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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纳粹分子认为，希特勒最终得以消除兴登堡总统对他的排斥心理并成为德国总理的这段历史，并不能证明一切都是“命运”使然。相反，这显示出了人们对希特勒的克里斯玛的不同感知。一方面，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影响了他的忠实追随者；而另一方面，仍然有很多人全然不为他的吸引力所动。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他从不妥协。他拒绝接受总理之外的任何职务，即使他当上总理的可能性曾经非常渺茫。他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对他的追随者是一种鼓舞。1932年8月13日与兴登堡总统的会面对希特勒来说非常糟糕，在此之后，他与自己的纳粹同僚讨论了这件事的后果。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十分镇定，完全凌驾于阴谋之上。我真的太热爱他了。”
对于兴登堡的排斥，希特勒的反应或许是平静的，但他周围的很多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提出，如果兴登堡在纳粹党是议会第一大党的情况下仍然抵制纳粹，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拥护选举而不采取暴力革命呢？作为纳粹党内的高层人士，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尤其想要通过一种务实的方式来对付总统。
但是，希特勒是不会在其最重要的要求上妥协的，那就是他应该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2年10月，时任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慕尼黑发表声明指出，希特勒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纳粹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他说纳粹运动是一种“政治宗教” 2 ，其追随者都对希特勒有一个“神秘的救世主信念”。
尽管冯·帕彭承认当时数百万德国人都视希特勒为“神秘的救世主”，但他本人完全不觉得希特勒有什么克里斯玛。他第一次见希特勒是在1932年的夏天，当时觉得希特勒“普通得奇怪” 3 。尽管“之前听很多人说过希特勒的眼睛具有磁性”，但他根本就感受不到。冯·帕彭写道，他“根本察觉不到任何能够解释希特勒在民众中惊人吸引力的内在特质”。
冯·帕彭是贵族出身，再加上自身性格使然，1932年6月，当希特勒这个卑劣的蛊惑者站在他面前时，他充满了优越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帕彭对那次见面的描述仍然流露着傲慢与自负，尽管正是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在战前推动了希特勒的上台。他就像个校长一样评论着自己见过的众多名人。例如，他对墨索里尼的评价是：“我认为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和希特勒截然不同。他身材矮小，但气质威严，大大的头显示着性格的刚毅。”与希特勒不同，墨索里尼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而希特勒总是有一丝“不确定”的气质。帕彭认为，“墨索里尼将对希特勒产生好的影响”。 4
冯·帕彭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个性和领导素质的判断是极为错误的，而这也是希特勒能够成为德国总理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和众多德国上层人士一样，帕彭严重高估了自己控制希特勒的能力。曾经做过军官和外交官的帕彭，以为自己知道该如何通过操控希特勒和纳粹党去满足德国上层人士的需求。那些上层人士想要废除民主制，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帕彭推断，希特勒和纳粹享有民众的支持，而自己和朋友们有能力控制他们。帕彭认为，利用希特勒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以某种从属身份进入政府，或许可以让他担任副总理。在帕彭看来，由于希特勒把自己定位为“神秘的救世主”，所以他很快就会妥协，听命于帕彭。但不幸的是，纳粹并不像帕彭所想的那样愚蠢。
根据赫尔曼·戈林在战后审判中的回忆，“［当］帕彭被提名担任德国总理，有人认为希特勒应该成为这一届内阁的副总理。我记得当时我告诉冯·帕彭先生，希特勒可以担任任何级别的职务，但永远不会做副手。如果他担任某一职务，那自然必须是最高的职务，把我们的元首放在第二位是绝对不能忍受且难以想象的。” 5
因此，1932年秋，德国的形势很有意思。虽然许多普通德国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拥有克里斯玛的领导人，但德国上层的关键人物几乎都对他嗤之以鼻。同样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冯·帕彭和他的密友们认为，由于阶级不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贬低希特勒的才能。希特勒不是军官，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冯·帕彭看来，“完全是个小资产阶级，留着小胡子和古怪的发型” 6 。兴登堡总统同样对希特勒不屑一顾，他把希特勒称为“波希米亚下士” 7 。
冯·帕彭的麻烦在于，他和他的内阁在选举中没有从民众那里获得继续执政的支持。1932年9月12日，新当选的德国议会主席（类似于英国下议院议长的角色）戈林精心推动策划了一场成功的不信任投票，以显著的方式证明了冯·帕彭政府缺少支持。在这场自私到惊人的政治战中，纳粹党和共产党这一对死敌共同投票羞辱了冯·帕彭。
新一轮选举将于11月举行。希特勒再次开始在德国各地发表演说，为纳粹事业争取选票。但他很快就发现，人们对纳粹的支持已经达到了顶点。那些忠实的追随者仍然十分热情，十多万年轻支持者参加了在波茨坦举行的集会。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举行的集会却出现了现场不再爆满的情况。对于纳粹党来说，部分问题在于，希特勒拒绝加入冯·帕彭政府的行为表明，他在这场民族危机中是毫不妥协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在纳粹的核心支持者看来是好的，但在摇摆中的选民看来则不然。并且，希特勒对冯·帕彭政权的攻击让纳粹看起来并不像是中产阶级的支持者，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纳粹党的得票率将是很脆弱的。同时，在11月选举前，纳粹对柏林交通局罢工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战术错误。
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对于希特勒和纳粹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与当年早些时候进行的那场选举相比，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增加了近3%，而纳粹党获得的选票却减少了二百万张，总体得票率下降了4%，降到了33%。然而，尽管纳粹党获得的选票减少了，但冯·帕彭政府面临的根本难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它依然缺少民众的支持。当时，冯·帕彭草率采取了一个简单而又激进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某种形式的独裁取代魏玛宪法。但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德国军队的高层人物担心，同时将纳粹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民众运动排除在政府之外会导致两者之间爆发内战。
1932年11月17日，冯·帕彭内阁辞职。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谋划中，库尔特·冯·施莱歇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施莱歇是一位偏爱政治阴谋的将军，于六个月前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革命性动乱记忆犹新，也深知德国面临着士兵走上街头示威的危险。面对眼下的僵局，他倾向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尝试说服右翼和左翼政治力量同时加入他领导下的内阁。寄希望于这样一个妥协政府的建立，兴登堡不情愿地让冯·帕彭辞了职，任命施莱歇担任新总理。
施莱歇知道，希特勒不会接受其政府中的职位。所以，在1932年12月3日，他会见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他邀请施特拉塞尔担任副总理兼位置重要的普鲁士总理。第二天，也就是12月4日，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减少了40%。这令希特勒感到恐慌。但他仍然十分坚定，于12月5日和7日先后两次在柏林凯斯霍夫酒店同施特拉塞尔见面，明确禁止施特拉塞尔接受施莱歇的邀请。
希特勒现在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危机。如果施特拉塞尔加入施莱歇的内阁，那么希特勒作为纳粹领导人的威望将大大受损。然而，得知希特勒对施莱歇邀请自己进入内阁一事大为愤怒之后，施特拉塞尔决定辞去自己在纳粹党内的职务，并完全退出了政坛。他既不想为希特勒服务，也不想为施莱歇服务。12月8日上午，前一天刚刚与希特勒会面的施特拉塞尔在议会大厦向纳粹高级领导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在场的海因里希·洛泽在战后记录了施特拉塞尔的讲话内容。
施特拉塞尔强调，自从当年夏天冯·帕彭政府成立以来，他就觉得希特勒“只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他希望成为德国的总理” 8 。但在施特拉塞尔看来，希特勒“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人都坚持拒绝他担任这一职务，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是没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的”。施特拉塞尔说，他拒绝“等到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因为到那时纳粹运动将会垮台”。施特拉塞尔认为，希特勒的错误在于拒绝接受冯·帕彭提供的副总理职位。在这次讲话中，施特拉塞尔并没有提及施莱歇刚刚邀请他担任副总理，但他显然是在暗示，自己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希特勒的做法是不理性的。
接下来，施特拉塞尔透露，他因为一个“个人方面的问题”而感到沮丧。他抱怨说，“希特勒身边的”一些人在“侮辱”他。他还声称，戈林、戈培尔、罗姆和其他人都收到了与希特勒会面的邀请，而他却没有收到。他说，他认为这种“轻微的个人耻辱是我不应该蒙受的，我再也不要忍受这种耻辱了。并且，我也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已经辞去了党内的职务，准备到山中休养了”。在对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型领导的调查研究中，施特拉塞尔的这份抱怨格外引人关注。
施特拉塞尔的讲话是他在国家紧急关头发表的一份非同寻常的声明，更多的是遭到漠视之后回忆往事的情绪爆发，而不是一系列关于政治战略的理性思考。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曾经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英勇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也参加过啤酒馆暴动，并一步步挤入了纳粹党的最高层。他之前曾经承认，政治是“一项艰难的事业……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具有强烈激进导向的运动中” 9 。
然而，施特拉塞尔不仅离开了纳粹党，还放弃了担任德国最重要的公职之一的机会。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希特勒没有邀请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注。而在所有纳粹高层人物中（恩斯特·罗姆可能是个例外），施特拉塞尔似乎是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克里斯玛最具抵抗力的人。例如，在所有纳粹高层人物中，施特拉塞尔是唯一一个在私下称希特勒为“长官”或“同志”，而不是“元首”的人。 10
正如一位专门研究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历史学家所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施特拉塞尔始终公然否认对希特勒这位准神秘元首的崇拜，尽管他表面上显示出了一种虚张声势的自信，但天生敏感的他实际上已经被希特勒的克里斯玛特质所强烈吸引。因此，他成了这个元首神话中最不知情的受害者。” 11
一听说施特拉塞尔已经于上午向纳粹党的高级成员发表了讲话，希特勒立即于中午在凯斯霍夫酒店召开了他自己的会议。在会上，他向所有那些刚刚在几个小时前听过施特拉塞尔发言的纳粹高级成员发表了讲话。他冷静而理性地回应了施特拉塞尔的异议，指出：如果他之前接受了帕彭内阁副总理的职位，那么“在上任的第一周”就会与冯·帕彭产生“严重的分歧”。 12 然后他就不得不辞职，他的地位也会遭到严重削弱。他还说，再进行一次暴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同情纳粹的德军军官冯·赖歇瑙上校告诉他，如果纳粹企图发动武装叛乱，军队将别无选择，只能向冲锋队开火。赖歇瑙曾“力劝”希特勒“遵守法律”，因为“总有一天权力会落入你的手中”。至于施特拉塞尔声称自己没有如愿经常受邀与希特勒见面，希特勒的说法是，“任何想和我谈话的人”都可以随时来找他。
希特勒信心十足地表示，一切都会好的。他说自己仍然打算继续等下去，直到被任命为总理。他承诺，“这一天终将到来，或许会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团结和我们对胜利不可动摇的信念；也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与以往面临潜在危机时的惯常做法一样，希特勒在讲话的最后发出了对忠诚的呼吁。
希特勒设法避免了纳粹高层内部的危机。并且重要的是，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发表的讲话中，他并没有对如何如愿当上总理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信念不动摇”就足够了，做出情感上的承诺就足够了。
然而，希特勒也知道，如果没有施特拉塞尔的加入，施莱歇将军的总理地位并不会比冯·帕彭的更稳固。施莱歇之所以能够成功取代冯·帕彭，是因为他告诉兴登堡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民众基础更广泛的政权，而这是冯·帕彭做不到的。并且，冯·帕彭现在已经把他当作敌人了。（在德语中，施莱歇意为“鬼鬼祟祟的人”，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名字对于将军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冯·帕彭开始与希特勒磋商组建新政府的问题，并于1933年1月4日在库尔特·冯·施罗德位于科隆的家中与希特勒见面进行了初步讨论。一如既往，希特勒坚持只有由他担任总理，他才会积极参与新政府，但他会采取灵活的方式组织内阁，并准备吸纳大量非纳粹人士参与。
希特勒深知时机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他随即命令纳粹大力为1月15日在利珀——代特莫尔德举行的州选举做准备。在这样一个很小的行政区，纳粹的投入似乎不成比例，但希特勒的策略奏效了。根据公布的选举结果，纳粹的得票数从三万三千张增加到了三万九千张，增幅达到了20%。这向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传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纳粹党不会退出。冯·帕彭由此决定，只要他自己可以担任副总理，他就可以接受希特勒当总理。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让兴登堡相信，这才是解决德国政治危机的正确途径。
兴登堡对希特勒仍然无动于衷。尽管如此，他现在也开始考虑让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可能性了。促成他想要改变主意的原因有很多，并且这些原因都是务实的，与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全然无关。第一个原因是冯·帕彭的态度。在1932年夏天和秋天与冯·帕彭密切合作时，兴登堡就对冯·帕彭颇有好感。在冯·帕彭辞去总理职务的时候，兴登堡曾经赠了一幅自己的画像给他，上面写着“我曾有个战友” 13 ——这句话来自一首感人的军歌。而现在，正是他所信任的冯·帕彭说，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希特勒当总理，这样德国的其他精英人物才能成功约束希特勒。
第二个原因是，施莱歇支持在德国东部可能进行的土地改革，而德国的许多贵族（包括兴登堡本人）都在那里拥有大片土地。如果希特勒和冯·帕彭上台，这个引发争议的问题便会消失。此外，兴登堡也没有忘记，1932年12月初的军事演习表明，德国武装部队无力在保护德国边界的同时镇压纳粹和共产党的起义。 14
最后一个原因是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将军的突然出现。冯·帕彭向兴登堡提议，让布隆贝格在拟组建的希特勒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不出所料，这个职位对于兴登堡来说至关重要，而它此前一直是施莱歇的权力基础。布隆贝格似乎与施莱歇完全不同，他正直、诚实，一点儿也不“鬼鬼祟祟”。但布隆贝格最近也成为纳粹的支持者。极富热情的他在东普鲁士驻防期间形成的看法是，纳粹在努力实现民族的复兴。此外，布隆贝格还受到了路德维希·穆勒的影响，穆勒是一位有名的随军牧师，也是一名纳粹分子。所以，布隆贝格是一个冯·帕彭、兴登堡和希特勒都支持的人物，尽管事态的发展将表明，布隆贝格在新一届政府任职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希特勒。
但几乎直到最后一刻，兴登堡仍然犹豫不决。他本能地觉得希特勒是领导德国的错误人选。但是兴登堡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他所信任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奥斯卡在内）都说希特勒应该被任命为总理，所以他最终也放弃了对希特勒的抵制。当时，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施莱歇组建一个独裁政府，而在兴登堡看来，这比让希特勒当总理更糟糕。
1932年当选为社会党议员的约瑟夫·费尔德说：“他［即兴登堡］知道自己的年纪，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了。他几乎都拿不起他的元帅权杖了。与他一起行军的一位军官曾说，他年纪越大，德国的形势越困难，他就越害怕自己不能再让德国重新成为一个帝国，越担心在重新使用旧宪法取代德国议会之前，在德国从议会制重回君主制之前，他可能就去世了。他想在去世之前看到一个新的君主政体的诞生。”
兴登堡一直坚持到了1月29日。在那个星期日的下午，他才告诉冯·帕彭，他准备接受希特勒做总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希特勒实现了他一直追求的目标，成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成功当上总理的事实，进一步向支持者证明了他作为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的合法性。此后，在各种关键时刻，每当有怀疑出现，每当支持者们觉得希特勒推行的是明显具有破坏性的政策，他们就会回想起这一时刻，记起希特勒最终一定是对的，而他们自己是错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视为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一直都不觉得希特勒拥有克里斯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赫伯特·里希特说：“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因为在希特勒的首届内阁中，纳粹甚至都不占多数。”里希特认为，既然希特勒周围都是“十分理性的人”，那么“他也做不了多少坏事”。
社会党政治家约瑟夫·费尔德回忆说：“我们当时还认为仍然可以通过议会来控制他［即希特勒］，这简直是太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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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目睹了希特勒领导德国走入深渊之后，冯·帕彭仍然拒绝为推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灾难性误判承担全部责任。他写道，希特勒是“在民主进程的正常相互作用下”成为总理的，并且，“我们似乎仍然有理由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领导人会采取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党首领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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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那些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的人来说，这一时刻显然是意义非凡的。在竞选演说中，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蔑视民主，想要废除民主。因此，对于纳粹支持者来说，希特勒的上任不仅意味着政府的改变，也意味着政治制度变革的开始。莱因哈德·施皮茨当时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分子，他说：“我自己从来就不是个民主主义者。我认为应该像管理大公司一样管理国家。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专家委员会，诸如此类，但我不相信议会的作用。在我们经历可怕的危机时，在我们经历经济危机、饥饿和失业时，我们渴望看到一个类似于大公司新董事长的人物出现。你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至于兴登堡总统，他将会在去世之前看到一个“新君主制”的开始——只不过这种君主制并不是他所期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