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格霍夫，希特勒的宅邸被巴伐利亚周围的山脉所荫护，他会在这里观看一些故事片以寻求放松。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部好莱坞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冒险动作片《孟加拉枪骑兵》。希特勒之所以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他非常认同这部电影所传递的信息：一个“雅利安”国家可以无所畏惧，征服一个人口众多但“劣等无用”的种族。

1941年7月27日，希特勒在晚宴上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需要向英国人学习，他们以包括五万名士兵在内的二十五万人控制了印度的四亿人口。” 希特勒在此毫不掩饰地宣扬了“雅利安”种族的优越论：英国之所以能以相对很少的兵力来统治印度，那是因为他们的血统更加优良。希特勒在1941年还表示：“印度是英国的，苏联的领土将是我们的，但愿我能使德国民众认识到这块领土对我们未来的价值！”

在1933年就任总理后，希特勒想与英国建立密切关系。德国外事办公室的贡特尔·洛泽博士说：“他想使英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一个真正的盟友。”其他一些外交官对此表示认同。赫伯特·里希特认为，希特勒将英国视为他甄选的“优等种族俱乐部”中的一员。

但是，在1939年，希特勒却与英国开战，这本是他在世界范围内视作盟友的国家；而且在同一年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本是希特勒认为最有可能与其发生冲突的国家。这场战争本不在计划范围内，但是依照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再加上希特勒的个人性格、纳粹国家的体制架构，最终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依照希特勒个人的最初观点，1939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对一个经常自诩政治判断力超群的人来说，他如何会使他自己的外交政策陷入如此混乱？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掌权后，他迫不及待地“昭告”天下：他要废止《凡尔赛条约》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枷锁，以此来恢复德国的往日荣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帝国的交通部长曾提议建造一座水库，但是在希特勒的眼中，什么样的工程也比不上军备建设重要。他在1933年2月的回复中说道：“在未来的五年，我们需要不断壮大实力，这需要大量的人到军队服役，对那些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它在开工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自身的建设是否确有必要，是否会影响到参军服役的人数。”

其实，纵然是重整军备也需要经济支撑，只不过希特勒根本不懂经济理论。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说：“纳粹运动非常原始。”他认为是亚尔马·沙赫特使德国的经济滑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最低点。一方面，希特勒可能对如何开展经济工作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沙赫特又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察恩谨慎地说：“很明显，沙赫特非常地自信。”1923年，沙赫特四十六岁，他被任命为国家货币管理专员，职责是稳定经济，应对狂飙的通货膨胀。随后，他又成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在1930年，他因抗议德国认同“扬格计划”而辞职，该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实施的德国支付赔款计划。沙赫特转而投向希特勒和纳粹，以寻求解决德国问题之道。他说：“我希望看到一个伟大而强悍的德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情愿与魔鬼结盟。”

1934年，希特勒任命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并且专门制定了一项法律，赋予他在经济治理方面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政府的大量创造工作岗位的计划，比如启动高速公路计划等，使得德国的失业率快速下降，经济在整体上得以开始从大萧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回升。为了替重整军备筹款，沙赫特发行了所谓的“半政府债券”（Mefo bills）。作为一种赤字财政的形式，它有两个好处：一是纳粹可以通过信贷的方式支付款项；二是保证了在重整军备充满风险的早期阶段，纳粹可以相对地掩人耳目。此外，政府也能从世界经济的上行中获益。在1932年的洛桑会议中，经布吕宁总理的协商，德国需要支付的战后赔款得以有效减免，这也大大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对希特勒来说，这种经济上的好转完全符合他的意愿。这简直是一种魔术，至于沙赫特是如何实现这一“奇迹”的，依照他的性格，他根本不会关心。在1942年8月，希特勒曾说道：“我从来不会和沙赫特坐下来开会，讨论解决问题之道，我只是简单地说，我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我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纳粹将重整军备摆上第一的高度，所以军队无比积极地响应希特勒的行动。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是当时的一名军官，他说：“我们对此绝对持欢迎态度，希特勒在这方面根本不计成本。最后，军队的建制需要达到足以保卫德国的水平。德国国防军只有十万人，这显然没有达到标准。别忘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一直被周围的主要敌人虎视眈眈。”我们同很多当时的士兵交谈过，他们都表示，重整军备同时还具有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国家重新获得了力量。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这些新整编的武装部队能够早一点去对抗周围的邻国，那么《凡尔赛条约》加在德国身上的不公也能得以纠正，最终德国的局面也会比现在更好。在所有交谈的这些军人当中，没有人认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为一场世界战争埋下了伏笔。早在1924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外交政策和目标：“我们需要重拾六百年前的荣光，我们需要终止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挺进，要把目光放在东部。在谈论如今欧洲的‘新大陆’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苏联以及臣服于它的周围邻国。这是天命指给我们的道路。” 至于如何获取这些“新大陆”，他的答案也很简单：“在当前，地球上有很多未被利用的土地等着人们去耕种，但是，自然并没有将这些土地预留给某个特定的国家或是种族，相反，对这些土地来说，只有能通过武力去征服、能通过工业来开发的人们才有资格拥有。”

尽管如此，并没有多少人读过《我的奋斗》，或者说，即使有人读了，他们也并没有给予多大关注。外交官曼弗雷德·弗赖赫尔·冯·施罗德说：“没有人认为《我的奋斗》这本书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一些政客来说，他们如今看着自己在二十年前写的东西又会是怎样的感受？”约翰内斯·察恩说：“我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看法，举例说来，如果你信的是基督教，那么《圣经》会约束你，相关教义也会对你有所要求。但是，你见过哪一位基督徒百分之百（或者哪怕是假装百分之百）地履行基督教的要求吗？对待《我的奋斗》，人们也是同样的态度，书中哪些是要求，哪些又是理念，没有人会严格地逐字逐句地加以采纳。”在外事办公室任职的赫伯特·里希特说：“这本书我只看了前五十页，我觉得它太疯狂了，就没有再继续读下去。”

如果这些先生对《我的奋斗》一书的观点加以认真吸收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希特勒认为德国缺乏生存空间。如果说生命伴随着种族之间优胜劣汰争斗的话，那么，为了在这场争斗中获胜，德国需要在人口和农业耕地之间实现平衡。但是，根据希特勒的分析，德国的土地十分缺乏，难以支撑其庞大的人口数量。由此，德国面临着生存空间紧缺的问题。

希特勒环顾全球，发现有一个国家很好地解决了生存空间紧缺的问题，这个国家就是英国。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早期，他曾梦想与英国结为盟友，希望通过一对一的方式来处理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而不是诉诸国际联盟。

在希望与英国增进友谊的同时，希特勒还试图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在试图修改《凡尔赛条约》以使其承认德国军备建设的协议未能最终达成后，德国于1933年10月退出了国际联盟和当时的裁军会议。当时，希特勒希望单独和英国签署一项协定。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鬼使神差般地登场了，此人就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冯·里宾特洛甫之前是个酒商，希特勒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让他担任自己的特使，并且派他去伦敦斡旋，希望两国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种试图结好的行为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按照前外交官莱因哈德·施皮茨的话来说就是：“英国和德国应该执掌整个世界。英国应该统辖海洋，而德国应该控制从莱茵河到乌拉尔的地区。”

在1935年，这种示好英国的策略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外务次官安东尼·艾登与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会晤，并达成了一项协定。该协定允许德国重建海军，其中舰船的数量可达英国的35%，潜艇的数量可与英国的持平。英国之所以和德国签署了这样一份关于海军的协定，其中有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德国已经被《凡尔赛条约》惩戒得太重，可以尝试与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一定程度的和解。

1935年3月，德国宣称摒弃《凡尔赛条约》对其在防御方面的限制。4月，国际联盟通过了针对德国的不信任案。而英国因为与德国签署了一项关于海军的协定，它对德国的军事扩张并没有提出多大的反对之声，希特勒在听到这一消息时，连连称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

第二年，里宾特洛甫被任命为德国驻英国大使。这一次，他并没有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当他向英国国王递呈了委任状之后，他举起右手行了一个纳粹礼。英国人因此奚落了他，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以后他每次觐见国王的时候，都不得不行这种礼，否则就会很丢脸，这使他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和里宾特洛甫一起共事的洛泽先生说：“这本是他自己的错误，但他由此开始记恨英国人。”

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气氛并不愉快。外交官莱因哈德·施皮茨曾在那里工作，根据他的观点，里宾特洛甫是个很难伺候的人，他“高傲、自负，又不太聪明”。此外，里宾特洛甫竟然刁难英国的商人，这更加败坏了他的名声。他可以让裁缝们干等上好几个小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裁缝在和其他贵族顾客交流时就会谈论起他的愚蠢行为。施皮茨说：“他的行为既愚蠢又自大，而且英国人不喜欢自大的人。”

讨厌里宾特洛甫的人开始越来越多，戈培尔说：“他是个很贪婪的人，他的名望是花钱买来的，他是一路靠着坑蒙拐骗才混到了如今的职位。” 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康特·齐亚诺评价说：“我们的领袖曾经说过，你只要看看他的头就知道他的脑子有多小了。”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所有的受访人都对里宾特洛甫没有什么正面的评价。赫伯特·里希特认为他“懒惰且毫无价值”，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认为他“骄傲自负而又野心勃勃”。在纳粹当中，再没有其他一个人会被自己的同伴如此地厌恶。

希特勒注意到了对里宾特洛甫的极低评价。根据施皮茨先生的信息，戈林曾告诉希特勒：里宾特洛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希特勒则回答说：“但是，他毕竟在英国认识很多重要的人物。”戈林回答道：“我的元首，情况确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但糟糕的是，他声名狼藉，大家都知道他而已。”

既然如此，为什么希特勒力挺里宾特洛甫呢？从本质上来说，答案很简单，因为里宾特洛甫知道如何“吃定”希特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个弄臣而已。赫伯特·里希特说：“里宾特洛甫对外交政策一无所知，他一门心思就想着如何取悦希特勒，和希特勒保持紧密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里宾特洛甫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专门收买“探子”搜集关于希特勒的喜好。如果有人和希特勒吃了饭，他会立刻问这个人：希特勒在餐桌上说了什么。到了第二天，他就会很自然地向希特勒谈论相同的观点，而且还装作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希特勒则不明就里，反而认为里宾特洛甫很有见地。但除此之外，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能够这样得宠，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原因。莱因哈德·施皮茨揭示道，当希特勒说“灰色”，里宾特洛甫就会说“黑色、黑色、黑色”，他经常会说三遍或三遍以上，整个人总是显得十分亢奋。施皮茨说：“有一天，里宾特洛甫不在场，希特勒表示，‘和里宾特洛甫相处起来非常容易，他总是那么地亢奋。与此同时，其他人过来找我的时候总是带着问题，他们在心里害怕我，总是这样一板一眼，有时我只好对他们发威。而里宾特洛甫则不同，和他在一起很轻松，我什么也不用做，这种状态更好’。”

因此，尽管里宾特洛甫在工作中犯了很多低级错误，但是他找到了取悦希特勒的窍门，而这些是比他更有工作能力的同事们做不到的。他意识到，希特勒总是对一些激进的行动方案甚感兴趣，单单这一情况就意味着纳粹的外交政策肯定会引发危机。对希特勒来说，在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时，最激进的那个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至于这个方案最终会不会被采纳，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提议者据此展示了纳粹的精神实质，这就足够了。由此而造成的结果就是：与那些真正睿智且有能力的下属相比，希特勒更喜欢“愚忠”且激进的人。这也是亚尔马·沙赫特逐渐才意识到的情况。他是纳粹政府主要人物中最为睿智的一个，对照自己，他看清了这一点。

约翰内斯·察恩说：“纳粹面临着很多明显的问题，比如失业问题和裁军问题，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在谈到沙赫特1933年至1935年的行动时，察恩说道：“纳粹单单依靠增加纸币的发行就解决了问题，而并没有真正理解通货膨胀的概念。”重整军备、修建公路等纳粹政策所面临的困难，正如察恩所说：“一条高速公路不像在橱窗里展示的商品，它不能被出售，尽管有人可能买得起。军备不能被出售，尽管也有人可能买得起。”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察恩看到了沙赫特所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钱代表的是购买力，但是，如果你培育了购买力，却没有商品可出售，这样就会引发风险。

依据察恩的观点，沙赫特非常清楚自己针对军备建设资金问题所给出的方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会给德国的经济造成不稳定的状况，并且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沙赫特知道，工厂需要迅速地制造出产品，这样人们才能在商店里购买商品，要么就将产品出口以换取外汇，否则德国的经济最终将走向崩溃。沙赫特在1938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现实并回应了察恩的观点：发展经济就是要创造来自那些拥有了购买力但尚未被满足的人们的需求。沙赫特的结论很简单：“生活标准与军备生产的规模成反比关系。”

约翰内斯·察恩透露，到了1938年，已经不止沙赫特一人认为纳粹的经济政策注定会失败。他说：“但是，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国家机器通过工资冻结、换汇控制和集中营等手段所产生的效果。”

一旦这种赤字财政持续了几年之后，沙赫特一定会反问自己：德国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在约翰内斯·察恩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也令人心惊胆战：“终将有一天，纳粹政权在经济上会轰然坍塌，希特勒会粗鲁地认为只能诉诸战争来挽救局面。因此，战争将不可避免，而且输掉战争也是必然。”

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当希特勒看到补贴军备建设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之后，他并没有发现其根源，而是认为任何的国内困难都是由德国在外交政策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要解决这一局面，只有大力发展军备建设。在1936年写于贝希特斯加登的一份备忘录上，希特勒说道：“德国一直被视为西方世界对抗布尔什维克攻击行动的焦点，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而是压在我们国家肩头的重担，使我们步履维艰。由于受到别人的限制，我们军事资源开发的规模不能过大，军事建设的步伐不能过快。长此以往，如果我们不能在训练、装备、精神激励方面加大军队建设并使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话，那么德国终将一败涂地！”在希特勒看来，他的头等大事就是要重整军队，以应对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时还让他再去关注什么经济理论，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他说：“所有其他的需求无一例外都要给军备建设让路，因为军备建设任务关系到生死大计，而其他问题则无关痛痒，因此无须过多关注。”

希特勒写这份备忘录是为了开展其“四年计划”找寻借口，与此同时，他决定不再重用沙赫特，转而启用一个精于纳粹的“激进哲学”，同时不是很在意复杂经济理论的人来全力推进军备建设，这个人就是赫尔曼·戈林。沙赫特的工作在希特勒的政府中走到了头。最终，他在1937年11月26日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

此前，有很多人对纳粹持支持态度，他们乐于看到这个新政权努力改变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危险和失败的局面，并且为了实现政府中的稳定而不断奋斗—沙赫特就是这些人中的典型一员。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且繁荣的德国，哪怕这种局面最终要靠独裁统治来实现，他们也还是能够接受。德国的民主进程先天不足，但是，随着希特勒“施政纲领”的不断推进，沙赫特也感到非常不适，他开始逐渐意识到纳粹的真面目。在沙赫特看来，军备建设本身并没有必要反对，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帮助德国提振经济，同时也能洗刷《凡尔赛条约》对其“阉割”的耻辱。但是，在希特勒眼中，除了军备建设之外再无其他目标，他总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为备战而忙碌。

在将本书改编成电视系列片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同沙赫特一样逐渐觉醒的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觉醒来得有点晚。很多人认为纳粹主义会造福于德国，在新政权的初期，他们看到了变化，在1936年，柏林还举办了奥运会，他们对国家经历的这些变化感到满意。如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试图以自己的经历来解读“不同的希特勒”。这当中，有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以“好人”的形象出现）；有战争初期的“希特勒”（以“好战”的形象出现）；有实施大屠杀的“希特勒”（以“邪恶”的形象出现）。这种态度可以理解，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相信自己所处的社会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腐烂。但令人慨叹的是，情况确实就是如此。“长刀之夜”、以达豪为首的一批集中营，以及纳粹最核心的种族主义和仇视犹太人的情绪，这些情况其实在早年就一直有所体现。在与我交谈的这些人中，他们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就好比一次乘坐火箭之旅：一开始，他们很兴奋，因为这是一种热血沸腾的全新经历。接下来，随着火箭开始穿越云端，他们开始感到了不适，于是会说，“这还算是有趣，但现在可以返程了”。可是，火箭并不会返航，它开始游弋于黑暗、荒凉、令人心生恐惧的空间。最终，在经历了整个可怕的旅程之后，这些人会说，“我当时只是想要一次火箭之旅，并没有想要经历黑暗”。但是，火箭会一直在黑暗中航行，如果他们能够提前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在战争爆发前，还有很多其他人也经历了像沙赫特一样的命运，因为统治他们的，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停”的政权。希特勒已经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体现了他的理想，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感和声望要靠不断的成功来支撑。他在1933年宣布德国脱离国际联盟，1936年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为了赢取公众对其行动的支持，他举行过一次全民公投，结果如同预料的那样，支持率非常之高。希特勒不是一个害怕重新选举的传统型政客，但他也很害怕政权和整个国家缺乏兴奋和运动的状态。在1937年11月，他曾说道：“经济不再增长，停滞不前，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失序。”

这番话是否意味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筹划战争？关于这一话题引发的争论最为密集。很多人在争论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一份叫作《霍斯巴赫备忘录》的文件上。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是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他在1937年11月5日出席了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做了笔录，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空军统帅戈林、陆军统帅弗立契、海军统帅雷德尔、帝国作战部长布隆贝格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

根据霍斯巴赫的笔录，人们可以看出，希特勒在会议上首先发言。笔录上写道：“元首首先表示，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在其他国家，这种讨论需要召集整个内阁。但是，元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在讨论结果出来之前就在整个内阁闹得尽人皆知，因为讨论主题实在是非常重要。随后，他阐述了自己的考虑，以及他掌权四年半以来的工作经历。他想向与会人员传达自己的观点：为了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德国有必要抓住机遇。着眼德国长久的政策路线，他希望大家认真考虑他的话，万一哪一天他去世了，这也是他最后的愿望和遗言。”

寥寥数行文字记录，人们就可以看出希特勒在政治上的真实特点：他并不相信内阁会议，他也害怕万一自己早早死亡会陨灭自己的荣光，会使得历史上缺少他本人这浓重的一笔。

根据霍斯巴赫的记录，希特勒在会上不断地强调：以德国现有的版图来看，它在粮食和经济上都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德国如今需要在欧洲获取生存空间。尽管在会上并没有提及和苏联开战，但是希特勒表示，最晚在1943年到1945年，德国会朝着捷克斯洛伐克挺进，并且会吞并奥地利，哪怕冒着与西方列强交战、削弱自身实力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由于《霍斯巴赫备忘录》描述了希特勒的扩张构想，所以在纽伦堡审判中它成了一项重要证物。在该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到苏联，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故意的行为，“为的是不引起听众的警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A.J.P.泰勒表示，《霍斯巴赫备忘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白日梦，跟后续的真实事件并没有什么联系” 。在他看来，该备忘录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泰勒做出上述判断时，业界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充裕，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希特勒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诉诸战争，他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即便如此，在阅读《霍斯巴赫备忘录》全文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的痴言妄语，因为在备忘录中阐述了很多详尽的内容：“德国政策的目标就是要维系精英种族，并且将其发展壮大。由此就面临着生存空间不足的问题……对德国来说，如何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德国的问题只能诉诸武力来解决，这肯定会伴随着风险。”《霍斯巴赫备忘录》也许并不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完整蓝图”，但是它清晰阐明了其扩张意图。它也可以作为外交政策上的证据，它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屈从，要么交战。

我们从《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还可以看出其他的政策决定：德国和英国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在整场会议中，希特勒将英国与法国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潜在的敌人，它们对于德国的扩张行为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一点需要德国审慎地分析。里宾特洛甫也开始不断地添油加醋，这加深了希特勒对英国的敌视情绪。在1938年1月，里宾特洛甫在递呈希特勒的信函中声称：“我勤恳工作多年，致力于加深德国和英国的友谊，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目标，我本人将不甚欣喜。当初，我请求元首派我去伦敦工作的时候还有些诚惶诚恐，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然而，在爱德华八世看来，一次最后的努力看上去是合适的。但如今我不再相信这种理解。英国并不希望周围出现一个强大的德国，它认为这将是一个永久的威胁。”

除了里宾特洛甫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向希特勒报告了英国的冷淡态度。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曾陪同冯·布隆贝格元帅在1937年出访伦敦，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礼。德国代表团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与英国的政界高层举行会谈。布隆贝格在拜会了鲍德温、张伯伦和艾登之后，对会谈的结果十分失望，尤其是与艾登会谈时，对方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布隆贝格忍不住将这些情况告诉了自己的随从。但是，王室成员对待他们的态度要稍好一些。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加冕礼晚宴上，布隆贝格有幸被安排在国王和女王的那一桌，他看出来，英国王室有意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英国政客们的态度并不是很令人愉悦。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后，布隆贝格将这些情况对希特勒做了详细汇报。在布隆贝格与希特勒谈话时，勃姆—泰特尔巴赫远远地跟在身后，他们沿着山路走了很长时间。在回到柏林之后，勃姆—泰特尔巴赫问布隆贝格：希特勒在听到这一消息时说了什么。布隆贝格回答道：“他什么也没说。”但没过多久，军队建设的力度仿佛又加大了，勃姆—泰特尔巴赫猜测，这一定和加冕礼上获得的信息有关。

当然，根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布隆贝格本人也是那场会议的参与者。在备忘录中，霍斯巴赫记录道：在聆听希特勒的计划时，布隆贝格和陆军统帅弗立契都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霍斯巴赫的原文这样表述道：“布隆贝格和弗立契的反应使希特勒意识到，他的政治理念并不会赢得掌声与肯定，相反，会招致清醒、客观的反对之声。而且，希特勒也很清楚，他的这两位统帅都很反对德国主动挑起战争。”

这两位统帅平常不太擅长阿谀奉承，讨希特勒的欢喜，他们清醒、务实的态度与里宾特洛甫狂热的激进主义形成了极度鲜明的对比。不幸的是，希特勒更偏好里宾特洛甫。根据外交官莱因哈德·施皮茨的信息，希特勒有次曾经说道：“我的这些将军应该要像凶猛的困兽一样，他们脑子里想的应该只有战争、战争、战争。我可以将所有的行动暂停下来，但这样一来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希望以强悍的政治哲学来朝前看，但是这些将军却试图阻止我，这实在是一种错误。”

在霍斯巴赫记录的这次会议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当时在会场没有对希特勒的计划回以肯定态度的人都被调离了岗位。布隆贝格和弗立契被迫辞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也被解职，转任一个帝国秘密内阁“主席”的闲职。这些事情明显都和霍斯巴赫记录的那次会议有关，而且它看起来仿佛就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人没能取悦希特勒，依照希特勒的性格，所以他们被革职了。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只有理解了布隆贝格、弗立契去职之后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才能揭示希特勒和他的骨干分子们如何抓住时机，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

布隆贝格曾向希特勒请示，他想迎娶一位名叫格鲁恩的平民女子，希特勒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一请求，他很乐意看到一位德国平民女子嫁给高大的布隆贝格。这场婚礼在1938年1月12日举行，并没有大肆操办，希特勒和戈林担任证婚人。布隆贝格的副官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认为这场婚礼的规模太小，而且他自己并没有接到邀请，这使得他有些生气。他对其他的副官说：“你们看，这是不是很奇怪？他明天就要结婚了，我们竟然连一杯香槟也没有喝到，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在正式婚礼后不久，因为布隆贝格的下属们颇有微词，所以布隆贝格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婚讯。在消息刊登后的第二天，一位警察看到了报纸，他对新娘的名字有些印象，于是就翻查了一下档案，结果发现这名女子此前曾拍摄过一些色情照片，其中有一些图片就留存在档案之中。最后，这些档案被递交到柏林警察局总长康特·冯·赫尔多夫的手中。冯·赫尔多夫给勃姆—泰特尔巴赫打电话，说明了相关情况，泰特尔巴赫迅速帮他安排了与布隆贝格的会见。当时，他是从后门秘密进入了布隆贝格的办公室。在会见后，他对勃姆—泰特尔巴赫说：“年轻人，你最好找一份新工作吧。”

1938年1月26日下午，希特勒接受了布隆贝格的辞呈。在德国的军官阵营中，有严格的名誉规定，布隆贝格别无选择，他只有辞职。布隆贝格回到国防部，走进勃姆—泰特尔巴赫的房间，让他打开保险箱。布隆贝格告诉他：“这是希特勒最后的愿望，你将它收好，明天和我的指挥杖一起交给希特勒。”随后，布隆贝格流下了眼泪，他拥抱了泰特尔巴赫，说道：“再见了，我的朋友。”勃姆—泰特尔巴赫回忆当时的情境时说：“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因为我是如此地信赖且崇拜他，但眼看着他在婚姻方面犯下如此有损自己身份的错误。”布隆贝格选择交还指挥杖，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痛苦的决定，因为通常来说，指挥杖是一直可以保留到退休的，只能说，他所造成的耻辱太过深重了。

希特勒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一旦它们发生了，希特勒及其冷血的下属们就迅速地利用了它们。在布隆贝格去职几天之后，希特勒和戈林又指控弗立契是一名同性恋者，并就此还使用了伪证，弗立契被迫辞职。除此之外，还有十六名年老的将军被安排退休，另有四十四人被调离岗位。在希特勒做出这些决定的同时，他还让里宾特洛甫取代诺伊拉特就任外交部长。

自布隆贝格辞职之后，就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人事“洗牌”，这实在是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有其独到的手腕，他能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迅速地翻云覆雨为其自身所用。在1924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就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态度：“理论家只会单纯地宣教自己的观点，眼前就只有那么一点事情。但是政治家则不同，他不仅要制定宏伟目标，还要谋划着如何来实现它。”在这段时期内，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出现过很多次自相矛盾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总是热衷于对一些风吹草动加以利用，他认为自己是在拿短期的代价来换取长远的目标。有一次，莱因哈德·施皮茨出席了一场午宴，希特勒在现场说道：“如果有人引燃了一小团火，那么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汤盆下面，把汤加热，分给善良的德国民众，同时，我也会稍稍掐灭一点火势。”在施皮茨看来，这番话清楚地传达了希特勒的态度：“在机会来临时，他会借势利用它，希特勒不是一个固化的人。”

在扫除了元老们的桎梏之后，希特勒如今开始奉行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成为他的首要目标。1938年1月31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其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元首希望将聚光灯从国防军那里移开，通过部队的大量人事变动给人造成一种集中兵力的印象。这样会打击许士尼格的士气，他会因此而颤抖。”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是奥地利的总理，他一直在自己的国家英勇抵抗纳粹的影响。1936年德国与奥地利签署了一项协定，在协定中奥地利承认自己是德国的一个州，但是可以独立开展自己的内政。在布隆贝格辞职后，希特勒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一些重大的人事变动。此次会议没过几天，希特勒就开始向奥地利施压，要求它同德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1938年1月，时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的弗朗茨·冯·帕彭向许士尼格递呈了希特勒的邀请函，希特勒在邀请函中请他来贝希特斯加登会面。

这一次的会面安排表明，希特勒的横行霸道已经达到了极点。在奥地利代表团中，有一位成员是奥托·皮克哈姆博士，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楼梯间，许士尼格几乎是被希特勒押着走进了房间。”希特勒要求将奥地利的纳粹党员亚瑟·塞斯—因夸特任命为奥地利内政部长，并且要求奥地利向德国交出经济和外交大权。许士尼格被这些要求彻底震惊了。在当天的午餐中，希特勒假意盛情款待，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许士尼格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许士尼格在重压下被迫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他看起来更加沉默和绝望。奥托·皮克哈姆博士说：“他的沉默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早就应该知道与希特勒的会面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后不久，尤塔·吕迪格了解到希特勒本人对许士尼格的看法。当时，她以德国少女联盟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纳粹党的一场官方晚宴，晚宴时，希特勒和她坐在一桌，随后话题就聊到了这位奥地利总理上来。吕迪格说：“希特勒首先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一个人喜欢收集蝴蝶，后来他却把采集箱弄丢了。希特勒用这个比喻想阐述奥地利必须和德国绑在一起。希特勒表示，他曾告诉过许士尼格，对一辆汽车来说，单有一个好的引擎是不够的，它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好的底盘，同理，单有一个好的底盘也无法保证汽车的顺畅行驶。”

许士尼格知道纳粹的最终目标是要吞并整个奥地利，他对此还在尽力抵抗。1938年3月8日，他宣布奥地利将于3月13日举行全民公投，所有人可以就是否愿意使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而进行投票。但是，在德国的施压下，许士尼格被迫取消了这场活动。尽管如此，希特勒依然决定把局面弄得更加紧张。他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得知，英国不会就奥地利一事开战，它现在对其邻国意大利的任何有害反应都倾向于中立。

3月10日，希特勒派黑塞的菲利普王子出使罗马，并请他带去了自己的一封信函。在信函中，希特勒解释道，关于德国对奥地利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意大利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会将勃伦纳山口视为德国和意大利的边境。第二天，黑塞的菲利普王子就打电话给希特勒，向他转达墨索里尼就奥地利有可能被德国侵略一事所持的观点，菲利普在电话里说：“我刚从威尼斯宫回来，墨索里尼非常友好地答应了整个事情，他让我向你转达问候。” 希特勒回答道：“那么，请告诉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永远不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奥地利的事务一解决，我就会准备与他携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在所不辞。”

从希特勒在电话中的语调就可以得知，他当时对有可能引发的危机显得非常焦虑，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直到战争的末期都对墨索里尼十分忠诚。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表示：“在这场危机中，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是既狂躁亢奋，又犹疑不决，他的下属们就这一决定的争论陷入混乱。在其事业中第一场扩张行动一触即发之际，希特勒本人也非常举棋不定。从许士尼格宣布将举行全民公投，到3月12日情况发生转变，短短几天时间里，希特勒这边其实也乱成一锅粥——仓促地做出决定，情绪失控，不停地拨打毫无意义的电话，下达命令，随即又取消命令。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形容那段时间简直是‘殉难’。”

这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样子。在纳粹通常的描述中，希特勒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干脆果断。但是，最终冷酷地诉诸最激进行动的却不是希特勒，而是戈林，实际上，是戈林给军队下达了入侵的命令。希特勒认为真正的将领应该有如充满斗志的困兽一般，而戈林的行为则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戈林如此决断其实也是为了自己，通过入侵行动，他可以使人们转移对德国军队的注意力，不再深入调查弗立契的同性恋事件，以及他本人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这显然符合他自身的利益。）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成功地吞并奥地利，这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当时拍摄的一些影像资料体现了奥地利人对此事的狂热情绪，他们哭泣着、尖叫着，高声唱道：“同一个帝国，同样的人民，同一个元首！”德国军队被鲜花所簇拥，被周围的人群致以飞吻。看着这些未剪辑的资料，我们不作任何评论，但是，听到那些狂喜的奥地利人的呐喊，你依然会被那种情绪所影响。德国人一下子如此受人尊敬，这种气势简直压倒一切。莱因哈德·施皮茨说：“在我们进入奥地利的时候，这简直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天，我和希特勒同乘第六辆车，当时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对于像苏西·塞茨这样的奥地利人来说，见到希特勒后他们爆发出一种简单的渴望：“所有的人都在以同一种方式回应着希特勒：‘让我们加入德国，让我们成为德国人，让我们追随着你！’这些人的反应好像帮助希特勒回答了他自己也没有考虑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希特勒的下属们都知道，他其实并没有想好是否要吞并奥地利。”但是如今，希特勒也被眼前这一幕所深深感染，他受到了如此大的触动，以至于他改变了有关奥地利政治命运的计划。在进入奥地利之前，他的计划仅仅是培植一个傀儡政府，而如今，他在自己此前的家乡林茨市受到了如此热情的接待，于是他改变了此前的想法。他决定，奥地利不应该只是一个傀儡，而是应该成为帝国真正的一员，德国和奥地利应该合并。

我们如今很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奥地利人如此狂热地对纳粹和希特勒持欢迎态度。实际上，他们如此欢乐的原因非常简单：德国帮助他们扫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招致的困厄。就在二十多年前，奥地利还算得上是一个世界强国，沉湎于奥匈帝国的辉煌与荣耀，但是在战争中失利之后，它的地位变得有如瑞士一般。如今，奥地利人认为在日耳曼帝国中能恢复往日的荣光。

在1938年3月胜利的林茨游行之后，十四岁的苏西·塞茨有幸和希特勒握了手，对他来说，那实在是永生难以忘怀的时刻：“希特勒朝着我们走来，四周一片安静，我们是如此地激动，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当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几乎都忘了要伸出自己的手。我就直直地盯着他看，他的眼神非常有力。在我的心中，我已经向他做了无数次的保证，我要永远效忠于他，因为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那一刻我仿佛像在做梦。随后，我开始践行自己当时的诺言，除了上学，我的课余时间都在努力工作，因为他曾号召我们全体人参与建设他的帝国，所有人都应恪尽职守，将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也是我们的幸福所在。”

但是，合并也是一次残酷的行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所陪同，此人在前一天晚上就穿越了边境，为的是“扫清”这个国家的反对势力。奥地利的犹太人随即又遭受了苦难。瓦尔特·卡莫尔林当时是一名十五岁的犹太人，生活在维也纳，他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们听到街巷中传来嘈杂的声音，维也纳非犹太裔的民众们都还沉浸在欢乐中，而我们的厄运则开始了。犹太人的商店被打砸，第二天是星期六，当你走上街头时，开始有人无故骚扰你，转眼之间，你就成了彻底的违法分子，得不到任何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凌驾于你之上，肆意地欺压你。”纳粹党卫军允许当地的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各种羞辱，他们强迫犹太人将街道打扫干净。瓦尔特·卡莫尔林说：“我记得当时清扫街道的场景，在人群中有一位衣着讲究的妇女，看起来不像是什么下等人，她高高地举着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一头金色的鬈发，显得非常可爱。因为被举得高高的，所以这个女孩清楚地看见了一位大约二十岁的纳粹冲锋队队员正在狠踢一位犹太老人。这位老人蜷缩着倒在地上，周围的人群发出笑声，小女孩也笑了，仿佛这是什么滑稽的娱乐，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我。”

苏西·塞茨认为反犹情绪遍布奥地利，他说：“犹太人在奥地利并不怎么讨喜，我们从不觉得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彻彻底底的不一样。我们的家庭都拿犹太人开玩笑，我们都不喜欢他们。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情况。但是，关于此事我们也没有考虑过多，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情需要考虑，拿我来说，我喜欢游戏和体育运动，还喜欢在全国各地旅行。我知道犹太人不会对我们的祖国产生什么感情。”纳粹党卫军充分利用了奥地利人的这种偏见，他们将此处变成了自己的乐土。奥地利的犹太人开始被迫离开这个国家。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组织下，纳粹党卫军开展了驱逐行动，六个月的时间里，维也纳大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遭到了驱逐。这些被驱逐的人不得不将自己的财富留在原地，最终的果实被纳粹所窃取。

海因里希·希姆莱意识到，领土的扩张意味着党卫军的权势有可能大大提升。1938年11月，他告诉党卫军的将领们：“德国的未来，要么是成为一个更伟大的日耳曼帝国，要么什么也不是。我相信如果党卫军能恪尽职守，元首一定能创立更伟大的日耳曼帝国，最终我们将成为地球上人类所创造的最为强大的帝国。” 1938年在奥地利的残酷行动让纳粹们初尝了作为统治者的甜头，在德国的边境之外，纳粹党卫军们放下此前的束缚和限制。

在德国合并奥地利后，德国外交部歆享了无上荣光。曼弗雷德·冯·施罗德告诉我说：“合并奥地利真是一个国家之梦，通过这一成果，希特勒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在那时，德国的每个人都深受他的影响。”根据施罗德的观点，这种欣喜的情绪反过来也影响着希特勒，施罗德说：“他的内心被巨大的成就感所充盈，这也使他的狂妄不断滋长。”

在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把目光又转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其原因是该国在欧洲的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稳定，最明显的一个手段就是煽动住在苏台德区的三百万日耳曼人。作为一个族群，这些日耳曼人一直呼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在进驻奥地利不到三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就召集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骨干分子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告诉大家，他有意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苏台德问题。希特勒很清楚，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国际舆论对他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一事肯定会持反对态度，所以，他向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布置了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煽动仇恨情绪的战术，随后，他就静待事件酝酿、升级。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产物，本身也面临着很多先天不足。这不仅意味着纳粹看不起它，而且在它成立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少数族裔，这些少数族裔之间也是在相互猜忌。对诸如英国这样的局外观察者来说，纳粹由此而厌恶捷克斯洛伐克并且支持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泰晤士报》在1938年9月7日竟然还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将苏台德区交给日耳曼人。

随着苏台德日耳曼人问题的逐渐升级，英国首相张伯伦开始介入此事，试图解决危机。他于9月15日和22日先后两次造访德国并与希特勒会晤。最终，在9月29日，各方通过在慕尼黑举行专题会议解决了争端。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同意：苏台德区应该割让给德国，时间期限为10月1日——10月10日。

此次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得英国了解了希特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张伯伦首相称他是其所见过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条小狗” 。英国和法国都见识了希特勒摇摆不定、恃强凌弱、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其实，希特勒本人对《慕尼黑协定》并不是很满意，他一直不清楚英国和法国是否真的会为捷克斯洛伐克冒任何风险，现在看来，下属们给了他错误的建议，这些国家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这样来看，戈林和墨索里尼在会议上根本就无须做什么妥协。曼弗雷德·冯·施罗德当时也在签字仪式的现场，就在慕尼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听到希特勒说：“就是他们害得我没法发动战争！”

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盘棋”显然还没有下完。尽管纳粹如今得到了苏台德区，并因此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造防御工事及其作为自然防御的山地，希特勒依然将这个国家的剩余部分视作威胁。如今，他故技重演，再一次利用煽动战术来破坏该国剩余领土的稳定。他怂恿少数族裔跳出来反叛，并向斯洛伐克地区的领导人施压，让他们宣布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希特勒恐吓他们：如果不按照他所说的行事，他就鼓动匈牙利宣布对斯洛伐克地区行使主权。这又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外交手段：我比你强大，如果你不按照我所说的做，那么你就会遭到碾压。其实，从各种条约、国际法、各类国家组织的相互政策也可以看出，这里面体现的都是强者的意志。希特勒推行的不仅是俾斯麦的外交，而且还奉行恃强凌弱的策略。在此之前，他还遮遮掩掩混淆视听，企图为自己恃强凌弱的行径寻找借口，比如：之所以“合并”奥地利，那是奥地利人民自身的愿望；之所以拿下苏台德区，那是因为那里的日耳曼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等等。但是到了此时，他已经开始公然展示纳粹的核心“哲学”，即强者就是要“接管”弱者。

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地区宣布独立。当天夜里，年迈的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到达柏林参与会谈。希特勒羞辱了他，首先他让埃米尔·哈查和随从们干等了好几个小时，随后又让他们在新总理府中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大厅，好不容易才走到他的办公室，最后他在凌晨一点才举行会议。在会议上，希特勒宣布：再过五个小时，也就是六点钟，德国大军将会入侵他们的国家。希特勒在会议上怡然自得，哈查却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哈查表示想与布拉格方面通话，这时，戈林也开始拿他取乐，声称他要拒不投降的话，德国的飞机会将布拉格炸个粉碎。曼弗雷德·冯·施罗德亲历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哈查再也支撑不住，心脏骤停，一下子晕了过去。冯·施罗德赶紧叫来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莫雷尔立刻对他进行了注射抢救。大约在四点钟，哈查的身体才得以恢复，他最终在文件上签字，同意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德国的“保护”。

在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之后，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见证了希特勒宽大的办公室内的欢庆场景：“当时有点像是一个庆祝胜利的派对，大家喝着香槟，希特勒喝的是矿泉水。此时，我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他，并很惊讶地发现，当他在这一众欢乐的人群当中时，竟突然显得有些孑然一身的感觉。这和他在公众视野下口若悬河的形象不太一样。他就那样不太寻常地坐着。”此时，在施罗德的眼光中，希特勒头发蓬乱，衬衫的最上一颗纽扣也没有扣，他坐在扶手椅上，跷着二郎腿。“他在不停地说话，向两位秘书口述两份公文，一份是昭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文书，另一份是致墨索里尼的信函。我认为他的行为有些像个天才，当然，真实情况肯定不是如此。如今，当我再次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的眼前仍能清晰浮现他突然站起来，忽而又坐下去的画面，现在再一想，我认为他的行为绝对像个疯子。”

希特勒虽然从捷克那里捞取了即时的好处，但是，在他的那些忠诚的外交官看来，他的判断力也实在是非常之低。莱因哈德·施皮茨说：“那真是最为愚蠢的行为，他实际上把一切都搞砸了。其实，德国根本没有必要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所有的输电线路、铁路、公路、水管都能在少数民族边境被切断。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捷克人可以说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如果不使用强硬手段的话，我们不仅能赢得他们的土地，还能赢得他们的心。”在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看来，希特勒的行动在外交上有如自杀，他说：“这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因为从那一刻起，希特勒充分暴露了他是一名帝国主义者，他想要的就是征服，这和日耳曼人民的自决再无关系。”

当然，希特勒并不会认为他的行动有什么错。如果德国的军队需要向东挺进开展征服行动，那么就需要解除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具有战略区位的国家对德国所造成的任何潜在风险。但是，如今他依然还没有完成计划，因为德国现在还没有和苏联接壤。在他面前依然还有一个挡路的国家，这是一个依据《凡尔赛条约》重新创立的国家，它就是波兰。

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入侵波兰就意味着发动战争，因为波兰的情况和捷克斯洛伐克有些不太一样。德国此前有一座城市叫但泽，它位于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领土之间波兰的“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但泽依据《凡尔赛条约》被划为“自由市”，并由国际联盟和波兰行使管辖权。

最初，里宾特洛甫要求波兰人归还但泽，以及横穿波兰走廊的一块德国的领土，那里有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领土的德国人运营的公路和铁路。但这一次，希特勒遭遇了真正的抵抗。1939年3月31日，英国和法国对波兰的边境做出了保证，有了英、法两国的保证，波兰拒绝向德国妥协。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对此事的立场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斯大林与英国结盟，那么德国此时要挑起冲突的话，它将面临两条线作战的风险。但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实际情况两方面的考虑，英国并不太想和苏联展开协商。（一方面，斯大林从红军队伍中清洗了上千名官员；另一方面，苏联的兵力被认为并不入流，难担大任。）从苏联方面来看，斯大林也不想蹚战争的浑水，以他自己的观点来看，在此事上纠缠不清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最终，纳粹抢抓了一个机会，后来的行动也被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称作“勇气”与“天才”之举：德国乘机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前，苏联可是纳粹德国的头号假想敌。

时间回到1939年3月，斯大林发表了一次讲话，德国外交部注意到了这次讲话的重要性。斯大林在讲话中明确地站在了英国的对立面，他表示：“不会让自己的国家陷入由战争贩子引发的冲突之中，他们的惯用伎俩就是让别人火中取栗。”

汉斯·冯·赫尔瓦特是当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他说：“那是一个转折点。”在斯大林发表演讲之后，德国和苏联就进一步密切经济联系开始了磋商。随着夏季的进程，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的祝福，开始具体推进政治条约的协商，两国最终于8月23日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乍一看，这一条约似乎根本不可能签署，因为纳粹德国此前一直将苏联视为自己的假想敌，而苏联也一直对纳粹政权存有疑虑。但是，这一条约还包括了一些秘密的内容在当时并未公开。这些秘密内容足以解释为什么两个贪婪于战利品的国家为着自身的利益能够达成协定。汉斯·冯·赫尔瓦特曾亲历了秘密条款的签署。他表示，希特勒在秘密内容中承诺“使苏联得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所有”，这种好处是英国、法国所无法给予的，因为这意味着要牺牲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自由，甚至还有可能会牺牲芬兰。

汉斯·冯·赫尔瓦特很清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后果。他在那个夏季告诉他的同事们：“如今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我的观点是，美国最终会打进来，我们会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持这种观点的赫尔瓦特只是少数派，大多数人都认为，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策略。英国和法国意识到，它使德国入侵波兰的可能性大大提升。根据威廉·卡纳里斯上将（德国统帅部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希特勒对自己的军事将领们说：“如今波兰对我们来说犹如囊中之物……今天，我们宣布同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向外界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至于条约签署的后果还难以预料，斯大林也表示，条约的签署将使双方受益。在我们看来，发生在波兰身上的效果将尤为明显。”

这次会议于1939年8月2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召开，会议显示希特勒的震慑力已经达到了顶点，所有的纳粹思想都被整合到一起。他表示，“要进行事关生死的斗争，对方就是劣等的弱者”，这体现的是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表示，“参与作战的不是机器，而是‘人’”，这体现的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还表示，“要收起所有的怜悯，打击对手要残酷无情”，这体现的是他对“克制”“怜悯”的彻底摈弃，他认为这些都是弱者寻求庇护的挡箭牌而已。

当希特勒在会议上对其军事将领们发表这次冷酷的讲话时，他已将自己置于颇耐人寻味的境地：他与此前曾被视为假想敌的苏联结盟，而与他曾想交好的英国却有可能开战。如今，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在谈到这一情况时，时任纳粹国防军军官的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嗔怨地说道：“别忘了，是英国、法国宣布开战，并不是德国。”

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说：“我一直希望英国能够看清德国的计划，并且同意和德国在欧洲进行政治方面的共享。”即使到了1939年8月，诸如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之类的军官，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被卷入一场世界战争。他说：“希特勒只是想帮助日耳曼人，他并不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想吞并这个国家，他只是想帮助居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对待波兰，情况也是如此。他只是想解除《凡尔赛条约》套在但泽和柯尼斯堡这两个城市身上的枷锁。所以他的意愿和出发点是好的，他只是想扶助日耳曼人并且促成德国的统一……因此，我在政治上支持这一观点。”

纳粹的领导层知道，希特勒可不仅仅是“促成德国的统一”。他在8月22日会议上的论调显示，他关于征服的野心远不止于此。8月29日，戈林乞求希特勒“不要孤注一掷”。希特勒答复道：“我的一生都是在孤注一掷。”

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两天以后，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这场战争并未事先规划，但从希特勒和纳粹一贯奉行的政策来看，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喧闹无序和人事斗争构成了纳粹政府的主要特点，如今，这些特点又将体现在一场世界冲突之中。当戈培尔博士听到英、法宣战的消息时，他对他痛恨的对手里宾特洛甫说：“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这是你煽风点火的结果，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可是要想结束它则困难得多。” etzwLWzHAnXw3VuNx/EfFWkSUrbqUKdGG2Ku1+gKS1CtH5vybTbGxR6Sus4/7T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