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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人的自身比起他所拥有的和他向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更能影响到他的人生幸福。一个人的自身，也就是他的内在，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这随时随地都伴随着他，并且使他所有的经历都带有他的个人色彩，不管他要享受何种乐趣，他最先感受到的是自身。
不管是享受物质乐趣还是享受精神乐趣，都可以用来验证这一理论。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英文里的“to enjoy one’s self”（好好享受）这个短语，我们不会说“he enjoys Paris”（他享受巴黎），而只能说“he enjoys himself in Paris”（他在巴黎好好享受）。一个人如果本身就个性很差，所有的快乐在他眼里也会变成痛苦，就像美酒倒进发苦的嘴中也会变苦一样。因此，人生幸福与否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所遭遇的事情本身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遭遇的感受。人的本身，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人的内在本性，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最直接的源泉。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手段和媒介，其影响力是间接的，可以消除的，但本性所造成的影响是永不磨灭的。这也是人的忌妒根深蒂固、难以消除的原因，而且人们还会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忌妒。
进一步来说，构成我们意识的因素是一成不变的。其他一切方面都依赖各种机会和变化的短暂、偶发的影响，只有本性在我们的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持续地工作。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恒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本性。”我们宁愿咬牙忍受来自外界的厄运，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本性导致的不幸。时运有改变的可能，而个性却毫无可能改变。
人自身的美好品性和素质，例如高尚的品格、精明的头脑、乐观的心境、愉悦的精神、健壮的体格，是幸福的首要因素。因此，我们应该更注重促进和保护这项使人生幸福的内容，而不是对外部的功名利禄汲汲营营。在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在的要素中，最能给人带来直接幸福感的就是“愉悦的精神”，这种美好的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幸运总是会伴随着快乐的人，因为他总会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理由。这种美好的品质足以补上由其他幸福的缺失所产生的缺口。如果你遇到一个英俊、富有又受人尊敬的青年，怎样去判断他是否幸福？你只需要问问他是不是感到轻松愉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背部挺直还是驼背，腰缠万贯还是穷困潦倒，都不会对他的幸福产生影响。总之，他就是幸福的。很久之前，我在阅读一本古书时发现了两句话：
如果你总是面带笑容，那么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总是哭哭啼啼，那么你就是不幸的。
这两句话简单，还有些老套，但就是因为通俗简单，我一直都对它们记忆犹新。
因此，当愉快的心情来敲门的时候，请你敞开心扉，把它迎进来。它能来总是好的，但我们有的时候心怀顾虑，不敢让自己太快乐，就怕出现乐极生悲的结果。事实上，快乐本身会直接让我们受益，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而是能够即时兑现幸福的现金。仅仅靠它，我们就能够立刻获得幸福，这是人类莫大的幸运。现在的我们，就只是生与死这两个永恒之间极小的存在，我们应该把持续并促进这种快乐作为寻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可以确定的是，财富对于促进心情愉悦收效甚微，而健康却能发挥主力作用。你看那些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乡下人，他们的脸上不是常常挂着愉快和满足的表情吗？相反，那些权贵之家却常常忧心忡忡，深陷愁苦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注重保持身体健康，然后从健康中开出快乐的花朵。
谈及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大家心里都有数，不用特意强调。避免过度放纵和情绪动荡，也不要长期抑制自己和过度紧张，要经常进行户外运动，冷水洗浴并且饮食规律、卫生。如果没有适度的日常锻炼，就不可能保持健康的状态，而我们的生命就是依赖所有器官功能的正常运转，运转的结果不是影响某一个身体部位，而是全身。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一语中的。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在进行持续不断的运动。以心脏为例，它在一收一缩中强劲有力地跳动，每搏动28次就能将所有的血液由主动脉及其各级分支分布到各处的毛细血管中。再比如，肺就像一台蒸汽机，不断地膨胀、收缩；大肠则像虫子似的不停蠕动；各种腺体持续地吸收和分泌；大脑也随着每一次脉搏的跳动和每一次呼吸而做着运动。
那些整天在办公室坐着工作的人，整个身体长久不动，而身体内部却一直停不下来，那么身体内外就会产生不协调，就会有违和感出现。人的身体内部的运动如果没有外部运动来协调，就会产生情绪压抑。这就像是树木的生长也需要借助风的摇动。有一句拉丁语说：“速度越快，就越是运动。”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这里。
人是否幸福取决于人的精神面貌的好坏，精神面貌的好坏又跟身体的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关联。如果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下在同样的外界环境和事件之中身体健壮的我们和缠绵于病榻的我们的心情和感受就可以了。决定我们幸福还是不幸福的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理解。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所说的：“人们可以不受客观事物的影响，却会受到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见解的影响。”
一般而论，人的幸福百分之八九十有赖于健康的身心。健康使人们做每件事都能感受到快乐，而健康缺失则会让快乐黯然失色。就算拥有高尚的灵魂、乐观的性格，快乐也会因为缺少健康而逊色很多，甚至完全变了味道。因此，人们见面寒暄的首选就是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祝福彼此身康体泰。可见健康确实是影响人类幸福的头等大事。只有那些最愚蠢的人才会舍弃健康来获取例如财富、职位、知识、美名或者感官上的欢愉等其他的幸福。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没有健康来得重要。
心情愉快对于获得幸福感有重大作用，而健康则能够促进心情愉快，但是心情愉快又不仅仅依赖身体健康。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也有心情郁闷、愁苦不堪的可能。郁闷程度取决于天生的体质，取决于一个人的敏感度和他的身体以及生命活动的关系是否正常。超级敏感会导致精神失衡、周期性的纵情或者难以摆脱的忧郁。
天才都是敏感度超级高的人。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发现了这一特点，他说：“那些在哲学、政治学、艺术方面拥有杰出才能的人，都有善感和敏锐的特质。”西塞罗无疑也对此表示认同，他曾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并对此表示了肯定。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这两类人分别具有随和的性格和别扭的性格。他强调，不同的人对于能引发快乐或郁闷的事情，感受和承受力各不相同，因此，对同样一件事，有的人会感到伤心欲绝，有的人却能淡然处之。多数情况下，对痛苦的感受越强的人，对快乐的感受就越弱；反过来也是一样。每件事情的结果都有好和坏两种可能，总是郁郁寡欢的人会为坏结果的可能性辗转反侧、苦恼不已，就算证实了结果是好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快乐起来。相反，性格乐观的人从不会为坏结果的可能性忧虑不已，如果结果是好的，他们的快乐会加倍。正如有的人在十次的奋斗中成功了九次，却还是不开心，一直在为那失败的一次懊恼，而有的人只成功了一次，却能为了这一次成功感到满满的安慰和幸福。
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忧郁和闷闷不乐的人总是想象种种挫折和灾难，而乐观开朗又看得开的人所遭受的挫折却相对来说真实又意外。因此，总是盯着事物不好的一面的人往往能够承受挫折的打击，相反，总是看到事物好的一面的人却常常备感失落。可如果一个人本来就内心忧郁，再患上精神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就可能产生轻生的念头，然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引发他自杀的举动。当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哪怕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因为长期的不幸福而决定结束生命，坚定执着、有条不紊地实施计划。经常会是这样的情况：长期处在监护之下的病人总是等待和寻找机会自杀，时机一到，就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地实行计划，以便快点从折磨中解脱出来。
即使是身体无比健康、精神超级愉快的人也有可能自杀。当他遇到外在的挫折和无法摆脱的厄运时，绝望让他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就会做出自杀的决定。对快乐的人来说，只有无比巨大的痛苦才会导致他选择自杀，而对于原本就忧郁的人来说，一点点挫折就会让他选择自杀。
二者的差异就在于导致自杀的挫折和灾难的严重程度。越是忧郁的人所需的程度就越小，甚至可能没有产生任何痛苦就会选择结束生命。相对来说，一个健康又快活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天大的苦难，也不会放弃生命。在纯粹的内在情绪失控导致的自杀和单纯由于外在的苦难而自杀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自杀行为，但无论如何，自杀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美貌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划归于健康的范畴。尽管美貌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却能通过取悦别人而间接带来幸福。因此，即使是对男人，美也是很重要的。美是一封推荐信，它使每个读信人都对被推荐的人产生好感。荷马说过：“美是神的馈赠，不可轻易丢弃。”
只需要稍微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得知，人类的幸福有两大劲敌，那就是痛苦和无聊。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使我们侥幸摆脱了其中之一，也会马上接近另一个。人生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究其原因，是因为痛苦和无聊呈现出一种双重的对立关系。
生活贫困和不顺会让人痛苦；生活得太惬意，又会心生无聊。这种双重对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对痛苦的感受程度与对无聊的感受程度成反比。
让我来试着解释一下：说一个人“迟钝”是指他在感觉上麻痹，精神上缺乏兴奋。精神迟钝是精神空虚的主要原因。失去持续地强烈关注外界事物哪怕是细微之处的兴致，就会导致内在的空虚。精神空虚是产生无聊的根本原因。内心空虚的人需要不断地追求刺激来填补心灵的空虚，而所选择的方式大多雷同，只要看一看他们单调、贫乏的消遣方式和社交活动，再看看有多少人在倚门而立或者站在窗口远眺，就可以证实这一论断。因为精神空虚，人们追求热闹的社交、娱乐和奢侈的生活，不少人获得了悲惨的结局。
避免悲惨结局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充实自己的心灵，创造精神财富，精神财富越丰厚，无聊出现的概率就越小。永无止境地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元素中寻求新的研究对象，并组合出新的研究对象，以此来不停地振奋精神，便可以让无聊除了在放松的时刻无法靠近我们。而从另一角度看，过人的心智是以敏锐的感受力、强烈的冲动和高涨的热情为基础的。三者组合在一起便增强了情感能力，也造成了对感官和精神痛苦的超级敏感，增强了对阻碍的不耐烦和对挫折的感触，甚至头脑中稍微负面的东西都能被无限放大。
以上结论覆盖了所有人——从最笨的人到最伟大的智者。可见，一个人离痛苦越远，便离无聊越近；离痛苦越近，离无聊越远。
性格指导人们调节客体来适应主体。明智的人最先要达成的是一种没有痛苦和烦恼的生活，处在安静和闲暇的状态中，远离打扰，所以聪明人在跟他人来往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退隐，更聪明的做法是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拥有的越丰富，对外界的需求就越少，别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也越小。因此，高智商的人反而不合群。当然，如果社交的“量”能够取代“质”，生活在世俗大世界里还是值得的。可惜，上百个傻瓜捆在一起都没办法产生一个智者。与有智慧的人相反，一些困苦的人有朝一日解脱出来后，便会马上投入娱乐消遣和社交活动中去交好他人，生怕自己单独待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开独处，因为在远离世俗独处的时候，人们都会求诸自身，这时候内在的精神财富是否丰富就会显露出来——一个蠢人，即使衣冠楚楚，也会因为自身的贫乏而痛苦地叹气，这是他无法摆脱的负担，而有内涵的人，即使处于荒芜的世界中，也会运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活出精彩。塞涅卡说过：“愚蠢本身就是生命的重负。”这话实是金玉良言，就跟耶稣说的一样是真理：“傻瓜的生活更甚于地狱的生活。”人们喜欢与别人交往的程度大致与他们智力和精神的贫乏程度成正比。原因在于，世上的人只能选择出世或入世，此外别无选择。
大脑被当作有机体的寄生物，就像是一个寄居在人体内领取养老金的人，而人们辛苦生存挣来的闲暇时间，则让人的意识和性格得以自由发挥。
但是闲暇时间能给大多数人带来什么呢？除了感官的享受和犯蠢，就只剩下无聊与沉闷了。而如此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确实一文不值。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说过：“闲散的无知者是多么可悲啊，俗人们只想着怎样打发空闲的时间，而聪明的人却想着怎么把它充分利用起来。”那些智商有限的人很轻易就会产生无聊的情绪，因为他们的智商只不过是用来满足自己欲念的工具，如果没有什么刺激欲念的因素，欲念就会停歇，智商也会休眠。因为他们的智商与欲念是需要借助外物来激活的，所以闲暇就导致了各种能力变得迟钝和停滞，无聊由此产生。为了应对无聊的情绪，人们便去从事一些小事来获取片刻的愉悦，期望能够借助各种烦琐的事刺激自己的欲念，再来激活停滞的才能。然而，这种目的比起内在真正的动因来，就如同游戏用币和真钱一样，前者只能用于游戏，比如玩牌。如果没有任何消遣，精神空虚的人宁可用摆弄手指、敲桌子或者抽雪茄来代替思考，因为他们不知道思考什么。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把打牌作为社交的主要方式，但是玩牌不但没有什么价值，还是思想空虚的表现。他们在玩牌的时候可以不用想别的，只需想着如何赢别人的钱。真是愚蠢到极致啊！然而，出于公平，我把为玩牌辩护的人的想法记录下来：玩牌是打入社交界和商界所需要做的准备，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巧妙利用一些偶然出现却又难以更改的情况，例如，怎样利用手中已经拿到的牌赢得最好的结局，也可以学会如何用笑脸来掩饰恶劣的形势。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玩牌可以说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它导致人们运用各种阴谋诡计去夺取属于别人的东西。这些在玩牌时养成的习惯很容易生根发芽，被实施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人际交往中的事务当作玩牌，只要法律许可，就会不择手段。这在商界随处可见。闲暇是生命的花朵甚至是果实，它使人有了面对自己的机会，所以内心充实的人才能真正地充分利用闲暇。而对于大部分庸人来说，闲暇只会造就出碌碌无为的东西，他们厌烦闲暇时间，面对自己会使他们觉得沉重。他们的空虚就是自己沉重的负担。那么，请开始庆贺吧！“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更进一步解释就是，一个不需要或很少需要进口的国家是生活最富足的国家。同理，精神富足的人对外在的需求很少，甚至没有什么需求，这是多么幸福的人啊！因为进口的代价很高，对别的国家过于依赖就可能发生危险，产生麻烦，总之，进口产品只是本国产品的低劣替代品而已。因此，一个人不应该对另外的人或外界索取太多，毕竟每个人能给予别人的东西也很有限。说到底，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关键要看他自己是否了解这一点。正如歌德在《诗与真》一书的第三章中提出的一条评论：无论什么事情，人们最终也只能求诸自身。英国小说家奥立弗·高尔斯密也曾在《旅行者》中说过：“无论身处何方，我们只能求诸自身来获得幸福。”
一个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他越是能做到这一点，就越能从自身发现快乐的根源，就越能感到幸福。这就像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就是求诸自身。”因为其他一切外在的幸福来源，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它们转瞬即逝，偶发性强，经常难以掌控，所以稍微得意忘形，就可能消耗一空，这种情况是人生中避无可避的。步入老年后，这些外在的幸福来源也必然会枯竭：此时所谓的爱情、玩闹、对旅行的热情、骑马的爱好，甚至社交能力都开始远离我们，而死神的镰刀更是收割了我们的朋友和亲戚的生命。到那时，我们更应该依靠自身，因为始终常伴左右的只有我们自己，在人生的任何阶段，自己都是真正且唯一的幸福根源。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幸与痛苦，而一旦摆脱了这些，又有无聊和厌倦等着我们。更甚者，这个世界还有邪恶横行，蠢材大行其道。命运是无情的，而人类也渺小可怜。身处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内在丰富的人才有获得幸福的能力，这就好像在圣诞节的时候拥有一间明亮温暖、笑语欢腾的小房子，没有了小房子，就只能承受数九寒冬的冰冷了。因此，世上最幸运的人，无疑就是那些个性丰富卓越的人，尤其是那些思想深刻的人。这些人的命运虽然不一定很耀眼，但一定是最幸福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在她19岁的时候说过一番针对笛卡儿的评论，此时他已经独居有20年了，女王对他的了解，除了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他，也仅仅通过一篇短文。她说：“笛卡儿先生的幸福，真是让我也忍不住忌妒起来。”当然，要想如笛卡儿这样，还需要有好的外部条件来保障自身能够成为生命和幸福的支配者。就像《圣经·传道书》中所写的那样：“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获得了大自然和命运赐给的智慧的人一定会很注重小心谨慎地维护自己内在的幸福源泉，于是他们就必须得独立自主和有闲暇时间。如果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时间，就必须发自内心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修身养性。他们不会轻易为了权力、地位、声名而委屈自己去迎合世俗的欲望和趣味。真正聪明的人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是会听取贺拉斯的忠告。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给默斯那斯写信的时候告诫他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舍弃了内在去追逐外在的人，还有那些为了功名利禄付出全部或大部分心灵的平静和独立的人。很不幸，歌德就这样做了，而我的运气让我没有这样做。我在这里一再强调的真理就是，人类的幸福主要来源于内在，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所认同的。亚里士多德说，一切幸福的前提都是人进行某种活动或者施展某种能力，缺少这些，幸福无从谈起。斯托拜阿斯对逍遥学派哲学的解释，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幸福在于能自由施展各种能力这一观点一致，他的解释如下：“幸福就是通过自身能力成功地完成所做的事。”他所说的“所做的事”指的是需要运用技巧和才能完成的事。
人类天生就有与外界的艰难环境进行搏斗的力量，而当艰难消减时，斗争也会停下来，这些力量便无处安置，反而成为生命的一种包袱。而为了抵挡无聊的痛苦，人们必须使这些力量运转起来。生活在上层社会的人是最容易受到无聊的折磨的。卢克莱修曾描写过那些被无聊找上门的富人的境遇，这些在现在的大城市中仍然存在：富人们厌烦在自己的家里待着，这样会加剧他们的无聊感，但他们在外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家。或者他们骑着马向着乡村庄园疾驰，就像赶着去救火一样，而一旦到了庄园，却又马上感到无聊，于是便打着哈欠睡上一觉，希望在梦里能够摆脱这些，然后再忙着返回城市。这样的人在青年时代一定都身强力壮，体力过剩，但年老以后，他们的体力会消失殆尽，思考能力再有欠缺，便会让自己沦落到悲惨的境地。而唯有欲念不会枯竭，它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受到刺激便会被激发出来。例如，人们用各种超级刺激的豪赌来刺激欲念，又难免陷入可耻的堕落。
大体上，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必然会选择一些自己擅长的娱乐来打发多余的力量，比如打球、下棋、打猎、绘画、骑马、打牌，或者写诗填词、雕刻印章、研究哲学，或者培养其他爱好，对于这些娱乐方式他们不必精通，有兴趣就行。我们忽略掉它们可能有的任何明确的目的，单纯研究这些爱好本身：这些爱好体现出三种基本力量即能力的发挥，也代表了三种不同层次快乐的来源。人们按照剩余力量的特点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爱好来获得以下三种快乐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发挥新陈代谢能力而获得的快乐，来源包括饮食、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世界的各处，这种快乐都具有典型性，几乎人人都要得到这种快乐。
第二种是发挥体力而获得的快乐，包括从散步、跑步、摔跤、跳舞、击剑、骑马以及从事其他各种体育运动中得到的快乐，有时甚至包括在军中格斗和战争中消耗体力。
第三种是发挥感悟力而获得的快乐，包括从观察、思考、感觉、鉴赏诗词等文艺作品、听音乐、学习、阅读、冥想、创造、研究哲学中获得的快乐。
对于这几种快乐的重要性、价值、效力以及可以持续的时间长短，可以说众说纷纭，在这里点到即止，留待读者自己去补足。不过大家都承认，我们所发挥的能力越出众，收获的快乐就越高级。
快乐的取得需要运用自身的力量，所以人类的幸福就存在于连续不断地获取不同的快乐之中。
没有人否认，发挥感悟力带来的精神快乐，要比其他两种快乐更高档。前两种快乐同时也能被动物所拥有，甚至动物可以获得更多的此类快乐；只有感悟力带来的快乐是人类所独有的，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力是发挥感悟力呈现出来的种种状态，所以说丰富的感悟力能让我们获得与精神力相关的快乐，这就是所谓的理智的快乐。感悟力越强，获得的精神快乐也就越多。
平庸的人只对刺激他们欲念的事投以关注，只要是能对他们有利的就行。然而，经常地刺激欲念并不纯粹是件美事，会有痛苦掺杂其中。拿玩牌这个盛行于上流社会的游戏来说，它就是作为一种刺激欲念的途径而存在的。由于它所刺激出的欲念短暂而肤浅，所以产生的痛苦也会轻微而短暂，也就是说，玩牌游戏对欲念只是进行了像搔痒一样的挑逗罢了。
相对应的，那些有智慧的人只关注与认知相关的事物，而不会被欲念所侵扰。这种关注是他们的必需品，能让他们远离痛苦，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宁静的世界里。让我们看看下列两种情景吧：
一种情景是普通大众的生活。这是漫长又无趣的斗争史。他们对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孜孜以求，为此倾注自己全部的精力，一旦达成所愿，到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时候，生活立即受到无聊的困扰，各种功能停滞，只能靠疯狂和激情激发活力。另一种情景是精神力量强大的人的生活。他们思想丰富，精神世界充满活力又有意义，一旦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便会立即投身于有价值、有乐趣的认知活动中，所以他们自身就是最高档快乐的源泉。这一类人发挥高级的才能研究自然的杰作、思考人生、研究历史并深刻理解其中的奥秘，而这些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外部刺激。
历史上的那些伟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些知音——具备丰富的精神力量的人。他们能够让历史人物重新焕发生命力，而其他人只是崇拜伟人，对他们以及追随者的思想却不甚了了，只能人云亦云。有智慧的人比普通人有了更多的需求，他们需要阅读、观察、学习、思考，以及亲身实践，总之，他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不受侵扰。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没有真正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正是智者们这些不一样的需求才使他们从感受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美中获得了其他人所没有的无尽的快乐。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不需要也无法欣赏这种快乐，就像垂暮的老人无法再坠入爱河一样。
享受无尽快乐的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个人生活和理智生活。理智生活逐渐会成为他们最终的生活方式，个人生活只是作为理智生活的途径而已。当然，俗人会把肤浅、空虚又痛苦的生活当成最终的状态，无法转换到另一种生活中去。
精神强大的人比起其他人更喜爱理智生活。随着阅历和学问的增长，这种理智生活如同一件渐渐成形的艺术品，趋向于拥有协调、连贯等特性，越来越完善和统一；比起这种理智生活，只贪图个人安逸的人生只有广度，而无深度，显得那么卑微和可怜。
正如前面所说，庸俗的人把这种卑微的生活状态当作最终目的。生活没有了激情就会感到无聊乏味，有了激情却又伴随着痛苦。只有那些天生明智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需求超出了欲念的范围，过着另一种没有痛苦、充满趣味的生活。仅仅依赖闲暇时间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充沛的剩余力量才能过上这种生活，而这种不受欲念控制的力量也只会为智者所有。因此，塞涅卡说：“蠢人的闲暇就相当于死亡，它把人活活地埋葬。”
根据剩余力量的多少与强弱，理智生活又可分为好几个等级，从收集制作昆虫、鸟类、矿物的标本，到创作诗词歌赋、研究哲学命题，都是这一类生活的体现。这种精神生活既可以抵挡无聊的干扰，又可以帮助我们避开无聊的破坏，比如它使我们远离坏朋友，帮助我们防范危险、不幸、损失和无用功，而那些把幸福全部寄托于外界的人，无可避免地会遇到这些苦恼。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哲学虽然没有给我赚得一分钱，却替我省了不少花销。
庸人把一生的幸福都寄托于外界事物，诸如财富、地位、娇妻和儿女，或是朋友、社交之类，一旦失去这些或者对这些心生失望，他们的幸福也就没有基础了。换言之，他们的关注点不在自身，而是随着每个欲念不停转换。如果他们资产丰厚，那么他们的关注点就只是买个乡间别墅或者赢匹好马，跟朋友聚会或是去旅行，总之，要享受极度奢华的生活，因为他们只想从外部事物中寻找快乐，如同一个丧失了健康和没有了力气的人不去重新获得流失的生命力，反而求助于药物来重获健康和力气。
要讨论相反的一类人，首先看一下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人：他们的才能并不突出，但比普通人要明智；他们对于艺术很喜欢却又涉猎不深，也学习了几门学科，例如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爱好阅读。当他们无法从外界的幸福源泉有所收获或不再对此感到满足时，也能通过阅读来愉悦自己。这种人把一部分关注点放在自身上。然而，爱好艺术和真正的创造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差距的；不专业的学术研究也会很浅薄，不能探触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普通人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中，而且不会任由这种研究占据整个生活，从而让他们舍弃其他的爱好。只有那些具有极高智慧的被称为“天才”的人才能做到这种程度。他们把整个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全力表达不一样的世界观，或者用诗和哲学来表现他们怎样看待人生。安静的独处是他们完成作品所急需的东西，所以他们偏好独处，最爱闲暇时间，其余的一切非但没有价值，还是负担。
这类人的关注点都集于自身，所以他们是极少数人，即便性格友好，也不会把很多热情和兴趣投注到友情、亲情或者社交方面。他们只在乎真正的自我，而对其他一切都无所谓，这一点让他们的性格显得孤僻。更因为其他人的本性有别于他们，不能让他们满意，双方的不同无时无刻不显露出来，所以他们虽然身处普通大众之中，却似遗世独立；他们称呼普通人时会说“他们”，而不说“我们”。
我们能得出结论：天赋异禀之人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主体因素比起客观环境，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客观环境是起间接作用的，需要主体因素来当媒介。卢奇安认为：“精神富有是唯一真正的富有，其他的财富带来的危害可能大于它带来的好处。”
精神富有的人只想拥有宁静和闲暇，而不需要外在的物质财富，因为他们需要闲暇时间来完善自己的智慧和享受宝贵的精神财富。简言之，他们只期望在整个人生中能够做自己。如果他们必定要在精神上领导大众，那么要判断他们幸福还是不幸，就要看其智慧是否趋于完美，并能否担负任务。那些天赋异禀的人都十分注重利用闲暇时间就是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幸福在闲暇中获得。”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曾证实：“苏格拉底认为闲暇是我们最美好的财富。”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里，亚里士多德这样评论：投身于哲学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他还在《政治学》里说：“能够自由地运用任何种类的力量就是幸福。”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是怎样说的：“如果天赋才智能自由地施展，那么在施展的时候，这个人是最幸福的人。”
然而，能够拥有不受干扰的闲暇时间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一出生时就注定了要为了自己与家人的生存而奔走，做一个与困苦做斗争的人，而不是能自由发挥才智的人。这样一来，普通人对闲暇时间是反感的，总想着找个让自己忙起来的事情，因为如果连幻想或游戏、消遣和各种嗜好都没有，那么闲暇时间便会使他们痛苦了。也是因为人一旦无事可做，会急着找些事情做，所以闲暇也潜藏着危险，就像人们所说的，当无所事事时，人很难安静下来。另一方面，虽然智慧超出一般人太多看起来不科学，但如果这种人真的出现了，那么对于别人来说是负担的闲暇对于这种人的幸福是必不可缺的。如果没有闲暇，他们就如同希腊神话里的飞马柏加索斯被套上了枷锁，装上了马鞍，始终都不会快乐。
如果拥有闲暇和天分高碰巧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一大幸事。如果一直这样顺遂，那这个人就能享受一种高品质的生活，脱离痛苦和无聊这两大烦恼，既不必为了生存而战斗，也能够享受闲暇带来的幸福。
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却说，天生就智慧超群的人都具有极为敏锐的感受力，所以对各种痛苦都很敏感，而且强烈的个性和丰富的想象力能让他们更明显地感受到外界的刺激，也难免产生更激烈的情绪，所以更容易受到情绪造成的伤害。另外，世界上让人快乐的事情要远远少于让人痛苦的事。天赋异禀的人经常会远离人群，原因只是自身拥有的东西已经太多，没有必要也无法求诸他人，所以对于别人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只觉得浅薄乏味，这印证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补偿法则。有一种貌似有些道理的说法是，头脑简单、思想狭隘的人过的生活最幸福，虽然没有人羡慕他们的这种好运气。对于这一点，为了避免读者先入为主，我暂时不予评断。在先贤的典籍中，也经常会有自相矛盾的论点出现。举例说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曾说过：“智慧是幸福的主要因素。”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却又说：“没有思想的人才拥有最快乐的生活。”《旧约》里也有同样矛盾的观点，一面说，傻瓜的生活比地狱的生活更糟糕，一面又说，越是聪明的人，就越痛苦，懂的越多，烦恼越多。
一个才智普通、心灵空虚的人经常被称为“菲利斯丁”，这个词源自德语，是大学里流行的骂人的话，后来被引申，但保留了原意，指那些缺乏艺术涵养的人。一个“菲利斯丁”永远是一个俗人。如果从一个更高层面来看，“菲利斯丁”代表的是那些在现实中劳碌奔波的人；但这样的定义未免有些模糊，为了让受众更容易理解，这类定义就不放在这里说了。
换一个容易理解的定义，也就是能通俗地表达“菲利斯丁”的本质的定义，那就是，它指那些没有精神需求的人。于是可以推断出：他们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因为“没有真正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俗人们在生活里不会产生对学习知识和增长见识的需求，也不会产生与真正的审美情趣相近的体验。如果正赶上这种乐趣作为一种流行出现，他们为了赶时髦，或许会强制自己去迎合这种乐趣，但也仅仅是应付差事而已。他们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感官的快乐，并且用它来补偿其他方面的遗憾。对他们来说，吃着牡蛎、喝着香槟就是最高境界了，或者如果做出一些努力就可以达到获取身体上的安逸这个目标，他们就会快乐。如果生活水平达到富贵的水平，他们又会感到无聊，于是打球、看戏、聚会、赌博、骑马、寻欢作乐、喝酒、旅行等应对无聊的方法都开始出现。然而，这些都不能赶走无聊，缺少了精神需求，精神上的幸福就不可能产生。
“菲利斯丁”明显的特征就是表情干巴巴，又呆头呆脑，如同动物一般。什么东西都无法让他们快乐起来，因为感官的乐趣转瞬即逝，那些社交活动也会瞬间变成一种负担，玩牌也很快无法让他们提起兴致了。最后，只剩下虚荣能带给他们一些快感。他们有的感觉自己拥有的财富、地位和权势高人一等，有的因为追随拥有权势的人而觉得自己脸上有光，这就是所谓的势利小人。再者，根据“菲利斯丁”的本质可以得出，他们没有对理智的需求，只有对物质的需要，在对外的交往中会去寻找能够满足自己对后者的需求的人。他们对别人的诸多需求中绝对不会有“才能”这一项，因为那样会引发他们的自卑和忌妒等情绪。当他们看到别人具有那些才能时，会心生厌恶。他们把内心对才智的忌妒谨慎地隐藏起来，有时会导致这种情绪演变成怨恨。然而，他们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来保持与天才步调一致，他们还是更喜欢地位、财富、势力，渴望拥有这一切，因为这是他们眼中最重要的东西。
前面所说的就是俗人的结局。“菲利斯丁”最痛苦的地方在于他们对思想无感。为了躲开无聊的情绪，他们不断追求现实中的物质来弥补空虚的心灵。然而，现实中的物质总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很快就会丧失对现实物质的兴趣，疲惫就会随之而来。相对地，只有思想的世界是平静祥和且无穷无极的，让人远离痛苦与烦忧。
叔本华注：本章所探讨的影响幸福感的个人特质，仅涉及身体与精神方面。对于道德对幸福的作用，在另一篇得奖文章《道德责任的根据》（第二十二节）中会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