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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八九年前，读到日人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内心深感忧虑：大前所指出的低智商社会的种种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已然随处可见。例如，书中关于家庭教育状况的陈述：“认为学校老师教给自己子女的东西都是时代所需要的，而作为父母的自己则把子女外包给了学校，从而主动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
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出各种现实的理由，来“主动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然而，当我们的子女沦为无用、无知乃至无耻之人时，难道仅仅对学校教育进行义愤填膺的斥责和辱骂，就能够改变既定的事实了吗？学校教育固然重要，然而，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它所关注的终究只是一个阶段。相比而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所关注的则更为长久。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简单地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全都划归给学校呢？今天的我们，对于子女教育，是否需要重新认识呢？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反思之下，我们的社会又逐渐关注起家教，关注起家风的形成。而家训则是家教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于是，关于古人家训的研究成了一股新的风潮。这自然是好现象，纵然我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真正遵循古之家训施行家教，但最起码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应该承担起子女教育的责任。当然，也有少许负面的声音，比如：古之家训常常是以封建体制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宣扬愚忠、愚孝等思想，如此一来，是否会重新塑造我们子女的奴性呢？这种思考自然不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是应该引起我们正视的。但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并不是拒绝古之家训，而是如何对古之家训进行批判的接受，这即是孔子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可见孔子也不是提倡全面复古，而是对古时的遗教加以总结、批判、演化，最终成为适应于当世的教导。而我们在对《颜氏家训》作梳理时，所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态度。
作为流传至今的诸多家训之一，《颜氏家训》有着“古今家训之祖”的美誉。有人认为，荣获这样的美誉乃是因为其规模之大，然而，以我之见，则恐非如此。古之有家训遗留给后辈子孙的，数不胜数，然而切实对家风之形成、子孙之人格产生重大影响，并流传至今的家训却并不多见，而《颜氏家训》则为其中的佼佼者。自《颜氏家训》撰成而垂示后世起，颜氏子孙中，可谓人才辈出，其中尤为显明的，即有文冠一时之颜师古，忠烈感天之颜真卿、颜杲卿。家训之功，以至于此，诚为古今中外之所罕见者也。
不仅如此，颜氏后辈对《颜氏家训》的敬仰、遵从，又是其他家族的后辈们所无可比拟的，而一旦《家训》遗失，则千方百计笃意访求；一朝访得，又详加参互校订，以恢复其本来面貌，以遗后人。并将家族人才兴盛的缘由，全都归功于《家训》的教导；家族人才衰弱的原因，则归结于《家训》的失传。“是皆奕叶重光，联芳并美，颜氏于斯为盛。谓非《家训》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后，历宋而元，仕籍虽不乏，而彰显不逮前，岂非《家训》失传之故欤？”而一旦《家训》重新寻得，则又以为“天将复兴颜氏乎！”（颜广烈《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附录》）故知《颜氏家训》之中，自有其大义在。且诚如颜氏后人颜嗣慎所言：“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颜氏家训》既然能够对颜氏后代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也可以对其他家族、家庭产生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中选出优秀的部分，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之中，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家教、家风吗？正因如此，在家教极其没落的今天，对于《颜氏家训》，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从中发掘出适合于当代社会的训示，灵活运用到家庭教育之中，以重塑我们的家风。
然而，当今之世，学者们常常会依据自身的关注点而否定经典本来的真价值，我在拜读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的叙录时，便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毋庸置疑，王先生于《颜氏家训》的集解、点校之功，实为古今之最，不但前无古人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恐怕也少有来者可以与之比肩。然而，因为他所特有的价值观，经过层层推进，王先生终而否决了《颜氏家训》在训家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而将《颜氏家训》定义为“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于是，《颜氏家训》成了“研究南北诸史”“研究《汉书》”“研究《经典释文》”“研究《文心雕龙》”以及“治音韵学”“可供参考”的“历史数据”。我自然不能否定《颜氏家训》在以上领域的“历史数据”价值，然而，这样的研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难道《颜氏家训》中真的充斥着“庸俗的处世秘诀”（引号中皆为王先生语）？当真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采纳的家教思想？依我愚见，我们实在不可以如此将《颜氏家训》中的家教思想一笔抹杀。然而，因为王先生《集解》的巨大影响，导致以后诸多学者在研究《颜氏家训》时，大多将之视为一份文献资料，纵然是讨论其中的家教思想，也只是视作一套旧有的模式，而不敢明确转化为实践指导。可是，如此一来，《颜氏家训》的真价值也就被忽略了。
此次，我们受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先生之嘱，顺应当下重塑家风的风潮，对《颜氏家训》再作一番新的解读，以期为今日家风的塑造作出些许微薄的贡献，因而对《颜氏家训》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读。在研读之中，我发觉《颜氏家训》所述大多并非所谓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更非“庸人思想”，亦不是全然为封建粉饰太平的伪哲学。当然，鉴于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生存环境，其中少许思想确实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应该加以辨析和转化。总而言之，以我愚见，《颜氏家训》的正面价值远远超过其负面影响，而作者为了光大门楣、训示子孙所付出的苦心思虑，实在是当今诸多父母所无法体味的。鉴于此，我们将于本书中努力挖掘出其中有益于当代家教的部分，以期为当世家风的重塑提供引导和借鉴。
《颜氏家训》，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所撰。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享年六十。据《终制》篇，之推自称“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则知《家训》是他晚年所作。相传之推是复圣颜子的后裔，然而，他在《家训》文中并未提及，这或许是后世之人的讹传。当然，说他是旧鲁国颜氏的后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西晋末年，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着晋元帝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自此以后，世居建康（今南京）。后来，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又随着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于是，又举家迁居江陵（今属湖北）。他的父亲颜协曾为梁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府咨议参军，根据之推的自述，父亲死于他九岁之时。之推出生于江陵，垂髫换齿之年，“便蒙诱诲”，可谓家教极早。十二岁时，适逢萧绎讲解《庄》《老》，他也曾列为门生。然而，因为生性不喜欢道家学说，他便自行精研《礼记》《左传》，并且博览群书。他为学精进，终日不倦，学识就此大增。之推所作的文章典雅清秀，加上他才华横溢，深受萧绎赏识，也为当时的士大夫们所称道。由此可以推见，之推的一生应当可以顺顺利利，飞黄腾达。可是，根据他的自述，却发现他一生坎坷，曾多次沦为俘囚，历经生死磨难，倘若不是因为治学严谨、才能出色，加之深通世法而明哲保身，恐怕早已葬身于战乱之中了。之推不得大用于世，是一件可惜亦可悲的事，所以，于慎行先生说：“然余窃又以悲其不遇焉。以彼其材，毋论得游圣人之门，藉令遭统一之主，深谋朝廷，矩范当世，即汉世诸儒，何多让焉。然而播越戎马，羁旅秦、吴，朝绾一绂，夕更一绶，其志何悲也！”（《颜氏家训后叙》）然而，这也是之推的时运如此，又如何可以强求？
之推十九岁时，便被任为梁湘东王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当年，侯景攻进建康，次年将梁武帝萧衍活活饿死，立萧纲为傀儡皇帝。之推二十岁时，随梁湘东王世子萧方诸出镇郢州，次年，侯景攻陷郢州，之推与萧方诸全都被俘虏到了建康，这是之推首次成为囚俘。到了552年，梁军收复建康，侯景战败，湘东王萧绎被拥立为帝，在江陵即位，是为孝元帝。之推得以回到江陵，并被封为散骑侍郎，过了两年平静生活。然而，554年，西魏军又攻陷江陵，梁孝元帝被俘杀，之推再次沦为囚俘，被遣送至西魏。在西魏时，之推因为颇有文采，被大将军李穆赏识，还得到了一份代写书信的差事。然而，他一心想要南归，所以于556年举家冒险逃往北齐，准备借道北齐返回南梁，可是在北齐之时，他得知梁朝旧将陈霸先已废梁自立，顿时感到故国已然不复存在，于是断绝了南归的念头。此后，之推在北齐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这二十多年，是他一生相对安定的时期。因为他的才能，以及对世法的通达，先后担任过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郎等职。黄门郎一职当是之推一生“最为清显”者，所以，尽管《家训》完稿于晚年，那时他已经身入隋朝，被东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可他仍旧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之推在北齐官场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时常被嫉妒、陷害，甚至有招致杀身之祸的危险，而北齐的皇帝如高洋、高湛等又是杀人如儿戏的暴君，之推能够平安度过，显然是凭借他有一套出色的明哲保身的哲学。他也将这套哲学写进了《家训》。于今看来，或许会显得有些过于自保，然而，对于身处重重危险之中的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正确的指引呢！况且之推并没有鼓励他人去谄媚和迎奉，而是提倡为了忠孝、仁义，“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正因如此，颜氏后世，方才会出现忠烈若颜真卿、颜杲卿者。到了577年，北周灭了北齐，之推第三次沦为囚俘，被遣送至长安，当时他四十七岁。581年，杨广灭北周建立隋朝，入隋之后，之推又为太子杨勇召为学士。时至590年，之推为子孙们留下了一部《颜氏家训》而后逝世。
之推有三子，名为思鲁、愍楚、游秦。思鲁，表示思念祖籍琅琊临沂（临沂旧属鲁国）。愍楚，表示哀怜被灭掉的江陵（江陵原属楚地）。游秦，则表示出游于关中长安之意（长安旧属秦地）。由之推为诸子所取之名，亦可见他为人极重情义。
本部分对之推的生涯作了概略的陈述，用意自然不是为之作传，更不是为其粉饰，而是为了呈现他一生的境遇，进而指出他思想中明哲保身的部分（主要见于《省事》篇），实在是有着独特的背景和特殊的遭遇。后世多有因之推“一生而三化”（由梁转魏，一化；由魏转北齐，二化；由北齐转隋，三化）而诟病于他，动辄讥讽他为“世故”为“圆滑”，却忽略了南北朝时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现实，而那些身为帝主者，又大多视臣子为犬马、草芥，却反而要苛求为臣者死忠，这难道还不是愚忠吗？如果换位思考，用心去体味一下在之推所处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的难度，或许就不至于如此轻言了吧！试问一下：倘若是易时易地而处，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之推那样呢？以我之见，之推的过失，在于没有能够做到“无道则隐”，如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当然，南北朝时，纷争不已，战火纷飞，百姓涂炭，纵然是想要隐身而谋取太平，又如何能够呢？之推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为了家族考虑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终制》篇中，他表达了这一念想：“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
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既然如此，又何必过于苛责他呢！
家风的形成，自然在于家教。家风一旦形成，那就可以延续多世，这期间一旦出现卓越之人，便能够光大门楣。倘若如此，那就是整个家族的幸事，这也是祖先们的期望。而家训则是家教传承的载体，而且最好是形成文本。没有成文而单凭口口相传的家训，非常容易失传，纵然能够侥幸传下来，在传续的过程之中，也会因为口授而出现诸多谬误。所以，古时为人先祖者，大多愿意撰写家训以遗教于后代。
然而，家教的成功，实非易事。家训的撰写，更是不易。盖为人父母者，己身不正，而欲教养子女使之成人，实在是少有可能的。而家训中所记所述，如果不是自身所依循并践行的，却要垂示后代，那么，后代势必会以之为欺，斥之为妄，如此一来，又如何会遵从呢？更遑论塑造良好的家风？
返顾当世的家教，为人父母者大多要求、责备于子女，却不知道反求诸己，口口声声要子女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而自身的所作所为却是贪图小利、假公济私，乃至于勾心斗角、心怀不轨。子女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久而久之，自然会受到熏染，又如何还能够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呢？这就是上行下效。所以，应当知道家教的复兴、家风的养成，在乎父母，而不在于子女。
明白了这一点，自然也就明了之推的《家训》为何能够遗教于后代，且为颜氏世代奉为法度而不动摇了。实因之推所教给子孙的，全都是他自身所遵从的；之推所明示于《家训》中的，也全都是他自身所践行的。作为父亲，作为祖先，之推的一生，正是实践《家训》的最好榜样。要养成良好的家风，这或许是我们最应当深思的地方。
不但如此，之推在撰写《家训》时的用心也足以令人钦服。我们在研读《颜氏家训》时，深深叹服于之推的用心之密、用心之深、用心之良苦，也深深感受到他对颜氏家族的深情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经过反复思量、抉择，我想用七个字来表示《颜氏家训》的特征：广、细、精、慈、达、信、宜。
广，指《颜氏家训》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全面，从入胎、出生、启蒙教育，直至临终，全都有着相应的指示，其中涉及教育子女、兄友、弟悌、治家、风仪、节操、慕贤、劝学、属文、养生等近二十个方面。单就其所涉面的广泛而言，足可以称得上是家训之最。
细，若单单是广，并不可取，然而《颜氏家训》在所涉的诸多方面又全都能够条理清晰，对于该深入的方面，又悉皆作了细致的陈说。例如《风操》篇中对于种种避讳的陈说，极其细密。
精，广而细，已是不易，之推又能够对家教进行高度的提炼，对最易塑造家风的部分作了精准的阐述，如治家、风操、劝学、知足等。正因为他的所述极其精深，方可知此中所述全都是他亲身实践的心得，也方才能够激发后代们遵而从之。
慈，家训之撰，乃是为了垂示后人，自然离不开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然而，之推在《家训》中，则处处呈见他的一片慈心娓娓道来，令人读之倍感亲切。正因为他的慈心，对于他长篇累牍的教导，我们自然也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我想这也是颜氏子孙能够传续家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先祖的慈爱叮咛，而不是教训。
达，之于作文，《文章》篇中有甚多高见，足见之推乃是行家。然而，《家训》之文，却又不以词藻华丽为胜，而以辞达为准则。故而，之推行文，立论有理有据，所引典故、事例，悉皆为了准确传达主旨，绝不落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之推之《家训》，诚如是哉！
信，信乃愿、行的根基，所以，纵然是佛典，也要求习者先起信。实因不能生信，则无从发愿、笃行。而家训的意义，在于垂示后代，若是不能够取信于子孙后代，则纵有家训，也是空言。之推之取信于后代，甚是简单、直截：以己身为例。例如，我初读《书证》篇时，颇觉行文繁杂，而且有些啰嗦。然而，读之日久，方知之推的用心其实在于：以己身治学的严谨、细致，来指引后世子孙。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取信于后代子孙。
宜，家训的垂示，务必要利于施行，这就是我所说的宜。观乎诸多家训，明言警句随处可见，可是大多行文空泛而无从转化为行动。《颜氏家训》则绝无此病，或许少了些名言警句，然而，其中所言全都非常平实，作出的指示也详尽可行。如《勉学》篇，之于治学，可谓面面俱到，习者但能深究一番，自可明了为学的要则和方法。
有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于美化《颜氏家训》了呢？”我笑而答之：“你如果能够放下成见，心平气和，每天取《家训》中的一两章细细品读，自然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之推的《家训》，现今的通行本分为七卷二十篇。卷一五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卷二二篇：《风操》《慕贤》；卷三一篇：《勉学》；卷四三篇：《文章》《名实》《涉务》；卷五五篇：《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卷六一篇：《书证》；卷七三篇：《音辞》《杂艺》《终制》。今且概述各篇大要如下：
《序致》篇，序，序说；致，表达。顾名思义，序致即是以序说来表达目的。故知，之推在本篇中交代了撰著《家训》的目的。概言之，目的只有一个：“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了让子孙后代体味他的良苦用心，之推还以自己无教的一生作为前车之鉴（之推启蒙教育极早，可惜九岁时父母双亡，其后便再也无有家教），可谓情真意切。
《教子》篇，之推讲述了教育子女的相关问题。首先，强调教育子女当尽早，有条件者，当从胎教开始。无条件者，也当从小儿“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便加教诲。其次，强调教育子女应当严慈并举，当严时要严，不要吝惜“笞罚”（棍棒惩罚）；当慈时则慈，然而，虽然慈却不可以“简”（简慢而不拘礼节）。再次，强调对待子女应当平等，不可有所“偏宠”。最后，强调教育子女时，要注重子女的节操培养，切不可让他们沦为取悦、献媚于他人的人。
《兄弟》篇，讲述了兄弟相处之道。“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自“不能不相爱也”。可惜成年之后，“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常常会影响兄弟之情，所以，之推将妻子喻为风雨，不加预防则兄弟之情难以为继。兄弟不睦，则会有无穷后患，甚至于“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而无人救之。总之，本篇强调了兄友弟悌。其中述及娣姒（妯娌）多“疏薄”，且为“多争之地”，或有轻视女性之嫌，当有其时代原因，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女性朋友们似乎不必着急讨伐之，而是应当反观自身，是否对自己有借鉴作用。
《后娶》篇，所讨论的乃是妻子死后，是否要续弦再娶的问题。这在古时乃是大事，所以之推以专门的篇章作了明示。根据之推所言，他是不赞成续弦再娶的。
《治家》篇，讲述了治家之道。关于治家，总的纲领为：上行而下效，先行而后施。所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夫不义而妇不顺”。分而言之，则所涉甚广：治家要赏罚分明；治家要节俭，但又不可以吝啬；治家要勤劳，自给自足；治家不宜过严，也不宜过宽，过严则遭人忿恨，过宽则遭人欺瞒；治家要能急他人之所急而不悭吝；女子不可参与家政；治家不要迷信；等等。其后，之推又指出世人重男轻女，甚至将所生女婴遗弃，这是不应当的。并指出“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所以导致了“落索阿姑餐”（意谓婆婆吃饭都没人陪，冷冷清清）。并强调婚姻应当门当户对，尤其不可将儿女婚姻大事作为交易，用来谋求钱财。而借人典籍，应当爱惜；读古圣贤之书，应当心怀恭敬。本篇所涉内容虽然广泛，却极其富有现实意义，为人父母者应当皆能从中受到诸多的启发。
《风操》篇，风者，风仪；操者，节操。风操的本由，在于《礼经》（即《礼记》），但是因为残缺不全，加之世事变迁，故而“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由此可见，风操以礼仪为本，重在待人接物。首先，之推讲述了种种避讳的情况，指明避讳是必要的，但是也不可以太过拘泥。其次，讲述了于人于己的称谓，指出了古今的差异，强调不可取笑、轻贱他人。其中还指明了吊唁、待客之礼。再次，讲述了感慕先人所应秉持的方式和态度。复次，讲述了离别之仪。又次，讲述了对于亲属的称谓、名字的意义。又次，讲述了丧礼的相关事宜。最后，讲述了生日、为父求情、结义、待客等相关问题。由本篇可见，之推虽然关注细节，思维却绝不固执、僵化，常常能够将心比心、随时变易，诚智者也。
《慕贤》篇，慕贤即仰慕贤才。古时慕贤之风甚盛，今时之人则大多自以为是、目空一切，遑论仰慕贤才。然而，仰慕贤才便自然会亲近贤才，于此潜移默化之中成就自身。反之，倘若不能慕贤，则常与奉承之徒相处，久之则不知天高地厚，盲目自大。之推有言：“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又言：“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这全都是潜移默化的功效。所以，“君子必慎交游”。然而，“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所以，常常有贤才在眼前却不能认识，故而旧有“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而马祖道一大师感叹“得道莫还乡，还乡道不香”，全都因为如此。这也是实情，但在今天却更盛。所以，之推以亲身经历立言，指出为人应当知道敬重身边的贤才，勿要导致日后追悔莫及。最后，之推还指出慕贤还须任贤，贤才不得其用，或是身遭枉死，乃是家国的损失。以我愚见，慕贤之教，实为今世所亟需者。今世之人人相轻之风，实在是久矣！深矣！
《勉学》篇，顾名思义，此篇所讲旨在劝子孙后代学习。学习对于人的一生有塑造之功，所以，之推所述甚为详尽，所涉之面也颇为广泛。首先，之推讲述了勤学乃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而所学者则为《礼记》《左传》《诗经》《论语》等，而不学习者，大多终将自取其辱，纵然会因为父辈的庇护而拥有一时之富贵，可是一旦遭遇动乱，便会沦为无用之人。其次，之推指出“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所以笃劝子孙后代读书。之推虽不像后世之人所执持的那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也将读书视为最为可贵的技艺，“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再次，之推劝勉子孙后代要志存高远，向古人学习，而不应当向“亲戚有佳快者”学习。当然，之推也奉持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教诲，指出学习应当学无常师，转学多方，乃至于对“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者，举凡有才能的，全都可以视为师表，向他们求学。复次，之推指出“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所以，但凡有所学习，全都要能够转为内化，发为事业，而避免“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毛病。又次，之推重申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的教导，指明“学者，所以求益耳”，“以补不足也”，“行道以利世也”，并且以种树比拟学习：“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甚为形象。之推还对读了一点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的人进行了指责，认为“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又次，之推指出学习当趁早，因少年时记忆颇佳，年长后则所记易忘。当然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少时从学，则“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又次，之推指出了当时的诸多为学之病，如“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又如“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即很少坚持完成学业的），又如“相与专固，无所堪能”，又如“勤无益之事”以为能者，如对“仲尼居”三字，“即须两纸疏义”，又指出“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与此同时，之推还指出“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以为人”，而对子孙后代作了如下指引：“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博览与专精两者兼得），吾无间焉。”其后，之推又表示自身对于道家学说的排斥，而不愿子孙后代有学道家学说的。又次，之推讲述了学的重要性（其曰“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正见学之重要），并指出应当勤学，而不要因为谋取生存而荒废学业。最后，之推教导了几种学习方式：一、“切磋相起明”而不“师心自用”；二、“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三、要通字义，明训诂；四、“不可偏信”。《勉学》篇是《颜氏家训》中最长的篇章，涉及为学的方方面面，诸多指引对于我们今天为学仍然极为有益。
《文章》篇，讲述了为文的种种法度。之推的文学理论水平非常高超，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也如数家珍。而他对于文学的态度，则是“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或许是因为他对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而大多无有善终的现象深有体味：“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惜乎后世文人少有将之推这番话记在心中的，所以，文人相轻之习气至今未减。）同时，之推对文人如陈琳、扬雄等变节之举也甚为鄙视。其后，之推表达了他对文章的要求：“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而对于当时为文“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风气，他也表示了自身的不满，希望能够有“盛才重誉”者来“改革体裁”。之推对古今之文的优劣了如指掌。关于作文，他较为认同沈约的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他还谈到了文章的禁忌，以及代人为文、作挽歌辞等的法度。还强调了典故的运用需要慎重，涉及地理时也应当准确。最后，他还列举了一些他认为较为优秀的文人和诗句。我读了《文章》篇之后，深深感受到之推自身是全然遵循着此中的为文法度的。
《名实》篇，名实即名副其实的略写。在本篇中，之推指出为人切不可窃名，窃来的虚名终究会败坏，终而自取其辱。正因如此，他强调名实：“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而反对“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认为这种行为“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而一个人要立名，则应当为自己留有余地，若无余地，则“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之推对于那些“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有了清廉的名声之后就开始聚敛财富，有了显耀的信誉之后就开始失信于人）的人，深为不屑，认为这就是窃名。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名教”，之推的答案是：“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当然，之推也指出“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可见，尽管他强调名要符其实，但是更希望自家的儿孙们能够成为“忘名”的上士。
《涉务》篇，涉务即致力于事务。自古以来，务虚之人多，而务实之人少。之推有感于此，故而希望自家的子孙能够成为务实之人。所以，他上来便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同时举出六种人才：1.朝廷之臣；2.文史之臣；3.军旅之臣；4.藩屏之臣；5.使命之臣；6.兴造之臣。接下来，他指责了那些口若悬河而“多无堪用”之人。
《省事》篇，省事即毋多事，俗有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篇大旨，同于此。在此篇中，之推建议人专心做好某一件事，并对那些上书陈事之人作出批评，认为他们“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出卖忠心求取官位，出卖言论求取俸禄），纵使“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财，终陷不测之诛”。很多人抓住此点批评之推为圆滑世故，却忽略了他此后所说的“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其后，之推又指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而切不可“须求趋竞”，更不可行“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用财物贿赂依附于外戚权贵，通过宫中受宠的妃妾为自己谋求）的羞耻行为。对于“凡损于物”之事，“皆无与焉”；对于当行之正义之事，却又勇于担当。如此便是之推的省事，究其实，他的省事原则乃是“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止足》篇，止足即知止知足，而绝不贪得无厌。之推引《礼记》之言（“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指出“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并明示子孙后代“谦虚冲损，可以免害”，而“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又何必汲汲于谋求财富呢？同时，指示做官当“处在中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消极，然而，世间又何尝不是四处都充斥着求不得苦呢？
《诫兵》篇，因为颜氏自古以来“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所以，之推告诫子孙不要轻易习武带兵，而是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当然，之推也希望子孙中能够有“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而“为主尽规以谋社稷”的君子，然而，若是无有这方面的才能，则不必强求。
《养生》篇，讲述了对待养生的态度。首先，之推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子孙后代学道以求长生。其次，他强调了“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而避祸首要在于勿傲物、勿贪溺。最后，强调了“夫生不可不惜”，却也“不可苟惜”，若是“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则“君子不咎也”。正因如此，颜氏后人中才会出现忠烈如颜真卿、颜杲卿兄弟者。
《归心》篇，归心，即归心于佛。此篇中，之推讲述了颜氏世代归心于佛，并针对世俗对佛教的五种诽谤一一作了辩解。由于时代的原因，之推对于佛法并无究竟圆融的理解，不过他的目的是在于让子孙后代对佛教生信，作为家训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无可厚非。然而，之推以佛法“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仍有未能明了的地方。
《书证》篇，之推记录了他自身所作的种种训诂和考证，展现了他卓绝的才力和严谨的态度。以我之见，之推撰写此篇的目的有二：一、指出当时流行的一些误解，以免文士闹笑话；二、以身作则，传示治学应当秉持严谨的态度。
《音辞》篇，之推记录了音韵方面的一些内容，目的很简单：指示子孙掌握一定的音训常识，以免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
《杂艺》篇，之推谈了他对于种种艺术如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方、琴瑟等的态度，概而言之，他认为这一切可以有所了解，用以“消愁释愦”，但不要专门从事其中的某一类。
《终制》篇，乍读此篇，甚似遗嘱，之推先是概要地自述了一生，又追悔未能安置好亡父亡母的葬事，终而对自己的葬事作了交待。再三阅读后，方知之推是在垂示后代毋要斤斤计较于葬事，而是应当“以传业扬名为务”，这是符合《孝经》教导的。由此亦可见之推对子孙后代的期望和慈爱。
《颜氏家训》二十篇，看似杂乱繁芜，其实一以贯之，皆以指引子孙后代立身扬名为本。其中虽看似有一些消极、退让之教，其实亦是以退为进，且绝不以人格的丧失作为代价。遵循之推的教诲，或不足以成为“修己以安人”的仁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圣人，然而，成为一名“修己以敬”的贤人君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经由贤人向上一转，则成仁入圣也并非没有可能。
时至今日，世风大变，我们又该如何运用《颜氏家训》来塑造家风呢？这才是最最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前面，我曾经提到“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大原则，此处，我想再提供一些更为具体的建议：
其一，应当剔除《颜氏家训》的家族意识，将之视为天下人教育子女的共通法则，概言之，这乃是天下人家所共有的家训。一旦能够这样来看待，就可以消除一种异姓的隔阂感。
其二，认识到作为父母，应该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担负起这一责任之后，自然会对《颜氏家训》中的诸多教导产生兴趣，而不再将之视为一本闲书。
其三，自身先行学习和履行《颜氏家训》的指导，这是最难的一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家教的成功，取决于父母，唯有父母不断成长，才能更好地教导子女。
其四，从《颜氏家训》中选出最易施行的部分，一点一滴地开始施行于自己的家庭之中，施行的过程中务必注重身教和言教相结合。
其五，从《颜氏家训》中选出那些注重节操、人格塑造的部分，指引我们的孩子一步一步超越世俗，养成不凡的气质，终而成为独立不惧的君子。
当然，根据选题要求，在对《颜氏家训》的原文作出注释之后，我们还逐段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要点，那些要点自然更加务实、具体，敬请天下的父母们阅读参考，也真心希望它们能够为天下的父母们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