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危机中提供希望

1929年至1933年间，数百万德国人背弃了他们之前的党派信仰，转而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他们完全了解，希特勒不仅想要破坏德国的民主制度，还支持可耻的暴力行为。

1932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可以说明，那时发生在这个欧洲中心地带文明国家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在一次竞选演说 ¹ 中，希特勒嘲讽了德国的多党民主，以及当时与纳粹党对立的三十多个党派。他宣称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些党派全部逐出德国”。他骄傲地吹嘘道，纳粹党是“没有包容性的”，“与仅仅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相比，［在大选中］还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完成”。对于建立一个极权国家的意愿，他的表达可以说是再明确不过了。那次演说也是最早的同步录音录像的演说之一。第二件事发生在8月份，希特勒对五名纳粹冲锋队队员表达了“无限的忠诚” ² 和支持。他们由于在西里西亚的波滕帕谋杀了一个共产党的支持者而刚刚被判处死刑。希特勒既没有否认这场谋杀，也没有质疑他们的罪证。他只是说，对他们的判决是“骇人听闻的”。就这样，渴望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公然表示了自己对于法外处决的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德国人愿意支持希特勒执政呢？希特勒的被人认为的“克里斯玛”又是如何帮助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绝对胜利的呢？

民主政体显然无力应对经济危机，是希特勒支持率上升的最重要前提。1930年3月，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人民党因无法就应对危机的最佳途径达成一致而分崩离析。在像布鲁诺·哈赫内尔一样的众多纳粹支持者看来，这说明是时候该做出彻底的改变了。哈赫内尔和他的朋友们把德国议会称作“闲聊圈”，因为他们认为很多政党都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所有政党都是只说不做。“我们认为应该由一个强人来统治德国，而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人……现在，人们总是在谈论魏玛共和国，但它其实是个灾难，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灾难……1929年之后，我敢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任何人打赌，纳粹党人终有一天会执政。”

在当时的德国，一种意识开始形成，那就是在“强人”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终将团结起来。人们认为，需要通过“团结”来控制“困难的（经济）形势”。1930年，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带动下，十八岁的学生弗里茨·阿尔特加入了纳粹党。受其兄长的影响，阿尔特之前曾一度想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后来他觉得马克思宣扬的超越国界的“社会主义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弗里茨·阿尔特说：“国外的社会主义者抛弃了我们，所以我认为［纳粹主义］这个解决办法更好。并且，纳粹思想的代表实际上更可靠。他们之前曾经是士兵，是工人，是你们所说的‘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的人’。现在听起来，这可能像是宣传鼓动，但其实并不是。这就是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们的小组里有一个砖瓦匠，有一个工厂主，还有一个贵族。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团体，彼此相互支持。纳粹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你们所说的‘我们必须相互分享’。换句话说，就是民族共同体。富人接济穷人。那个时候德国真的是太贫穷了。”

弗里茨·阿尔特对纳粹主义的“正面”描绘与阿道夫·希特勒想要说的完全一致。但阿尔特也知道，纳粹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种族主义，即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不包括其他德国人，尤其是犹太裔德国人。十年后，作为纳粹党卫军的一员，阿尔特在波兰的纳粹种族清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说：“我认为种族主义这个词用得并不正确。”他更喜欢说纳粹信仰“自然秩序”，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他说：“根本没有什么［种族］融合理论，这样的理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1930年1月，在华尔街股灾爆发四个月后，德国失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三百万。如果再把兼职工人统计在内，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四百万。在这种危机之下，许多德国人愿意听希特勒说“团结”和国家统一。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实现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其得票率从之前的2.6%猛增到了18.3%，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拥有超过一百个席位。或许，更重要的是，纳粹党根本没有向选民介绍详细的政策纲领，就收获了如此非凡的战果。德国民众似乎完全是出于感性，出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克里斯玛而投票支持了纳粹党。

当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一个啤酒馆听到希特勒对学生们发表演说时，他所形成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我完全被他的热情所吸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热情……到了最后，希特勒好像已经不是在说服我们，而是在表达着听众对他的期待，那时，所有听众已经团结成为一体。” ⁵

希特勒的演说深深打动了施佩尔。演说结束之后，施佩尔在松树林里走了很久，思考着自己刚刚听到的那些内容。他总结道：“于我而言，这是希望。” 施佩尔在他的自传中强调，他决定成为“希特勒的追随者”，而不是纳粹党的成员（尽管他在1931年1月加入了纳粹党），这是一个感性而非理性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我常常觉得当时有什么东西猛地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让我脱离了之前所有的根基，赋予了我许多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是，与很多被希特勒的演讲所打动的人一样，施佩尔本来就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施佩尔将他的老师海因里希·特森诺教授当作英雄一样崇拜。特森诺教授曾经说过，面对城镇化的大肆扩张，恢复单纯的“农民”美德至关重要，他也渴望能有一个“简单的”人物出现以领导德国。在施佩尔看来，这些话所指的就是“先驱希特勒” 。

当然，在纽伦堡审判中，施佩尔为自己辩护时表示，他只是为希特勒个人所陶醉，而不是冷血地支持纳粹党的种族主义和反犹政策。但是，施佩尔几乎肯定知道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情况，并且他也参与了纳粹政权之后的暴行（战后，他拒绝承认这些），这些早期的证据看起来还是真实的。这不仅是因为1931年时的施佩尔还只是一名建筑师，而不是纳粹的军备部长，还因为在当时及后来，其他很多德国人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于包括施佩尔在内的这些德国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吸引力的关键成分在于一种联系感。希特勒能够明确地说出他们的需求，而他们也用感激给予回应。

1930年至1932年间，经济危机持续恶化。到1932年初，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六百万。赫伯特·里希特说：“看到那么多人游荡在街头，寻找着各种卑微的工作，这真太令人沮丧了。当你走下火车时，仅仅为了挣几个硬币，他们就会帮你拿行李。”

当时还很年轻的经济学家约翰内斯·察恩说：“六百万人失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按照每个家庭有三个人来计算，六百万人失业就等于一千八百万人没有饭吃！而当时一个男人只要没有工作，就只能选择加入共产党或者纳粹的冲锋队。” 到1932年初，纳粹冲锋队的成员人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五万，是一年前的三倍。身穿褐色衬衫，手持纳粹旗帜的冲锋队队员在德国随处可见，他们不仅在德国的城镇游行，还与共产党的青年团体战斗。经济上的绝望诱发了街头的暴力冲突。支持纳粹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共产党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政治上，德国社会似乎正在分裂。

阿洛伊斯·普法勒是与纳粹战斗过的众多年轻共产党员之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还在做油漆工和装饰工学徒的普法勒，在巴伐利亚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因为他不仅鄙视纳粹的反犹政策，还认为纳粹根本就不关心全体德国人的福祉。“他们游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代表工人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们本来应该在工作，或是做些其他有用的事情，可是他们只是在呼喊支持他们的元首，谈论他们想要建立的那个伟大帝国。”

显然，冲锋队早就准备好了要向共产党宣战。有一次，普法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租了一间房子用来开会。他提早到达会场时，发现冲锋队的人已经占了两张桌子。“每个冲锋队队员面前都有一个大啤酒杯，那实际上是准备用来投掷的武器，你已经能想到攻击将会怎样开始，他们想要阻止会议的召开……我简直大吃一惊，该死！我马上派人骑着自行车去寻求帮助……增援。”

在更多的同伴到达之后，普法勒试着宣布会议开始。但是，第一位发言者刚要走向讲台，冲突就爆发了。纳粹冲锋队队员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打了起来，椅子、酒瓶和杯子都成了武器。阿洛伊斯·普法勒在被击中后退出了战斗。“我跑进了洗手间，我的头受伤了，我在流血。为了避开警察，我从洗手间的窗户翻了出去，顺着排水槽往前爬，然后跳到一个棚子上，再跳到地上。接下来，我就消失了。我的脸上全是血，我必须到街上去坐有轨电车。但是，那里也有冲锋队的人，我觉得太危险了，就试着自己［走］回了家。战斗相当激烈，许多人被送进了医院，其中包括一些冲锋队队员，他们的面部都受伤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多人都受伤了。”

在公民的不满声中，希特勒试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可以引领德国人走出混乱的政治救世主。在这种不满的形成过程中，纳粹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强调的都是国家复兴的主题。他说要取消民主制，称民主制导致了德国的衰落。他说要“纠正”《凡尔赛条约》的“错误”。但是，希特勒并没有突显他对于弥漫在《我的奋斗》字里行间的反犹主义的执着。尽管仍然坚持认为德国的“犹太人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希特勒在1930年10月15日的表态是：“我们并不反对正派的犹太人；然而，他们一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合作，就会被视为我们的敌人。” ¹²

1931年7月，庞大的德国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倒闭。 ¹³ 在德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已经不仅仅是数百万失业人口，还有大量中产阶级。尤塔·吕迪格家就是受到影响的家庭之一，她的父亲被迫接受了降薪。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很容易被阿道夫·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吸引力所打动。1932年，在一次选举集会上听过希特勒的演讲之后，她坚信希特勒就是她的救世主。“周围一片寂静，他平静地开始讲话，非常平静。他声音洪亮，语速缓慢，沉浸在他的热情里。他描述着将如何帮助德国人，如何带领他们走出阴霾。集会结束后，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没有私心，他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德国人民的福祉。”

希特勒一直在推销一种强有力的理想主义的特殊纽带。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让在前线服役的德国士兵团结在了一起。 ¹⁵ 希特勒呼吁恢复战壕中的“同志情谊”，呼吁所有“真正的”德国人一起奋斗。尤塔·吕迪格说：“我听说，这位曾经在前线服役的士兵曾说过，‘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贵族背景和金钱都没有用。唯一重要的是同志情谊，那种愿意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情谊。今天，在德国，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就必须团结一致。正如常言所说，所有人的劲儿都要往一处使’。”

希特勒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事迹，以及为回应前线作战的高尚士兵遭到“背叛”而后所承担的“使命”，与当前德国社会面临的困境联系在了一起。这可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德国当前的困境是犹太人所鼓动的民主“空谈”造成的，并被从德国战败中获益的国家所束缚着。所以，汉堡的《回声周报》于1932年11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事迹多为他自己所编造——给希特勒正在不断提高的声誉带来了相当大的威胁。 这篇文章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撰写并匿名发表，称希特勒根本没有在前线服役，而是在远离战壕的后方做通信员，他之所以能够获得铁十字勋章，是因为他认识为士兵授勋的军官。希特勒意识到，这种对他的“英雄气概”的攻击可能会严重破坏他的形象。希特勒本能地知道，正如纳撒尼尔·谢勒教授在1902年时所说：“至少对于真正的文明人而言，为了信仰而勇敢地自我牺牲是至高无上的英勇。” ¹⁸ 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吸引力是建立在他个人的“英勇”之上的，因此他承受不起对它的挑战。

于是，希特勒马上就对《回声周报》提起了诽谤诉讼。只有一名军官（不是该篇文章的作者）站出来支持《回声周报》，而纳粹却搜集到了许多证据准备捍卫希特勒的荣誉。由于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的，并且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声称希特勒曾经是奥地利军队的逃兵，因此《回声周报》输掉了这场官司。由此，希特勒利用这一本来可能损害其克里斯玛形象的事件为自己加了分。他在法庭上“证明了”自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

但是，希特勒所遭遇的不仅仅是对其战时表现的指控。此前一年，也就是1931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其私生活的谣言。由于当时德国人是否会投票支持纳粹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克里斯玛吸引力，因此纳粹党要想获胜，至关重要的是，希特勒的私生活要和他的战时表现一样无可非议。

然而，对希特勒性生活的质疑要比对其战时功勋的质疑复杂得多。1931年9月19日，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被发现死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的公寓。她用希特勒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包括多年来一直在猛烈批评希特勒和纳粹的《慕尼黑邮报》在内，多家报纸开始就希特勒在其中可能的牵连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破坏希特勒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作为“单身”男人，一个为了德国人民的福祉而牺牲了个人幸福的克里斯玛单身英雄的形象。

格莉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兼管家安吉拉的女儿。希特勒对她十分痴迷。她曾经反抗舅舅令人感到窒息的关注，并和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建立起了友谊，或许还有性关系。希特勒发现这些的时候勃然大怒，这把莫里斯吓坏了，他害怕希特勒甚至会杀了他。 ¹⁹

但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格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即便没有被直接提出，也已经不言而喻了。许多间接了解信息的人，主要是那些对希特勒心存怨恨的人，站出来称希特勒和格莉有性关系，并且这种性关系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以至于让格莉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希特勒和格莉有任何不当的性行为——如果有这样的证据，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初可能就无法取得政权了，但格莉的死显然对希特勒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莱妮·里芬施塔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1935年圣诞节和希特勒在其慕尼黑的公寓会面的场景。当时，希特勒打开了一扇锁着的房门，房间里面有一个“用鲜花装饰的”格莉的半身像。 ²⁰ 希特勒告诉里芬施塔尔，他“非常爱”格莉，“格莉是他唯一想娶的女人”。1931年，在格莉死后不久，情绪激动的希特勒一直依赖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来帮助自己走出危机。讽刺的是，后来指控希特勒性行为不端的正是施特拉塞尔的兄弟。

希特勒对格莉的痴迷，并不意味着他突然就想要拥有平等的亲密关系。他并不想和格莉建立起友谊或是情感关系。相反，他想要完全控制格莉。格莉的这段插曲不仅没有显示出希特勒的性格中也有温柔的一面，反而进一步证明了他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和其他人亲密交流。

与《回声周报》事件一样，在格莉事件中，希特勒也设法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尽管他的外甥女是在他的公寓里自杀的。关于希特勒和格莉之间性关系的谣言，仍然仅仅是未经证实的传闻。格莉死后，希特勒恢复了他的镇定，但正如里芬施塔尔所发现的，他把格莉的房间变成了纪念她的圣地。希特勒决定继续和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馆认识的年轻、头脑简单的金发女郎爱娃·布劳恩调情，但这种调情是极为偶尔的。跟多年来一样，希特勒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政治事务上。

现在，希特勒迫切需要回答的政治问题是，他是否要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向保罗·冯·兴登堡发起挑战。这并不是说希特勒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即使当时纳粹在近期的选举中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兴登堡在广大德国民众中还是拥有更高的人气。尽管选举的失利会很丢人，但一场喧闹、激烈的竞选活动还是可能有助于提升希特勒的公众形象。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连几周，他都没能做出决定。

通常，克里斯玛型领导者不该犹豫不决，但毫无疑问，这是希特勒的一个性格特质。例如，戈培尔就曾经在1930年时抱怨希特勒迟迟不做出是否要将奥托·施特拉塞尔开除出纳粹党的决定。他在1930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典型的希特勒的风格，今天他又退缩了……他做出了承诺，却并没有履行。”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希特勒的犹豫不决并不意味着他缺少根本性的决心。对于大事和最终的目标，他一向很清楚；而对于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他通常较为模棱两可。在推迟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他可以等待并观察事件的进展，在他看来，这样更可能做出正确的最终决定。1930年夏天，在将奥托·施特拉塞尔开除出纳粹党的问题上，希特勒就是这么做的。在犹豫不决中，希特勒了解了党内其他高层人士的想法，也让施特拉塞尔反纳粹党的行为有了更加清楚的展现。

同样，是否竞选总统的决定也是希特勒有条不紊地做出的。他最终认为，同避免这场竞争相比，与兴登堡竞争能让他获益更多。约瑟夫·戈培尔尤其期待这场竞选。1930年4月，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两年后，他想要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一位令人敬畏的政治操盘手。希特勒的总统竞选将会远近闻名，因为他会乘坐飞机往来于各个会场，戈培尔想要借此为他打造一个就像准上帝一样从天而降的元首形象。1934年，莱妮·里芬施塔尔把这个场景用在了她的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的开头。但是，戈培尔在1932年所做的工作可远远不止于此。他要协调全德国的新闻报道，负责所有会场的舞台监督，还要使用革命性的海报，用黑色的背景映衬希特勒的头像。这些都是纳粹首创的宣传技巧的一部分，而所有宣传手段的创新，都是为了围绕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打造克里斯玛的神秘性。

二十岁出头的军官约翰—阿道夫·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是在竞选活动中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之一。“那时，希特勒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使用了所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政治家。其他政治家都只是出现在新闻短片里或是报纸上，而希特勒是亲临各地，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会场抵达另一个会场。”

“有一场集会是在卡塞尔举行的。当时，我正好在卡塞尔驻防，可以说仅仅是出于兴趣和好奇而与另外一个同伴开车去了会场。我想去看看希特勒，听听他讲话。那是一个很大的帐篷，据说里面有七千人……我发现，希特勒竟然还没到。当时你是意识不到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那是他的手段。他是故意要让人们等。所以我们等了两三个小时。通常情况下，人们等待的时候，都会不耐烦，但是等待希特勒却让人们异常平静。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后来，希特勒到了，他讲话时，站在听众席后面的基尔曼斯埃格并没有觉得内容有什么特别。他说，希特勒说的都是“能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东西”。但是，让基尔曼斯埃格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耐心等待希特勒到来时人们的样子。他认为，很明显，人们“在期待着一位救世主”。

希特勒对德国军官的吸引力更为直接。与向大众承诺的模糊笼统的国家救赎不同，希特勒带给他们的是战败“耻辱”中的救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损声誉的恢复。乌尔里希·德·梅齐埃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他说：“我出生于1912年，所以我的思想观念是在20年代形成的，那时，魏玛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整个德国背负着耻辱的《凡尔赛条约》。我们失去了领土，还要支付战争赔款，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忍受着无法接受的责备，被指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现在，一个宣布要发动一场民族革命的人出现了。”

在这段时间里，西奥多·埃申伯格也第一次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1929年时，埃申伯格是将希特勒视为政治威胁的；但现在，他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柏林］体育宫，他以使人着迷的方式控制了整个群众集会，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这让我极为钦佩，也让我心生恐惧。希特勒入场时，我坐在那里，左边、右边和后边的纳粹分子都在尖叫着、呐喊着。他就像上帝，像救世主。这真是令我既钦佩又恐惧。”

埃申伯格认为，听众之所以会如此充满激情地回应希特勒，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感到绝望；另一方面，希特勒是洞悉群众心理的天才。”极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批评家，埃申伯格发现：“希特勒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总是说‘一切只为德国人民’，说‘我们必须把人民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他没有做过任何具体的承诺。我很容易就能看穿这一点……我很佩服他的技巧。”

在总统竞选中向兴登堡发起挑战的决定让希特勒得到了好处。和预想的一样，他没能获胜，但他在1932年3月13日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30%的普选票，在4月与兴登堡的直接决胜选举中也获得了近37%的选票。他已经走上了德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仅次于兴登堡总统的重要政治人物，但他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兴登堡认为，希特勒不是德国总理的合适人选。尽管总统选举结束三个月后，希特勒带领纳粹党在1932年7月的大选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纳粹党也由此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其所拥有的二百三十个席位占据了全部议席的近38%，但兴登堡并不想邀请希特勒组建政府。

兴登堡是排斥希特勒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作为总统决心维护德国的民主。在过去的两年里，德国议会已经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总统通过发布总统令统治着德国。并且，兴登堡身边的很多重要人物都不支持民主，其中就包括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和1932年5月底接替布吕宁成为德国总理的贵族弗朗茨·冯·帕彭。他们都赞成通过某种形式的独裁解决德国当前的问题，既应对经济危机，又阻碍共产党的发展。他们并不反对背离民主，只是认为希特勒不是他们想要的德国总理。

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称，8月13日，兴登堡对希特勒说：“在上帝面前，在良知面前，在祖国面前，他［即兴登堡］无法将政府的权力全部交给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对与其看法不一致的人存有偏见的政党。” ²⁵

希特勒成功的曙光似乎又暗淡了。五个月后，他是如何克服兴登堡毁灭性的评价而成为德国总理的呢？这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引人入胜的政治故事之一。 mn8Q10f781rNLaPWq03DOSKKmcmDC3268v2AkQFrWMIwObdHhbc6ZTizQCwwqi9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