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立联系

希特勒的演讲能力让他成功走上了权力之路，赋予了他极具克里斯玛的领导力。曾经在1922年听过希特勒演讲的库尔特·吕德克写道：“希特勒恳切地伸出双手，铁青色的双眼中燃烧着激情的火焰，恳求的言辞充满胁迫的力量，看起来狂热极了。他的话就像鞭子一样。当他说到德国所遭受的耻辱时，我恨不得马上扑向敌人。他对德国人勇气的呼唤就像是战斗的召唤，他所传播的信仰就是神圣的真理。他就像是又一个路德。我忘记了一切，只记住了他。环顾四周，我发现他的吸引力已经将成千上万的听众团结在了一起。” 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慕尼黑，活跃着很多小型极端政治团体，但没有哪个团体的代言人能像他一样点燃听众的激情。

彼时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说教者，尽管之前并没有人觉得他是“又一个路德”。在维也纳旧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的印象中，战前的希特勒能够“流利” ² 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会大声咆哮，看上去很“不稳定” 。但时代已经变了，战后的德国远远不同于战前舒适富裕的维也纳。德国人不得不面对战争失败的创伤，面对旧的君主制政体的崩溃，面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面对要求他们承认发动战争“罪行”的屈辱的战后和约，面对1921年1月赔款委员会在巴黎确定的德国要向战胜国支付的2200多亿金马克的赔款。

因此，希特勒在发表演讲时所面对的是绝望的听众。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十分恶劣，以至于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爆发时，整个国家的金融基础似乎都要崩溃了。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布鲁诺·哈赫内尔说：“它们［协约国］想长期限制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买个面包都要花几十亿［马克］。” 而对于跟赫伯特·里希特一样从战场归来的士兵而言，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目睹战争苦难之外的经济困境了。他说：“我的父母只有存款。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子。他们的财富就像阳光下融化的雪一样，消失不见了。之前我们一直很富有，而现在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成了穷人。”

德国人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危机，并且在很多时候，还是一场精神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会问自己：谁该为这场恐怖的灾难负责？为什么自己要被迫承受这么多苦难？希特勒说，这些问题他都可以回答。他在演讲中告诉越来越多的听众该如何看待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告诉他们怎样做才能让情况变好。

希特勒的早期演讲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控制听众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激发他们在情感上的回应。就像1922年4月12日的演讲一样，他通常是以概述德国的困境开头。希特勒说：“实际上，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共和国，我们已经成为外部世界的殖民地。” ⁶

接着，他就会问，谁应该对这场噩梦负责。而对于现场听众而言，从他那里得到的将是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德国人所遭遇的不幸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声称，一切都是犹太人的过错：是他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他们滥用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新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是他们在幕后指使“十一月罪人”在1918年签署了结束战争的停战协议。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并不忠于任何民族国家，他们只忠于跨越国界的犹太人群体。在他幻想的世界里，犹太人甚至试图同时支持劳资纠纷的双方，同时支持工人和雇主，以扰乱社会。“他们［即犹太人］有着共同的政策和唯一的目标。一方面，摩西·科恩在鼓励他的协会拒绝工人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他的兄弟艾萨克却在工厂煽动工人，大喊着‘看看他们吧！他们只想压迫你们！挣脱你们的枷锁吧……’而实际上，正是他的兄弟在工厂里时时提防，让工人们无法挣脱枷锁。” ⁷

希特勒同样清楚，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核心教区。因此，他甚至特意做了准备，在演讲中谈到反犹斗争时，将新生的纳粹运动比作耶稣和他的门徒。1922年4月，希特勒说：“我那基督徒的直觉指引我成为我主的斗士。我曾经无人追随，孤掌难鸣，直到察识了犹太人的丑恶面目并召集了人们奋起反抗之后我才明白，上帝的至高意志需要我们成为斗士，而不是受害者！在我主的博爱中，作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基督徒，我［从《圣经》中］知晓了主最终如何将带来灾祸的毒蛇逐出神殿。” ⁸

实际上，当时的希特勒极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名基督徒，但听他演讲的大量听众肯定是。并且，他们也有可能在耶稣和希特勒之间做出亵渎神明的对比。例如，这两位领导者的“使命”都是在三十岁之后才开始，并且，他们都允诺了从当下的苦难中救赎。不出所料，为了证实这些观点，纳粹分子置历史记载于不顾，声称耶稣不是犹太人。

希特勒将德国的不幸归罪于犹太人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稀奇。当时，很多极右翼分子都把犹太人当作方便且容易被接受的替罪羊。正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所解释的：“从赔款到犹太资本家的掠夺，再到国耻，德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跟犹太人挂上钩。犹太人也被刻画成了后方的软肋，是从未战斗却在战争中获利的奸商。自由主义被视为犹太教的产物，解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让更为激进且广泛盛行的反犹主义产生了政治影响。所以，当希特勒执着于针对犹太人时，没有警告信号亮起，也没有警钟响起，因为他只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说出了早已存在的观点。无疑，对于想要走出经济困境，打破政治僵局，让德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强大和自信，并阻止德国文化瓦解的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一切都与反犹紧密相连。”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蔑视民主，嘲笑“民治” 。他说，德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需要一位意志坚定的人站出来，恢复对德国强有力的领导。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认为这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应该追求基于种族的和超阶级的国家复兴，以拯救德国。希特勒要求取消所有“非雅利安人”的德国国籍。（同样，认为“雅利安人”是高加索人的独特分支，是一个“优越种族”的观点也不是希特勒的原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种族理论家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雅利安人”，而当德国只有“雅利安人”时，德国就能够成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阶级区别都可以被消除。“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说：没有阶级了，不可能再有了。阶级意味着种姓，而种姓意味着种族。”

对于像埃米尔·克莱因这样的巴伐利亚年轻人来说，呼吁“所有真正的德国人”共同创造一个新德国的号召尤其具有吸引力。他说：“这个政党想要根除阶级差别。［现有秩序］将人分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分裂了这个国家。所以，在我看来，‘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很重要，我喜欢这一点。不言而喻，并没有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分。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与这一观点紧密相连的是，必须消除“国际高端金融，犹太人的金融权力”。埃米尔·克莱因对希特勒兜售的幻想深信不疑，他确信犹太人的金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纽约，“华尔街经常被提及”。

埃米尔·克莱因和其他听过希特勒早期演讲的人发现，听希特勒演讲就像是跟随他踏上一段旅程：先是因他所概述的这个国家正面临的问题而感到绝望，然后是认识到自己并不需要为当前的困境负责，最后是看到一个美好的愿景。一旦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从德国人中脱颖而出，在全国性的革命中获得权力，德国就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无阶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问题都会被纠正。对于正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很有吸引力。

希特勒经常被指责为“演员”，但其早期吸引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却在于，在啤酒馆的支持者都认为他是完全“真诚的”。例如，埃米尔·克莱因就曾说：“当我第一次在皇家啤酒馆［慕尼黑的一个大型啤酒馆］见到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散发着一种克里斯玛，能够让人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而今天，当有人说他是一个演员时，我不得不说，如果德国人在战争中始终这样看他，那么他们真都是愚蠢至极……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希特勒坚信他能够实现自己所宣扬的一切。他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并且，最重要的是，所有与我一起的人，众多在各地的政党会议上听过他演讲的人，都相信他。他们只能相信他，因为显然他也相信自己。他的话语充满坚定，而这正是那时所稀缺的。”

很多人在希特勒的演讲中看到了他真挚的情感，而这正是他散发克里斯玛吸引力的一个必要前提。1920年1月，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着波兰大部分纳粹占领区的汉斯·弗朗克在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之后深受感染。他说：“希特勒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真诚，他不会试图让你相信那些连他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东西……在演讲的停顿之处，当他用右手向后捋头发时，他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激情的光芒……一切都发自内心，他引发了我们所有人的共鸣……他说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丰富的经历让他能清楚地理解那些正在经历痛苦、期待一个计划的人的共同愿望……不仅如此，他还给所有曾经经历毁灭的人指明了道路，一条唯一的道路，那就是通过勇气、信念、行动准备、勤奋工作和奉献，从前所未有的深渊中艰难地重新开始，实现一个伟大光辉的共同目标。虽然我不是一名党派成员，但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便确信，如果有人能够掌握德国的命运，那个人一定是希特勒。” ¹⁴

听希特勒演讲时，汉斯·弗朗克只有十九岁。在德国陷入绝望的那段日子里，像他这样敏感的年轻人被希特勒的言辞深深影响并不足为奇。但让人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赫尔曼·戈林也会在1922年秋天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后，就向他宣誓效忠。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位曾多次被授勋的空军老兵是著名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官，而希特勒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在遇到希特勒时，戈林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在此之前，他早已成为别人钦佩的对象。作为德国空军的先驱之一，他英勇善战，获得过很多勋章，其中不仅有铁十字勋章，还有德意志帝国的最高荣誉蓝马克斯勋章。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结束战争的决定让他愤怒不已，停战协定签署后仅仅八天，他便告诉自己手下的士兵：“捍卫自由、原则、道德和祖国的新战斗已经开始。前路漫长而艰难，但真理的明灯将始终为我们照亮。我们必须为这一真理和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到自豪。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时代还会再来。” ¹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先是当特技飞行员，后来又在瑞典的斯文斯克—卢夫特拉菲克航空公司做民航飞行员。1922年2月，他与刚刚离婚不久的卡琳·冯·坎绍男爵夫人结婚。同年秋天，他回到德国，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政治学。他成熟世故，冷酷强悍，极为自信。然而，在初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一刻，戈林就深深记住了他。1946年，在纽伦堡接受战争罪审判期间，戈林说：“1922年10月或11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作为旁观者参加了一次抗议示威。在活动的最后，人们开始呼喊希特勒的名字，请他出来讲话。我以前曾经听人提到过他，也很想听听他会怎么说。但他拒绝发言，而我当时恰好站在他附近，听到了他拒绝的理由……他认为发动背后没有力量支撑的抗议是毫无意义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 ¹⁶

出于好奇，几天后，戈林去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希特勒谈到了《凡尔赛条约》。他说，只有在权力的支持下，抗议才能成功。这一信念简直就像是从我灵魂深处逐字逐句道出的一样。”戈林由此决定找机会直接和希特勒见面。“一开始，我只是想看看是否能为他提供一些帮助。他很快就见了我。在我介绍完自己之后，他说，我们的见面是命运的非凡转折。我们马上就开始谈论那些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我们祖国的战败……《凡尔赛条约》。我告诉他，在我看来，对抗《凡尔赛条约》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我和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都凭他调遣。”

戈林的证词表明，希特勒并不需要去说服他相信什么，因为他们对德国的问题已经有了同样的看法。这是对希特勒早期“克里斯玛”的深刻解读，其本质在于，希特勒让戈林（和其他很多人）获得了十足的强化感，肯定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 ¹⁷

就“克里斯玛”而言，希特勒还得益于他在演讲中所显示出的另一个显著性格特质，那就是一种绝对的确信。希特勒的分析不容置疑。他在做出选择时从来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多年来，希特勒在独白时一直在用这样的技巧。比如，他读一本书，然后会大声阐述对这本书的“正确”结论。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他对‘其他观点’并不感兴趣，也无意就这本书进行任何的讨论。” ¹⁸

希特勒还擅于用“非此即彼”的表达，认为不是“敌人”（他通常是指“犹太人”）被毁灭，就是“其他人”被毁灭。在希特勒看来，世界非黑即白。生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没有人能选择退出。他在1922年4月说道：“他们［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们］从来都不明白，哪怕自己不与犹太人为敌，也会被犹太人拖向绞刑架。俄国就是个例证。他们不明白，只要自己不是犹太人，就肯定会被推上绞刑架。”

对于其早期支持者来说，希特勒显然拥有“克里斯玛”；但这些支持者必须首先具有一定的性格特征和政治观点，才容易被他的“克里斯玛”所感染。 ²⁰ 听过希特勒许多演讲的康拉德·海登写道：“根本就不需要问他靠什么征服了大批民众。他的演讲就是大众灵魂的白日梦……他的演讲总是以深切的悲观情绪开始，以令人狂喜的救赎结束，结局带着胜利的喜悦；通常，他的演讲都可以用理性来驳斥，但人们遵循潜意识的强大逻辑，它是任何反驳都无法触及的力量……希特勒的演讲说出了当时民众无言的恐惧……” ²¹

纳粹早期支持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说：“我只能将希特勒作为一名演说家的成功归因于他异乎寻常的敏锐洞察力，他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听众正在经历的痛苦……在灵魂的驱使下演讲……很快就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的话像利箭一样直击目标，触及了每个人伤口上的痛处，解放了民众的潜意识，表达了其最深的渴求，说出了其最想听到的东西。” ²²

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担任英国驻德国大使的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也赞同这一分析，说“他［即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在权力斗争中胜出，是因为他是他们［即他的支持者］潜意识的反映，他用言语表达了他们潜意识里想要的东西” ²³ 。

如果那些遇到希特勒的人不是早就拥有了“内心最深的渴求”，并因此容易被希特勒的言语所打动，那么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希特勒内在的“克里斯玛”。例如，曾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听过希特勒演讲的约瑟夫·费尔德就没有被他所征服。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他觉得希特勒的观点令人厌恶。“我非常认真地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并注意到他在极力煽情。他总是习惯在听众面前抛出自己的看法。演讲的一部分集中谈论了1919年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凡尔赛条约》的签署。他从‘十一月革命’和‘十一月耻辱’开始谈起，接着自然提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理论。然后，他又通过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言论，进一步强调犹太人的活动是导致一切问题的唯一根源。由此，他就把演讲的基调转向了反犹……他提出了一些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说法。在演讲结束后的小组讨论中，我对我的朋友说，‘听过这次演讲，我的认识是，但愿希特勒永远都不要掌权’。当时，我们都认同这一点。”

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赫伯特·里希特在慕尼黑的一家咖啡馆遇到过希特勒，他对希特勒的反感更为强烈。希特勒“刺耳的声音”和对一些“真的、真的很简单的”政治观点的“叫嚷”让他“立刻心生厌恶”。里希特还觉得，“希特勒可笑的小胡子”让他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滑稽”，并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令人毛骨悚然”，也“不是很正常”。 ²⁵

赫伯特·里希特和约瑟夫·费尔德等人的证词提醒我们，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还算不上一个分水岭。尽管他逐渐吸引了一些追随者，但那些人只占潜在选民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19年，慕尼黑绝大多数（超过70%）士兵投票支持的都不是右翼团体，而是社会民主党。 ²⁶

但是，在右翼小党，即所谓的“民族”团体当中，希特勒无疑造成了强烈的影响。他很快便占据了德国工人党的重要位置，不仅成为该党的明星演说家，还当上了宣传负责人。他与安东·德雷克斯勒一同讨论“党纲”，并于1920年2月24日的会议上提交了“二十五点纲领”。此后不久，德国工人党就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因此他们的对手简称其为“纳粹”。

“二十五点纲领”反映的都是希特勒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主题：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和约》，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不再允许外国人移民到德国，只有拥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应当被视为真正的公民。另外，还有一些针对资本主义的措施：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要求将大型百货商店收归国有，以让小商贩能蓬勃发展。

至于未来的纳粹政府如何才能将“二十五点纲领”落到实处，该纲领本身并未提及。整个“纲领”刻意模糊了细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模糊在许多方面是对希特勒有利的。在希特勒成为领导人之后，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解释纳粹政策；纳粹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仅限于规划和制定政策的普通政党。同时，纳粹还能够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因为像“驱除犹太人”这样的提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包括通过立法防止犹太人进入某些专业领域，把犹太人强制驱逐出德国，以及其他可能更为恶劣的行径。

那种认为纳粹应该代表德国的“憧憬”而不是大量详细政策的观点并不罕见。例如，奥勃朗特自由军团也希望看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建立（继“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于1918年倒台的由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后），其成员对详细的定义不屑一顾。一位支持者说：“没有什么比建立第三帝国的想法更能代表奥勃朗特精神了。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梦想，一旦有人想要在具体的政治纲领中准确定义它，它就被贬低了。” ²⁷ 而且，跟纳粹一样，奥勃朗特自由军团也呼吁：“个人应从属于整个国家的需要。” ²⁸

到1921年8月，希特勒已经能够在羽翼尚未丰满的纳粹党内独断专行了。安东·德雷克斯勒时代的委员会会议和文件讨论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时，希特勒还没有声称自己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只是提到德国需要一个救世主。

曾在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纳粹党内的布鲁诺·哈赫内尔说：“最初那几年，我们没有高呼‘希特勒万岁’，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也没有人这样想过。那时，希特勒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走到权力中心，他只不过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主席。”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从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开始，从他要单独与两三个人说话开始，他在一群人面前演讲时所展示出的力量和确信似乎就消失不见了。正如他后来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所说：“我从来不知道在一个亲密的小圈子里该说些什么……在家庭小聚会或是葬礼上，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³⁰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希特勒这种奇怪的不一致，注意到了他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行为的巨大差异。最早“发现”希特勒演讲天赋的迈尔上尉注意到，希特勒在营房里跟其他士兵在一起时是“害羞和自我的” ³¹ ，但在啤酒馆里，他却能鼓舞大批听众。迈尔随后表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更聪明的极右翼分子后来正是利用这一点控制了希特勒。迈尔写道：“作为一名领导人，希特勒可能是世界上被愚弄过的最有名的人。”

然而，尽管在政治上显然更为精明的赫尔曼·戈林和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德军上尉的恩斯特·罗姆等人确实在早期就加入了纳粹党，但希特勒并不曾被他们所控制。无疑，希特勒的大部分观点确实来源于他人，比如要求结束“利息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但到1921年夏天，他已经成为纳粹党公认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极度怪异，特别是他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却能鼓动大量民众的事实，让人愈发意识到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政治领导人。他在早年间的一个旧相识回忆说：“他的性格里总有些东西让人捉摸不透。他有着让人猜不透的秘密，在许多方面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 ³³

希特勒常常能够通过强化听众已有信仰的演讲方式，在自己与大量支持者之间建立起联系，但他无法单独与人进行正常的日常交往，这两者的特殊结合正是希特勒作为演说家的“克里斯玛”形成的核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可以与听众亲密无间，却与单独的个人生疏不已。

与希特勒同时代的夏尔·戴高乐认为，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制造“距离”是至关重要的。戴高乐写道：“首先，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因为熟悉会滋生轻蔑。所有宗教都有它们的至圣之地，没有人是其贴身男仆的英雄。领导人的行为举止和精神活动必须始终保有某些其他人不能完全理解的部分，能让他们感到困惑，能刺激他们并吸引住他们…… ³⁴ 对那些将要承担于凡人来说过于沉重的负担的人而言，与威望相伴随的，是超然、个性和冷静……他［领导人］必须接受孤独，即法盖所说的‘优秀之人的不幸’。”

戴高乐和希特勒年龄相仿，但他们两个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戴高乐认识到了与其追随者之间制造距离的价值，并且有意识地去制造距离，而希特勒给人的距离感却是出于被动。他始终难以单独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无法拥有“正常的”友谊；只是这一点现在对他是有利的。希特勒的很多追随者都知道，他显然没有对于个人亲密关系的需求，并认为这是一个拥有克里斯玛的人的标志。确实，这是英雄的标志。 r9tX1lQMvp2Rbwv2fDE67F7XWlffCR67AJOy6zhefJqF/c9tWYrgrE3BvpkqkQAU

第三章

寻找英雄

英雄主义和克里斯玛是紧密交织的。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个人英雄主义”是“真正克里斯玛”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¹ 由此看来，希特勒声称他对纳粹党的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过去的“英雄”事迹，也就绝非偶然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很多人都期盼着出现一位英雄——如纳粹支持者埃米尔·克莱因所说的“强人” ² ——能够带领着他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新世界。从1919年到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稳步成为他们英雄般的领导人，而这正是基于一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曾在19世纪因现代德国的建立而兴起。例如，为了纪念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宰相“英雄的”领导，全德国竖立起了二百多座俾斯麦塔。阿瑟·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也崇尚个人而非政府的统治，弗里德里希·尼采更是充满激情地宣扬英雄在无神世界的重要性。尼采把拿破仑当作英雄崇拜，将其视为“高尚理想的化身” ³ 。

现在，受到激发的德国人开始更进一步回顾自身的历史，以在其中寻找个人英雄的例证。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就是建成于1875年的赫尔曼纪念碑。该纪念碑位于条顿堡森林，是为了纪念近两千年前阿米尼乌斯（或称赫尔曼，是切鲁西人的首领）带领日耳曼部落战胜罗马将领瓦卢斯率领的三个罗马军团而修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青年普遍参与的“候鸟运动”的很多成员都在呼唤一位英雄领导人的出现，希望他能够将德国从逐步加深的工业化进程中解救出来，引领德国回归自然。其中一个“候鸟运动”团体的成员彼得·维雷克写道：“在篝火的映衬下，他们热切、紧张、年轻的面孔容光焕发，有人还在读着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写的诗。早在1907年，尼采或斯特凡·格奥尔格就已经发出恳求：‘人啊！行动啊！所有人都渴望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行动！……或许在你们的监狱中，在你们的杀人凶手中，就会有这样一个人站出来并有所行动。’” ⁴

“候鸟运动”兴起于1901年，在年轻外交官赫尔曼·霍夫曼·福尔克萨姆布的鼓舞下发展成为战前德国最受欢迎的青年运动。后来，布鲁诺·哈赫内尔等“候鸟运动”成员带着他们年轻的理想主义加入了纳粹党。“［在乡下，］到了晚上，我们就会聚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大场面，我的妻子后来也加入了进来；相遇时，我们都很年轻。后来，我们总是回想起之前的那段日子，因为对我们而言，那是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会唱歌，我们有歌唱团，也有民间舞蹈团，我和我的妻子都参加了民间舞蹈团。以‘候鸟运动’的信条为基础，我们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在对抗着资产阶级世界。”

后来成为阿道夫·希特勒忠实信徒的弗里多林·冯·斯鲍恩也是“候鸟运动”的成员，他的话证实了哈赫内尔的说法。他说：“‘候鸟运动’是对威廉皇帝时代的反抗，在那个时代，一切都以工业和商业为中心。他们都很年轻，彻底厌倦了那个时代，想要走进自然，在自然环境中寻找无法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得到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偶然，我加入了埃尔伯费尔德的一个团体。我们一起漫步……我们一起唱歌，一起烹饪美食，一起玩耍，也一起运动……那是一场精神运动。”

理查德·瓦格纳也是“精神运动”的支持者和“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者。他是许多“候鸟运动”成员眼中的英雄，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心中的英雄。瓦格纳的很多歌剧作品都是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神话传说的回归，《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史诗级作品“诸神的黄昏”就是其中之一。希特勒极度痴迷于瓦格纳作品的“英雄”本质。战前在维也纳生活时，他看过“不下十次” ⁷ 以圣杯骑士为主题的歌剧《罗恩格林》。他甚至还尝试过自己创作名为《铁匠维兰德》的英雄歌剧，但没有成功。

在维也纳时，希特勒最喜欢读的是《日耳曼英雄传说》。据他的室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那个消失时代的伟人引发了希特勒的共鸣。没有什么比他们那样的生活更值得为之奋斗了，他们的生活满是影响重大的勇敢行为，是最英雄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彰显个人“英雄”的重要性，一些军官用自己的名字为所指挥的部队命名。例如，希特勒所加入的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在战争开始时由尤利乌斯·冯·李斯特上校指挥，因此便以“李斯特团”而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准军事团体自由军团的形成，这种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军事团体的倾向得到了更进一步加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其指挥官格哈德·罗斯巴赫的名字命名的“罗斯巴赫自由军团”，以及由前帝国海军上尉赫尔曼·埃尔哈特领导的“埃尔哈特旅”。自由军团成员弗里多林·冯·斯鲍恩说：“这些部队完全依赖于其指挥官的性格和能力。” 此外，路德维希·吉恩格勒也写道：“［自由军团］的指挥官常被称为元首。志愿军们把他们当作偶像崇拜，视他们为自己想要拥有的所有品质的具体化身。元首也是一个抽象，是指众所期待之人。” ¹⁰

除了这种崇拜个人“英雄”的历史倾向之外，20世纪20年代初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上台，也为希特勒和纳粹党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证明了“众所期待之人”是如何影响整个国家的。和希特勒一样，贝尼托·墨索里尼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后来便活跃于暴力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活动中，并于1919年组建了一个法西斯政党，以对抗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力。墨索里尼的经历是“英雄的”领导人从默默无闻到脱颖而出的例证。

在那些年间，在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道路上，给予他最大帮助的，是一位常年醉醺醺的作家，他的名字叫迪特里希·埃卡特。1919年秋，希特勒在参加德国工人党第二次会议时初次见到了埃卡特。这位五十岁出头的秃头作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暴躁易怒，是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与希特勒一样，他认为战争的结束方式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都让德国遭受了背叛。他对犹太人极度仇视，说他想“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塞进一列火车，然后把这列火车开进红海” ¹¹ 。但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埃卡特在慕尼黑复杂的社交圈中人脉极好，也相对富有，他的戏剧作品，尤其是他改编的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人。1919年，埃卡特曾说，德国需要一位领导人，“他要能够忍受把乌合之众吓到半死的机枪声。他不能是官员，因为人们对官员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尊重。他最好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工人……他不需要太聪明，因为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 。所以，不出所料，埃卡特很快就看到了希特勒所拥有的潜力。他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即使在被打败后一无所有，发出的声音仍旧大胆坚定。并且，他是一个被渲染了英雄主义色彩的普通士兵，曾经获得过铁十字勋章。初次见到希特勒后，埃卡特就说：“这就是德国众所期待之人，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谈他。” ¹³

埃卡特向慕尼黑那些富有的潜在资助人介绍了希特勒。在一定年龄的女性面前，希特勒也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存在——有一个寡妇一直围着他转来转去，大家都叫她“希特勒的妈妈”。在1923年因心脏病去世之前，埃卡特还在经济上为希特勒和羽翼未丰的纳粹党提供帮助，筹集资金买下了《人民观察家报》，用以宣传纳粹的观点。

1921年夏天，当阿道夫·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时，埃卡特站在了他的一边。这可能是埃卡特对希特勒最实际的帮助。当时，安东·德雷克斯勒有意将纳粹党与德国社会主义党（DSP）等类似团体合并，认为这无疑是纳粹党迅速发展的途径。1921年夏天，奥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奥托·迪克尔的著作给德雷克斯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西方的复兴》一书中，迪克尔教授表达了与前一年通过的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相似的观点，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更为学术。在听过迪克尔教授的演讲之后，德雷克斯勒和纳粹党内的其他人都被某种形式的“西部联盟”的观点深深触动了。

这一切发生时，希特勒并不在慕尼黑。后来，当他发现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讨论的这些事情时，他气愤不已。在一次与迪克尔的会面中，希特勒愤怒离场并退出了纳粹党。这再次表明，希特勒既不愿也无法与人进行学术辩论。

最初，埃卡特也对迪克尔能够为纳粹党所带来的新东西感兴趣，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体面。但是，在希特勒辞职后，埃卡特竭尽全力说服他重回纳粹党。希特勒也确实回来了，但是按照他自己所提出的条件，以纳粹党无可争议的独裁者的身份回归。随后，埃卡特在《人民观察家报》 头版显著位置发文，表达了对希特勒的支持。

这是希特勒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不再为一个未知的德国未来领导人竭力争取支持，他现在已经将自己定位为那位潜在的领导人。希特勒已经表明，他并不打算分享权力，并且会对因他拒绝合作而造成的任何后果负责。同样重要的是，其他人也开始接受希特勒的自我定位。例如，迪特里希·埃卡特本来更希望看到迪克尔教授参与纳粹党的事务，但希特勒的拒绝让他不得不被迫做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接受了希特勒对纳粹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权。现在，希特勒能把自己刻画成一个“英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人可以将他的不妥协视为“英雄”之举。希特勒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而这可能正是其强大吸引力的所在。毕竟，有谁会指望“英雄”通情达理呢？

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922年，纳粹党开始通过吞并成长壮大。1922年10月，希特勒设法说服了纽伦堡德意志事业共同体的支持者，让他们成为隶属于纳粹党的一部分。一年前，他们的想法还是与纳粹党结成松散的联盟，但现在，他们承认希特勒是他们的领导人。希特勒一直十分感谢他们的领导人对此做出的安排，这个人就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一年前，施特赖歇尔曾经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并深感震撼。后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审判中出庭作证时说：“我之前从没有见过这个人。我默默地坐在一群人中间，谁也不认识。临近午夜时，我见到了他，在三个小时的演讲过后，他大汗淋漓，却光芒四射。坐在我旁边的人觉得在他的头上看到了一个光环，而我则觉得自己因他而体验了超凡。” ¹⁵

施特赖歇尔是个可怕的角色。1923年，由他担任主编的《先锋报》开始出版发行，这份残虐的半色情报纸专门刊登最令人作呕的反犹图片和故事。施特赖歇尔只是跟随在希特勒身边的一众人等之一。当时，纳粹党内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曾经在夜总会当保镖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激进的犹太迫害者赫尔曼·埃塞尔，以及放荡不羁的德军上尉恩斯特·罗姆。罗姆后来写道：“我渴望效忠于一个战斗的民族，而不是一群诗人和梦想家。” ¹⁶ 这群声名狼藉的暴徒后来都在纳粹党内担任了高级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战争罪审判时，赫尔曼·戈林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加入纳粹党是因为自己是一位“革命者”，而毫无疑问，这些暴力的社会底层人物都会认同他的观点。奥托·施特拉塞尔认为，简单来说，“希特勒喜欢这些人陪伴在他的左右，因为他们让希特勒对人性本恶更加坚信不疑” ¹⁷ 。

在纳粹发展早期，恩斯特·罗姆是一位尤为关键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帮助纳粹党羽翼未丰的准军事部队冲锋队筹备了武器。冲锋队正式成立于1921年11月，但几乎是从纳粹党成立开始，很多士兵出身的纳粹暴徒就一直在啤酒馆举行纳粹会议时“保卫安全”，他们会赶走所有会让希特勒难堪的人，而冲锋队正是以这些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¹⁸

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总理。当这个消息传来时，这群下流的暴徒、纳粹党内的所谓革命家受到了极大鼓舞。如果一个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能在意大利突然掌权，那在德国为什么就不行呢？1922年11月3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上台后没有几天，赫尔曼·埃塞尔就在纳粹分子常常集会的慕尼黑皇家啤酒馆向一群人表示，“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德国的墨索里尼” ¹⁹ 。一个月后，也就是1922年12月，《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阿道夫·希特勒不只是一名“鼓吹者”，更是能拯救德国的领导者。 ²⁰

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923年，希特勒抓住机会，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英勇的革命者。而与以往在权力之路上迈出的每一步一样，这一次，为了证明自己，希特勒需要利用德国的一场危机。对他来说，幸运的是，1923年的德国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法国人占领了德国西部的鲁尔工业区。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不能在这一地区驻兵，所以法国军队在1923年1月11日进入德国领土时并没有遭遇什么抵抗。而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决定采取这一极端行动的原因是，德国拖欠了作为赔偿的煤炭和木材。

无疑，法国的占领是极其不受欢迎的。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尤塔·吕迪格说：“那时，我们看到了法国人的铁腕统治，一旦有什么他们看不惯的，比如你走在人行道上，他们就会拿着马鞭走过来，而你就不得不离开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去……法国人对我们的骚扰相当多。” ²¹ 而在应付占领鲁尔工业区的法国人的同时，德国人还要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吕迪格回忆说：“在1923年，买一个练习本差不多都要花上三十亿马克。”

希特勒没有呼吁他的支持者参与一些德国人针对鲁尔法国占领军的消极抵抗。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如何在德国放大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执政的影响，鼓动德国人支持他掌权。但他意识到，要推翻柏林现政府的统治，他至少需要得到德国武装部队魏玛国防军的暗中支持。然而，1923年5月，当纳粹党人迈出全国性革命的第一步，试图煽动在慕尼黑欧伯维森菲尔德游行的魏玛国防军士兵时，他们遭到了全然的拒绝。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坚信，他必须有所行动。谁知道危机能持续多久呢？所以，在1923年11月，他发动了啤酒馆暴动。这次事件的发展尽管与希特勒的预期不符，却让他第一次获得了全国上下的关注。

并不是每个参与策划暴动的人都清楚，希特勒是否真的是如墨索里尼一般的“英雄”领导人。希特勒虽然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坦能堡战役中获胜的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谈到希望他参与纳粹发起的这场革命，却从来没有明确过鲁登道夫的角色。鲁登道夫只是这场革命的军事领导人，而希特勒才是政治领导人？抑或鲁登道夫是真正的“英雄”，希特勒只是在为他铺路？

但显然，到1923年底，希特勒决定掌握主动权。计划很简单，就是逼迫巴伐利亚独裁政府的领导人宣布支持纳粹领导的“进军柏林”，打倒掌权的“十一月罪人”。很明显，纳粹需要巴伐利亚州安全部队以及巴伐利亚政治领导人的帮助，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默许，因此，希特勒决定在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集会上发言时发动政变。卡尔是在1923年9月获得任命的，以应对不断的革命威胁引发的柏林政府危机，他实际上是巴伐利亚州的独裁者。

当时，有些迹象表明，希特勒的策略可能会取得成功。例如，巴伐利亚政府似乎比德国其他州的政府更同情纳粹。一年前，德国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纳粹在德国大部分地区遭到禁止，但依旧能在巴伐利亚活动。并且，卡尔和希特勒一样对柏林政府充满了蔑视。

在卡尔的集会上发动政变对纳粹是有利的，因为巴伐利亚警察局局长汉斯·冯·赛瑟尔和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也都将出席。希特勒的冒险假设是，面对既成事实，这三位领导人都会同意他的革命计划。

于是，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当卡尔正对着几千名听众讲话时，希特勒和包括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以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内的十几名支持者闯入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而在啤酒馆外，冲锋队守住了各个出口。在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后，希特勒宣布革命已经开始。然后，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将三位关键执政者——卡尔、冯·赛瑟尔和冯·洛索夫赶入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但随后，希特勒的问题便来了，这三个人都对支持纳粹事业不感兴趣。直到鲁登道夫到达啤酒馆，他们才不太情愿地同意。希特勒夸张地向卡尔他们宣称，如果这场政变不成功，他就自杀。然后，他就到慕尼黑的其他地方去试图巩固对政变的支持，而留下鲁登道夫在啤酒馆控制局面。不过，在卡尔、冯·赛瑟尔和冯·洛索夫以自己的名誉保证支持革命后，鲁登道夫这个老派的军官便决定释放了他们。当天晚些时候，回到啤酒馆的希特勒发现三个人已经不见了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三个人现在已经否认了对希特勒的支持，并积极反对这场纳粹发动的政变。

希特勒并没有彻底想清楚革命的策略，所以在第二天，当一群纳粹分子抢劫了一个印刷十亿元面值马克的印钞厂之后，一场游行迅速在慕尼黑爆发了。埃米尔·克莱因参加了这场游行，并且记得纳粹支持者抵达慕尼黑市中心的战争纪念堂统帅堂时，是如何遭遇了巴伐利亚的安全部队，以及枪声是如何响起的。他说：“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希特勒受伤了吗？鲁登道夫受伤了吗？大家都分散开了。当然，如果有枪声响起，你必须要隐蔽自己。我们是训练有素的冲锋队员，当然知道枪声响起时该怎么办……人们站了起来，四处张望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场一片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所有头脑清醒的人（这些人都穿着制服）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就是卡尔已经背弃了整个协议，他们没有信守承诺。在卡尔和他的同事们食言之后，希特勒显然成了孤家寡人。”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在统帅堂枪战中，站在希特勒旁边的欧文·冯·舍伯纳里希特被打死。希特勒趴倒在地上。他的批评者随后表示，这是他胆小怯弱的证据。 ²³ 但是，埃米尔·克莱因强烈反对这一看法，他说希特勒“总是”显得很勇敢，“一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出门时只带着几个保镖，而且还总是坐着敞篷车”。

鲁登道夫在枪战中继续游行，毫发无损地突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显现出了他的英勇。但当天共有十六名希特勒的支持者被打死，还有四名巴伐利亚的安全部队成员丧生。很多人都受伤了，包括赫尔曼·戈林在内，他的腹股沟被击中，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离开了统帅堂，简单处理伤口后便越过德奥边境，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一家医院治疗去了。

枪战发生后仅仅两天，希特勒就被捕了。他对整个行动的处理极为不当，在啤酒馆暴动之后没能牢牢控制住卡尔、冯·赛瑟尔和冯·洛索夫，也没有事先做好严密的计划，没有想好如果巴伐利亚的领导人对暴动不那么热衷该怎么办。此外，希特勒显然没有履行如果革命失败就自杀的承诺，因为他现在正被巴伐利亚当局关押，等待审判。这肯定不是“克里斯玛型英雄”之举。

对希特勒的审判于1924年2月26日在慕尼黑开始。从一开始，希特勒采取的就是在外界看来风险很大的策略——不但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还对此引以为荣。不仅如此，他还在法庭上公开阐述了自己将在日后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他说：“我决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驱逐者。”他说自己曾经一度是个“鼓吹者”，而现在“在争取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因此，他宣称自己是能拯救德国的“英雄”：“我们所渴望的那个组织的领导人，你内心深处渴望的那个组织的领导人，必须是那个所有德国青年眼中的英雄，那个被召唤的英雄。” ²⁴

在巴伐利亚的希特勒支持者认为，他在审判中的表现彰显了领导人的人格力量。埃米尔·克莱因说：“我跟自己说，他表现得很好，在法庭上表现得十分得体。一个人一定要能站起来为自己辩护，即使是在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这很重要。我认为，希特勒在这次审判中做到了这一点。” 这次审判被广泛报道，希特勒由此而首次在整个德国广为人知。跟埃米尔·克莱因一样，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正直、勇敢、有胆量的人，是一个“克里斯玛型英雄”。这主要是因为，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错误估计了政变形势的情况下，面对法庭对他的叛国罪指控，希特勒仍然敢于反抗。

但希特勒在审判前就知道法官可能会对他宽大处理，因为主审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德对以往案件 ²⁶ 的审理表明，他是同情希特勒和纳粹事业的。希特勒也知道，卡尔和巴伐利亚当局在这次暴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让法庭感到尴尬。卡尔本人不是曾经当着啤酒馆内那么多人的面同意参与这一“叛国”行动吗？

对于那些了解这些情况的人来说，法庭会做出宽大裁决绝不意外。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慕尼黑都在嘲笑这一判决”，因为它表明，“违反德国宪法的行为在巴伐利亚都不算重罪”。 ²⁷

希特勒被判处了最轻的刑罚——五年监禁，并且很可能会提前出狱。同时，他还能在服刑期间有所收获，有时间思考如何把自己明确刻画成一个“克里斯玛型英雄”，承担着拯救德国的“使命”。 r9tX1lQMvp2Rbwv2fDE67F7XWlffCR67AJOy6zhefJqF/c9tWYrgrE3BvpkqkQ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