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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年，年仅11岁的王阳明在私塾里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何谓第一等事？”意思是问，人生的终级追求是什么？老师起初有些迟疑，随后肯定地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官啊！”王阳明却严肃地否定了老师的答案：“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其中一个正是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浙江余姚（今属宁波市）人，名守仁，字伯安，因曾筑室修道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两广巡抚。他长年在江西、福建、两广地区戡乱剿匪，军功显赫，因平定江西宁王朱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又称王文成公。《明史》评价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万历年间，经过多方努力，阳明得以从祀孔庙，奉祀孔庙东庑第五十八位。
王阳明可谓一代儒宗。他提倡“心外无理”、“知行合一”，开创出以“致良知”为宗旨的儒学流派，后世称为“王学”或“阳明学”，又将之与南宋陆九渊之学并称为“陆王心学”，与“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对应，同属于宋明儒学中的两大流派。阳明自身的人格境界、事功上的成就，加上直指人心、简截明快的修学风格，让他的学说在明代中后期迅速风靡全国，门人后学代有传承，一般按地域划分，形成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泰州王门等流派，后来还传到朝鲜、日本，对东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做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旷世大儒。
王阳明曾这样追述自己家世：“吾宗江左以来，世不乏贤。自吾祖竹轩府君以上，凡积德累仁者数世，而始发于吾父龙山先生。”（《易直先生墓志》）意思是说，他家族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到了他父亲龙山公才开始发迹。而对他产生影响的先祖，可一直追溯到六世祖王纲。
王纲，字性常，又字德常。洪武四年（1371），年已70岁的王纲以文学出众被征召至京，朱元璋策问治道，颇受欣赏，拜兵部郎中。不久，广东潮州民众暴动，刘伯温推荐他为广东参议，命其督管军粮，前往平乱，带长子王彦达同行，成功劝谕乱民归降。孰知回至广州附近的增城途中，父子不幸被海寇劫持。海寇头目曹真见他文武全才，欲招入麾下，面对威逼利诱，王纲誓死不从，遂被杀害。王彦达时年16岁，见父遇害，痛不欲生，哭骂求死。曹真说：“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便给予食物，彦达不吃，海寇为其诚孝感动，准许他用羊皮缝合包裹其父尸体，归葬家乡余姚禾山。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颁令在增城建立王纲庙以奉祀。王阳明对这位死于国事的先祖念念不忘，在临终前几个月驻守岭南的时候，特意批示增城县令建忠孝祠，祭祀王纲、王彦达父子。忠孝祠建成之后，他还抱病亲至增城致祭，缅念祖德。
王纲的长子王彦达即阳明的五世祖，因父亲死得惨烈，虽然朝廷多次举荐为官，但他终身不应诏，隐居乡间，粗衣淡食，躬耕养母。王彦达以先世遗书教育儿子王与准，对其无科举仕进的要求，只希望子弟能维系家族声望。王与准闭门苦读，在当地颇有名声，很多年轻后进慕名来求学，都被他谦虚婉拒。他还善于卜卦，屡有奇验，惊动了县令衙门。县令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一日之中多次遣人来邀其占卜，他厌烦侍奉这些官家达贵，当着县令的面焚烧了占卜用书和工具，说：“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于公门，为你们这些官老爷谈论祸福。”为避免官府怀恨报复，他干脆逃入四明山石室隐居了一年多。后来朝廷下令寻访民间隐逸之士出仕，还扣押了他儿子质问、搜寻其下落，他逃往深山，中途不慎坠崖，伤势颇重，遂被差役发现，带出山区。朝廷使者见他伤势虽重，但相貌言谈耿直坦荡，又了解了他逃避官府的隐情后，立刻释放了他的家人，并认为他的次子王杰人品不错，说以儿子代替出仕才能免罪，王与准无奈之下只能让次子补县学弟子员。王杰即王阳明的曾祖父，自幼有志于圣贤之学，十四岁遍读四书五经及宋代大儒的书，谨守孝悌门风，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王阳明身上的豪逸洒落气质，有这几代先祖的遗风。
阳明的祖父王伦，字天叙，幼承庭训，熟读《仪礼》《左传》《史记》，学有所成后备受浙东浙西的大家豪族的青睐，争相延聘为家庭教师。他生性喜爱竹子，凡所居之处必有竹林，整天徜徉其中吟啸弹琴，把竹子当作直谅多闻的好友，颇有魏晋名士风度，被人称为“竹轩先生”。王伦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儿子王华后来高中状元，请求朝廷将自己的俸禄分给父亲，而王伦总拿出一半用来照顾同族子弟。王阳明自幼父亲在外地任职，十三岁丧母，长年跟随祖父祖母生活，直到十九岁祖父才去世，深受祖父潜移默化的熏陶，特别是音乐素养方面，日后阳明教弟子也注重歌乐，被贬谪到龙场时还教人调曲唱歌，排遣忧愁苦闷。王伦非常疼爱阳明，也知道他日后必大有作为，经常回护孙子，每当儿子王华担心阳明性格过于豪迈不羁时，总不以为意。
王氏家族实现由寒儒到贵族的转型，始于阳明的父亲王华。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因常读书于家乡龙泉山，学者称龙山先生。他于成化十七年（1481）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弘治元年参与修《宪宗实录》，还充当经筵讲官，给皇帝上课。王华开讲时，“音吐明畅，词多切直，每以勤圣学，戒逸豫，亲仁贤，远邪佞”规劝孝宗皇帝。后来又升为翰林院学士，参与编《大明会典》《通鉴纂要》等书。正德元年，宦官刘瑾擅权，王阳明时为兵部主事，上疏得罪刘瑾，父亲王华受到牵连，出为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即被勒令致仕，回乡以读书自娱，直到刘瑾伏罪，才官复原职。
王华为人仁恕坦直，平生没有矫言伪行，对人无分尊卑贵贱，平等相待。见人有善举，就称不绝口；对别人的过恶，也直言规劝；有急难来相求的，则极力救济。天性至孝，对父母的赡养无所不周。母亲岑老夫人百岁高龄时，王华亦年逾七十，却朝夕如童子侍奉左右，未尝懈怠。老母去世，王华以高年犹尽礼守孝，寝苫蔬食，哀毁逾节。母亲出殡下葬之日，他跣足随号，行数十里，以致染疾，卧床逾年。王华这些高行，获得世人的一致好评，对王阳明的影响尤为直接。
据说王阳明儿时曾一度沉迷象棋，王华一怒之下干脆将棋盘棋子都扔到河里，阳明写了一首童趣盎然的《哭象棋》诗，来表达“哀悼”：
象棋在手乐悠悠，
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堕河皆不救，
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
士入三川逐浪流。
炮响一声天地震，
象若心头为人揪。
王华供职京师时，携11岁的王阳明同往。年少轻狂的阳明又迷上行兵打仗，一心想着驰骋江山，建功立业，经常遭到王华的严厉斥责。弘治三年（1490），竹轩公去世，王华回乡守孝，又命从弟王冕、王阶及妹婿一起为王阳明讲析经义，规劝阳明好好准备科举，将来出仕从政，才可能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王华的多番教诲，逐步磨平儿子身上的狂妄与叛逆。
在后来险象环生的宦海生涯中，每到关键时刻，王阳明也总离不开父亲睿智的激励与启导。当他得罪刘瑾遭贬贵州龙场时，曾犹豫是否赴任，正是父亲劝他坚定信念走上这条荒远的放逐之路，才有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当他起兵与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斗争时，实力悬殊，形势危急，有人劝在绍兴养老的王华离城避难，王华却笃定地说：“吾儿能弃家杀贼，吾乃独先去以为民望乎？祖宗德泽在天下，必不使残贼覆乱宗国，行见其败也。”他坚信胜利站在正义的一边，愿与儿子同生死，共进退，强大的精神后盾促成了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功业。平乱成功后，王阳明被赐封新建伯，族中乡里，人人庆贺。这个时候，王华又告诫儿子：“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于牗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邪？”就是劝王阳明，当人人都来恭贺你的时候不能沾沾自喜，要懂得祸福相依、知止戒骄之道。王华弥留之际，朝廷封赠祖先的诰命刚好到了家门口，他还强打起精神告诫子弟：“虽仓遽，乌可以废礼？”敦促阳明赶紧依照礼仪去迎接使臣，自己苦撑到仪礼结束，才瞑目而逝。
作为家中长子，王阳明有三个弟弟，名为守俭、守文、守章；还有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名守义、守智；叔父之子名守礼、守信、守恭。从这些名字可看出王氏家族期望以儒学名世。王阳明就是在这一儒士门风中成长的，原生家庭的亲情体验使他后来对“孝”更有一番深刻的领会。他曾经痴迷于禅、仙之道，在家乡附近的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正是对祖母、父亲的一念孝思，促使他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终身以儒家立场自居。
忠烈气节、豪逸洒落、事亲尽孝、处世至诚，是余姚王氏几代先人遗传下来的精神基因，也就是他所说的“积德累仁”。
继踵父辈的荣光，王家在王阳明手里又再创造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尤其是于正德十六年（1521）他五十岁这一年，获封“新建伯”，可谓空前辉煌。但面对封爵赐禄，府邸田产，王阳明却有难言之隐。他长期在外任职，戎马倥偬，多年来膝下无子，自身体弱多病，家族中更有不少品行顽劣的成员，如何维系偌大的门第家声？自始至终是他所忧思的现实问题。
阳明深信：“古人所有教其子者，不外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杨琠庭训录序》）故此，他能做到的就是言传身教，居家躬行慈孝，外任则通过书信反复督导、训诫子弟以追求圣贤之学为首务，勤勉读书，磨砺人格，在日用伦常中去“致良知”。他颇倚重族叔克彰太叔，多番致信嘱咐他严管家众，晚年离开家乡南征广西时，更把家事托付给学生魏廷豹。关于子嗣问题，则在他44岁时将堂弟王守信的第五个儿子王正宪过继到自己名下，由王畿、钱德洪这两位忠心耿耿的高足来担任家庭教师。嘉靖五年（1526），归乡调养五年多的阳明终于喜得贵子，取名正聪（后改名正亿），那一年他已经55岁了。
在给亲族子弟的书信里，王阳明有诚挚的关切、严肃的教诲，也有深重的忧虑，还常常带着自责，都凝聚着他家庭教育的一番思考，基本都是围绕“良知”来指导家人加强道德修养，视家人为同道，热切地盼望他们能继承家学，以家庭为基点，加入到“良知”的信仰共同体中。可以说，他的家教观是他“致良知”学说在家庭伦理教育上的运用。他在家书中告诫儿子：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寄正宪男手墨》）
如何在家庭中去培养德性、推扩良知？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 立志做圣贤。人的志向如大海航标，是人生修养的根本，王阳明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示弟立志说》）立什么志呢？成圣贤。如开篇所说，王阳明自幼就立下了做圣贤志向，这也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人生理想。立志做圣贤，就应该以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这些大儒为榜样，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期许与要求，他这样教诲侄子王正思等人要“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立志要趁早，因为“人方少时，精神意气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颇易”（《寄诸弟》）。人随着年龄渐长，受到习气的熏染就越深重，特别是来自世俗声色功利的压力与诱惑，他告诫妹婿徐爱要坚定志向，“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与徐仲仁》）。当得知弟弟王守文贪色纵欲而身心孱弱，他痛心地责问：“弟既有志圣贤之学，惩忿窒欲，是工夫最紧要处。若世俗一种纵欲忘生之事，已应弟所决不为矣，何乃亦至于此？（《与弟伯显札》）
从事圣贤修养的事业叫“德业”，与科举求俸禄的“举业”相比，对于人生有着更根本的意义，但德业、举业并不对立，而是“二业合一”。德业有成，则举业可以事半功倍，用王阳明的比喻说，是“打蛇得七寸”，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有志于德业，不应以举业为重，对愿意科举的亲人他会鼓励、指导，比如徐爱，他就详尽地传授应试经验，而当得知侄儿学业有进步，他会“喜之不寐”。而像儿子王正宪这样不是当官的料，他“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知道正宪“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总之，现实人生的追求必须由道德理想志向来统摄。
2. 勇于改过。从儒家性善论出发，王阳明坚信人的本心（良知）是圆满无缺的，意念与行为的过失都是由于后天习染而起，即便有过错，本心仍是明明白白的，有自我审查、纠错的能力，可以一念自反，当下觉察到过错，回归到本心的昭明状态。他在家训中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人能时时戒慎恐惧，不断觉察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勇于克治，才能持续进步，哪怕是圣贤，也是如此：“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寄诸弟》）
在生命的诸多过失中，王阳明认为骄傲是根源，也是人最容易犯的大毛病。他告诫儿子：“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于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能忠。”所以他劝勉子弟戒惩骄躁，以谦卑持身处世，“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书正宪扇》）“谦”对于“官二代”子弟来说，确是对症之药。
3. 亲师取友。王阳明固然强调本心自觉、立志之于成圣贤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意识到“独学”带来的孤陋弊端，故此他反复申明立志须与亲近“先知先觉”的师友结合在一起。他告诫弟弟们要多向先觉者就正取益，“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示弟立志说》）。这种既坚持探索真理又尊重师长的态度，情理兼顾，无疑是正确的求学心态。他晚年离乡赴任时还特地写了《客座私祝》提醒来访伯府的客人，也训诫子弟要慎重交游，警惕那些居心叵测、诱人邪僻的损友，多团结“温恭直谅”的同道君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齐心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
4. 严治家政。随着家族声势壮大，门墙内外的桀骜不驯者、无所事事者、趋炎附势者、勾心斗角者也日益增加，这让王阳明越发感到不安，“念及家事，亦有许多不满人意处”，甚至怒斥这些不肖族人乃“操戈入室，助仇为寇者也，可恨可痛！”他对亲信的品性都仔细观察过，还点名批评过几个人：弟弟王守度“奢淫如旧”“颇不遵信”，经常抵牾总管魏廷豹；仆人宝一贪图小利，宝三“长恶不悛”，来贵“奸猾，略无改过”，添服、添定、王三“只是终日营营，不知为谁经理”。
他期待每个家族成员都守住自己的本分，看好家门，低调做人，所谓“家中凡百安心，不宜为人摇惑，但当严缉家众，扫除门庭，清静俭朴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庸虑也。”（《又与克彰太叔》）
于是他一再叮嘱家众遵从他颁布的告示训令，服从管家的管束，“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一应宾客来往，及诸童仆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尤戒饮博，专心理家事”，“不得听人诱哄，有所改动”，“但家众或有桀骜不驯不肯遵奉其约束者，汝须相与痛加惩治”（《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王阳明没能在有生之年解决家人不争气的问题，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嘉靖八年（1528），在广西完成平叛任务的他自觉病重，苦等不到朝廷的批复就仓促返乡，半途病逝于江西客舟上，享年57岁，留下孤儿寡母及大片家业。在外侮内衅侵逼之下，家族很快就式微了。外侮包括来自朝廷政敌的打压，诋毁他的学说是伪学，以擅自离职的罪名剥夺了“新建伯”爵位及恩荫恤典，而悍宗豪仆、宗族子弟、家众童僮等也趁机内讧，为非作歹，用阳明弟子黄绾的话说是“家事甚狼狈”。于是以黄绾、王畿、钱德洪、王艮、薛侃为首的一帮弟子就介入王家事务，承担起“保孤安寡”的工作。他们的做法是让已经19岁的继子王正宪管理家务，嗣子王正亿才2岁，好好抚养成人，日后倘若爵位恢复，由正亿继承，王家其他成员扶植孤寡。先“严内外”，把豪仆恶少清除出门，再“分爨食”，让正宪、正亿兄弟俩分立门户，重在保孤安寡，轻财产分配。这些行动，从礼法情理都是名正言顺的，但也难免造成正宪、正亿兄弟两人“离仳窜逐、荡析厥居”的局面，各自走向独立的成长之路。
王正宪生性不聪明，阳明说他“读书极拙”，14岁时因父亲军功世袭锦衣卫副千户，但他还是颇有自立自强的志向，后来知道弟弟出生，主动放弃荫袭，辞职出就科试，可见他不愿靠着上一代人养尊处优，也可见他没有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朱宸濠之乱时，养母诸氏带着他随阳明转战江西，为摆脱追兵，诸氏以手提剑劝阳明先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钱德洪曾感叹此事：“吾师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传忠义凛凛。”
王正亿自幼被黄绾带离家乡到南京抚养成人，与黄家次女黄姆结为娃娃亲，在正亿的教育培养上，王畿出力最多，视如己出，情同父子，常带在身边参加王门讲会。虽然正亿和正宪一样才学较为平庸，没有很好地传承家学，也没有显赫的功业事迹，但不失操守，并且在保护王阳明遗稿和王家史料方面有过贡献。嘉靖三十一年（1552）海盗火烧黄岩城，正亿没有携带其他东西，仅仅抱着父亲的木主神位、图像和手稿仓皇逃亡，此事博得王门弟子的称赞。后来在他43岁时依照朝廷恢复的恩典，承袭了伯爵之位。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王氏家族后继乏力，没有再出现彪炳史册的人物，但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哲所传递的家教理念，并不局限于一己门户，而是随着他一生的教学活动而启导了许多门人、追随者，被运用到各自的子女教育、家族建设里，融入浩浩荡荡的庶民教化运动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滋养了千家万户，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家庭教育文化传统的基因。从王阳明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家教观念鲜活的生命力，这也是今日我们重读阳明家训的意义所在。
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在此后23年时间里讲学不辍，倡扬良知之教，四方学子翕然追从，风动天下，逐步形成地域化的阳明后学群体，其中不乏世家大族。宗族领袖们带动家庭成员皈依王门，同门之间通过联姻结成良知信仰共同体，以家庭为道场，将家族建设视为印证圣贤之学的途径，传承师说，化民成俗，把阳明学从个人修习延展到家族、地方社会，努力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这些大家族的崛起与文教传承，离不开阳明心学的沾溉。
比如江西吉安的邹氏家族，崛起于明代中期，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历经邹贤、邹守益、邹善、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一门四代六进士，在学术事业、家族事务、地方工作上都有家族延续性，对当地的贡献巨大。这个家族的主心骨是王阳明的高足邹守益（1492—1562），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但为官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乡居故里，带领同门、子弟创办了惜阴会、复古书院、青原会、东山会等讲会，每月聚会，人数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带动了整个周边地区的学术活动，邹氏家族主盟的一些讲会持续了六十年之久。邹氏还联合其他有阳明学背景的宗族如刘氏家族，参与土地丈量，为民请命，减轻地方赋税负担，发动乡民互助救济，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望。
再如江苏泰州的王氏家族，领袖人物王艮（1483—1541），世代为安丰盐场的盐丁，出身卑贱，但家族在他手里有了转机。他善于经营，好学不倦，38岁时拜入王阳明门下，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哲学，开创了“泰州学派”，并由其族弟王栋及其子王襞传承光大，时人谓王艮、王栋、王襞为“淮南王氏三贤”。史载，他治家“总理严密，门庭肃然，子弟于宾客不整容不敢见”。王襞这样形容他父亲的风度：“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耸其志，冰霜以严其操，春阳以和其容，此吾人进道之法象也。”可见其家风之严明峻朗。王艮的追慕者大多是樵夫瓦匠一类的平民，多授以“孝悌慈”的家庭伦理，学者称赞他“化民成俗之功，不在阳明之下”。
又如广东潮州揭阳的薛氏家族，以薛侃（1486—1546）为首，兄弟叔侄都拜阳明为师，带头率领族人建家庙、增祭田、立族训，“居官则思益其民，居乡亦思益其乡”，倡行乡约训导乡民，开渠、筑堤、造桥，对地方社会贡献巨大，至今还保留不少遗迹，薛氏也还延续着祠祭、修谱、宴会、社庆等宗族活动。
这些在齐家实践上成效卓著的阳明学家族，留给后人不少有益的启示。首先是在家庭教育主旨上，发扬了心学注重“自力”的信念，即充分肯定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赋予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能动性，将自家生命全幅交付给本心——良知做主。“致良知”不着眼于我应该怎样符合社会伦理规范，而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旨在德性人格的培育、人之整体生命状态的提升。阳明心学强调人要趁早“立志成圣贤”，而且肯认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圣贤——所谓“满街都圣贤”，用今天的话说就属于“正面管教”，多鼓励，少责骂，鼓励心怀一种救世淑人的使命感，在平常的家庭生活、社会实践中培养德性善行，成长为一个人格卓越的“英雄”，这在现代心理学也可得到呼应。以“斯坦福监狱实验”来探索环境对人性善恶的改造而闻名于世的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33— ），近年致力于推动“英雄想象计划”公益项目，宣扬的主旨即是每个人都成为英雄，不是壮烈的战争英雄，而是每一天为别人做一些小事的“每日英雄”，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种下“英雄主义”的种子，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万众期待的英雄，只要有需要，就会勇于行英雄之事，这样才能让家庭更和谐、学校更完善、社区更宜人，消除环境对人性的不良影响。这种根植于日常平凡的“英雄主义心理学”（Psychology of heroism），与阳明心学的教育目标可以互相发明。
其次是注重助缘，即重视良师益友的外力作用及榜样力量，其最有效机制就是组织讲会，建立书院，带着子弟例行聚会讲习，参与公共政务，让世代接续传承家学，这也颇类似今日许多有志于教育实践的小家庭结成的民间互助团体，共享着某种相同或接近的教育理念，众筹集资成立基金，形成团队合作，尽可能地盘活、优化社区族群的教育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师长榜样对后代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如二十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有“非洲圣人”之誉的史怀哲（1875—1965）所说：“好榜样不是影响别人的主要因素，乃是唯一的因素。”
再次是教育的方法，特别是儿童教育中倡导歌诗习礼。王阳明强调要尊重、顺应儿童性情而加以诱导教化，以歌诗、习礼来塑造身心，以达到发扬天性善心，使生意畅达、自然和乐的效果。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平定南赣四省边境之乱后，兴立社学，教化民风，撰写并颁布《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指导社学蒙师如何开展童蒙教育。文中提出的“栽培涵养之方”就是“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在平常的讲会中，阳明也经常与弟子歌诗咏志，营造一种师生融洽的教学氛围。王艮的儿子王襞（东厓）九岁时跟随父亲参加阳明的讲会，“士大夫会者千人。阳明命童子歌，多嗫嚅不能应，东厓意气恬如，歌声若金石”。当阳明得知是王艮的儿子后，惊诧地感叹：“吾固知越中无此儿也。”王艮去世后，王襞继承家学，各地纷纷争聘他去主持讲会，每次归乡，“随村落大小扁舟往来，歌声与林樾相激发，闻者以为舞雩之风复出”。从这种动人的场景中我们可想见歌诗导化人心的效果，这与法国卢梭以降的“自然主义”教育理念有契合之处。
最后是团结与包容的风气。阳明身后，其学说能够迅速流播，与他生前所促成的团结、包容风气相关。尽管弟子各自的为学主张、教学风格不同，但彼此之间经常“易子而教”，转益多师，求同存异。如王艮的长子王衣就受教于江右王门的魏良政，次子王襞师事浙中王门的王畿、钱德洪。三子王褆师事王畿。对于被正统儒者视为“异端”的佛教、道教，也多持有包容态度。阳明本人就有修习道教功法的经验，王畿、王艮这“二王”的教法更被时人视为是禅宗，他们都能本着儒家的基本立场，以身心受用为原则，大胆吸纳佛道二教的生命智慧为己所用，成一家之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妇辈都信奉佛教，得到他们的肯定。像泰州学派的罗汝芳（1515—1588），据他自述，其幼年的启蒙师即是母亲，教他《小学》《孝经》《论语》《孟子》，罗母晚年“日惟瞑目静坐”，达到“性地圆彻”“此际此心空空洞洞”的证悟体验，她临终前自知归期，妥当安排后事，坦然地端坐而逝，这样的行谊颇契合阳明学主张人要自身面对生存、超越生死的期许，让罗汝芳非常敬服。而王畿的夫人张氏则虔信佛教，日常诵经祝祷，还与王畿探讨佛学与阳明学之异同，夫妇俩更像是志同道合的学侣。像这样多元信仰并存的家庭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应该是普遍的现象，对于今日处在国际化、多元化时代的现代人来说，特别是在如何处理家庭观念冲突、做好家庭团体建设等问题上，也是很好的示范。
家训，又称庭训、庭诰、家戒、家范、家法。根据林庆《家训的起源和功能》一文的定义，家训主要指古代父祖辈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训示教诲，此外也有夫妻间的嘱托、兄弟姐妹间的诫勉。
清代学者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曾把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视为我国家训之祖。这一论断在当代已遭到不少研究者的驳斥修正。事实上，家训在我国可能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在先秦典籍如《尚书》《诗经》《论语》等书中，均可找到不少训诫子弟，处理家庭问题的材料。到了两汉时期，更是有汉高祖刘邦《手敕太子书》、刘向《戒子益恩书》、蔡琶《女训》、匡衡《论正家疏》等专门的家训之作。这些篇章均不以“家训”命名，但内容实质已与家训一致。当然，最终确定家训作为一种专门著述门类地位的还是《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系、日常平易的文笔，为之后的家训创作树立了典范。宋代之后，随着新的宗族组织的普遍建立，中国家训的发展迎来高峰，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家训名作，如司马光《温公家范》、陆游《放翁家训》、叶梦得《石林家训》、袁采《袁氏世范》、朱熹《训子帖》，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张履祥《训子语》、张英《聪训斋语》、曾国藩《家书》，均出自宋代以下的名人，尤其是理学家之手。
梳理家训源流发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家训从来不是某种固定的、有明显形态特征的文体。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训诫杂言，只要以训诫子弟为文章的内容主体，均可称之为家训。刘欣《论宋代家训的文体表现》系统梳理了古代常被用来作为家训的文体，除诗歌之外，共得十三种，它们分别是：铭、诰、约、箴、规、戒、训、说、书、序、题跋、记、杂言。由于家训的这个特性，本书在选录阳明先生家训时一概以内容为准，不拘文体。附录部分的阳明弟子家训亦从此例。
本书凡例说明如下：
1. 本书正编选录王阳明重要的家训十四篇。由于阳明一生并未写作专著性质的家训，因此本书所选家训，多来自他写给家中子弟的书信。但是，并非这样的家信都是家训，我们只甄录其中具有训诲功能的部分，且尽量避免内容、意旨上的重复。因此本书专图典型，不求全面。
2. 本书附录阳明弟子家训十篇，其中王畿家训三篇，邹守益家训两篇，黄绾家训三篇，薛侃家训两篇。所以在阳明弟子中选取这几位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阳明关系亲近，曾亲身参与到王家子弟的教育活动中；另一方面，这四位本身都是阳明学的重镇，他们的家教理念与阳明一脉相承。阅读他们的家训，可加深对阳明家教思想的理解。
3. 每篇均分为“原文”“今译”“简注”“实践要点”四部分。附录以人物简介冠于各家家训之前。
4. 本书为普及读物，故书中所引原文，均就通行整理本中录出，以方便读者查阅检索。王阳明部分原文均录自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及束景南、查明昊辑编《王阳明全集补编》（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畿部分录自凤凰出版社《王畿集》；邹守益部分录自凤凰出版社《邹守益集》；黄绾部分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黄绾集》；薛侃部分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薛侃集》。若整理本中字词句读有错讹处，则径行改正，不出校记。王程强编著《王阳明家书》（台海出版社，2017年）一书收录了阳明先生的大部分书信，并加以释读，本书的注译部分参考了它的成果。
5. 注释力求简洁。对不常见字进行注音。遇到使用典故的地方，则将典故原文注出，并解释大意。
6. 译文以疏通文意为主，因此意译的地方比较多。读者若想了解具体疑难字词的意义，可参看注释。
7. 实践要点的写作方式相对灵活，或者是对正文内容进行材料补充，或者是对正文中某些重要的观点、现象进行阐释。但最重要的，还是结合近人案例和当前现实，探讨阳明学派家训对我们当今教育实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