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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奠基于汉字，是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书法始终保持着汉字的实用性功能，并以审美形式推动着汉字的实用性向更便捷更简易的方向发展。如甲骨文有很多异体字，有的单字多达十几种写法，到金文时期则得以归类合并；春秋战国时期，隶变产生，开启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转变。汉字极大地突破上古篆籀体系，向隶书嬗变。书体破觚为方，字体结构由封闭趋向开放，笔势开始产生并出现笔法萌芽。隶书主笔如捺画的产生，便是笔法发端的重要标志。
同时，书写方式与工具载体的转变也加快推动了汉字的实用化趋势。如甲骨文是直接锲刻在甲板兽骨上，而金文则是经翻铸工艺，由字模浇铸成字，工艺技术上可反复铸字成型。至战国秦汉时期，竹简的普遍使用，使汉字书写较之甲骨金文更趋便利，使书法的实用性推向社会普泛化。
正是在隶变基础上，今文字取代古文字，书法成为国学的有效载体。在汉代之前，《六经》及诸子无疑皆由古文书写，但古文《六经》及诸子等大批先秦典籍文献皆毁于秦火。西汉景帝时废除《挟书令》，一批躲过秦火用古文书写的经书如《论语》《孝经》《古文尚书》被陆续发现，并引发经今古文之争。西汉时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于学官，并置博士弟子员者，所取的皆为今文经，亦即是以古文到隶书的书法体势所支撑的“国学”物化形态。
有学者认为，甲骨文“
”字，即两头绳系竹简形。但至今商周并未发现同时期竹简。不过，毋庸置疑，从甲骨文起，书法便成为传统文化载体，《六经》的承传便系于书法的古文，尤其是隶书。东汉熹平时期，经今古文之争迄于终结，马融、郑玄遍注群经，结合经今古文，朝廷立《熹平石经》为官文经学权威文本，书石之体即为隶书，一时轰动朝野。
一部中国文化史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如果没有书法（文字）的承载记录，中国文化史便无法记录留传下来。“河洛图，洛龟呈书。此天地开文字也；羲画八卦，文列六爻，此圣王启文字也。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碑铭之劝诫，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项穆《书法雅言》）而像中国文化史，三千余年皆由文字记载，传承有绪，至今没有断裂者，整个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字保存使用至今。古希腊文字源于腓基尼字母。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继承，拉丁文是在古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希腊人的语言文字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语言，但很早就被拉丁文所取代，“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所有的文本都失传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人懂古希腊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不懂希腊文，连文艺复兴最早的创始人也不懂希腊文。欧洲人重新了解古希腊思想文化首先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腊文本。近世欧洲人最早是通过阿拉伯译本了解希腊的，因此研究中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必须研究中世纪阿拉伯政治哲学，例如法拉比（AI．Farabi）的思想。阿拉伯人的历史从来和西方分不开。”
西方三大文明体系：古希腊、古希伯来、古罗马，在古罗马灭亡后，汇总于基督教。而古罗马拉丁文则成为西方诸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渊源。
在两河流域、埃及古巴比伦文字及古印度文字也早已消亡。如印度佛教典籍早已失传，没有文字记载，印度现代佛教典籍大都是从汉文翻译过去的。这除了受到佛教当时其他教派的压制颠覆原因外，古代印度文字缺少延续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自古及今是由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区域性文明分化承递而形成，而不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独立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则由于“书同文”而保证了在幅员广大、人口民族众多、语言不通条件下的文字统一，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有绪，完整记录承载下从殷周巫史文化、礼乐文化，到西周春秋《诗》三百、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十三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二十四史》，可谓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
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在东晋李充《晋元帝书目》中略具雏形至《隋书·经籍志》终确立，并进一步细分为四十个类目：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十个大类。
史部：收录历代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化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富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十五个大类。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及类书，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十四个大类。
集部：收录诗文集总类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个大类。
书法在记录承载传统国学过程中，在书体审美风格上也发生重大嬗变，除从甲骨、金文，到古文、小篆以迄“隶变”，成为古文字向今文字变革分水岭；同时，至魏晋南北今草、写经体及楷隶之变的发展演变，对书法史又构成重大推动。而对书法实用性书写而言，写经体、今草、楷书的产生都极大地推动书法的实用性变革。如写经体便对佛教典籍的广泛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当时佛教经坊、寺院中皆有专门抄经的经生，专司抄写佛教经书。佛教认为抄经写经具有无上功德。经生书法在书史上也自成一派格局。此外，摩崖刻经，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岗山》《尖山》《铁山》摩崖及河北响堂山摩崖刻经，唐邕刻经，也自是经派书法一系。而楷书的产生，则一方面推动了汉字的社会性普及，朝廷择官于“身、言、书、判”中尤重“楷法遒美”；另一方面，在唐楷基础上，更进一步产生了符合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楷书印刷体，从而进一步在印刷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大力推动了书法的实用性变革；至宋代在唐楷基础上产生的宋体字与活字印刷这一印刷革命相结合，使书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经典的承载传播达到历史高峰。宋体字产生于宋版书，至明代确立盛行。以迄现代，楷书在印刷业都是最重要的印刷字体，被称为“仿宋体”。
书法是国学的有效载体，从古及今，它完美承载记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成就，构成源远流长的博大精深。放眼世界文化史，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承传有绪，没有断裂衰亡的文化体系。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希腊、埃及、印度的古代文化早已消亡，唯有中华文明傲然自立，完整延续下来。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汉字的支撑。如果没有汉字的存在及书法的变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便不会一以贯之地得到有效的记载承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同体共生的文化共同体。书法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又成为承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有效载体，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和丰富性无不在书法中得到全面反映。“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线形之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它不是摹绘实物，却又不完全抽象如西洋字母。而保有暗示实物和生命的姿式。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分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