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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清康熙元年改崇德县为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以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著有《何求老人残稿》《晚村先生文集》《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东庄医案》以及《晚村先生家训》等。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为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了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吕茂良，官刑部郎；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留良，父卒后四月，方由侧室杨孺人所生，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病故，又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吕元启，吕焕之子，曾任鸿胪寺丞；吕焕，历任保定知县、辰州府通判、山西行太仆寺寺丞等。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一直到十五岁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的，不可不谓孤苦凄凉。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吕留良，得以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崇祯十七年（1644），吕留良十六岁，遭逢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1614—1652，字子度）、侄吕宣忠（1624—1647，字亮功）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避难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1653）被迫易名应试而成为清朝的诸生。其子吕葆中（？—1711，字无党）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由此可知当时的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而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1666），吕留良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此时写有著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一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即便如此，生前在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是非非。
雍正十年（1732），在吕留良故世四十余年后，受雍正朝湖南曾静“反清案”的牵连，吕留良与长子吕葆中被剖棺戮尸枭示，幼子吕毅中被处斩立决，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孙辈免死发遣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门人及刊刻收藏吕氏著作者或斩决或流放，受牵连者数百人。牵连之广，影响之大，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乾隆年间，吕留良著作被列为禁书，几遭禁毁，于是本为倡学东南、备受推崇的东海夫子吕留良，彻底被尘埋于历史尘埃之中；又因雍正帝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对吕留良严加批斥，故而便由圣贤变为任人斥责的妖魔，如袁枚《子不语》和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所描绘的所谓“时文鬼”之类。
吕留良的后人被流放东北的宁古塔等地，虽累遭迫害，子孙仕途无望，但民族意志与人文精神却并未消散。吕氏家族世代生长于人文渊薮的江南，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吕留良的后人仍不废读书，于流放地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谋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章太炎先生曾走访吕氏后裔，他在《书吕用晦事》中说：“民国元年，余至齐齐哈尔，释奠于用晦影堂。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吕氏后裔竟然又开关外文化之花，这大概是兴此文字狱冤案的雍正帝所始料未及的。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吕氏家族不仅没有消沉下去，反而在最为艰难的处境里展现出别样的风采，究其原因则吕氏家族的家风、家训功不可没。
中国古人本以家族观念为重，喜家族群居，一大家族人若想和睦相处，家训则极为重要。吕留良生前曾读过浦江郑氏义门的《郑氏规范》，极为仰慕赞叹，以为至善，于是立志编撰吕氏家训，并传之于家，流之于后。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此书并未在其生前完成。吕葆中在其去世之后，选编了《晚村先生家训真迹》一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刊行。如今再根据吕葆中的编撰原则，补入若干篇目，并加以译注，故改名为《吕留良家训译注》（下文简称《家训》）。再读吕氏家训，觉其对今人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多有启发。现对其家训之特色，作一简要介绍。
在《家训》中，卷一都是吕留良生前撰写的家规类文字，而《壬子除夕谕》则是一编之纲。其中第一篇《梅花阁斋规》是其设馆教书办学的行为规范，第三、四篇则是临终的交代：一是家族事务，一是丧祭事务。《壬子除夕谕》作于壬子年（康熙十一年，1672）除夕，吕留良四十四岁之时。该文立规明确，条理清楚，可视为其《家训》之“总纲”。
在《壬子除夕谕》中，吕留良开宗明义地表白自己因读《郑氏规范》，而心生仰慕。他说：“彼人也，我亦人也。彼为法于一家，可传于后世，我未之能逮也，愿与吾子孙共存此志，期于必成。”浦江郑义门是指世居于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的郑氏家族。郑氏以“孝义”治家，自南宋至明代中叶，郑氏家族十五世同居共食，和睦相处，累受朝廷表彰。明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朱元璋赐封其为“江南第一家”，时称“义门郑氏”。吕留良学习郑氏家族的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在《郑氏规范》的根本大要之中，择其不可缓者四则，在壬子年除夕夜写下此文，并与妻、子、诸妇立约相勉，期望子孙后世共同努力而成就吕氏自己的家训。吕留良提出的四则家训分别为：
（一）敬顺。吕留良认为，欲为敬顺，则要发自内心地尊敬长辈，这与孔子的“色难”如出一辙。他认为妻必敬顺其夫，子女必敬顺父母，弟妹必敬顺兄嫂及姊，子侄必敬顺伯叔，幼妇必敬顺长妇等等，以此成孝悌之道。讲敬顺，强调的是“孝道”，不止外表的言语、呼揖、行坐、作为等具体的行为小节，更当看重“中心敬顺”，是发自内心的对人尊敬，对长者顺从。心存敬顺，则行为无不敬顺。外在行为的不敬，多因其内心无敬顺之心所致。
（二）无私。吕留良认为，大家庭不和，多肇始于人存私心。他说：“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所以严厉告诫诸子媳妇“断绝此一点恶念头，不可分此疆彼界。一应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爱惜”，“饮食，大家分尝”，大至家族，小至一家一户，都是一家至亲，财物公用，权衡缓急轻重再做决定，而不以己为重。人人都存了私心，家庭就会不睦，严重者则分崩离析。
（三）勤俭。勤为治家之本，亦为修身之本，古今皆然。从古至今，未尝见有懒惰而发家致富者。吕留良要求家人，即便日无大事，亦要早起晏眠。他说：“早起晏眠，一日抵两日。”如此方为家族的长治之道。同时认为，“勤而不俭，虽有亦立尽”。告诫子孙要明白衣食艰难，事事节缩，如食不必兼味，勿好绫罗绣缎及金珠无益之物等。今日之社会，物质发达而资源有限，且财富不均，故节俭之美德不可丢。
（四）去邪，就是反对迷信。吕留良认为，听信邪说，必害礼义。他学宗程朱，严守儒佛之辨，所以又明确要求，“吾家子孙、妇女，不论老少，不许烧香念佛……僧尼老佛，不许往来”。康熙十二年冬，吕留良自金陵返崇德，至北门，见有建佛殿者，即与董杲、沈廷起、吴之振、吴尔尧诸友论其不可；后经其极力劝阻，崇德县令杜森、教谕管凤来听取意见，废止了佛殿工程。与晚明会通三教的风气截然相反，明清之际，出于对明朝衰亡原因的沉痛反思，儒者多转而提倡恢复儒家学说的纯粹性，对此应予以历史性的对待。
吕留良的“八字”家训，取旨于儒家经典。首提“敬顺”，用以伸张儒家孝悌之道，理顺了家族中长幼尊卑的秩序，就为维护家族的人际关系打好了基础；次提“无私”，以为人存私念便是家族不和的根源，于是规定了家族财产的收入和使用原则，可使家族免于发生经济纠纷，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从而使家族成员更加和睦相处；三提“勤俭”，勤俭持家，则能保证家族的长治久安；四提“去邪”，反对迷信活动，实为提倡礼仪，去除邪说妄言，则少了搬弄是非，就会更加务实。因此而说此八字家训，实为吕氏家训的总纲。
读书，可以修身，可以济世，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家族罹大难而传承不绝，其读书传家的家训功不可没。
清顺治十八年（1661），吕留良在仲兄茂良的督责之下，辞去社集及坊选之事，在城西的吕氏梅花阁设立馆学，教授子侄辈及门人读书。吕留良制订《梅花阁斋规》并贴于阁壁，此斋规当是吕留良论治学的重要篇章。联系其《四书讲义》或《力行堂文约》《程墨观略》，以及与子侄、门人的书信，可见其论读书治学之原则。
古人教育子孙读书进学，历来强调以圣贤之书来进行自身修养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然而传统的社会风尚却又以能否出仕为官作为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仕途便成为士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吕留良设馆梅花阁，教子侄读书之时，则完全没有仕途的目的。
吕留良生活于明清之际，曾是抗清志士，故而特别重视民族大义，坚守晚节，不仕清廷。作为明朝遗民，吕留良又与黄宗羲、张履祥、陆陇其、王锡阐、黄周星等著名遗民交游，对于遗民之节义的反思，也是其家训思想的重要特点。因其家族与个体曾历经明清两朝，内心多有反复挣扎，故特别重视于出处、辞受之中体现出来的节义之道。他在《四书讲义》中说：“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无论是对朱熹思想的阐发，还是对王阳明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夷夏之辨和君臣、封建、井田等问题的探析，都是从节义之道出发来加以探讨，多有其独到之处。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指出：“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可见作为清初著名理学家的吕留良，他所倡导的节义之道，对于个人的修身，特别是如何扎定脚跟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说，继承与发展朱熹的学术思想，而且以节义思想为核心，也是吕留良家训的突出特点。
节义之道最突出、最具影响力的主张就是“夷夏之防”。吕留良多次以《春秋》经传所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事迹，以及《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赞语为例，表达其思想。他在《四书讲义》中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君臣之义”固然是“人伦之至大”，君臣而后父子、夫妇，然而其中需要讲明的也就是节义。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讲明的只有出处、辞受的节义之道，至于必当选择“夷夏之防”而非选择“君臣之义”，也就在于节义大小的分辨，而不在于功名大小的分辨。
“夷夏之防”在当时明显针对的是由“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民族气节，也就成为吕留良家训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训》卷二为《谕大火帖》二十四则。大火，即吕留良的长子吕葆中，又名公忠，字无党，乳名大火。康熙二十年初夏，吕留良东庄观稼楼竣工，急需筹款装潢，大火奉父命奔走于金陵与福建两地，无暇顾及功名仕进，亲友为之惋惜。吕留良在《谕大火帖》中则说：“一径南行，亲知皆有惋惜之言，儿得无微动于中乎！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儿勉矣。”此文言简意明，期望其子承父志，要做“志士”，不要做“新贵”。
吕留良要求子侄把读书进学当作明理、知性的重要手段。《梅花阁斋规》起始即引名言：“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吕留良对此评论说：“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由此可见，他设馆授徒是把“育人”放在首位。读书进学是教人懂得待人接物之礼，是为了“修身养性”，塑造一个人的品性，培养一个人的节操。《家训》卷三《谕辟恶帖》之中说：“读书、执事，原无两义。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明则文自通达，于人情世故亦无所不贯，故曰‘无两义’。”辟恶，为留良次子吕主忠，又名时中，字无贰，乳名辟恶。在此文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读书以明理为要”，其他如文理通达、人情世故等都是次要的，明白书中义理之后自然就容易贯通了。还有对于孩子的买书，则非常鼓励，《谕大火》中说：“一路但见好书，遇才贤，勿轻放过。”《谕降娄帖》中说：“遇古书，为家中所无者，勿惜购买，此不与闲费为例也。”只要遇见家中没有的好书都不可轻易放过，买书的钱都不算闲钱，因为只有书中的义理才是真正可宝贵的。
治生就是谋求生计。从吕留良涉及治学与治生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一贯的主张，治生是为了治学，治学当高于治生。
《家训》卷三《谕辟恶贴》中，吕留良述及辟恶就“治生”一事发表议论的文字，他说：“于汝兄案头见汝字，欲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此无甚谬。乃云文章一事，当以度外置之，此错却定盘针，连所谓治生之计通盘不是矣。”在他看来，治生与治学的关系不可颠倒，治生是为了治学，“欲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无大错，“乃云文章一事，当以度外置之”这就大错了，就会连治生之计也通盘不是了。吕留良一再表明自己开刻局卖书，“非求利也，志欲效法郑氏……正欲使后世子孙知礼义而不起谋利之心，庶几肯读书为善耳。若必置文章而谋治生，则大本已失，所谋者不过市井商贾之智”。读书而知礼明义，修身养性，这是人一辈子都不可或缺的，否则将沦入市井商贾甚至盗贼之中，只知谋利不知明道了。
治学当高于治生。他还在《谕辟恶贴》中说：“古人戒悠忽，正为无志于学耳。若志在货利，则其患又甚于悠忽矣。此种鄙俗见识，其根起于无知而傲，傲而不胜则惰，惰而不能改则自弃，弃者必自暴。”“喻义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实人禽中外之关。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所以，所谓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正是留良所痛斥的“悠忽”以至于无所立身的人。事实上，社会上多有治学反是为了治生的急功近利之徒，一旦出现读书而未获得好的谋生之道，未获得功名利禄，便以为读书无用，便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人心浮躁，目光短浅，其实就是因为不读书，正如吕留良所说：“医俗之法，止有读书通文义耳。”
吕留良治学特点有二：一为勤，二为严。吕留良所订之《梅花阁斋规》，对子侄进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晨起必早，早起读书，声必明朗，要记遍数，不许偷少；背书不许差讹字句，重复上句；读书若懵然不觉，心驰于外，昏气倦容，呵欠瞌睡交集，当予杖以醒之，等等。由此可见，吕留良先生对子弟学业上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吕氏为学勤严，不仅体现在《梅花阁斋规》的明确规定上，还体现在《家训》对子侄功课的叮嘱中。如《家训》卷二《谕大火帖》中数次叮嘱：“虽甚忙，不得废文字。吾于此验其进退，勿违也。即读，亦不可废。”还有《谕降娄帖》中也说：“汝在寓无人提撕，便恐堕落。早晚不可不读书，读书便是提撕法也。不可妄有作为，及燕辟佚游，谑浪作闹，此最损根本，不可不儆。”吕留良是严父，也是慈父。他对长期在外经营书业的长子吕葆中时时挂念，殷殷嘱咐；儿子学有长进，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若疏于学业，则严厉训导，如《谕大火帖》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四月、五月会题并到，不见前两会文，何也？众议汝文，每次月有南京船到而无文，即注罚。”“宝忠工课，勿令间辍。”宝忠，又名宏中，字无欲，乳名降娄，为吕留良三子。正是他时时过问子侄的学业，造就了吕氏家族勤读苦学的家风。
治学也当从生活实践中来。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见治学不止读书一途。吕留良教导子侄，除了读书，还要在生活实践中用心。他在《谕大火帖》中说：“洒扫、应对、进退间，无一时一事可观，那得长进？教法须从此处着力也。”“局中事事当觉察，阅历一番，心细一番，亦是学问长进处。事理无大小，只是此心做。”学问必当包括做人做事的道理，故而生活的时时处处都需要用心体察，这些言论以现代人的治学观来看，也是颇有见地的。
吕留良治家的家训，主要论述为人处世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吕留良对家人，对妻子、对子侄辈的态度，可用“敬爱严慈”四字概括。
敬爱，直接体现于对妻子范氏的态度。作为世家大族的主持者，吕留良一生只娶范氏一妻而未娶妾，这在传统社会中也是少见的，实属难能可贵。《家训》中提及妻子范氏的文字不多，但从只言片语中亦可见吕留良对妻子范氏的敬爱之情。在《家训》卷二《谕大火贴》中，记述康熙元年吕留良苦心经营，修缮南阳村庄，本拟为连襟黄廉远设馆，以教子侄们读书，不料想黄廉远早已托人觅馆于杭州且去意坚决。黄廉远，为吕留良挚友黄宗炎之子。吕留良如此厚待，黄廉远却如此不守信义，于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更担心的是妻子“性隘”，一时间接受不了，于是在《谕大火帖》中嘱咐儿子：“汝母性隘，恐闻其相负之状，心不能平，汝可善言慰之。”可见其对妻子的敬爱体贴之情。
严慈，体现在吕留良对儿孙辈的疼爱上。如《家训》卷三《谕大火辟恶帖》就记录有吕留良出游金陵得孙喜讯的文字：“盛六船来，收初十日字，知举第三孙，十分欢喜，可小名京还，以志吾游也。”信中还不忘叮嘱：“大媳蓐中安健，须慎调理。汝母及大小各好？吾甚慰念。”其中所体现的对妇女的尊重与关切，在传统社会中也是少见的。吕留良对子侄辈严慈兼备，一是关心爱护，一是严格要求，此类文字在《家训》中处处可见。特别是对成年累月奔波在外的长子吕葆中的呵护备至，如《谕大火帖》中就说：“计汝行至丹阳，道中当遇雨，不知雨大小如何，不至困苦否？廿许日无信至，甚念之。”又一则说：“十八九连雨，甚念驴背之苦。廿九日得信，乃喜。宝忠疟若未愈，可买陈皮、半夏各一两，用神曲打糊为丸，每服二三钱，淡姜汤下。”言辞殷殷，读后深为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爱之情所感动。《家训》中记录吕留良对子侄辈严格要求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吕留良的侄子吕至忠，字仁左，为其四兄吕瞿良之子，少孤，由吕留良抚养。吕至忠曾为一妓女所惑，以致游荡不羁，吕留良遂严加禁督，曾在《与侄帖》中对他说：“闻日来外间狭邪之风甚炽，富室子弟尽为所煽坏。举国若狂，可恨可畏。汝脚根未牢，宜更加警省，以彼曹为惩戒。”吕至忠初时愤怼不已，吕留良乃亲书《谕家人帖》贴于四房后门内，设立门簿，着众人轮流值日管门，严防与骗诱罪魁往来。吕至忠后来悔悟，晚年反更勤俭，赖此以保家业不破。
吕葆中编刊的《晚村先生家训真迹》原分五卷，“附编”《训门人》与《友朋责善》仅有存目，这两目之中应收录哪些具体篇目，已不得而知了。本书的前五卷，除了增加“今译”“简注”“实践要点”三项之外，原文的内容不变，但重新作了校对，部分地方重新分段，以便读者使用。本书“补编”的前面七篇，希望补作“训门人”，从吕留良与门人约二十通书信中选出，其中特别是《与吴玉章书》《与吴玉章第一书》《与吴玉章第二书》以及《与陈大始书》，都是针对其门人吴玉章的完整教育过程。“补编”的另外七篇，《力行堂文约》《〈程墨观略〉论文》作为吕留良关于作文教育的补充，而《客坐私告》《甲寅乡居偶书》《癸亥初夏书风雨庵》等篇，也可以作为《壬子除夕谕》《戊午一日示诸子》的补充。另附严鸿逵的《家训》跋、邓实的题诗，以及吕葆中撰写的《行略》，供参考。
本书的家训原文，以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吕葆中主持刊刻的明农草堂印本《晚村先生家训真迹》（该本曾收入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为底本，并参校了两种标点本：俞国林编校《吕留良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该书未收《家训》原书，相关书信或文章见第一册的《吕晚村先生文集》《续集》或《补遗》；王士杰主编，徐正、吴光执行主编《吕留良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本书的译注参考了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俞国林《天盖遗民——吕留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
译注，主要分为三部分。“今译”，将文言的原文翻译成白话文，以紧扣原文为原则，译文的字句在原文中都能找到依据，而原文的意思则在译文中都能得到落实。也有少数有助于理解原意的补充信息，一般用括号来作标示。“简注”，因为另有“译”，故本书的注释较为简明扼要，主要针对生僻的字词标注汉语拼音，并作了解释；对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引用的古书原文、典故、术语等，作了简要的介绍，信使、仆人等一般不出注；人物第一次出现，予以详注，再次出现则简注或不注。“实践要点”，不方便在“注”或“译”中加以讲解的，诸如本则家训所包含的要点的概括，所隐含的道理在实践上的古今异同，以及在认识上的误区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的导读，由张天杰、鲁东平合作完成；卷一、卷二，由鲁东平译注并撰写实践要点；卷三、卷四、卷五，由王晓霞译注并撰写实践要点；补编，由张天杰编选、译注并撰写实践要点，张天杰还负责全书的统稿、校对等工作。教育是立国之本，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通过译注等方式，将吕留良的家训精华普及于众，启发并指导普通家庭的子女教育，同时规范自身言行举止，实是我辈之职责所在。因为学力之限，本书一定存在不少问题，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徐正先生与俞国林先生的指正，本书的插图也由俞先生提供，另有郁震宏先生协助校正，感谢师友的帮助！
本书的编撰还得到了桐乡市委宣传部、桐乡市文联，以及崇福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谢忱！
张天杰
2018年8月于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