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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大楼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和哈佛校园低矮的砖石建筑之间，一幢15层高的现代主义白色板楼赫然耸立在剑桥市。20世纪初，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心理学教授，这时他从哲学的理论研究转向注重实践经验和实用主义的心灵观，心理学成为他获得重大发现的领域。詹姆斯的故居如今依然矗立在相邻的社区。
尽管有这样的历史，但作为坐落于威廉·詹姆斯大楼内部的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我们从未读过詹姆斯的任何文章，哪怕一页都没有，因为他早已不合时宜了。尽管如此，詹姆斯对学生仍是一种鼓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事了为我们的教授所忽视却令我们着迷的话题研究：意识。
早在詹姆斯时代，波士顿的业内人士便把吸入一氧化二氮（或称“笑气”，因牙医经常使用这种化合物，病人咧开嘴似乎是在笑而得名）当成一种风潮。在“笑气”的作用下，詹姆斯那些超验的时刻带给他所谓的“坚如磐石的信念”：我们正常情况下的清醒意识……只不过是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关于意识的所有形态，那些犹如被薄幕隔开的潜意识，则完全不同。
在指出“意识的转变状态”（虽然不是以这个名字）的存在之后，詹姆斯补充道：“不关注它们是否存在，我们可能可以照常生活，但如果给以必要的刺激，只要轻轻一触，它们就会完整地呈现在那里。”
丹尼尔的文章正是从读到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的类型》（ The Varieties of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一书中的这些内容开始的，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转变状态”的宣言。正如詹姆斯所看到的，这些状态与普通意识是不连贯的，而且他观察到，“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宇宙整体性的说法是最终的，这导致这些其他形式的意识完全被忽略了”。这些状态的存在恰恰“意味着它们防止我们过早地与现实切断联系”。
心理学的研究现状没有对此进行阐释，在心理学领域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超验主义体验。如果提到的话，它们也被贬低到不太可信的领域。在心理学的早期，自弗洛伊德本人开始，转变的状态就被当作某一种形式的精神病理学症状而被否定。例如，20世纪初，当法国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成为印度圣人斯里·罗摩克里希纳（Sri Ramakrishna）的门徒时，他写信给弗洛伊德描述了他所经历的神秘状态——而弗洛伊德却把它们诊断为向婴儿期的退化。
到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经常将药物引发的状态转变视为人为诱发的精神病（迷幻剂的原始术语是“拟精神病药”：精神病模拟物）。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他们对待冥想的态度也是一般无二，至少我们系的导师都认为这种改变内心的新途径还很值得怀疑。
1972年，理查德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丹尼尔则结束他的第一次亚洲旅居（共两次）回来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当时的剑桥研究思潮也仍对意识研究有浓烈的兴趣。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当时最畅销的《意识的转变状态》（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一书收集了许多文章，介绍了生物反馈、药物、自我催眠、瑜伽、冥想以及实现詹姆斯所谓“其他状态”的另一些途径，正符合时代的精神。
在脑科学中，最近发现的神经递质让人兴奋不已。神经递质是神经元之间发送信息的化学物质，如情绪调节剂5–羟色胺——一种神奇的分子，可能使我们陷入狂喜或绝望。
研究神经递质的实验室工作渗透到一般文化中，成为通过麦角酸二乙基酰
（LSD，一种半人工致幻剂）等药物获得状态转变的科学理由。这就是迷幻药物革命的时代，它起源于哈佛大学，就起源于我们所在的这个系，这也许就是其余中坚力量对于任何研究内心转变状态的兴趣持不赞成态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