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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kellner前述对“语文学”的诠释，将本来只是作为一种学术的基本方法的“语文学”即刻升华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不但人们从事学术研究时必须践行语文学的核心实践，而且就是于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必须充分地实践和体现语文学的基本精神，或者说必须“语文学式地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对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Sheldon Pollock教授在他近年的一篇题为《语文学与自由》的讲演中，作了更为深刻和雄辩的发挥。他指出，语文学是运用诠释学、基于源语言以理解文本的一门学问，其地位等同于哲学或数学。若哲学强调思想的批判性自我反思，语文学则强调语言的批判性自我反思。若数学是解读自然的语言，语文学则是解读人类的语言。总之，语文学是一门跨越时空的学科，极具普遍性，其地位当不亚于哲学与数学。他还说：“在伦理层面上，语文学不再只单纯是一门学术性学科，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何阅读成就如何的你，那么，学习与众不同地阅读便意味着最终你能够学会如何变得与众不同。” [1] 于当今之世界，人之为人并不见得一定在于你读什么书，而更在乎你如何读书（you are not what you read, but you are how you read）。宣称只要人人多读书、读好书，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太平盛世就会来临，那不过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而更关键的是要让人学会如何来读书，即通过正确地阅读文本来理解现象本身的真实情状，理解现象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作为。而“语文学”则正是教人如何读书，或者如何生活的最基本的方法。
Pollock先生提出了“语文学的三个维度”，或者说“三个维度中的语文学”（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这样的说法，指出语文学作为让文本产生意义的一门学科，其自身即定位于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即这个文本的起源，它的被接受（认知）的传统，和它对眼下语文学家自己的主观性的参与等等。换言之，一个文本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或者说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和三种不同的文本真实（textual truths）。第一种是这个文本产生时的意义，或者说是它的作者赋予它的意义；第二种是此前的阅读者们赋予它的意义；而第三种则是语文学家此时此地从这个文本中所读出来的意义。语文学家若要真正读懂一个文本，并能说明白它的意义，就必须同时兼顾这个文本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所有意义。Pollock先生认为这种文本解释的多元化视野是实证上最丰富的、认知上最有益的、伦理上最公平的一种语文学。 [2]
图0-5 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学系教授Sheldon Pollock
Pollock先生认为，即使从其消极作用来看，历史主义的语文学也能够帮助我们约束消费性读者的骄傲自满，这些人只愿看到迎合他们的内容，其生活也尽是参照前人标准。而传统主义的语文学则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独白者的狭隘僵化，这类人认为含义只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只能为他们所掌握。当下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语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抵挡历史主义者的虚幻妄想，这类人坚信历史主义对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具有普适性，也拒绝认为他们能够—但实际上他们只能—根据自身经验来评判文本。而从语文学的积极功效来看，历史主义的语文学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天性、人类存在以及古往今来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也即是历史所呈现的多种多样的作为人类之方式。传统主义的语文学能够促进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人观点—通常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例如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并以此增进人类团结。现实主义的语文学则有助于描绘出我们的历史性以及我们与早先历史诠释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虚心接纳自身认知能力的短板，以及强化对于积极尝试之重要性的感知。
Pollock先生总结说：“关于真理，关于团结古今之他者，以及关于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自由。但我认为，在批判性语文学的领域，只有‘良好阅读’才能一以贯之地、立竿见影地教会我们这些。当我们学着解放语文学之时，我们同时也正在学习一种解放自我的方法。”若没有语文学，若我们不能语文学式地生活，那么，我们就断无自由可言！
[1] Sheldon Pollock, “Philology and Freedom, ” Philological Encounters ,No. 1, Brill, 2016, pp. 4—30.
[2] Sheldon Pollock, “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 ” 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 , Vol. 5, 4,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14, pp. 39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