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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硕士毕业，我开始从事妇产科医生的工作。那时候，我已经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并在医院注册，是一个合法的执业医师。但是，我真正开始反思医生这个职业和思考这份工作的意义，却是在5年之后。
2012年，我的太太怀孕了。我以孕妇家属的身份，真正全程参与了一次孕产过程。一直到2013年初我的女儿诞生，我才愕然发现：一个孕妇所真正经历的和我每天工作自以为的竟然那么不同！然后我进一步反思了自己之前的从业经历，最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过去的5年多，我实在是太不称职了！
从准备怀孕开始，我的太太就非常紧张、焦虑。由于工作、年龄等各方面的因素，在某个时间段内怀孕、生孩子成了她那段时间最重要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这时候我发现，我作为医生给出的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在她那里都可能是加重她焦虑情绪的重重的砝码。
更要命的是，孕妇的这种焦虑情绪不会随着怀孕成功而减弱；恰恰相反，随着孕周不断增加，检查项目不断增多，令孕妇紧张、焦虑的元素也在与日俱增。胎儿畸形筛查、妊娠期并发症……似乎每次产检总能发现一些令人担心的指标异常。后来情况严重到，每到产检的前一天，我的太太就会紧张得睡不好觉，生怕再发现什么新的异常情况。
除了情绪上的紧张、焦虑，孕期还会给孕妇带来生理上的改变和不适感。这时候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除了告诉她“你有哪些问题”之外，在帮她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很多时候，我知道某些做法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或者那样的可能，但应该如何避免、怎样改善呢？我发现我其实并不知道，我的有些建议甚至还是错误的！
在工作了5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之前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一些经验已经过时，甚至有些经验其实是医生出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非为了患者的利益而给出的建议。在我太太怀孕之后，我才更加细致地去查阅了更多文献资料，才知道自己之前所犯的错误是多么愚蠢。而且我发现自己之前所做的工作，更多的只是在拿一些可能的风险来吓唬患者，并没有给出应有的支持。
医生的格言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而我经常拿“偶尔治愈”来做借口，却忽视了医生最重要的职责——“帮助”和“安慰”。
尽管如此，我的太太已经非常幸运了——她的丈夫就是妇产科医生。如果她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得到答案；如果她要去医院做检查，有人会提前给她排队付好钱、挂好号，她自己就省去了焦急等待的劳苦；报告单出来之后，她不必再去排队看医生，可以第一时间从自己丈夫那里得到解答。
以上这些对于绝大多数孕妇来说，都是令人羡慕的“特权”了。她们不得不挺着大肚子一趟趟地跑医院、找医生，排队等待，茫然无措。然后最终从医生那里得到的诊断可能都不够发一条140字的微博，甚至连对错都不能保证，更不要说医生对孕妇生活和情绪上的关心了。而我，曾经就是那样的医生！
曾经的我作为医学生和年轻医生，深深地为医生这个职业鸣不平，认为社会对医生不公，医生付出太多、得到的回报太少，进而总是牢骚满腹、怨气丛生。直到经历了那段作为孕妇家属的时光，我才重新认清了自己的问题。医生确实有自己的苦衷，但是这个社会上哪个职业没有自己的苦衷呢？而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是占有资源的一方，也是这个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因此，医生才是缓解医患矛盾时需要做出最大努力的那一方。
人的天性决定了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以至于自身的不足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盲点。而只有在作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时，我们才有机会从外部视角重新思考自己作为医生的身份。
徐昊医生的这本书讲的是医学常识。在我看来，很多常识连医生都未必知道。这本书，最应该学习和反思的群体，恐怕是医生；而中国最应该被科普的群体，可能也是医生。
丁香医生医学总监
田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