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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希克森（David Hickson）看来，与具体职位设计有关的第二个组织参数，一直是组织理论学家们着迷的对象。希克森列出了醉心于这个参数的管理学家名单，还当真是名家荟萃：泰勒、法约尔、麦格雷戈、阿吉里斯、西蒙、克罗齐埃等都在此列。此参数通常被称为“行为规范化”，代表了组织限制其成员随意度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作过程的标准化。组织可以通过三种基本的方式来实现行为的规范化：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进行规范化，是利用职位、工作流还是规则做限制，对于组织成员来说效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的行为受到了规范。 这样一来，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权力就从操作者转移到规范的设计者手中，后者多为技术结构中的分析者。因此，行为的规范化导致了工作的垂直专业化。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规范化和水平专业化也是相关的：最狭窄的非技术性工作是最简单的，重复性也是最强的，是最常受到高度规范化的。
组织对行为加以规范化，其目的是减少变数，最终实现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
这样做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协调各种活动。前面说过，工作内容标准化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协调机制，所以与之相对应的设计参数——行为规范化，就非常适用于需要精确细致地事先协调的任务。消防员不能每次要救火时才临时安排谁来把水管接到消防栓上、谁负责爬梯子；同样，航班的飞行员必须在降落以前就对着陆程序了如指掌。
行为的规范化还可以保证机器般的一致性，提高生产效率。 首先，把任务在水平维度上专业化以实现重复；然后，通过规范化，把最高效的步骤套用在这些重复的任务之上。
行为规范化也用于确保客户获得公平待遇。 国税局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因此它特别强调行为的规范化。政府机构对那些指责它们偏袒的指控特别敏感，所以它们必须处处都有规则和规范。有些规则是用来保护客户的，有些则是保护员工的。例如，根据资历提拔可以避免管理者的独断专行。
有些组织会出于其他原因也提出规范化要求，但其正当性堪疑。比如，某些规范化要求可能只是因为一些人刻意追求毫无意义的整齐划一。有的网球场要求所有运动员都必须穿白色衣服。如果有人穿了紫红色的衣服就会天塌地陷吗？高度规范化的结构确实很整齐，能讨那些热爱秩序井然者的欢心——每个人都待在组织结构图中某个合适的框框里，所有的工作流程都已经事先决定好了，所有的偶然性全都考虑在内了，人人都是一身雪白。
主要依赖行为规范化的组织一般称为官僚组织。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此重要概念详加论述，因为它是很多有关组织结构话题的核心。
“bureaucracy”（ 官僚 ）一词的起源本没有任何贬义，它来自法语词“bureau”，意思是“办公室”或“办公桌”。而自从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用它来描述某类特定的组织结构后，这个词就日益流行起来。韦伯本是把它当成纯粹的技术术语来使用，在当今的组织理论和社会学文献中，“官僚”仍保持其原意不变。但是在别的地方，“官僚”就包含着明显的贬义了。 本书读者应抛开它的贬义引申，从技术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词。
韦伯将官僚制描述为一种“理想”的结构。这里的“理想”并不是指完美，而是纯粹的意思。他这样描绘这个纯粹组织的特点：
1. 具有固定和官方的管辖领域原则，通常由行政法律法规加以规定。
2. 办公室层级结构和权力分级，意味着严格的上下级制度，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
3. 现代办公室的管理建立在书面文件的基础上，组织以正文或者草案的形式保存相关文件。
4. 办公室管理，至少是一切专业化的办公室管理，通常需要全面的专业培训。
5. 办公室的管理遵循着一些通行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大致是固定不变的，可以习得。对这些规则的了解代表了职员的专业技术学识。它牵涉司法、行政或企业管理。
韦伯的描述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几个概念结合到了一起——包括分工、专业化、行为规范化、权力等级、命令链、受控沟通、工作流程与员工技能的标准化。但在现实的组织中，这些特点有多少还能成立呢？换句话说，韦伯的“理想类型”组织真的存在吗？或者，实际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官僚结构，分别具备一部分上述特点？
我们将在后文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这里只需强调一点：相关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矛盾之处，比如好些研究的结果就不尽相同；尽管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方法是相互关联的，但分权化的方法却不在此列。有些官僚结构的决策权是集中的，而有些则是分散的。
组织之思
要判断组织是否为官僚结构，我们可以根据以下这点做出判断：组织的行为是否事先决定，是否可以预测、是否标准化（工作流程、工作输出或员工技能的标准化皆可）。
韦伯论述的主线，似乎也正在于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官僚结构。但是，既然有的组织强调标准化，自然也有的组织不看重这点。这些组织的工作安排非常灵活，在相互调节和直接监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 要定义组织结构，我们应当以组织中是否存在标准化这一协调方式作为判断标准，不存在标准化的组织结构则可称为有机结构。 事实上，官僚结构和有机结构恰好位于标准化的两极（前者是极端标准化，后者是标准化缺失），两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状态。
在组织中实行广泛的行为规范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研究者对这个管理学课题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热烈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霍桑着手研究此问题之前，工业心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单调的工作会造成什么样的生理疲劳。实际上霍桑最初进行研究时，基本上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但后来他发现，生理疲劳仅仅是全面规范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工作的高度重复化、规范化和垂直、水平两个方向上的专业化，让得很多工人身心受损。于是，阿吉里斯、本尼斯、利克特和麦格雷戈等人也纷纷开始对高度规范化的组织结构的机能障碍问题展开分析。他们指出，人类天生就有一种抵制规范化、非人性化的倾向，如果在这些方面做得太过头，组织就会呈现出种种“病态”。
组织之思
机能障碍的形式有很多种：行为僵化、对创意想法一概拒绝、不懂得善待客户、缺勤率上升、人员流失、罢工，甚至于整个组织的运营都会崩溃。
克罗齐埃也在法国政府下属的两家官僚机构中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但他得出的部分结果却截然不同。他发现很多规则颇受操作者欢迎。这是因为，尽管这些规则可能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度，但同时也能减少管理者对其为所欲为的可能，故此，规则实际上对操作者起到了保护作用。由于规则的存在，组织基层出现了广泛的民主：既然每个人都受控于相同的规则，那大家的待遇也就相差不大。然而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规则无法涵盖的决策（包括确立这些规则的决策），则必须由其他地方（比如高高在上的总部）来定夺，而总部的决策者，往往又并不具备做出这些决策所必需的当地信息。
克罗齐埃还发现，规则和中央权力无法控制一切。有些领域必须保留不确定性，而非正式的权力关系正是围绕着这些领域发展起来的。能够应对不确定性的人就可以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在克罗齐埃研究的政府烟草工厂中，维修人员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机器出了故障，厂里只有这些维修人员才能对付得了，而机器故障，是这些受到严格监管的工厂中最主要的不确定性。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关键性关系： 工作越稳定、重复性越高，就越程序化，而包含着此项工作的组织单位，其官僚化程度也就越高。 所以，在同一组织中，不同组成部分的行为规范化和官僚化程度有着相当的差别。尽管我们可以说某个组织总体上是官僚化或有机化的，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都是官僚化或全都是有机化的。
运营核心是组织其他环节力求加以隔离保护的一个部分，通常这里环境最稳定、工作重复性最高，所以也是官僚结构程度最高的地方。这倒不是说，运营核心的工作总是规范化或官僚化的。在有些组织，例如创新研究中心和小型创业公司中，就连运营核心的结构也是非常有机化的。但不管怎样，相对而言， 行为规范化在组织的运营核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离开运营核心，沿着权力等级往上走，我们会看到工作的重复性和规范化程度都逐步降低。最靠近运营核心的中间线管理者受核心环境的影响最大，而离运营核心最远的高层管理者，其工作环境亦最为有机化。当然，在特定的层级上，规范化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取决于该层级所监督的单位的工作及其所面对的边界条件。
组织之思
尽管生产经理和销售经理处于同一级别，但前者的工作比后者的工作规范化程度更高。前者着重强调稳定运营核心的工作；而后者必须保持灵活性，以应对客户随时变化的需求。
战略高层所面对的边界环境（大环境）最具流动性，工作的程序化程度最低，因此其结构也最为有机化。 从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小组对不同组织进行的50多次研究来看，上述论断表现得非常明显。不知有多少次，学生把组织结构图画在黑板上，然后就开始解释，高层的结构不够准确，原因有哪些。组织结构图说明了正式权力的归属，但没有描述出组织高层真正的沟通模式和权力关系。这些关系的弹性太大，无从加以规范化；它的结构必须自然演进，不断转变。总而言之，高层结构必须有机化。
在支持人员中，我们会发现多种不同的结构，具体要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面对的边界条件。不确定性少且工作重复性高的支持单位，比如工厂食堂，往往是高度规范化的。相反，在非常需要创新的研究实验室中，或者日常工作内容变动极大的公共关系部门，能够加以规范化的事情本来就很少，所以相对来说组织结构比较有机化，否则各个单位的运作效果就会受影响。
与此相似，在技术结构中，最靠近运营核心的单位，如生产进度安排部门，存在大量规则，工作程序也相当规范。而在其他一些工作较为多变的单位中，如运营研究部门，则可能会采取相对有机的组织结构。这里要指出的是，不管技术结构自身的结构如何，它的职责都是对组织中每个人的工作加以规范化。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哪怕是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组织（不管是倾向于官僚化还是倾向于有机化），有时也会建立与自身结构不同的独立工作群集来完成一些特殊任务。比如，在高度官僚化的制造企业中，新产品研发团队（或者叫创业团队）就是一个有机结构，它在管理上、财务上，甚至在法定责任上，与组织的其他部分相隔离。只有这样，独立团队才能免受官僚制的牵制，从事创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