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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邀请理查德主持一个重要的座谈会，理查德为此紧张不已，他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学术风暴的中心。一场关于“先天”和“后天”的争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已肆虐多年，“后天”阵营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经历塑造而成的，“先天”阵营认为基因是人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争论由来已久，相关历史并不光彩。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种族主义者扭曲了当时的遗传学，为歧视黑人、印第安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和其他众多受歧视的目标种族提供“科学”依据。种族主义者认为，目标群体的教育和经济水平的任一或所有的滞后现象都是遗传命运使然。这一观点忽略了机会的巨大失衡，由此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并导致社会学系的很多学者对任何生物学性质的主张都深表怀疑。
理查德认为，社会学家犯了一个科学谬误，他们把任何生物群体的差异问题都归于遗传学范畴，基因被视为不可改变。在理查德看来，这些社会学家被意识形态立场冲昏了头脑。
所以，理查德首次公开提出“神经可塑性”这一概念，以此来解决关于“先天”和“后天”的争论。理查德解释说，神经可塑性表明重复的经历可以改变大脑并塑造大脑。我们不必在“先天”和“后天”之间做出选择，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这一概念巧妙地调和了相互对立的观点，但理查德的观点超越了当时科学界所能接受的范围，且关于人类神经可塑性的数据不够充足。
随着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现，几年之后这一问题发生了变化。比如，掌握一种乐器可以扩大相关的大脑中枢。
小提琴手在演奏时，左手手指不断拨动琴弦，这将扩大大脑中负责手指工作的区域。他们练习得越多，大脑中该区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