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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共同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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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个体组合是一种全新的存在，这个全新存在与构成这种存在的个体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他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
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的群体。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诸多的有机质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细胞一样，当这些类别成分完全不同的细胞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时候，这个新生命个体的表现与构成它的细胞组织完全不同。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一个群体的表现，是该群体构成要素的总和或是它们的平均值。该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与相关的例证。群体表现的实际情况正如两种化学元素，如酸和碱产生化学反应后形成的新物质一样，群体同样也具备构成该群体要素的不同属性。
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自我人格消失；
第二是无意识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是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同一个方向；
第四是暗示的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
群体中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要想多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发挥着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即使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在群体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个性也被削弱了，作为个体的异质被同质化吞没了，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为我们解释了为何群体不能完成对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涉及大众利益的决定，一般只能由杰出人士在会议中做出，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使是行业中的优秀专家采纳的决定，也并不比一群蠢人采纳的决定更高明。
再高明的专家，一旦受困于群体意识，便沦为平庸之辈，只能用平庸拙劣的方法来处理工作，无论是多么重大的事件。群体智慧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洪流淹没了。我们常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来强调我们在智力上占据的优势，但事实却是，任何一个人都比“群众”更聪明，群众是不靠谱的。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是人们常说的“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而是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个人决策通常比群体决策更好，能产生较多较好的主意，而群体决策由于受到相互不同意见和论点的约束，以及害怕被人认为愚蠢等心理制约，不容易使决策具有较大的创造性。个人决策适于工作结构不明确，需要创新的工作，而群体决策过程适合于任务结构明确，有一定执行程序的工作。一个群体的内聚力越强，就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但糟糕的是，这个正确的结论却与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始论据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的愚蠢和平庸集中表现出来的话，那群体创造出的全新特点又从何提起呢？
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动机是经过理性意识审慎检查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实在有太多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原因，隐藏在可以说明的行为原因背后。我们的有意识行为主要受遗传影响，是无意识深层本能结构的产物。
这些无意识的本能包含着世代相传的共同特征，无意识的本能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秉性，同一民族的个人特征十分相似，即使他们略有不同，这些差别也更多地体现在意识层面上，其中一部分是教育的结果。教育固然能够加大人们的差异，但真正决定性格的仍然是固结在基因链条上的独特遗传条件。
如果我们探究这其中的症因的话，就不能忽视了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正确思维分析——无意识主宰着有机体的生活，并且主宰着有机体的智力活动。
意识是我们最熟知的因素，但它在我们精神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被动的，完全不值一提。与潜意识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对于人类的观察总是无一例外地陷入困惑之中，即使最细心的分析家与最敏锐的观察家，也仅能对潜意识的黑洞窥见一二。
人们在智力上的差异最大，但他们的本能和情感却非常相似。尤其是涉及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这些近乎纯粹的感性表达，即使最杰出的才智之士，也不见得比凡夫俗子更理性。
我们的惯性思维让我们认为智力超凡的人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同样出类拔萃。然而事实却是，同一种族的人都有着一个普遍的性格特征，无论智力上有多悬殊或后天教育多努力，都无法拉开差距。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
一个鞋匠和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相比，也许他们的智力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者根本没有差别。正是这些普通的性格特征在群体心理中削弱了个人的才智和个性，差异也因此被同化，人类的无意识品质占了上风。
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于是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把凶手吓跑了。在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现场。被害人再次叫喊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她认为自己没事，没想到上楼的时候，凶手再次出现了，这个可怜的女子被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她大呼救命，到窗前观看的邻居中至少有38个，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她，甚至连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
这件事在纽约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心理学家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的日益沦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如果只有一个旁观者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很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意识不到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产生了“我不去救，别人会去救”的心理，导致“群体冷漠”的局面。
在一般情况下，对个人来说，数量就是力量。数量在社会中会经常性地给人类某种充足的力量，例如，有时候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这使其中的成员敢于不负责任，也敢发泄出来自本能的欲望。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控制这些欲望，但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消失了——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
是的，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就是正义。
第三个原因是传染。情绪相互传染决定着群体的特点，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还决定着群体接受暗示的倾向。关于传染是否存在很容易确定，却不易解释清楚。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催眠方法。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之强，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与本性完全对立的极端，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一员，个体很少具备这样的勇气。
有些人的情绪能迅速感染另外一些人，有些人则很容易被其他人感染。有的情绪特别容易在群体中传染开来，而另外一些情绪却不见什么效果。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则难以发挥作用。
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觉得自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他任凭一种陌生的力量主宰，心中笼罩着堪称壮怀激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会让他表现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被群体情绪传染，但若有人没有被集体情绪感染，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感情的敌人。被传染了的群体以完全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这个世界，他们为所欲为，直到他们的群体不断分化并消散，这种极端情绪才会平息。
群体之外的任何人都能够看出群体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是平庸甚至是智力低下的人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做出判断。但即使是天才专家也说不清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
1523年6月上旬，伦敦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潮水会于1524年2月1日淹没伦敦城，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它。人们纷纷打点行装迁居至伦敦城外的地区。迁徙行为更加快了预言传播的速度。随着时间离灾难的预定日期越来越近，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1524年1月，平民百姓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达官贵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
时至1月中旬，至少两万人离开了伦敦。人们认为，伦敦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有钱人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不能例外。
但泰晤士河潮水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席卷伦敦，愤怒的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预言家灵机一动，声称洪水淹没伦敦的日期没有错，只是发生在下一个世纪，因为自己的疏忽，所以算错了一个数字。
这种胡言乱语却在群体中得到信任与传播，证明了这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了传染病一样的威力。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它还会摧毁一个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让人的表现突破人格上的界限。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但这种理性只在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才会发挥作用。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消失了，个人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正如催眠师晃动水晶球，使群体中的个人陷入了一种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大脑的理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候的人完全听命于他的脊椎神经所接收到的外部信号。他沦为了催眠师随意支配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这时候的他，有意识的自我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明晰的意识力与判断力也荡然无存，他听命于催眠师，他的情感也沦为被操控的工具，接近于迷信状态。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样，某些能力被破坏了，某些能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行动。这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比被催眠的冲动更难以抗拒。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这些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根本无法逆流而动。
我们的潜意识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大量本能性的冲动力量。暗示的力量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替代了群体的个体自我人格——也许只是将某种蛰伏的力量唤醒而已，一旦这种力量被唤醒，群体自我人格的原有部分就会迅速地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淹没。
历史上，在人类揭示未来奥秘的手段中，象征和征兆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许多事物都被预言家们看作或凶或吉的预兆，但只要我们稍具理性，就知道这种方法极度荒唐。
迷信征兆者不仅有社会底层的百姓，许多学者、政客和军人也很迷信。对那些软弱而又轻信的人来说，如果在清晨遇到了一头母猪或是一只黑猫，这一天就会相当不吉利；遇见一头驴，就意味着不幸。如果梦见掉头发，便有亲人发生不幸，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走霉运。
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暗示的作用对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传递越来越强大，让他们做出超乎想象的事来。除非有谁熟谙群体的特性与暗示的技巧，否则想平息这种群体的冲动无异于天方夜谭。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同意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1789年8月4日夜，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让他们单独考虑这些事，没有一个人会同意。
由此可见，群体的智力低于孤立的个人，但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接受的暗示的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学者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实践提供了保证；正是群体，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正是群体，才可能——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如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