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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前述那篇主题发言中，Steinkellner先生对语文学作了显然超越其所专精的佛教语文学之学术意义的介绍和诠释，更加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首先，他非常明确地界定“语文学”即是“文本研究”（the study of texts）。尽管“文本”的概念范围在过去几十年间扩展到了所有信息载体，但他仍坚持主张要从传统角度来理解“文本”，即“文本”是用固定书写工具写成的信息，它以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人，或使它能传之后世为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写作这个“文本”的目的是为了能让别人理解它，所以作为“文本”的信息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沟通。与其他非语言的交流形式相比，作为一个语言群体主要信息载体的“文本”，其内容可长期保存，甚至不受自然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即使它属于的那个语言群体消失了，这个文本所承载的信息还可继续存在下去，它或可出现在当代或未来的其他语言群体中。总而言之，“文本”是在人与人、社会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建立关系，甚或是人类互相联结的最重要的手段。一个“文本”是一种组织形式的核心，它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它能够帮助我们创建和平、和谐和幸福。
既然文本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研究“文本”的“语文学”即是锻炼理解这类用于沟通的信息的能力的一种努力。所有社会、国家都依赖理解信息而生存。所有社会从来都需要一批特殊的人才来完成这一任务，如记者、翻译、语文学家甚至间谍等。一个“文本”，就其时间、地点、语言和文化而言，与我们的距离越远，我们为理解它而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中，语文学家的工作不但十分有用，而且不可或缺。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不懈地努力去互相理解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的信息，那么暴力和灾难性的敌对显然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外一种选择了。
世界上常有人会对人类理解他人思想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因为根据“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理论，拘于自己的经验和概念背景，在开始解释他人的一种陈述时，我们身上带着的全部精神遗产使得我们只有能力在他人的陈述中理解我们自己以前早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对这种“诠释学循环”给跨文化的理解/误解造成的巨大影响，Umberto Eco先生曾以他的“背景书”理论作过形象的说明，他说：
我们人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来云游和探索这个世界的。这倒不是说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些书，而是说我们是带着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得来的、先入为主的对世界的观念来游历世界的。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出游时往往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背景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假定要发现的。这些“背景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不管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将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
图0-4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文艺批评家Umberto Eco（1932—2016）
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可怕的“诠释学循环”，使得马可·波罗在中国竟然没有看见长城，没有看到中国人喝茶、用筷子，中国女人裹小脚等，却找到了“约翰长老的王国”和“独角兽”这两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东西。Steinkellner先生承认这种“诠释学的循环”起初是不可避免的，但若认为这个循环无法被打破，则不但人类将无所作为，而且还是危险和不道德的。打破这个循环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语文学”的方法。
Steinkellner先生以他的专业知识解释说：试图理解他人的陈述时，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坚实的起点，但这个常规的事实并不强迫我们非得接受“知我所知”这样的格言不可，因为它有违直觉。我们可以将对一个句子或一个陈述的最初步的领会（preliminary comprehension）作为起点，然后将所有现存的文献一个接着一个、互有关联地放置于一个前后连贯的序列中。这个过程即将丰富和改进我们最初的领会，而每一个新出现的资料亦都将继续改善我们的初步领会。这个过程一直进行到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资料为止，然后我们可以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来总结我们的领会。如果以后有新的资料出现，后来者可以继续推进这个理解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此时的理解距离我们最初的领会已经很远。而我们还应该记住的是，语文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这个理解的过程可以在任何时候、由任何其他的研究者去紧跟和检验。
Steinkellner先生强调，否认人类具有理解他者的能力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社会伦理的，其结果会将人类的活动降低到只能跟随本性和欲望的程度。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人发出的语言符号中含有可能对我们有用或有利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停止了使用我们理解这些符号的能力，而它是我们作为社会生物自然进化至今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事实上，只有以这种理解能力为基础，人类才能理性地和对他人负责任地去行动，才能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存做出贡献。否则，连语言这一最重要的和社会活动中最必不可少的人类天赋也将变得毫无用处。
当然，即使以最佳方式理解他人，也不过是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取得和平、和谐与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本身还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要取得这种更高的社会能力，理解还须由一种开明的态度做伴。这种开明当然不是“虚假的开明”（false tolerance），而是“真正的开明”（true tolerance）。“虚假开明”指的是耐心地容忍，例如当我们相信他人的主张太不恰当或太愚蠢，故不必郑重理会时，我们常常表现出这种态度。或者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阻止或者改变这种愚昧时，我们姑且听之任之。而“真正的开明”指的是我们相信他人的观点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愿意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培养“真正的开明”的态度同样需要语文学方法的训练。这种开明以他人同样追求和平与和谐的理想为前提，而Steinkellner先生相信追求这种理想是人类常见和自然的状态，很少有人有意寻求一种充满动乱和争议的生活。世界上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与和谐的实现，必须依靠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明态度，换言之，开明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与和谐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如果我们想与他人联合，实现和平与和谐的共同目标，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他们的想法与动机，了解他们的思想史背景，承认他们特定的价值观、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哪怕我们并不认同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保护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通常是真正的开明和尊重的表征。
最后，Steinkellner先生呼吁大家要将语文学当作一门新的“主导学科”（leading discipline）来重视。晚近学术界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像生物学和基因学等所谓主导学科上。不论这些生命科学对于人类的生存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类学科之进展带来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结果的绝对危险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去揭示与那些“主导学科”一样重要的语文学的种种优点。“理解他者”是许多人文学科赖以奠基的一门艺术，如果运用得当的话，这种艺术也将为和平与和谐做出重大的贡献。许多世纪以来，语文学不断地发展和改进各种理解他者的工具，已成为一门文化的技术。借助其各种传统、精致的理解“文本”的方法，语文学已经为完成在“跨文化能力”中教育我们这个世界的任务做好了异常充分的准备。对于那些正对世界和平、和谐与幸福肩负着最大责任的大国、强国而言，保护、鼓励和倡导理解“文本”的努力都是绝对必需的，不管这里所说的“文本”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作为“语文学”的核心，努力去理解“文本”可以成为在别无选择的社会生活中定位的一个方式。在不同的世界观、宗教和幸福观之间进行的解释性的对话将成功地为未来全球社会和平的形成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