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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之思想学术，阳明心学的勃兴实乃一“大事因缘”。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江门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1428—1500）倡“自得”之学于岭南，主张学宗自然、静养心体，一改程朱官学之旧习，启发明代学术“渐入精微”的新风气。姚江王阳明（1472—1529）继之而起，揭“致良知”之教，直称“圣人之学，心学也”（《王阳明全集》），自此“心学”大明，风靡大江南北。一方面，这场发端于陈白沙、大成于王白沙的“道学革新运动”（嵇文甫语）极大地撼动了明代官方意识形态，加深了儒学与佛道二教之间的渗透与融摄，进一步推动了“三教汇通”的思潮，深刻地改变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格局。阳明心学因获得官方认同而俨然成为中晚明的主流思想，风行草偃般地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心学内部尤其是王阳明门下也与很多门派传承一样，“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虽然门人弟子共同标榜圣学，但宗旨迭出，异说纷呈，塑造出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晚明思想史面貌。“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在这些“光彩纷披的明霞”中，有一道特别引人瞩目，就是作为阳明后学而又汇通三教的袁了凡。
袁了凡（1533—1606）初名袁表，后改名袁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因“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故改号了凡，世称了凡先生。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生于浙江嘉善魏塘，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二十年（1592）任河北宝坻知县，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值朝鲜“壬辰倭乱”，年届花甲的了凡以“军前赞画”身份入朝抗倭。因与都督李如松意见不合，不逾年即遭削籍，返乡后定居吴江赵田。了凡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及教子，并致力于慈善活动，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去世。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被追赠为“尚宝司少卿”。
了凡出身于诗礼相传的“文献世家”，其曾祖袁颢、祖父袁祥、父亲袁仁三代都有诠释解析儒家“五经”的论著传世，他本人更延续了家学传统，撰有《袁氏易传》《毛诗袁笺》《尚书大旨》《春秋义例全书》《四书疏意》《四书删正》等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据史料记载，了凡自幼聪颖，“好奇尚博，四方游学，学书于文衡山，学文于唐荆川、薛方山，学道于王龙溪、罗近溪”，于“河洛、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钤、赋役、屯田、马政及太乙、岐黄、奇门、六壬、勾股、堪舆、星命之学，靡不洞悉原委”，足见其博采精择、学无常师。他的一生，历经了“六应秋试（乡试）”又“六上春官（会试）”的漫长举业生涯，走的是一条由“儒生”而“儒士”、由“儒士”而“儒吏”、由“儒吏”而“乡绅”的典型儒家士大夫道路。
在时人殷迈（1512—1577）的眼中，了凡是一位“博洽淹贯之儒”（《袁了凡文集》）；晚明刘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学儒者也”（《刘子全书》）；在明末清初的朱鹤龄（1606—1683）看来，他是汇通三教的“通儒”（《愚庵小集》）；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传》中，在具有居士身份的彭绍升（1740—1796）笔下，了凡俨然成为一位“真诚恳挚”“以祸福因果导人”的虔诚佛教居士。诚然，由于家庭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学术兴趣，了凡身上带有较为浓厚的儒释道三教汇通色彩，其晚年居家修持，亦确有“了凡居士”之名；但是倘若认真考察他的生命轨迹，了解他“六应秋试”又“六上春官”的科举生涯，知晓他曾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身份“调护诸军”出征朝鲜，并“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俘其先锋将叶实”的历史，就会感知到民间社会习以为常的了凡形象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有失偏颇。居士仅是了凡的面相之一，他同时更是深得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真传的士大夫，是“上马杀贼、下马著书”的豪杰之士。
提起了凡之名，大多数人便会很自然地想到《了凡四训》一书。该书作为中国传统善书经典，借助于佛教寺庙、居士团体等民间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巨大。不可否认，《了凡四训》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佛教气息（当然亦蕴含儒、道二家思想元素），因果报应的思想尤其显著。随着此书的盛行，了凡的历史形象在数百年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由“儒者”到“佛教居士”的变迁过程。
四百多年来，《了凡四训》的盛行，使很多人误以为该书是了凡所作家训，乃至冠以“袁了凡训子书”或“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之名。事实上，了凡生前并无所谓《了凡四训》行世，该书也不是了凡家训，了凡写给其子袁天启（袁俨）的真正训子书乃是《训儿俗说》。
据考证，现存《了凡四训》四篇文字（“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确出自了凡手笔，但最初仅仅是散落于作者刊刻的《祈嗣真诠》《游艺塾文规》等著作中的文章片段，并未攒集成书，更无所谓“了凡四训”之名。首篇“立命之学”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了凡69岁时，收录于了凡所著《游艺塾文规》中。该书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刊行，在从事举业的士子群体内畅销一时。事实上，了凡晚年声名卓著，“立命之学”并不仅仅通过《游艺塾文规》流行，这一3000余字的文本甫一问世便受到关注，并以“立命文”“立命篇”“省身录”“阴骘录”等名目单独刻行。
周汝登（1547—1629）《东越证学录》卷七“立命文序”云：
万历辛丑之岁，腊尽雪深，客有持文一首过余者，乃槜李了凡袁公所自述其生平行善，因之超越数量，得增寿胤，揭之家庭以训厥子者。客曰：是宜梓行否耶？余曰：兹文于人大有利益，宜亟以行。……公于接引人，固有缘也，兹文之行，利益必广。
“万历辛丑之岁”，即“立命之学”所作当年——万历二十九（1601）。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于“立命之学”刊刻的史料记载。它同时透露了两层信息：其一，在“立命之学”写成的当年年末，就有人企图刊刻流通这一文本，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其二，作为当时著名儒者又是阳明后学的周汝登，对刊刻该文表示明确支持。
此外尚有其他佐证。钱希言，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有诗名，袁中郎盛赞其才，称“吴中后来俊才，名不及诸公，而才无出其右者”。其所作《狯园》成书时间有待考证，但其自序作于该书刊刻之时，署为“癸丑冬”（万历四十一年，1613）。该书第三卷“仙幻”载有“孔道人神算会禅师立命”一则，即是了凡所述“立命之学”的故事。该篇末尾云，“袁因著《省身录》示其家儿，竟以寿终于家”（《狯园》），由此可知，在了凡去世七年之后的1613年，“立命之学”以“省身录”之名已经广泛流传。
无论是“立命文”抑或“省身录”，以及“立命篇”“阴骘录”等诸版本，其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立命之学”这一3000余字的文本，亦即后来《了凡四训》四篇中的首篇。既然如此，那《了凡四训》最早成书于何时？该书另外三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情况又是怎样？
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考证，“了凡四训”之名始见于清初的《丹桂籍》。也就是说，直至了凡殁后，才有人将其编辑并以“了凡四训”之名刊行。四篇文字题目，除首篇“立命之学”外皆出自后人之手。《丹桂籍》版《袁了凡先生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在四篇文字中的写作时间最迟（万历二十九年，1601）；第二篇“积善之方”与第三篇“改过之法”写作的具体时间已难考证，但与万历十八年（1590，了凡58岁）夏付梓的了凡所著《祈嗣真诠》中的“改过第一”“积善第二”二篇内容基本一样（必须指出，无论“积善之方”抑或“积善第二”皆未载“古德十人”之例证）；第四篇“谦德之效”与“立命之学”一同于万历三十年（1602）刊行在《游艺塾文规》中，当时名为“谦虚利中”，所谓“利中”，即“有利于科举中试”之意，可见该篇原本是为修习举业的士子所作，这从篇末“今之习举业者……吾于举业亦云”（《袁了凡文集》）的表述亦可看出端倪。
也就是说，《了凡四训》是一部后人辑录了凡文字并刊刻流通的善书作品，在广泛流传后被以讹传讹地当成了凡家训。虽然这并不算是太大的问题，但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了凡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训？答案是肯定的。据曾为了凡之子袁天启（袁俨）主持冠礼的沈大奎记载：
公（了凡）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十月之吉，为其子行古冠礼，速余为宾。……既冠，峨然一丈夫子也。……厥明公（了凡）出《训儿俗说》相示，谛阅之……自古家庭之训，见于记籍者，未有若是之详且晰也。是岂公一家之训，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
作为“通家之好”，沈氏受邀主持了凡之子的“冠礼”仪式，得以见到《训儿俗说》这一真正的“家庭之训”。沈氏阅过之后，认为其博雅大方，巨细不遗，既详实又明晰。从了凡的角度而言，在其子“成人礼”的重要场合，将凝聚个人教子心血、伴随其子成长的家训展示出来显然是十分适宜的。
了凡所作《训儿俗说》共有八篇，分别为：“立志第一”“敦伦第二”“事师第三”“处众第四”“修业第五”“崇礼第六”“报本第七”“治家第八”。在沈氏看来：
首曰立志，植其根也；曰敦伦，曰崇礼，善其则也；曰报本，厚其所始也；曰尊师，曰处众，慎其所兴也；曰修业，曰治家，习其所有事业也。外而起居食息言语动静之常，内而性情志念好恶喜怒之则；上自祭祀宴享之仪，下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而贤士大夫之交际，小而仆从管库之使；令至于行立坐卧之繁，涕唾便溺之细，事无不言，言无不彻。
八篇文字前后衔接，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既“详”且“晰”，其逻辑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在书中，了凡以一位父亲的口吻训示其子，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既严肃而又亲切，既庄重而又和蔼，读之宛然如在目前，不愧为中国家训中的精品佳作，沈大奎称赞说“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确非虚誉。
至于了凡家训的成效，从其子袁天启（袁俨）的人生历程中可略窥一二。据记载：
袁俨，字若思，号素水，袁黄子。少承家学，博极群书，尤留心经济。性坦直，与人交谦和自下。天启五年（1625）成进士，授高要知县。七年（1627）夏西潦骤涨，城中水深三尺，死者无数，入秋淫雨不止。俨复勘亲赈，以劳瘁呕血卒于官，归梓时宦囊萧然。著有《抱膝斋漫笔》。
袁天启短短47年的生命历程中，其父了凡在其26岁去世，留给他的是一部《训儿俗说》。他取得了明朝科举道路的最高等级——“进士第”，出任广东高要知县。最终，他因为救灾而过于劳累，死在任上。史料中有关他的行状虽然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字里行间描绘的是一位呕心沥血、廉洁奉公的好官。即使以当今价值观来看，袁天启也不愧为一位忠于国家、奉献人民的清官廉吏。另据记载，袁天启有五个儿子，后世家族人才兴旺，绵延昌盛。
《训儿俗说》既然是了凡的训子之书，必然贯穿了凡家族一脉相承的家风、家教。要谈了凡的家风、家教，就不能离开袁氏家族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了凡父母之道德风范颇为时人推重，时人称“参坡（了凡之父袁仁）博学淳行，世罕其俦；李氏贤淑有识，磊磊有丈夫气”（《庭帏杂录》）。《庭帏杂录》一书是袁氏兄弟五人——袁衷、袁襄、袁裳、袁表（凡）、袁衮——对其父母日常言行的记述，由袁衷的表弟钱晓删定而成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了凡家世，深入分析这一文献，其父母的思想倾向、家风家教便会清晰细致地呈现出来。
袁仁在追溯其家学时说：“吾祖生吾父歧嶷秀颖，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习举业而授以五经义古义。”由此可知，尽管“不习举业”，但袁家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传承，即儒家经典——“五经”义理。这说明，在术倾向上，袁家仍然是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据包筠雅的研究，袁氏家学具有更倾向于“五经或六经而不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特点”（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事实的确如此袁家四代（袁颢、袁祥、袁仁、袁黄）都有关于儒家“五经”的著述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以儒家学说作为家学的士绅家庭并不鲜见，但受自宋以降的科举文化影响，对于儒家经典的关注焦点早已由“五经”转移到“四书”上来。袁家重“五经”而不重“四书”的家学传统，当与数代饱读诗书，修习儒家经典，却又遵从“不事举业”的祖训，长期游离于科举文化之外的情况有关。就此而论，一方面，“重五经”的为学倾向由其“隐居不仕”的家族传统所导致；另一方面，这一倾向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袁家不为“四书”所代表的官学（官方意识形态）窠臼所限，反而推动了袁氏家学向广博性和兼容性发展。袁仁的为学特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嘉善县志》载：
袁仁，字良贵，父祥、祖颢皆有经济学。仁于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法、水利之属，靡不谙习。……颢尝作《春秋传》三十卷，祥作《春秋或问》八卷以发其旨，仁作《针胡编》以阐之。
袁颢作《春秋传》，其子袁祥作“《春秋或问》八卷以发其旨”，其孙袁仁又“作《针胡编》以阐之”，反映出袁氏家族注重儒家“五经”的学风一脉相承。另外，“经济学”（经世济用之学）无疑是指儒家经典之外的实际学问，说明袁氏家学不囿于经典文本，而带有实用色彩。这一特色体现在袁仁身上，便如王畿所说，袁仁“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刑、水利之属，靡不涉其津涯，而姑寓情于医”（《王畿集》）。袁仁以儒为宗，同时悉心经济实学，对佛、道二教乃至九流各派都能广泛融摄，说明其学问根基在民间，学术倾向呈现兼收并蓄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袁家所在的嘉善，地处浙江与江苏边界，这一地区本是阳明心学勃兴之地，当时心学的传播已经呈现如火如荼的态势。作为饱读诗书的社会贤达，了凡之父袁仁与王艮、王畿等阳明门人都有深入交往，也曾在王艮的引荐下，登门向王阳明问学。在王阳明去世后，袁仁“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王畿集》），由此推断，他在学术思想上是倾向阳明心学的，或谓其为王门弟子也不为过。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学说可以用“内圣外王”四字进行简单概括。《大学》中所列“八条目”即是“内圣外王”之学由内而外的层层展开。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内圣之学，而“内圣”之学集中体现于“修身”，侧重于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提升。袁仁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其道德主义色彩尤为强烈。作为医者，他主张养德（养心）重于养身。据《袁氏丛书》卷十《重梓参坡先生一螺集》载：
昆山魏校疾，招仁。使者三至，弗往。谢曰：“君以心疾招，当咀嚼仁义、炮制礼乐，以畅君之精神。不然，十至无益也。”
可见，袁仁并非一介悬壶济世的普通医者，更俱以“仁义”教人的儒者之风。儒家一贯强调“义在利先”，在道德与功名、富贵的关系问题上，尤能看出袁仁的道德取向。他说：
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近世人家生子禀赋稍异，父母师友即以富贵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贵之外不复知功名为何物，况道德乎？……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弃其在我者，毋强其在天者。（《庭帷杂录》）
此为袁仁训子之言。一方面，他指出“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不排斥事功与富贵闻达；另一方面，强调“志于道德者为上”，主张“修德”为第一要事，对其子“非徒以富贵望”，同时秉承孔门“富贵在天”的教诲。
值得注意的是，袁仁相信积德可以获福，他曾说：
人有言：畸人硕士，身不容于时，名不显于世，郁其积而不得施，终于沦落而万分一不获自见者，岂天遗之乎？时已过矣，世已易矣，乃一旦其后之人勃兴焉，此必然之理，屡屡有征者也。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子孙其有兴焉者乎？（《庭帷杂录》）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源于儒家“五经”之首《易经》，后经佛道二教对报应的宣扬而进一步强化，在明代三教融合的社会氛围下，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子孙其有兴焉者乎”，即是袁仁对其子的期许与勉励，同时又是“积善余庆”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在这一观念下，了凡父母注重实践善举，逐渐形成积德行善之家风。据载：
远亲旧戚每来相访，吾母（李氏）必殷勤接纳，去则周之。贫者必程其所送之礼加数倍相酬，远者给以舟行路费，委曲周济，惟恐不逮。有胡氏、徐氏二姑，乃陶庄远亲，久已无服，其来尤数，待之尤厚，久留不厌也。刘光浦先生尝语四兄及余曰：众人皆趋势，汝家独怜贫。吾与汝父相交四十余年，每遇佳节则穷亲满座，此至美之风俗也。（《庭帷杂录》）
又载：
九月将寒，四嫂欲买棉，为纯帛之服以御寒。母（李氏）曰：“不可。三斤棉用银一两五钱，莫若止以银五钱买棉一斤，汝夫及汝冬衣皆以枲为骨，以棉覆之，足以御冬。余银一两买旧碎之衣浣濯补缀便可给贫者数人之用。恤穷济众是第一件好事，恨无力不能广施，但随事节省，尽可行仁。”（《庭帷杂录》）
明朝政府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但也重视正统宗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并对佛道二教加以保护和提倡。明代中期以后，佛道二教进一步世俗化、民间化，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家世代以医为业，而道教养生术本与医学密切相关，近代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曾指出：“医道与仙道，关系至为密切，凡学仙者，皆当知医。”（陈撄宁《道教与养生》）袁仁虽然以儒家经典为依归，但同时“雅彻玄禅之妙”，在思想上主张儒释道三教共存，坚决反对某些儒者以儒家本位的立场批判、排斥佛教的言论与行为。他说：
吾目中见毁佛辟教及拆僧房、僭寺基者，其子孙皆不振或有奇祸。碌碌者姑不论。昆山魏祭酒崇儒辟释，其居官毁六祖衣钵，居乡又拆寺兴书院，毕竟绝嗣。继之者亦绝。聂双江为苏州太守，以兴儒教、辟异端为己任，劝僧蓄发归农，一时诸名公如陆粲、顾存仁辈皆佃寺基。闻聂公无嗣，即有嗣当亦不振也。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然儒者也，然亦辟佛，近又拆庵为家庙。闻陆秀卿在岳州亦专毁淫祠而间及寺宇。论沈陆之醇肠硕行，虽百世子孙保之可也。论其毁法轻教，宁能无报乎？尔曹诚识之，吾不及见也。（《庭帷杂录》）
袁仁历数的辟佛人物，都是以儒者自居之士，且多为名公巨卿，如魏校（1483—1543）、聂豹（1487—1563）之流。他以这些人物为例，向其子灌输“毁法轻教，宁无报乎”的道理，表明他笃信佛教，深信因果报应之说。他又说：
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作《颜氏家训》，谆谆欲子孙崇正教，尊学问。宋吕蒙正晨起辄拜天祝曰：愿敬信三宝者生于吾家。不特其子公著为贤宰相，历代诸孙如居仁、祖谦辈皆闻人贤士。此所当法也。（《庭帷杂录》）
此处，袁仁又从因果报应的角度，举出颜之推、吕蒙正等前贤的案例，说明“敬信三宝”的功用。这一看法在当时的民间社会应当是习以为常的，也可以说，因果报应思想是明代民间信仰的一种基本形态。了凡之母李氏也笃信佛教，作为一位居家主妇，她更勤于念佛修持。据载：
母（李氏）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辍。问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尝闻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丽木，心必丽事。故日必有事焉。一提佛号，万妄俱息，终日持之，终日心常敛也。”（《庭帷杂录》）
佛教是明代民间社会的重要信仰，尤其是在江浙一带，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坚持念佛，原非奇事。袁母应当对佛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相较于中国社会世俗佛教信仰中强烈的功利趋向，以“收心”为目的念佛，显得更加纯粹，明显受到了凡之父袁仁的影响。
此外，受佛道二教影响，袁仁家庭之中时常显露出一种出世情怀。《庭帏杂录》载有了凡记述袁仁夫妻的一则对话：
癸卯除夕家宴，母问父曰：“今夜者今岁尽日也。人生世间，万事皆有尽日。每思及此，辄有凄然遗世之想。”父曰：“诚然。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亦喻其有尽也。须未至腊月三十日而预为整顿，庶免临期忙乱耳。”母问：“如何整顿？”父曰：“始乎收心，终乎见性。”予（了凡）初讲《孟子》，起对曰：“是学问之道也。”父颔之。（《庭帷杂录》）
了凡之母在年终岁末感慨人生有限、万事有尽。其父袁仁认同这一观念，并以“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加以解释。而他对“如何整顿”的回答则是“始乎收心，终乎见性”，带有很强的禅学色彩。年方十一岁的了凡，则以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附会之，亦颇见其家学特色。
袁仁临终诗云：
附赘乾坤七十年，
飘然今喜谢尘缘。
须知灵运终成佛，
焉识王乔不是仙？
身外幸无轩冕累，
世间漫有性真传。
云山千古成长往，
那管儿孙俗与贤。（《庭帷杂录》）
读此诗句，不难体会到作者洒落的胸怀和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以及对佛道二教出世理想的追求。
本书以《训儿俗说》为主体。如前所述，与由后人整理成书的《了凡四训》不同，《训儿俗说》是了凡训子之作，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家训。该书体系完备，内容详实，时人赞叹其“事无不言，言无不彻”，“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无论从形式抑或内容上看，都能感知这部家训的别具一格之处，它是了凡人生智慧的结晶，更是了凡训儿教子的心血之作，堪称中国历代家训中为数不多的精品典范，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值得现代人悉心研读并认真借鉴。明代著名的刻书世家“建阳余氏”于“万历乙巳”（1605）前后刊刻的《了凡杂著》中收入的《训儿俗说》，为现今所见最早的版本，本书《训儿俗说》即以此为底本整理标点，并加译注和“实践要点”。
为完整体现了凡家训的全貌及渊源，将《了凡四训》《庭帏杂录》标点整理，作为附录。
此外，为见证了凡一生行迹及其积德行善、改造命运的过程，又将本人整理的《袁了凡年表事略》附于后，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