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新东方的蓬勃发展,肯定给竞争对手形成了挤压效应。这种挤压效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招生和优秀老师。到新东方来的学生越来越多,而当时每年出国学生的增加人数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去竞争对手那里的学生少了。而在优秀老师这一方面,因为新东方的学生多,他们也更加愿意到新东方来讲课,既能拿到更高的工资,还能不断激发自身的潜力,更有成就感。对老师而言,面对40个学生讲课和面对400个学生讲课,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400个学生时,老师的大脑会产生更多的多巴胺,会更加兴奋,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更大的舞台,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一来,精英越聚越多,新东方出现了人才济济的良好局面。
同时,我对新东方的老师有一个要求:除了正常授课以外,必须要有演讲能力,即一个月进行多少次演讲是额外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当一个老师能够对着课堂上的四五百个学生讲课的时候,他的演讲能力已经自然形成了。后来,新东方的老师都能演讲。这就意味着,新东方可以大量地开演讲班了。就像我前面讲的,新东方最初的演讲,大小几十场都是我一个人讲,而现在,新东方几乎所有有演讲能力的老师都可以去讲。而这时,新东方已经变成了一家能够租礼堂进行演讲的机构。当时,首都图书馆大讲堂、中关村礼堂、北大第三食堂(当时的一个大讲堂,现在的北大纪念堂),还有周边能演讲的场所几乎都被新东方占了。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东方的老师在那些地方演讲,而且每次来听演讲的学生都非常多。
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次,我们在紫竹院附近的国家图书馆礼堂演讲。那个礼堂只能坐1000人左右,虽然是免费演讲,但由于是在冬天,所以我们贴广告时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也没有给学生发入场券。然而,当天一下来了3000多个学生,进到礼堂的有1000多人,一部分学生在外面待了一会就走了,还剩下1000多个学生就是不肯走,站在寒风里,说什么也要挤进去听讲,造成了大量拥挤。结果,紫竹院派出所的警察都过来了,但也没能把学生劝走。我本来是在礼堂里面的,后来从窗户里爬了出来,想要到现场解决问题,刚爬出来的瞬间被警察给抓住了。警察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我就是讲座的主办人。”警察说:“刚好要找你,跟我们去派出所。”我就跟警察说:“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可以,但你得先让我把课讲完了。”我跟警察说,现场的学生是来听我讲课的。虽然他们还是不相信,但也让我继续讲了。刚好旁边有两个大垃圾桶,我就往那两个大垃圾桶上一站,对着下面1000多人讲了40分钟。最后,场外这1000多个学生算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礼堂里面还有别的老师在讲。
散场以后,警察就把我带到了派出所,说:“我们要拘留你,因为你造成了公共安全事件。”我就向他们解释,讲了一遍我的故事。后来,警察说:“好吧,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又是北大出来的,今天就放了你。下次请记住了,再做任何演讲一定要给学生发入场券。否则,出现踩踏事件,你新东方还能干下去吗?”我连忙答应。由于这次的教训,新东方形成了每次演讲都发入场券的传统。这是新东方开讲座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是我当时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场讲座。
后来,这些警察也成了我的好朋友。这样一来,演讲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免费宣传,成了新东方的免费流量入口。到最后,新东方几乎不用再在马路上贴广告了,因为学生都知道新东方了,有的听了演讲就自动跑过来报名了。
但是新东方的发展跟竞争对手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因为竞争对手的空间日益变小,他们也要吃饭。后来,就形成了几十家竞争对手对抗新东方一家的局面。这个局面变得非常紧迫,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