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然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而真正的文化振兴,随着发展的深入,必然是由表及里,逐渐贴近文化的实质,即回到实践中,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生活观念、生命状态,乃至改变社会生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学院中的纸上谈兵,或是媒体上的自我作秀。这也已然为近年的发展进程所证实。
文化的传承,通常是在精英和民众两个层面上进行,前者通过经典研学和师弟传习而薪火相传,后者沉淀为社会价值观念、化为乡风民俗而代代相承。这两个层面是如何发生联系的,上层是如何向下层渗透的呢?中华文化悠久的家训传统,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子学人(文化精英)将经典的基本精神、个人习得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家训家规教育家族子弟,而其中有些家训,由于家族的兴旺发达和名人代出,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而得以向外传播,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而为人们代代传诵,其本身也具有经典的意味了。由本丛书原著者一长串响亮的名字可以看到,这些著作者本身是文化精英的代表人物,这使得家训一方面融入了经典的精神,一方面为了使年幼或文化根基不厚的子弟能够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家训通常将经典的语言转化为日常话语,也更注重实践的方便易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训是经典的通俗版本,换言之,家训是我们重新亲近经典的桥梁。
对于从小接受现代教育(某种模式的西式教育)的国人,经典通常显得艰深和难以接近(其中的原因,下文再作分析),而从家训入手,就亲切得多。家训不仅理论话语较少,更通俗易懂,还常结合身边的或历史上的事例启发劝导子弟,特别注重从培养良好的生活礼仪习惯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使得传统文化注重实践的本质凸显出来(当然经典也是在在处处都强调实践的,只是现代教育模式使得经典的实践本质很容易被遮蔽)。因此,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从家训入手,不失为一个可靠而方便的途径。
此外,很多人学习家训,或者让孩子读诵家训,是为了教育下一代,这是家训学习更直接的目的。年青一代的父母,越来越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当前的语境中,从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家庭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校教育的缺陷。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自从传统教育让位于西式学校教育(这个转变距今大约已有一百年)以来,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以培养完满人格为目的、德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被以知识技能教育为主的学校教育取代,因而不但在教育领域产生了诸多问题,并且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呼吁改革学校教育的同时,很多文化精英选择了加强家庭教育来做弥补,比如被称为“史上最强老爸”的梁启超自己开展以传统德育为主的家庭教育配合西式学校,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的家庭育》)。
本丛书即是基于以上两个需求,为有志于亲近经典和传统文化的人,为有意尝试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家庭教育、希望与儿女共同学习成长的朋友量身定做的。丛书精选了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家训著作,希望为他们提供切合实用的引导和帮助。
现代人读古书,概括说来,其难点有二:首先是由于文言文接触太少,不熟悉繁体字等原因,造成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不过通过查字典、借助注释等办法,这个困难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更大的障碍来自第二个难点,即由于文化的断层,教育目标、教育方式的重大转变,使得现代人对于古典教育、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隔阂,这种隔阂会反过来导致对语词的理解偏差或意义遮蔽。
试举一例。《论语》开篇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说’,通‘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字面意思很简单,翻译也不困难。但是,如何理解句子的真实含义,对于现代人却是一个考验。比如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很容易想当然地把这里的“学”等同于现代教育的“学习知识”,那么“习”就成了“复习功课”的意思,全句就理解为学习了新知识、新课程,要经常复习它——一直到现在,中小学在教这篇课文时,基本还是这么解释的。是这里有个疑问:我们每天复习功课,真的会很快乐吗?
对古典教育和传统文化有所理解的人,很容易看到,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解偏差。古人学习的目的跟现代教育不一样,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人的德行,成就一个人格完满、生命充盈的人,所以《论语》通篇都在讲“学”,却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在讲做人的道理、成就君子的方法。学习了这些道理和方法,不是为了记忆和考试,而是为了在生活实践中去运用、在运用时去体验,体验到了、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获得,真正的“得”即生命的充盈,这样才能开显出智慧,才能在生活中运用无穷(所以孟子说:学贵“自得”,自得才能“居之安”“资之深”,才能“取之左右逢其源”)。如此这般的“学习”,即是走出一条提升道德和生命境界的道路,到达一定生命境界高度的人就称之为君子、圣贤。养成这样的生命境界,是一切学问和事业的根本(因此《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的修身之学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学而时习之”的“习”,是实践、实习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通过跟从老师或读经典,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成为君子的方法,就要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时时)运用和体会,这样不断地实践就会使生命逐渐充实,由于生命的充实,自然会由内心生发喜悦,这种喜悦是生命本身产生的,不是外部给予的,因此说“不亦说乎”。
接下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共学,互相交流切磋,生命的喜悦会因生命间的互动和感应,得到加强并洋溢于外,称之为“乐”。
如果明白了学习是为了完满生命、自我成长,那么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会“人不知而不愠”。因为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得好成绩、找到好工作,或者得到别人的夸奖;由生命本身生发的快乐既然不是外部给予的,当然也是别人夺不走的,那么别人不理解你、不知道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快乐,自然也就不会感到郁闷(“人不知而不愠”)了。
以上的这种理解并非新创。从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到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集注》一直到清朝都是最权威和最流行的注本),这种解释一直占主流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代那么多专家学者对此视而不见呢?程树德曾一语道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见程先生撰于1940年代的《论语集释》)之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这三句话,是由于对古典教育、传统文化的根本宗旨不了解,或者不认同,导致在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先入为主,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现代观念去“曲解”古人。因此,若使经典和传统文化在今天重新发挥作用,首先需要站在古人的角度理解经典本身的主旨,为此,在诠释经典时,就需要在经典本身的义理与现代观念之间,有一个对照的意识,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哪些地方容易产生上述的理解偏差,有针对性地作出解释和引导。
基于以上认识,本丛书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首先,在每种书前冠以导读,对作者和成书背景做概括介绍,重点说明如何以实践为中心读这本书。
再者,在注释和白话翻译时尽量站在读者的立场,思考可能发生的遮蔽和误解,加以解释和引导。
第三,本丛书在形式上有一个新颖之处,即在每个段落或章节下增设“实践要点”环节,它的作用有三:一是说明段落或章节的主旨。尽量避免读者仅作知识性的理解,引导读者往生活实践方面体会和领悟。
二是进一步扫除遮蔽和误解,防止偏差。观念上的遮蔽和误解,往往先入为主比较顽固,仅仅靠“简注”和“译文”还是容易被忽略,或许读者因此又产生了新的疑惑,需要进一步解释和消除。比如,对于家训中的主要内容——忠孝——现代人往往从“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然地认为提倡忠孝就是等级压迫。从经典的本义来说,忠、孝在各自的语境中都包含一对关系,即君臣关系(可以涵盖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并且对关系的双方都有要求,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对双方都有要求,而不是仅仅对臣和子有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要求是“反求诸己”的,就是各自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对方,比如做君主的应该时时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仁(爱民),做大臣的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忠;做父亲的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慈,做儿子的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孝。(《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果只是要求对方做到,自己却不做,就完全背离了本义。如果我们不了解“一对关系”和“自我要求”这两点,就会发生误解。
再比如古人讲“夫妇有别”,现代人很容易理解成男女不平等。这里的“别”,是从男女的生理、心理差别出发,进而在社会分工和责任承担方面有所区别。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说,更不是人格的不平等。古人以乾坤二卦象征男女,乾卦的特质是刚健有为,坤卦的特征是宁顺贞静,乾德主动,坤德顺乾德而动;二者又是互补的关系,乾坤和谐,天地交感,才能生成万物。对应到夫妇关系上,做丈夫需要有担当精神,把握方向,但须动之以义,做出符合正义、顺应道理的选择,这样妻子才能顺之而动(“夫义妇听”),如果丈夫行为不合正义,怎能要求妻子盲目顺从呢?同时,坤德不仅仅是柔顺,还有“直方”的特点(《易经·坤·象》:“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做妻子也有正直端方、勇于承担的一面。在传统家庭中,如果丈夫比较昏暗懦弱,妻子或母亲往往默默支撑起整个家庭。总之,夫妇有别,也需要把握住“一对关系”和“自我要求”两个要点来理解。
除了以上所说首先需要理解经典的本义,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需要看到,经典和文化的本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可能发生偏离甚至扭曲。当一种文化或价值观转化为社会规范或民俗习惯,如果这期间缺少文化精英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社会规范和道德话语权很容易被权力所掌控,这时往往表现为,在一对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对自己缺少约束,而是单方面要求另一方,这时就背离了经典和文化本义,相应的历史阶段就进入了文化衰敝期。比如在清末,文化精神衰落,礼教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孔子的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调礼乐有其内在的精神,这个才是根本),成为了僵化和束缚人性的东西。五四时期的很大一部分人正是看到这种情况(比如鲁迅说“吃人的礼教”),而站到了批判传统的立场上。要知道,五四所批判的现象正是传统文化精神衰敝的结果,而非传统文化精神的正常表现;当代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只是沿袭前代人一些有具体语境的话语,其结果必然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正本清源,了解经典的本义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学习和运用其实践方法。
三是提示家训中的道理和方法如何在现代生活实践中应用。其中关键的地方是,由于古今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保持家训的精神和原则,而在具体运用时加以调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女子的自我修养,即所谓“女德”,随着一些有争议的社会事件的出现,现在这个词有点被污名化了。前面讲到,传统的道德讲究“反求诸己”,女德本来也是女子对道德修养的自我要求,并且与男子一方的自我要求(不妨称为“男德”)相配合,而不应是社会(或男方)强加给女子的束缚。在家训的解读时,首先需要依据上述经典和文化本义,对内容加以分析,如果家训本身存在僵化和偏差,应该予以辨明。其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具体实践的方式方法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现代女子走出家庭,大多数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社会职业,那么再完全照搬原来针对限于家庭角色的女子设置的条目,就不太适用了。具体如何调适,涉及具体内容时会有相应的解说和建议,但基本原则与“男德”是一样的,即把握“女德”和“女礼”的精神,调适德的运用和礼的条目。此即古人一面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语),一面说礼应该随时“损益”(见《论语·为政》)的意思。当然,如何调适的问题比较重大,“实践要点”中也只能提出编注者的个人意见,或者提供一个思路供读者参考。
综上所述,丛书的全部体例设置都围绕“实践”,有总括介绍、有具体分析,反复致意,不厌其详,其目的端在于针对根深蒂固的“现代习惯”,不断提醒,回到经典的本义和中华文化的根本。基于此,丛书的编写或可看做是文化复兴过程中,返本开新的一个具体实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此文化复兴由表及里之际,急需勇于担当、解行相应的仁人志士;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更是迫切需要一批深入经典、有真实体验又肯踏实做基础工作的人。丛书的启动,需要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编撰者,我深知实非易事。首先想到的是陈椰博士,陈博士生长于宗族祠堂多有保留、古风犹存的潮汕地区,对明清儒学深入民间、淳化乡里的效验有亲切的体会;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陈博士不但立即答应选编一本《王阳明家训》,还推荐了好几位同道。通过随后成立的这个写作团队,我了解到在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在读的和已毕业的)中间,有一拨有志于传统修身之学的朋友,我想,这和中山大学的学习氛围有关——五六年前,当时独学而少友的我惊喜地发现,中大有几位入修身之学的前辈老师已默默耕耘多年,这在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一批年轻的学人成长起来了。
郭海鹰博士负责搜集了家训名著名篇的全部书目,我与陈、郭等博士一起商量编选办法,决定以三种形式组成“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一、历史上已有成书的家训名著,如《颜氏家训》《温公家范》;二、在前人原有成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为更完善的版本,如《曾国藩家训》《吕留良家训》;三、新编家训,择取有重大影响的名家大儒家训类文章选编成书,如《王阳明家训》《王心斋家训》;四、历史上著名的单篇家训另外汇编成一册,名为《历代家训名篇》。考虑到丛书选目中有两种女德方面的名著,特别邀请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宋婕老师加盟,宋老师同样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出身,学养深厚且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弘扬。在丛书编撰的中期,又有从商界急流勇退、投身民间国学教育多年的邵逝夫先生,精研明清家训家风和浙西地方文化的张天杰博士的加盟,张博士及其友朋团队不仅补了《曾国藩家训》的缺,还带来了另外四种明清家训;至此丛书全部13册的内容和编撰者全部落实。丛书不仅顺利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选题立项,且有幸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并获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成果资助类项目—新闻出版)资助。
由于全体编撰者的和合发心,感召到诸多师友的鼎力相助,获致多方善缘的积极促成,“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顺应历史要求的一点尝试,编写团队勉力为之,但因为自身修养和能力所限,丛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当初的设想,于我心有惴惴焉。目前能做到的,只是自尽其心,把编撰和出版当做是自我学习的机会,一面希冀这套书给读者朋友提供一点帮助,能够使更多的人亲近传统文化,一面祈愿借助这个平台,与更多的同道建立联系,切磋交流,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贤才和著作的出现,做一颗铺路石。
刘海滨
2019年8月30日,己亥年八月初一
有明一代之思想学术,阳明心学的勃兴实乃一“大事因缘”。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江门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1428—1500)倡“自得”之学于岭南,主张学宗自然、静养心体,一改程朱官学之旧习,启发明代学术“渐入精微”的新风气。姚江王阳明(1472—1529)继之而起,揭“致良知”之教,直称“圣人之学,心学也”(《王阳明全集》),自此“心学”大明,风靡大江南北。一方面,这场发端于陈白沙、大成于王白沙的“道学革新运动”(嵇文甫语)极大地撼动了明代官方意识形态,加深了儒学与佛道二教之间的渗透与融摄,进一步推动了“三教汇通”的思潮,深刻地改变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格局。阳明心学因获得官方认同而俨然成为中晚明的主流思想,风行草偃般地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心学内部尤其是王阳明门下也与很多门派传承一样,“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虽然门人弟子共同标榜圣学,但宗旨迭出,异说纷呈,塑造出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晚明思想史面貌。“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在这些“光彩纷披的明霞”中,有一道特别引人瞩目,就是作为阳明后学而又汇通三教的袁了凡。
袁了凡(1533—1606)初名袁表,后改名袁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因“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故改号了凡,世称了凡先生。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生于浙江嘉善魏塘,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二十年(1592)任河北宝坻知县,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值朝鲜“壬辰倭乱”,年届花甲的了凡以“军前赞画”身份入朝抗倭。因与都督李如松意见不合,不逾年即遭削籍,返乡后定居吴江赵田。了凡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及教子,并致力于慈善活动,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去世。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被追赠为“尚宝司少卿”。
了凡出身于诗礼相传的“文献世家”,其曾祖袁颢、祖父袁祥、父亲袁仁三代都有诠释解析儒家“五经”的论著传世,他本人更延续了家学传统,撰有《袁氏易传》《毛诗袁笺》《尚书大旨》《春秋义例全书》《四书疏意》《四书删正》等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据史料记载,了凡自幼聪颖,“好奇尚博,四方游学,学书于文衡山,学文于唐荆川、薛方山,学道于王龙溪、罗近溪”,于“河洛、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钤、赋役、屯田、马政及太乙、岐黄、奇门、六壬、勾股、堪舆、星命之学,靡不洞悉原委”,足见其博采精择、学无常师。他的一生,历经了“六应秋试(乡试)”又“六上春官(会试)”的漫长举业生涯,走的是一条由“儒生”而“儒士”、由“儒士”而“儒吏”、由“儒吏”而“乡绅”的典型儒家士大夫道路。
在时人殷迈(1512—1577)的眼中,了凡是一位“博洽淹贯之儒”(《袁了凡文集》);晚明刘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学儒者也”(《刘子全书》);在明末清初的朱鹤龄(1606—1683)看来,他是汇通三教的“通儒”(《愚庵小集》);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传》中,在具有居士身份的彭绍升(1740—1796)笔下,了凡俨然成为一位“真诚恳挚”“以祸福因果导人”的虔诚佛教居士。诚然,由于家庭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学术兴趣,了凡身上带有较为浓厚的儒释道三教汇通色彩,其晚年居家修持,亦确有“了凡居士”之名;但是倘若认真考察他的生命轨迹,了解他“六应秋试”又“六上春官”的科举生涯,知晓他曾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身份“调护诸军”出征朝鲜,并“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俘其先锋将叶实”的历史,就会感知到民间社会习以为常的了凡形象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有失偏颇。居士仅是了凡的面相之一,他同时更是深得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真传的士大夫,是“上马杀贼、下马著书”的豪杰之士。
提起了凡之名,大多数人便会很自然地想到《了凡四训》一书。该书作为中国传统善书经典,借助于佛教寺庙、居士团体等民间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巨大。不可否认,《了凡四训》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佛教气息(当然亦蕴含儒、道二家思想元素),因果报应的思想尤其显著。随着此书的盛行,了凡的历史形象在数百年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由“儒者”到“佛教居士”的变迁过程。
四百多年来,《了凡四训》的盛行,使很多人误以为该书是了凡所作家训,乃至冠以“袁了凡训子书”或“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之名。事实上,了凡生前并无所谓《了凡四训》行世,该书也不是了凡家训,了凡写给其子袁天启(袁俨)的真正训子书乃是《训儿俗说》。
据考证,现存《了凡四训》四篇文字(“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确出自了凡手笔,但最初仅仅是散落于作者刊刻的《祈嗣真诠》《游艺塾文规》等著作中的文章片段,并未攒集成书,更无所谓“了凡四训”之名。首篇“立命之学”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了凡69岁时,收录于了凡所著《游艺塾文规》中。该书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刊行,在从事举业的士子群体内畅销一时。事实上,了凡晚年声名卓著,“立命之学”并不仅仅通过《游艺塾文规》流行,这一3000余字的文本甫一问世便受到关注,并以“立命文”“立命篇”“省身录”“阴骘录”等名目单独刻行。
周汝登(1547—1629)《东越证学录》卷七“立命文序”云:
万历辛丑之岁,腊尽雪深,客有持文一首过余者,乃槜李了凡袁公所自述其生平行善,因之超越数量,得增寿胤,揭之家庭以训厥子者。客曰:是宜梓行否耶?余曰:兹文于人大有利益,宜亟以行。……公于接引人,固有缘也,兹文之行,利益必广。
“万历辛丑之岁”,即“立命之学”所作当年——万历二十九(1601)。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于“立命之学”刊刻的史料记载。它同时透露了两层信息:其一,在“立命之学”写成的当年年末,就有人企图刊刻流通这一文本,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其二,作为当时著名儒者又是阳明后学的周汝登,对刊刻该文表示明确支持。
此外尚有其他佐证。钱希言,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有诗名,袁中郎盛赞其才,称“吴中后来俊才,名不及诸公,而才无出其右者”。其所作《狯园》成书时间有待考证,但其自序作于该书刊刻之时,署为“癸丑冬”(万历四十一年,1613)。该书第三卷“仙幻”载有“孔道人神算会禅师立命”一则,即是了凡所述“立命之学”的故事。该篇末尾云,“袁因著《省身录》示其家儿,竟以寿终于家”(《狯园》),由此可知,在了凡去世七年之后的1613年,“立命之学”以“省身录”之名已经广泛流传。
无论是“立命文”抑或“省身录”,以及“立命篇”“阴骘录”等诸版本,其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立命之学”这一3000余字的文本,亦即后来《了凡四训》四篇中的首篇。既然如此,那《了凡四训》最早成书于何时?该书另外三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情况又是怎样?
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考证,“了凡四训”之名始见于清初的《丹桂籍》。也就是说,直至了凡殁后,才有人将其编辑并以“了凡四训”之名刊行。四篇文字题目,除首篇“立命之学”外皆出自后人之手。《丹桂籍》版《袁了凡先生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在四篇文字中的写作时间最迟(万历二十九年,1601);第二篇“积善之方”与第三篇“改过之法”写作的具体时间已难考证,但与万历十八年(1590,了凡58岁)夏付梓的了凡所著《祈嗣真诠》中的“改过第一”“积善第二”二篇内容基本一样(必须指出,无论“积善之方”抑或“积善第二”皆未载“古德十人”之例证);第四篇“谦德之效”与“立命之学”一同于万历三十年(1602)刊行在《游艺塾文规》中,当时名为“谦虚利中”,所谓“利中”,即“有利于科举中试”之意,可见该篇原本是为修习举业的士子所作,这从篇末“今之习举业者……吾于举业亦云”(《袁了凡文集》)的表述亦可看出端倪。
也就是说,《了凡四训》是一部后人辑录了凡文字并刊刻流通的善书作品,在广泛流传后被以讹传讹地当成了凡家训。虽然这并不算是太大的问题,但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了凡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训?答案是肯定的。据曾为了凡之子袁天启(袁俨)主持冠礼的沈大奎记载:
公(了凡)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十月之吉,为其子行古冠礼,速余为宾。……既冠,峨然一丈夫子也。……厥明公(了凡)出《训儿俗说》相示,谛阅之……自古家庭之训,见于记籍者,未有若是之详且晰也。是岂公一家之训,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
作为“通家之好”,沈氏受邀主持了凡之子的“冠礼”仪式,得以见到《训儿俗说》这一真正的“家庭之训”。沈氏阅过之后,认为其博雅大方,巨细不遗,既详实又明晰。从了凡的角度而言,在其子“成人礼”的重要场合,将凝聚个人教子心血、伴随其子成长的家训展示出来显然是十分适宜的。
了凡所作《训儿俗说》共有八篇,分别为:“立志第一”“敦伦第二”“事师第三”“处众第四”“修业第五”“崇礼第六”“报本第七”“治家第八”。在沈氏看来:
首曰立志,植其根也;曰敦伦,曰崇礼,善其则也;曰报本,厚其所始也;曰尊师,曰处众,慎其所兴也;曰修业,曰治家,习其所有事业也。外而起居食息言语动静之常,内而性情志念好恶喜怒之则;上自祭祀宴享之仪,下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而贤士大夫之交际,小而仆从管库之使;令至于行立坐卧之繁,涕唾便溺之细,事无不言,言无不彻。
八篇文字前后衔接,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既“详”且“晰”,其逻辑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在书中,了凡以一位父亲的口吻训示其子,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既严肃而又亲切,既庄重而又和蔼,读之宛然如在目前,不愧为中国家训中的精品佳作,沈大奎称赞说“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确非虚誉。
至于了凡家训的成效,从其子袁天启(袁俨)的人生历程中可略窥一二。据记载:
袁俨,字若思,号素水,袁黄子。少承家学,博极群书,尤留心经济。性坦直,与人交谦和自下。天启五年(1625)成进士,授高要知县。七年(1627)夏西潦骤涨,城中水深三尺,死者无数,入秋淫雨不止。俨复勘亲赈,以劳瘁呕血卒于官,归梓时宦囊萧然。著有《抱膝斋漫笔》。
袁天启短短47年的生命历程中,其父了凡在其26岁去世,留给他的是一部《训儿俗说》。他取得了明朝科举道路的最高等级——“进士第”,出任广东高要知县。最终,他因为救灾而过于劳累,死在任上。史料中有关他的行状虽然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字里行间描绘的是一位呕心沥血、廉洁奉公的好官。即使以当今价值观来看,袁天启也不愧为一位忠于国家、奉献人民的清官廉吏。另据记载,袁天启有五个儿子,后世家族人才兴旺,绵延昌盛。
《训儿俗说》既然是了凡的训子之书,必然贯穿了凡家族一脉相承的家风、家教。要谈了凡的家风、家教,就不能离开袁氏家族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了凡父母之道德风范颇为时人推重,时人称“参坡(了凡之父袁仁)博学淳行,世罕其俦;李氏贤淑有识,磊磊有丈夫气”(《庭帏杂录》)。《庭帏杂录》一书是袁氏兄弟五人——袁衷、袁襄、袁裳、袁表(凡)、袁衮——对其父母日常言行的记述,由袁衷的表弟钱晓删定而成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了凡家世,深入分析这一文献,其父母的思想倾向、家风家教便会清晰细致地呈现出来。
袁仁在追溯其家学时说:“吾祖生吾父歧嶷秀颖,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习举业而授以五经义古义。”由此可知,尽管“不习举业”,但袁家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传承,即儒家经典——“五经”义理。这说明,在术倾向上,袁家仍然是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据包筠雅的研究,袁氏家学具有更倾向于“五经或六经而不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特点”(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事实的确如此袁家四代(袁颢、袁祥、袁仁、袁黄)都有关于儒家“五经”的著述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以儒家学说作为家学的士绅家庭并不鲜见,但受自宋以降的科举文化影响,对于儒家经典的关注焦点早已由“五经”转移到“四书”上来。袁家重“五经”而不重“四书”的家学传统,当与数代饱读诗书,修习儒家经典,却又遵从“不事举业”的祖训,长期游离于科举文化之外的情况有关。就此而论,一方面,“重五经”的为学倾向由其“隐居不仕”的家族传统所导致;另一方面,这一倾向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袁家不为“四书”所代表的官学(官方意识形态)窠臼所限,反而推动了袁氏家学向广博性和兼容性发展。袁仁的为学特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嘉善县志》载:
袁仁,字良贵,父祥、祖颢皆有经济学。仁于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法、水利之属,靡不谙习。……颢尝作《春秋传》三十卷,祥作《春秋或问》八卷以发其旨,仁作《针胡编》以阐之。
袁颢作《春秋传》,其子袁祥作“《春秋或问》八卷以发其旨”,其孙袁仁又“作《针胡编》以阐之”,反映出袁氏家族注重儒家“五经”的学风一脉相承。另外,“经济学”(经世济用之学)无疑是指儒家经典之外的实际学问,说明袁氏家学不囿于经典文本,而带有实用色彩。这一特色体现在袁仁身上,便如王畿所说,袁仁“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刑、水利之属,靡不涉其津涯,而姑寓情于医”(《王畿集》)。袁仁以儒为宗,同时悉心经济实学,对佛、道二教乃至九流各派都能广泛融摄,说明其学问根基在民间,学术倾向呈现兼收并蓄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袁家所在的嘉善,地处浙江与江苏边界,这一地区本是阳明心学勃兴之地,当时心学的传播已经呈现如火如荼的态势。作为饱读诗书的社会贤达,了凡之父袁仁与王艮、王畿等阳明门人都有深入交往,也曾在王艮的引荐下,登门向王阳明问学。在王阳明去世后,袁仁“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王畿集》),由此推断,他在学术思想上是倾向阳明心学的,或谓其为王门弟子也不为过。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学说可以用“内圣外王”四字进行简单概括。《大学》中所列“八条目”即是“内圣外王”之学由内而外的层层展开。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内圣之学,而“内圣”之学集中体现于“修身”,侧重于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提升。袁仁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其道德主义色彩尤为强烈。作为医者,他主张养德(养心)重于养身。据《袁氏丛书》卷十《重梓参坡先生一螺集》载:
昆山魏校疾,招仁。使者三至,弗往。谢曰:“君以心疾招,当咀嚼仁义、炮制礼乐,以畅君之精神。不然,十至无益也。”
可见,袁仁并非一介悬壶济世的普通医者,更俱以“仁义”教人的儒者之风。儒家一贯强调“义在利先”,在道德与功名、富贵的关系问题上,尤能看出袁仁的道德取向。他说:
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近世人家生子禀赋稍异,父母师友即以富贵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贵之外不复知功名为何物,况道德乎?……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弃其在我者,毋强其在天者。(《庭帷杂录》)
此为袁仁训子之言。一方面,他指出“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不排斥事功与富贵闻达;另一方面,强调“志于道德者为上”,主张“修德”为第一要事,对其子“非徒以富贵望”,同时秉承孔门“富贵在天”的教诲。
值得注意的是,袁仁相信积德可以获福,他曾说:
人有言:畸人硕士,身不容于时,名不显于世,郁其积而不得施,终于沦落而万分一不获自见者,岂天遗之乎?时已过矣,世已易矣,乃一旦其后之人勃兴焉,此必然之理,屡屡有征者也。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子孙其有兴焉者乎?(《庭帷杂录》)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源于儒家“五经”之首《易经》,后经佛道二教对报应的宣扬而进一步强化,在明代三教融合的社会氛围下,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子孙其有兴焉者乎”,即是袁仁对其子的期许与勉励,同时又是“积善余庆”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在这一观念下,了凡父母注重实践善举,逐渐形成积德行善之家风。据载:
远亲旧戚每来相访,吾母(李氏)必殷勤接纳,去则周之。贫者必程其所送之礼加数倍相酬,远者给以舟行路费,委曲周济,惟恐不逮。有胡氏、徐氏二姑,乃陶庄远亲,久已无服,其来尤数,待之尤厚,久留不厌也。刘光浦先生尝语四兄及余曰:众人皆趋势,汝家独怜贫。吾与汝父相交四十余年,每遇佳节则穷亲满座,此至美之风俗也。(《庭帷杂录》)
又载:
九月将寒,四嫂欲买棉,为纯帛之服以御寒。母(李氏)曰:“不可。三斤棉用银一两五钱,莫若止以银五钱买棉一斤,汝夫及汝冬衣皆以枲为骨,以棉覆之,足以御冬。余银一两买旧碎之衣浣濯补缀便可给贫者数人之用。恤穷济众是第一件好事,恨无力不能广施,但随事节省,尽可行仁。”(《庭帷杂录》)
明朝政府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但也重视正统宗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并对佛道二教加以保护和提倡。明代中期以后,佛道二教进一步世俗化、民间化,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家世代以医为业,而道教养生术本与医学密切相关,近代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曾指出:“医道与仙道,关系至为密切,凡学仙者,皆当知医。”(陈撄宁《道教与养生》)袁仁虽然以儒家经典为依归,但同时“雅彻玄禅之妙”,在思想上主张儒释道三教共存,坚决反对某些儒者以儒家本位的立场批判、排斥佛教的言论与行为。他说:
吾目中见毁佛辟教及拆僧房、僭寺基者,其子孙皆不振或有奇祸。碌碌者姑不论。昆山魏祭酒崇儒辟释,其居官毁六祖衣钵,居乡又拆寺兴书院,毕竟绝嗣。继之者亦绝。聂双江为苏州太守,以兴儒教、辟异端为己任,劝僧蓄发归农,一时诸名公如陆粲、顾存仁辈皆佃寺基。闻聂公无嗣,即有嗣当亦不振也。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然儒者也,然亦辟佛,近又拆庵为家庙。闻陆秀卿在岳州亦专毁淫祠而间及寺宇。论沈陆之醇肠硕行,虽百世子孙保之可也。论其毁法轻教,宁能无报乎?尔曹诚识之,吾不及见也。(《庭帷杂录》)
袁仁历数的辟佛人物,都是以儒者自居之士,且多为名公巨卿,如魏校(1483—1543)、聂豹(1487—1563)之流。他以这些人物为例,向其子灌输“毁法轻教,宁无报乎”的道理,表明他笃信佛教,深信因果报应之说。他又说:
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作《颜氏家训》,谆谆欲子孙崇正教,尊学问。宋吕蒙正晨起辄拜天祝曰:愿敬信三宝者生于吾家。不特其子公著为贤宰相,历代诸孙如居仁、祖谦辈皆闻人贤士。此所当法也。(《庭帷杂录》)
此处,袁仁又从因果报应的角度,举出颜之推、吕蒙正等前贤的案例,说明“敬信三宝”的功用。这一看法在当时的民间社会应当是习以为常的,也可以说,因果报应思想是明代民间信仰的一种基本形态。了凡之母李氏也笃信佛教,作为一位居家主妇,她更勤于念佛修持。据载:
母(李氏)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辍。问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尝闻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丽木,心必丽事。故日必有事焉。一提佛号,万妄俱息,终日持之,终日心常敛也。”(《庭帷杂录》)
佛教是明代民间社会的重要信仰,尤其是在江浙一带,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坚持念佛,原非奇事。袁母应当对佛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相较于中国社会世俗佛教信仰中强烈的功利趋向,以“收心”为目的念佛,显得更加纯粹,明显受到了凡之父袁仁的影响。
此外,受佛道二教影响,袁仁家庭之中时常显露出一种出世情怀。《庭帏杂录》载有了凡记述袁仁夫妻的一则对话:
癸卯除夕家宴,母问父曰:“今夜者今岁尽日也。人生世间,万事皆有尽日。每思及此,辄有凄然遗世之想。”父曰:“诚然。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亦喻其有尽也。须未至腊月三十日而预为整顿,庶免临期忙乱耳。”母问:“如何整顿?”父曰:“始乎收心,终乎见性。”予(了凡)初讲《孟子》,起对曰:“是学问之道也。”父颔之。(《庭帷杂录》)
了凡之母在年终岁末感慨人生有限、万事有尽。其父袁仁认同这一观念,并以“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加以解释。而他对“如何整顿”的回答则是“始乎收心,终乎见性”,带有很强的禅学色彩。年方十一岁的了凡,则以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附会之,亦颇见其家学特色。
袁仁临终诗云:
附赘乾坤七十年,
飘然今喜谢尘缘。
须知灵运终成佛,
焉识王乔不是仙?
身外幸无轩冕累,
世间漫有性真传。
云山千古成长往,
那管儿孙俗与贤。(《庭帷杂录》)
读此诗句,不难体会到作者洒落的胸怀和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以及对佛道二教出世理想的追求。
本书以《训儿俗说》为主体。如前所述,与由后人整理成书的《了凡四训》不同,《训儿俗说》是了凡训子之作,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家训。该书体系完备,内容详实,时人赞叹其“事无不言,言无不彻”,“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无论从形式抑或内容上看,都能感知这部家训的别具一格之处,它是了凡人生智慧的结晶,更是了凡训儿教子的心血之作,堪称中国历代家训中为数不多的精品典范,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值得现代人悉心研读并认真借鉴。明代著名的刻书世家“建阳余氏”于“万历乙巳”(1605)前后刊刻的《了凡杂著》中收入的《训儿俗说》,为现今所见最早的版本,本书《训儿俗说》即以此为底本整理标点,并加译注和“实践要点”。
为完整体现了凡家训的全貌及渊源,将《了凡四训》《庭帏杂录》标点整理,作为附录。
此外,为见证了凡一生行迹及其积德行善、改造命运的过程,又将本人整理的《袁了凡年表事略》附于后,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