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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媒体：《南风窗》2018年第24期
采访者：曹柠
原文编者按：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后发优势的减弱，中国经济增速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进入“新常态”。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各国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不明朗，中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近几十年从需求侧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遭遇瓶颈期。
2011年年初，贾康与6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2013年9月，贾康等12位学者发起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通过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整合了经济学家、实业家、金融界、媒体界精英。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喻户晓，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量级战略部署。
3年过去了，怎样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当前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在何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路在何方？如何看待当前改革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顿？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一、改革始于制度供给
《南风窗》： 改革开放40年了，这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说的改革的关注点有哪些不同？两者是什么关系？你曾将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总结为“八双五并重”，到现阶段，哪些是接下来要推进的重点和难点？
贾康：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但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区”，中央现在的决策意图上，很明显的取向是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必须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以这样的意图，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表述是在改革前面加了两个前置词。邓小平说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里的“自我革命”发生在制度供给这个供给侧，必须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所以，直接强调出来了。另外，制度供给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在这个利益格局里怎么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种攻坚克难、把“硬骨头”啃下来的问题，于是突出地表述了“结构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的主线。在这个主线上，首先是制度创新要能够把“硬骨头”啃下来，攻坚克难，使创新发展中制度创新打开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找到新的动力源对冲原来动力体系里的下行因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引领“新常态”，由“新”到“常”，打造质量升级版上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这样的追求，我认为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继续超常规发展，而超常规的发展必然要追求“守正出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在这方面有思维创新特点之后，要能够进一步地把有效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又能够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指出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已经在市场作用方面实现了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认识的进一步提升：当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只能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已经认识到它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认识到这个有效市场作用要充分发挥后，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我们以前发展市场经济探索中的经验往下继续运用就能一路实现现代化了。可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守正”之后还必须“出奇”，要承担风险，关键是“出奇”的过程中要能经受住考验而“制胜”——有效市场后面要紧跟着解决好政府怎么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解决好有效市场，还要结合有限、有为的政府。政府的有为容易理解，政府的有限，需要供给侧这个所谓供给管理的理性程度的切实提高。这样的挑战性任务要怎么才能处理好？我们在新时代确实要经历一系列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探索。
二、民企加入混改的新考虑
《南风窗》： 国企改革事关公平市场环境的提出到确立，进而影响到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调整到实现。虽然相比20年前国企效率和经营思路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传统的监管和经营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你怎样看待国企改革的方向？
贾康： 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需要抓住混改，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怎么理解这个思路？现实生活中是有很多争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当时说“1+N”：1个总体加N个行业。我的印象里，“总体”有了，但是各个行业中还没有按原有改革意图清晰地落到实处。
国有企业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有不同行业的，按照国际经验，它的分类还要进一步合理化，采取不同的标准，定制化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少数国有企业可能必须国有独资，而更多的国有企业要走混合所有制之路，这是主流。按这个逻辑，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界限其实就是在股份制框架之下更强调融合，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国企混改的形式有控股也有参股，控股里还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现实中，采取什么形式是最不容易达成共识的。目前更多的情况是控股可接受，参股的情况比较复杂和麻烦。民营企业加入混合所有制的很多，他们越来越不希望只是成为国有企业的配角，而是也希望在某些舞台上能够是主角。
《南风窗》： 接下来，国企改革怎么推进？
贾康： 重要的是要靠现实中的一些创新机制，例如现在已耳熟能详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行PPP模式的目的是使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新的结合。在原来已经认识到的政府和市场划清边界，各行其道，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认识基础上，还要螺旋式上升到在重要的园区建设和投融资领域，政府可以与市场主体成为伙伴关系，实现合作，一起做事情。很多争论不休的事情到了PPP模式，尤其是SPV（特殊项目公司）里，天然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就是很清晰的股权混合的微观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而且政府根本就不想一股独大，不会出现民营企业特别顾虑的加入后只是做配角的问题。
PPP模式的流程，在不同环节上，政府的“裁判员”或“运动员”身份仍然是可以清晰地区分的。项目前期的国土规划、公共政策都要交代清楚，这时政府有“裁判员”的身份和作用。一旦程序走完，地方政府和企业自愿签字做PPP建设项目后，政府就是“运动员”，它跟企业是一样的平等民事主体身份，自愿签字之后在法治的约束之下共同推进项目的建设。这时“裁判员”去哪儿了呢？显然是到我们法治化国家的“法”那里去了，是由一系列的法规约束着签约各方，要一起履约、守约。政府如果毁约、违约，和企业一样，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和问责。这些实际上可做的事情，会教育社会，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出路是共赢，是混改。
三、从不究原罪到保护产权
《南风窗》： 近年来，中央为了提振民营企业信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许多民营企业依然面临诸多困难，政策性歧视、国有企业挤占生存空间等饱受诟病的现象依然没能很好地解决。在你看来，中国民营企业真正的危机感来自何处？“定心丸”怎么才能发挥“药效”？
贾康： 民营企业投资的下降在2016年非常明显。2016年7—8月，民营企业投资在同比指标上只增长了2.1%，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如此低迷的状态。同时，民营企业却“不惜工本”在做海外投资布局，带有慌不择路的特征。这说明什么？我不认为只做一些技术性分析有多大意义，要看到这和方向感、安全感有关。后来中央一系列的解决问题的方略，正是抓住怎么在大方向上、在基本产权保护的安全感上、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引领方面解决实际问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强调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文，强调民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民营企业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企业家精神要得到弘扬，要坚定不移地保护私有产权，并对加快编纂民法典提出明确的要求。中国现实情况下有很多阻力和复杂的问题，但中央在这方面有指引，有关部门要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这个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现在的情况确实错综复杂，但是在不确定性中要我们看到确定性，要见微知著，防止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混合在一起，冲击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已经多元化，但社会应该形成的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内在逻辑契合的主心骨式的导向是应该由方方面面一起努力让它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舆论管理要组织大家能够更好地按照《宪法》，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则，做有意义的讨论。
四、为什么要加快编纂民法典
《南风窗》： 拯救民企信心，除了打气，从优化制度环境视角还需要什么？
贾康： 从优化制度环境视角我有4条提倡。第一，推进“加快编纂民法典”的法制建设工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夯实微观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这一工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堪与从马克思到社会科学界一致推崇的历史上夯实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发展微观产权基础的“拿破仑法典”相提并论。
第二，克服困难与阻碍因素，回应社会关切，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第三，加强部门协调，加快推出PPP条例，在法制化轨道上鼓励和规范PPP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新局面下，更需要以PPP机制创新适应“扩大内需”的紧迫需求，更充分地打开我国可用、可观、可贵的有效投资空间，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的扩大投资同时显著提升投资绩效水平的积极作用。
第四，各地具体地落实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从上海自贸区的几轮“复制”继续下去，地方应以地方的法规与红头文件，把这一制度因素在辖区内真正落实。
五、减税无法单兵突进
《南风窗》： 社会普遍期待减税能释放出更多增长空间，中央减税减负的政策也推了很长时间，但减税政策层层传导后，企业感受却不明显，而且行政性收费还是根深蒂固。减税为什么这么难？
贾康： 我们必须在看清楚全景图以后，抓住减税减负最关键的配套改革来形成全面认识。首先，减轻企业和社会成员负担，正税的减降还有多大空间？我国现在有正税18种，哪些税种还能降低？先说最主要的增值税，可以降低标准税率或者总体税负水平，但是空间确实有限。在政府职能履行过程中，有一个“财政三元悖论”，也就是说受到减税、政府赤字与控制政府举债、政府增加公共服务这三者权衡的客观制约。这3个目标百姓都非常赞成，但3个目标放在一起，不可能同时实现，充其量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项。在这个制约之下，正税的减降，必须考虑整个政府职能如何履行和整个税制如何优化。再看所得税，实际上税负再下调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小微企业提高简易征收办法的起征点，不是不行，但对每一家企业真正的帮助微乎其微。
其次，需讨论“五险一金”社保缴费。社会保障（以下简称“社保”）40%多的缴费率，其中最大的缴费是基本养老，怎么往下降？一定要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把全国因行政区划而隔离的众多的“蓄水池”变成全国全社会统筹的一个蓄水池，使它的互济、共济功能真正发挥出来，40%多的缴费率才有可能往下调。从理论分析看，全社会一个蓄水池是最合理的。市场经济下，劳动力应该自由流动、无壁垒流动，原来说跨统筹区域的社保待遇问题一直是棘手的难题，如实现社保全社会统筹，这个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靠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社保制度实现全社会统筹，是早在“十二五”时期就明确树立的改革目标，“十三五”又提出来了，如果不深化机构改革，如果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目标仍然很难实现。好在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已让人看到了希望。
再次，减少行政性收费。全国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已削减60%以上，但有企业家反映说，还有500多项，发改委、财政部门把能归并的归并，剩下的也还有300多项，这也是长长一个清单。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认为，税收项目中合理的要保留，但是可减降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但是，要进一步缩减行政性收费，必须在体制上“啃硬骨头”，那就是机构改革要“拆香火”。好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开始比较大的动作了，这种“大部制”改革还应该配合着扁平化，虽然离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然而毕竟能看到有进步了。
罚款方面也是老大难，这哪里是减税能解决的问题？公路超载罚款已形成恶性循环：载重汽车不超载就赚不到钱，但是超载又成了某些部门设卡罚款的理由。这是必须把整个吏治真正全盘改造后才能解决的一个恶性循环。还有金融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只有把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等，以及其他金融多样化的机制在深化改革中发展好，才能把实际的融资成本降下来。李克强总理说，要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的坚决降下来，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加大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总之，中国的事情要做好，变压力为动力，就应把减税减负与深化机构改革、部门行业改革、干部作风建设等联系起来，攻坚克难，经受历史性考验。
六、避免低级错误，释放改革红利
《南风窗》： 供给侧在制度与管理领域的改革更为艰难曲折，甚至出现一些目标成为手段、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现象，导致“制度红利”释放不出来，反而挫伤了公众对改革的信心，改革既不能保守又不能激进，我们要避免哪些低级错误？
贾康： 实际生活中，经济问题往往涉及利益的调节，涉及结构化，怎么保护相关的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案例。必须充分注重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在进一步应对复杂局面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导向之下，防止出现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南风窗》： 供给侧结构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大部署都有了，关键在于落实，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互动极为重要，怎么给地方、基层、企业释放更多的试错空间？
贾康： 法治建设得跟上，我们都期望依法治国，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大家依法照办就可以，但实际上很多的事情，一开始形成不了很清晰的法，那就需要试错，有一个弹性试错空间。这种领域里的法律建设，是要首先给出一个在发展中求规范的基本前提，允许试错，然后总结过程中的风险防控经验，将能够确立的规则尽快总结出来。这就要求要动态地认识和总结基本规律，形成一个良法的框架，并逐渐细化。
有法可依，而且是有良法可依。法是不是良法，这是关键，必须在实践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和验证，先有法可依，并追求有良法可依，后面才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发展中创新、发展中规范放在前面，看清风险以后，才是强调在规范中发展，对风险不能任其弥漫，形成系统性风险。这样的权衡，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一定要把它掌握好，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南风窗》： 你怎么看待外资撤离的风险？
贾康：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自拆“防火墙”的改革势在必行。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这抵御的是游资、热钱，使之不能随意通过资本项目的兑换进入中国市场“兴风作浪”。这是迫不得已，但这绝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要维持的常态。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要自拆“防火墙”。我们要逐步创造条件，经受住考验，在未来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关是早晚要过的。
《南风窗》： 多项改革同时推进，旧的增长点受到抑制，新的增长点还未壮大，改革效果期限错配的问题明显，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剧了内部的困难，使得系统性风险进一步上升，改革可能“内外交困”，这种情况下应该坚持哪些原则？
贾康： 非常严峻的考验已经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应该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经推出好评如潮，但这个重要指导文件怎么落实？我觉得还是要结合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做一些深刻的总结和反思。
我反复强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抓住“改革”这一中国现代化关键一招，要攻坚克难。现在大家对于改革看到了很多步履维艰的困惑、阻力，但也要肯定有一些还是确实在实质性推进。比如在今年两会上确定的大部制改革，迈出了多少年没敢动而终于动了的步伐。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应该乘势实现，养老金全社会统筹的蓄水池一旦形成，“五险一金”从基础养老缴费标准开始，就可以往下降，正好适应社会需要。这是改革将会带来的红利。
原发表媒体：《纵横》201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7年第10期转载
采访者：潘飞
原文编者按：改革开放30多年的前行之路，是一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之路。创新有风险、会犯错，但不创新则没有出路。老一辈改革者曾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时至今日，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种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呼唤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时代气魄，执着担当与集体智慧，一鼓作气攻坚克难。30多年里，从“莫干山会议”走来的贾康教授，亲历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上许多重大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的历程。希望他的讲述，为我们开启一扇鉴往知来的改革创新之窗。
一、莫干山1984：思想解放大时代，英雄何须论出处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渐入佳境。伴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思想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经济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场讨论热潮。当时，决策层亟须关于改革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关于改革的现实重大问题研究”的特定领域内，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号角吹响，但尚感举步维艰，决策层也有意为此广开言路。那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莫干山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84年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约1个月，中国经济研究界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热血青年”发起并联络了全国方方面面的人士，在浙江省省级研究机构和中央级相关部门、单位的支持下，采取面向全国征文选取参会者为主的形式汇聚浙江杭州附近的莫干山，共商城市改革和国家经济大计。
当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30岁，和那个时代的一大批年轻人一样有过社会生活中的“底层经历”，我去过农村，参过军，当过工人，后来终于碰上恢复高考的机遇上了大学。会前，我因一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而在经济理论界“崭露头角”，因此获邀先是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征文初评等工作，而后又“上山”赴会。
原本，“莫干山会议”是由一群年轻人自发谋划组织的，可是会议能形成如此规模并得到地方乃至中央的重视，令人始料未及。开幕式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经济日报社社长安岗等“老革命”都亲自到场。
“莫干山会议”与会者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有职务或没职务，有头衔或没头衔，但在整个会期，热烈、自由、平等的氛围贯穿始终，大家相互“论剑”，各种思想火花频现。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在各个分组讨论之外还有“挂牌讨论”，也就是专题讨论：题目“公开张榜”，同时注明时间、地点，与会者自愿参加。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挂牌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价格改革的，当时中央也在迫切考虑怎么下决心，推什么思路的方案。在现场，田源、华生、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开始自由提问或发表个人见解，会场挤得满满当当，气氛十分热烈。记得当时的基本观点有“调放派”“放开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中者主张“完全放开”，后者则强调可以先一步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再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并为市场一轨。会后，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建议形成内部报告后被报送至中央领导，对后来价格改革的实际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也成为“莫干山会议”上绚烂的思想火花之一。
当然，与会者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不限于此，而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战略、国企改革、农村改革、金融改革、扩大开放、如何发挥城市多种功能等十分广泛的范围，几乎覆盖了当时改革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不仅如此，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当时甚至相当“前卫”。比如，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了“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的不同思路；又如，在关于“综合平衡”理论是否应被突破的问题上，有人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等等。各种想法见仁见智、水平不一、未必成熟，但是那段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情怀的年轻人“指点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自古英雄归社稷，从来年少不惜身”，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莫干山会议”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力量活跃于改革前沿的各种活动，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在特定阶段上因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特定现象。早在1978年，王岐山等4位年轻人上书中央，提出关于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接见，史称“老青对话”。此类佳话，奏响了新生力量参与改革的序曲，既体现出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时代大潮，也反映出中央“破釜沉舟”、改革图存的战略决心。正是在新的伟大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莫干山会议”式的一大批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为天下谋兴亡、为改革建功业的群体行为。可以说，“莫干山会议”是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动力源的时代产物和文化象征。
30多年来，“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会议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会后有一大批中青年蓬勃而出走向历史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研究和实践活动，并且在此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中有的担任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重要部门的领导者，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陈元、楼继伟、郭树清、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杜鹰、许善达、鲁昕等；有的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等；还有的则在经济、证券、金融界继续活跃，叱咤风云，如华生、曹远征等。
我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一员，会后一直留在研究岗位上。那个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大时代中所获得的启发教益，至今仍影响着我。
二、改革遇挫，邓小平说：错了就改，继续改革
“莫干山会议”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和“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
1985年，“六五”计划最后一年。当时，单一制中央银行体制刚建立不久、经验不足，在支持经济增长和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之间协调不到位，因1984年“突击放贷”而引起经济快速过热，货币投放过度，造成了明显的通胀压力。到1986、1987年，有关各方一直在探讨如何给经济降温，实现软着陆，国务院为此出台了“三保三压”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目的是将有限的资金用到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建设上去。
1988年初，改革开放步入第十个年头，已进入了深层、敏感区域——高层传来消息，要考虑价格体制改革“闯关”，以期“一鼓作气”实现由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度建设、机制转换目的。
尽管放开价格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时机不对而没有取得成功。尽管当时操作上强调首先放开的是“名烟名酒”等高端商品价格，但由于对价格体系已经无法做到有效、严密控制，各种商品随之轮番涨价，一时间“抢购风”席卷而至，在各地迅速蔓延，结果形成了明显的“社会不稳定”压力和不良连锁反应，乃至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当时，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头几年欢欣鼓舞的局面之后也开始遇到增产带来的一些新的难处，比如粮食多了以后怎么进行深加工取得附加值？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进展不那么顺利，农民收入在1986年以后出现下滑趋势。企业改革还在经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错，国有企业几年间的“利润滑坡”，又对接了承包中产生的大量短期行为。“知识分子政策”虽已明朗化，但落实中还有多种不如人意之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加快，军队则处于“要忍耐”的特殊调整期。种种矛盾，很容易与前几年已积累的通胀因素互动，综合而成很高的压力，对价格改革形成了“难以承受之重”的脆弱社会心理环境。
改革遇挫，形势逼人。如何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出调整再寻求继续推进改革，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事后指出了这次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他说：“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我们缺乏经验……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他同时强调：“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各方面工作进入“治理整顿”时期。
三、“解放思想”破题之举：“天鹅之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
接下来，1989年中国进一步面临“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随后的全面治理整顿，是各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以乌纱帽做担保”，砍基建规模，砍贷款额度，压经济、调结构……1990年，全国GDP增速从超过10%一下回落到4%左右，“断崖式”下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谷底”。
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于是有了1992年春天的那次中国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南方谈话”。在武汉，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在深圳，邓小平再次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此，改革中争议多年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终于由邓小平给出了正面判断：市场经济不姓“资”，中国也要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已谈过这个看法，只是当时对内未作传达。
“南方谈话”被当年陪同的老同志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当年这位耄耋老人以“超常规”手段奋力将改革开放推上了宽广大道，锁定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稳定接续，奠定了其后20余年“中国奇迹”之基。“南方谈话”也因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里程碑。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四、制度创新“打头阵”：朱镕基力推“分税制”改革
财税改革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和全面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4年，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全面改革顶层规划后的“改革元年”，财税改革由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打头阵”。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宏观层面就是以财政“分灶吃饭”作为改革突破口。30多年来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上，财税改革都曾是新一轮总体部署改革的“急先锋”。其中，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承接“南方谈话”后的新局面要求，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财政体制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制度创新，其背景有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体现了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实行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的根本性变革。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使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后，构建间接调控体系就顺理成章地要求在宏观调控体系中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其落实必须依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规范化的经济杠杆。显然，要运用好这样一套间接调控的政策工具，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在财政体制框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即由原来的行政性分权上升到经济性分权。
其次，当时下决心进行改革有一个很现实的压力，就是中央财政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自1980年中央以和地方之间“分灶吃饭”的包干方式开启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央通过分配权力的下放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也造成中央财政实力过弱、财政体制关系紊乱、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已先后几次向地方借款，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迫切需要由“分灶吃饭”推进到“分税制”，通过构建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来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对财政职能转轨的客观要求，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局性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由邓小平“点将”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采纳经济学家的提议，决定加紧准备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9—11月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朱镕基带领一支60多人的“大部队”，纵横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当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改革正式推出，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此后，我国的财税体制一直以“分税制财税体制”冠名。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基本关系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就中央和地方而言，“分税制”改革主要梳理了3个重要方面的关系：一是划分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税收，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而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维护国家利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把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种，增加地方收入；二是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在支出范围上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支出作了划分；三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了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额。
更重要的是，“分税制”改革实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最基本的经济性分权关系。实行“分税制”后，企业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不讲经济性质，不问隶属关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税交地税，税后可分配的部分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由企业自主分配，从而真正为各类企业划出了“一条公平竞争的起跑线”。
“分税制”改革推出后，原来的40多种税减并到20多种，改革的力度、难度、决策层的决心之大世所罕见。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拿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出七成，地方出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总收入上可以得到五成出头。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已近10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4倍。实践证明，“分税制”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及至公权体系和公民这三大基本经济关系，建立起同市场经济接轨的间接调控框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风险比预计的小，成绩比预想的更大、更好。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还带有较浓厚的过渡色彩，其后又经历了渐进的动态优化，其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
五、“老中青”三代改革者的共识：同舟共进，改革创新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之路，既有闪光之处，也有“闪失”之处。但如果算一笔“总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的。其原因之一，在于“老中青”三代改革者上下呼应、凝聚共识，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教训，在风雨波涛之中同舟共进，将改革创新的“进行时”曲折推向前行。
中央层面，朱镕基在总理任期内首创了邀请经济学者参加由他主持的经济工作座谈会的做法。就个人经历而言，2002年6月，我和其他专家学者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前往中南海谈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一整天；此后，从2003年6月起，在温家宝总理的任期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受邀参加两次以上由他主持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座谈会；2006、2007年，胡锦涛同志连续两年召开内部研讨会，讨论对整个经济大势的分析和调控要领的掌握，每次请五六位专家参加，我也都在场；2010年1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我是“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此外，我还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加了“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制定工作，建言献策。毫无疑问，每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曾为中国的改革创新殚精竭虑，都努力广开言路，汇聚众智，寻求改革创新的最大公约数。
当年“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学者的研讨活动展开高潮，先后成立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起中坚作用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以及由陈元、马凯等走上北京市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同志领导的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这两个青年研究团体的活动我也都参加了。
当时，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每月开一次“研讨沙龙”，最初地点设在陶然亭公园内，大家自愿参加，每次有至少一个主讲人，讲后与会者提问、讨论。周小川、刘克崮等当时都以中青年研究者的身份当过主讲人。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活动中，1986年起陈元同志主持了“中国经济紧运行”大型专题研究，我也参与其中。这个课题研究的背景，是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之后，出现了“改革综合疲劳症”之说，有些改革方案的设计研究也随之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色彩，一句“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俏皮话，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这一现象。“紧运行”的课题研究特点，是大家静下心来，力求系统、深入地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分析，然后再去求解改革何去何从这一“应该怎样”的问题。“紧运行”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资料，我个人也从中受到启发，获益匪浅。
在中青年研讨活动蓬勃展开的情况下，我和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同事也坐不住了。在财科所和吉林省财政厅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仿照“莫干山会议”“以文会友”的模式，于1985年冬在长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长春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同行各抒己见，常常“挂牌讨论”到深夜乃至凌晨，甚至在散会后回北京的列车上还有人在车厢内“挂牌讨论”，积聚在年轻人心中许多不吐不快的想法和建议，得到了充分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六、继往开来“莫干山”，我为创新鼓与呼
30多年过去，我们这些当年从“莫干山”走来的“中青年”，也已“渐行渐老”。现在，仍不时有人向我问起对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看法。我感觉，与3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相同的是，改革仍在“进行时”，以改革创新作为解放生产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关键一招”的基本逻辑，仍是一以贯之的。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更加需要继往开来，把30多年来中国改革“敢为人先”的创新壮举和创新精神发扬光大。有几点可作比照和总结之处：
首先，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唯改革创新者胜”。从“压力即动力”来看，3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既有来自传统体制弊病生成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形势倒逼，也借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东风，具体表现为老一辈改革者“不改革就下台”的决心和行动。而在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中，我们同样别无选择，需要在“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导向下敢于啃“硬骨头”，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不坚持改革创新即成“空谈误国”，反之则可“实干兴邦”，这是当前需要达成的最实质性的共识之一。
其次，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在供给侧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制度创新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龙头”和“总纲”。2015年年末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横空出世的全新事物，其核心内涵，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在“三步走”战略全局框架内，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为关键，以解放生产力为主旨的一项长期战略，但到了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不能不更加注重如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80年代的城市体制改革，还是“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以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乃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改革60条”、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司法改革、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和“五大发展理念”、六中全会的“从严治党”，从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税制度，再到培育国家治理文明、现代发展理念，走的都是从“制度供给”这一侧发力这样一条清晰明确的“以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之路。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为支撑，涵盖性地阐释了30多年来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历程，其新意也主要在于正确、鲜明地指导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基本路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中包含了以制度创新作为引领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破除制度、机制的压抑和约束，才能最大化地激发出人们的潜力，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因此，今后改革一定要以新生的制度力量为“龙头”，“纲举目张”地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再次，创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需要凝聚共识，营造一种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改革的同义语是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在30多年的改革创新历程中，既有巨大成就，也有坎坷试错，甚至严峻考验，但“老中青”三代改革者上下互动、凝聚共识，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教训，在风雨波涛之中“不改初心”，曲折推进改革向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进步综合而成“中国奇迹”。现在，中国正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领新的改革发展大时代，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坚强意志，还需要营造一种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实践层面也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发扬首创精神，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正如老一辈改革者所说：“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人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时代在选择人。改革决定中国的命运，当然也在总体上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并要求我们做出积极的回应。欣逢大时代，意气论兴亡，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也使每个人获得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难得机遇。
历史演进轨迹不可能笔直，攻坚克难的曲折与代价，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一步步清晰明朗。因此，在新的改革时期，我们要认真总结30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并在此基础上跨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更应牢牢把握住改革创新的基本信念和大方向；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有胆有识、同舟共进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而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计利当计天下利”，正是抱着这样的情怀，我愿为改革创新鼓与呼！
原发表媒体：《全球化》2017年第10期
依中国共产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计，改革开放将迎来40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我就此作简要的考察与讨论。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自工业革命发生，中国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只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浑然不觉。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颓态毕现，自此一路积贫积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海战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20世纪的百年间，终于有3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两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为古老中华民族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时，也将强有力地影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
正如科斯生前所评，中国的奋斗也是世界的奋斗。在最主要的相关经济体“你追我赶式”的世界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可望成为最典型的和平崛起发展、与各方共赢的文明升级案例。
中国目前所处的可联通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新起点，是在充满曲折坎坷、血泪歌哭、牺牲磨难、前赴后继而不懈奋斗的一百余年之后，决定性地因改革开放之功而得以达到的——前人的努力中，从不缺少悲壮、激越、舍身成仁、慷慨取义和惊天动地的英勇行为，但在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成效方面，却从未像改革开放的40年这般，使复兴之路越走越宽、令全球瞩目。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第十位之后，已一升再升而达到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则已从原来的仅数百美元，不断增长至8000美元以上，成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有希望在未来1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高瞻远瞩规划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宏伟战略目标，在前两步已提前实现，未来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为阶段性节点，后以综合国力，软、硬实力的可持续提升为现实支撑，最终落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成真。
时光流逝中，我们可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检验真理。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潮流中，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壮举，极其明显地缩小了与现代化前沿的距离，在追赶文明发展潮头的过程之中，顺应“大道之行”的客观规律，于创新中实现“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长。正如中央所说，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进步，前行的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鲜明地表现在、但又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这种进步是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推陈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关和紧密结合的。改革开放的贡献与进步至少包括：
（1）领导层呼吁解放思想，以极大的魄力为开启民智打开了“魔瓶”。解放思想、实事求这一基本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指导着中国人打破条条框框，真正向现代化发展。尽管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将“七嘴八舌，见仁见智”，思想解放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还会表现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这是历史进步中应有之义和关键性前提。
（2）以市场化为取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直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通过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施多种放权简政措施，打开无数微观主体发挥聪明才智的潜力空间，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显著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而使神州大地迅速旧貌换新颜，实力得到大幅提升。
（3）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这一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使社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务实以实干兴邦，创新而新意迭出，摒弃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质利益原则和致富努力与承认私有产权保护等社会的投资、创业环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为积极和正面的词汇，并落实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社会广泛的实干行为中。
（4）认定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实行开放走向世界。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相应地在外交思想上实现重大调整，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中国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5）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推法治、讲稳定、限特权、优治理，允许文学艺术领域的多样化、社会成员偏好的多元化、基层社会管理的自治化，使社会组织和运行走向现代化轨道。
（6）党内生活转向家长制管理，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领域开启现代化进程。
（7）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废止血统论，为现代文明概念与规则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
（8）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发展教育，振兴科技，走创新型国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发展”成为推动现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简要提及的改革新时期从思想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诸如此类的巨大进步，引出了40年建设发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与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数千年文明史、全球200余个经济体为参照系的全方位进步与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同时，亟须指出，在中国业已进入的改革“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问题所在多有发生，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情况下，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其挑战性有目共睹。继续消除僵化观念的束缚和“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极大的胆识、魄力、责任担当和高超智慧。
中国的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长跑，我们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谓任重道远。简而言之：中国经济的总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打造升级版，尚未解决；改革启动了使许多人受益的创富运动，但如何很好地普惠于全体社会成员，尚未解决；全面法治化取向下，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还存在很多难题尚未解决；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取向和物质利益原则，形成充分的激励，但如何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和成功地限制“为富不仁”，仍有一系列问题尚未解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先富”势头形成之后如何很好地调节个人、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异，有效推进“共富”进程，尚未解决；政府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以更好、更有作为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确有必要，但以什么样的机制施行好这种政策措施而防止权力的任性与扭曲，尚未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领导干部的“待遇终身制”如何改变，尚未解决……
中国当下需要清醒意识到：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是新兴经济体的领头雁，但是在总体综合评判上，总量并不说明关键问题。所以必须强调：中国今后的现代化，主要是面对质的挑战。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性意义的是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增长质量。而认识和评价这个“质量”，要进一步上升到整个国家所认同的、带有幸福感和人文评判特征的，以及其他相关文明因素相融合的综合考虑。
在“长跑”中不失时机地解决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正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时所面对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不我待。
三、改革发展现阶段的四个基本特征
观察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可总结如下4个方面的矛盾与特征。
第一，“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交织。在中国各地稍作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在30余年高速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正合乎一般规律地转向“新常态”的新起点，经济增长速度在基数今非昔比的“大规模”特征下不可能延续两位数高速增长，正在转为“中高速”。然而，中国继续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在各大经济体中仍首屈一指，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让人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日趋明显且咄咄逼人：雾霾已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不可忽视。
第二，经济运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6.5%～7%区间，新常态中的“新”已明确，而“常”还有待达到，即还未像模像样地完成触底企稳，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正迅速到来、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以及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难度加大，等等。
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科技创新红利、社会管理红利等。而使这些红利能如愿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号而变为现实，进而综合性地凝聚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
已经受一系列改革洗礼但仍面临艰巨改革任务的国有企业，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随之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潜能、活力，必须依托改革摆脱羁绊而更多贡献其“正能量”。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企国资体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实在无可回避。上述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后，我们应力争的，是在今后尽可能长时间内实现6.5%～7%的年均中高速增长，打造出结构优化的增长质量“升级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4年实施宏观层面以财税为重点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以“入世”锁定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开启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20世纪90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前步履维艰。
党的十八大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动手术”“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阴晴变化叠加。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问题的赛跑”，且被人形象比喻为“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对方，但都在向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实现。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交出答卷的历史性考验。
第四，使改革于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改革新起点和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来引领的“新常态”的关键时间安排。
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发展，那么以创新驱动带来“动力转型”，以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和制度供给更有效地支持升级增质，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为实现中央明确给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设计。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注定成为指导改革深化中披荆斩棘过大关的又一次历史性会议。
四、全面改革中攻坚克难的压力、动力与可用经验
一言以蔽之，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阻力越来越大，现在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和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这是在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运的经济社会转轨“未完成”，而攻坚克难的改革势不可免情况下，必须确立的重要认识和关键要领。
抚今追昔，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届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精神发扬光大。
第一，从压力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加之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唯改革创新者胜”。
第二，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沿着20世纪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第三，从经验看，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各种发展问题的严峻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和引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内外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优化方案、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迎接现代化伟大复兴
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在经历了“南方谈话”带来的整整20年日新月异、年均增幅超过10%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在近年间步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一般规律的新常态。在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的洗礼后，2016年以来的国际局面更是“黑天鹅”频出，各个方面似乎都充满不确定性。当下在“矛盾凸显，隐患叠加”的环境中，在“唯改革创新者胜”的新时代召唤中，中国尤其需要重拾邓小平“南方谈话”时锐意改革的闯劲、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方谈话”所解决的问题，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是终于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去意识形态”地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了以解放思想而后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奇迹”。“南方谈话”被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并注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方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南方谈话”精神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文明一路发展提升的沧桑正道，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后完成奋起直追再造辉煌的生命线，也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点睛之笔、思想精髓构成了其浓缩与示范。要发展，只有创新，要创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我们的“最大红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担当与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结合，涉激流、过险滩、啃硬骨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攻坚克难。这些与“南方谈话”的精神内核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央凝练的现代发展理念的第一条：作为“第一动力”的是创新发展。以此来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作为发展归宿的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