。
第三，贸易和交流模式的创新。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抓住“互联网+”，以及区块链应用等概念，来支持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是当下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贸易和交流模式创新层面来看，当下所需的生产模式是定制化、个性化和小批量化的，而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该如何匹配甚至每一件产品都不同的定制化的要求？例如，3D打印机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即产出的主体仍是社会化大生产，是成规模的企业，但同样可以接受单个订单。订单的要求可以通过信息技术、3D技术，以及现在已经掌握的软硬条件，通过创新形成的技术加成，便捷、高效地完成。这些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今后在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过程中，势必将融入商品输出、劳务输出、技术输出、资本输出所形成的大潮流中。在产品和服务形式实现定制化之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支持基础会继续发展和壮大。
我们注意到，其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是混合所有制的跨国公司。相比过去，当下跨国公司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其市场主体已经不再由某一个人来掌控，而是充分实现了股权分散。前十大股东所掌握的股权往往不超过20%，而其中最大的股东通常是共同基金，是养老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股权持有者是大量社会成员，即很多普通劳动者通过分散持股所形成的资金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一些大企业，所对应的产出可以具体化到接受一张单独一件产品的订单，并用3D打印机来完成产品的生产。
在前沿创新环境之下，科技金融的支持至关重要。科技金融的核心是落实到投融资视角上的创新，是以信息化时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支持有效供给的产出能力。例如，大数据、云计算等与人工智能的对接已经在很多方面为我们带来了功能的全面升级。此外，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人们的经济生活提供了诸多便捷，实现了“点对点”解决供给问题。此前，为了建立信用，需要某个公权体系的维系从而形成种种制约和保障，而区块链技术则可以形成“点对点”不可更改的信息，以及基于这个信息的信任关系。这一技术的产生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特色，可以有效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使整个行业和广大市场主体及社会成员充分受益。区块链通过“点对点”建立信任关系，可以有效支持市场中的交易以及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由于有效节省了成本，也意味着创业、创新的门槛随之降低。未来，在万物互联的前景之下，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以及万物互联下的人工智能，前沿创新一定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可以设想一下，今后的贸易既有商品贸易，也有服务贸易（由此衍生出来的技术输出也可以认为是贸易），而资本输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借助于这些贸易的进一步升级，未来都有可能在万物互联的环境下形成一种大系统特征，很多信息的沟通能够迅速形成信任，分散的信任随之形成交易，并覆盖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模式之下，人们将形成一个共同的预期——在区块链所建立的信任保障之下，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将更有活力，实现更蓬勃的发展。
第四，旅游和交流的创新。如今，越来越多人接受和热衷房车旅游，这种形式解决的是人们对于旅游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升级的需求。其中，对于可以自己选择满意的路线，游玩时间也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房车旅游来说，可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此外，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越来越多的国人不再局限于本土，人们的旅游地点日益多样化。并且，大多数人不再热衷于跟随大团队的旅游方式，以往十几天甚至一周游玩八九个国家的“到此一游”式旅游方式已经不被接受，人们更希望按照自己的偏好实现定制化旅游。未来，在信息支撑条件越发成熟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更迅速地在手机上掌握沿途的情况，实现更便捷的旅游体验。未来10年内，或许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进程。而在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创新发展中，需要市场人士抓住和把握好每个机遇。
二、区块链的应用与落地
当下，对于区块链这一应用，业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积极肯定区块链的鼓励意见，也有表示怀疑，甚至质疑、抨击的意见。但越来越多人注意到，目前区块链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我对行业内一些知名电商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已经在社会上形成重大影响的企业都明确表态正在应用区块链技术。虽然当下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区块链的定义还有所区别，但大多都认为这种以点对点、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技术应用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一些新闻报道里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人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跨国界支付等，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以往的跨国支付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过程，而现在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完成支付。虽然现在的很多应用尚处于试水阶段，但其发展势头可以用一句古诗来完美概括——“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面对好的机遇，我们不妨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以创新、创业这个取向融入以区块链及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潮流。在这个方向之下，我们应高度重视区块链所体现的科技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创新的环境下，要把生产力的传统要素，即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配上一个乘数。对此，业界早有学者论证这种创新不是做加法，不是加上第四要素，而是在传统三要素的基础上放大。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加上制度创新、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及负面清单管理，让企业实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式的发展。以这样的高水平创业环境，来实现中国继续超常规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持。区块链技术恰恰是紧密结合全要素生产率里科技创新这个要素的。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前沿的创新概念既然联系着区块链、科技金融和风险防范之下的超常规发展，我们就必须继续在这方面投入努力，并在继续观察的同时，积极而审慎地考虑有何作为。
第一，需要鼓励和包容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未来，区块链的发展可能也将经历类似移动商务、微信等的创新过程。在互联网概念普及之后，一些市场人士提出，很快互联网就将转变为移动互联，而移动互联出现后一定会引出移动商务。当时，很多人无法想象移动商务在几年内就成为现实，但事实却真的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们不仅仅可以通过手机享受移动互联，还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手机银行业务或进行商务处理，移动商务已经实现了大众化和普及化。
微信在前些年的发展中，大致路径是产生于美国的原创技术被国内的有识之士关注到后，加上了一些应用条件使其前景广阔。其实，最早运用这一原创技术的还有中国移动推出的飞信，但飞信最终没能发展起来。而腾讯在抓住这个原创技术，对微信进行研发和推广的过程中，也曾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据说在最困难时腾讯曾想过把微信卖出去，但并没有人接盘。谁也不曾想到，微信在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其发展便一飞冲天。如今，大众通过微信可以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在街头巷尾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实现或大或小的消费，即使是零散的资金也可以享受各类理财服务，投资理财的门槛大大降低。这些我们已经享受到的便捷的金融服务，在一些欧美国家甚至还没有实现。
从国家层面而言，面对以上创新发展所坚持的思路是“审慎包容”，而这恰恰营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创新环境，润物细无声地鼓励和促进企业的发展，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第二，企业应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握好自身偏好和必要的风控。想要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做好，每个企业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偏好，因此要把握好生产经营战略的设计特点。企业要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掌握好自己真正可以依仗的核心竞争力，制订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对于中央层面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落地点就是结构优化取向下的各个行业和企业，以及市场主体的本职领域，如何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其中，关于自身偏好和相关的风控，需要各企业在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做好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合理把握。
第三，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的特定支持。这一点是有国际经验的，同时在国内也已经得到了验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这两大企业均在关键时刻得到了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的支持。对于“一飞冲天”的阿里巴巴来说，如果从投资取得的回报来看，收益最丰厚的并非马云，而是在阿里巴巴的瓶颈期给予支持的孙正义。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人在阿里巴巴最艰难的时刻给予了2000万美元天使投资，而在阿里巴巴成功以后，孙正义获得的回报接近600亿美元，收获了3000倍的收益。然而，这样的励志故事仅仅是个案，对于各大企业来说，要有面对市场风险的思想准备，判断自身的偏好是否适合进行需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创业、创新，是否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得到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的支持。
第四，在共赢取向下，要动态地处理好“发展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的顺序和权衡关系。对于区块链的发展而言，还需要经历一段“发展中规范”的观察期。目前，我们尚不能明确区块链应用的落地会带来怎样的风险，此时审慎包容应该占据主导位置，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情，监管层不应急于设立种种风险防控方面的具体规定。但随着发展过程的推进，一旦积累了一定经验，明确了风险点，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将会升级，会制定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行业规范。
PPP的发展也是如此，前些年管理层对于PPP的发展更多的是鼓励，而现在对其发展的管理更多是规范化的约束，但这种规范化的目标是法治化、阳光化和专业化。当下，市场对于区块链的理解，也应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先理解好发展中规范的必要性，同时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在越来越多企业加入到这一创业、创新的过程中，一旦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出现了明确的风险点，加强风险防范控制势在必行，此时管理层必将对其形成要求和约束。很多事物都遵循波浪式发展，但其需要经历的“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顺序不能颠倒。因为一旦颠倒过来先讲规范再发展，那么很多创新活动就失去了试错空间和弹性的处理空间，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要实现在规范中发展，对已经看准的风险加以控制，严格处理好风险防范问题。这些是在此前一些行业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基本经验，需要市场人士与管理层不断加强沟通，处理好这两大关系的顺序和相关要领。
第五，处理好先行者的寡头垄断和后进者的共荣发展这一机制创新的“群落式”关系。可以看到的是，新经济的发展在垄断的概念上，已经明显划出了新阶段。以美国为例，过去其经验是当某个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援引反垄断法实施强制切分。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美国做过一年访问学者，我所在的城市是匹兹堡，在我与当地的电话公司联系时得知，这个公司就是从曾经著名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强制切分出来的。由于AT&T公司的规模过于庞大，在整个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太强，于是美国政府依据反垄断法，把它强制切分，迫使长途电话业务形成竞争，各个地方的电话业务由多个地方公司经营。然而，这个反垄断原则并没有运用到美国电商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电商的发展，美国管理当局意识到它必然会在“烧钱”之后迅速形成寡头垄断局面。
回看中国，很多企业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局面。在经过初期的超常规发展之后，大家耳熟能详的也仅仅只有几家企业。此时，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在这种格局之下，广大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空间何在？新经济带来的是迅速成功的寡头垄断企业，但这些企业可以带领大量中小微企业一起走向繁荣。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甚至可以带领一些原本经济落后的地区开展跨越式创新。此时，政府如果展开一些培训，再加上一些企业的配合与支持，可以使原来认为一旦行业形成寡头垄断后，注定无望分享发展成果的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体进入共荣发展的过程中来。
而在区块链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也会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某些先行者经过大浪淘沙的考验，会成为新的发展阶段中为数不多的对于市场有寡头垄断影响力的主体，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市场仍然面向广大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大家一同寻求共赢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电商行业已经形成了“电商界限模糊”的概念。例如阿里巴巴系的盒马鲜生、京东系的7 FRESH，都在实施线上、线下的结合，整个供应链一直延伸到大量的田头农户。当然，它有一套完善的供应链管理和冷链管理，通过信息技术配套的种种新流通模式，使服务对象即消费者，得到线上、线下结合的电商、非电商的混合式供给，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升级服务。在先行者创业成功以后的发展中，会带动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跟随发展，这使我感受到了新经济中共赢的巨大空间。对于区块链未来的发展，也必将符合新阶段中已经可以观察到的共赢发展的逻辑。
原发表媒体：《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11期
作者：贾康 程瑜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的最高规格来强调企业家的作用，点赞与弘扬企业家精神。《意见》的发布受到市场各界的一致好评和热烈反响。新华社撰文《让企业家在复兴伟业中发挥更大作用》指出，弘扬企业家精神，将为我们持续深化改革、建设经济强国乃至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凝聚重要力量。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把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放在重要地位加以强调，在企业界催生巨大的正能量，鼓舞和动员广大企业家和市场人士积极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一、企业家精神溯源与弘扬
企业家一词的英文为“entrepreneur”，是从法语中借来的词汇，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经济学界最初使用“企业家”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专指某一类企业的管理人，而是泛指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从事企业活动的人。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指出，企业家就是开拓者、创新者，特别是把科学技术发明引入经济生活之中，把经济向前推进的人。其实，一般的企业经理并不能被称为企业家，汉语语境中，只有那些敢于创新、勇于坚守、心系社会、业绩卓著的企业领导者，才能称得上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心智、才华和技能）的集合。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十分稀缺，非常宝贵。杰出的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企业家作用，体现他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人才可遇而不可求。即使组织部门专门进行多场企业家培训，但在其中培养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能冲出来，真正在前面领跑，往往很难预测并做出准确判断。
约瑟夫·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观点，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和富兰克·奈特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则认为，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曼指出，“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获取利润的活动。亦即须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不能有欺瞒和诈欺。”以上学者所言，基本概括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即创新、冒险、合作、敬业、诚信。
在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沿用了两千多年，商人要为自己的财产甚至人身安全担忧，加之政权多变，伴随着的是社会动荡与经济破坏，严重压抑了企业家的行动力和创造力，久而久之便有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20世纪中叶，我国进入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制度本身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企业家的作用和创新活动仍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家精神开始受到重视并得以发扬，解除了桎梏并得到迅猛的发展和传播。大批冒险家和弄潮儿不断涌现，在市场初创的混沌之中力求把握方向、应对挑战，在竞争激流中顽强生存、勇敢创新，经受重重艰难险阻的考验，在为数众多的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敢做敢闯、追求卓越的企业家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又一条企业的辉煌之路。
同时也必须看到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还有待完善，在产权平等并全面依法加以保护、构建统一市场、开展公平竞争等方面，距离法治、透明、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某些官员和企业领导者仍存在诚信缺失和破坏“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违法乱纪行为，加之企业面对的市场需求结构、生产条件、资源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企业领导者的实业精神和创新创业意愿减弱，企业家精神亦有所失落，或受到了不利条件的钳制与压抑。所有这些，既制约企业转型升级，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亟须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兼顾短期、有效的治标之策和中长期带有治本意义的制度建设，回应企业家关切、引导企业家预期、规范企业家行为、激励企业家创新。总而言之，需要进一步保护、激励与弘扬企业家精神。
二、保护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对企业家寄予了殷切希望，要求不断完善为企业家提供的制度环境。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营造法治、透明、公平的体制政策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强调“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并从改革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三个营造”“三个弘扬”“三个加强”，抓住企业家精神这个中国经济驱动转型的关键因素，明确了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对于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关心的政商关系、产权、公平竞争、资源分配、舆论导向等核心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家关心的创新容错等问题，《意见》均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可以说，《意见》的出台结合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恰逢其时、意味深长。《意见》提出的核心要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要求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这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其他曾处于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廉价土地和资本的要素红利，均已出现支撑力下滑的现象，很可能带来经济升级与发展的瓶颈。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点，面对当前阶段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局面，除了应保持有形的要素资源投入，更需要激发企业家精神这种十分稀缺而潜力巨大的无形资源要素，提升创新的活力与动能，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开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新局面。
第二，这是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推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一关键制约因素时，企业和企业家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当仁不让地成为建设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力军，不断深度开发有价值且能够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从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细微处入手，创造条件以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企业和企业家而言，这既是基本责任，也是重大机遇。
第三，这是推进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当前阶段，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是第一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中之重和指导全局的战略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单纯的结构调整问题，而是以体制改革为治本之策，通过体制的改革，实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这一进程中，需要企业家们充分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创新能力，焕发企业活力，进而激活整个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下，亟须激励企业家在面对不确定性与种种风险时，勇于担当、敢于开拓，善于识别和捕捉市场机会，在供给侧高效组织配置资源要素，在创新中努力提供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产品和服务，经受优胜劣汰的考验，从而以有效供给优化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供需错配矛盾。
第四，这是消除旧体制束缚与惰性、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尚未得到根本改造的旧体制惯性与弊端，对创新发展造成了种种阻碍与妨害。企业家不仅是创新活动的参与者，更是引领者，通过建立新企业、创造新模式、运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在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推动着全社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并应成为冲破旧体制束缚、克服利益固化藩篱、贯彻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的主力军。
三、积极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意见》精神，塑造与弘扬企业家精神
当前，我国全面配套改革正在攻坚克难地向纵深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动能。对外开放面临扩展全球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任务，亟待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引领新常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制约与考验，实现发展急需得到企业家独特而宝贵的贡献。企业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弥足珍贵的特殊资源，作为微观经济层面创新者群体的领头者，对实现创新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近些年客观存在的培育企业家成长、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等问题和不足，已经影响了部分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意见》旨在给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提供最合适的创新创业的社会条件，着力完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法治化环境，让优秀的企业家更好地成为改革创新、推动经济增长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为贯彻落实以上精神，应特别注重如下4个“充分必要条件”。
第一，宽容的社会环境是塑造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伞”。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和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和帮助。《意见》指出，“对国有企业家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等为目标，在企业发展中由于大胆探索、锐意改革所导致的失误，只要不属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当谋利、主观故意、独断专行等情形者，要予以容错。”这种良善的社会容错氛围，是使企业家精神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重要条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对试错者理解和宽容，有利于形成崇尚干事、鼓励开拓、支持创新、保护人才的环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热情。比如，对于当下国人都认可和依赖的社交工具微信，在2017年6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举例指出：“几年前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要有允许企业家冒险探索的弹性空间，应营造直面困难、勇于担当、推动改革、敢于突破的氛围，形成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环境，这将有利于形成社会性的“保护伞”，从而最大限度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健全的制度保障是塑造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安全阀”。企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必须鼓励企业家发挥创新精神，而创新作为人的自由思想及独特行为的结果，客观上需要得到制度性的关照与保护。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在制度建设上必须保障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和创业选择的自由，而承认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恒产”，也会为每个人自由思想和探索提供最大激励。《意见》把对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当成激发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固本之道，切实保护企业家的正当财富和合法财产，给予作为财富创造者的企业家以获得感和成就感（而非剥夺感和幻灭感），激励企业家创造更优秀的成绩，而这也是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重要的治本之策。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具体而言，这种产权保护也应积极探索在法律法规框架下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参照确定损害赔偿额度，完善诉讼证据规则、证据披露及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探索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绿色通道的建立，研究制定商业模式、文化创意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等，同时要及时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意见》指出的以法治化基础性制度建设，为塑造与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安全阀”的权威性指导，将产生深刻、长远和巨大的正面社会效应。
第三，良性的市场公平竞争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催化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只有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才可以营造诚信经营、有序竞争的经营模式。《意见》提出，“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为各类企业和企业家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市场环境，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企业家增强信心、稳定预期。政府官员同企业和企业家之间要公私分明，不能以权谋私或者权钱交易。同时要加强与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交流和沟通，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优质、高效、务实的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此外，政府为实体经济减负要与增强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相结合。企业家作用的更好发挥，内在动力是企业的创新发展，而过高的成本负担会极大地影响企业在创新领域的投入。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特别强调着力为实体经济减负。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让政府部门过紧日子换企业过好日子，“营改增”中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都“只减不增”。对于企业而言，主要是降低微观层面的运行成本，不断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营利能力，提高成本转化率和附加值；对于政府而言，则主要降低宏观层面的制度成本，通过短期政策措施的出台和长期体制机制的优化，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营造良好的环境，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中各行业的企业成本的合理化和最优化，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这种公平竞争的可预期、可维护，将成为企业家精神培育与弘扬的良好的催化器。
第四，有效的政策支持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稳定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10余次提到科技，50余次强调创新。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企业的创新和提质增效，本质还是要通过高技术来实现。因此，需要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需要有效的财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的政策支持。一是科学运用财政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创业；二是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探索建立创业保险、担保和风险分担制度；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四是吸收更多企业家参与科技创新政策、规划、计划、标准制定和立项评估等工作，向企业开放专利信息资源和科研基地；五是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建立政府重大经济决策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的程序性规范，保持涉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基于公共利益确需调整的，严格调整程序，合理设立过渡期。
时间：2018年1月
地点：北京
会议：股权投资论坛
当下，党的十九大对历史方位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走过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要完成现代化历史飞跃，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站在新时代向前看，目标导向是中央层面的“两步走”战略部署，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决策层重点强调了3个关键词。
第一，新常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调整为“中高速”，这符合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
第二，结构优化。结构问题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要以制度结构优化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各种人文生态视角下的结构问题，更好地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创新驱动。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我们要通过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促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终落实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共享发展。
从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来看，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龙头指标（GDP增速）的运行区间在很窄的区间里波动，表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亮点在增加。主观上，我们要理性掌握供给管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避免低级错误的基础上，促进由“新”入“常”，完成“L”型转换。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了要聚焦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以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方式对接中高速增长平台。由此来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真正把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益型和可持续的升级版发展状态。
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下，我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要特别注重在投资概念下如何掌握有效投资的问题。此前几年，在中国进一步与其他经济体互动，完成现代化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投资领域里的潜力空间非常巨大。关键是要形成良好的机制，选择性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中，这种能够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的“聪明投资”俯拾皆是。例如，与工业化相伴的城镇化，其真实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在40%左右，假设未来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也要经过20多年才能达到国际经验表明的70%左右，告别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转而进入低速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建成区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产业互动里的产业升级、各区域处理不平衡关系所需的各种有侧重的投资将层出不穷。例如，中心区域的公交体系建设、停车位建设等，这其中可能涉及的投资存在非常大的空间，关键问题是如何掌握好有效的投资机制。
实际上，在投资机制的创新发展中，与股权投资概念紧密结合的PPP机制非常值得看重。例如，北京地铁4号线和16号线就是一个典型的PPP项目案例，通过引进港资实现了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这种机制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上的燃眉之急，履行了政府应尽的公共工程建设责任，更有效提升了项目绩效，使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的相对优势强强结合，为百姓谋得了实惠。这其中所涉及的股权，包括一开始进入社会资本方的第一轮股权投资，以及之后与PPP资产交易相对应的股权交易平台。PPP资产以股权为形式，在实际中发展其流动通道上的交易，以及后续滚动开发中子项目中新的股权组合。对于这些投资机会，需要由政府牵头实现通盘规划，然后所有项目就像是棋盘上的棋子，逐步加以实施。
PPP项目的具体机制已经引起了投资界的高度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本土民营资本介入的第一个BOT（建设-经营-转让）项目——泉州刺桐大桥，到现在已经被列为国家示范项目的固安连片开发项目，还有汕头市濠江区规模达到168平方公里的海湾区域连片开发，这些项目都为我们展现了有效投资所带来的多方共赢的投资机遇。并且，这些项目的股权结构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政府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引领社会资本的进入，并让它们在其中扮演主角。当下，有关部门在防范风险方面，更看重的反而是政府的股权比重不能过低。因此，在PPP领域里，民企的偏好得以实现，政府充当配角出少量股权，更多地由企业形成实际的控股和决策，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来看，这种模式顺应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这个股权改革的创新方向。
从经济学层面来说，有效投资对应的市场主体投资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资本积聚创业扩大再生产、资本金加间接融资，以及上市发债的直接融资，此外还有私募、互联网众筹等。在股权投资运行的过程中，显然要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从投资的哲理上说，首先要看大势，取势之后再在各自投资领域里明道，掌握好一些必须把握的规律。至于“精术”，则是在细节上争取做到极致。
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投资机遇将与世界连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所有经济体将寻求共赢。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真正走出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代化之路，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
如果以此为背景讨论投资机遇，有两个方向需要关注：一方面，投资的决策者、企业家应秉持企业家精神，这个精神落到实际中则表现为以创新适合人群之需要，也就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企业家精神的稀缺性和珍贵性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最终可以通过其独特的贡献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提升供给水平，从而使人民群众的需要得到升级换代式的满足，用户体验得以实现颠覆式的创新。
另一方面，机遇总偏爱有准备的人。在实际中，很多投资机遇带有稍纵即逝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有所准备并争取把握住机遇。
在实际中，这些投资机遇至少分为以下3类。
第一，政策倾斜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等。对于在这些方面有心得的投资主体而言，显然要紧跟政策取向，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得到政策支持。
第二，与“互联网+”相关的投资机遇。从包括美国硅谷在内的国际经验来看，其基本特点是政府在其中持有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创业和创新的环境。
第三，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创新升级的机会非常多。此前，曾有企业家对我说，自己所从事的是传统企业，苦于无法进入高科技领域，甚至被一些人看作夕阳产业，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但我认为，从适合人群之需要这个角度来看，投资所对应的产品供给的创新，在实际中仍有巨大空间。在中国传统产业市场与国际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已经具有世界工厂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升级发展的明确要求下，传统产业对应于各种高科技概念下的适用技术，并不一定达到多么前沿的水平，只需对应一些新的机制、新的物流和盈利模式等，一旦眼界打开整个局面可能也会焕然一新。以最基本的传统餐饮行业为例，可以注意到的是，当下很多入驻高科技园区、保税园区、物流园区等的企业和厂家，较少出现自己兴建职工食堂的情况，作为餐饮企业，如果通过竞标成为供应商，就相当于扩大了市场份额，这无疑是传统餐饮企业需要抓住的一个市场机遇。
对于如何把餐饮行业的供应做好，国际经验已经非常丰富，国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探索，这需要依靠企业的努力来实现。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从“老少男女”这4个层面来挖掘潜在机遇。
首先，“老”。养老是对服务经验和所需硬件的一种组合和合理安排，这种定制化方案可能形成很多特色，显然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投资领域。当下，机构养老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老年人群的需要，存在严重的供给短缺。而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就是机遇。但是如果想形成好的品牌，并得到预期的投资回报，必须通过定制化设计来实现。北京昌平区有一个园区叫作燕园，是由泰康保险集团投资布局的一家养老机构。除此之外，泰康还在苏州、上海等地布局，全国范围内已有十余个园区。这其实就是在传统产业概念下的升级，在“互联网+”时代下，匹配了互联网因素，适应了老龄化社会的客观需要。此外，居家养老等模式也都在探索的过程中。在此类创新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更需要各方面的积极探索。
其次，“少”。指的是少年儿童。目前，中国玩具的生产份额，已经占据全球的80%以上。但很遗憾的是，中国没能形成世界知名的本土品牌。但同时，这也是我们的机遇所在，市场中的有志之士可尝试通过投融资组合，在前端开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生命力的品牌。
再次，“男”。近年来，保健品行业对男性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如果能抓住这个线索并真正实现突破，对应人群的需要开拓市场，投资势必会取得巨大成功。
最后，“女”。女性的需要则更为明显，如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也未能在女性所需的时尚用品及化妆品领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品牌，这个问题值得企业界和投资界来思考。
除以上之外，还有很多行业也是如此。例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当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仅走到高速发展阶段的前半段，接下来需要在市场分化后，顺应趋势和政策的调整，在基础性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抓住机会。
当下，从决策层到管理部门，整个市场的监管取向是强调防风险、去杠杆。从逻辑上说，资本必然要进行投融资——资金只有通过投资、融资，实现升值后才能体现资本的属性，但只要有投融资，就必然伴随风险。中央层面的精神实质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所针对的是各类金融风险因素在此前一段时间内的叠加。但是，想要贯彻好这一精神，不能一概而论，要有效防范金融体系风险，贯彻落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标，纠正金融脱实向虚的偏差。在此想要探讨的是，在防风险、去杠杆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应有的理性态度。
一方面，风险无处不在，如何正确认识主要风险点，并与系统性风险相关联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要看到一个风险点，就认为它可能会传导为系统性风险，然后死死按住，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在对策上不能“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以防范风险为名制造风险。想要避免一刀切式不加区别的防范，就要真正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在继续优化需求管理的同时做好供给管理。所谓供给管理，一定要形成结构优化的可行方案，要做到区别对待。在此基础上的供给管理，最终将落实到有效服务于创新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在防范风险的正确导向下，真正掌握供给侧改革的精神实质，掌握好结构优化的基本要领，把握好创新发展中对风险点的理性分析，从而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操作方案。
时间：2019年1月23日
地点：北京
会议：中关村创新论坛
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与之相关的投资是非常关键的动力源，是适应社会需要、提供有效供给的源头。经济活动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起步阶段的投资至关重要。中国想要完成经济社会转型和走向现代化，如何以投资和改革的互动支持超常规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实现可持续的超常规发展，中国才能在历史的新起点上继续追赶，达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新时代“中国梦”的目标。
当下，我们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2018年以来，我国面临外部压力不断升级，并与近年来内部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市场预期显著向下。中央层面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呈现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态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对于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做出准确预测，但我们所能把握住的，是做好自己可选、可做的事，把握这种确定性。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创新投资机制，因为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只有将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打开，才能扩大内需并策动改革、调动潜力、牵动消费，由此增强发展后劲，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机会，这其中蕴含着我们应该把握住的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中国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是可观、可用、可贵的，投资机会俯拾皆是。但如果我们想要释放这一潜力空间，一定要与改革创新相呼应。市场中有观点认为，当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展到中后期，逐渐向后期转变。对此我并不认同，虽然我国一些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已经进展到中后期，但广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仍处在中期甚至初期。总体来看，中国工业化现阶段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过程。但不可否定的是，这其中的一些增长点已经率先从中后期向后期转变。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按照国际经验，这一水平表明该地区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完结，而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存在呼应关系。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真实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可以认定它有充分条件支撑工业化的发展进入后期。按照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推算，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这两个城镇化率指标的平均值在51%左右，即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还有20%的空间，未来还将有多轮建成区的扩大、城乡接合部和相关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以及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培育等大量需求被释放，这需要得到中国本土和全球有效供给的回应，这也是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合所表现出的超常规发展，即引擎和动力源。
但此过程中必然也存在一些矛盾的制约。例如，很多地区都有大量基础设施需要建设，但政府本身的资金力量显然不足，此时就可以积极尝试PPP机制。这一机制不仅仅是融资模式的创新，而且是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北京为例，我们的目标是加快建成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否则北京公交体系的矛盾将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源的有效供给，但政府自身的财力显然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铁4号线和16号线相继采用了PPP机制。由此，通过注入港资不仅解决了原有模式所形成的局限，并且带来了绩效提升，为北京地铁引入了港铁的高水平管理和运营经验。在PPP项目中，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实现了“1+1+1＞3”的绩效提升。
对北京来说，类似的有效投资空间要继续打开，否则一些社会矛盾将很难缓解。我们要通过借鉴一些相对成熟的轨道交通网建设经验，缩小和国际真正高水平中心都市区域公交体系的差距。不仅北京如此，我国其他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也同样需要加快建设。
此外，中国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城镇，据有关部门粗略统计，城镇区域共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在实际生活中大家也都能切实感受到停车位的紧张，这是中心区域普遍出现的现象。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里，我们必须将这个短板补上。同样以北京为例，停车场和停车位的建设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例如，与长安街平行的北京东西方向第二条交通动脉平安大街，开发时的设想是尽可能实现高水平设计，道路两旁的店铺装潢华丽。但遗憾的是，道路规划中缺少了对停车场和停车位的安排，因此多年来街道两旁店铺的人气始终无法提升，没有起到街道基础设施应有的支撑繁荣的功能。在此现状下，如果想让平安大街如愿繁荣起来，就必须考虑建设立体停车位。对于这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全可以在政府形成规划后，通过引入PPP机制来解决资金问题。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发了可以实现上下各5层的立体停车位方案，用原来1个车位的空间解决10辆车的停车问题。即使是最高和最低位置上的车调到地面上，也可以在50秒内完成。这种有效供给如果以PPP的模式实现，就能够打通民间资本的力量，建成后一旦投入使用就会产生现金流，从而解决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资金链问题。当下，在中国可以观察到很多类似的有效投资案例，包括智慧城市、生态城市、海绵城市的建设等，这些项目完全可以通过充分调动潜力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实际上，政府财政资金的可行性缺口补贴所追求的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机制，期望通过良好运作产生可观的乘数效应。这种支持机制是“守正出奇”的哲理在实际生活中的贯彻，不仅守住了市场经济之正，又在特定条件下承担了一定的创新风险，争取走通出奇制胜的创新之路，实现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目前，PPP项目在财政承受能力上有10%的天花板，目的是防范风险和控制风险，其内在激励是使高水平PPP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得城市运营、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开发性项目成为主流。这10%的空间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但遗憾的是，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因辖区内的PPP项目专业水平不高，很快就把10%的空间填满了，而后续的优质PPP项目将不再有空间。实际上，最值得推崇的方式是尽量少花钱，将10%的空间用到更多项目中去。但想要实现这种预期，需要在政府和企业的意愿达成一致后，引入专业团队，帮助他们提高项目设计和筹划水平，在天花板下充分运用可行性缺口补贴。
在实际中，不少典型项目的建设甚至不需要太多政府资金。例如，汕头滨海新城的项目在中信地产进入后，要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滚动开发，但政府几乎不需要出资，其10%的空间完全不会到达天花板。在滚动开发的过程中，第一个标杆性项目是中信地产以自身的大资金启动的一个大规划，“圆汕头人百年之梦”——建设汕头海湾隧道。海底隧道的建设将使汕头海湾区域的公交体系实现“全天候”，即使遭遇台风需封闭桥梁，仍可以通过海底隧道实现通行。由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潜力将被激活，后续可能带来的发展前景将是持续的滚动开发，在此过程中将有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投融资的机会。而在这个大规模的连片开发项目中，资金将主要来自政府体外，显然可以帮助汕头这个重要的经济特区打开一个新局面。
另一个典型的连片开发案例是位于京津保三角腹地的固安县，在世纪之交后的十几年内改天换地。在固安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和当地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筹资，市场运作”的模式，把过去默默无闻的农业区域，打造成非常具有影响的经济增长级区域。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超常规发展，通过有效投资带动了宜居城市建设，且整个过程没有对政府形成实际负担，而是企业在政府规划下，用自身经验和人脉招商引资，实现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融资乘数的放大。
此外，即使一些过去看来很难进行的事情，当下也都可以尝试去争取非常有支持力的现金流。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天网项目，这原本是公安部门用于管理社会治安所需的体系。如今，在对接了投资之后，通过对天网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在符合规范的情况下可提供给外界使用。市场中，一些互联网企业非常有意愿出资购买相关信息。于是，通过招标、竞价的方式，这些信息实现了买卖并形成现金流。包括百度、腾讯等其他企业的网上地图，其相关信息大多是从天网工程已经形成的信息网络里通过规范方式取得的，而且是按照市场规则付费。这个案例充分实现了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共赢，是有效投资的成功创新。
在实现策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政府必须做到思想解放，如要仍按照因循守旧的套路，将无法实现开拓和创新。另一方面，政府需做到职能转变和自我革命。通常，不少PPP项目很可能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过程中势必涉及政府的轮替，那么这种长期行为如何才能受到保护？对此，我们必须将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目标，在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后，各届政府必须履约，为企业提供保障。这其中涉及的实质性改革概念，是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打造全面依法治国的高水平法治化社会，使企业具有信心实现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如果政府层面实现了良好的自我革命，通过类似PPP的项目将能够把投资机会从潜力变成实际的投资支撑力，把想干事、会干事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把事干成。在PPP等机制的阳光化操作下，将更多的潜力发挥出来，这种超常规的创新发展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原发表媒体：《全球化》2018年第4期
作者：贾康 苏京春
在创新发展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人们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实践，就应该面对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现阶段，在建设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一个关联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现代化升级的重要问题，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取向下股份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深化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对于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应有的作为，也是继承与发扬马克思思想体系中重大理论命题合乎逻辑的积极努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应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这种重建的核心与实质究竟是什么？以往学术界对此虽有讨论，但还很不充分，往往囿于认识局限性，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内、曾为人们着重强调的“消灭私有制”这个条条框框中，试图自圆其说，抑或归结为仅是在生活资料方面个人所有制的重建。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里，确实有“消灭私有制”这样的表述，但是细究1848年2月问世时及其后再版时由马克思、恩格斯规定为以后各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之基础的德文原文，“消灭”的用语是“aufhebung”，即“扬弃”，准确的中文翻译其实应为“扬弃私有制”。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生前曾撰文专门指明这一点。英文版在翻译此单词时，用的是“abolition”，即“废止”（本应用sublate，语义更为贴切），当再译为中文时，可能当年《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等人参照英文版、依从日文版的处理未能对证德文，表述为“消灭”，以致以后各中文版本沿用至今。
“扬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伊曼努尔·康德首先用于其哲学体系内，后为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大量使用。直至黑格尔，首先赋予了这一概念以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含义，并用来构建以辩证法为人类思想史重大贡献的哲学体系，表示的是事物发展中对旧质既抛弃又保留、既有克服又有继承的关系。中文曾将这一德文单词音译为“奥伏赫变”，后又意译为“扬弃”。这两个字被学者评价为译得“信达雅且形神兼备，相当思辨”，可令人联想麦稻收割后的扬场之去粗取精，自体升级。
如力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的相关思想，应当认为“扬弃私有制”才是较准确的汉译。同是这篇文献，马克思、恩格斯特别说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以此而阐释清楚“个人占有”和社会产品的必然关系。所谓“消灭（扬弃）私有制”，在马克思的思维逻辑和论述脉络中，只可能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制概念，这是个早已在命题中锁定的十分明确的概念：与个人相关，能够重建的是什么呢？如果说重建的是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那么实际生活里生活资料天然的存在形态就是个人所有和占有的，包括工人阶级必要生活资料里“V”的部分，天然是工人需要占有的，该吃的吃进去，该穿的穿起来，他才能作为劳动力发挥功能——这种个人对于生活资料产品的占有制度，无所谓重建的问题。
本文提出，应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放在以股份制为实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即“资本社会化”对私人股权的包容与内洽上来。这个内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逻辑的起始点，正如马克思在其代表性著作《资本论》中所指出的，是股份制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具有“扬弃”作用，而关于这种扬弃，我们应当结合当代实际生活中股份制的发展使之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并结合混合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进一步深化认识，依严谨的学理来探索在股份制的发展中为什么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资本社会化，能够带来对资本私有制“积极扬弃”的原理与路径。本文的相关探讨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可供探寻的理论认知框架和深化创新的路径指向。
一、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
（一）马克思对股份制“扬弃”作用的认识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股份制的特异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可能贡献。从社会经济生活观察：“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从生产关系的制度演变观察：“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这些文字反映了马克思关于股份制论述的核心观点。首先，马克思明确判断了由于股份制的出现而形成的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社会资本属性，以及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意义，并伴随着由私人企业转变为社会企业的破茧成蝶式的升级。他虽然还未直接认可股份制已经将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但他却已经明确认知这是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其所新产生的社会企业中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相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其次，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最后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两个绝不会”原理所揭示的公有制形成的新社会形态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起来、“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逻辑，不难看出，虽然那时他仍把一般的股份制归为一种“消极扬弃”，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股份制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形式否定、对其具有的资本社会化运行特征，以及其所引发的走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态”，是秉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同时，他还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社会资本”形式下的劳动者合作工厂机制，是已出现的“积极扬弃”。
（二）马克思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逻辑
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核心认识有两层：第一层是“第一个否定”，第二层是“否定的否定”。
所谓“第一个否定”，指的是马克思对私有制从小生产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性认识。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简要地说，这是第一个否定，即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小生产所有制的否定”。
所谓“否定的否定”，则指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必然性认识。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这样论述：“……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围绕以上两个层面的否定，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认识时特别提出，第二个层次上的否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自身的否定，是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否定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小生产私有制否定基础上的再次否定，从而是否定的否定。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所指的方向，那就是：“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为这一结论，列明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条件，即“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这一条件，充分揭示了马克思对资本私有制发展方向是升级为公有制的思考。马克思在说到由此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后，紧接着又提到：“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结合前面的分析，这句话当中的“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很显然是继续论述第二个层次上的否定问题，而结合马克思所强调的条件中所指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可以得出这个重要条件所指的新的社会所有制，即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结合股份制的具体特征，应在此逻辑框架内理解为由私人资本的扬弃而来的资本的社会化，即社会资本的公有制。社会实际生活中，股份制正是以具有清晰的个人持股形式和聚沙成塔的联合机制，结束从小生产私有制（个人所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以实质上的社会所有制为结局，以普遍的社会成员的股权个人所有为形式的社会企业制度。
（三）股份制作为企业制度的创新，是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关键
马克思所强调的第二个层次上“否定的否定”，所指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又绝不是重建实质性的私有制，而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或者说重建以社会所有制为实质性结局的个人所有制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马克思在此认识中有所指向的隐性判断，即社会所有制正是通过重建以股份制为创新形式的个人所有制而最终实现的，而特别需要清楚认识到的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机体“内生”而来的新企业制度——这种有清晰的私人持股权的股份制，却能以一种客观必然性的力量，开始呈现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打破。关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关键之处就是“扬弃”（这一概念的内生、去粗取精、破茧成蝶式升级演变之意），而“扬弃”由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以及这种反抗背景下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工人建立的合作工厂”这些形式所达成的私人股权与社会资本的内洽。股份制的这种内在包容性一直演变到当下的历史阶段，其扬弃成果的集中体现形式，就是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社会企业，已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普遍性与主导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也就是说，虽然仍然存在个体的小生产和家族式的私人企业，但企业制度的前沿形式，即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认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只能是愈益风行全球的股份制，而股份制正是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的关键性机制。
（四）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有一个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桎梏，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形成的矛盾。沿着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观察，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值。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与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进行了对比，即“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但他跟着加上一个对比：“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这为我们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基本思考线索和深化认识空间：“消极”是更多地停留于形式层面的，而“积极”应是更多地涉及实质层面的。马克思的思维框架与论述逻辑，内含着对升级发展历史过程的认可与期待。
二、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是以特定的聚沙成塔机制形成对生产社会化的适应性亦即资本的社会化
（一）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扬弃的概要考察
“扬弃”（德文为aufheben、aufhebung，英文为sublate）原是哲学术语，指事物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发扬自己体内肯定性因素而抛弃体内否定性因素而来的升级式演变。意在强调，仍是原主体，却明显进入了升级形态。无论对于马克思的消极扬弃与积极扬弃评价做出何种研究者的分析解读，其基本逻辑指向，至少具有形式和过渡方向上的肯定，余下的便是如何使形式与内容相合。
正如恩格斯所说，“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但1866年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出现了“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自身营业方面全部用掉”的情况，他特别举例指出“1890年德国的股份公司认股额达到40%”。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股份企业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启已长达百余年的主导地位，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若干跨国公司，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任何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带有时代特征与客观局限，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认识，提出于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当代的100多年前，但在当时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背景下，股份制所具有的哪怕是带有消极扬弃意味的社会资本特征，也已为马克思带来了思维灵感和重大期待。面对这其后100余年的历史进程，结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与思想指引来深化认识。100多年以来，股份制下的市场主体（即股份公司）已经发生了非凡变化。股份制前所未有地使社会成员（包括广大普通劳动者）分散的、个量往往微不足道的私人财富，都可以按照十分清晰、法律确保的同股同权规则而资本化，聚沙成塔地完成原来无法想象的巨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并催生这种资本社会化形式所自然而然要求的公众公司（即马克思所表述的社会企业）的一系列有关透明度、对股东及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责任机制，以及社会化监督机制、调整机制与阳光化的市场规则。除了早已较普遍存在的本企业员工、产业工人持股和社会上的普遍劳动者、公共机构在上市股份制企业中持股以外，国家特定层级的政府也可持股并酌情作增持、减持的操作，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正面效应。市场主体（公司）在达到一定规范程度后可以上市，而上市这一环节在英文中表述为“go public（走向公共）”，决不再带有“私”的取向。无论是股份制中的公共机构持股，还是公司走向上市而开启公共募集资金的模式，都表明即使是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主体，也已经呈现内部产权结构多元化而“混合”地超越简单私有制的特征。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上市公司这种公众公司，不仅其持股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开的，而且其经营状况信息要充分披露，进而接受全社会公众的监督，财务具有较充分的透明度，由此产生公众监督，使公司发展和社会公众利益实现了更有效的互动与结合。此即由股份制企业制度而带来越来越多实质性意义的资本社会化，进而对称地呼应了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
（二）股份制下的资本社会化带有积极扬弃因素渐增的特征：全球化视角与供给侧创新
据恩格斯的论述，股份企业是首先从工业开始实现转变的，需要巨额投资的钢铁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厂、纺织业、啤酒厂，都逐步实现转变，而后托拉斯创立了实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在以后各个商号也进入建立股份公司阶段；商业方面建立股份公司，使银行和信用机构紧接着也从只有几个私人股东转变为有限公司，农业随后也以地产的形式实现了股份制，发展到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的阶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相关论述的时代发展至今，沿着历史纵轴来观察，当时的股份制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开始出现破壳动力的萌芽阶段，当时股份制下的资本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会带有较为形式化的消极扬弃的特征，其幅度和范围都还比较有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供给侧生产力升级换代为代表的演变，实际上决定着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乃至时代的更迭。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源于供给侧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创新都直接提升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跟随着不同的供给侧创新发展阶段，股份制企业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蒸汽时代过渡到电气时代的过程中，手中仅仅拥有资本的资本家逐渐偏离社会财富的中心，拥有创新技术或管理专长的人才作为工人与职业经理的代表，开始在资本的支持下建立股份制企业，消极扬弃由此潜移默化地逐渐被积极扬弃所取代。步入电气时代后，逐步得到发展的股份制企业更加成熟，股权的分散化程度越来越高，借助小额股票的可得性与职工持股计划的推行，企业内的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可以自由、自愿地持股，上市后更是有大量的社会成员包括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进入股市成为股东，一家大企业主要的股份仍然属于某一位大资本家的情况逐渐减少，乃至变得罕见。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大资本家的地位（20世纪末，美国机构投资者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达到48%左右，接近一半），而无论他们的偏好是战略投资还是财务投资，企业高管层职业经理人的作用都愈益突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有研究者把这种资本社会化趋势称为人民资本主义。当时的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通在《不受限制的美国》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其后相关的理论探讨风靡美国、西欧、日本和加拿大且经久不息，其所形成的3点基本认识是：第一，所有权分散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私有财产的分配发生深刻变化，日益转为人民群众手中的资本所有权（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东人数为46万人，至20世纪70年代末，其人数上升至300万人；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人数为几十万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其人数上升至200万人，平均每个股东只持有200股）。此外，还要加上间接通过经纪人名义持股票者（1996年，美国成年人口43%持有股票，到2000年，上升到总人口的70%左右）。
第二，经理革命论。资产所有者在管理企业方面已退居次要地位，领导权已日益向管理者、技术生产知识界手中转移。
第三，收入革命论。国民收入的分配发生了深刻变革，工人和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与产权收益有关。
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的认识虽然可能存在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和某些待商榷之处，但其与时俱进而实事求是地提出新命题的基本态度和思路，确实值得研究者积极借鉴和继续深化思考。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随着海量数据存储和应用得以实现，随着世界互联网的建立和健全，股份制企业更加具有“go public”的客观条件，也逐渐呈现出更加社会化的特点。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世界著名的标杆式大企业，在2008年未改组之前，股权已高度分散，很难说其具体归属于哪个资本家，为数众多的持股人是本企业的员工、产业工人和社会劳动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通用汽车公司遭受重创，美国财政部对其进行注资，改组后当时的通用汽车公司股权结构为：美国财政部为最大股东，占72.5%股权；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退休医疗基金为第二大股东，占17.5%股权；通用的债权人占10%股权。而时隔数年，2014年7月15日查得的情况，是UAW Retiree Medical Benefits Trust为其十大股东之首，持股比例为8.74%，加拿大政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86%，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仅为38.29%。另一家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2014年7月25日的股权结构中，十大股东居第一位的Vanguard Group持股比例为4.99%，第十位的Global Investors持股比例为0.78%，其十大股东合计占股份额仅为20.6%。这些情况都客观表明，股份制使资本集聚的规模巨大，并富于要素流动中做出调整的较充分弹性与便利性，实质意义正在于资本社会化特征与属性的不断强化和走高，客观上已明显缓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此外，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审时度势地运用公共资源向股份制企业注资，缓解经济危机对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使生产关系得到良性调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职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简称ESOP）的发展使工人所有制企业得到发展，职工可通过ESOP把企业全部或大部分股票买下，成为企业的控制者和支配者。例如，1984年，美国威尔顿钢铁公司7000多职工以3.8亿美元买下了即将倒闭的这家公司，工人拥有全部股权，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1994年，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把55%的股份转让给职工，由职工负责经营该公司。20世纪80年代，日本上市公司中有80%左右已建立了职工持股制度。量变为质，在股份制经济的演变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当年所肯定的积极扬弃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广泛性与影响力。
（三）股份制下已有的积极扬弃仍存在局限性与升级发展空间：标签、差异和共性
迄今已有的、股份制框架下对于资本私有制的扬弃，最具有积极扬弃意义的当属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路线指导之下企业改革的伟大实践。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中，中国民营（私营）企业的升级发展，一旦进入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轨道，便进入了资本社会化的轨道，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是把股份制确认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完善过程。在中国计划经济传统体制下转轨而来、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国有企业，也义无反顾地进入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线的战略性重组改革过程。两方合流而成的，是日趋发展壮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潮流，这种混合所有制被决策层认定为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它显然是供给侧创新中将进一步共赢式调动一切潜力与活力并解放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建设。
毋庸讳言，多次被中央指导文件所肯定并反复强调深入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际生活中还面临不少困惑、争议、摩擦、障碍，以及将可能继续展开的见仁见智的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混合过程已绝不限于国家概念之内，早已是以跨国空间为参照系的混合行为（包括过去认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工、农、中、建几大银行，也早已在引入国外投资者而势在必行的混合所有制之列）。在未来的演变和发展中，也可能将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个层面主要反映的是股份制的扬弃在实际生活中必然是具有阶段和场景，以及特定制约条件下的种种局限性，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必须在探索、试错和纠结中，使制度的创新进步逐步明朗化和成熟起来。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实践，以及在此实践中国内的资本社会化与国际的资本社会化的必然融合，更是不可逆转与阻挡的客观过程。中国本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中国本土之外其他经济体的股权混合式共赢发展过程，总体来看均方兴未艾，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升级发展的前景。近几年在中国本土已经做得风生水起，未来在“一带一路”及国际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将进一步发展的PPP，其每一个SPV（特殊项目公司），几乎都必然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寻求共赢的市场主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行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化联合的跨国公司，也将在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得到长足发展。这个历史性发展潮流中资本私有制的扬弃，难道不愈益体现着其积极扬弃的意义吗？中国实践中称为公有制创新性实现形式的股份制，在这一潮流和轨道上，绝不是延续着传统计划经济国有制的逻辑，而是对接了马克思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否定之否定”逻辑，兼容并包地把国有、非国有，公有、非公有，国内、国外的各种分散的股权，结合成资本社会化的、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集聚和集中，支持信息革命时代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在具体的现实观察与认知中，差异化特征比比皆是，并很容易引发人们“贴标签”式的思维惯性。例如，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海啸，而后对全球经济形成影响，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此，美国当局最关键的供给侧管理举措，是动用公共资源给花旗集团、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和贝尔斯通等金融企业注资，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跨国公司通用汽车注资。这都是在股份制框架之下，对应于其制度机制具有包容性的特定操作。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就有人惊呼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著名学者资中筠直接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希望不要贴这种标签。显然，这其实是股份制调节机制里自然产生的相机抉择式股权结构的变化。的确，对于股份制框架下的某一具体调节案例，如果一定要贴上这种标签思维，并不适应股份制历史性扬弃过程中的共性。而其他在这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扬弃式演变中的中外种种差异与个性，都不足以否定马克思扬弃认知框架下关于生产关系是在根本上由生产力发展需要所决定的这一共性内涵。由此可知，股份制对于进一步解放和顺应生产力的适应性，就是其世界范围内的共性。
三、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关键，是以产权制度的清晰和法治化为基础的实质性资本社会化
（一）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逻辑上的畅通、实践中的阻滞与创新的重任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间存在一个逻辑链条：股份制—对资本的消极扬弃与积极扬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条逻辑链可分为3个层次。
第一，从股份制到资本扬弃。股份制的发展阶段将经历从资本的消极扬弃到资本的积极扬弃，而资本的积极扬弃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的“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所促成的生产关系调整变革。
第二，从资本扬弃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按照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视角下马克思对私有制两个层次的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小生产私有制的否定，而资本扬弃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自身破壳而出的对原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的否定”的实现形式，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第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这一过程的结局，其实质绝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社会化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由此观之，股份制的创新在适应生产力的轨道上，实际上贡献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尤其在历史视角和供给侧创新的视角下，于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最为重要的实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必然性，这一逻辑在理论上是贯通无阻的。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各国的这一进程必然会面对种种阻滞。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导向下，我国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间，实践上的阻滞至少来自于两大方面。
第一，重建个人所有制目标下的私人产权，虽已进入宪法保障范畴，但并未充分到位。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一个，即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相应地，如果对个人财产的入宪进行观察，其相关保护规定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实际上在法治环境概念下，客观地遗留了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不利与阻滞因素。
第二，国有的和集体的土地资源等财产范畴，目前尚没有纳入股份制范畴的全面解决方案，改革之路上攻坚克难的大量的考验与此相关。已有的土地入股、资源入股、股份制改造的种种试验和探索，还是创新之路上需要继续开拓前进的重要“进行时”创新探索使命。未来，资本的社会化如何全面、顺利地纳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法治化保障范畴，并形成解放生产力的巨大正面效应，仍任重道远，但这将有望为全人类的升级发展及文明进步做出卓越贡献。
（二）混合所有制是联结股份制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关键性创新机制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名号下的这种股份制和必然派生的混合所有制，已在发生扬弃“私有”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制约因素的积极作用，那么当然应如实地认识这种变化，把股份制下以混合所有制为取向的发展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紧密结合。没有理由对股份制加上“姓社、姓资”的诘难，更应淡化“姓公、姓私”的贴标签式思维，充分肯定中国本土和对外互动中积极扬弃式的不断尝试和探索。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今后几十年连接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取向的股份制，定将进一步打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潜在空间，长远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支持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石，已可以在混合所有制概念上予以说清。如上所述，混合所有制是内在于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框架，其中某一企业股权的来源，可以把国的、民的，公的、私的，内的、外的都“混在一起”，却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在法治化环境下，所有利益关系都可以规范地得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制中的解决方案，有利于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形成共赢的预期及实际进程。在混合所有制的相关持股主体互动中，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管理和自管理、规范和自规范这种现代化治理要素的结合，非常有助于潜力、活力和创造力的释放，即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在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更多依靠以这样的产权基石，从而合成一个现代化市场体系，搞活企业，以求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越走越宽。
按照现代经济理念与实践来理解股份制，结合上文论述，需要再次强调：对股份制不必、不能贴标签，作“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界定。股份制是人类经济文明从产权基石层面规范形成的以法治化为背景的一套基本制度规则，在高标准、现代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下，其最具多元和包容性的形式，以及可以为企业提供可持续共赢发展的制度安排。由此可知，股份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的这一形式，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实现形式，也是全面改革阶段及中国和平发展走向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企业改革领域的主打形式。
（三）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是资本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中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支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通过混合所有制打通从股份制到社会性的公有制实质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阻滞后，继续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做出表述和认识，应明确落到资本社会化上来。中国在私人财产保障入宪的新起点上，在通过混合所有制将国有的、集体的生产资料纳入股份制范畴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将赋予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含义与演变中的包容性。这时，生产资料原来所表述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将不再是以一种行政化、错配概率较高、朝令夕改的体制机制进行配置，而是在一种法治化、清晰的长效机制下，通过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股份制具体形式，以“go public”的形式形成一种资本社会化局面，其中又以一股一股的形式，将多样化的选择权利送达个体手中。而这种资本社会化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指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程。这种过程与公有制不但不存在矛盾，反而升级了其实现形式，或者可以说将以更加有效率且更加注重公平的形式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升级版实现。这种资本社会化与供给侧创新，也将继续密不可分，在技术发展到移动互联、万物互联、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当下与未来，经济发展呈现出的共享模式将赋予资本社会化实践层面更加丰富的形式和路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思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发展目标是社会所有制，而当下这种以资本社会化作为核心与实质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路径，显然符合向社会所有制发展的方向。
四、小结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成资本积极扬弃的时代契机与历史路径是社会化大生产中要素流动支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中，明确认定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基于此，本文所讨论的股份制到混合所有制发展脉络上，对马克思从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与时俱进的展开，可作以下小结。
传统的私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以后“否定之否定”的升级发展的过程中，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可认为绝不是简单停留于形式上的“消灭私有制”层面，也不应理解为是在生活资料层面，它是可以将一股股所谓的分散资本、虚拟资本和实际运行的实体资本，形成一个规范化、社会化的市场连接机制，而使社会成员在其中根据自己的意愿以个人所有的股权参与投资，形成公募股市交易和私募股权交易带出的要素流动，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同时，这其中内洽地形成个人所有制的重建，把这种资本社会化机制融合于股份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中。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和认知的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升级。
当下，在由共产主义这个远景引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实践里，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当然要利用这种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已有的一系列资本社会化发展机制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在这方面的探讨，有一个过去已有、说起来有些压力的说法：这套分析听起来是不是“趋同论”，不讲“姓社、姓资”，就讲资本市场股份制标准化以后有大的包容性，不就成了一种趋同？其实，不应把趋同论弄成一顶政治“帽子”。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说，文明越发展越有某些趋同特征。从全球化背景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向不就意味着文明上升的过程中具有趋同的共性吗？这其中的趋同，绝不应成为不能讨论的问题。所以，应再次强调一下解放思想，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与时俱进的科学探索中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党中央所重视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今后还要不断发展。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在所有制扬弃等理论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那么就不配称作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