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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logy，我习惯将它译为语文学，以前有语言学、言语学、语学、古典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日本学界普遍采用的译法）、小学、朴学等种种不同的译法。最早将这门西方学问在中国学界大力推介的应数傅斯年先生。他在“中研院”发起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的“语言研究”指的并不是主要研究语言表达之形式（the form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的linguistics，即“语言学”，而是同时研究语言表达之意义（meaning），将“语言学”和“文字［文学、文献］研究”（literary studies）结合起来的“语文学”（philology）。今天“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作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中研院”又另设“语言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区别开来，这或许说明“史语所”至今依然遵循傅先生当年建所时的宗旨，重视“语文学”研究。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宣言中，傅先生对“语文学”和将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必要性做了说明，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随着梵文的发现和研究，欧洲古典语言学在18、19世纪之交发展迅速，其中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研究最有成就，带动了其他语支的研究，导致研究语言流变、审音的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2. 西洋人利用“语文学”方法，解决了中国人不能解决的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所忽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所以，如果中国学是汉学，那么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就是虏学，而汉学之发达得借重虏学。
3. 中国人没有“语文学”这个工具，所以历代音韵学者审不了音，甚至弄不明白《切韵》，一切古音研究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人必须借助“语文学”这个工具，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研究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
傅先生的上述意见无疑对“史语所”的规划和引进“语文学”方法、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起过重大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傅先生当时提出这番意见的良苦用心，我们或当对西方“语文学”发展的源流和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状况有所了解。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给Philology找到一个大家认可的译名，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很难给Philology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有检讨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到底什么是Philology？Philology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hilologia，它由philo和logos两个词组成，前者意为“亲爱”、“喜爱”、“朋友”等，而后者意为“言语”、“语言表达”和“推论”等，合起来之大意为“学问之爱”、“文学［献］之爱”等。Philology最初表示的是一种对学问、文献，以及推理、讨论和争论的热爱，与热爱终极智慧的哲学（philosophos）相对应。不过，古希腊传统中这种宽泛的对“学问和文献之爱”（love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后来渐渐被专业化，专指对语言的历史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到了19世纪，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在欧洲学界兴起，渐渐成为Philology的主流。“历史语言学”也称“越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总括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词源学（etymology）、方言学（dialectology）、音韵学（phon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等，重视理解发音、音变规则（sound laws）和语言变化（language change）的研究。在欧洲的学术传统中，Philology有时是“历史语言学”的同义词。傅先生文中提到的研究语言流变、审音的比较语言学即指“历史语言学”，是故，中国老一辈学者亦多半称Philology为“历史语言学”。但确切地说，“历史语言学”只是Philology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分支而已，语文学的范畴远远超越语言学。除了上述这些语言学研究内容以外，Philology还应包括对语言的历史和文字［学］传统（literary tradition），以及对古典文献（ancient texts and documents）的研究。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研究，而“语文学”则是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即文本的研究。
傅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到的“欧洲古典语言学”实际上指的是“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它与“历史语言学”几乎就是同义语。“古典语文学”一开始是对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的语文学研究，以后扩展到对所有欧洲、非欧洲和东方古代语言的研究。16世纪初，欧洲语言学家发现了梵文和古代欧洲语言的相似性，于是推想所有语言可能都来自一种共同的祖先语言，即所谓“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这触发了古典语文学研究的热潮。“古典语文学”主要是一种“比较语言学研究”，重视各种语言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语言研究，而是要通过研究各种古典语言间的关系和各种异种语言来弄清古典文献的来源，并理解和解读这些古代文献。“古典语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欧美学术界有持久的影响力，多数名牌大学中曾经有过“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系和专业。
图0—2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傅斯年（1896—1950）
除了对语言变迁历史的研究之外，“语文学”格外重视对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指文本对勘和文本的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语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内容。所以，“语文学”特别注重文本的发现、编辑、整理和解释，遂有所谓“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之称。今天很多人将“语文学”径称为“文献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文本语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它起源于西方语文学家对《圣经》的研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语文学家们试图通过对存世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作比较研究，以重构《圣经》最本初的文本（读法）。这种以重构原始文本为目的的文献研究方法很快被应用于对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文本的研究之中，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这种“文本语文学”留下了一个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不衰的学术传统，即制作文本的“精（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一个“精（合）校本”旨在提供一种可靠的、重构的原始文本，要求作者将同一文本的所有存世稿本收集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其用作底本的那个文本的脚注中将各种稿本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差异之处一一标注出来，使读者能对整个稿本的面貌和流传情况有通盘的了解，从而对各种稿本间出现的歧异之处的正误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与这种“文本语文学”相伴随的还有一种被称为“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注重考证文本的来源、成书的时间和作者的身份等，旨在能将一个文本置于还原了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由于“语文学”关注的因素大多数与对一个文本的解释有关，所以在“语文学”和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之间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界线，二者最重视的都是如何正确地理解文本及这个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
19世纪，“语文学”是欧洲学术研究的主流，也是科学化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格说来，“语文学”是近代以来所有人文学科的源头。而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文本语文学”的研究，所以也被统称为“东方文本语文学”（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它的所有分支学科无非都是用“文本语文学”的方法，对某个特殊的地区、民族的文献、文本所进行的语文学式的研究。具体到汉学研究，19世纪后期正是汉学在欧洲学术机构中登堂入室，正式成为一门综合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和历史的现代专门学科的关键时刻。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跨学科的学问，汉学研究并没有自己特有的学术方法，汉学家不管是研究语言、文学、哲学，还是研究宗教、艺术和历史，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就是“文本语文学”。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观察，西方汉学家处理汉文古籍，对“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永远一筹莫展。但在中国的“四裔”问题上，即所谓“虏学”上，西方学者却游刃有余，中国学者反而束手无策。对此，中国杰出的语文学家、蒙元史研究大家韩儒林先生曾作过精辟的总结，他说：“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
由于近代中国受东、西方殖民侵略的威胁，中国学者曾对西北舆地之学和边疆史地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但由于缺乏对汉语以外诸民族语言的起码了解和缺少必要的“语文学”训练，他们的学术研究遭遇巨大的困难，其成就远远赶不上同时代的西方学者，更不用说要实现其学术救国的宏愿了。故傅先生说“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作者注，下同）君之译外国传，玉连（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
他提到的这些著作都是西方东方学家用“语文学”方法整理、研究汉文古籍和当时新发现的非汉语民族文字典籍的经典之作，他们开创的汉学研究新传统随即又被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发展到了极致。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风雨飘摇的时代，高瞻远瞩如傅先生者，不但关注中国学术的进步，而且同样关心学术的经世致用。因此，他不但重视汉学，而且也重视“虏学”，急切地要引进和推广西方的“语文学”研究方法，以改变中国学者在“虏学”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局面。傅先生本人深得“古典语文学”研究之精髓，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审音之学”实际上指的就是“古典语文学”所重视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而引进“古典语文学”的目的，正是要借助这个工具来解释中国古代语音规则，学习西南和中亚各种民族语言、文字，以解读古代汉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仅仅依靠中国传统的训诂等学术研究方法无法勘同的名物制度及其译名问题，从而真正读懂汉文古籍。
“语文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当时中国学术之进步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大师们在研究中国西北舆地、中西交通和汉文宗教、历史文献方面的成就之所以不但能够超越钱大昕这样杰出的乾嘉学术大师，而且还能与伯希和等世界汉学大家比肩，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但精熟汉文古籍，而且深得西方“语文学”之精髓，懂得如何会通中西学术，将汉学和“虏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处理古代汉文文献。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语文学”在当时一代中国学者中间深入人心。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个狭义的“语文学”方法来说，伯希和先生的亲传弟子韩儒林先生在研究西北民族历史中的审音勘同方面的成就无疑最为卓著，但就在历史的和语言的上下联系中重构、理解和解读文本这个广义的“语文学”方法而言，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优秀学者对此均奉行不违，因此他们能在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非凡的学术成就。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当民国那一代大师们远去之后，我们逐渐摈弃了“语文学”这个舶来的学术传统，中国学术遂与世界学术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