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显而易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生活，我们都可以从“语文学”中学到很多的东西。为了正确理解一个文本，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像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下最大的功夫去收集、编排、比较和它相关的所有其他文本，替它重构出一个可靠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从而给它一个逻辑的、合理的解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抑或过度诠释，都与做学问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样，为了理解“他者”，并与他人共建和平与幸福，我们也必须将“他者”所发出的信息，放在属于它自己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分析，以正确地理解“他者”的本义，并以真正开明的心态，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如果跳不出“诠释学循环”，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永远将他人的文本，放在自己语境中来解释，那么这个世界必将充满冲突、战争和灾难。在今日这个世界，获取文本、信息并不难，但要自觉自愿地跳出“诠释学循环”却很难。人们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背景书”来阅读他人的文本，收集有关他人的信息常常是为了证实他们头脑中早已先入为主的有关他人观念的正确性。对与他们既定的观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他们可以像马可·波罗当年对中国的筷子一样熟视无睹。要打破这种“诠释学循环”，既需要道德勇气，但更需要“语文学”方法。一位现代的开明（tolerant）、博雅（liberal）君子一定是像Steinkellner先生一样，为学、为人皆深得“语文学”精髓，且身体力行的人。

中国的学术背离傅斯年先生积极倡导，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身体力行的“语文学”传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上述诸位先生今日复为学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们当年奉行的“语文学”传统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今天对他们顶礼膜拜的后生学者们的理解、欣赏和继承。这些偶像人物的学术和人生之所以成为传奇，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正好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合拍，变成了后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学术和国际学术之“接轨”之所以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恐怕并不见得是我们不够“后现代”，缺少理论或“范式”，而是我们许多的学术著作离最基本的“语文学”标准都相差甚远。时常听人抱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不重视我们中国人的著作，殊不知，不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即使今天西方人依然非常重视日本学者的著作。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著作是不是水分太多？我们在解读古典文本时是不是有点太着眼于当下了？我敢说“语文学”基本素养的缺乏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最要命的缺陷。

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异常关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他人对自己的研究确有必要。可是，我们似乎迄今没有找到正确评价海外汉学著作的立场和标准。不少来自海外的庸常之作，到了我们这里却成了不世出的“扛鼎力作”，凸显出我们的无知和愚蠢。而当我们掌握了诸如“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批判的武器之后，原本色彩纷呈的海外汉学著作，一夜之间又黯然失色。显然肉麻的吹捧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都是非学术的做派。著名文化批评家Edward W. Said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西方政治和文学表述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对作为学术的“东方学研究”涉及不深。日后Said本人对西方学术界几百年来用“语文学”方法整理、研究东方的文献所取得的成果表达了极大的敬意，并视之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显然我们不可以因为沙畹、伯希和等杰出的汉学家曾经生活在殖民主义时代，甚至曾经为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服务过，就把他们那些用“语文学”方法研究、写成的、曾受到过傅斯年先生热情赞美，也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多启发的优秀作品的学术价值全盘否定掉。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少不遗余力地批判对包括汉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对阅读、理解东方的“文本”缺乏兴趣和能力，却非常热衷于阐述“主义”、建构“话语”，积极参与学术与政治的“宏大叙事”，以打倒过去几百年间树立起来的学术权威，思想今日“小子可取而代之也”。

不知今天是不是又到了“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时候了？或许中、西汉学家应该一起来响应Gumbrecht先生的号召，找回“学问之爱”，重归“语文学核心实践”，将“语文学”研究进行到底。作为一位佛教史学者，我愿意见贤思齐，向自己的学术偶像Steinkellner先生学习，并呼吁大家也都来做一回Steinkellner先生的忠实粉丝，不但把“语文学”作为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也将“语文学”开放、开明和多元的精神践行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倡导“语文学式地生活”。 MLUop0cSdX0UdIMFn7+0sbl4rgHngi0i4ZWqBde0aaRCB09yHou1honsUTlKZ1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