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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12月28日
地点：北京
会议：《证券日报》高峰论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是不期而至的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不确定性。我接触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界、金融界的朋友，他们都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从市场预期来看，中央明确提出必须要在“稳预期”方面把握好相关要领。我们自己能选择的是什么？在讨论中，很多人提到，要把握好“我们应该选择、应该做好的‘自己的事情’”。我的理解是，自己能够选择、自己要努力做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确定性。
中国经济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空间。就工业化水平而言，不能简单照搬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判断，即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万美元，就可以认为到了工业化后期。其实，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具备了一些工业化中后期的特征，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工业化正在经历一个从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后面的纵深发展，对应了将近14亿人口这样一个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市场，以及与工业化相伴的城镇化所形成的成长空间。
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43%）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59%）结合起来看，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可能只有50%左右。国际经验表明，真实城镇化率到了70%左右，才会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入低速发展阶段。由此可见，中国城镇化率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我国城镇化还将有20年的高速发展期。一轮一轮建成区的扩大，一轮一轮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一轮一轮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人力资本的培育，就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韧性、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可以确定的发展空间。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自己要知道，只要沿着改革开放这个现代化的道路走，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方面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通过扩大开放进行全球多边博弈，我们就一定有可选择的空间，而且也完全可以把握好确定性。如果能把握好自己的确定性，就一定能支撑我们在新的挑战和考验面前，维系中国作为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6%左右的超常规发展速度。
按照以上的理解，从当下的不确定性说到我们要把握的确定性，就要落到最关键的改革问题上。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实际上，如果说改革进展中有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为代表的通盘部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央那时要求的时间表——事关“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的牢牢把握，其进度上是到2020年改革应该“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时间表的要求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就如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改革深化期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阻力。
如何真正按照中央时间表的要求把“硬骨头”啃下来，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才能如愿地真正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市场取向改革，在改革深水区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色彩的一个表述，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进的改革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只有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牢牢把握住，把深化改革的事情做好，才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厘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具体的机构和单位如何把握好本职工作和配合全局要求来深化改革这样一条基本线索。我们需要把自己可能的作为融入中国以改革为“龙头”的现代化事业。这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在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要在中央全局部署和指导之下，冲过“历史三峡”的瓶颈期，经受住决定性的考验。我们希望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有继续发展的后劲儿，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通过“新的两步走”，实现中国梦。
当下最突出的是中央要求的“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进程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进一步凝聚共识。比如，在财政和税收领域，按照中央原来的要求，财税体制改革要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虽然前期财税体制改革付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到2018年年底，在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仍然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对此，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哪怕时间拖后一些，也一定要锲而不舍地寻求“决定性成果”的突破。
当下，我们应该进一步形成关于正确的方向感的共识，因为这是实质性推进改革过程有必要加以强调的一个关键点。党的十九大已给出了很好的指导精神，但社会公众仍有不少的纠结和困惑。那些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错误思潮，比如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不是旗帜等，动辄就可以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与此同时，一些持不同意见、想与之商榷的研究者，或者工作在一线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同志，要想发表不同的声音，却有种种顾虑。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其实，中央在十九大之前就已经把“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关键性的认识写入文件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很遗憾，整个社会的氛围使我们在改革的重大方向上，真正要去打开创新局面时，容易畏首畏尾。反而另外一些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思潮容易兴风作浪。
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央领导一系列明确的讲话、重要的指示精神及国家文件，来凝聚改革攻坚更明晰的共识，更好地把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我们要结合丰富的实践，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取向之下，我们应进一步强调树立正气担当、弘扬创新的精神。在配套改革期间，如何力求逼近“决定性成果”，中央早已经给出了方向，即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就要结合突破方向，进一步讨论如何去解决创新方面的阻碍和困惑。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创新面临重重约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大胆地试该怎么试？如何能够保证试了以后不出纰漏？这是一线人员普遍的心态。如果实际生活中大家只是表态、贴标签，那么创新从何而来？没有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决定性成果”显然是不可能如愿取得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贴标签式的争吵和辩不清楚的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那个时候，正是因为避开了谁也说服不了谁、永远吵不出结果的很多争论，才实质性地推进了“闯”和“试”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意识到，当下有些争论已经无法回避。就如“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摆在那儿，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就需要争论。有时，应该采取不争论、少争论的态度；有时，应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下，鼓励进行百家争鸣式的严肃的学理商榷。
在实际生活中，“形势比人强”——现在有外部不期而至的压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变压力为动力。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中美关系。一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要尽可能斗而不破，继续通过双边博弈，在斗而不破的过程中，争取走出一条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应更开阔地发展多边博弈，积极地与日本、欧洲、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等开展广泛地交流，进行多边互动。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实际上会倒逼我们推进实质性的改革。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当时，杜润生老前辈评论说，入世“清理文件柜”，这就是中国的“变法”。原来很多白纸黑字写明的法规都是要严格执行的，在法治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就要“清理文件柜”——不能跟国际规则接轨的法规，通通都要取消。这实际上就是在倒逼中国“变法”，而“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关税、放宽金融领域的准入。这些都会改变原来的法规。在创新事项上，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扩大开放倒逼所形成的正面效应。
此外，还有另一个角度：处理国内矛盾，要特别注重各方面相对容易达成的共识，即加强管理。比如财税领域，中央现在强调全面绩效管理。这在实际生活中离不开预算透明度的提高和公众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了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即《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预算改革的第一条就是要进一步透明、公开，以利于加强管理，优化全社会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少数需要信息保密的部门，其余部门预算信息都要放到网络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实际是给予公众对政府履职相关信息的知情权，知情权后面就是质询权、建议权和监督权。这种从加强管理切入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面临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融合问题。对于这些方面，我们要抓住不放，要做好实事。扩大开放和加强管理都能潜移默化地推进配套改革。此外，我们还要继续鼓励必要的基层创新。
2018年年初，大家都在展望如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时，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给出了明确的指导精神：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实。这就是要从思想解放到改革的深化、攻坚克难，都落到抓实上。我们看到，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前后的一些明确的指导精神，就是一定要落到抓实上。我理解的“抓实”，要援引中央强调的一个精神，即“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而实际生活中，该如何贯彻这个精神？毋庸讳言，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就是大家都在讲创新，但不讲如何创新，特别是不讲在我们自己的辖区、行业及特定的领域中，该如何允许试错。当下形式主义的一大表现，就是只表态、不行动，因为这样最安全。如果有人改革意识比较强，愿意做这种创新实验的话，一旦行动起来，那么，他实际将面临“1个人做事，N个人监督”的压力。实际生活中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他的一举一动若稍有偏差，会不会被人抓住“小辫子”？现实问题随之而来。所以，一些一线同志不敢动，动辄得咎。这绝不是中央所要求的氛围，也不是我们现在面对中国经济主要问题寻找突破方向时应该形成的社会环境。
所以，我们在总体上把握规范性、注重合规的同时，要为创新留出试错的弹性空间；要在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中，贯彻落实中央所说的“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精神，使之真正成为实际工作中推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种动力、一种配套条件。与大家共勉：为改革创新鼓与呼！
原发表媒体：《中国招标》2018年第11期
围绕高质量发展经济的议题，在此从3个方面与同仁作探讨：第一，如何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新的指标体系；第二，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三，什么才是“有效投资”。
一、如何建立经济发展新的指标体系
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地增长，特别需要研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各界已达成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不应以GDP论英雄。
不以GDP论英雄，那以什么论英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可用的各种指标中，虽然GDP有明显的缺陷、局限性，但它仍是一个非常简洁的“龙头”指标，表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景气水平。继之而起的问题就表现为：强调了几年的不以GDP论英雄之后，有关的权威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实际确立起来。
在很多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层面，如何论英雄，它们自己的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比如，高层领导强调环保非常重要，在有些地方，就要以推行“环保风暴”的形式来追求政绩。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内在道理是对的，公权在手，具备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当然应该出政绩，但是要把环保搞成“风暴”，那是不是就变成了搞“运动”？或者主观上并不想如此，客观上非常容易陷入以搞“运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很容易产生副作用。
再比如，风险防范非常重要，紧跟着高质量发展就得考虑如何才能防范风险。而风险控制如果成为一个论英雄的指标，那现在看到的将是各地纷纷在此方面有所表现：政绩要体现在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防范风险因素上。任何一个可能的风险之处，都非常严格地予以种种限制，似乎这就是政绩了。
以这种“运动”式的形式达到某一个方面突出的表现而论英雄，并不是真正高质量发展的正路。因此，应尽快构建一个尽量简洁可用的考核指标体系，即把GDP和其他一些可选择的主要指标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可操作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把实际问题解决好。这是几年来我们反复体验到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二、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
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的特点。“风起于青萍之末”，在防患于未然的角度上，当然要高度警惕，但是不能说哪个地方稍有风险的苗头，就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按住，“一刀切”地来严防死守。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刀切”是违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要求的。要真正防范系统性风险，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能奏效的不是过去驾轻就熟、做起来很顺手的“一刀切”——什么都防范、都控制、都加强管理，而应区别对待、优化结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现实中存在“两难”：一方面要去杠杆，这是一个总量指标，宏观杠杆可以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衡量，某一个行业或企业的杠杆可以看其负债率；另一方面，还要稳增长。如果去杠杆效果明显，那么稳增长所要求的优化结构、区别对待该怎么处理？防范系统性风险要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也就是说，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把优化结构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管理处理总量问题时，更多地聚焦如何找到合理、有效、可持续的区别对待机制。这种区别对待的机制才是优化结构的机制，它配合总量上的需求管理，更多地通过创新解决供给管理面临的挑战型任务。
供给管理、优化结构最根本的是要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由市场规律搭配必要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等。政府要让创新的不确定性在弹性空间中有“自调节”机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在其中应做好产权保护工作，并在方向上加以引导，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区别对待的鼓励措施，看不太准的东西放在事后作鼓励。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守正出奇”。
既要遵循市场规律，还要出奇制胜。政策性金融与产业政策是配套的，但要想处理好它，让它真正达到目标，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难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工程问题。因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绝不能“一刀切”地解决问题。否则，名为控风险，实际上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优化结构、消解风险，而且可能制造新的风险。
三、什么才是“有效投资”
中央前几年曾经专门强调过“有效投资”的概念，我所在的研究群体也特别关注“选择性的聪明投资”。如何以机制形成有效供给是最关键的。
投资空间客观存在，如中国100多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的需求也很清楚：今后几十年是做不完的。北京这些年在努力发展地铁、建机场，在做其他很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很多城市的情况大同小异。北京机动车中签率不断创新低，从侧面反映了发展潜力和投资空间之大。
如何才能使有效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周期长，一旦资金链断裂，可能全局皆毁。但如果处理得好，也可能实现超常规创新发展。中国在此方面一定要做好文章。举个例子，有关部门说全中国缺少大概5000万个停车位，按1个停车位投入10万元计算，就需要5万亿元的投资。这件事情肯定要做，但政府没那么多资金，同时还要控制自己的负债率，该怎么解决呢？可以引入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只要把机制问题处理好，投资空间还是非常可观的。
推进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等事项，都要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方面“出奇”。若处理不好，就会一塌糊涂；若处理得好，以法治化、规范化的方式并不断总结经验往前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条路就可能越走越宽。所以，现在国家在努力推进PPP机制的过程中是要刹车稳一稳，要控制风险，继续让它健康发展，而绝不是要叫停。
PPP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推出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尽快提供法治化、规范化的依据。PPP必然会遇到资产负债方面风险处理的问题。地方政府与PPP负债不可能完全撇清关系。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来做公共工程，怎么可能所有的负债都由企业来背？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规范化，不是由此阻碍PPP发展，而恰恰能更好地引导其发展。也就是说，在大家对防范风险机制更有信心的情况下，来激励PPP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时间：2018年
地点：北京
会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宏观研讨会
关于去杠杆已经有很多讨论，决策层高度重视，市场人士、业界也在反复探索如何把握去杠杆的要领。延续这一视角，各方新近又在进一步重点研讨“稳杠杆”和“防风险”。在此，我简要勾画自己的认识框架，并提出相关基本观点。
一、从不同角度明确去杠杆的定义
首先是宏观层面。宏观去杠杆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应该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很多人注意到，这些年中国M2和GDP之比直线上升，已经高达两倍多。同期与美国及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该指标所体现的杠杆率显得太高了。从这个角度作分析，我认为，需要在防范风险的同时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方。比如，拿中国和美国相比，美国整个金融领域是一个以直接金融为主的体系，中国正好反过来，是一个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运行体系。数据显示，美国直接金融所占的比重在70%以上，而中国则是间接金融占70%以上。所以，这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结构特征。在实际生活中就要注意到，在间接金融为主的情况下，大量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是通过银行系统发放贷款、再回收贷款这个主要的融资机制实现的，资金不断地出去进来、进来再出去，都要被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是不是这个因素促使了中国物价现在看起来还相当令人满意，但M2指标却在高位？这要作具体的量化分析。我们过去在具体量化分析方面曾经有所尝试，即不光要看货币供应量，还得看货币流通速度。所有我们对于流动性、广义货币供应量及杠杆率的调控都要服务于实际生活，而与实际生活相关的金融环境的合意度，直观的表现就是物价。如果货币供应量既定，而货币流通速度高，那么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就比较高，这意味着要适当更多地防范购买力下降和物价走高。如果货币流通速度趋缓，这个时候仍一味地控制杠杆率，反而会使实际生活中的货币供应量不足，这是最基本的货币流通公式里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是，掌握好中国实际生活中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其实又不容易。前些年我们做过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发现在货币供应量起伏之间，货币流通速度会突然加速或降速。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宏观层面演进到某个临界点以后，态势和预期一下都变了。
如果从这个视角上考虑问题，那么在中国实际生活中，我们应一方面看M2，另一方面要盯着物价，借助可以得到的货币流通速度数据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几年的观察，简单地说，我不认为现在中国就M2所言的去杠杆概念之下，可以把它与GDP的相对数压下来，顶多使其不再陡峭地往上走。这是从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的宏观视角可把握的要领。
另外，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杠杆率是不是偏高、是不是要去杠杆？我认为，在此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风险。特别是我们消化了一些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由于贸易摩擦的出现，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预期又不好了，不只是短期预期，中长期预期现在都在变差。在这种情况下，要强调从企业集团或某一个行业得到的杠杆率（直观的指标就是负债率），在防控风险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因为据我观察，经济生活中如果市场主体的杠杆率，即负债率到了100%，那就说明没有净资产了，一旦超过100%，就等于资不抵债，必须走破产程序。当然，必须特别小心不能走到破产的状态。但如果以负债率作为衡量杠杆率的具体指标，那是60%好，还是70%好？这并没有定论。未必现在70%负债率的企业，其状态和发展前景就比60%负债率的企业更坏。它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正要以相对较高的负债率冲过发展瓶颈期，之后其市场份额可能扩大，成长表现也变得更好。相反，60%负债率的企业可能连自己的生产经营战略、策略应有的调整都没有完成，不要看它现在负债率低一些，未来发展的前景未必乐观。所以，微观市场主体去杠杆，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一刀切”式的做法——谁负债率高，谁就要强行去杠杆。
二、去杠杆、稳杠杆中的结构优化问题
这里可援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结合基础理论创新加以分析与领会。现在只讲一般的总量指标、杠杆率指标，并不足以回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挑战性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大家越来越多地在讨论中所强调的一个认识，是要突破过去主流经济学认为把需求管理处理好以后基本问题就都解决了，结构问题跟着市场要素流动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不用我们再费心思的思维框架。因为我们现在认识到，市场的真实情景是非完全竞争的。在完全竞争假设的情况下，研究者确实不用更多考虑结构问题，在总量的调节上政府尽责以后，结构问题由完全竞争市场自己去解决。但是在实际生活的图景中，即使是美国，也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必须要解决供给侧管理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应该说，美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很多实践方面是可圈可点的，只是它在经济学理论的提升方面明显滞后了。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试图在供给侧方面更多地讨论如何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服务于现实生活，服务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中，一方面我们要“守正”，就是要知道在市场经济总量调控中，防范杠杆率风险是必须要做的；另一方面要“出奇”，就是不能简单地说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杠杆率平均数如何，我们就以它们的指标为准。若按照它们的经验做，在实践中根本解决不好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特定的约束条件之下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差异化的解决办法，尽可能优化结构，合理地“结构性去杠杆”。靠什么机制实现结构优化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守正”之后的“出奇”要承担风险，但是我们必须追求出奇制胜，因为这是希望之所在。
所以，对于“去杠杆、稳杠杆”来说，可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它显然要我们特别注意防范风险。实际上，从金融角度来说，防范风险要落到服务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质量能够尽可能合意上。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我们所追求的增长质量的提高，在现在这个阶段，特别要抓住的就是超越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提升供给管理方面的机制，在市场发挥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有为”和“有限”的作用。非完全竞争中的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机制，是一个总体的系统工程。
三、高质量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
关于高质量发展，从国家层面到管理部门，再到学界和实际工作层面，近些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新的发展阶段不能以GDP论英雄。那么，该以什么论英雄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府和管理部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公权在手，当然应该出政绩，应该在政府尽责方面有所作为。由于GDP指标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很显然新的发展阶段不能只看GDP指标，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看GDP。一个经济体自己和自己比，以及自己和别人比，是不能不运用GDP指标的。关键所在，是综合考虑GDP和其他有必要考核的指标，形成一套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虽然中央已经强调不以GDP论英雄，但是有关的权威评价指标体系还迟迟未能确定。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须尽快解决好此问题，才能防范偏差，有效打造以结构优化为支撑的经济升级版。
与此同时，在努力实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升级版”中，一个已被称为“攻坚战”的重要方面是“防范风险”。那么，该如何加强风险管理？这需要领会到，中央精神的实质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其实，在经济生活、投融资领域内，风险无所不在，我们要共同努力，尽快形成尽量简洁可用、可操作的风控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该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央防范风险的实质要求，是防范带有系统性和全局性特征的风险，实际工作中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来严防死守，因为这是违背经济生活内在规律要求的。真正成功地防范系统性风险，所能奏效的绝对不是“一刀切”的方法，“一刀切”恰恰违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的要求，反而可能引出“防风险造成的风险”，给高质量发展帮倒忙。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需要紧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深化的问题，把结构问题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多地聚焦在如何找到合理、有效和可持续的区别对待机制；更多地注重依靠创新来解决供给管理方面的挑战。创新就要首先考虑给出一定的“试错”弹性空间，允许“在发展中规范”。在“一心一意谋发展”中，政府监管部门要有“审慎包容”的心态，掌握好“允许试、允许闯”的改革智慧与要领，“允许改革中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其后对新事物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了“八九不离十”的判断之后，再跟进风险控制措施，建立必要的规则，强调“规范中发展”。
在供给管理中优化结构，最根本的是要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政府再合理地加以必要的政策引导。政府首先要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再施以方向性的引导，很多时候可以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区别对待的有关措施；在风控方面，看得不太准的事后再做，看得特别准的可以事前去做。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还要追求“守正出奇”，争取能够出奇制胜、有所作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面临的不同问题，绝不是靠“一刀切”方法能解决好的。如果把所有的“风险点”都堵死，那也就排除了一切创新的可能性，谈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比如，在外部贸易摩擦带来负面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亟应扩大内需，而我国“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仍然非常可观，关键是应强调通过选择性的“聪明投资”来有效地优化结构，增加后劲，支持全局，一大创新重点是要匹配PPP等创新机制。关键是大规模、长周期投资中如何把资金链接好，如何将绩效提升的机制创新处理好。处理不好，局面就会一塌糊涂；处理得好，不断总结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的经验，路就会越走越宽。PPP方面的当务之急，决不是出于防风险的考虑而“叫停”，而是需尽快推出更高层次的法规，有关PPP项目的法治化依据尽快提供到位。在PPP项目建设中，必然有资产负债视角处理风险的问题，地方政府不可能在此领域完全撇清负债关系。政府和企业成为伙伴关系，怎么可能所有负债都在企业这边呢？PPP项目的负债认知规范化，不是要阻碍PPP的发展，恰恰是有利于更好地引导、激励其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时间：2019年4月
媒体名称：凤凰卫视
问：本期节目主题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正好看到您近来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阐述，所以，想对这个话题再深入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城镇化和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贾康： 我强调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空间。这个纵深空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还会支持中国经济体现出超常规的成长性。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它自然伴随的就是韧性、回旋余地。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到了从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这个判断只是简单照搬了西方学者研究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一些基本指标。看工业化水平，不能仅看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和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万美元，而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况，即现在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东部、中部、西部的差异依旧明显。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增长极区域，可以说现在到了工业化从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但中部、西部的不少区域，以及沿海的一些“洼地”，工业化充其量仍然处在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其中很多地方的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还有一些地方甚至还在初期阶段。综合来看，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正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将来会再延续从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
这个判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国际经验表明，真正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匹配的真实城镇化率应该在70%以上，并已经走过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从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看，达到了59%以上，但这个城镇化率是有严重“欠账”的，不能把它看作中国真实城镇化的水平。还有一个比较低的没有“欠账”的中国城镇化水平，是以户籍人口为标准的城镇化率，只有43%出头。两者中和一下，城镇化率也仅有50%左右。即使是50%的城镇化率，也还是有一定“欠账”的，因为常住人口城镇化中覆盖的前面几十年进城的差不多3亿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取得户籍，没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视同仁的市民化待遇，必须补上这个“欠账”。按照一般的发展经济学的经验，这一城镇化水平匹配的必然是工业化的中期和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而不可能已经支撑工业化走到了后期。这些也可以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视角来解释：到中国各地区看看，不管是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农村的新区，都像“大工地”，塔吊林立，“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的特征仍然明显。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确实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发展纵深空间还相当可观。按照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来算，我们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总体而言才能迎来工业化从中后期向后期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当然要有信心，这是一个经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得出的比较中肯的看法。
问：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无论是从工业化水平，还是从城镇化的数字与实际发展过程的差距来讲，我们都有很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韧性如何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或者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动力？
贾康：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具有韧性、回旋余地、未来发展空间等，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就能成长起来，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现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外部的压力与内部矛盾凸显特征上升交织，正在考验着我们。外部很多压力的出现和以后可能产生的博弈，都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已在那里，我们在参与博弈的过程中，当然要注意不只考虑双边博弈，还要考虑多边博弈，要通过多边博弈制约双边博弈。不确定性之外的确定性何在？它依托于中国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还要走相当长的成长道路的韧性，依托于我们的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从而于和平发展中，在弥合中国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获得全球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我们很长时间段内超常规的经济发展态势。全球有效供给回应中国本土弥合二元经济不断释放的巨大需求——这一经济循环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侧要挖掘发展潜力的非常重要的引擎和动力源。新的动力源一定要靠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社会转轨、深化改革，才能推动现代化进程。
问：中国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和2018年第四季度经济的增速基本持平，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期。接下来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表现？除此之外，还存在哪些不确定的因素？
贾康： 现在来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可忽视，虽然201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与2018年第四季度持平，但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仍有继续下行的表现。这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基本选择上：做好自己的事。如果能做好自己的事情，抵御外部压力冲击和内部矛盾交织带来的下行压力方面，我们就可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预测。这一预测虽然不可能很精确，但是粗线条地说，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看到经济下行情况以后，中国宏观政策已经进行了相机抉择式的调整，有必要的话还会继续调整，在调动本土市场潜力和争取外部多边博弈中的各种助力因素的情况下，形成对冲下行压力的正面因素。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按照现在一般研究主体的判断，中国经济下行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如果处理得好，也有可能下行0.5个百分点以内。总体来说，中国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引领新常态，争取抗御外部冲击，实现一个以结构优化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的中高速平台运行状态。本来这一平台运行状态很有希望稳住，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连续12个季度在6.7%～6.9%的平台上运行，但现在往下突破了。我们希望在消化了下行因素以后，经济能完成“L型”转换，走向“由‘新’入‘常’”平台运行的过程。
问：有观点说，美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增关税对贸易造成的影响属于一个极限压力。正好您刚才也提到我国经济韧性的特点，那么在应对极限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韧性能够发挥怎样的优势？
贾康： 韧性的表现就是弹性，做出反应以后，能够消化很多不利因素。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更加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去杠杆调整为稳杠杆，财政政策强调加力提效，更好地扩大内需，应对下行压力，这些都会起作用。而且这些都是与中国自己的潜力空间和韧性概念相关联的客观上可以调动的正面因素。政策调节还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在有效供给方面要带动的潜力释放。中国潜力的释放过程，换一种表述就是韧性。我们对压力做出反应时，很多是从本体内部的潜力出发，把它变为实实在在的上行因素，去对冲下行压力，消除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因素。
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一次论坛上说，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潜在的增长率也在发生变化，而且很难测算。所以，不应该再用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应该以失业率为标准。对此，您怎么看？
贾康： 蔡昉强调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这两个指标中更实质的是失业率，有一定的道理。更全面地说，经济增速表现的是经济景气程度，而经济景气程度必然与失业率有关联，在更看重实质性失业率是我们可接受的底线的主要指标的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景气程度直观表现的经济增速。因为实质影响经济运行底线的是，老百姓正常过日子能通过就业获得必要的、基本的支撑，所以，更实质的、更关键的，要看就业。蔡昉可能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认为，就业更多地还要调动除了景气托举因素之外的其他一些因素，其中结构优化调整就很重要，比如推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合乎逻辑地增加服务业轻资产型经济成分的比重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都会有助于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的同时，更好地提供城镇新增就业岗位。
时间：2019年3月
媒体名称：CCTV《焦点访谈》
问：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的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方面您怎么看？
贾康： 提到制度优势，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过去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过去特定的时期，我们曾经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那是很典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方面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资源配置，使市场互通有无，并且这一原理已得到积极的发展，我们高举的是贸易自由化的旗帜，是拥抱全球化；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比较优势原理能解释的互通有无，也会碰到“天花板”。当你想用高价去购买某些国外高端科技成果，对方决不卖给你的时候，比较优势原理就失灵了。
那么，靠什么去突破这个“天花板”？这就要回到我们原来的基本概念——举国体制的特色上。它是我们经济韧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相对优势里一个不可丧失的部分。但关键是要在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的新时代，实现举国体制的升级。我们要以举国之力来攻关，补上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别人不卖给我们，我们就自己来突破——这个举国体制和过去我们所说的举国体制是有共性的，是一脉相承的，但绝对不能限于这样一个框架，因为现在我们要解决的很多攻关问题有别于“两弹一星”。比如芯片、大型集成电路，实际上落在具体形态上可能是很袖珍的，我们不光要能研制出样品，还要能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产业化批量生产，高质量、稳定地提供成品，并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那么，这就一定要使举国体制从过去的1.0版升级到2.0版，去拥抱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量的生产工艺诀窍。积累了这些经验，才可能支撑起一个开始比较小、以后逐渐扩大的市场份额。而我们自己的韧性，真正的表现应是这种市场验证的成功。举国体制2.0版仍然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要拥抱全球化和全球市场，在调动潜力、自力更生的同时，又不拒绝向外部学习，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在不断扩大开放的多边互动过程中，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中国有利于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制度相对优势能够相得益彰。这两方面都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要努力推动举国体制升级到2.0版，甚至3.0版。
问：能不能这么理解，虽然说举国体制是我们国内的事情，但实际上无论从技术研发的角度看，还是从市场的角度看，都不可能是我们自己闷头在那儿做就可以。
贾康： 对的，您说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可注意一下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说法，现在华为推进自主研发是必然选择，必须要有“备胎”，要设想遇到别人对我们断供技术产品的极端情况时，该如何靠自己的生产能力提供出来，使我们可以继续发展。这不光要投入资金，还需要数学家、物理学家等高端专家的支持。这些高端专家并不限于中国本土，而是面向全球。前面提到的拥抱全球化，就包括积极引进全球的高端人才。举国体制2.0版或者3.0版，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新的特色。
问：虽然有的国家在逆全球化而走，但是我们国家在今后的发展中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全球合作的。
贾康： 对，我们一定要积极努力，不拒绝向别人学习。我们承认在很多地方还有短板，还技不如人。如果人家愿意把技术卖给我们，我们当然愿意以做生意的方式互通有无，但现在的实质问题是，有些东西人家不卖给我们了，出再高的价格也不卖，这时候该怎么办。
问：其实在“两弹一星”研究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外部的冲击，我们也是靠着自己的拼搏创新精神一点一点把事情做成了。现在遇到贸易摩擦，可能中国人也有这样一种精气神儿。
贾康： 对。我认为还是要综合来说。我们过去这种志气，这种横下一条心干大事的精神，当然是一定要继续发扬的。除此之外，还要以科学的态度调动一切相关主体的潜力和创造力，让各种可能的参与主体的聪明才智在符合科研规律的情况下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科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于敏构型”的主导发明人于敏是没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只有充分激发了人才的潜力和活力，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既有钱学森这样的“海归”，又有于敏这样的本土人才，大家在举国体制中共同努力实现创新成果。
问：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中国还有很多短板需要不断弥补，但是现在毕竟已经开始面对贸易摩擦的挑战了。您认为我们哪些方面的“肌肉”比较强健，有一定的能力应对挑战？
贾康： 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可以看一些基本的事实：改革开放走到现在40多年，中国总体而言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2位，人均国民收入（这是有非常规范的统计数据可以表明的）已经在9000美元水平上，到达了世界银行量化对比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这些条件对应的是中国总体综合国力的提升，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中央有一个判断，“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特征，在这个递进过程中我们都走过了，现在要进一步追求的是“强起来”。在既有的“富起来”特征支撑之下，我们又要注意到，再往前走经济的成长性空间还相当可观。中国为了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不断扩大建成区，于城乡接合部继续建设基础设施，推进各个区域之间交通干道连通，涉及大量架桥修路、连片开发、不动产的形成。从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看，我们的经验、可以调动的资源，以及继续推动开发过程所面对的未来空间，都是非常可观的。
在此过程中，有两个指标需要强调。一个是整个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工业化水平。有学者说，我们已经从工业化的中后期要进入后期了。依我的观察，从整个中国来判断，只有沿海发达区域（不包括沿海的发展“洼地”）带有工业化中后期特征，广大的中部、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只是初期，所以，全国工业化水平体现为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主要特征。要理解这个主要特征，就不能拘泥于国外学者所说的工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到了哪一个数量级这两个数据。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内在联系。国际经验表明，真正到了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应该已完成了高速发展阶段，走到了70%以上的相对低速阶段，在更高的阶段上体现为工业化的后期和城镇化率的相对稳定（但是城镇化水平仍会继续提高）。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高速发展空间。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没有“欠账”的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3%；其次要看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现在到了59%，但是其中的“欠账”是一目了然的。前面几十年约有3亿人进城，但大多数人没有取得户籍，也没有获得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户籍？很重要的原因是城镇化水平还没有相应到位，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取得户籍。这个“欠账”的城镇化率不足为凭，应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如果拿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和一下，中国真实城镇化率只有50%左右。按照国际经验，中国城镇化还有20%的高速成长空间。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我们还要经历20年的高速成长期。在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并总结自己的经验，避免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偏差，比如严重的污染、进城人口的贫民化等。我们要尽量少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特别注重推行绿色低碳发展。把这个过程组织好，中国会不断释放支持超常规发展的需求，而得到的是由“巨国模型”才能解释的，世界上从国土来说相当大、人口数量全球居首的经济体国内需求引出的国内供给的回应。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还会得到全世界有效供给的回应。这样一个经济循环，就是我们有希望继续维持超常规发展态势而实现和平崛起的客观基础。
问：下一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贾康：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改革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央所说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其内涵就是必须完成经济社会的转轨，必须以制度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中国人确实很聪明、很勤劳，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科技创新潜力和活力，必须进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教育体制改革，从而带来释放潜力空间的制度效应。改造制度环境，必须开启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的新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包括外贸的依存度一直在下降，消费方面的潜力也非常大。
贾康： 从指标来看，从2010年经济下行到2018年上半年，差不多8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0%以上一直落到了7%以下；但是看居民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一直保持两位数，在1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运行。总体来说，中国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敢花钱了，而更敢花钱的主流表现是消费升级。从原来的温饱到现在的享受，典型的表现就是“文化旅游”概念之下的消费升级非常明显。中日关系稍微缓和以后，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旅游，而且购买了很多当地的高端消费品，这叫消费升级。这种消费潜力的释放非常明显。2018年，在贸易压力加大、预期不好的形势下，消费指标有所回调，但一直到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始终高于8%：既高于GDP增长速度，又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应该肯定，老百姓在预防性储蓄方面的动机是弱化的，总体来说，对于家庭成员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减少了顾虑，进而减少了预防性储蓄。这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消化了贸易摩擦的一些不良影响之后，居民消费方面的指标很可能还会略有抬头。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到了“富起来”的时代，中产阶层的比重越来越大。由此表现出来的消费托举经济繁荣、支持经济景气的作用，也是我们发展的韧性，是我们自己客观支持条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问：大家也在说中国的工业体系齐全，联合国设定的所有工业门类我们都有，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抗压能力。
贾康： 这是“巨国”的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特征，过去缺少的一些门类，我们逐渐都补足了，但是传统产业并没有大量离开中国本土，这些产能也还在。所以，从整个供应链的完整性来说，中国国内市场的产业链完整程度在国际上都是名列前茅的，既有“世界工厂”的特征，又有“世界工厂”将升级发展、更多地强化高端制造业的特征。“中国制造”要往“中国创造”升级，要往“智慧”“智造”升级，不排除以后有些产能也会往外转移——现在已看到了一些迹象，“大路货”的一些产能可能要转到境外去，但现在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使我们的回旋余地和韧性较大，又成为一个客观支持中国抗压的相对优势。
问：有些国外投资并没有撤出中国。虽然中国的人工成本比越南高，但是我们的产业链齐全，使整体的配套能够比较好地完成，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贾康： 对的，这个方面已经有调研结果来证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到中国本土投资的日方企业前段时间有向外转移的一些具体案例。他们追踪这些案例发现，很多日资转移出去之后，比如去了越南、缅甸等地，又出现回流中国之势。为什么会回流呢？因为办企业不能仅考虑劳动力成本一项指标，还需考虑产业链和综合环境，需要得到上游、下游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最合适的上下游关联，而这在中国国内的成本仍然是较低的。所以，日资体会到外面的短板以后，又有所回流，回到中国利用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综合成本仍低于外部的相对优势。
问：综合成本低，尤其这些年中国不断地改善营商环境，也在鼓励和吸引外资进来。
贾康： 是的，我们还会在这方面继续打造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外资特别看重这一方面，而不会只看一两项要素成本的变化，它们一定会综合考量。如果政策更稳定，法治化对它们的保障更全面，那么很多外商投资企业一定更看重中国市场潜力与产业链的匹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综合成本的相对优势还会一直存在，只要这个前提不改变，外资企业就不会大批向外转移。我们不排除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门类可能存在向外转移的情况，但是应该看到，现在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供中国本土企业和中国已经吸收的外商投资企业共享成长性。有些案例也可以对此加以说明：2018年，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CEO）马斯克到上海签约，投资500亿元人民币要建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市场的潜力足以吸引他进行大手笔投资。
问：其实在2018年贸易摩擦刚出现时，民间也有一些声音，说我们是不是对此有误判，我们之前没有做好准备。但现在回过头去想，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们实际上已经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等。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贾康： 据我所知，确实如此。比如芯片，多年前就有这方面的前瞻性的战略考虑，包括华为这次披露“备胎”计划。但实话实说，贸易摩擦不期而至对我们的冲击确实来得偏快了一些。好在我们在很多重要的领域确实已经有所预见并做了准备。现在贸易摩擦来了以后，我们面对的不是简单的措手不及的问题，而是原来所做的那些准备能不能抗住压力和加快升级步伐的考验。比如华为有了准备，但它所做的准备充分吗？未必。它一定还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感受到压力以后，任正非说华为的业务量可能要收缩。但是扛过了这样一个压力期以后，它仍然有可能恢复更高水平的增长。
在过去的波动中，中国总体GDP增长速度曾经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回调到了4%以下（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打开了新的局面。现在我们仍应积极努力，已做的准备进一步加码，将压力变为动力，最大限度地提升实力，保证平稳渡过“阵痛期”，对冲和化解下行压力。我们不必讳言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困扰，以及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交织带来的一些复杂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弹性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这个主观努力是更重要的），再以改革为“龙头”带动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坚定不移地走全面开放之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能抓住确定性。这个确定性伴随的是中国的成长性。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要争取在与外部世界有摩擦的情况下，“斗而不破”地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问：能不能点评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以及做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遇到贸易摩擦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我们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哪个领域的升级转变会对应对贸易摩擦有帮助？
贾康： 如果选最重要的说，首先要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公布以后好评如潮的文件，对我们在新时期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给出了带有顶层规划性质的通盘部署。其中，从理念角度看，最值得肯定的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个“治理”与过去所说的管理调控中的“管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有重大的区别。“管理”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掌控，“治理”强调政府和其他非政府多元主体充分互动，更多地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熔于一炉，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释放潜力和活力，解放生产力。该理念的提升落到了《决定》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上：市场决定论。这一论述明确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把原来已经认识到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到了市场决定论，这对于我们现在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优胜劣汰，优化结构，支持高质量发展后面，紧跟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也就是说，体现“守正出奇”中“守正”的市场决定论，还要匹配后面的出奇制胜，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同时支持超常规发展，追求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出奇制胜的创造。这需要能支撑我们实现超常规赶超的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绕不过去的“天花板”。
这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可以观察到，比如企业混改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实践中还有一个“守正出奇”的案例：中国现在积极鼓励运用PPP模式。这又跨越了过去已经获得肯定的思维框架：政府和市场主体（企业）各行其道，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现在，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乃至国土连片开发这些举足轻重的大规模建设事项上，政府和企业可以走到一起，成为伙伴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来推进由比较优势支撑的超常规发展。PPP项目往往都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在项目建设运营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一定要配备一个标准的股权、结构清晰的SPV（特殊项目公司）。而这样的公司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政府方面的国有股权，也有企业股权，而且政府方面的国有股权并不想一股独大，而是通过PPP赢得政绩，追求政府有限资金的放大乘数。这样一来，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舞台上，PPP大有可为。借助它，全社会能观察到，混合所有制是不是能实现共赢，是不是可以超常规地支持国家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使老百姓更好地改善生活质量，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这是中国现在还在努力规范、推进的创新机制，它很好体现了“市场决定论”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形成生动的案例的。我们作为研究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也特别强调，不能仅限于概念，一定要落到鲜活且具有创新性的案例上，要让中国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问：近些年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不断地调结构、转方式，会不会对我们今天应对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帮助？
贾康：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产业结构升级。它既表现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在政策支持之下现在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也表现在传统产业方面，积极顺应“互联网+”等升级发展的大势。国家列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清单，从总体方向的认定上来说，应该是比较清晰的，但确定了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方向之后，最关键的是该如何使之后的实施机制真正有效避免出现偏差。如果产业政策执行机制不适合，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贯彻实施过程中，仍然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政府在“有为”的同时，一定要紧紧把握“有限”。政府提供产业引导基金、政策性信用担保、财政贴息等，并不是要替代一线的市场主体做选择和判断。生产经营的决策权仍然在市场主体手中，它们在承担一定的风险、受到自负盈亏财务约束的情况下，自主地去创新。政府的作用是为它们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并以适当的经济手段作为政策工具为它们加劲儿。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有希望减少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从而“守正出奇”地取得超常规发展的成果。
问：已做的所有这些事，以及这几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努力，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能起到什么作用？
贾康： 在外部冲击之下，我们经过前些年的改革发展之后，仍存在的短板可能会浮出水面。贸易摩擦会首先暴露我们相对薄弱的一些短板，这正好能使市场主体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指引之下，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升级发展要把握的重点领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以及举国体制的2.0版、3.0版，应抓住哪些重点来突破？贸易摩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教育，是一种市场验证与促进，营造了一个“坏事变好事”的压力环境。这些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努力，使我们在“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方面更有底气了。
时间：2019年5月20日
地点：北京
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座谈会
我从三大层次来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解读中国的“韧性”；第二是在问题导向之下，要注意哪些“黑天鹅”“灰犀牛”等风险问题；第三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一、中国的韧性表现在哪里？
关于韧性，似乎可从3个视角加以理解：第一个是禀赋与潜力，这是一个与韧性必然有关的视角；第二个是未来的发展空间，这与韧性相关的“回旋余地”可以紧密结合在一起来认识；第三个是抗压能力问题。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从禀赋和潜力方面看，一般的大国概念其实已无法覆盖中国的具体情况——仅说中国是大国，似乎还不够。对此，前些年有一些讨论。从人口规模来说，美国也算是人口大国了，但它的人口总数与中国不可相提并论；尽管从幅员（地域）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相差不多，但人口总数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印度人口总数与中国越来越接近，但它的地域面积相对要小一些，在一些禀赋和发展潜力的相关因素上还必须有基本的支撑条件，要有国土开发中处于前端的基础设施——在此方面印度是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的。综合来看这几个因素，确实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与中国相比。在“巨国模型”之下，中国是非常独特的经济体。虽然现在“巨国模型”还没有很清晰的、大家达成共识的框架，但至少可以先讨论概念。与人口规模紧密相关的就是市场潜力及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这可以延伸到第二个视角：如果中国是一个由“巨国模型”才能讨论的独特对象，那它今后的发展空间如何？我并不同意“中国工业化已经走到后期，或正从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观点。
有些学者说，国际上判断工业化程度的一般指标，一个是工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另一个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现在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而且从工业产值所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看，似乎也与西方所说的工业化后期水平相差不大。但我不认同简单地按照这两个指标就认定中国已到了工业化后期。只能说中国沿海的增长极区域工业化到了中后期，但其实沿海地区也有一些发展洼地，再加上中部、西部地区工业化尚处于中期，甚至很多地方还表现为工业化初期的特征，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过程中。这种判断如果再加上另一个指标，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在发展经济学视角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连带考虑的指标，即与工业化相伴的城镇化水平。一般认为，城镇化完成了高速发展阶段以后，工业化也就进入了后期阶段。中国现在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只有50%左右。以常住人口来计算的城镇化率“欠账”严重，它会误导人们的判断。现在约59%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包含了前几十年进城的约3亿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拿到城市户口，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均等化、一视同仁的待遇。为什么不能给他们这种待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镇化有“欠账”，尚不具备足够的支撑能力。例如，北京有大量常住人口拿不到户口，在家庭成员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实际上是受到“歧视”的。而如果北京对户籍稍有松动，大量人口的涌入又会让它无法承受。不少有条件的地方正在积极放宽户籍政策，但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仍然要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就是这个道理。近几年，中央已经特别注意到，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现在仅为43%多一点。将它与59%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综合考虑，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只有50%左右。按照国际经验，我们的城镇化还有20%的高速发展空间。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我们至少还能走20年的高速发展期，一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了。反过来说，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怎么可能匹配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从中后期向后期的转变？所以，说工业化正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更符合中国国情。我们对自己的发展程度的这种认识，也合乎逻辑地对应了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意味着中国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
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纵深空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的。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农村的新区，仍然到处都是“大工地”，依旧表现为“土木钢铁经济时代”的景象和特点。这种景象在过去被称为欣欣向荣，换成现在的说法，就是“向荣”再往后还有很长一段成长期，“有效投资”项目可以说“俯拾皆是”，发展空间巨大。
另外，这也可以从以科技为主的“后发优势”概念来理解。中国确实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认，在多项关键前沿技术方面仍然技不如人，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利用以科技为主的“后发优势”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例如，中国有几家“一飞冲天”的互联网公司，它们的原始技术来自国外，但这些技术到了中国，发展速度超乎想象，正是“后发优势”支撑了这种成长性。
第三个视角是中国的抗压能力。看尼克松的回忆录了解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他特别明确地说，中国一定有伟大的前程。那时候，尼克松在中国感受到了别的经济体不具备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行动效率。从这个视角上，他对中国的理解多多少少涉及了“巨国模型”的概念。尼克松认定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全球地位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现在，中国在组织能力方面的特定优势还存在吗？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组织性、纪律性带来的抗压能力，仍然是中国特色之一。当然，由于发展阶段变了，现在所说的组织能力又不可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日而语。正如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观点：获得“后发优势”的同时，还面临制度性的“后发劣势”。他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非常有警醒意义。我们的经济社会转轨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同时改革又面临重重困难，在实质性推进过程中遇到了明显的阻碍，甚至步履维艰。所以，当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又不可与过去的情形相提并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关注“黑天鹅”“灰犀牛”风险
前面3个视角上的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特定的韧性、回旋余地，但更应该考虑制约因素和矛盾是什么。中央也意识到了“黑天鹅”“灰犀牛”等风险因素，这些都是值得从大局、战略角度考虑的问题。对此，中央还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甚至提到，在抗风险方面，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关于这种“惊涛骇浪”，我更愿意把“黑天鹅”和“灰犀牛”结合起来加以理解。“黑天鹅”是意料之外的状况，而“灰犀牛”是知道它必然要到来。中国虽然有韧性、回旋余地、市场潜力、成长空间等值得肯定的正面因素，但现在也面临一些制约性的、矛盾的、负面的因素，可表述为“经济问题社会化和政治化”的风险。中国最需要担心的，不是市场潜力、发展中的回旋余地和韧性问题，而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所谓的“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风险。从具体的可对比事件上看，1984年农业农村改革已取得诸多成绩，城市改革也准备拉开序幕，在这一年中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文件。1984年下半年，中央决策层明确提出进行金融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脱离金融业务，成为中央银行，下管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当时叫专业银行）四大银行。具体运行模式是，这4家银行以1994年当年形成的贷款规模作为基数，在下一年从贷款总盘子中切块处理各自的业务规模（贷款额度）问题，结果就直接引发了“突击放贷”，紧接着出现了货币超发。
1984年年底和1985年年初，经济表现出超高速增长特征，经济过热逼着我们在1985年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通过进口各种散件、家用电器等来回笼货币，使外汇储备见底，通货膨胀态势也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叫经济问题。这在1986—1987年曾是国家反复强调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当时提出的“压缩空气”“三保三压”“吃冷饮”等，至今依旧让人记忆犹新。到1988年，这一经济问题仍然未获得很好地解决，通货膨胀因素依旧在积累，国家下决心要“价格闯关”。不过，当年实施“价格闯关”，虽方向正确，但时机不对。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中央很快做出改变，由原来讨论如何完成“价格闯关”任务，转为如何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虽然控制住了经济局面，但仍有两三年经济陷入低谷。1990—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回落到了4%以下，工商登记的个体户数量也明显减少。同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打开了局面，才有了后来所取得的令全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
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表现出的特点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既有“黑天鹅”的特征，又有“灰犀牛”的特征。
现在，我们说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但是“黑天鹅”具体将从哪儿飞出来，谁也不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讨论和琢磨的问题。在发展态势上，中国这些年来黄金发展特征仍然存在，但是内部矛盾也日益凸显，比如民众比较关注的分配不公问题。
现在，我们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黑天鹅”和“灰犀牛”共同造成的不良局面，就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
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如果要建设性地提出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建议，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难得的发展成果，进一步向前推进中国现代化，那么至少有3点需要加以强调。
第一，要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100年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就是要几代人贯彻这一基本路线不能动摇。
这个党的基本路线意味着，关于时代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实践检验真理，我们现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供给侧创新所带来的共享经济，使全社会、全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如今，中国和美国就处于同一个产业链上，这与美国和苏联当年的冷战局面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它们各有各的产业链。现在，共享经济加上信息革命，使高科技越来越成为一种主导力量。人类社会越来越有可能通过和平和发展去寻求共赢。在这样的基本理念之下，才有可能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才有可能不错失战略机遇期。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坚持全面开放。在实际中，如何使自力更生与全面开放实现有机结合，又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总体来说，首先要明确的是，要继续推进全面开放，在全面开放中涉及“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解释的那一部分——不管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别人的高端技术，我们就要自力更生。举国体制2.0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新阶段的举国体制一定要对接全球市场，比如芯片的攻关，真正的考验不是如何把芯片研发出来，而是能否实现产业化、大批量、高质量生产，并让全球市场接受。这才会带来我们未来发展空间潜力的释放和现代化升级发展。
第三，关注社会成员的希望感。过去，希望感促使我们改天换地，达到了组织性、纪律性的保障。现在，我们也要凝聚基本共识，尽可能万众一心地推进现代化，这是与我们的抗压能力、韧性真正变成现实中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央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放眼全球，哪个经济体不提倡为人民服务？这是大家都接受的基本共识。中国比它们更高明的地方是，“初心”应该是在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地洞察和认识以后，真正按照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去提升社会进步水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人真正发挥潜力和活力，敢担当、有作为。所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应该落实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上，进而推动潜力释放，形成韧性。
在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应该得到满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人的全面发展，一样都不能少。
首先，在新的阶段，世界经济“老大”美国开始遏制中国。在这个新阶段，要靠自力更生弥补比较优势原理解释不了的部分，要以学理上已经有所探讨的理性的赶超战略去解决问题，就要有赖举国体制2.0版，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必须对接全球化的市场。现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与市场对接的、综合考虑各种要素的竞争能力，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通过自力更生推出的产品，一定要接受全球市场的检验，形成可持续的、规模化的产业能力。
这个认识与产业政策之争有直接的关系。产业政策无疑是必要的。产业政策方向好认定，但后面的执行机制如何，却是重大的考验。如果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运行机制不能与市场对接，那么好的愿望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举国体制2.0版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把对接全球市场这条路走通，做到“守正出奇”。既要有有效市场，又要有“有为、有限”政府，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希望之所在。只有走通了这条路，才能冲破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期。
其次，尊重科研创新规律。这在中国是一个一定要有所作为、不可忽视的方面。以多年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近些年我们对于科技和教育增加了大量投入，比如各地学校的硬件基本已经到位，硬件水平甚至不逊于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底气说已经真正破解了“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现在依然存在攻关、破解的客观必要性。这么大的人口基数，这么多勤劳、聪明的中国人，该如何将科研创新推到世界前沿？在此方面，现在受到的主要制约是制度供给不足。
最后，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把局面盘活，就要抓住攻坚克难的改革，比如坚定不移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PPP方面的SPV（特殊项目公司）就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而且在混改时，政府方面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这应该是让全社会观察、认识混改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所以，我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另外，政府方面对大部制、扁平化的部署也值得肯定，从大部制切入，合乎逻辑地带出了扁平化，整个政府架构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此方面，我们也要乘势追击，把它落实好。户籍改革方面现在有了新的进展，到了必须扩大内需，必须更多地依靠我们自己的韧性的时候，因此，要尽快调整人口政策。人口因素是“巨国模型”之下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用足这个因素。
时间：2019年1月5日
地点：北京
会议：中国投资50人论坛
2018年过后，我国经济面临着不确定性。那么，我们自己的确定性在哪里？这是认识的关键。在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凸显交织制约之下，经济承受较大的压力，必须对这个势态予以对冲。基于中国经济确有自己的市场潜力、回旋余地、成长性与韧性等，我们当然必须加力扩大内需。如果处理得好，2020年还是很有希望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以上的——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的保证速度，也是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速度。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中长期考验，是能不能使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后劲，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能够把握的确定性方面，就是要用足投资潜力。这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形成有效投资。那么，形成有效投资的相关机制靠什么？当然要靠配套改革。这不是原来那种由主要决策人拍脑袋做投资项目的决策机制，而是创新型的投资机制PPP。该模式强调过程阳光化，可研以后，还要经过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最后政府、企业在专业机构支持之下自愿签字，按照协议来实施投资项目建设，比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连片开发等。这些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国内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潜力。而与投资相关的决策、约束、监督、绩效等方面的机制将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不仅有融资模式的创新，还有管理模式、治理模式的创新。现在，我们应借着不期而至的经济增长压力，把确定性方面的事情做好，把机会充分发掘出来。
举例来说，北京公交体系建设颇有代表性。与北京类似，中国100多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有100多个，总体来说，除了极少数城市例外，其余城市都必须考虑尽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而这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北京在公交体系建设方面的教训较多，地铁建设“起了个大早”，很遗憾后来却“赶了个晚集”。最直观的现象是北京机动车摇号中签率非常低。“适当充裕的流动性”要适应有效投资的选择。只有配上好的投资机制，才能用好有效投资空间，比如PPP模式，这是新形势倒逼出来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强后劲的好机制。如果能把投资机制问题处理好，中国其他城市或可以避免走北京公交体系建设所走的弯路。
另一个相关例子是，与轨道交通网相匹配，必须有机动车的停车位。有关部门表示，现在全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虽然这一数字不会很精确，但大致如此。如果按照1个停车位需要投入10万元计算，那么总计会释放5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件事该不该做？未来20年内肯定应该做，并可以通过调动供给潜力来推进。
机制创新非常重要，它能保证投资的有效性。当然，规范发展也非常重要。有人说PPP要被叫停，其实不可能被叫停，只是暂时稳一稳，引导、鼓励其继续规范发展，走向阳光化、法治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实际上还会带动公众参与度及其对知情权的追求。从中长期来看，PPP非常值得大家作进一步探讨，而且能给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积极的意见。用好中国巨大潜力中的有效投资空间，可使预期得到改善，以活力和增收支撑消费潜力释放。这是寻求稳定大局、扩大内需时，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一个要领。
时间：2018年12月6日
地点：北京
会议：中国政策专家库专家委员会宏观经济座谈会
当下，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不确定性。关键是在这种变化中，为应对不确定性，我们要赶快着手组织扩大内需。
一、释放有效投资能量
关于扩大内需，首先要有支撑消费的有效投资。有效投资的空间还是相当可观的。基于这一判断，我不赞同有些学者所说的：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已过。通过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被高估了，以户籍人口来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43%出头，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以城镇常住人口来计算的城镇化率约为59%，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实际矛盾：这么多人在城里已经成为常住人口，但是他们就是拿不到户籍。为什么？因为支撑他们享受一视同仁的市民化待遇的那些基础设施还远远不够。如果把以上两个指标中和一下，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50%。国际经验表明，后面还有20%的城镇化高速增长区间。对于拥有近14亿人口、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2位的经济体来说，这一潜力空间的能量释放非同小可。
具体观察现实生活，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心区域（不仅是一线城市，还包括中国100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迫切需要尽快建成高水平的网状轨道交通系统。这条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之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是很清楚的，必须及早动手来规划和实施。通盘考虑并合理规划，将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发展形成强劲的支撑。
与城镇化匹配，还要做什么事呢？很重要的一项是建设综合管廊（地下城市管道综合走廊）。我认为，首先要对新区建设提出要求：如果不按照综合管廊模式实施，就不许建设。新区建设关乎以后的百年大计，甚至数百年大计，必须加以重视。另外，老区的综合管廊改造只能逐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即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非做不可，这又意味着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而且这些城市中心区域还要匹配停车场、停车位。这还只是千头万绪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们会遇到更多的实际投资需求。抓住这些机会去扩大有效投资、扩大内需，是有长期支撑空间的。
从投资机制来看，现在已经探索和积累了一些模式和经验，比如交通线路、停车位等，一旦建成马上就有现金流，则完全可以对接PPP模式。当然，以后还要调动民间的智慧。
除了中心区域建设在有效投资方面有很多事情可做，考虑到农村、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等，则又有大量可做之事，当然，这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对接PPP，是一项非抓不可的机制创新工作。
有发展空间，有机制创新，还有风生水起的连片开发、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再把准公共产品、产业导入的一些要素与纯公共产品打包一起来做，就可以支持我们超常规推进现代化。如果这些事情做得好，有效抓住了投资空间，那么，由有效投资支撑的“预期向好”的有效消费就可能跟进。这是必须强调的一个认识逻辑。
二、包容民营经济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大政方针层面一直说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坚定不移的态度，再具体落到6个方面必须抓住的举措。对接到操作层面，包括金融机构如何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有关管理部门领导的表态和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要求随后跟进。
在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深化认识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抓好技术和专业方面问题的解决。从融资系统来说，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支持等，在业绩考核上要进行量化，而同时又没有改变“责任终身追索”，也没有改变融资中所必须实施的风控，那么具体到贷款一线的业务工作人员，他们就会被夹在中间，显得手足无措。一方面考核业绩，贷款要放出去；另一方面，若风控不过关，又没有人敢承担终身追索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讲觉悟、表态，而要在已经探索多年的商业性金融中加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因素，匹配政策性融资机制。从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到现在的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小微金融、金融的精准扶贫支持等，都涉及在政策性金融这个大概念之下我们必须进行的机制创新。一定要乘势解决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如何协调支持的问题。进一步说，在实际中，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应该得到可持续的“雪中送炭”的金融支持机制。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也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要走通的“守正出奇”之路。
“守正”，是承认整个市场经济中它的共性规律。构造商业性金融体系，一定要有“锦上添花”的机制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但是仅强调商业性金融规避风险、“锦上添花”的功能，它的局限性就会表现出来。我们现在要在市场决定性机制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走通“守正”之后要“出奇”、“出奇”之后要“制胜”的这条中国特色之路。把这种“双轨制”的框架放在金融领域来考虑和认识，其实与我们的住房制度一样，是在可以预见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住房领域，必须把“保障轨”和“市场轨”协调处理好，“双轨统筹”；在金融领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一定是要把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这“两轨”放在一起统筹协调，让它们尽可能地各自兴利除弊并相互呼应。这也是从当下到中长期要重视的一个“守正出奇”的解决问题的方向。
三、充分认识和肯定改革成绩
我们要充分认识和肯定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比如，2018年大部制改革迈出了值得肯定的步伐；个人所得税改革取得了“综合”机制建设的进展，成绩可圈可点。在肯定这些改革进展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认识：改革这一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其进展与中央时间表的要求不匹配，并且这一问题正在表现出来。中央要求到2020年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在剩下的这段时间里，可对一些具体的改革攻坚任务进行考察。比如，从房地产市场来看，目前改革进展与中央所要求的构建基础性制度和打造长效机制这一目标，尚有明显的距离。现在房地产市场还在做“治标”的事。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延续只“治标”、不“治本”的老路是行不通的，这也不是高水平的改革。在当下讨论房地产市场调控时，还是要把调控与改革、啃基础性制度建设这块“硬骨头”及中长期的追求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接近中央所说的到2020年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节点目标。这样，往后才有后劲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四、鼓励科研创新
中央已出台多个文件，强调抓好全要素生产率，鼓励科研创新。而具体到产、学、研一线的团队，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能促使他们进一步放开手脚的细则迟迟没有推出。对于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激励方面，有一个说法是，取消了职务发明概念的界限，科研人员一边拿着工资，一边做科研创新，科研创新成果可以取得专利，而专利又可以对接股权，使科研人员以持股的方式长久受益。但我们了解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高校、研究机构等都划有一条线：这一激烈措施只适用于非领导职务，系主任以上、研究室主任以上的人员都无法受益。而恰恰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科技骨干很多都担任着一官半职，让他们辞掉官职去享受这个政策，往往是不现实的。所以，大多数高水平的科研骨干还是享受不到中央所说的政策激励措施。这一问题有待加以研究并解决，让中国更多宝贵的创新人才发挥作用。
时间：2018年3月8日
地点：北京
会议：辽宁省政协专家、委员座谈会
我注意到，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首先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入，要结合辽宁的实际，来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工作建言献策。我作为研究者的看法，就是领会最高决策层这种底线思维、防范风险的重要精神，需要先看一下全球、全国的大局。显然，在整个全球化的演变中，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超常规发展中，现在中央又认为要正视“百年未有之变局”，直接的感受是“不确定性”，这在2018年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已经带来了整个经济运行中市场层面预期的下调，并且从经济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社会。
一、经得住“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考验
谈不确定性，就意味着做预测有极大的困难，很难清晰地在预测概念上描绘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具体样式、程度、所涉领域、特征。在不确定之下，我们需进一步密切跟踪和防范这些风险。但是在指导思想上来说，就是要有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甚至要有思想准备应对难以预料的“惊涛骇浪”。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显然还要做很多的分析。我基本的思路是，一定要把国际上的变化和中国国内矛盾凸显放在一起来认识这种“百年未有之变局”。而我们自己在基本认识的主线上应该看清楚，不论有多少不确定性，不论有多少风险因素的积累及演变，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提升的主潮流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把握大势上的“确定性”，继续紧紧地抓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在推进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新经济的信息化，以及全面提升现代化中的法治化、民主化等努力之下，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追求中国在和平发展中以超常规发展过程来引出和平崛起。也就是中央已经明确给出的“新的两步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
简要地说，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在考验我们，但我们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可选择、可做而且必须做好的应做之事。这是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于前进中将动力与潜力不断释放而必须选择和必须做好的事情。说到底，还是“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坚定不移地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以开放来和全球各个经济体互动，在和平发展的总基调上，以开放倒逼改革，来啃下“硬骨头”，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从全局来看，这是防范风险最重要的一种支撑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已经开辟的超常规发展大道上，继续以中高速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这个态势往前走，那么应对“惊涛骇浪”时，我们就有更充分的内在实力，就能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潜力、回旋余地和弹性空间。
二、调动潜力和活力，打开新局面
在这个认识之下，我试着谈一谈辽宁。从近5年来看，辽宁经济在2017—2018年已经实现正增长，而且2018年的增幅又比2017年有所提升，就经济态势特征来说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全国的平均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辽宁已经在积极总结这个波浪式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底线思维确立以后，在已经认识到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显然辽宁的决策层和各个部门，以及在政府部门和企业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大家的共识也在进一步凝聚。
关键问题是如何调动辽宁可能的潜力和活力，打开新局面。在底线思维之上，我更想强调，要有一种尽可能高水平的动态向前延伸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制化解决方案。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平衡是结构问题，党的十九大之前就把不平衡归结为结构失衡——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党的十九大之后，进一步指出要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落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打造现代经济体系的主线这个认识上。
辽宁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把握这条主线。原来的一些可以总结的经验方面，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老工业基地曾经创造辉煌，为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曾经以铁西区，还有辽宁一些资源枯竭城市、老工业基地为代表，出现一波低潮的表现；然后又出现了振兴东北以后令人鼓舞的局面；再往后又有一波新的考验和不利局面的出现。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触底反弹。在风云变幻中掌握好定力和底线方面，最关键的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层认识。
第一，辽宁要在底线思维之上防范、化解风险，进一步实现超常规发展应摆在第一位的，是坚定不移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这是一个非常朴素但应该反复强调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都有这样的认识，它们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的感受是：小发展大困难；大发展小困难；要是不发展，那是最困难的，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状态。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把握好“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还有其复杂性。某些时候，在工作一线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防范风险是“攻坚战”，于是在执行上对所有的风险点都堵死。有些人以为这就是真正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但这恰恰可能会出现偏颇。中央的精神实质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经济生活中运行的风险点几乎无处不在，金融领域更是各种风险因素汇集的运行体系。把看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摁住不动，以为这就是防范风险，那么整个发展实际上也就没有创新的弹性空间了。而且以这种方式防范风险，会带来新的风险，致使创新发展成为空谈。所以，一定要先坚定不移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再考虑在发展的最基本的支撑力之上，去防范风险，打开新局面。
第二，辽宁要坚定不移地抓住升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落实到高质量发展上。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要特别强调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必须掌握好结构优化，而结构优化如果走极端——完全靠市场或者主要靠政府，其实都是不可行的，一定是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一种优化组合。真正把握好战略机遇期，实际的考验是如何形成定制化、高水平的解决方案。另外一定要在高水平顶层规划之下，给基层和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弹性空间。而对有效制度供给的拿捏并不容易。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必须把握确定性，以基本面来支撑动态中的矛盾化解，消化原来累积的隐患和风险，不断推动发展上新台阶。波浪式发展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特征，但是我们可以争取在每一波发展中都能够升级。
在实际生活中，对升级发展的几个重点已经有所讨论：东北在新一轮的振兴中，要继续优化国有经济的支撑力量，同时要注重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是共赢的发展，不是简单地谁进谁退的问题。具体到操作层面，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股份制已经充分打开了混合所有制共赢发展这一创新空间。PPP方面更是如此，一个又一个SPV天然就是标准的股份制公司，而且在其中，政府方面并不想一股独大，并已经把舞台上主角的位置让给了社会资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论谁牵头拿到了项目，在长期滚动开发过程中，不会只是国有企业在做，或只是民营企业在做，一定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机会一起推进。这是在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我们寻求共赢发展应该树立的理念。
另外，在创新发展方面，要配套一系列不可回避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的讨论还不到位。其实绝不是简单地说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即使是抨击产业政策的学者，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要素，就是产业政策确实抱着好的愿望，但是它容易导致扭曲的结果。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必须有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要能够防止错误理解产业政策贯彻落实机制。产业政策上最关键的不是方向选择，谁都知道要支持高科技，关键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到底该如何带来一旦成功就能使局面豁然开朗的成果。辽宁可以进一步争取真正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结合这件事情做好，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以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新经济、高科技和创新等方面提供普惠性的包容性空间，并提供能让创新者得到成长的产业政策环境。在具体运行中，未来在辽宁，不论是沈阳，还是大连，或者其他区域，有没有可能也形成创新发展？这需要政府营造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创业创新环境。
三、“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应对贸易摩擦，可从以下三点着手。
第一，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摩擦暴露了一些矛盾，反而使我们把过去一些难以形成共识、推不动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推动了。中美之间产业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已经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2018年，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到上海签订了建设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的合同。本来大家认为的坏事，一下子可能变成了双方都认为有共赢前景的好事。我们要充分运用开放倒逼改革变坏事为好事的机制。
第二，变压力为动力。我们不否认确实有压力，但压力是可以变成动力的。我们会更加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即以排除法把握更清晰的作为空间。
第三，变被动为主动。在中国，无论是辽宁所在的东北地区，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都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打开未来发展空间的过程，是一个走上坡路的态势：工业革命以后，我们落伍了，现在“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继续表现后劲的一个历史过程。未来几十年，要变被动为主动，从中美关系全局来说，就是要使美国和平接受中国与它的差距越越小的事实。在追赶过程中，辽宁要有雄心壮志，争取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一样，率先实现现代化。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辽宁绝对不落人后，波浪式的发展过程还可能会演化出更加有声有色的超常规发展进程——但这还是要回到前面所说的高水平定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解决方案上。
时间：2019年
地点：深圳
会议：房地产企业投资策略会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发展经济的一大重点，就是振兴房地产。房地产改革激活了巨大的潜能，房地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很多房地产企业就是在这股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接着，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该如何健康、长效发展。即便到了现在，我们仍然处在探索期，仍然面临打造基础性制度体系的挑战。当然，整个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新时代，大家都在努力寻求高质量升级发展。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者，我非常乐见一些房地产企业能在新时代的创业创新浪潮中乘势发展。
基于宏观背景分析，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还远未完成。真实的城镇化率并不是大家现在所熟悉的口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而是要更注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前约为43%），将两者中和，目前城镇化率只有50%左右。实打实的城镇化率应该是没有“欠账”的，但目前仍有2亿多未能落户的常住人口尚未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待遇。要补上这些“欠账”，并迎接后续入城人口，未来还需要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和进一步升级公用事业的硬件、软件。据此判断，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应该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真实城镇化70%左右的水平。
由此看来，房地产企业仍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纵深。那么，企业具体应如何做呢？基于多年来的观察和理解，我认为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发展是有一条共同主线的。放眼当下，这条主线就是中央所强调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要寻求高质量的升级发展，必须融入“现代化”这条主线。至于具体要怎么推进现代化发展，最关键的是投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宏观层面政府要做的主要是推动制度创新，即做好体制架构、制度安排的攻坚克难。制度结构的优化进入改革深水区涉及整个利益格局，注定会是一个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过程。此外，微观层面的企业要积极顺应、参与经济社会的转轨，以及体制机制的创新，针对自身的经营发展形成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并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通用药方。每个主体面临的复杂问题该怎样解决？一定要匹配供给侧的规划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投融资创新、科技创新、人才创新、物流创新、环境创新、思想观念突破的文化提升创新等，合成一套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企业要抓住的硬道理，也是企业有所作为的重要抓手。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2019年正式出炉，我国又增加了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基于过去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的增长极地位已牢固确立。而未来，为寻求进一步的升级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将上升到更为侧重境外战略层面，其内在逻辑是要进一步推动广东、深圳对标港澳国际规则，打造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其实，这就是要以更有力度的全面开放倒逼改革深化，即实施前所未有的“放管服”改革。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能突破过去珠三角、泛珠三角等概念，成为能媲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全球一流湾区的世界级增长极区域。
目前，不动产开发在深圳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还要针对已表现出的一些问题推进基础性制度建设。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逐步推进，区域和企业将迎来进一步发展的大好时机。我深信，房地产企业依据已形成的独特的企业文化、结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力求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一定能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
原发表媒体：《新京报》2019年6月5日
南阳“水氢发动机”曾引发热议，涉事企业青年汽车被曝曾试图骗取政府7000余万元补贴。不可否认，包括南阳青年汽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神话”屡屡上演，直指当下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产业政策存在诸多弊端。
自1987年中国引进产业政策（作者注：学界的一种观点），中国式产业政策在支撑中国经济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产业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暴露。
从2016年11月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世纪大辩论”开始，产业政策的争议成为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焦点。据《新京报》当时的统计，2016年11月，至少有5场论坛提及“产业政策”，参与讨论者有吴敬琏、陈清泰、许小年等知名经济学者。
那么，如何看待过去30余年的产业政策？究竟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当下的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新京报》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副院长聂辉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原所长贾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张晓波共同探讨这一议题，希望争鸣出有公共价值的意见。以下是贾康研究员的观点。
《新京报》：从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世纪之辩”至今，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认知似乎各执一词，并未形成共识。如何看待学界的争议？
贾康： 通俗地讲，产业政策就是某些产业在发展成长过程中要吃“偏饭”，需要政府动用手上掌握的公共资源及政策工具给予支持。
此前，在产业政策的争议中，张维迎教授否定了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这显然有失偏颇，但他对产业政策会出现偏差的批判很具有启发性，值得深思。林毅夫教授强调产业政策是各个国家实践中的基本选项之一，是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指出产业政策必要性的同时，强调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却对政府的有限性讨论不足。我愿特别强调，林毅夫教授并未明确指出的是：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认定，但产业政策具体运行的机制如何合理化，非常具有挑战性。如果掌握不好这一机制，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新京报》：在你看来，产业政策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贾康： 产业政策做得好，会成为“追赶-赶超”的利器；做得不好，它就很容易出现失误。大家已经对“市场失灵”之后的“政府失灵”有所认识，还有与政府作为密切相关、处理不当就会产生“设租寻租”“违背客观规律”等扭曲现象的警惕——政策倾斜处理得好，它会加分；处理不好，就是扭曲，就会减分。因此，我最想强调的是，产业政策的方向好认定，但产业政策运用机制得当与否，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真问题，而且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大系统的问题。
以光伏产业为例，前些年政府鼓励发展新能源，支持光伏电池的生产，但在很多政策加码之后，行业却随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进入了“寒冬”。对此，很多人批评大力发展光伏产业是政府和企业头脑发热的一个典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大力发展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初衷，是把清洁可再生能源运用于中国本土。这就需要配套解决光电入网等关键性问题，但电力部门改革步履维艰、进展迟缓，既得利益主体以种种借口拖延智能电网的攻关升级和分布式能源的发展，致使国内市场迟迟未发展起来。国内光伏产业的产品依赖国外市场，“98%以上只有出口一条道”，而欧洲等国外市场一旦受瘪，很多光伏企业可能就会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崩盘式破产清算。
本来，在中国本土消耗资源而生产出可以提供清洁能源的光伏电池，却基本上都卖给了外国人，就已带有荒唐意味，而市场一旦陡变卖不成了，又说是自己“头脑发热”了事，就更没有把话说到点子上。光伏产业当年的挫折案例，决非可以否定支持光伏产能发展的政府产业政策的方向，但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正确方向下系统化的配套改革、技术攻关和机制合理化，是更加重大的考验。因此，产业政策在创新事项上如何系统配套、兴利抑弊才是真问题。对于中国和类似的后发经济体要追赶、赶超——能不能真的实现赶超谁也不能打保票，但至少要树立和追求赶超的战略目标，必须考虑“守正出奇”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与改革，在理性供给管理下掌握好产业政策优化，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政策设计可能失误、贯彻机制可能走偏，就对产业政策、供给管理完全否定、弃而不用，那是一种极端化思维，在历史机遇期会落入无所作为的状态。应该积极谨慎，有所作为，力求理性，力争做好。这又涉及需要理论创新支撑的科学决策、政策实施方案优化设计、防范风险、有效纠偏等配套机制，特别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取向的经济社会转轨中，这种产业政策的运用，是注定要和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新京报》：1987年中国引进产业政策，如何评价过去30余年产业政策的效果？
贾康： 总体来说，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其次也应看到，中国的产业政策已产生了实践中的一些值得肯定的正面效应，当前和今后仍需要产业政策。但必须同时客观地指出，一些产业政策存在令人痛心的失误，带来了资金的低效、无效，甚至浪费。
所以需要反复强调的是，产业政策的方向可能容易认定，但在很多时候，政府的强势介入容易引起偏颇。为尽可能防止偏颇，一是要肯定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二是要在运用经济手段（如财政资金支持、政策性融资支持）时与市场主体的“自负盈亏、优胜劣汰”机制紧密结合，以阳光化的集体决策机制遴选支持对象，并匹配多重监督、审计机制；三是在经济手段运用中要积极发展“四两拨千斤”式的机制，如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财政补贴则需要特别做好“防止弄虚作假”的信息和制度保证；四是形成全程跟踪的动态优化、纠错、止损机制。总之，产业政策把握得好，会利大于弊，把握得不好，会弊大于利。因此，在设计、执行产业政策时，要努力借鉴经验教训，兴利抑弊，关键还是机制。
《新京报》：2019年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一个焦点是关于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未来补贴政策还可行吗？
贾康： 要客观看待补贴政策。其实美国一直也有补贴，只不过补贴比较谨慎和相对成熟。比如美国农业领域的政府补贴，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又如特斯拉公司的重点产品之一是电动汽车，在开发面临瓶颈期的时候，获得了一笔为数可观的美国能源部的优惠低息贷款（可理解为对融资的补贴支持）。
当然，补贴政策的管理成本较高，很容易滋生弄虚作假的行为，扭曲市场。因此，中国在产业政策手段的应用上要十分谨慎。如果要使用补贴手段，一定要考虑如何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前提下，加上政府理性的、必要的政策组合。补贴还要动态优化，一般应随着行业的发展，逐渐减少对该行业的补贴力度。其实，在价格补贴、亏损补贴之外，还有其他手段可以权衡运用，比如政策性融资信用担保与贴息、产业引导基金、PPP项目中的财政“可行性缺口补贴”等。
《新京报》：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还需要产业政策吗？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
贾康： 中国当前有使用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必须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性的供给管理视野之下的系统工程。显然，产业政策的设计和优化必须跟转轨、改革配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和管理性问题，一定要与改革中“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形成动态优化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合理化、可持续机制。产业政策的决策、实施、监督、信息支撑的绩效考评、纠偏、问责、动态的优化机制等，是多个视角组合而成的系统化配套机制。
原发表媒体：《财会研究》2013年第1期
作者：贾康 苏京春
中国作为刚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久的发展中经济体，城镇化既有形成长期经济、社会成长动力源的“引擎”作用，又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条件等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弥合二元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中，我们需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几十年内势必展开的若干轮次、若干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条件升级换代做前瞻性考虑，尽量提升供给绩效而减少和避免失误举措。
一、对于存在问题的简要考察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条件建设方面的一大特征，是对总体建设规划的水平具有相当高的要求，因为不论是交通、上下水、供电、供暖，还是通信、通邮、涵管等，都必须合理形成一种网络系统，而桥梁、隧道、学校、医院、商场等，则应作为这种网络上的节点而合理布局（俗称“网点”）。一个城镇区域的“顶层规划”，至少应有100年以上的眼界，否则便是不合水准的低劣方案。因此，各地“顶层规划”下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建设，应当与规划配套地具有较充分的前瞻性，要适当打好“提前量”。我国这方面的条件建设，在前面几十年的主要教训是缺乏前瞻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因“顶层规划”统筹不到位而不得不在短期内重复施工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上下水管道系统和类似涵管、光纤等方面的建设及翻修窘境，近几十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为人所熟知。这些多埋藏在地下而与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并行、共存，一旦涉及建设或翻修，就需要对城市道路“开膛破腹”。在统筹规划不到位的情况下，各地被老百姓称为“马路应装拉链”的现象屡见不鲜，每多做一次路面的挖开和复原，必多一次为数可观的固定成本的投入，同时每一次整修所带来的停水、停电、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必给公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引发不满和抱怨。我国与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并行的地下管道系统通常有自来水、污水、供暖、地热、光纤、光缆等，种种系统在地下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且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专业管理部门，哪一个系统出了问题，都扯动别家，避免不了大动干戈。规划与建设的前瞻性不到位，某一个系统内的问题往往在一次排查、处理后又于短期内重复出现（比如由于下水管道直径较窄所导致的排水堵塞等），而不同系统内出现的问题通常需要分别施工解决，从而表现为“今日为你开膛破腹，明日为他大动干戈”的熙攘景象。至于某处立交桥因净高不足在建成使用不到10年就不得不炸掉重建，某个地标建筑因设计不周在短短几年内经历“热闹非凡的剪彩，颇费周章的拆除”过程的折腾案例，与上述情况实属同类。每次建、每次拆和每次再建，都创造统计上表现“政绩”的GDP，但总合起来决不是人民之福，实成民生之痛。
除以上的市内中心区典型问题案例外，随着我国道路交通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中也明显存在某些前瞻性不足的问题。北京最长、最繁忙的干道线路之一——八达岭高速，于1999年动工，2001年全线正式通车，总投资48.85亿元，全线一期为四车道、二期为六车道。然而，建成没几年光景，便开始出现经常性的堵车局面。时至今日，八达岭高速公路似乎已经不适合称之为“高速”，“一堵九天”的例子使公众视之为畏途而又无可奈何。随着人口、经济、旅游活动和上路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八达岭高速显然已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当年沈阳—大连间的沈大高速，刚建成时还有人批评“超前了”，没几年却面对拥堵而不得不全线封闭，让施工力量重新进场，全程增建一条车道，历时1年有余，百姓怨声不绝。江苏—上海的沪宁高速，建成没几年就塞车严重，因不敢再用沈大路封闭施工的加宽模式，改为逐段单边双向行驶、在另一边加宽的施工方案，同样怨声如沸。有了这么多的教训，应反向思考：若在修建当初，能够将建设的前瞻性与财力预算安排更多地体现“提前量”，总账算下来要合理得多！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升，相关建设事项中若继续忽视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前瞻性的问题，那么同类困扰将有可能继续在各地凸显。实践已反复证明：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建设中，既要注意防止过度超前、大而无当，又要防止“提前量”不足、反复折腾。但这几十年最主要的教训还是来自于“提前量”不足方面，原想可以紧打紧用节省一些，结果很快落伍，不得不折腾，反倒劳民伤财。
（二）轮次间供给满足需求的区间较短而不得不频繁升级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需求供给双方达到均衡”，意味着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恰好能满足公众真正所需。如按照时间序列在一定时期内连贯观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大体上呈现这样的轨迹：伊始表现为需求高涨，政府着手组织供给，总规模适度大于需求，或至少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其后需求又高涨，下一轮供给的条件建设不得不再度开始。若前瞻性较高，从“供给大于需求”过渡到“需求供给双方均衡”的区间持续时间较长，下一轮供给开始的时点可以较晚，在全周期内公众满意度较高，从长期看其综合性绩效水平也较高，但对于每一轮次的集中投入规模要求亦较高。任何供给主体的投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这种设施条件建设只能分轮次逐步“升级换代”地进行。由于规划水准和前瞻性不足是主要问题，我国目前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后供给满足需求的时间段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级阶段国力支撑较弱，而同时也往往反映出前瞻性不到位，从现象上表现为短期内便需要扩建或重建，并造成公众满意度的损失等社会代价。首都机场扩张工程十几年内不得不上马三次，是典型案例之一。
（三）部分地域配套事项明显滞后，使综合效益无法如愿发挥
转轨时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前瞻性欠缺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配套要素到位相对滞后。例如，某些城市近年目标规定下的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能够按时竣工，但部分地区供暖、燃气等配套系统并未随之落实。在廉租房、公租房小区内，群众子女入托和入学、老人赡养及就近就医等问题，也未得到配套解决。再如，在一些边远县、乡镇和欠发达地区，“金”字号工程既已落实，各项补贴转入“人头卡”内，但群众因缺乏金融网点而难以取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落实的概念内，要有关于必需配套事项的长远打算和足够的前瞻性分析与安排，才能因地制宜、发挥建设项目的正面效应，真正满足民生所需。
二、对前瞻性不足负面影响的简要总结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建设缺乏前瞻性带来的主要问题，至少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第一，重复建设造成的资金浪费。在同一时点下，提升前瞻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不提升相比，是需要更多的资金予以支持的。不过，若将较长时期作为比较区间，提升前瞻性后的供给，可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固定成本费用叠加，且有助于提升公众满意度，从综合绩效的角度考虑应更具明显优势。
第二，对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不便与不满。主要表现为：反复施工对公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供给滞后使公众满意度降低，不满情绪上升。
第三，为“寻租”增加机会。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中，如高速公路、市政建设、保障性住房工程等，往往需引入工程承包、PPP模式或采取产品和服务外包的方式，在广纳社会资金为公共服务建设所用的过程中，也于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设租”“寻租”的风险。虽然我国在加强监管、优化招投标管理方式等方面已做出不少努力，但透明化、规范化程度方面仍有改善空间，非规范的不良行为问题与每一轮供给环节仍存在“设租”“寻租”空间相关而处于高发状态，加之已形成的利益集团存在强大的关系网，资金绩效管理体系往往难以有效形成，还有可能引致前瞻性不足与寻租机制相互激励、“越寻租-前瞻性越差-越不规范-越易寻租”的恶性循环。
三、4条对策建议
我国现阶段正值提高城镇化水平、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扩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及稳步提高各项福利水平的历史进程中，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建设方面应特别注重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提升供给的前瞻性与绩效水平。
（一）以全口径预算约束为财力后盾，创新投融资乘数机制，支撑建设的前瞻性
提升前瞻性决不意味着盲目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而是力争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在可预见的前提下，以可供支配的全口径预算财力作为约束条件和财力后盾来提升建设的前瞻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考虑可用财力规模的同时，特别应当积极考虑投融资中如何提升“四两拨千斤”式乘数、放大效应，拉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跟进，打开机制创新的潜力与放大能力空间。
（二）以高水平战略规划指导顶层设计，预留长期发展的动态优化空间
提升前瞻性要以目光长远的科学预测为基础，以高水平的全局顶层规划为依据。作为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以各政府辖区动态优化的发展战略目标为方向，以科学合理、有远见卓识的顶层规划方案覆盖建设全局，避免动辄挥金如土、大动干戈地反复折腾，尽可能地为长期发展预留动态优化空间。应主推“打出适当‘提前量’的优化建设”，实质性地减轻中长期的财政压力，同时减少公众不便和不满。要切实利用供给前瞻性，在落实民生改善工程中提升公众满意度。
（三）以统筹为原则，提升配套前瞻性的实现手段
以统筹为基调和原则，意在强调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建设中注重矩阵型组织管理，在财力为预算约束的前提下通盘安排全面供给的框架和内容，力求科学细化、因地制宜。一些已有进展的实现手段，如城镇建成区的全覆盖“共同沟”方式（所有地下管网、线路等均入此沟），应充分予以重视，加快推广。
（四）以公开透明为前提，发展“参与式预算”，提升资金使用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为逐步提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资金利用率，应注重政务和预算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推进，鼓励浙江温岭等地“参与式预算”形式的理财民主化机制构建和发展，探索更多地依公众诉求进行建设项目优化等级划分和轻重缓急安排，并丰富和发展多种具体的资金监管方式。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是提升资金利用前瞻性的重要相关因素。以北京机场高速为例，根据2008年2月审计署公布的数据，该高速路从1993年建成首次通车到2005年年底，收费累计达到32亿元，且剩余收费期内收费还将达到90亿元，而机场高速的总投资额仅为11.65亿元，公众对于这种既已还清贷款还要强制收费之事非议颇多。这一事例虽直观地表现了首都机场高速路收费定额前瞻性的缺乏，但更为实质性地体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公众对不透明资金管理与使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和不满，最终使得首都机场高速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将原来每次10元的收费降为单向和每次5元。其实，如能将机场高速收费收入较充分地透明化、阳光化，以及把用途细化，该资金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滚动式用于其他相关基础设施（如首都第二机场相联高速路）的建设。若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投建之初都能够前瞻性地考虑到资金回笼和支出的审计监督和信息透明度，那么预期的可得资金便可正大光明地支持后续的滚动开发建设，从而加快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条件的提升和民生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