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的第二次亚洲之行是在1973年，对一名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博士后来说，学习亚洲文化系统以分析人类心智及其可能性，从民族心理学角度来说，显然是冒了风险的。起初的6个月，丹尼尔待在一个名叫康提的斯里兰卡小山村里，每隔几天他便去请教向智长老（Nyanaponika Thera） 。向智长老生于德国，是上座部佛教僧人，主要研究禅修理论与实践。

向智长老著作的核心是一种名为“阿毗达摩”（即论藏）的思维模式，该模式展示了意识向人格重塑的方向转变的图谱和途径。丹尼尔所读过的《清净道论》和禅修手册是用来指导心智的，而“阿毗达摩”则是这类手册的指导理论。这一心理系统详细地解释了组成心智的关键要素，以及如何穿越这种内在景观，改变人的内心深处，并达到持之以恒的效果。

在向智长老的著作中，某些章节与心理学有关，尤其是“健康”和“不健康”心理状态 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我们精神状态的波动范围中，突出的往往是贪婪、以自我为中心、行动迟缓、焦虑不安等类似特性。这些都属于不健康状态之列。

相反，健康状态包括平心静气、冷静沉着、持续的专注力和现实的自信心。有趣的是，健康状态的一个子集同时适用于心理和身体：愉悦感、灵活性、适应性和柔韧性。

健康状态和不健康状态相互抑制。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志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是否预示着向健康状态转变？目标是建立以健康状态为主导的持久的人格特性。

当修行者沉浸在较深的定力中时，他的不健康状态会受到抑制——但是，正如深处闹市的瑜伽修行者一样，注意力会不集中，不健康状态也会随之增强。相比之下，根据这一古老的佛教心理学，不断深入的内观修行引发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使修行者从不健康状态中解放出来。

高超的修行者能毫不费力地稳定在健康状态中，体现自信、乐观和其他类似的人格特性。丹尼尔将这一亚洲心理学说看作一种思维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考验，已成为一种理论，即心理训练能使人格特性发生十分积极的转变。这一理论指导禅修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也成为人格重塑这一概念的有效证明。

1973年夏，理查德和苏珊来到康提，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后前往印度，与葛印卡一起完成了一次既激动人心又发人深省的静修。在康提停留期间，理查德和丹尼尔穿过丛林来到向智长老幽僻的隐居处，向他请教这一心理健康模式。

丹尼尔以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身份完成了第二次亚洲之行，同年晚些时候，他回国后被哈佛大学聘为客座讲师。1974年秋季学期，丹尼尔开设了一门名为“意识心理学”的课程。这门课程非常适合当时的情况——至少迎合学生的需求。当时许多学生在课外研究致幻剂、做瑜伽，甚至还练一点冥想。

意识心理学课程一经公布便吸引了数百名哈佛大学本科生。冥想以及冥想的不同状态、佛教心理学系统和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注意力学说均涵盖在课程之内。选课的学生极多，上课地点不得不调到哈佛大学有1 000个座位的桑德斯剧场。 理查德当时是三年级研究生，也是这门课程的助教。

意识心理学的大部分话题乃至课程名称本身都远远超出了当时传统心理学的范畴。因此，学期结束后丹尼尔未得以留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那时，我们已经开始论文写作，相关研究也已经展开。理查德兴奋不已，觉得这正是他想研究的方向，正是他渴望做的事。

我们还在斯里兰卡时就开始动笔撰写论文初稿，并一直持续到丹尼尔讲授关于意识心理学的课程。我们努力说服我们的心理学同人接受人格可以重塑这一理念。虽然丹尼尔的第一篇论文论点比较单薄、实践研究不足，并且存在许多猜测内容，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如何重塑人格的模板、一个内在转化的算法。我们努力研究如何将这一图谱与当时已经存在的零散数据联系起来。

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后，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长谈，反复琢磨解决方法。我们谈话的地点经常是哈佛广场。那时，一家叫埃尔西的餐馆在深夜供应肉汁满溢的烤牛肉三明治，这颇受欢迎，但当时作为素食主义者的我们只在布拉特尔街上的贝利冰激凌店里吃焦糖圣代。我们在那里把能够找到的有关数据整合到一起，最终写成了一篇论文来阐明人格重塑具有极大的益处。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专注在冥想和催眠中的作用：精神生物学视角下的意识转变”（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Meditation and Hypnosis:A Psychob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这里的关键词是“意识转变”，这是我们为阐述人格重塑而创造的术语，我们将其视为“精神生物学的”（即如今称为“神经的”）转变。我们认为催眠不同于冥想，催眠只能产生阶段性效果而非根本性效果。

那时，无论致幻剂还是冥想，令人着迷的不是人格特性而是人格重塑，但正如我们在贝利冰激凌店里讨论时说的，“在亢奋状态消失后，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糟糕”。我们在随后发表的期刊论文中更加正式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们当时研究冥想如何使人发生改变，这一问题仍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惑的基础问题。一些人关注的是冥想过程中（尤其是在漫长的衰退过程中）所达到的非凡状态，但忽视了这些状态是如何转化为一种人格特性上的永久性变化，在他们冥想结束后仍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些人过于重视达到非凡状态，而忽视了练习冥想的真正意义：在一天天的冥想练习中改变自己，并达到持之以恒的效果。

最近，我们更加确信这一点了。我们根据一位长期修行者在理查德的实验室里所展示的情况，终于有机会向一位冥想大师阐述他们的冥想状态和大脑模式。当该修行者处于某种特定冥想状态，例如专注冥想或可视化冥想时，他的脑成像数据显示出每个冥想转变状态的神经分布。

“研究得不错，”冥想大师评价道，“这位修行者展示出了一些体现瑜伽能力的迹象。”此处冥想大师所指的是瑜伽修行者在喜马拉雅洞穴中做的数月或数年强化冥想，而非如今颇受追捧的各种普通类型的健身瑜伽。

但是，他随后又补充道：“一个冥想者真正的标志是他能使自己从负面情绪中解放出来，自觉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

《清净道论》问世以来，经验法则保持不变：重要的并非冥想过程中所达到的非凡状态，而是最终你所获得的改变。

关于如何调和冥想图谱与自身体验这一问题，我们仍存在困惑。后来，我们搜集了一些科学证据，据此阐明一种假设：一次冥想“之后”的状态是下一次冥想“之前”的状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掌握的科学证据数量有限。

具体来说，“之后”是指从冥想中获得持久性变化的状态，这种变化能产生持续的影响，远超冥想练习期间的影响。“之前”是指我们所处的起始状态，在冥想开始之前的状态。“期间”指的是冥想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停止冥想时状态的暂时变化。

换言之，反复练习冥想可以重塑人格特性——达到“之后”的状态。

我们对某些生物途径的可能性感到好奇，反复的练习能稳定地呈现十分积极的人格特性，例如仁慈、耐心、有风度和坦然等。正如我们所说，冥想是一种工具，有助于培养这类有益的人格特性。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一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该学术刊物对冥想这一奇特的研究主题感兴趣。 这篇论文中包含了我们关于冥想重塑人格的初始想法，尽管它的科学基础还很薄弱。“概率不是证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这方面存在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是言之凿凿的证据。

我们第一次写这方面的文章时，尚未有科学研究能提供我们需要的证据。几十年后，理查德发现十分娴熟的冥想者“之前”的状态的确同从未进行冥想训练或者极少进行冥想训练的人有明显的不同——这是重塑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具体介绍）。

那时，心理学界还没有人谈论过重塑人格这一概念。另外，我们的原始材料在心理学家看来极其不同寻常：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很难找到的古代冥想手册、我们自己在强化冥想静修中的经验，以及我们与娴熟的修行者的偶遇之交。可以说，我们是心理学界的异类或者怪人，毫无疑问，一些哈佛大学的同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对重塑人格特性的看法远远超越了当时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这无疑是项冒险的事业。 4eOeOWIprUaS0JTa2Iz7JJZUxObBU3FKGu6h3CKv+2z5zD8EOXvCbm0GbiBLCf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