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求他所谓的“民族国家”（The state） ，希特勒试图改变整个德国的民族意识。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民族国家必须完成最艰巨的教育任务，有朝一日可能比获得战争的胜利更为伟大。” ^[1] 这一“教育任务”的重要部分，就是提醒“雅利安”德国人不要忘了犹太人的危险。尽管希特勒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来迫害犹太人，但他不大可能轻易改变民族的心态。显然，到1935年9月，即《纽伦堡法》颁布的那个月，他那个所谓“艰巨的教育任务”距离完成还很远。

就在9月，萨克森州一位社会民主党支持者写道：“大多数人并不在乎对犹太人的诽谤；他们甚至公开选择进入犹太人的商店，对守在那里的冲锋队队员表现出不大友好的态度……” ^[2] 两年后，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巴伐利亚的盖世太保报告说，犹太牛贩子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市场，大批农民还是继续和他们做生意。 ^[3]

希特勒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再教育”需要时间，尤其是要瞄准年轻人，好让他们为未来的艰巨任务做好准备。1935年9月，他在纽伦堡向五万四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员讲话：“在我们眼中，未来的德国青年必须像灰猎犬那样修长而敏捷，像牛皮那样有韧劲，像克虏伯的钢铁那样坚硬。我们必须培养新人，以免因这个时代的退化而导致我们人民的衰朽。” ^[4]

许多年轻人接受了纳粹的宣传，因为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父母都是如此。“希特勒上台之后，我们突然得到了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长大的威廉·罗斯说，“家里的阴沉气氛改变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气氛总是很不好，我妈妈每天到十一点钟就发愁十二点钟能把什么摆上桌。1934年，我父亲得到了工作，我估计他挣了有三百八十马克，我们的家境大大改善。父亲说这是元首的功劳。好吧，我会怎么想这件事？真的没有给我洗脑的必要，我从小就接受了这些。”

纳粹教育体系下的教师花了大量时间告诉自己的“雅利安”学生，他们比犹太人要优越，因此教导反犹主义时所使用的整体语境是正面积极的。例如，玛丽亚·毛特记得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北部，老师告诉她：“只有德国人是最宝贵的人类，无与伦比。有一本小册子叫《德国的发明家、诗人和音乐家》，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绝对相信我们是最伟大的。” 同一时期的慕尼黑女孩厄纳·克兰兹认为：“在教育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年轻人有很多机会……一切都被组织起来。我们的生活不像今天这么富裕，但有秩序和纪律。我们也有很多的榜样，很受鼓舞。优秀的作家很受关注，哲学家也一样……好吧，我不得不说这是很有感染力的，你过去常说，如果你每天告诉一个年轻人‘你是特别的’，那么他们最终会信以为真。嗯，我是说他们试图培育出所谓的日耳曼人种，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需要那样的人，需要强壮的、能干的人，健康的人。经过那些年的锤炼和强化，‘德国性’就这样形成了。” ^[5]

告诉孩子们他们比其他人更好是容易的，但灌输“犹太人是危险的”却很难，尤其是当学生们认识那些乐善好施的犹太人时。例如，威廉·罗斯很难把教给他的反犹主义和周围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在他居住的镇子上有犹太商店，他还记得犹太店主是如何“给孤儿们捐赠衣服”的，因此他“不喜欢《先锋报》上的那些漫画，对此无法理解”。

对于学生们遇到的纳粹宣传与真实的犹太人之间的脱节，老师们的办法就是强调犹太人所谓欺诈性的本质。 ^[6]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童书《毒蘑菇》，1938年由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出版社在纽伦堡出版。 ^[7] 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学习如何区分毒蘑菇，这是很难的，正如犹太人的邪恶本质，在他们试图“伪装”自己时也是很难被发现的。用故事来进行宣传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犹太人在富于魅力和乐于助人时被视为是最奸诈的——正如森林中的毒蘑菇，看上去很漂亮，但实际上是最危险的。

犹太人于是被描述为“德国性”的对立面。真正的德国人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本性，而犹太人被迫隐瞒自己的两面派实质。“雅利安”学生是“优异”的，而犹太人是有毒的。1937年，弗里茨·芬克写了一篇题为“教育中的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先锋报》上。他告诫教师们，必须“把有关犹太人的知识从小就植根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让他们明白“犹太人真正的堕落和危险”，这是至关重要的。芬克是一名学校的督察，在他看来，“种族主义和犹太人问题”是纳粹主义的“核心”问题，要让年轻人明白不能接触犹太人，最有力的办法是通过“科学”教育。正如“一群野马”永远不会跟着一头“野猪”走，“每一个物种都自行其道，寻找同类的领袖”。孩子们应该懂得，动物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什么对自己是好的。芬克写道：“唯有不同种族的劣等成员才会互相混杂，沆瀣一气。显然，杂交的后代总是最糟糕的，总是把各个种族的缺点继承到一起。一位老师在向学生解释《纽伦堡法》对于年轻人的意义时，如果能展示这样的思路，那就会容易得多。孩子们在《纽伦堡法》中看到的将是一种对自然神圣秩序的回归。” ^[8]

希特勒知道，纳粹的宣传机构更容易对儿童产生影响。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把纳粹的犹太人理论和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德国犹太人联系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不过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1935年，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非常感谢德国的犹太人，他驾驶的飞机迫降在一片田野上，一个犹太人救了他。为了表达谢意，他想请他的恩人一起吃饭。但令他惊讶的是，这个男人突然说“我是一个犹太人”，并问他“是否顾虑和犹太人在一起”。勃姆——泰特尔巴赫告诉他自己没有顾虑——毕竟这个人救了他的命。“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犹太人可能会有麻烦。”勃姆——泰特尔巴赫说，但这件事并没有改变他对现政权的热情。他说：“特别是在柏林，他们［纳粹］说大部分律师都是犹太人，所以当他们说律师太多了时，我们就明白了。成为反犹分子不一定要去杀人，你不能和他们有亲密的社交关系，不能太喜欢他们，但并不意味着你就要杀人……” 在《纽伦堡法》颁布后，勃姆——泰特尔巴赫虽然对犹太人“感到抱歉”，但也承认“对此并不太担心”。

勃姆——泰特尔巴赫对于迫害犹太人的轻松态度，反映了很多德国非犹太人的心情。对于所谓的犹太势力和影响，他们赞成“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一旦后来暴行越轨，他们会感到不安，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他们熟识和喜欢的犹太人，则会被当成另一个阶层来看待。

纳粹领导层强调，他们所说的不仅是“犹太人问题”的现实方面——譬如柏林的犹太律师的数量——更是深层次的种族问题。对他们来说，从事法律职业的犹太人数量不成比例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种族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我们将把最好的血统汇聚到一起，”农业部长瓦尔特·达利说，“就像我们目前正从所剩无几的纯种公母马开始培育汉诺威马，所以我们会看到，同样的办法将被用来培育纯正日耳曼人的下一代。” ^[9]

通过这样的声明，纳粹不仅宣传他们恶毒的反犹主义，还帮助他们把反犹种族主义与优生学——在纳粹的词典中被称为“种族卫生学”——联系起来。“种族卫生学”与迫害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第三帝国初期并不是很明显，但纳粹总是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正如他们认为犹太人的血统绝不能和“雅利安人”的血统相混合一样，那些最羸弱的“雅利安人”也不能被允许生育。用瓦尔特·达利的话来说，一个纳粹信徒不会让一匹汉诺威马去和劣等马交配，同样，他也不会让一匹健康的汉诺威马和一匹病弱的同类交配。

希特勒对只允许健康的“雅利安”德国人生育后代极为重视，在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上，他警告说：“由于我们当代的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我们努力维护弱者，牺牲健康……罪犯被允许生育，人为的溺爱换来的是堕落。因此我们正在培育弱者，失去强者。” ^[10] 他甚至说：“如果德国每年有一百万名儿童出生，淘汰掉其中较弱的七十万人到八十万人，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我们会变得更强。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把自己隔离于自然选择之外……”根据这一想法——这是在他成为总理的四年前提出来的——在德国出生的每十个新生儿中可能有七个到八个被杀掉。在他看来，造就“民族国家”基本上意味着要杀死大量“羸弱的”德国人。

因为希特勒相信德国应当进行基因改造，所以不出意料，他上台六个月后签署了《遗传病后代防治法》。该法令要求“遗传健康法庭”命令患有某些疾病的人强制绝育。这些疾病中的一些根本不是“遗传性”的，有些不受社会欢迎的行为，如酗酒，也被纳入绝育之列。

纳粹不是第一个通过强制绝育法案的——美国许多州已经这样做了，但纳粹推动这一法案确实比任何人都更热心。例如，因为这条法令，来自莱茵兰的保罗·埃格特在孩提时代就被强制绝育。他没有“遗传性”疾病，只是在纳粹眼中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公民。他出身贫困，父亲是个酒鬼。小时候，他向当地农民乞讨，如果不能带饭回家，父亲就会揍他。最后，正如他所说，“当地人不耐烦了” ，于是他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进多特蒙德附近一个特别的儿童之家，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一个疝气手术。直到战争结束，他才明白自己做的不是疝气手术，而是绝育手术。

在希特勒看来，绝育法案只是一个开始。虽然这项新立法意味着后代会甩掉“负担”，不用照顾一些国家最贫困的公民，但对眼下的情况没有帮助。希特勒的真实想法被包装在一部电影《过去的受害者》中，于1937年发行。这部纪录片提倡杀死精神残疾者，在德国的每一家电影院都放映过。电影的旁白说，这一行动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让这些人活着违背了“造物主自然选择的规律和秩序”；其次，“照顾这些人的资金可以更好地利用来帮助健康强壮的孩子”。 ^[11]

一些德国医生赞成这种杀人的想法。1935年，精神科医生卡尔·卡纳布写道，德国的“精神病院”里只有“最低等的白痴”，是“精神废墟”。并且，这些“行尸走肉……仅仅是浪费金钱的包袱，应当用无痛苦的方式来加以杀灭”。卡纳布认为，“在一个民族进行生存斗争”的背景下，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这样做是“合理的”。 ^[12]

德国的医学界领袖格哈德·瓦格纳在《过去的受害者》首映式上发言表示支持。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他的元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1935年，希特勒就曾告诉他，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应该准备好杀死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13] 希特勒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可以让他采取这样激进的行动，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在战争的掩护下，他还可以发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在德国，强制绝育得到了大规模推行，约有三十万人到四十万人成为受害者。 这导致医疗界的作用发生灾难性的转变。医生感兴趣的不再是病人的健康。如果医生决定要按照新法案的标准对病人实施绝育，他们便可以合法地无视病人的异议。格哈德·瓦格纳认为这里没有矛盾，因为他相信医生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的福祉。 ^[14] 因此，纳粹声称，医生具有比以前更为伟大的职责——不仅仅是照顾个人的需要，还要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目标。 ^[15]

所谓的“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可以质问你所做的每一项生存选择。纳粹可以调查你详细的家庭背景，以确定你能或不能与谁结婚，以此来评估你是否“有权”生育。如果你怀孕了，所怀的胎儿被认为是对种族有用的，你就被禁止堕胎。你再也不能选择不工作了，因为这会让你成为“逃避工作者”，并可能受到“保护性拘留”。你甚至无法选择自己的朋友，如果邻居不喜欢你的客人，你就会被指责为“自私者”——这意味着你不是这个种族社区的可靠成员。

然而，尽管有这些约束，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支持希特勒。例如在1934年将总统和总理职位合二为一的公投中，有88%的选民支持希特勒在兴登堡去世后成为国家首脑。在1936年的选举中包含了一项全民公投问题，征询选民是否支持希特勒对德国莱茵兰地区的军事重占，结果对纳粹的支持率超过98%。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选举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举行的，没有采取措施来保障真正的选举自由，不能在数字上精确地说明这个政权得到支持的程度——尽管如此，这个结果仍然令人深思。很容易理解，为何研究希特勒的顶尖学者从全部现存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36年的结果是“一种为希特勒叫好的极度夸张的表演” ^[16] 。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无疑都会同意厄纳·克兰兹在战后回忆时所说的话：“我觉得那是一段［比今天］更好的时光。当然这么说是有风险的，但我还是要说。” ^[17]

对于厄纳·克兰兹茨这样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女性来说，纳粹的统治不仅是正面的部分远大于负面的部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在我们看来是负面的部分——比如集中营、对少数民族的孤立等——都被看成正面的部分。集中营被认为是从街头清除害群之马；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新教育，让年轻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至于对犹太人的排斥，正如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所说的，有的人觉得犹太人在德国已经“走得太远” ^[18] 。所以，只要你符合纳粹的理想——数百万德国人正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你就可以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下过得很好。许多人后来都会说，他们没有想到《纽伦堡法》以及其他限制性法案对犹太人的迫害会演变成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此时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对未来有什么计划——但这也是一种误导。数百万德国人能够在希特勒治下享受生活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热情地支持种族理论这一纳粹的核心思想，他们赞同自己比别人强的想法。因此，那些据说不像他们的人很有可能会遭到非人的对待，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其他人是劣等的——这一点已经被广泛接受——而在于这些“劣等”的人应当被如何对待。

至于犹太人，《纽伦堡法》已确定把他们排除在新德国之外。渐渐地，犹太人就将自己局限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之内。在那里，许多人的生活尚可忍受。贡特尔·鲁辛少年时生活在柏林的犹太社区中心，记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家”，“我们没有困难……我们上［犹太人］学校，我们回家”。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服过役，是当地犹太教堂的一位领唱，他“告诉每个人，我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我不会有任何事的”。

贡特尔的父亲以及其他许多德国犹太人都坚信待在家里是最好的，在柏林的犹太社区是安全的。大体来看，从1935年夏天到1937年夏天，周围的证据似乎支持了他们的看法。尽管仍有个别针对犹太人的行动，排斥犹太人的规定也在继续出台——例如，从1936年10月起，公务员被禁止去看犹太医生——但系统性的大规模暴力还没有出现。很多人以为政权已经安定下来，孰知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这段时期，柏林政权对犹太人相对平静的一个原因是，希特勒希望确保1936年奥运会成功举行。在美国，像纽约市长拉瓜迪亚这样的公众人物呼吁抵制奥运会，但美国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说服了美国体育联合会向柏林派出了代表团。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四十八个国家参加了1936年的奥运会，这对于第三帝国来说是个成功的策略。德国不但赢得了最多的金牌，纳粹的宣传机构也大获全胜，它成功地颠覆了奥林匹克的理想，使其沦为吹捧种族主义国家的新闻工具。纳粹的信息被包装在莱妮·里芬施塔尔导演的电影《奥林匹亚》里，在影片开头的画面中，奥运火炬被一位金发运动员带进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这是“雅利安人”理想形象的缩影，他得到了纳粹举手礼的欢迎。

今天看来，最特别的是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对希特勒的评价。1936年9月，他访问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贝格霍夫的高山别墅。劳合·乔治在《每日快报》上发表文章，称希特勒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拥有富于魅力、精力充沛的人格，并且目标专一、意志坚定、内心无畏” ^[19] 。他注意到，希特勒被尊为“民族英雄，把他的国家从彻底的沮丧和衰退中拯救出来”。在德国，劳合·乔治发现了一种“团结的热情”，现在“天主教和新教、普鲁士和巴伐利亚、雇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全都成了一家人”。他写道，“这里有一种复兴的气氛，非常有利于民族团结”，因此“人民更为快乐”。

有人会问，那么德国犹太人呢？劳合·乔治知道他们在德国受到迫害——他甚至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 那么他怎么能说“人民更为快乐”呢？除非他认为德国犹太人不是真正的“德国人”？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劳合·乔治曾经支持过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在该宣言中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不过，政客们在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事实上，一位历史学家曾得出结论说：“那些炮制它［《贝尔福宣言》］的人是基督教徒、锡安主义者，但在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反犹主义者，他们认为犹太人控制了世界。” ^[20]

在英国，劳合·乔治并非唯一一个无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称赞希特勒的人。新的纳粹主义并未在英国广泛传播——20世纪30年代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联盟从未在选举中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但反犹主义仍很有市场。例如，德国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在伦敦之行时曾听过英国金融家的反犹言论。 欧根·列维涅认为，他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遇到的反犹主义者比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还要多。“我认为在社交场合英国人［与德国人相比］要更反犹。人们常常非常友善地说，‘毕竟，我们不会毒死犹太人’。是不会……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让犹太人加入他们的高尔夫俱乐部。如果你对那些和你很友好的人说，为什么不让某人加入高尔夫俱乐部呢？［他们会回答，］‘亲爱的，你看，如果你让他们中的一个加入，他会把所有的朋友都带来。’” 反对接纳外国犹太人的评论也可见诸报端，例如，《星期日快报》的一篇社论宣称：“现在有大量的犹太人拥入英国，他们正在接管我们的国家。” ^[21]

正如欧根·列维涅所描述的那样，在所有这些反犹言辞的背后，是关于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偏见。至于劳合·乔治，他似乎认同犹太人有着经营跨国生意的庞大势力——阿道夫·希特勒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更为极端罢了。 ^[22] 这一共同点可能使劳合·乔治对德国领导人赞赏有加——对此我们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余晖下，希特勒让劳合·乔治大为折服，再次让他确信德国的发展，翌年，德国将向世界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1937年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希特勒言论的疯狂程度又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伐利亚啤酒馆的时候。在1937年9月13日纽伦堡的一场演讲中，他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自古代国家崩溃以来人类文化和文明所遭受的最大威胁” ^[23] 。最重要的是，他再次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到了一起。他说，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动荡”，这是由“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造成的”。他补充道，有人可能会忽视这一联系，“当我有意提出这一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时，那么你们，我党的同志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而是被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希特勒接着给他的听众上了一堂历史课——尽管是歪曲的历史——从他对“俄国”（希特勒坚持使用“俄国”的称呼，尽管俄罗斯只是苏联诸多共和国的一个）的看法讲起。他声称，犹太人最终“渗透”进了俄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成功地“消灭”了以前的上流阶层。“犹太人”是一个外来种族，“完全控制”了俄国的文化，现在准备利用俄国作为“桥头堡”来征服其他民族。

希特勒编造出一幅近乎邪恶的幻象，称“野蛮的群众”在“自私自利者”的鼓动下将会疯狂起来，把原住民“带上断头台，让他们流血而死”。所有这些混乱的背后都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想要控制一个国家，就必须“设法消灭”那里的精英阶层。希特勒提醒他的听众，在德国“我们都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他指的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于1919年发动的柏林“斯巴达克”起义，以及同年晚些时候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希特勒说，德国“对防止布尔什维克瘟疫在欧洲进一步蔓延有着坚强的意志”。他回顾说，虽然德国过去曾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过战斗，但这些战争一直是“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的统治者是“野蛮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国际罪犯同盟”，纳粹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阻止了犹太“人渣”对德国工人的支配。此外，今天的德国人比以前更“优秀”，随时准备对付任何想把布尔什维克“威胁”带到德国的人。

希特勒称，是西班牙内战激起了他的这番言论，尤其是因为斯大林给共和军提供了武器和一些战士来反抗国民军。希特勒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虚伪，这些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有了，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便在公众面前肆意妄言。这关系到一个策略问题。在这次演说的五个月前，即1937年4月的一次纳粹党内领导人会议上，希特勒私下解释道，他很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对犹太人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如用一种特殊的徽章来“标记”犹太企业，但行动者们必须要注意，他一直关心的是，“要避免采取今后不得不回头或是对我们有任何损害的步骤。你们必须明白，我总是在认为安全的情况下走得尽可能远——但不会更远。拥有第六感很重要，它可以大体上告诉你：‘我还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因此，虽然这些人都同意犹太人所带来的危险，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4] 这是一篇对希特勒的内心提供了重要视角的谈话，他承认希望更激进地迫害犹太人，但他认为在政治上有必要向最终目标缓慢前进。戈培尔在1937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透露了这一目标：“［和希特勒］谈了很久犹太人问题……必须将犹太人从德国和整个欧洲驱逐出去。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但它会实行，它必须实行，元首将完全致力于此。” ^[25]

与解决“犹太人问题”策略类似，希特勒在宣扬他的另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希望在苏联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时也非常谨慎小心。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未公开表达过这一愿望，但在1937年纽伦堡演讲的前一年，他曾在私下里明确表示准备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在这份1936年8月的备忘录中，他任命戈林为经济方面“四年计划”的负责人，重申——在军事上——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德国的国运。由于德国已经人口过密，需要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于扩展我们的生存空间” ^[26] 。这里使用的“最终解决”一词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也会用到这个词。这里的“最终解决”阶段指的是开始实际的武装冲突，与开始建立武装力量的过渡阶段相区别。

在1936年9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戈林念了希特勒的备忘录，并称这里的逻辑是明确的“——与俄国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 。两个月后，即1936年11月，戈培尔证实他也知道，这一时刻正迅速接近，德国将不得不与苏联对决。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后，他“和元首进行了一次长谈”，认为“重整军备正在进行，我们正投入惊人的资金，1941年就可以完成……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抗即将到来……我们必将主宰欧洲”。 ^[27]

十个月后的1937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把他私下说的话在公众面前进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说过德国要入侵苏联，然而他告诉全世界，德国必须重新武装并准备反击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和“俄国”可能的进攻。由于希特勒认为布尔什维克背后有犹太人，和俄国的冲突也意味着和犹太人“威胁”的冲突。事情刚刚初露端倪，就可以明显看到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会是普通的战斗，而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以及——如希特勒所认为的那样——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

政府中对此并不热心的人很快被清除出去了。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曾创造性地重整德国经济，为德国军备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还是在1937年11月被解职，只是因为他不够激进。沙赫特继续执掌德国国家银行直到1939年1月再次遭到解职。1943年初，他终于摆脱了无足轻重的不管部部长之职。次年7月20日希特勒遇刺后，他被送进了集中营。

沙赫特的倒台反映了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支持过希特勒的右翼精英的遭遇。沙赫特的情况也许有些极端——没有那么多人在纳粹国家爬到过如此高位，也没有几个人悲惨到被送进集中营——但从第三帝国创立之初的欣喜到随后对其侵略政策的幻灭，这样的人却并不少见。1937年11月5日，就在沙赫特被解除经济部长之职的几周后，希特勒向几名德国守旧派精英人士阐述他的想法，但他们对此并未表现出强烈支持，于是他们的职业生涯遭到了和沙赫特同样的命运。那天在总理府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立契大将）、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空军总司令（帝国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还有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元帅）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会议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记录，在这本臭名昭著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希特勒公开表示他希望在未来几年中为德国获得更多的领土，为此目的不惜冒战争的风险。他在会上没有提到他最宏伟的野心——入侵苏联，也许是他想集中精力于短期的目标，如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在会上声明：“德国政策的目标是保护民族共同体并加以扩大。因此，这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这和他1924年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28] 希特勒说，德国要尽快推行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在重整军备中建立起来的领导层日渐老化，不能迁延太久。他还透露，他终于意识到德国与英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多么不现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936年夏天，德国驻英国伦敦的大使里宾特洛甫没能达成所希望的同盟。现在，希特勒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英国更有可能成为其对手。

在随后的讨论中，戈林像往常一样支持希特勒，但其他人表示了怀疑。他们尤为担心德国会陷入与苏联以及西方盟国的两线作战。希特勒不想从下属那里听到这些论调，所有表示怀疑的人都在随后几个月中离职。布隆贝格和一个拍过色情照片的年轻妇女结婚而备受非议，于1938年1月27日辞职；弗立契被诬陷为同性恋，被迫在1938年2月4日离职；诺伊拉特在同一天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晋升”为一个新的内阁委员会主席，那是一个从未开过会的顾问委员会。

所有这些关键岗位的替代者，都比他们的前任更为驯服和好战。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成为外交部长，温驯的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接替了弗立契，希特勒自己取代了布隆贝格并废除了战争部长一职。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在霍斯巴赫会议之后就立即落实这些人事更替，但他抓住了各种机会，比如布隆贝格不合时宜的婚姻。在完成这些更替之后，他推行激烈外交政策的能力大大加强了。

这种更为激烈的外交变化，在霍斯巴赫会议后不到四个月就表现了出来：希特勒和他出生地奥地利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对抗反过来又导致纳粹的反犹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在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前，奥地利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和他们的德国邻居是相似的。市中心有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华丽的城市会堂，表明了这个世纪上半叶维也纳犹太人的地位。一方面，内部的爱奥尼亚柱和穹顶彰显了维也纳犹太社区的财富和成就；另一方面，低调的入口——在街上几乎看不到——说明了他们所受的压迫，1782年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的《宽容法令》禁止犹太人建造开放式的礼拜场所。

1867年，奥地利犹太人最终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维也纳的犹太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是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时代——他们都是犹太人。但并非每个奥地利人都对犹太人新近获得的自由感到高兴，尤其有两位政治家表达了恶毒的反犹主义情绪。一位是议员格奥尔格·冯·舒纳勒，他执着于三点看法：与德国结成更为紧密的联盟，反对天主教，仇视犹太人。他的反犹主义更多的是出于种族而不是宗教。他曾说：“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伪装，世代相传的卑鄙谎言。” ^[29] 另一位是卡尔·鲁伊格，维也纳的平民市长。他批评犹太人在某些职业中的比重过高，以及所谓的侵蚀政治肌体的方式。“凡是允许犹太人强大起来的国家，”他说，“都迅速地崩溃了；而那些明白应当隔离犹太人的国家，君主制的原则都保留了下来……” ^[30] 鲁伊格聪明地利用了维也纳人对东欧犹太人，特别是逃离俄国的犹太人大量拥入的担忧。有人呼吁关闭奥地利边境，防止犹太人进入该国，并担心犹太人带来瘟疫和政治革命的种子。鲁伊格在190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对维也纳的犹太人说：“不要接纳［犹太］社会民主党革命者入境。我明确地警告犹太人：因为［这里］有可能发生和俄国同样的事。我们维也纳人是反对犹太人的，但肯定没有杀人或暴力的倾向。不过，如果犹太人要威胁我们的祖国，我们将毫不留情。”

奥地利的大部分反犹言论都类似于德国的，但关于“犹太人问题”存在一个主要的差异——犹太人口的比例问题。在德国，只有不到1%是犹太人，而在1890年的维也纳，总人口八十二万人中有十万人是犹太人，约占12%。纳粹在1938年3月进入奥地利时，仅在维也纳就有十八万多名犹太人，可能多达二十万人——整个德国的犹太人都不到这个数字的两倍。因此，对于纳粹来说，奥地利的“犹太人问题”比德国更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决定拆分奥匈帝国，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维也纳新政府希望奥地利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但1919年战胜国通过《圣日耳曼条约》禁止两国合并。奥地利人不会忘记这一禁令——它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关于民族“自决”的许诺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地缘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一样遭遇了经济困难，虽然比不上德国那样严重。1934年，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了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夫斯。接替多尔夫斯的库尔特·许士尼格努力在德国面前树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形象，而那位出生在奥地利的德国总理却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就像他觉得每一个“雅利安”奥地利人都是德国人一样。

希特勒向奥地利和许士尼格施加政治压力，但他对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合并还心存顾虑。他最大的担心来自墨索里尼，因为意大利保证了奥地利的独立性。希特勒仍希望能通过和平的方式组成联邦，在1936年德奥协定签署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可能。在协议条款中，希特勒承认了奥地利的“主权”，作为回应，许士尼格答应将在内阁中安排一名纳粹支持者。

在1938年初的几周，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建议许士尼格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面见希特勒，以消除两国之间的“误会”。那场在1938年2月12日举行的会面是希特勒如何击败对手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例子之一。希特勒和许士尼格的第一次会谈是在贝格霍夫别墅一楼的书房进行的，希特勒把一系列的指责抛向奥地利领导人：奥地利应该退出国际联盟；奥地利在历史上蓄意破坏与德国的合并；奥地利正在加强对德国的边防；等等。然后，他威胁说要“结束这一切”，并警告说：“也许某天你在维也纳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已在那里——就像突如其来的风暴，然后你会自食其果。”希特勒进一步说，在成功入侵之后，这个国家将由纳粹冲锋队和奥地利的纳粹民兵组织“奥地利军团”占领，“没有人能制止他们的复仇——哪怕是我”。 ^[31]

和希特勒的许多政治对手一样，许士尼格只是一介书生——他就读法律专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名政治学教授。希特勒在这样的人面前几乎战无不胜，他会迅速地抛出一连串荒谬的指责，让对方根本无法回答。许士尼格是被这一策略击倒的第一位外国政治家——但还不是最后一个。他似乎不能理解，对希特勒讲书本上的道理是毫无用处的，这位德国领导人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他不想达成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折中办法，而他说的“事实”是对的还是错的并不重要。

希特勒在攻击犹太人时使用了类似的语言手段。例如，他断言各种“海外犹太人”正密谋扰乱纳粹德国，就如同对许士尼格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就是永不停歇的叛国罪行”。同样地，那些“哪怕”是他也不能阻止第三帝国狂热分子进行“复仇”的言辞，也和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商店时所说的类似，当时他声称存在人民自行执法攻击犹太人的危险。在这两个场合中，希特勒都装成一种可以阻止激进的温和力量。这是一种赤裸裸但有效的威胁，如果你不接受希特勒提供的条件，就有更糟的等着你。

在贝格霍夫的会面肯定让库尔特·许士尼格深感不安。那天陪着他的奥地利外交官奥托·皮克哈姆博士回忆道：“午餐时，许士尼格完全沉默了……非常沮丧。他的沉默是因为他已经明白和希特勒的会晤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果。” ^[32] 当晚，许士尼格离开了贝希特斯加登，他在威逼之下签署了一份文件，向希特勒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包括同意任命奥地利纳粹支持者阿尔图尔·塞斯——因夸特为内政部长。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讲，其中称赞许士尼格“具有高超的见解和真诚的意愿……为两国的利益，也为德国人民的利益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我们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 ^[33] 四天后，在慕尼黑纳粹党成立纪念日上，希特勒将奥地利和犹太人问题联系到一起，他强烈批评外国媒体关于德国对奥地利真实企图的“肮脏谎言”，特别点名英国的《新闻纪事》，因为它刊登了德国军队在边境集结的消息。根据《人民观察家报》的报道，他宣称，这些“无耻的指控”展现了“犹太国际杀人犯是如何制造和散布谎言的”。此外，“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大力打击德国的犹太暴徒。我们知道他们是国际势力的代理人，因此将对他们全体进行相应的处理”。 ^[34]

许士尼格准备就与德国合并一事进行全民公投，以此来压制希特勒。希特勒在戈林的催促下，在巴伐利亚动员军队，以此来向奥地利施加压力。许士尼格辞职，塞斯——因夸特被任命为奥地利总理。他“邀请”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于是德军在1938年3月12日上午越过了边境。奥地利军队没有抵抗，上百万奥地利人用鲜花欢迎德军。许多人对纳粹到来寄予新的希望，盼望一个新的、强大的奥地利可以不再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例如一个奥地利孩子苏西·塞茨说她和她的父母视希特勒为“救星”，因为“我们的确必须属于德国”。 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希望德奥合并，现在这个“梦想”似乎真的可以实现了。

埃米尔·克莱因是一名1923年参加过啤酒馆政变的纳粹“老战士”，当他在十五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当我听闻合并奥地利正在进行时——那时我正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名地区高级指挥官——我非常兴奋，因为我打小就有一些奥地利亲戚。我没有和上司报告就开车到了奥地利，跟随开过帕绍的部队。我的生命中不会再有第二次那样的经历，遇到那样的热情！我想不管是我还是士兵们，都从来没有受到过姑娘们如此之多的亲吻。奥地利已经天翻地覆。”

3月12日下午，希特勒越过边境进入了奥地利，就在士兵们走完同样的路程几个小时之后。越过边境的地点是有象征性的——跨过因河，就在他的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劳瑙。他耀武扬威地通过欢呼的人群，一路开到林茨市，那是他读书的地方。莱因哈特·施皮茨是一名加入德国外交部的奥地利纳粹分子，当时坐在希特勒后面的第六辆车里，这一时刻他被深深打动了。“我全部的梦想就是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别忘了奥地利曾统治过德国六百年，德皇加冕就在维也纳的霍夫堡宫。1918年战败以后，对我来说，这只能是一场梦……我必须告诉你，人们的热情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十五，这是压倒性的……我甚至还看到警察和修女举着纳粹旗帜。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和平的大帝国，因为对于奥地利人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奥地利人——战争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输掉了很多战争，对普鲁士的，对英国和法国的，我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德奥合并是希特勒不依赖战争获得的胜利之一，就像重占莱茵兰一样，他做得井井有条，堪称完美。”

施皮茨说，当时他认为他知道希特勒的野心是什么。“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想要联合除了瑞士和卢森堡以外所有的德语系国家，把它们团结在日耳曼民族旧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下。他想要废除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的不公，把德国的版图恢复到中世纪时的规模。”

认为希特勒的目标是让说德语的人团聚，而非发动一场征服东方的战争，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希特勒在公众场合也鼓励这种误解。施皮茨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驻英国伦敦使馆任职，见证了许多英国的统治精英对于欧洲操德语居民的团结无动于衷。“只要他［希特勒］能做到这一点，他会得到大部分英国当权者的理解。他们全都对此表示理解，这是他们告诉过我的。”

在奥地利，虽然没有推行类似德国的反犹措施，但在“传统上”对犹太人仍有很深的偏见，就像维也纳前市长卡尔·鲁伊格那样。后来成为希特勒摄影师的瓦尔特·弗伦茨，1928年曾去维也纳旅行，当他乘电车时看到了某些维也纳市民对犹太人的态度。“突然，电车在街上猛然刹车，有个人站在轨道上，没有看到驶来的电车。刹车后，电车司机说了一句让我深感震惊的话：‘哦，天哪，是个犹太人。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停下来。’车上所有其他维也纳市民都说：‘是的，你应该那么干，犹太猪！’他们甚至都没看到那个人。” 苏西·塞茨曾为1938年希特勒进入林茨欢呼，她也是一个对犹太人有看法的奥地利人，虽然她的话不是那么直接。“我必须说，犹太人在奥地利不是那么受欢迎……我们从未觉得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他们是不同的，完全不同。” ^[35]

从德军开进奥地利那一刻起，犹太人便陷于危险之中。当时十五岁的瓦尔特·卡莫尔林是一名维也纳犹太人，他说：“街上充满了嘈杂声，所有维也纳人（显然不包括犹太人）都在欢呼雀跃。然后第一个问题来了，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在德军入侵后不久，“就有人来骚扰你……你完全没有法律保护。没有任何人来保护你，任何人都可以跑来对你胡作非为……”

无耻的纳粹暴徒让犹太人擦洗街道，以此来公开羞辱他们。瓦尔特·卡莫尔林记得看到一个穿着相当体面的妇女，举着她的小女儿，让她看一名冲锋队队员用脚踢擦地的犹太老人。“他们都笑了，”瓦尔特·卡莫尔林说，“居然她也笑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开心的娱乐，这令我深感震惊。”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目睹了维也纳的很多纳粹暴行。“从奥地利来的各种各样关于纳粹施暴的报道令我吃惊，”他在日记中写道，“犹太男人和女人被强迫打扫厕所，有上百人……就在街上被随意抓去清理纳粹的厕所。” ^[36]

最初的反犹浪潮大多是自发的行为——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杂乱的迫害活动，就和希特勒刚刚就任总理时冲锋队所干的差不多。但不久以后，纳粹的领导人就开始阻止这些冲动的暴行，转而代之以制度化的迫害。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紧随着第一支德国部队进入奥地利，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维也纳大都会饭店。他的亲密助手、负责反情报的安全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很快来到这里。3月13日至14日夜晚——就在德国军队踏上奥地利土地的三十六个小时之后——盖世太保就开始从犹太人的家里掠夺艺术品。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无价的艺术收藏品，就被希特勒、戈林和林茨博物馆所瓜分。在占领奥地利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纳粹查封了犹太组织的办公地点，把他们的领导人关进了监狱。到3月底，艺术界和学术界的犹太人都被清除出去，犹太人还被禁止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犹太人的财产和企业也成了目标，纳粹强占了他们的公寓，接管了他们的百货商店和工厂。这一“雅利安化”的过程不久以后就将在德国重演。

1938年4月1日，第一列从奥地利前往达豪集中营的火车启程。到年底，奥地利约有八千人被送往那里。 ^[37] 起初主要是纳粹的政治对手，其中很多人有犹太血统。但到了5月，纳粹就开始转向那些他们称之为“自私”“有罪”，甚至仅仅是“讨厌”的犹太人。 在当局展开搜捕犹太人的行动时，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在餐厅吃饭或者在公园里闲坐，也要冒被捕的危险，恐怖达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总的来说，这一年被纳粹送到达豪的囚犯中，有75%是犹太人。在去达豪的火车上，这些奥地利人经常被殴打和虐待。根据党卫军自己的估计，在他们调查的那一趟旅途中，有70%的人受到了伤害。

一些奥地利犹太人试图和迫害他们的人讲道理。律师兼店主大卫·沙皮拉博士是一名维也纳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伤成了盲人。在他的律师业务被禁止后，商店也被强占了。他和妻子一起去维也纳拜访纳粹官员并递交了请愿书，希望纳粹看到他的军功章后能表现出怜悯之心。但他得到的回答是：“犹太恶棍，让你那些哈布斯堡的玩意儿［勋章］见鬼去吧！滚开，不要回来，否则我就把你扔下楼——也许那样你的眼睛就又能看见了。” ^[38]

有很多维也纳犹太人自杀，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在纳粹统治下苟活。威廉·夏伊勒写道，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一个犹太长相的人”站在一家酒吧前，“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老式的剃须刀挥向自己的喉咙”。 ^[39] 戈培尔在1938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嘲笑道：“在过去，自杀的是德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 ^[40]

阿道夫·艾希曼是党卫军安全部一名三十二岁的中尉，在奥地利的恐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对这个国家很熟悉，在林茨上的学——就和希特勒一样。后来，他在奥地利为真空石油公司工作了六年。他在1932年同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次年他失去了工作，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德国。

艾希曼此时在安全部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已经为德奥合并准备了很长时间，搜集那些被纳粹认为是危险分子的奥地利人的情报。他回忆道：“在几周前就把所有能干活的人找来三班倒，为一个直径几码的巨大圆形档案盘编写卡片。一个人坐在钢琴凳上就可以转动它，并通过编码孔找到任意一张卡片。” ^[41] 因此，1938年3月，艾希曼带着一份逮捕人员的名单来到维也纳，名单上包括著名的犹太人士。但是纳粹发现，把犹太社区的头面人物抓起来会造成麻烦，因为纳粹要强迫犹太人移民——在夺走他们的财富之后——这样一来，在犹太人那边就没有领导者可以协调此事了，所以艾希曼得到批准后释放了一些犹太领袖，这样他们可以协助安排出境事宜。有一回，为了讨论犹太组织可以怎样协助纳粹，艾希曼会见了犹太律师约瑟夫·洛温赫兹，然后再把他送回牢房继续关押。

很快，一个更为迅速的解决方案出现——艾希曼称之为“传送带” 。愿意移民的犹太人将被传唤至一栋建筑内，辗转于纳粹官员之间以完成驱逐的手续。1938年8月，设在罗斯柴尔德宅邸内的“犹太移民中心办公室”开始运转。从1938年3月到年底，共有八万名犹太人离开了奥地利。 ^[42] 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前，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十三万人。犹太人被迫自己负担离境的费用，富裕者通过犹太组织对贫穷者进行了捐助。

入侵奥地利和随后的德奥合并，是希特勒政权一个毋庸置疑的成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奥地利犹太人就遭到了攻击、迫害和驱逐，这为纳粹展示了今后的方向。因此，在德国的犹太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更大危险。

[1]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Houghton Mifflin，1971，p.404.

[2]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 Sopade ） 1934 —— 1940. Zweiter Jahrgang ， 1935 ，Verlag Petra Nettelbeck/Zweitausendeins，1980，p.1043.

[3]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Oldenbourg，1977，vol.1，pp.466——467.亦见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 —— 1945 ，vol.2： State ， Economy and Society 1933 —— 1939 ，Exeter University Press，1983，p.546。

[4] Max Domarus， Hitler ：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 —— 1945 ，vol.2： 1935 —— 1938 ，Bolchazy-Carducci，1992，pp.700——701，希特勒1935年9月14日的演讲。

[5]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2007，p.193，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6] Gregory Wegner， Anti-Semitism and Schooling under the Third Reich ，Routledge，2002，Kindle版，位于4325——4331。

[7] Ernst Hiemer， Der Giftpilz ，Stürmerverlag，1938.

[8] Fritz Fink， The Jewish Question in Education ，1937，http：//research.calvin.edu/ germanpropaganda-archive/fink.htm. 亦见Wegner， Anti-Semitism ，location 1618——1643。

[9]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2.亦见Helga Grebing，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 Ursprung und Wesen ，Isar Verlag，1959，p.65。

[10] Völkischer Beobachter ，Bayernausgabe，1929年8月7日，p.1。

[11] Welch， Propaganda ，p.123.

[12]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 A New History ，Pan，2001，p.381.

[13]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p.62.

[14] Robert Jay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BasicBooks，2000，p.29.

[15] Claudia Koonz， The Nazi Con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05. 亦见Boaz Neumann，“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German People’s Body（ Volkskörper ）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ish Body”， New German Critique ，vol.36，no. 1，2009，pp.149——181。

[16]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p.78.

[17] Rees， Darkest Hour ，p.192.

[18]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1997，p.74.

[19] Daily Express ，1936年9月17日。

[20] Tom Segev, One Palestine,Complete:Jews and Arabs underthe British Mandate ,Little,Brown,2014,p.33.

[21] Sunday Express ，1938年6月19日，转引自Edie Friedman，“Britain as Refuge：The Real Story”，2008年10月23日，https：//www.thejc.com/britain-as-refuge-the-realstory-1.5676。

[22] Segev， One Palestine ，pp.37——39.

[23]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vol.2，p.938，1937年9月13日希特勒的演讲。

[24] Hildegard von Kotze and Helmut Krausnick eds.， Es spricht der Führer. 7 exemplarische Hitler-Reden ，Mohn，1966，pp.123——177，Rede Hitlers vor Kreisleitern auf der Ordensburg Vogelsang，1937年4月29日。

[25] Elke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 —— 1941 ，vol.4，K. G. Saur，2000，pp.429——430，1937年11月30日。

[26]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ies C，vol.V，no. 490.

[27]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vol.3/2，K. G. Saur，2001，pp.251——252，1936年11月5日。

[28] J .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 —— 1945 ，vol.3： Foreign Policy ， War and Racial Extermination ，Exeter University Press，2006，pp.72——79.

[29] J oachim Fest， Hitl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p.42.

[30] Richard S. Geehr， Karl Lueger ： Mayor of Fin de Siècle Vienna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181.

[31] Kurt von Schuschnigg， Austrian Requiem ，Victor Gollancz，1947，pp.21，23.

[32]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以及Rees， Nazis ，p.107。

[33]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 —— 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1973，p.803，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讲。

[34]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rddeutsche Ausgabe，1938年2月26日，p.2。

[35] Rees， Nazis ，p.114.

[36] 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 1934 —— 1941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pp.110——111.

[37] Nikolaus Wachsmann， KL ：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Brown，2015，p.140.

[38] J ürgen Matthäus and Mark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1933 —— 1938 ，AltaMira Press/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2010，1938年6月发给巴黎犹太电报局的关于奥地利犹太人受迫害情况的报告，文件10——17，pp.283——284。

[39] Shirer, Berlin Diary ,p.109,1938年3月19日。

[40]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vol.5，K. G. Saur，2000，p.225，1938年3月23日。

[41]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 His Life and Crimes ，Vintage，2005，p.61.

[42]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2，p.106. klL/ifU4HCbdFRpdMSAOVALCp0EgdPO8CS45PNmkzsbU54m+BOm8yY2LrAKMX4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