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大众认知中，德国人有一个优于其他人的品质：讲究效率。他们的汽车广告能体现出这一点——“如果生命中的一切都像大众汽车那样可靠就好了。”他们的国家足球队也能体现出这一点——“他们的踢法体现出注重效率的典型特点。”并不让人惊讶的是，说到这种效率，有很大程度要归因到纳粹身上，因为法西斯主义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效率——墨索里尼据称曾“使火车按正点运行”。就纳粹党成员来说，他们既是德国人，又是法西斯主义者，双重身份之下产生了最注重效率的国家。在莱妮·里芬施塔尔执导的电影《意志的胜利》中反映了纳粹的集会场景，从中就能看出他们注重效率这一特点。这些宣传作品认为，在纳粹的统治下，德国社会处处体现出透明与秩序。但情况并不是如此。

贡特尔·洛泽博士曾是一名外事办公室官员，也是一名纳粹党员，在谈及《意志的胜利》这一类宣传影像时，他说：“元首独自一人朝着前方挺进——这是一种宣传，而且它让人印象深刻。但其实所有的人都站在一条线上，只不过观众看不到‘幕后’的场景而已，哪里有什么秩序井然，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在20世纪30年代，洛泽博士需要在外事办公室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联络工作。他估计，自身的工作时间至少有20%是在与其他权力部门争斗不休。他表示，另外一名前外事办公室官员则认为他60%的时间都浪费在了这上面。对于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对德国的统治，我们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但唯独和“效率”这个词不沾边。

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前十七个月中，很多方面的事情都暴露了纳粹执政的激进、混乱和极具破坏性的本质。在执掌权力之后，希特勒迅速地进行了新的选举，但同时也声称：这只是一次信任投票，无论是内阁还是政府，都不会因投票结果而改变。（尽管报纸和公众集会被禁止攻击新的国家政府，数以千计的政治反对派人士也遭到了围捕，但是在1933年3月的这一轮投票中，纳粹党的得票率仅为43.9%，并没有获得他们此前所希望的大多数席位。）1933年2月27日晚，国民议会大厦被人蓄意纵火（几乎可以肯定是由共产党的同情者马里纳斯·范·德尔·卢贝所为），第二天，政府拘捕了大批的共产党人，随后又出台了《国民议会纵火法令》，它无限期地限制了所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依据该法令的条款，政治犯有可能会无限期地处于“保护性监禁”之下。3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授权法》，该法赋予了希特勒绝对的权力。根据纳粹冲锋队的一名队员回忆，当时街道上一度陷于混乱，“人人自危，不停有人避开规定的官方渠道抓捕别人，人人都在拿保护性监禁威胁别人，人人都在拿达豪集中营来恐吓别人。每一条小街上的清洁工都感觉，他要负责一些他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 。

在掌权的最初几个月，这种混乱情况主要针对纳粹党此前的政敌。约瑟夫·费尔德曾是国民议会中的一名德国社会党成员，他被纳粹党抓了起来，投入了位于慕尼黑之外新建立的达豪集中营。在牢房里，他被锁上铁环，纳粹看守拿走了铺在地上的稻草垫，并且说道：“你不需要这些，因为你也活不长了。”这种滥用私刑还远没有结束，看守又拿出了一根绳索，向他展示如何以最佳方式将自己吊死。费尔德告诉看守：“我还有家庭，我不能那样做。要做你自己做！”费尔德在达豪集中营中被关了十八个月，最终因得了肺病而被释放。

对纳粹政敌中的那些务实派来说，他们有的逃离了德国，有的改变了此前的理念，顺应了新政府的意愿。只有像阿洛伊斯·普法勒那样的一些人属于例外，他们站出来努力抵抗。1934年，他试图重建他的共产党青年团。这种行为颇具英雄主义色彩，但是，对残酷无情的当局来说，他们已将共产党人作为明确的敌人，所以，普法勒他们的失败注定不可避免。最终，普法勒遭到了一名双重女间谍的背叛，这名间谍同时为共产党和盖世太保工作。普法勒被关进了警察局，遭到了严刑拷打，他的鼻子被打断，警察拿皮带抽得他几度失去知觉。他回忆说：“当我清醒之后，他们就继续抽我，再昏过去，醒过来再抽，如此反反复复，但我始终未吐一字，最终他们也只得收手。”随后，刑讯战术发生了改变。他们安排一个人坐在打字机旁边，随时记录普法勒的“招供”，而另一个人则站在普法勒旁边，每一次，当普法勒拒绝回答问题时，他就用拳头猛击他的脸部。暴力的警察竟然扭伤了自己的右手，开始使用左手，这时，审讯变得更加残暴，他猛击普法勒的头部，并且打得他耳鼓膜穿孔。普法勒说：“随后我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那是一种咆哮，仿佛我的头枕在海床上，周围是奇怪的咆哮声。”普法勒决定杀死这个不断实施酷刑的人，尽管最终自己也有可能难逃一死，他也想试一试。在年轻的时候，普法勒学过柔道，他计划挺直身体，将手指插入警察的眼睛。但是，就在他准备行动的时候，他出现了大出血的状况。审讯中止，警察把水桶和抹布递给普法勒，让他自己擦去地板上的血迹。随后，他被带入牢房过夜，随后又被转移到一个集中营，直到1945年，他才最终获得释放。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性是如此的薄凉且脆弱，但是，阿洛伊斯·普法勒自身的事迹却让人感到振奋，他遭受到了对手的拷打，指望他出卖同志，但他立场坚定。“这是一个关乎尊严的问题，他们哪怕将我打死，我也不会背叛任何人，如果非要如此，那么我情愿凄惨地死去。”

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对抗新政府，比如曼弗雷德·弗赖赫尔·冯·施罗德，他是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儿子，对新政府持欢迎态度，并于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施罗德认为自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且他认为1933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德国将走向美好的未来。他说：“所有的一切都干净、有序，心中有一种民族重获解放的感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如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冯·施罗德知道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被关在集中营里，但参照历史，他认为这件事情无关紧要。“这并不是什么个例，英国的克伦威尔是这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不是吗？在攻占巴士底狱时，作为一名法国贵族可不是什么好事，对吧？人们会说，‘噢，这是一场革命，虽然它是一场令人吃惊的、和平的革命，但它依旧是一场革命’。对于集中营，每一个人都会说，‘噢，英国人在南非发明了集中营，用以对付布尔人’。”尽管这些话无视纳粹集中营的残酷，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1933年遍布各地的集中营尽管滥施酷刑，但它和后来战争中的种族灭绝集中营不是一回事。在20世纪30年代，如果你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那么在里面熬上一年左右的艰难时光，你最后还有可能被释放出来。当然，阿洛伊斯·普法勒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作为政敌身份在1934年被捕，在集中营被关了十一年。一般来说，一年以后被释放时，囚犯们都会被迫签署一项书面协议，保证不会谈及在这里的经历，不然他们就会很快被重新抓回来。因为这一原因，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集中营“不过是”震慑那些对抗政府的反对派的地方。既然酷刑主要施加于纳粹的政敌或是犹太人，大多数德国人即使心生不适，也可以较为平和地看待这一事物。

1933年7月6日，希特勒对外宣布，希望终结街头的暴力行动。他说：“革命不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说这番话时，他其实已经意识到，纳粹冲锋队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新德国的稳定。军队这一极具权势的集团由衷地赞同他的观点。军人约翰—阿道夫·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回忆说：“人们厌恶冲锋队，是因为他们的面相和行为举止，大多数士兵都很讨厌他们。”冯·基尔曼斯埃格还表示，军队认为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正试图接管德国的武装部队，而且，他想将纳粹冲锋队并入德国的正规军队编制，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最高领导。这一企图既不符合军队的利益，也损害了希特勒的利益。

冯·基尔曼斯埃格强调，支持纳粹与支持希特勒本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表示，很多纳粹党员遭到了像他这样的职业军人们的唾弃，但是对于希特勒个人，他们则并不是这种态度。考虑到希特勒建党方式的与众不同，这样一种区分在如今看起来显得有些牵强。同时，希特勒本人也反对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他公开宣布：“元首就是纳粹党，纳粹党就是元首。”尽管如此，冯·基尔曼斯埃格的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仍在当时的一些官员中流传。一方面，他们厌恶冲锋队暴徒们的肆意妄为；另一方面，他们又认同希特勒重整军备的计划，也许职业军人们就是靠着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来达到两者的调和。

不久，希特勒本人也对冲锋队产生了反感，除了武装部队向他报告相关隐忧之外，他还发现了罗姆行为的堕落变质。罗姆曾谈论希望发动“第二次革命”，以此为冲锋队赢得此前从未有过的荣光。对希特勒来说，他无法接受这一点。海因里希·希姆莱抓住时机，捏造了罗姆计划发动政变的信息，希特勒听信了他的话。希姆莱当时所在的纳粹党卫军还处于冲锋队的荫护之下，但是，在1934年6月30日，他调集自己的人马发动了“长刀之夜”行动来打压罗姆，同时，希特勒也利用这一时机除掉了在1932年12月背弃了纳粹党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德国前总理冯·施莱歇。在这场活动中，大约有八十五人被杀。

听闻这一消息之后，国防部长冯·布隆贝格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确信军队会感激希特勒的行动。没过几个星期（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之后），他就安排所有的士兵宣誓向希特勒个人效忠。我们如今也采访了一些当时的士兵，他们所有人都表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效忠宣誓极其重要。因为这种效忠无关对方的官衔，而是对其个人的崇拜，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还是一名年轻空军军官的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也进行了宣誓。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这种宣誓对他来说十分“神圣”，其感召力伴随着他直至战争的结束。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如果违背了誓言，那么他就应该“自杀”。当勃姆—泰特尔巴赫1944年在东普鲁士的总部“狼穴”服役的时候，他听到了冯·施陶芬贝格试图炸死希特勒的消息，当时他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当时，泰特尔巴赫本人没有被安排参加炸弹袭击，但即使安排他参与，他也会拒绝，因为他永远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

泰特尔巴赫还担任过国防部长冯·布隆贝格的副官，对他来说，布隆贝格是像父亲一般的存在。泰特尔巴赫说：“布隆贝格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布隆贝格后来表示，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他由此而树立了忠诚之魂、崇拜之情、尽职之心。聆听希特勒的一次讲话就能使他热泪盈眶，和希特勒的一次握手就能驱散其心中的寒霾。泰特尔巴赫见证了布隆贝格对希特勒是多么崇拜，因为他要定期把他从作为元首的听众中拉回来：“如果元首没有夸奖他，说他有个好想法，他就很难恢复心绪。”

希特勒除掉了罗姆，兴登堡总统也已离世，此刻，希特勒既是总理，也是国家首脑，军队向他宣誓效忠，他对权力的掌握愈发巩固。他和他的纳粹党掌管了德国，如今，他只追求一项简单的政策——重整军备。至于那些重重地压在大多数政治领导人肩上的日常国内事务，希特勒要么委派给其他人，要么干脆舍弃。尽管街巷上的混乱已消失，但是，纳粹党和政府内部还有些混乱。

弗里茨·维德曼是希特勒的一名副官，他曾表示：“希特勒不喜欢研究文件，有时我向他寻求指令时，哪怕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没有看他提出要参见相关档案。他的观点是：如果不加干预的话，很多事情会自行解决。”那么，这种情况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用希特勒的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的话说就是：“在希特勒执掌德国的十二年间，他制造了文明国度里最为混乱的政府工作局面。”

此外，希特勒在当时的日常工作方式也不像个工作狂。弗里茨·维德曼写道：“希特勒会在午餐前短暂露面，草草阅读一下由迪特里希为他准备的新闻剪报，随后就去吃午饭了。当希勒特在上萨尔茨堡的宅邸期间，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在那儿，他一般在下午两点之后才会走出房间，随后就去吃午饭。他把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散步上，到了晚上会直接去吃饭，然后就去看电影。”

阿尔贝特·施佩尔是一名建筑师，后来成了纳粹的军备部长。他表示，希特勒在慕尼黑期间，一般一天只有“一到两个小时”可以开会。他说：“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建筑物周围踱步，在音像室、咖啡馆或是饭店里放松，或者是对下属进行长时间的训话，其训话的主题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可还是得装出非常认真的样子，不能透露出半点不耐烦的情绪。” 施佩尔本人是一个醉心于工作的人，希特勒如此浪费工作时间，在他看来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施佩尔经常反问自己：“他什么时候在真正地工作？”答案不言自明：“在大众的眼中，希特勒是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工作他一定夙兴夜寐。但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希特勒与斯大林不同，他不会下发无数的信函与指令来干预政策，他只会利用自己的终极权威来掌控国家，坐稳独裁者的位子。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反常？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领导人怎么能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卧室或是咖啡馆里呢？伊恩·克肖教授对此给出了解答，此前，他仔细地研究了纳粹德国粮食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维利肯斯于1934年2月21日所做的一次貌似不太重要的演讲。维利肯斯在演讲中说道：“所有有机会见识情况真相的人都知道，元首不会事无巨细地将时间花在他迟早都会知道的大小事务上。相反，在新德国中，对那些有着一官半职、为元首工作的人来说，他们都会尽力将工作做到最好……实际上，这也是每个人的职责，他们需要按照元首的意愿，沿着元首的路线努力为他工作。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为了实现元首的目标而按照既定路线努力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在此刻和未来都会得到最高的奖励，也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

“为元首工作”，这体现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下，并不是掌权的人发号施令，而是那些权力等级稍低的人自己来把握政府的精神，制定出相应政策，在施行的过程中不断加以调整，直至产生最佳效果。在英国的历史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当时亨利二世就经常说：“谁能使我摆脱这些烦冗的公务？”后来，贵族阶层冲入坎特伯雷谋杀了托马斯·贝克特，他们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没有得到直接的指令，但是这些弄臣们知道如何取悦自己的主子。

克肖教授认为，要想了解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期间是如何运转的，就需要重点把握“为元首工作”的要义，同时，它也能解释对那些被占领国家下达的很多行政命令的出处。此外，它还能戳穿很多纳粹分子声称“只是在依照命令行事”的谎言。当然，“为元首工作”的说法也不能使希特勒免于其咎。纳粹官员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因为他们需要对希特勒的意志做出明智的判断，更多的则是以此给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一政权要想正常运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希特勒的权威，二是要有那些认为自己的行动都是现实所需的下属们。

“为元首工作”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国内政策领域的决策过程，依据希特勒的性格，这些都是他不曾注意的。举例来说，大多数政党都会在他们的核心纲领中明确体现深思熟虑后的经济政策，但是纳粹党并没有。实际上，学术界对此还进行了揶揄——“希特勒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噢，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有制定经济政策。”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尽管在政策方面是空白，但是，希特勒也确实有其经济目标。他曾经承诺消除德国的失业问题，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谈及得较少，但是在他的眼中有比这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重整军备。最初，关于如何实现经济方面的目标，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求教亚尔马·沙赫特，此人是德国国家银行的前行长，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希特勒希望从他那里找到办法。在国内的各项政策中，除了重整军备、加大军队建设之外，希特勒均提不起多大兴趣。

让人惊讶的是，一些人本以为只有在政治领导的监管下才能改善经济局面，但是希特勒却将此委托给沙赫特，而且也貌似起到了作用。沙赫特采取的是基于信贷的通货再膨胀政策，同时执行增设工作岗位的计划，以义务工作服务为起点，帮助失业人群找到工作。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要不属于政府厌恶的种族或是政敌，生活都开始有所改善。大家并不明白通货再膨胀背后的经济理论，而且他们也并不认为希特勒怠政。他们环顾周围，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发现，很多情况都和政府承诺的一样。在如今我们采访的人群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强调纳粹在降低失业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街上满是绝望的失业人群的局面不复存在。相关数据显示，失业人数从1932年1月的六百万之多减少到1934年7月的二百四十万。公共基建领域开辟了很多工作岗位，尤其在建设高速公路方面更是如此，这些都使德国焕发出新的活力。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说：“大家都很高兴，有人表示夜晚可以带着妻儿在公园散步了，不用担心受到袭扰。虽然如今情况又变得危险了，但在那时真的很安全，这使得大家都很愉快。”

和大多数官员不同的是，勃姆—泰特尔巴赫在20世纪30年代有机会结识纳粹的高层。在冯·布隆贝格的协助安排下，在晚宴聚会时，他与这些高层坐在一起，眼前的一幕幕让他印象深刻。在这些人当中，戈林被大家所钦佩，因为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里希特霍芬战机中队立下战功，他知道如何与飞行员交流；戈培尔举止优雅，在饮用香槟的时候他会询问布隆贝格最近看了什么电影，这样他也可以推荐一些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比如《乱世佳人》，这也是戈培尔最为推崇的电影之一。但是，要说到给勃姆—泰特尔巴赫留下最好印象的人当属海因里希·希姆莱了，他是纳粹党卫军统领，到了1936年任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泰特尔巴赫回忆道：“他的性格非常好，他的身边总会聚集一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会询问空军的情况、我个人的工作情况，以及我与布隆贝格相处得如何等。”勃姆—泰特尔巴赫认为，他所接触的这些高层人士都很擅长自己的工作。很久以后，当他听说希姆莱企图单独媾和的消息时，他简直无法相信，他无法将这个人与当时在晚宴聚会时所接触的那个善解人意的人联系在一起。如今，让人不太容易接受的情况是：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仅是纳粹政权被大家广为拥护，同时纳粹当中的很多精英也备受大家推崇，尽管后来这些名字都成了魔鬼的代名词。

在20世纪30年代，厄纳·克兰兹还是一位少女，如今，她已是一位祖母，住在慕尼黑附近。在谈及1934年左右的纳粹统治时，她回忆道：“此前，人们很难看到希望，不仅仅对那些失业的人来说如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是被压迫、被践踏的人。”对照自己的家庭状况的改变，她看到了纳粹政策的成效：家庭收入提升了，德国看起来重新找准了目标。在采访的过程中，克兰兹一再强调她的话仅仅代表自己的个人观点，害怕别人认为她的观点偏离了政治立场。她说：“那段时光很美好，我很喜欢。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像现在这般富足，但秩序井然。”在被问及如何比较现在的生活以及20世纪30年代纳粹统治下的生活时，她回答道：“我认为当时的生活更好，当然，说这样的话有些风险，但我依然要这样说。”

厄纳·克兰兹津津有味地谈起纳粹为年轻人安排的娱乐活动，比如演出盛会和大型庆典等。在这当中，最为有名的“艺术活动”当属“亚马孙之夜”。该活动初创于1936年，每年在慕尼黑举行，一共举办了四届。从仅存的一些彩色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场景：无上装的半裸德国少女骑在马背上，再现一些历史场景，其中包括希腊神话中的一些猎捕场景。厄纳·克兰兹参与了该活动，但并不是以无上装少女的形象出现，而是穿着低胸领箍衬裙扮演了蓬帕杜夫人。克兰兹并不认为这种活动有伤风化，相反，它一点也不色情。她说：“女孩们所呈现的就是上帝造人的样子，而且我认为，这种活动的本质是一场眼球的盛宴，也是充满欢乐与灵感的海洋，毕竟，在西斯廷教堂中，所有的形象都是全裸的，不是吗？”

对于像“亚马孙之夜”这样的活动来说，它们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满足大家的感官。根据厄纳·克兰兹的观点，这些活动还展示了德国人的精英品质，她说：“人们看了活动之后会认为德国人很特别，认为德国人应该成为第一流的人种，他们理应凌驾于别人之上。”这种观点是有传染性的，“如果你每天对一个年轻人说他很特别，最后他就会相信这一点”。

我们的本意是了解纳粹政权的暴行，但是有人表示，和如今相比，自己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更加愉快。这实在是对现实的一记嘲讽，但是，对于像厄纳·克兰兹这样的人来说，说出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如果缺乏了他们的证词，我们对纳粹主义就会表现出一边倒式的观点，认为纳粹政权自一开始就压迫德国民众。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表明，厄纳·克兰兹在描述政府在这一时期的状况时，她的观点并不奇怪。有人在战后开展了一项研究，受访人群中有40%表示，他们怀念20世纪30年代那段美好的时光。这份研究是在1951年进行的，当时德国人已经知道了战争期间集中营的全部真相，最终的统计数据是根据他们的口述而做出的。

这些情况在如今看来似乎难以理解，或者说，只有依据这样的一个假设前提才能理解：德国人非常古怪、与众不同，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狂热的权威人物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解释：如果想要充分理解这种情况，大家就要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1934年的克兰兹和她的家庭状况。当时，如果他们回顾过去的二十年，社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一场战争耗尽了这个年轻人的国家，并使得全国人民蒙羞；一纸和平条约割走了它的很多土地，并使得经济雪上加霜；通货膨胀摧毁了人们的储蓄；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政党，他们彼此之间争斗不休，准军事部队的支持者之间还经常发生街头斗殴；失业率激增，达到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纳粹政权自1934年开始重新稳定了局面，大家对此持欢迎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很多德国人对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感到满意，这一点确实出乎预料，但是，与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最近被披露的情况相比，此前的信息也就不算什么了。在大众的传说中，盖世太保肩负着安全、恐吓的职能，他们镇压异见分子，权力极大，眼线也遍布各地。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真相。要想了解真正的情况，你需要去一趟德国西南部的维尔茨堡。维尔茨堡乍一看与德国其他的城镇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它确实有一样特别之处：在欧洲仅有三个城镇的盖世太保的记录没有在战争末期被纳粹销毁，维尔茨堡就是这三个城镇之一。在维尔茨堡的档案馆中大约有一万八千份盖世太保的文件，它们能够留存下来可以说是侥幸。当时美国军队已经到达，盖世太保这时才开始焚烧文件，他们是按照字母顺序烧的，所以，以A、B、C、D开头的文件几乎未能留存下来，而其他的文件由于来不及烧毁而得以完整保存。

安大略的罗伯特·盖拉特利教授是第一个揭秘这些文件的人。在他对该领域进行研究时，一位德国老人看到了他的工作情况并对他说：“也许你会很想采访我，因为当时我就住在这里，我了解很多情况。”盖拉特利约他喝咖啡，问他在这里曾有多少名盖世太保，老人回答道：“他们无处不在。”这一回答证实了关于盖世太保的传统观点。

但是，在研究了相关文件之后，盖拉特利教授发现，盖世太保不太可能“无处不在”。维尔茨堡处于下弗兰肯行政区，此处大约有一百万人口。经过准确统计，整个行政区拥有二十八名盖世太保，其中分配给维尔茨堡的有二十二名。在这二十二人当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只是从事行政工作。那些认为盖世太保自身在不断监视民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如此少的人数又如何能实现这样的控制呢？答案很简单，盖世太保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普通的德国民众。和很多现代的警察体系一样，盖世太保工作的好坏取决于它能开展怎样的合作。根据文件显示，盖世太保得到了来自外部的高质量的合作，这使得它成为一支非常高效的秘密警察力量。在1933年至1945年间的所有政治犯罪中，只有10%是由盖世太保自身发现的，另有10%是通过常规警察或纳粹党移交给盖世太保的，这也就意味着，剩余80%的案件都是由普通民众发现的，他们将信息告知了常规警察或是盖世太保。这些文件还显示，有些合作没有支付报酬，在这当中，大多数提供线索的人都不是纳粹党成员，他们只是“普通的”市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告发的义务。维尔茨堡档案馆中的大多数文件都是源于非纳粹党成员的自愿告发，所以，盖世太保并不是一个主动出击以揪出政敌的组织，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甄别每天所收到的自愿告发信。

单看这些充满故事的文件，并不能充分了解那些告发者的动机。有一份文件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一位来自维尔茨堡的犹太裔酒商与一位1928年开始守寡的非犹太裔妇女有了情史，他自1930年起与她保持情人关系，但是他们也对外表达了要结婚的想法。通过这份文件，人们可以看出：希特勒当上总理的同时，这位寡妇的邻居们开始公然反对这位犹太人的出现，并在公共楼梯里与他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一原因，这位犹太人不得不停止与寡妇的夜间幽会，但他依然在钱财上对她给予帮助，并经常和她一起吃饭。最终，同一栋楼里的一位五十六岁的妇女向盖世太保递交了告发信。她在信中表示：反对这位寡妇与犹太人保持恋情，尽管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冒犯行为。从纳粹党与警察之间的通信记录可以看出，这位妇女和一名男性邻居敦促纳粹党采取行动。于是，当地的纳粹党开始向纳粹党卫军施压，在1933年8月，纳粹党卫军闯入这位犹太人的家中，在他的脖子上套上公告牌，将他押入了警察局。这张公告牌上有以血红的颜色书写的羞辱的信息，如今它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文件之中。它的内容依然清晰可辨：“我叫缪勒，是一名犹太人，我与一名德国妇女罪孽深重。”缪勒先生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几个星期，随后，他们在1934年彻底离开了德国。其实，他并没有触犯德国的法律。

在一个偏离了民主的国家体制中，“告发”吊诡地成为德国民众表达意愿、传递心声的一种方式。有人本应服役却没有——这种情况有人告发；有人拿希特勒开玩笑——这种情况有人告发。告发行径也成为个人获利的手段：如果你想要一位犹太老妇人居住的公寓，你可以告发她；如果你的邻居惹怒了你，你也可以告发他。

盖拉特利教授在维尔茨堡档案馆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研究，他奋力地想在当中找到一位“英雄”，他想知道，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对抗这一体制，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否有一剂针对盖世太保文件研究所揭示的人性冷酷一面的猛药。最终，盖拉特利将目光集中在了伊尔泽·索尼娅·托茨克身上，此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名音乐专业学生的身份来到维尔茨堡。查阅盖世太保关于她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她成了被周围人怀疑的目标。第一个告发她的人是她的一位远房亲戚，此人声称该学生对待犹太人过于友好，她还知道很多本不属于女人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军事事务等。此人还表示，他之所以要向盖世太保告发，是因为他本人是一名后备官员。但是，后备官员的身份与告发行为貌似并无因果关系。于是，托茨克受到了盖世太保的密切监视，但是，这种监视的形式很奇怪，因为盖世太保要求她的邻居们对她进行盯梢。于是，在该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邻居们提供的千奇百怪、自相矛盾的所谓“证据”。比如：托茨克有时行纳粹举手礼，有时不行举手礼，但有一点很清楚，她并没有避免与犹太人的交往（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是犯罪）。一位匿名的告发者甚至怀疑托茨克是一名同性恋。但是，最终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托茨克犯了罪。尽管如此，根据这些告发者提供的信息，盖世太保还是对托茨克进行了审讯。通过文件中的审讯笔录我们可以得知，托茨克因为自身的态度而受到警告，但是盖世太保也很清楚，此人并不是间谍，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可以指控，她只是显得和常人不大一样罢了。尽管如此，旁人对她的告发行动仍在继续，最终，托茨克的文件被递到了戈尔莫斯基的办公桌上，此人是维尔茨堡最为残忍的盖世太保之一，任职于2B支队，专门对付犹太人。

在1941年10月28日，托茨克被传唤审讯。盖世太保已就此搜集了一套完备的记录。托茨克做出保证：“如果我再与犹太人纠缠不清的话，我知道最终自己可能会被关入集中营。”尽管如此，她依然和一些犹太人保持着友谊，并且再次被传唤向盖世太保汇报情况。她和一位朋友试图乘坐飞机穿越边境进入瑞士，但是，瑞士的海关官员将她引渡给了德国当局。在德国西南部她受到了漫长的审讯，她说：“作为个人，我认为《纽伦堡法》和纳粹的反犹情绪完全令人无法接受。我无法容忍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再也不想在此生活了。”后来，在维尔茨堡又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审讯之后，她被押入了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至此，我们觉得她再也没有可能生还了，她的勇气葬送了她的生命。

依据盖拉特利教授的研究线索，我们希望继续深入，试图找到亲历这一事件的人。最后，我们找到了玛利亚·克劳斯，她当时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离托茨克住所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在我们采访克劳斯的时候，她已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从外貌上看，她与维尔茨堡街道上那些体面的老太太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盖世太保关于托茨克的文件中，有一份时年二十岁的玛利亚·克劳斯在1940年7月29日所签名的告发文书。文件在开头写道：“玛利亚·特里西亚·克劳斯，1920年5月19日出生。于今天早晨到达警察局。”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我们向她朗读了文件中的这样一段文字：“伊尔泽·索尼娅·托茨克住在我家附近的一栋花园小屋里，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人，是因为她看起来很像犹太人。我要告发的是，托茨克小姐从来不行纳粹举手礼。我从她的说话中觉得她有反德国人的倾向，不仅如此，她还和法国人、犹太人走得很近。她还告诉我，德国陆军的装备没有法国的精良。不时地会有一位三十六岁左右的妇女造访她，此人看起来也很像犹太人。在我看来，托茨克小姐行为诡异。我想她有可能是参加了某些危害德国的行动组织。”在文书的底部是“蕾西·克劳斯”的签名。我们问克劳斯女士这是否是她的亲笔签名，她确认了这一点，但又表示，她无法理解这份文件如何能留存下来。她否认自己曾做出以上的口供，同时表示自己从未造访盖世太保。她对我们说：“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文件中的地址是正确的，签名也是我的手迹。但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实在搞不清楚。”蕾西·克劳斯是真的得了健忘症，还是在装糊涂，这些就不好言说了。当然，在如今，出于个人的利益，要使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当时曾向盖世太保告发过自己的邻居，恐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对她的采访临近尾声时，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她说：“我把你们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她连连惊呼，‘上帝啊，难道五十年后还要重提旧事吗？’……我想说的是，我没有谋杀任何人。”

采访结束后，离开克劳斯女士的那一幕至今仍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她站在维尔茨堡铺满鹅卵石的市政广场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不同，但也因此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此前，你可能会以为，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助纣为虐的人和那些决计不会这样做的人一定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同克劳斯女士进行的访谈却使我们深受震动，要不是在盖世太保的文件中看到她亲笔签名的告发文书，你根本无法将此事与眼前的这位与旁人无异的体面妇人联系在一起，像她这样的人，我们本该在一起只是闲聊一些琐事，拉拉家常而已。

不管克劳斯女士是否真的健忘，如果她的确进行了告发，那么这对盖世太保自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它再一次证明，“盖世太保无处不在”的说法只是以讹传讹而已。此外，人们此前还说盖世太保自身都是狂热的纳粹党卫军成员，在纳粹政权成立初期，他们就赶走了警察部门中正常执法的官员，并取而代之。这样看来，这些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情况是：当纳粹政权成立的时候，大多数警察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职，但他们可以不必像此前那样工作，他们被解除了束缚。在纳粹统治下，对大多数德国警察来说，他们在行事时有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无视嫌犯的基本权利，亦可以依照自己的理解奉行铁腕的政策。

海因里希·缪勒是盖世太保臭名昭著的头领，自1939年开始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工作中也不例外。在纳粹掌权之前，缪勒是警察局政治部门的一名警察，其主要工作是对付左翼政党。实际上，缪勒根本就不是一名合格的纳粹党员，1937年，当地的党支部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提升，因为他没有纳粹所必备的品质。在参考了纳粹掌权之前缪勒对左翼团体所采取的行动之后，支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此人在采取行动时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无视法律条款。尽管如此，我们并不知道，如果他因任务所需而对右翼采取行动时，是否也会这般如出一辙。”这份评价报告非常怀疑缪勒为纳粹服务的动机：“此人野心勃勃，冲动鲁莽，在任何体制下，他都会竭尽一切来取悦他的主子，至于他的主子具体是谁，他并不在乎。”尽管评价非常低，但最终缪勒还是得到了提升。他的上级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们当时在提拔缪勒时一定是这样的想法：与其找一个只是政治合格的人，不如找一个更有闯劲、更有野心，也更加能胜任工作的人。

当然，大多数德国人可能从来没有和盖世太保接触过。如果在纳粹的眼中你是个守法的良民，那么你就是安全的。他们的目标也不会过于泛滥，但是，如果你不幸是乞丐、社会异见分子、共产党或是犹太人，那你就很倒霉了。

从德国纳粹执政的混乱本质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纳粹的反犹政策并不是严格一成不变的，尽管这个党一直宣称憎恨犹太人。纳粹反犹的根本立场从未改变，但是迫害的性质经常会有很大的变化。

在1933年3月的选举结束后，社会上就爆发了一系列未串联的针对犹太人的打击行动。我们此前已经谈到了维尔茨堡的一个例子：一位犹太男人因为和一名非犹太寡妇产生了感情而遭到公然的羞辱，最终还被投进了监狱。（在这里要重申一下，他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违法。）但是，一些非官方的打击犹太人的行动可能会更加暴力。在希特勒就任总理时，阿尔农·塔米尔是一名十五岁的犹太少年。一位朋友告诉他，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冲锋队闯入了他们所在的村子，残忍地鞭笞所有的犹太人，这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好几个星期都没法落座”。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也有报道称犹太人受到了各种羞辱，比如被剪掉胡子，或是被迫喝蓖麻油，等等。

鲁迪·班贝尔当时和他的家人居住在纽伦堡的犹太人社区，他们很快就领教了纳粹冲锋队对待犹太人的暴行。他说：“1933年，冲锋队闯入了这里，他们带走了我的父亲，还有很多居住在纽伦堡的其他犹太人。这些人被带到了一座体育场。那里杂草丛生，他们强迫被带到这里的犹太人用牙齿来‘割草’，这其实是变相地让他们吃草。这实在是一种羞辱，纳粹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犹太人是最低贱的人种。”

尽管希特勒能理解这些施暴者的动机，但其实这些行动都不是他正式下令的。1933年4月1日，希特勒下令抵制所有犹太人开的商店及其他商业活动。在计划过程中，抵制行动本来是无限期的，但是遭到了兴登堡和其他人的施压，他们主要害怕产生对外贸易报复的风险，最终，抵制行动只持续了一天。尽管如此，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这一天仍具有象征意义。阿尔农·塔米尔看到纳粹冲锋队朝着犹太人商店的窗户上喷油漆，然后就凶恶地站在店门口，阻止人们进去买东西。此外，他们还不停地喊着口号，比如“德国人不进犹太人的商店！”“犹太人招来厄运！”，诸如此类。塔米尔发现有一两个勇敢的德国人强行走进了犹太人的商店，但是，正因为走进犹太人的商店都需要强大的勇气，这也证明了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是多么凄凉无助。他说：“我感觉自己正在坠入一个黑洞，我生平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现行的法律并不适用于犹太人。你可以肆意对待犹太人，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从那时起，塔米尔尽量使自己远离那些非犹太裔的德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够这样。纳粹希望犹太人主动与其他德国人隔离开来，在德国建立自己的居住区。于是，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青年俱乐部和体育场所，他们开始主动地将自己与其他人群隔离。考虑到此前很多犹太人是经历了漫长的苦痛才将自己融入当地社会，如今却又不得不将自己隔离，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出更大的悲剧。尽管他们在地域上仍居住在德国境内，但是他们感觉是被驱逐的。

在犹太人当中，包括阿尔农·塔米尔的父母及其朋友在内的一部分人仍抱有一丝希望，他们希望抵制行动并不是直接针对他们这样的当地犹太人，而是那些“国际”犹太人，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德国公民。实际上，1935年秋季出台的《纽伦堡法》就明确了将犹太人从正常的德国民众生活驱离，包括废除他们的国家公民身份，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通婚等，但很多犹太人还认为，纳粹政权最终会控制它的仇恨情绪。经济部长兼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就因为害怕迫害犹太人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而施加了压力。此外，为了1936年奥运会上的自身形象，德国也稍稍收敛了自己的言行，这些都使得德国的犹太人在1936年至1937年间确实度过了相对平静的时光。但是，这并不是说针对他们的迫害就彻底消失了，而只是和此前的遭遇相比，他们的生活没有进一步恶化。

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遭受了很大的苦痛。“雅利安化”计划，强迫犹太人不准从事商业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犹太人的生计都出现了困难。在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后不久，阿尔农·塔米尔的父亲经营的小型烟厂就遇到了困难。此前，城镇里的烟草零售商都和他的父亲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突然之间，他们纷纷向他的父亲“致歉”，因为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所以这些零售商不能再卖他的烟草了。如此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的非官方“联合抵制”之后，他的父亲被迫关闭了烟厂。阿尔农·塔米尔说：“这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击，因为此前发生过战争，后来又发生了通货膨胀，现在是他第三次失去生活的基础。有好几个星期，他就一人独自窝在沙发上，黯然神伤。”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犹太人并不像塔米尔的父亲那样因为这些非官方的联合抵制而失去生计，而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出台的一些法律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比如行政部门等。还有更多的犹太人对此而感到绝望，于是他们离开了这个国家。

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承认，很多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确实是纳粹错误的地方，但是他又表示，考虑到柏林的律师有“90%”都是犹太人，他能“理解”纳粹的所作所为。前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据此说道：“大家普遍认为，犹太人在德国的触角已经过深了。”他还表示，像律师等职业长期受犹太人把控的话，未来可能会出问题。在反犹情绪大行社会的情况下，这些话语颇具深意，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纳粹的反犹政策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是从我们采访的一系列亲历者来看，很多德国人在当时都是支持纳粹对犹太人设置这些限制的。

至于犹太人为什么集中在某些特定的职业领域，这来自几百年来他们在其他就业领域受排斥的一种传统。阿尔农·塔米尔说：“犹太人处处受排挤，实际上他们是被迫集中到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在两百多年以前，犹太人是不能从事农夫、手工匠人等职业的。”对此，官方尽管有各种“合理的”解释，但是这掩盖不了偏见与歧视的本质。

对非犹太人来说，他们一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我曾问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在20世纪30年代，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崇拜希特勒，当犹太人被迫丢失工作、离开德国的时候，他又在做什么。泰特尔巴赫的回答可能代表了其他很多德国人的观点，他说：“你谈的这些情况根本不存在，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大家庭中，并没有将这个集体做一些区分。你可能受到了误导。”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自己在德国空军部队的愉快经历时，他说：“年轻的飞行员整天在天空翱翔，他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也不想介入一些无谓的纷争。我们归航后就美美地吃一顿，然后要么好好睡上一觉，要么出去跳舞放松。”

但是，阿尔农·塔米尔自童年起就感受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反犹气氛，苦痛的经历一直伴随着他长大。他有时会在镜子前长久地凝视：是自己的鼻子太大了吗？还是自己的下嘴唇太厚了？他想和非犹太德国女孩玩儿，却发现她们的周围都是那些恐怖的卡通片，耸人听闻地宣称犹太人要加害别人。阿尔农·塔米尔随后发现，在纳粹的死忠人士眼中，犹太人不仅仅是异端，而且残忍又邪恶。长大后，塔米尔曾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此时一名年轻的冲锋队队员斩钉截铁地宣称：塔米尔所在村庄的一名犹太妇女是个女巫。此人说这个女巫能变成一头马驹，然后再变回原形。有一天，一位铁匠在她变成马驹的时候抓住了她，给她钉上了铁掌，这样，她就再也变不回去了。阿尔农·塔米尔说：“他竟然相信这样的故事，这使我非常地泄气。”当时，德国只有0.76%的人口是犹太人，这使得冲锋队那些毫无根据的偏见思想更容易传播、蔓延。有时，人们似乎很容易被一个并未亲眼见识却拥有所谓超自然力量的“敌人”吓到，而其实他只是住在隔壁的普通邻居而已。

在1933年春季和1935年夏季相继爆发反犹太人的浪潮之后，1938年夏秋季又爆发了第三股浪潮，这一年的11月9日就是后来历史所称的“水晶之夜”，在那一夜，针对犹太人的暴行达到了顶峰。在两天之前，一名德国驻巴黎的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被一位叫赫歇尔·格林斯潘的波兰籍犹太人枪杀。此人因为不满犹太人遭到纳粹的不公平对待，心中早已是满腔怒火，而在驱逐活动中，他的家人在穿越波兰边境时又遭遇到了残酷的暴行，这使得他的反抗情绪愈发浓烈，最终导致了枪杀事件的发生。当时，纳粹正在慕尼黑集会以纪念啤酒馆暴动，当约瑟夫·戈培尔听说冯·拉特的死讯之后，他请求希特勒出动纳粹冲锋队来进行扫荡，希特勒同意了。

当鲁迪·班贝尔家的前门被撞开后，他和家人们意识到扫荡行动开始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时，他说道：“在黎明时分，他们砸开前门，开始疯狂地打砸。当时前后来了两批人，第一批人打砸完就离开了，随后，第二批人又来了。”班贝尔本想打电话报警，但是他看到这些行凶的暴徒就是穿制服的人。“我们家一共有三位老太太，她们住在一楼。其中有一个人被暴徒们拖着痛殴，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她挡了这些人的路或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也被他们打了，最后他们在地下室的厨房里停了下来。接着他们拘捕了我，把我交给了门外的一名警卫。”但突然之间，冲锋队队员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再扣押他。鲁迪·班贝尔说：“那一夜有很多人被捕，冲锋队很明显也想逮捕我，但此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头儿已经回家了。很明显，他可能觉得抓的人已经够多了，他一回家，使得这些人非常生气。所以，他们也无心继续，于是猛地踹了我一脚，说了一句‘滚吧’或类似的话，然后就把我扔下了。”但是，当鲁迪·班贝尔再次走进家门的时候，更加凄惨的一幕正在等待着他。“我走上楼，眼看着父亲垂死挣扎，直到去世，我手忙脚乱地想给他做人工呼吸，貌似也起不到什么效果，但真正的原因是时间太迟了。我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怎能毫无怜悯，对陌生人下如此狠手？”

对厄纳·克兰兹这样的德国人来说，“水晶之夜”让他们感到很震惊，从此以后，他们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最初，他们觉得看到了希望的光芒，生活在好转，国家仿佛又恢复了秩序与安全。但随后，一切的一切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我们问克兰兹是否因此成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她的回答有些急促：“噢，不不，当时四处都在拥护希特勒，我们个人又能做出多大的改变？你只能随大流，我们都在随大流，我们都是追随者，也只能如此，我们也只能做追随者。”

在所有的德国民众中，对待“水晶之夜”的态度还是有差别的，很多人对此感到震惊、气愤或是错愕。该行动所造成的高额财产损毁也引发了批评。有些人认为，在一个文明的国家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耻辱，还有一些人对遭受戕害的人群表达了怜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对驱逐犹太人持赞同态度。犹太人依然是无依无靠的。

“水晶之夜”后的早晨，在纽伦堡，当地的德国人证明了他们所感受到的鲁迪·班贝尔及其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他们用石头砸了班贝尔家的窗户。

在“水晶之夜”中，究竟有多少犹太人被杀戮，损毁的财产究竟价值多少，关于这些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录。近来迈耶·施瓦兹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本人是一位特拉维夫的生物学家，其父亲也被纳粹所杀害。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当时至少造成四百名犹太人死亡，一千多座犹太教堂遭到损毁。

“水晶之夜”的状况再一次证明：纳粹德国只要稍稍提前策划一下，就能制造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只要希特勒稍一点头，那些暗流汹涌的暴力情绪就会如此地搅翻社会。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希特勒的个人威望遭受了一点小小的影响，他从不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一事件。

在1938年，也就是“水晶之夜”爆发的同一年，纳粹建造了一座新的总理府，以此作为自身权威的象征，该建筑的设计师是阿尔贝特·施佩尔。但是，在它庄严的外表下，希特勒管理政府的方式依旧是一片混乱。根据外事办公室的贡特尔·洛泽的观点，根本的问题是，希特勒会指令两个独立部门的两套人马去从事比较相似的任务，同时又没有明确的任务分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部门之间的争斗。还有一种情况是，希特勒发出一个宏观的指令，随后下属们依据这个指令再下达一道指令。当出现不可避免的争端时，希特勒很少做出最终决策，也不评判谁对谁错。他总是对他的部长们说：“你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商议，在你们想好了之后，可以过来找我。”

在这种竞争精神指导下，希特勒在总理府内的日常工作不仅由一个私人办公室组织，同时还有另外五个责任机构，它们分别是：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领导下的帝国总理府办公室，菲利普·鲍赫勒领导下的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奥托·迈斯纳领导下的总理府总统办公室，威廉·布吕克纳领导下的希特勒私人助手机构，马丁·鲍曼领导下的元首代表办公室。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希特勒的指令，所以他们之间很多时候都是在相互争吵，谁也不服谁。他们平日里挖空心思取悦元首，以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一些偶然性的事件经常会引发激进的政策。其中最自相矛盾、最让人错愕的一项政策就是“儿童安乐死计划” 。

在1938年末或1939年初，一位畸形儿的父亲给希特勒写了一封请愿信，这类信件总理府每周都会收到上百封。这位父亲在信中写道：他的孩子先天失明，同时还出现痴呆倾向，此外，他还缺少一条腿，一只胳膊也残缺不全。他希望能够“了断”这个孩子。菲利普·鲍赫勒领导下的总理府元首办公室的官员们接手了这一事务，他们认为，与其自己作决定，或是转交其他政府部门，不如将这封信递呈希特勒。当然，具体给希特勒递呈什么样的信件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其主要标准就是看这些请愿是否能引起希特勒的兴趣。他们知道希特勒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此前纳粹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对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实施绝育措施。希特勒阅读了这封请愿信，随后派自己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去了解那个孩子的情况，如果这位父亲所言属实，那么就杀了这个孩子。在总理府元首办公室有一名关键人物叫汉斯·赫费尔曼，根据他战后的证词，这一事件促使希特勒授权勃兰特、鲍赫勒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类似的事件。

在后续的一段时期内，相关医生和卫生官员在新政策框架下就“儿童是否需要治疗”一事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痴呆和先天愚型病、各种情况的畸形，尤其是四肢不全、脊柱裂等情况都需要报备，相关资料会递交给一个委员会，在那里会有三名儿科医生担任评估者。如果这个孩子无法存活，他们就在相应的评判栏标注一个加号，如果能够存活，则标注一个减号。这三名医生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一个参与评判的儿童，他们仅凭书面材料就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战争开始的初期，儿童安乐死政策达到了癫狂的状态，格尔达·伯恩哈特一家就是上千个受害家庭之一。她的弟弟曼弗雷德有一些弱智，他已经十岁了，说话却像个三岁的小孩。他会说“爸爸”“妈妈”“希特勒万岁”，除此之外，别的就不太会说了，其实，他能拼出“希特勒万岁”这样的发音已经让人心生同情了。住在她家附近的一些恶毒的邻居认为，这个孩子最好能被“解决掉”，这样就一了百了了。但是，曼弗雷德的母亲一直在作抗争，最后，她的丈夫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被送进多特蒙德附近的艾普勒贝克儿童医院，她听信了丈夫的话。此时曼弗雷德已经十二岁，大家心里一直放不下他。在艾普勒贝克有一家农场，格尔达·伯恩哈特的父亲一直抚慰她的母亲，他说曼弗雷德一定可以在农场和动物们玩耍。

曼弗雷德被医院正式接收，他的父母可以两星期探视一次，这些都是规定允许的。格尔达只要有空也会去看自己的弟弟，她会给他带些吃的作为小礼物。随后，在曼弗雷德就医的第一年内，圣诞节逐渐临近了，格尔达发现自己的弟弟有了一些变化。当他被带到接待室的时候，身上仅仅只穿着内裤，而且看起来既面无表情又很虚弱。格尔达最后和他拥抱告别，她当时不曾想到，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告知家属曼弗雷德死讯的时候，医院方面声称他死于麻疹，属于自然死亡。但是格尔达·伯恩哈特注意到，在那段时间，艾普勒贝克医院死了很多儿童。她向医院请求看一下弟弟的尸体，在一个房间里，她看到了十五个孩子的尸体，身上都裹着白布。护士将尸体逐一翻转并问她：“这是你的弟弟吗？”“不，不是”，格尔达每看一具都是这样的回答，在这当中没有她弟弟的尸体，她弟弟的尸体在医院的另一个房间里。

在举行了葬礼之后，她的父亲对家人说：“是他们杀死了我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直到最后，才有人揭开了其中的真实故事，也有人确定地说，艾普勒贝克医院的工作人员谋杀了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儿童。

在曼弗雷德就医期间，保罗·埃格特也是艾普勒贝克医院的一名病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暴力倾向的酒鬼，他们家一共有十二个孩子。在纳粹的眼中，这个家庭被划归为“有过失”家庭，因此，在保罗·埃格特年仅十一岁的时候，他就被强制送往比勒费尔德的一家医院接受了绝育手术，随后又被送往艾普勒贝克医院进行“评估”。因为他精神正常，所以他在医院也被委派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内容都很奇怪，比如去取一些干净的亚麻布，或者是推一些装满了脏衣服的推车等。有一次，他意识到自己的推车重得不太正常，趁着四周没人，他掀起了这些脏衣服，看到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尸体。

在艾普勒贝克医院，每到孩子们的晚餐时间，噩梦就开始了。医院里有位资深的医生叫魏纳·申根霍夫，每到此时他就和一位护士出现在食堂。他们会选定一些孩子，第二天早晨，这些被选中的孩子需要去他的诊室接受“免疫”注射。但是，慢慢地，所有的孩子开始发现，那些被选中接受“免疫”注射的同伴们就再也没有露面了。在诊室的外面，一个孩子仓皇地跑向保罗·埃格特，大声尖叫着“救命”，随后又被护士无情地拖走。埃格特告诉我们：“那一幕场景我怎么也忘不了，一直到现在，只要我睡觉躺在床上时，一闭眼，它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对于像艾普勒贝克这样的医院来说，搜集关于它们的历史证据是极度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些详尽的文字记录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几乎被尽数焚毁。1945年后，那些经历或见证了这些可怕行径的人对此什么也没有说。纳粹统治下就在艾普勒贝克医院担任特殊儿童处室负责人的西奥·尼贝尔依旧在行医，直到20世纪60年代退休。当地的历史学家乌维·比泽尔说：“只有当时的直接参与者脱离医院时，人们才有可能揭开一些真相。”比泽尔先生认为，这种三缄其口的态度加重了罪孽。他说：“1945年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承认自己当时的行径，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指证自己的同伴，他们要么沉默，要么否认，要么撒谎，试图将其大事化小，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可悲的事。”

乌维·比泽尔带领我们走进艾普勒贝克医院尘封的地下室，向我们展示了幸存的少量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的历史真相。医院的官方死亡记录显示，大量的儿童死于不起眼的一些疾病，比如麻疹或是“身体虚弱”。在曼弗雷德·伯恩哈特死亡的那一天，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去世。在此之前的一星期内有十一个孩子死亡，在此之后的一星期内有九个孩子死亡。乌维·比泽尔推断：“从这么高的死亡率来看，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自然死亡，那些死于所谓的‘麻疹’或是‘身体虚弱’的孩子，应该是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鲁米诺（一种强效镇静剂）或吗啡。”

第三帝国期间，儿童安乐死事件从起源到推行，不仅使人悚然，也引发人们沉重的思考。如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它的产生，不仅仅是出于纳粹的种族主义观念，同时还与第三帝国混乱的决策程序有关。一封写给希特勒的请愿信正中他的下怀，这样一个机会性事件最终葬送了五千多名儿童鲜活的生命。在曼弗雷德·伯恩哈特去世的两年后，这一政策愈演愈烈，像艾普勒贝克这样的医院的医生们，甚至都不需要再进行评估流程了。政策的施行已经彻底失控，工作人员自由掌握着医院每一个孩子的生杀大权。这种纳粹政权与生俱来的混乱的激进主义意味着，德国法西斯永远也无法认真对待现状，无论这种状况是多么可怕、糟糕，这一点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有所区别。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刚刚表达了某种倾向，马上就有狂热的支持者将其付诸实践，以此来取悦他。这样一来，任何一种理念都有可能在瞬间走样、失控，由此而造成的恶果不仅会影响德国自身，还会波及世界的其他地方。

当然，在1939年，大多数德国人并不知道“儿童安乐死”这样一种邪恶的政策，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纳粹政府混乱的组织框架及其根源。他们甚至也没有想过为什么盖世太保的工作会如此高效。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国家正充满活力地朝前发展，而自己就是这个活力国家的一分子。

此前，没有任何研究资料、学术观点能使我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怎么可能会有人真正喜欢生活在纳粹德国。但是，在采访过程中，一些普通的亲历者向我们描述了当时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积极，此时我开始稍稍有些理解了。如果你曾经历了无序、屈辱，那么你一定会对安全、有序持欢迎态度，即使要付出“小小险恶的代价”，估计你也可以接受。但事实是，为此而付出的，远不止一些“小小险恶的代价”。此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位男士问一位女士：“你愿意为了一千万英镑和我睡觉吗？”这位女士回答：“愿意！”男士于是又说：“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接下来商量商量价格吧。”

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就所谓的安全、有序“达成了一致”，但是，他们实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高昂。 TPCzqkwOkx/k8saJzq+r2yceVXBuEut8/fdaXpj2402b2vgg61Roq16gsd8eGb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