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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7月14日
地点：北京
论坛：2018国际货币论坛
讨论结构变迁中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需要考虑中国的战略、策略问题。我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中国面对外部变化，讨论中国战略和策略问题；二是拓展到结构性改革概念之下，探讨宏观政策协调的一些基本要领。这两个方面各用6句话、6个要点提纲挈领、总结概括。
第一，当下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已出现阶段性变化。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形成追赶态势，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已发生变化。
第二，在新的阶段，中国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时，必须重温邓小平当年“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考虑，尽量低调，绝不当头，进而争取有所作为。
第三，中国要继续寻求和平发展，在新时期，必须重视、强调于外贸关系中“比较优势原理”能够解释的范围之外的、守正出奇的赶超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内在逻辑碰到“比较优势”的天花板后，只能理性地实行赶超，这也是结构性改革的真谛。
第四，面对国际新形势，应防止最坏，争取最好，力求在国际事务中找到各方的新平衡点，使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留存后劲。策略上应该注重有理、有利、有节。
第五，新阶段的关键任务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不确定性中把握好确定性，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通过创新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把我们具有世界第一大人口规模的巨大市场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第六，坏事可变成好事。义无反顾地做好自己的事，把压力变为动力，使之成为促使我们追求更高水平现代化推进方案的好事。
将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纳入结构性改革来考虑，以6句话阐述个人观点。
第一句话，结构性改革是全球大趋势，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概念。2016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已经反映了G20国家对全球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共识，也就是中国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追求人类社会更好的生活状态，可顺应世界大潮流，把握航向。
第二句话，文明提升变迁中，每一个经济体和主权国家都要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要求任何经济体不能再简单延续那些局限性已很明显的需求管理思维，而是必须从制度供给方面来解决结构问题。在使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需要更好发挥作用，守正出奇。处理结构性问题，需要在全球共性下找到自己的个性，形成定制化方案。
第三句话，各国在多边关系中，要寻求共赢。中国高度认可全球化，提倡共赢，应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所以，对于多边关系，要给予更充分的重视，寻求实现共赢、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所有潜力和积极因素。
第四句话，进一步积极探讨宏观政策协调机制。货币政策影响力方面，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和其他经济体要更多地考虑财政政策结构优化的作用。
第五句话，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各种迹象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强调松紧适度、更加务实。这种情况下，不能只关注宏观杠杆率，还要考虑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特点和实际物价。中国的物价综合水平，就现阶段而言，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既不通胀也不通缩。因此，扩大内需应释放潜能，把社保和公共服务做好，使大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更加有信心。
第六句话，扩展对外交流，争取朋友越多越好，尽量化解敌意。有诚意地、务实地、多层次地开展国际交流；扩大我国智库和学界对外交流的开放性，适当优化“外援”，积累经验，提高自身水平，更多地进行结合人文特质的政策协调与交流活动。
时间：2018年12月28日
地点：北京
会议：财经战略年会2018：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展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的发言是谈一下对“中国模式”与“中国抉择”这两个不同概念的理解。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我所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强烈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征及意义。
关于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前些年各个方面早有热议，观点不一。我在一次由某基金会组织的论坛上接触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也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重温这些观点，我觉得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下面汇报一下我最基本的认识。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落脚点在模式上，其内在含义是“一个在中国已有的、值得肯定的创新模式”。但讲到模式，我认为这个词在具体表述中的内在逻辑至少要包括3个方面：
第一，它是有别于既有模式的。如果说中国模式可以归入某种已经形成的模式，那用原来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模式即可，而不必再另外提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
第二，它要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要求多成熟，但至少要成形，若还处于变化中就把它称为模式，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当年主张此概念成立的学者又说，中国现在的表现还处于“史前阶段”——既然是“史前阶段”，就说明还没有进入可以放在某种模式或框架里进行肯定描述的、具有稳定性和成熟特征的阶段，那么这个概念只是有可能在未来提炼出来。
第三，它应具备有内涵的、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主体在类似条件下仿效或者复制。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其他主体完全无法仿效或者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对人类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经过比较研究后发现这个模式是一种要避免的“坏的模式”，那也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一种意义，但这绝非中国社会这么多年来反复讨论的中国模式的视角和相关氛围。
如果再进一步看，我想在此重提邓小平当年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判断，也就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至关重要”，而制度建设要达到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状态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现在还存在种种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既表现在发展模式上，也表现在体制模式上。
在这个背景下继续讨论模式问题，对于某种经济社会的模式，我赞成有的学者强调的：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把握。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其在《国富论》中对经济学的称谓是“political economy”，所以人们后来一直沿用“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只是再后来又出现了较为学术化的另外一个词“经济学”——economics。由此可见，如果从原理上向前追溯，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发展而来。实际上，经济学是将国家政权的作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系统来把握的。《国富论》中对国家的职能及国家发挥作用所必须运用的税收和国债等工具进行了专门研究，所以也被称为财政学的开山之作。我们不妨从这两个角度——政治的、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的模式做简要考察。
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改革；到党的十八大又加上“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起称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多项制度建设里，也包含了政治建设，这些都与这个思路一脉相承——必须摒除传统体制模式里的弊病。直观来看，现在与我们政治生活相关的基本特征，已有巨大进步，但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展开。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在政治模式方面创新了一个稳定的新模式——如果现在做这个肯定性的描述，我认为是不符合我们现实生活中“五位一体”导向之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基本事实的。
再从经济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经济模式，我认为其实还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方向上演进。怎样在已经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借鉴、开拓和深化改革工作。我们最终能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怎样的力量，使其发生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目前还远远说不清楚。“地方竞争”和从价格到其他方面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里的“双轨制”等，很多东西我们都还在尝试，且不得不尝试。邓小平当年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还有很多困惑和纠结。大量一线工作人员乃至地方领导、企业领导，现在谁还说“闯”？大家对“试”都只是表态“要把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实际上，对于如何创新，都是你看我，我看你。对于这些纠结和困惑，如何化解？与此同时，我们在“试”的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好“混合”问题。在所有制形式上，中央早已经明确，要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将股份制框架之下的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把国有的股和非国有的股，公有的股和非公有的股，法人的股和自然人的股，员工的股和社会公众的股，充分混合起来。但怎么混合才能成功，我们还必须继续做大量的探索、改革和创新。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经历了快速发展，现在，我们依然有持续发展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但在成长性仍存的同时，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凸显。这种矛盾凸显之下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是我们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所以，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做了一个简要的勾画后，我的认识是：我们把中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讨论，能否形成一个可称为“中国模式”的总和模式？这个火候显然是远远没有达到的。正如吴敬琏很早就提到的：我们将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当然，这有点非黑即白地“二选一”，但把这个极具挑战的问题放在认识框架里来看，他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刚才我听到有专家讲环保，在此我也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环保法》修订后，有一种说法是：新的《环保法》“要长牙”这个目的达到了，而《环保法》最终要成为“铁嘴钢牙”，因为有的同志强调若做到“一分立法，九分监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就能够解决了。我并不这么认为。《环保法》怎么执行？必须由人去执行，因此必须对这个人授权，因为只有公权在手他才能执行这一法律。另外，由人执法，就必须在全国各地设环保局、环保所，这些环保局、环保所的工作人员的管理半径能完全覆盖中国国土吗？如果完全覆盖，需要付出多大的行政成本？如果不能完全覆盖，那就变为能够覆盖的范围里你是“铁嘴钢牙”，覆盖不了的地方，对不起，照样是原来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不惜行政成本，做到完全覆盖国土，第二个问题则紧接着出现：“铁嘴钢牙”的直观形式——真正执法，这一过程中，执法人员要与管理对象打交道，这时，“处关系”便发生了，关系处得好的，该执行的不执行；关系处得不好的，管理对象可能受憋，生产经营主体被逼入绝境，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怎么能说有了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加上了“铁嘴钢牙”，中国的环保问题就解决了呢？
实际上，真正解决环保问题，需要一套完整制度来安排。我们做经济研究特别需要探讨的是：有没有可能于统一市场内打造一种主要由经济参数形成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内生机制，促使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一方面有法律的约束；另外一方面有内生的积极性，使他们自己愿意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以此促进环境的保护，这是中国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这些都与制度有关，与我们现在还很不成熟的、称不上模式的“混沌状态”如何向相对稳定的、可持续的现代“善治”模式接近的问题有关。
如果把政治、经济融合的问题提得再聚焦一些，可以提炼出一个称得上关系到民族复兴命运的哈姆雷特式“生存或死亡”层面的问题——改革到了“深水区”。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说，到现在还可以继续研究讨论，但实际的客观制约是，留给我们必须做出不可回避的决定性选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越收越紧，也就是说，“改革和社会问题在赛跑”。那么，有没有继续深化改革的切入点？我认为理论上可以做出3种可能的情景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寻求正面解决政治改革方案设计问题。但这个假设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有些重。
第二种假设，先易后难。前些年我就注意到，有学者指出：“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这句话所指的就是配套改革。大家在不同场景下讲改革，表述似乎一致，但实质内容往往是不一致的。最根本的、真正的问题能不能抓到？对此众说纷纭。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啃下什么“硬骨头”？我们能在攻坚克难方面推动什么？也都是大有可讨论之处的。
第三种假设，依宪治国。和我一样做财政研究的人员，多年前就注意到一个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改革潜力空间——民主、法治。1998年，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框架，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换言之，就是在推进公共财政（也是民生财政、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能否以各方都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来切入——现在中央反复强调预算管理要推进到绩效的全面考评，这是方方面面都难以拒绝的。那么，从加强管理的角度切入，改良式地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考虑：在承认公民权利平等和政治权力制衡的前提下，首先对公共资源配置的预算、税收等实行越来越规范、透明度不断提高的理财民主化、法治化，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最终实现依宪治国。这条道路所带来的社会震动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较小，可操作性较高，我认为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最值得重视也最有可能推进的路径。以一系列管理优化命题之下操作环节的进展，以整个社会较小的代价实现比较平稳的转轨和过渡，从而最终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攻坚克难任务，应该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非常值得看重的推进道路。
所以，我的发言可归结为一句话：现阶段，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全面配套等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而不是陷于喋喋不休地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中国模式”。谢谢大家！
时间：2018年4月1日
地点：北京
会议：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各位做交流。
关于宏观运行的大势，我已经在2017年年初以来的很多场合说过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刘主任的思路高度一致。我也认为，在经济运行期间要努力确定经济发展阶段的“L型”转换，凝聚新常态由“新”入“常”的共识，巩固其态势，追求尽量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而这其中的关键，是要结合中国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来理性处理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升级发展和中央强调的系统性风险防范。
这些观点我已经说过多次，今天就不再重复。而对于最近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各位交流，并表达我的一些探讨性看法：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
中国的发展，必须清醒地把握总体思路：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是我们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国际地位的一个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判断，那么，我们的一系列行动，都要与之相匹配。
一、坚持大方向
从大方向上来讲，逐步更加放开，应该是因势利导。同时，在开放的过程中，要继续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点中国已有明显进步）。
人类文明的发展毕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升的，不同的阶段、更高的台阶上，可能有新的机遇，需要新的思维。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时间上的朋友”，现在看来，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超常规速度发展已将近40年，并且发展后劲还非常大。我观察到，全球投资者无不关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目前只进行了一半，后续的纵深相当可观。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学者经过研究形成的认识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对现代化路径概括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依靠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形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战略框架，并以此实现中国梦，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比较优势碰到天花板时，一定要理性地把握和运用赶超战略。赶超就是从追赶开始。这种不平衡中的追赶，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荷兰在17世纪追赶而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在18世纪追赶而超越了荷兰，美国经过长期努力在19世纪末赶超了英国。
现实中，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经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这两大阶段的努力，我们大致上走过了党的十九大所说的“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现在面临着要“强起来”、完成现代化历史飞跃的新时代，我们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前看，我们还要过4道坎。
第一道坎是目前看来悬念已不大的全面小康。
第二道坎是非常值得我们看重的如何保持必要的后劲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道坎是要在2025年这一个与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的时点上，把“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道坎是再经过15年左右，在2049—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道道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明白，全景图上绝对不能简单地只看总量，这段进程中看总量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了，表现了、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超常规发展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但是背后支撑这个起点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综合国力中无法回避的软实力——实际上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感召力、影响力，何止简单的一个贸易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工信部随后也引用一系列指标说明：中国制造业水平和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中国科技创新水平，不仅没有进入世界第一阵营，连第二阵营也还没进去。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份让我印象深刻的多页清单，说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被我国甩在后面，但从电子技术到互联网及相关创新领域的多种技术，方方面面，很多制高点都已先于中国占领。因此，我们现在要有一个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要特别看重党的十九大说到的两个没有变。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即在远景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视野之内，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前半段。这是当年已经说清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括，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
二是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何谈超越美国。
牢牢地把握由此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重要性如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现代化成果的必备要素——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有一系列积极进展，但要完成比较彻底的国际化至少还要20～30年。因为在有了周边化特点和硬通货化等积极进展（比如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在一般结算货币上越来越被接受，关于成为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结算货币，中国现在刚刚开始试验，今后发展如何，还有待努力。另外，储备货币概念上，全球只有少数经济体愿意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里的一个选项。一有风吹草动，特别是有发生较大危机的可能时，它们避险资产、避险的储备货币中有没有人民币的份，特别是首选的避险资产是什么？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个过程我们仅心急是行不通的。
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基调
接下来，我想强调新思维应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哲理指导层面：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有深刻内涵的。从制造业来说，到2025年，我们要力争踏入“制造业强国”概念的门槛；到2035年，在制造业强国阵营里，我们争取达到中等水平。那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但人均指标肯定还达不到美国及一些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软实力方面，不确定性更大。
做一个结语：前面探讨性的认识，表述不一定准确，但是应坚持的原则，就是牢记党的十九大指出的“两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认为，党的十九大的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最好的清醒剂，经常使用这个清醒剂，对我们保持连通中国现代化中国梦这个目标的耐心和前进定力，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新长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擦一点清醒剂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却可以让我们更务实、做得更好。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化思维，如果要力求高水平发展，那么就不在于它的锋芒，而在于它的厚重；不在于表达得多么绚丽夺目和暂时的鼓舞带来一片叫好声，而在于实事求是，高瞻远瞩；不受阻于一时的“小风波”，而要看清和正确把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人类文明主潮流。
以上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原发表媒体：《南方日报》南方网2019年3月20日
采访者
：黎华联
原文编者按：2019年，新《个人所得税法》如期全面实施，为纳税人派发“新年减税礼包”。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则明确释放2019年我国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信号。那么，新一年的深化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措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贾康，他认为，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降低税负和优化实施细则，这将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受益。粤港澳大湾区把改革和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有望给全国很好的引领。
一、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侧重点是怎么“松”
南方日报： 2019年的货币政策，是否会有新的变化？
贾康： 为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与下行压力，今年政府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年货币政策掌握松紧适度的最主要侧重点就是怎么“松”的问题，这里面含有扩大内需、增加有效投资和支持消费潜力的政策意图。有舆论认为今年会出现通缩，但这言之过早。从物价来看，目前尚没有通缩的明确表现，处理得好，应能防止此种倾向。
二、经济发展具备潜力、韧性和回旋空间
南方日报： 应该如何研判2019年经济情况？
贾康： 我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回旋余地是比较明显的。从主要指标来看，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空间，可选择的有效投资具有巨大的潜能空间，基于经济社会成长而调动、扩大消费潜力，也还有很大的可作为空间。实施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客观的依托是我国增长的空间仍然可观，主观方面必须做出的努力则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只要不犯低级错误，预测今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仍可在6%以上。
三、消费者将受益于增值税改革
南方日报： 2019年的税制改革方面，会在哪些方面先突破？
贾康： 在2018年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中央的配套税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增值税等。还应积极考虑加快房地产税立法。
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降低税负和优化实施细则。增值税优化实施细则将使企业受益，同时由于增值税会通过复杂的传导过程使大部分税负最终落到消费者身上，所以改革实际上也将使消费者受益。
房地产税目前只有上海、重庆两地有柔性切入的试点，其改革方向是经过法定程序完成立法，从无到有建立制度框架。
四、养老金全社会统筹是动态调剂
南方日报： 你曾提出的养老金全国统筹，可否简要介绍一下？
贾康： 我国应尽快实行基本养老金全社会统筹，这是提升其“共济”“互济”功能的必然选择，还具有促进统一的人力资本市场培育与发展等积极意义，也会使社保机制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统筹层级提高，有利于降低个人缴费标准。人们缴费共同形成的“蓄水池”，如果统筹到全国，“共济”功能最高。国家规定每个人缴费的标准将因此有望调低，可以为企业与员工实实在在减负。
这种调剂方式的使用，不是“借”与“还”的关系，是以共同基金的形式，在动态中保证所有参与者（缴费人）达到需使用年龄（退休时），能满足其领取标准。
五、粤港澳大湾区的打造，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
南方日报： 你对粤港澳大湾区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贾康： 粤港澳大湾区可说是越来越被看重、有全局意义的区域战略，是广东已经成为非常明显的经济增长区域后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曾经提出的泛珠三角战略，因为范围太广，使其增长极效应尚不符预期。但是粤港澳大湾区集中在广东沿海区域和港澳地区，是借鉴国际经验更可行、有望更快见效的一个增长极，按照湾区概念打造，有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种种有利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把改革和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的情况下，广东的改革发展结合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有望对全国形成很好的引领作用。
六、支持民企融资需要雪中送炭机制
南方日报： 对民企的高质量发展你怎么看？
贾康： 民企要高质量发展，大环境上，应该按照税收中性、竞争中性等原则，落实中央一系列支持民企发展的大政方针，给企业实实在在的配套支持措施等，这些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但目前还缺少支持民企融资的针对性配套措施。
目前在实践操作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业绩考核时，具体执行层面对一线信贷工作人员的约束，如贷款责任终身追溯、风控签字承担终身责任等，这些风控措施显然是有必要坚持的，但关键是要匹配上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优化大量中小微民企的融资可得性。因此，小微企业融资要破除困境，还要大力推进机制创新。
需要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款、不愿贷款问题的同时，要有一套匹配政策性金融的雪中送炭机制，保障金融安全性并破解锦上添花运行机理的局限性，“守正出奇”地形成健康、可持续的政策倾斜机制，在承担一定风险且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持续地支持小微、绿色、创新、“三农”等民营企业。
原发表媒体：《参考消息》2019年4月5日
如何认识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本文试结合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的认知，概括考察其相关的“变与不变”。
一、永恒之变中有不变
人类社会及其所在的世界（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亿年前诞生宇宙的大爆炸；人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考古已确认的300多万年前的非洲女士“露西”；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则可追溯至约6000年前的两河文明。这些都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变化的各个阶段、各个局部，具有无数的特殊性，即个性，但永无止息的演变过程中，却又有恒常不变的共性，即人们在不断探讨以求加深认识的“规律性”——中西方的思想成果，均对此“变与不变”的关系很早便有了清楚的认识：对于人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的是变与个性，以及变中进取的态度；“太阳底下无新事”“天地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讲的是变化中不变的共性，以及变化中对规律之道应有的敬畏与肯定。
二、从几千年的坐标到几百年的坐标看轨迹
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认知其发展变化中的主潮流，所反映的即是于变化中就共性而言的社会发展规律。我基本认同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的简洁勾画：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史演变中的共性主线，是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我认为，于数千年视野中可总结的这一发展轨迹，近到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坐标系上的人类文明发展轨迹则可进一步展开为综合性的六大潮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和法治化。这六大潮流的汇合是主线，当属孙中山先生当年海宁观潮后所题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三、中国在近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变化主线：从“大踏步跟上时代”到锁定中国梦
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曾有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引以为豪的汉唐盛世，但却于告别康乾盛世后严重落伍，鸦片战争后更是颓态毕现，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战争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20世纪的百年间，终于有3件大事先后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两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以改革为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中国的总体发展在“大踏步地跟上时代”，经济总量已从原来全球的第十几位上升为全球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则从原来的极低水平上升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的上升与超常规发展中的成就令全世界瞩目，并且在沿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主潮流继续发展的主线上，已清晰地由邓小平当年勾画的“三步走”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地锁定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49—2050年要建成社会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目标，即在未来30年，要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考验：变从何来？
“行百里者半九十”，就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冲关期的当下，某种“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考验似乎不期而至，不能不引发我们的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
变从何来？至少有如下两大维度。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逆转”式变化。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过程虽然复杂，但大脉络总体上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推进的全球化（国际化）。但就在最近几年，国际格局却有了一些令人几乎目不暇接的“黑天鹅事件”。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原可依仗的一些“推力”因素，不期然转为“阻力”。
第二，国内矛盾累积与外部冲击交织而成的“挑战压力”强化。中国在令世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起飞“黄金发展期”特征并未完全消退之时，近些年的“矛盾积累期”特征却已日益明显，至少有4个方面的纠结与特征。
一是“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相交织。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正合乎一般规律地转向“新常态”和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面临来自资源环境和国际关系两方面的矛盾制约和隐患叠加。
二是经济运行中“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新常态的“新”早已明确，但“常”还有待达到，本来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已出现长达12个季度的6.7%～6.9%经济增速平台，但新的不确定性和不良预期使经济下行压力再现，而支持经济上行的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社会善治等方面的红利因素，也由于与之配套的改革在“深水区”步履维艰，尚难显出其强劲力量。
三是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改革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一向被反复强调，但在渐进改革路径上“利益固化的藩篱”面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博弈中趋于胶着状态，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局面迟迟难以豁然开朗。
四是力求国内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和掌握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调整重构主动权成为双重挑战。如何使全面配合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是“办好自己的事”、保持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的关键与历史性的挑战。同时，在近年一系列全球贸易、投资多边体系和原有规则的调整与重构中，必须坚持以开放促进改革、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力。
以上的纠结与压力，业已使“百年变局”的重大挑战与考验性质施加到中国现代化的冲关期上，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五、变中有未变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中国现代化，仍是应牢牢把握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主线。
在以上变局和考验面前，我们应当认清，以人类文明发展主流为“基本面”，遏制逆流、砥砺前行，有“不确定性”中我们可把握的“确定性”，其客观上的支持因素来自于“变中未变”、不可逆转的全球供给侧创新发展大势。
回顾一百多年来全球视野内的历史演变，我们已有充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依据充分肯定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这一判断成为我们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这一主题，完全可以由关于供给侧创新的研究给出严谨的学理论证。在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推到“共享经济”这个前沿概念的时代进程中，全球各经济体的产业链日趋融合，越来越有可能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在国内、国际实务中推进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包容性发展与和平发展。
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和两个角度的学理论证，构成认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原点，并将继续由实践证明，这可成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一起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发展的最为客观的支撑条件、共识催化剂和强有力制约因素。当下我们感受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上的基本趋势和必将走向的主流认同。逆流可以掀起一些浪花甚至是惊涛骇浪，但终究将被主流所压倒。中国在以人为本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求同存异，在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发达经济体现代化水平的进程中，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且要以坚定不移、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形成发展后劲，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存共荣，迈向中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更值得期待的美好明天。
原发表媒体：《辽宁日报》2018年07月24日
2018年，我们将迎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需要对接到砥砺奋进的继往开来。面对完成“强起来”新时代中实现现代化中国梦历史飞跃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亟须新的一轮思想解放。
2018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主题就是强调“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会议所强调的“思想再解放”，意味深长。
改革的同义语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前提下的制度创新，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下“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在行进到“攻坚克难”“啃硬骨头”和“涉险滩”的关键阶段之后，迫切需要以新的一轮思想解放为大前提，冲决落后于时代、阻碍着创新发展的陈旧思维，以开启和推动新时代作为现代化“关键一招”，带来“最大红利”的改革实践。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艰巨任务横亘于前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必须进一步地强调和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牢牢把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与“最大实际”。只有在解放思想中真正摆脱屡屡兴风作浪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与干扰，才能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中确有把握防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为害甚烈的错误损伤和破坏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如果超越阶段直接搬用“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远景目标来指导现实，听起来冠冕堂皇，却定将损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格局，必然无法确有公信力地保护产权和鼓励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导致我们丧失在实现中国梦道路上应有的前进定力，毁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数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的大好局面。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作为。决不能停留于生硬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某句原话。比如《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有“消灭私有制”的表述，但紧跟着还说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明确地表述了应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虽然学术研究中对此还没有形成一个十分一致的解读意见，但我们已可以结合《资本论》中马克思已指出的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再结合当代实际生活中股份制的发展使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及“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形式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来认识其“积极扬弃”的现实功能。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与时俱进的科学探索中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党中央所重视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今后还要不断发展。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科学真理，我们是不配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中国改革中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越来越小，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发展起来后，问题并会不比不发展时少。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攻坚克难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扁平化，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从官员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等改革方案。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需要捅破其窗户纸，这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鼓起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勇气，却正是在要求改革者牺牲自身利益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进一步强调给改革者“有所作为”空间的极端重要性。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并加以矫治。信息时代的“自媒体”功能加上网络上“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传播效应，正面说是使当下观点的多元化表达十分便利，反面说是使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思想和舆论宣传中的挑战性问题。于是，在改革“步履维艰，综合疲劳”的“深水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务实明智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且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充分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规律。思想讨论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应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锁定“包容性发展”、国民“走向共和”的思维根基，也应构成思想解放在新阶段上文化宣传管理部门（官方）与受众（社会公众）的底线共识。习惯于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舆论管理而实行不讲道理的硬性压制，逆党心、失民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新的思想解放，应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传统和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用好用足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巨大思想空间，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开阔国民心态，从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之路。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式而力求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褊狭嫉妒、故步自封、热衷于拉关系搞小圈子、只知看领导眼色一味投领导所好而漠视群众冷暖和社会诉求、只知讲排场重形式而忽视内涵……凡此种种，都是改革创新的大敌，尤其是诸如此类的陋习积弊，一旦与公共权力结合，更是祸害连连，误事误人，祸国殃民，亟应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有针对性地引出官民思维特性的良化发展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改造，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弘扬光大，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支持改革、振兴中华！
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十分需要把中央决策层已明确表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与主线，正确地把握为改革开放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攻坚克难”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澄清思想迷雾，力求决战决胜。改革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进入“深水区”后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实质性推进，首先便是调整制度结构、优化利益格局的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是完全符合基本学理并具有鲜明指向性的。实际生活里面，在改革如履薄冰的艰难推进中，既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名实行非理性、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加强供给管理”的扭曲、变味，也有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体制改革”对立起来而横加指责的紊乱认识。我们亟应以合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给管理与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相关的思想迷雾，防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名滑入“搞新计划经济”误区，把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作为决战决胜的核心任务。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长跑，我们就必须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战略耐心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坚持，去逐步实现她；既然中央已清晰地判断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已处于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阶段，并做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规划和党的十九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的认定，那么攻坚克难、以全面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而对接中国梦，就应该成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线与主题；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树立起来使之合法化”的除旧布新过程，那么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微观主体的创新试验、“摸石头过河”中的试错式首创与“自下而上”及时的经验总结，就仍然具有莫大的意义。
以“思想再解放”促进“改革再深化”，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结合，“顶层规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思想解放前提下守正（掌握共性规律）和出奇（以特色创新出奇制胜）的结合。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但在纪念改革40年而前望改革如何完成决定性冲关夺隘之际，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改革开放所指向的中国梦，已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让我们以万众一心的奋斗来迎接她！
原发表媒体：《经济导刊》2019年5月号
为抓好经济工作，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集团、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辖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本单位相关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必定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启动整治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要克服经济工作方针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特别是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鼓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
形式主义可称得上实际生活中的痼疾顽症，种种不务实、不干事、“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现象，人们已多有诟病。
在经济工作中，形式主义不单单是以往的文山会海，念稿子照抄照搬，拉足架势讲套话、空话、“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讲创新却不讲如何创新，不讲试错，不讲如何真正落实中央“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精神。这种形式主义，是“为官不为”的代名词，很值得我们深刻分析，并在具体经济工作中，防范其带来的不良后果。“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是实事求是的真谛，而形式主义则往往表现为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考虑和速求政绩的功利目的，极端化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以形式主义的“合规严管”，束缚基层创新的手脚；以严防风险为名，取代中央“创新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相结合的精神实质，一人干事多人监管，改革创新动辄得咎。数不清的检查、督查、考核、审检，层层叠叠，过多过频地挑毛病、找瑕疵，造成一线工作者的沉重心理负担，严重打击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特别是从当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亟须扩大内需，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对激发和释放经济潜力、活力，缓解就业压力、扩大有效投资等，明显是极其不利的。党和国家方针与决策执行中必然有弹性，有“相机抉择”的空间和必要性，还应有人文关怀的匹配，如果只知望文生义，看领导眼色“雷厉风行”地以“火线立功”粗暴方式来追求速报政绩，缺乏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理解认识，不做因地制宜的独立思考，既非常容易形式主义地走过场，更容易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精髓”，以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把正确方向、好的原则，在执行中毁于一旦。
反对经济工作方针执行中的形式主义，除了从一般思想作风来考虑，还特别需要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虑：在制度层面深化改革，才能破解和消除形式主义的根源。从只看领导眼色对领导负责、转为在执行领导层决策方针中自觉考虑全局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贯彻落实，这一定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人人起而负责，人人在负责的过程中独立思考，并配之以有效的奖惩问责机制把中央精神落实为可操作的高水平解决方案，才能从根源上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严重偏差、消除其痼疾。
对于来自基层、民众、网络的信息与多种诉求，一线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有所接触和体会。底层的和“自下而上”的有些信息，不排除情绪化、片面性特征，甚至有人会故意制造一些混乱，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和需要沟通及加以引导的重点。一线政府工作者要特别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充分注意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及时做好必要的“下情上传”，以促进科学决策。只知高唱“主旋律”，不注重缺点、缺憾、缺失之处而加以克服与补救，不有担当地做好上下沟通，是一种“尸位素餐”的形式主义，只会贻误现实工作，万万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