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是这部巨著成败的关键。这个人物的复杂与他的深度决定了小说的复杂与深度。时至今日，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我们谈论他，就像谈论一个真实的人，即使很多人并没有读过原著。我们仿佛可以从周围某个人身上认出他来，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就是堂吉诃德。

那么，堂吉诃德是怎样一个人？当我们说谁像堂吉诃德时，我们指的是什么？

堂吉诃德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有时候，我们更多看到他身上喜感的那一面，这时候他的最大特征，就是现实感的丧失，他的荒唐可笑都是从这儿来的。这里说的“现实感”，乃是人的意识对外界事物做出正常反应的能力。你眼睛看到一把扫帚，到你脑子里就呈现为一把扫帚，那你是有现实感的，倘若这时你脑子里出现的是一双皮鞋，那你的“现实感”就出了问题，周围的人会觉得你脑子有病。堂吉诃德就是这样：分明是一架风车竖在那儿，他偏当那是个巨人，不由分说就冲上去；在一家小旅馆的酒窖里，堆放着一些装满了酒的酒囊，到他老人家这里便成了一群敌手，拔出剑就挨个刺去，酒浆流出，他还认定已然杀得恶人血流遍地……事实上旁人眼中的一切到堂吉诃德这里一概走样，变得面目全非，从“杜尔西内亚”到大风车。普通人，有的现实感强些，有的弱些，堂吉诃德的“奇葩”在于他这方面弱到了极致，以至几乎彻底丧失。

如此一来，他就和外界，和他的环境失去了联系，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我们看他和桑丘·潘沙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们与那场合中的人当然是在同样的时空里，就是说，他们是在一起的，面对的是同样的景观，同样的人与事，但堂吉诃德“心不在焉”，所以你看他和别人虽有来言去语，别人却听不懂，只能理解为疯话。他身在此地，心却在另一世界，这个世界与真实的那个世界几乎毫不相干。

现实感与想象力经常是成反比的，后者发达到极致，就是以想象涂改以至代替现实。常人意识中有一条“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对堂吉诃德来说，这条界限是混淆不清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常人偶尔也会有“真”与“假”之间的恍惚，像《红楼梦》里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堂吉诃德不同，他径直将“假”当作了“真”，一点不怀疑“假”的真实性，整个沉浸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所以我们说谁是堂吉诃德，常常意味着他是一个爱想入非非，无视现实的梦想家。

另一方面，当我们更多以同情的眼光看堂吉诃德时，我们会看到他的正直、善良，看到他高贵的那一面。这时我们说谁是堂吉诃德，意思是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堂吉诃德身上没有半点自私自利的东西，他看不得人世间的污浊，总是在为公平、美好的世界而战，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谁都不会怀疑他的正直、善良，这让我们取笑他的时候也还对他怀着敬意。公平、正义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为信仰而战，他一往无前。堂吉诃德简直就是勇气的化身，他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害怕”二字，他从来不去估量对手的强弱，面对再强大的敌人，他也是一鼓作气不管不顾就冲上去了，留下桑丘在后面急得跳脚。

他的勇气来自信仰的坚定。他从未有过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不决。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写过一篇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名文，文中他将这两个著名的文学形象分别当作“信”与“疑”的典型，说二人代表着人性的两极。哈姆雷特的“疑”使他优柔寡断，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由“信”武装起来的堂吉诃德则无比坚定，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行动中去。像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他的冒险是在现实面前的一连串碰壁，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他替天行道的信念从未动摇过—真称得上“虽九死其尤未悔”。他最后看穿了自己的幻想，却并不意味着否定自己的理想，他的四处碰壁因此也更像是理想主义的一声叹息。德国浪漫派作家施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堂吉诃德的“荒谬”“傻气”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的后面，是高洁的理想主义。

塞万提斯那个时代，不少读者把他看作西班牙最会逗乐的作家，堂吉诃德也被看作十足的滑稽人物。但是越到后来，人们越是赋予这个人物悲剧性的理解。时至今日，他更是被看作一个虽有几分可笑，却绝对正面的形象。他几乎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最近的一个例证是王小波，他被形容为浪漫骑士、堂吉诃德式的人物，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在小说里的存在太突出了，以我们的感觉而论，他像是比其他人物都大一号，时过境迁，读者可能会记不起书中所有其他人物，将绝大部分情节忘得一干二净，但他的形象却始终那么鲜明。许多从小说衍生出来的艺术作品加强了我们的这种印象，比如图画、雕塑之类，在这里，具体的故事情节都是隐去的，而即使在原作中，那些信手拈来的情节也只为堂吉诃德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