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万德国人认为希特勒的上台是一个积极的进步。他们同意戈培尔的看法，那就是德国“正处在她历史的转折点” ^[1] 。一个名叫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学生说：“年轻人都很热情和乐观，信赖希特勒，把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后果视为光荣的使命，尤其是《凡尔赛条约》。所以我们全都意气风发……感觉这是一场民族解放，一个新的起点。” ^[2]

一位名叫加布里埃莱·温克勒的年轻秘书证实了这一说法：“我们当然都很兴奋。我们认为一切都会不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回忆道：“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气洋洋，因为他们都很快乐。” 贡特尔·洛泽1933年时十九岁，他认为：“希特勒的人格是值得信任的——他不但信守自己的诺言，而且会把它变为现实。希特勒的神话已然存在。”

许多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路易丝·索米茨目睹了1933年2月6日在汉堡的一场游行。她有着特殊的家庭历史——尽管她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非犹太人，她的丈夫却是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的，所以她的描述也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的。“到了十点，第一拨火炬过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大约两万名褐衫军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海中的波浪，火炬照亮了他们激昂的神情。”她回忆道，纳粹冲锋队队员高喊“犹太人去死”“共和国是狗屎”，唱道“犹太人的鲜血将从他们的刀上喷溅而出”。在末尾一句话旁，路易丝·索米茨接着写道：“那么有谁会把这些当真？” ^[3]

许多德国犹太人立刻就感到了希特勒上台后的影响。欧根·列维涅当时是一所多元宗教学校的学生，他记得有一个之前对他很友好的非犹太男孩走过来问他：“列文，你带上去巴勒斯坦的船票了吗？”欧根吃了一惊：“你看，反犹主义总是隐藏在表面之下。我把他打倒在地，但有趣的是，他没有爬起来和我战斗。我让他意识到了我是多么生气，他感到内疚，然后就溜走了。所以你看，人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你在不同时刻就可能做不同的事。”

在斯图加特的阿尔农·塔米尔面临着类似的冲突：“班上最蠢的男孩，已经准备要穿冲锋队的制服来上学，他递给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去巴勒斯坦的船票，走了就别回来，永远。’我准备揍他一顿，但是两位学长插手了。其中一位是将军的儿子，另一位是官员的儿子——他们是班上反犹分子中的‘贵族’。他们调解道，‘那个不是问题……这和他无关。他和那些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无关，和犹太资本家也无关，他是清白的’。然后，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他们家去，以此证明也有正派可敬的对手。我当然不会接受，对于这一受到邀请的荣誉，我拒绝了。”

在汉堡，犹太女孩露西尔·艾肯格林也遇上了突如其来的歧视。“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住在同一栋楼的孩子……就不再和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头，喊我们的名字，这可能是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的事。我们不明白我们做了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经常会问，这是为什么？每当我们提问时，家里的答案几乎都是：‘哦，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没关系，会恢复正常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化……他们［父母］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是有轨电车里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站在后面，不要大声说话，不要笑，只是排队走开。但我们不懂，觉得这毫无道理……我们感到害怕，因为走到学校要花四十五分钟。有人冲我们喊叫，其他孩子朝我们吐唾沫。大人们视而不见。虽然我们没有标记，可我们明显感到被打上了标记。” ^[4]

这些情况说明，很多之前从未表露过反犹情绪的德国人，很容易就变成了政权所希望的样子。其中有些人之前就有这样的想法；其他人则只是随波逐流——尤其是当强大的日耳曼国家有了这样一位以反犹著称的总理之后。

然而，尽管希特勒已被任命为总理，但他还不是德国无可争议的独裁者。他的行为是受一些强大因素制约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他想要控制的目标。首先，他知道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所以他的前几项决定之一——在被任命为总理的四天后——就是和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会晤，这并非无缘无故。2月3日，他告诉他们，他致力于大规模重整军备，而且正规军无须担心会和冲锋队合并。不出所料，这一消息受到职业军人的欢迎。“一支真正能够保卫德国的军队将建立起来，”那时还是一名年轻军官的约翰——阿道夫·格拉夫·冯·基尔曼斯埃格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同样令人鼓舞并“对士兵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冯·兴登堡已经对希特勒的表现给予了良好祝愿，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在军队中，兴登堡可不是希特勒能够比拟的”。

1933年2月1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他谨慎地避开了所有政策的细节，当他的政治对手要求“告诉我们你计划的细节”时，他只是回应道：“在你们得意之后，在你们插手之后，在你们颠覆之后，德国人民将会得到彻底的重生，就像你们彻底摧毁了它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他重申，无论如何，没有东西可以令他从“扑灭马克思主义”分心。 ^[5]

希特勒正在小心翼翼地前进。他下令于3月5日举行一次投票，为的是通过一项《授权法案》，让他可以摆脱议会进行统治，并且不需要每一条法令都要征得总统冯·兴登堡的同意，以此让他新的独裁合法化。为此，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例如为了获得中央党的支持，他承诺不和任何想要打倒基督教的党派结盟。

1933年2月27日，风云突变。一位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尔·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员在国会大厦纵火。最初，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希特勒看见火焰后“十分愤怒”。“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戈培尔写道。几个小时后，他们发现了犯罪人——一个全身充满马克思主义危险的男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戈培尔说，“一个荷兰共产党员。” ^[6] 在投票前一周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及嫌疑人的“恰当”身份，引起了一系列的阴谋论，认为是纳粹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但这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可以肯定的是，这起纵火案给希特勒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次日，兴登堡签署法令，剥夺了德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如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德国共产党员的围捕也掀起了新的高潮。普鲁士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招募了大批纳粹冲锋队队员，作为辅警来对付纳粹之前的政治对手。

至于德国的犹太人，尽管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冲锋队队员为庆祝胜利对犹太人进行了零星的攻击，但没有发生集体关押的情形，犹太人遭到的更多是羞辱和窘迫，没有杀戮。例如在纽伦堡，鲁迪·班贝尔的父亲和其他一群犹太人被冲锋队带到体育场，他们被迫用牙齿去啃草。鲁迪·班贝尔得知这些，只是因为其他受迫害者的孩子告诉了他。“我父亲不敢说或不想说，”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只是显得很苍老，脸色灰白，对此……我不觉得有一个连贯的反对犹太人的计划，时不时发生的反犹事件只是为了告诉犹太人在德国人面前要识相些，是为了羞辱他们。人们得到了某些模糊的暗示，可以任由他们解释，他们随便想干什么都可以——无论是反闪米特或是反犹，还是出于义愤，或是仅仅想在同事面前炫耀一番。”

对于冲锋队1933年最初几个月在纽伦堡的行为，鲁迪·班贝尔的评论也许还算准确——纳粹对单个犹太人的迫害方式显然没有什么关联——不过它很快就发展成了全国范围的反犹运动，而且是一场国家鼓励、精心组织的恐怖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在纳粹3月5日投票中赢得近44%的选票之后，始于3月7日的莱茵兰，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蔓延到整个德国。冲锋队队员和纳粹的支持者在犹太人的店铺外面示威游行，骚扰犹太店主，往往迫使店铺整日关张。

3月24日，希特勒所盼望的《授权法案》终于获得通过。这一“拯救人民与德国于水火”的法律，给了希特勒摆脱议会的巨大权力，成为纳粹独裁统治的法律基础。四天之后的3月28日，希特勒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商业。这一面向“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党内同志”的号召之所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在希特勒的新政权已经团结一致，他对于能够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联系起来感到很欣慰。“德国人民，”他说，“给了马克思——犹太人噩梦一个闪电般的终结。”第二，纳粹声称，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在国外“展开了一场肆无忌惮的叛逆煽动”。第三，他认为，“那些发布谎言和诽谤的就是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因为在德国的犹太人“有能力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骗子们串通一气”。 ^[7]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希特勒就认为存在一个跨越国界的犹太人阴谋，但最近几年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加以宣传。希特勒显然想向国际社会表明，外国对纳粹政权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其反犹政策，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德国犹太人就被当成“人质”来阻止国外犹太人对纳粹的批评，这是一个最早的例子。后来，这成为纳粹回应外国批评的常规办法——外国媒体对德国的攻击越尖锐，德国的犹太人就越倒霉。最后，希特勒本人没有签署这份文件，它只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领导者”的签名。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参与其中，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的意见合乎他之前的看法。据《人民观察家报》报道，在《授权法案》通过后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曾表示，必须采取措施打击“海外犹太人的恶劣宣传”，否则“人民自己”将会用“也许不那么愉快的形式”来反对犹太人。 ^[8]

这一模式，即利用纳粹支持者进行反犹运动的热情来攻击犹太人，而自己的名字却不出现在任何迫害犹太人的正式命令中——就像这次把犹太人作为“人质”一样——我们会看到将反复出现在今后的历史当中。希特勒后来说，他希望他的将军们像锁链下的斗牛犬，他们应当渴望“战争、战争、战争”，而“我应该做的则是给他们踩踩刹车”。 ^[9] 这种领导方法——希特勒原则上予以支持，通过下级来发起行动——对于袭击犹太人的冲锋队还是发出战争叫嚣的将军们都是一样的。这样做对希特勒有很多好处——至少他可以和那些后来被证明不得人心的政策保持距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把责任推给那些无法无天的“匹夫”。不过，希特勒总是掌握着最终的控制权，如果他想停下来，事情马上就能停下来。

一旦外国犹太人举行抗议活动，希特勒就肯定会视其为某个酝酿中的国际犹太阴谋。最著名的一次是1933年3月27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场群众抗议集会，有五万多名抗议者在大厅内外集会。三天前的3月24日，英国的《每日快报》在头版登出了“犹太（Ju dea）向德国宣战——全世界的犹太人联合行动”。

两个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持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在戈林的要求下于3月底派出了代表团前往伦敦，试图阻止对德国的贸易制裁。 ^[10] 虽然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希特勒扭曲的世界中，这反倒证明了犹太人之间有着超越国界的联系。德国以外的犹太人团体也很清楚他们面临类似的悖论。如果他们什么也不说，就好像放弃了德国的同胞；但如果说了什么，就点燃了希特勒关于“犹太国际阴谋”的幻想。这令他们进退维谷，并使他们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年内，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无法做出统一的反应。

3月24日，“持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发布了一则新闻，表明这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犹太人团体就好像在走钢丝。一方面，他们将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斥为“纯属虚构”，那些报道称发现犹太人的尸体被扔在柏林一座犹太墓地外面，而且有很多是女孩。另一方面，他们承认“某些”犹太人成了“政治报复和暴力行为”的对象。他们似乎在说，德国犹太人的情况糟糕，但又不像国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糟糕。 ^[11]

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行动正在策划中，就在行动前一夜，戈培尔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宣布，行动将只持续一天——4月1日星期六——但如果来自外国的攻击不停止，它就会再次实施。纳粹政权又一次试图表明，德国犹太人的福祉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德国的脸色。希特勒和戈培尔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心理习惯，那就是，他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是对外国犹太人攻击的自卫。

在斯图加特，十五岁的阿尔农·塔米尔在恐惧中等待着抵制行动那一天的到来。他已经听说了“朋友挨打的事。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年长一些，当时他碰巧在家。他告诉我外来的冲锋队队员进到村里殴打所有的犹太人，打得很厉害以致他们几周内都无法坐起来。还有人听说，他们［纳粹］的特殊办法是不让本村的冲锋队队员袭击犹太人，而是把冲锋队从外面调进来”。 ^[12]

4月1日，阿尔农感到他“掉进了深渊”：“冲锋队队员进行了游行，并站在所有的犹太人商店前面。他们把油漆涂在商店的橱窗上，三三两两地站在每一个犹太人商店门口。每当人们围观或路过的时候，他们就说，‘德国人不去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犹太人造成了我们的苦难’，等等。我们站在那里看，确实有一两个德国人不顾阻挡进了商店，他们试探性地走了进来，那里一片寂静……那一刻才明白，原来他们可以这样对待犹太人，所有的故事一下都出现了，逮捕、殴打和杀人……我觉得好像掉进了一个深渊里。那时，我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现行法律不适用于犹太人。意思是说，你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辩护，犹太人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那是我第一次想到任何人都可以对你为所欲为意味着什么，他们甚至可以把你打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还不到十六岁。就在那时，我开始远离德国人。我的父母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德国邻居们也说，‘这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他们不是说你，他们说的是别人，有权势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国外的犹太人’。”

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这次抵制行动的效果差强人意。尽管冲锋队队员有组织地发泄了他们肮脏的仇恨，但同时也显示出这种野蛮的反犹行动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阿尔农·塔米尔所看到的——一些德国人不顾站在外面的冲锋队队员，如往常一样走进商店——带有普遍性。鲜有德国人对纳粹暴徒迫害手无寸铁的店主有兴趣——即便他们是犹太人——这种国家认可的公开抵制行动再也没有重新进行过。

在生活上骚扰过犹太人之后，纳粹转向了法律层面。1933年4月7日，希特勒政府通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反犹立法。《公职恢复法案》要求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离职，类似的法律还要求“非雅利安人”的律师停止执业。但在总统兴登堡的要求下，一些人被豁免了，主要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近亲在战争中丧生的人，这就减弱了立法的影响。许多人——包括一多半的犹太律师——得以继续工作。到了4月底，第三个法律公布，限制在公立学校和大学就读的犹太学生数量。

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希望扩大反犹活动，而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例如，犹太医生并未包括在1933年3月的限制性立法内，但一些地方纳粹组织则不顾一切地要把他们赶走。很明显，许多希特勒的追随者——无疑是受到他们的领袖充满仇恨的演讲蛊惑——想要变得更快。

许多犹太商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阿尔农·塔米尔的父亲在斯图加特开了一家小烟厂，就在4月的抵制行动后不久，香烟经销商告诉他不能再卖他的香烟了。这不算是一个“官方”行动——政府肯定对此表示一无所知——不过，这对阿尔农·塔米尔的父亲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他失去了生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不过，也有一些犹太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未因纳粹而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非犹太人的态度。例如，在纽伦堡的鲁迪·班贝尔觉得“课余时间”走在城市中十分安全。但在希特勒上台几个月后，他注意到他就读的多元宗教学校的教学方式发生了改变：一个生物老师开始讲授日耳曼生物学和种族主义的方法——包括犹太人和德国人属于不同种族，以及其他许多种族主义理论。有一次，他发现一张从《先锋报》上撕下来的反犹漫画被扔在他的桌子上。“每个人都在观察，看我的反应会是怎样。我记不得我做了什么，但我很清楚必须对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十分谨慎——为的是不让那些人幸灾乐祸。我想我可能是提起盖子，把它塞进桌子，然后放在那儿不管了。老师们会保持班级的秩序，所以学生们也知道他们不能做得太过分。”

就像有人公开反犹一样，也有人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犹太人。欧根·列维涅发现有时候会碰上好心人。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欧根得到了来自一个非犹太家庭友人的警告，告诉他这座公寓已被监视了。欧根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儿子，柏林少共国际的成员。但令他吃惊的是，这位友人竟然是一名纳粹党成员。欧根对他十分感激，至少“他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后来，他发现其他犹太难民“也有类似的故事”。

1933年，大约有三万七千名犹太人离开了德国——约占整个国家五十二万名犹太人的7%。 许多德国犹太人去了邻国，如法国和荷兰；而拿到美国签证极为困难。希望移民的犹太人还必须与严苛的法律做斗争，它限制了他们可以从德国带走的财富的数量——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带走。“德国犹太人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央委员会”对大规模的移民发出警告：“盲目地出国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会让一穷二白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13]

也许还有情感的牵绊，使很多人不打算迁走。“我母亲的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鲁迪·班贝尔说，“也许我的父母可以在国外找到着落，但他们没法带着老人，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母亲不愿让他们自生自灭。我可能［也］受到我父母的乐观的影响——还有来自其他人的乐观——认为事情不会变得更糟。”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会有多么糟糕的下场，而在当时，希特勒还能在总理办公室待几个月都还说不准。这一点很重要，毕竟过去曾有三个总理都曾试图控制局势，但后来还是被换掉了——为什么希特勒不会是这份名单上的其中一个呢？欧根·列维涅说：“许多人都认为，‘啊！他无法应对失业，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会完蛋，他会许下很多诺言——但是他终将完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留了下来，尽管他们的亲人和孩子恳求他们离开。谁愿意离开舒适的公寓，去做一名一无所有的难民呢？”

德国犹太人的经历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这和地理位置有较大的关系。德国犹太人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柏林和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几乎5%的人口是犹太人。 ^[14] 在这些大城市，德国犹太人遭到的肆意攻击比农村要少。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北部被称为法兰克尼亚的地区，许多乡村出现了“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法兰克尼亚的长官，这里反犹情绪高涨。在纳粹统治的初期，最为恶劣的攻击犹太人的案例就发生在法兰克尼亚，这并非偶然——就在纽伦堡西南三十英里外的小镇贡岑豪森。

1934年3月25日的晚上，二十二岁的冲锋队队员库尔特·巴尔和一些同伴前往贡岑豪森的一家犹太人开的酒吧。那一天是棕榈主日，一个对基督徒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日子。一个冲锋队队员听说有一个“雅利安人”可能在这家酒吧喝酒——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冲锋队队员进入酒吧以后，巴尔声称店主的儿子尤利乌斯·施特劳斯往他脸上吐唾沫——尤利乌斯·施特劳斯否认了此事，但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家人还是遭到了巴尔的殴打。

一群人聚集在酒吧门口，巴尔打够了之后开始了一番即兴演讲。他质问，“在这样的日子里”，基督徒怎么可能“在一个犹太人的场所喝啤酒。犹太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把我们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外，犹太人要对世界大战的两百万名死者、［纳粹］运动中的四百名死者和一万名伤者负责。还有，有多少犹太人强奸了德国女孩？有多少犹太混蛋还在德国横行无忌？现在，如果一个犹太人敢于向一名冲锋队队员吐口水，那么他就是向阿道夫·希特勒和整个运动吐口水”。 一位目击者说，“大约两百人”听了巴尔的演说，他们“一致赞成”。

然后，尤利乌斯·施特劳斯继续遭到殴打，人们在冲锋队队员的煽动下高喊“揍他！揍他！” 接着，施特劳斯全家被送进了当地的监狱。根据这一事件的官方报告，在监狱里，一旦施特劳斯夫人坚持说她没有做错事，库尔特·巴尔就打她的脸，并说：“你这犹太荡妇，闭嘴。”施特劳斯夫人试图抓住监狱管理员的胳膊躲在他后面，巴尔为此打了她一拳，说道：“你是犹太荡妇，你不能触碰基督徒。”

贡岑豪森的几百名市民——有些报道说超过一千名——走上街头，高喊“犹太人滚开！”犹太人的财产遭到袭击，大约三十名犹太人被捕，两名犹太人死亡，一个是在暴徒威胁他时自杀。另一人——雅各布·罗森费尔德——被发现吊在一个棚子上，几乎可以肯定是被人杀害的。

虽然许多人都参加了暴乱，但只有少数几个冲锋队队员受审。1934年6月，安斯巴赫地区法院还裁定——尽管证据与之相反——两名犹太人都死于自杀。因此，被告只是面临违反治安和造成轻伤的指控。五名被告被释放，十七名被判入狱三至七个月，巴尔被判入狱十个月。没有一个被告是被立即关押的，到了1934年8月21日，除巴尔之外的所有人的判决在上诉后被撤销。

在调查犯罪过程中，“中法兰克尼亚政府冲锋队最高领导人”的副手试图把整个事件归咎于犹太人。他写道，尽管“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在阻止犹太人的肮脏交易”，但是“该地区的犹太人现在仍和革命前一样傲慢、自大和无耻。这段时间内，贡岑豪森镇和这一地区的大批居民都对此深感愤怒”。

柏林当局担心当地的纳粹组织非法妄为。“我强烈要求，”德国内政部长写信给巴伐利亚当局，“应采取措施使这些骚乱不再出现。警方应当禁止这样的歌曲流行，诸如‘当犹太人的鲜血从刀上飞溅，一切就会好起来！冲锋队的同志们，把犹太人吊死，让那些肥猫靠墙站好！’犹太人问题将由德国政府来解决，而不是贡岑豪森的冲锋队。”

事情并没有结束。1934年7月15日，库尔特和两名战友回到贡岑豪森暴乱肇始的酒吧。根据之后对他的起诉书所写的那样，库尔特·巴尔走进房间喊：“举起手来！”然后立刻朝坐在面前的西蒙·施特劳斯［店主］开了两枪，都直接命中头部。他的儿子尤利乌斯·施特劳斯试图逃跑，但巴尔也打中了他。巴尔被带往当地监狱，他透过窗户向聚集在街上的人群大喊：“我枪杀了两个犹太人。我满意了，我捍卫了冲锋队战友们的荣誉！”

西蒙·施特劳斯伤重不治，但他的儿子活了下来，所以巴尔面临一个谋杀罪和一个谋杀未遂罪起诉。他在1934年10月被判处十年监禁，但四年后就被释放了。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曾呼吁从轻发落巴尔，有人听到他说：“当然，这个犹太人被杀死了，这是错误的。但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我会很开心。”

贡岑豪森事件是希特勒就任总理头两年内反犹活动的最高潮，直到1938年的“水晶之夜”，巴伐利亚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不过它意义深远。首先，它揭示了对犹太人的自发攻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证据表明此类暴行是事先策划的，如果库尔特·巴尔没有在酒吧里发脾气，也许这事就不会发生。但巴尔的行为只是催化剂，骚乱只会在潜在的紧张局势下才有可能发生。之所以有这么多当地人支持巴尔，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憎恨犹太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酒吧外的演说讲的都是以传统基督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法兰克尼亚这一地区的居民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巴尔对犹太人攻击性的言辞都是马丁·路德所常用的。

其次，当地为所欲为的纳粹分子和想要掌控局面的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出来。事实上，巴尔当时说，向冲锋队队员吐口水就是向阿道夫·希特勒吐口水，是因为他本能地认为希特勒会支持他的行为。最后，这个令人不快的故事也证明了，德国法庭已经被纳粹玷污到何种程度。事实是，一些冲锋队队员在最初的审判中被判有罪，但法律系统随后罔顾罪行的受害者，在冲锋队队员上诉时就将他们释放了。这种模式很快就会司空见惯，因为法治遭到了纳粹的破坏。

1934年5月，贡岑豪森的棕榈主日骚乱两个月后，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又一次展示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他在《先锋报》上刊登了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杀人阴谋》。头版的漫画上画了两个怪诞夸张的犹太男人，其中一人拿着血淋淋的刀，收集儿童的血。下面的文字说，犹太人施行“迷信的巫术”，试图收集基督徒的血液，用于制作面饼。其他插图展示犹太人正用吸管吸一个躺着的孩子的血，以及上韦瑟尔教堂石浮雕的复制品，刻画了一场据说是13世纪的杀生祭祀，一个十六岁男孩被当作祭品——他后来被封为上韦瑟尔的圣沃纳。另一篇文章写道，犹太人的历史是“一条不间断大规模血腥屠杀的链条”。

《先锋报》这一特别版还强调了犹太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声称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三千五百万”人遭到“枪决、暗杀、虐待和饥饿对待”，至今“犹太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大屠杀仍在继续，杀人者“基本都是犹太人”。这一版《犹太人杀人阴谋》销售了十万份，还有许多被贴在街上的公共报栏里。

《先锋报》上这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引起了广泛的抗议——不仅来自国外，还有国内的基督教徒，以致希特勒最终下令予以禁止。值得注意的是，他说要查禁这一特别版，不是因为它散布关于犹太人的谎言，而是它涉嫌攻击“基督的圣餐礼” ^[15] 。这说明，尽管希特勒明白在政治上和《先锋报》这样的极端内容保持距离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愿意谴责这些攻击犹太人的文字。

虽然没有出台正式的政策将德国犹太人与其他人口隔离，但犹太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仍然面临被赶走的很大压力。例如，《法兰克日报》1934年5月26日报道：“星期四晚上五点，万字旗从最后一个离开黑尔斯布鲁克［在法兰克尼亚］的犹太人的房屋上升起。黑尔斯布鲁克区现在已经没有犹太人，居民们带着骄傲和满意确认了这个事实。” ^[16] 该报道接着说，希望其他地区“很快效法，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法兰克尼亚将没有犹太人。有朝一日，黎明终将来临，那时整个德国都不再有一个犹太人”。

同样，尽管目前还没有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但也有一些地方纳粹团体侮辱了存在这些关系的男女。1933年8月，犹太律师库尔特·罗森贝格在日记中写道，在下萨克森州库克斯港，“一个雅利安女孩和一个非雅利安男人被游街示众，她的脖子上挂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是猪，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犹太人’，诸如此类。在其他地方，出入犹太人公司的雅利安女孩的名字被公开刊登出来。还有一些地方，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街道和城镇广场” ^[17] 。

不过，虽然发生了很多国家默许和地方自发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但仍然要看到哪些事情还没有发生，那就是德国犹太人还没有被送往集中营。最初的临时营地是为了拘押纳粹的政敌，而不是犹太人。在普鲁士，赫尔曼·戈林组织了上千名冲锋队队员当辅警，抓捕之前的政治对手，把他们弄到废弃工厂和仓库改成的临时监狱中，有的甚至是冲锋队队员自己房屋的地下室。那些被抓来的人经常遭到殴打和侮辱，纳粹则以复仇作为庆祝和狂欢。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3月，巴登符腾堡州的纳粹地方长官威廉·穆尔说道：“我们不会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有人打坏我们一只眼睛，我们就砍下他的头；如果有人打落我们一颗牙齿，我们就把他的下巴打碎。” ^[18]

1933年3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巴伐利亚警察总监。现在他也是另一支保卫力量“党卫军”的头目，这个组织最初只是一群在公众集会上保护纳粹演讲者的保镖。希姆莱试图将其转变为具有纳粹信仰的精英组织，尽管它现在仍是恩斯特·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的一部分。党卫军的许多成员宣誓成为辅警，并以此身份参与到巴伐利亚第一座集中营的管理之中。

在193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希姆莱为大规模逮捕纳粹的政治对手进行辩护。他那家长式的夸张言辞令他后来臭名远扬，这可以算是早期的一个例子：“我采取了相当广泛的保护性拘留措施……我感到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城市的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太多的骚动，我无法保证那些引起骚动的人的安全。” ^[19]

希姆莱因此声称，之所以把那些人关进集中营是为他们自己考虑，因为在街头他们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其他人可能会揍他们。这和当月希特勒对付犹太人联合抵制的逻辑差不多——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人民就会起来自己干。 根据希姆莱所说，“保护性拘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纳粹逮捕了那些人，因而居民得到了“保护”；同时那些被逮捕的人也得到了“保护”，免于受到居民的攻击。在这一逻辑之下，那些人从集中营得到释放时被要求签署一份奇怪的声明：“我清楚，如果担心身体健康会受到损害，可在任何时间申请延长保护性拘留。” ^[20]

保护性拘留并未取代德国现有的司法制度，而是一种并行的办法。就如1946年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解释说：“你必须区分这两种办法；那些犯下反对新国家的叛国罪或被证明可能会有这些行为的人，自然是交给法院；但是，其他也许想这么做但还没有做的人，就予以保护性拘留，这些人将被送往集中营。” 这是一种违背所有自然正义法则的观念，但它和《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所展现的原则相一致，即判定人们的标准是基于他们是谁，这和他们做了什么同样重要。这和“犹太人即便受洗也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天生就是犹太人”都出自同一种世界观。

这种观念还有另一个后果。集中营中的囚犯并没有在服刑——他们本来就没有犯任何罪行，怎么会服刑呢？因此，没有囚犯知道释放他们的日期。也许明天就会释放，也许永远释放不了。正如一个集中营指挥官后来说：“监禁时间的不确定性是他们最无法忍受的，再坚强的意志也会被拖垮。” ^[21]

纳粹也不想把这些营地和仅仅作为惩罚措施的普通监狱混为一谈，因为根据纳粹的理论，拘留犯人不应该是一种惩罚行为，而是给予他们改造的机会。“我们必须拯救这些人，”赫尔曼·戈林说，“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德国民族共同体中，我们不得不重新教育他们。” ^[22]

1933年3月22日，巴伐利亚的第一个集中营成立，它位于距离慕尼黑市中心仅十英里远的一个小镇，这个地名日后将变得十分出名——达豪。希姆莱亲自视察了城镇郊外的一个废弃工厂，并决定把营地建在这里。这个机构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现在我们掌握着权力，”达豪的新任党卫军指挥官约翰——伊拉斯谟·冯·马尔森——波尼考说，“如果被那些猪接管了，他们肯定会让我们人头落地。所以我们无须多愁善感。在我们的队伍中，任何见不得血的人都不属于这里，他应当离开这里。” ^[23] 戈林称集中营是为了“拯救”那些误入歧途的德国人，希姆莱说党卫军是为了保卫那些囚犯的“安全”，这段话证明了他们是多么虚伪。

1934年平安夜，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约瑟夫·费尔德亲自体会了一下什么叫“无须多愁善感”。1933年3月，他勇敢地向《授权法案》投出了反对票，作为纳粹的政治对手之一，他是“保护性拘留”的主要对象。他遭到逮捕并被带到达豪，关在一座名为“地堡”的大楼里。“他们拿走了木板床上的稻草袋……并说道：‘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只是一具留在楼里的尸体！’” ^[24] 他独自待在黑暗的房间里，能听到警卫们的喧闹，他们正为庆祝圣诞而狂饮。午夜，一个卫兵回来，打开房间门上的小铁窗，放了一个盘子在约瑟夫·费尔德面前，里面是白香肠和椒盐脆饼。卫兵说：“在行刑之前，这算是一顿美餐。但给你吃纯属浪费，你这个混蛋！我们很了解你！我们会好好对付你的！”然后“砰”的一声关上小铁窗走了。当晚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根绳子回来，告诉约瑟夫上吊的“最佳方法”。约瑟夫回答说，他还有一个家庭，如果他们想让他死，就得自己动手。“是的，”卫兵说，“我们会那样做的！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心理折磨还要继续下去。在“地堡”里待了几天之后，约瑟夫被告知，“你明天就要出去了”，但这只是个恶劣的玩笑。他回忆说：“他们不停地说，‘你明天就要出去了’，但只是在给我捣乱。”三四天中，他只能喝水，吃一块面包。每隔四天，他可以喝到一杯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一顿热饭。他躺在黑暗肮脏的房间里，吃不到必需的食物，内心极为焦虑，不出所料，约瑟夫发现他的健康开始崩溃。几年前他就得过肺病，现在又加剧了。结果，警卫把他锁进“地堡”的隔离区，那里还有十个犯人，全都患有肺病。“纳粹们非常害怕肺结核，”他说，“这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后来，约瑟夫·费尔德的肺病逐渐好转，在达豪被关了一年后释放。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囚犯都被关了这么久，不过也有些关了几个月就被释放了，有些却始终没有获释，这取决于纳粹的心血来潮。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被要求发誓永远不会泄露在集中营内的经历，如果他们泄露了，就会被送回来。

至于德国犹太人和早期集中营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933年3月，希姆莱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成为迫害目标：“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对于我们来说，犹太信仰的公民和非犹太信仰的公民是完全一样的，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同样的保护，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区别。” ^[25] 这个出自希姆莱之口的声明非常奇怪，纳粹的党纲已经否认了犹太人是“真正的”德国人。他这些虚伪的话不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而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为了回击所谓的“暴行宣传”。实际上，他的冲锋队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在送往集中营的共产党员和社会党政治家中有一些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常常被甄别出来，受到比其他犯人更严厉的对待。例如马克斯·亚伯拉罕，他在写完《面对死亡的犹大：一位在集中营的拉比》之后离开了德国。这本书出版于1934年，亚伯拉罕记录了他在希特勒执政几个月后落入纳粹手中的经历。

1933年6月，亚伯拉罕因涉嫌袭击一名冲锋队队员而被捕，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并且一直活跃在他家乡拉特诺夫的犹太社区，纳粹可能早就盯上了他。纳粹对他可能还有点私仇，因为在1930年，一个冲锋队队员曾因为袭击他而被判入狱五个月。

他被捕后，先是被警卫用警棍殴打，然后出现了特别残酷的事情——他和其他三个犹太人被迫互相殴打，而冲锋队队员在一旁观看。“我们四个犹太人被迫轮流用棍子打别人，”亚伯拉罕说，“如果我们打得不够用力，冲锋队队员就以更残酷的折磨来威胁我们。” ^[26]

亚伯拉罕被送往帕彭堡的一个小营地，在德国北部的奥尔登堡以西三十五英里。犹太新年快到了，卫兵们一直在策划怎么庆祝犹太人的节日。在新年的第一天，党卫军士兵强迫亚伯拉罕和其他几个犹太人走进一个粪坑。“党卫军军士埃弗林向我咆哮，”亚伯拉罕写道，“‘在那儿，拉比，你可以继续祷告！’我们的信仰被玷污，我对此极为抗拒，保持着沉默。”党卫军士兵不停地命令他按要求做，但亚伯拉罕顽强不屈，说：“我不在粪坑里做祷告！”结果，他被拖出粪坑，棍棒和枪托如雨点般砸到他身上。他昏过去后，被送回自己的铺位，“失去意识躺了”两个小时。下午，他苏醒过来后又回到了粪坑，埃弗林军士命令他对犹太人和看管他们的党卫军宣讲犹太教教义。亚伯拉罕说：“和其他宗教类似，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基于‘十诫’和《圣经》里最美好的那句话：‘要爱人如己！’”这时埃弗林打断了他：“闭嘴，你这头猪！我们会教你明白什么叫慈善美德！”亚伯拉罕“受到如此残忍的虐待”，开始“发烧，陷入抽搐中”，“我的身体因为毒打而疼痛，坐卧不安。我迷迷糊糊的，说着胡话，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次日清晨，我快不行了，他们把我送到了病房。在这里都是非犹太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他们悉心照料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同志式的帮助” ^[27] 。

马克斯·亚伯拉罕在被监禁四个月后获释，并于1934年离开德国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他最终定居在英国，1977年去世。 《面对死亡的犹大：一位在集中营的拉比》告诉我们，早在大屠杀的灭绝中心建立之前，冲锋队和党卫军就在集中营用残酷的方式对待犹太人了。

纳粹对集中营并不讳言。它们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关于它们的报道。例如，1934年1月1日，《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如实描绘了达豪“地堡”中的生活：“房间是水泥砌的，每个房间有一个栅栏窗口（是可以关闭的）。那里很潮湿，而且没有供暖设施。”文章还透露了警卫殴打犯人的情形：“鞭打是用一根牛皮皮带执行的，皮带上有一根三至四毫米宽的钢丝，和皮带一样长（这些都是由犯人制作的）。鞭打——根据处罚轻重从二十五到七十五下不等——由一名党卫军军官计数。另外两个党卫军摁住犯人，一个摁住双手，另一个摁住头，犯人的头上还套着一个麻袋，这样哭喊声就传不出来……有的犯人是用橡皮棍打的，有些人被烟头烫，还有的人上了所谓的美式‘水刑’。” ^[28]

1933年，德国共产党员汉斯·贝姆勒发表了另一篇早期的亲历报告——《在杀人魔窟达豪》。 ^[29] 贝姆勒把达豪称为“杀人魔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有少数囚犯在此丧生，但这些集中营仍不能和后来的那些专事杀戮的集中营——像特雷布林卡——混为一谈。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豪的管理是骇人听闻的，但大多数此时被送到集中营的人都幸存了下来。

1933年4月11日，当贝姆勒被捕时，冲锋队禁不住为抓到了这样一名杰出的共产党员而喜形于色。在监狱里，他们用橡胶警棍毒打他。十四天后，他被送到达豪，脑袋上挨打后被扔进“地堡”的一个房间。就像约瑟夫·费尔德一样，一个警卫来到贝姆勒的牢房，给了他一根绳子，告诉他怎样上吊最方便。不久，贝姆勒听到其他囚犯被折磨的尖叫声，接着，自己牢房的门被缓缓打开，一群警卫进来了，非常残忍地殴打他，一连几天，他碰到哪里都疼，完全无法睡觉。

令人惊讶的是，贝姆勒居然从达豪逃了出去。他把又高又小的窗户上方的一块木板拆了下来，钻过这个缺口，可能在至少一名警卫的协助下，翻过了营地周围的铁丝网。敌人四处抓捕他，但他顺利越过德国边界重获自由。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加入了国际纵队，1936年牺牲，时年四十一岁。

《在杀人魔窟达豪》《面对死亡的犹大：一位在集中营的拉比》，以及《曼彻斯特卫报》和其他报纸的文章，使得纳粹政权的残暴本性从一开始就为世界所周知。然而，和这些著作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的不实传言，来为集中营的生活洗白，尤其是在德国。例如，达豪当地的报纸《安珀信使报》在1933年9月报道说，犯人们“安心地”进行体育运动或游戏来打发闲暇时光，有人看到他们“正在愉快地工作”。 ^[30] 其他许多德国公民对集中营有着同样乐观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慕尼黑的一名女生厄纳·克兰兹说：“你知道达豪的存在，但那只是一个监狱，不是吗？我们知道有共产主义者在那里，还有罪犯。” 当时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卡尔·勃姆——泰特尔巴赫相信：“他［希特勒］把所有的职业罪犯都关在那里……他们必须在那里劳动……此外，他还把所有的舞男尤其是同性恋者从街头清理出去，他们就在达豪那个劳动营里，人们对此并不怎么反对。”

不寻常的是，很多人认为像达豪这样的集中营里的犯人就应该待在那里——即使他们并没有被判决有罪。1935年，十几岁的瓦尔特·费尔瑙第一次“听说了集中营这个词”。他回忆说：“父亲朋友的儿子有一次在咖啡馆里和一个有夫之妇打情骂俏，这时那个女人的丈夫走了进来，是个党卫军的中队长，要把我父亲朋友的儿子抓走。他游手好闲，靠他父亲的财产为生，整日就是向女人献殷勤，在酒吧鬼混。他激烈地反抗，给了那个党卫军军官一记勾拳，跃过两张桌子沿着墙滑下来，然后带着他的女朋友——那个党卫军军官的妻子——逃走了。当然，警察不久就逮捕了他。我父亲在午饭时给妈妈讲了这个故事。我们这些孩子，姐姐和我，都在听。然后他说，‘想象一下，阿德尔贝特的儿子，大的那个，被逮捕了。他打了一个党卫军军官，现在被送进了集中营’。然后我妈妈问，‘会怎样呢？’我父亲说，‘终于，他在那里会知道劳动的意义了！’像我这样十五六岁的孩子就会想，‘哦，那个败家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会带着陌生女人四处飙车，这下他知道怎样用劳动改变生活了’。”

有的人对政治形势有着更为现实的理解。曼弗雷德·冯·施罗德，一位温文尔雅的银行家之子，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他认为集中营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革命”的产物。他说：“你在历史上见过没有令人厌恶一面的革命吗？” ^[31] 奥地利出生的纳粹莱因哈特·施皮茨同意这一观点：“各国革命无有不流血者，我认为我们也在进行一场革命，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

乍一看，有这么多令人厌恶的方面，还有这么多人欢迎这场革命，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如果我们记得德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生存危机，这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经济的崩溃，这个国家的整体结构似乎正在开裂。每个人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什么事，并发自内心地害怕德国会发生这样一场革命。因此，许多德国人痛恨暴力，认为获得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他们相信纳粹的革命比共产主义更好，冲锋队会让法律和秩序得以重建。由于纳粹党对迫害目标的定义看上去很明确，就是犹太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所以大部分德国人感觉良好。如果不是犹太人、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者，不和新政权对着干，而只是一个诚实可靠、盼望获得新生的德国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受到迫害，而且很可能会赞成纳粹所做的事情。

鉴于希特勒对战斗、斗争和对敌人的镇压强调得很多，如何管理集中营的警卫，对于政权来说自然也是一项挑战。希姆莱的办法是，不仅让党卫军成员进入集中营工作，并且在样板营地达豪建成仅仅三个月后就撤换了指挥官。首任指挥官名叫希尔马·韦克尔，代表了旧式的思维方式。他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自由军团的老兵，一位典型的被纳粹党革命性质所吸引的“老战士”。现在，在希特勒掌握权力之后，形势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之外。

在希姆莱看来，韦克尔最大的问题是让达豪引起了太多不必要的注意。他在任时发生的主要事件是1933年4月12日四名犹太犯人的死亡。他们被带到营地附近的树林里，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这是谋杀的委婉说法。警督舒勒后来说，他认为韦克尔这么做是因为害怕集中营的“共产党员起义”，不过，为什么这些犯人被选中杀害仍然是一个谜。 ^[32]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办公室随后开始追究此事，这对希姆莱十分不利，他希望能把达豪描绘成一个纪律严明、以改造为重点的地方，这一事件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1933年5月9日，就在这一事件发酵期间，汉斯·贝姆勒从集中营脱逃。现在达豪已经不仅仅是法外杀人的问题，连警卫是否称职都成了一个问题。次月底，希尔马·韦克尔离职，新任指挥官特奥多尔·艾克将以一种与韦克尔截然不同的方式对达豪，甚至是整个集中营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

艾克接任达豪指挥官一事，透露出希姆莱在选择党卫军领导者时所看重的个人素质的标准。艾克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人，和希姆莱几乎完全不同，他喜欢争论，易怒、危险，而希姆莱则为人冷静、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有人认为希姆莱看上去像一个乡村教师。1932年，艾克因策划一起纳粹支持的炸弹袭击而被捕。他被判入狱，在保释期间逃离德国，并在希特勒上台后回国。他认为在他被捕时，普法尔茨的纳粹地方长官约瑟夫·布吕克尔出卖了他，想进行报复，于是他组织武装人员袭击并抓住了布吕克尔。不过，艾克的胜利是短暂的，布吕克尔有强大的关系网，而艾克的行为几近疯狂。他被抓了起来，尽管医生说他没有问题，他还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是希姆莱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

希姆莱所期盼的，是艾克将来会向他展示极大的忠诚和个人能力。如果没有希姆莱的干预，四十岁的艾克的职业生涯将会一落千丈，而不只是走下坡路。希姆莱给了他一个机会，这样类似的机会也给过别人，尤其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后来亲自组织了对犹太人的灭绝。1931年，海德里希被赶出海军，是希姆莱救了他。

在艾克的领导下，党卫军新建了“骷髅头”部队，从最初的街头打手变成了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艾克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规，不是为了禁止针对犯人的暴行，而是明确了什么时候可以采用暴力。例如艾克规定：“袭击警卫和党卫军者，拒绝服从命令者，在劳动场所拒绝服从指令者，煽动他人叛乱者，擅离或煽动他人离开队列、工厂者，在行进和劳动时间大声喧哗、扰乱或演讲者”将被处决。 ^[33]

艾克强调，他希望自己的部下是强硬和坚决的，尤其是在犯人面前。他说：“凡是对他们表现出丝毫同情的人，都将立即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只需要全心全意奋斗的男人，我们中间没有软弱者的位置。” 在这样的话语中，艾克不仅表达了他对部下品质的要求，还试图灌输一种意识，那就是，在达豪的党卫军不仅是一个狱卒，还要做一名优秀的士兵，冷酷无情地和国家的敌人斗争。艾克希望达豪的党卫军能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互相守望照顾，为崇高的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要求军官不仅要指挥部下，同时也要关心他们。于是，艾克的部下开始“崇拜” ^[34] 他，这个词出自其麾下一名士兵之口。“即便在那时他还是得到了‘艾克爸爸’的称谓。”达豪的党卫军士兵马克斯·冯·达尔——阿尔米说：“他［艾克］仇恨铁丝网后面的敌人……他宣扬他们的毁灭和湮没，通过演讲和谈话把这种仇恨灌输给党卫军。艾克是一个狂热的党卫军军官和民族社会主义者，非常坚定……‘党卫军必须懂得仇恨……他们必须具备铁石心肠’。”

艾克还精心挑选了一些犯人——被称为“卡波”——来分担监管任务。利用选定的囚犯来监督其他犯人并不新鲜，在普通的监狱和之前的集中营里都有犯人被认为是“可靠分子”，但艾克非常喜欢采用这种办法，这对党卫军有很多的好处。“卡波”不仅在党卫军不在场时可以代替他们实行监督，还可以恣意处置他们的同伴，这种不确定性和紧张气氛大大增加了犯人们的恐慌。对于“卡波”来说，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由于被提拔为监督者而得以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一柄双刃剑。虽然他们拥有了权力，但他们仍然是脆弱的。正如希姆莱在战争期间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监督犯人确保完成任务……因此他不得不逼迫他的犯人。一旦我们对他不满意，他就不再是‘卡波’。一旦回到犯人中去，他知道当晚就会被其他人打死。” ^[35]

实行“卡波”制度对党卫军来说还有更长远的好处。由于“卡波”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卫军和犯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意味着党卫军不用自己动手体罚犯人，而可以交由“卡波”去干，卫兵们可以不必沾染犯人的汗水和鲜血。当然，党卫军一直直接参与对犯人的虐待，但“卡波”制度建立了另一种监督和惩罚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在奥斯维辛，那里的犯人生活在“卡波”最骇人听闻的残害——甚至是虐杀——阴影之下，他们掌管各个营房以及劳动的具体环节。

后来很多成为集中营指挥官的人都在达豪受到过艾克的栽培，著名的如鲁道夫·胡斯，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任指挥官。1934年，他在达豪时是一名普通的党卫军士兵，在很多方面，他都堪称艾克理想的坚强楷模。他描述了艾克如何向党卫军官兵灌输“他们在对付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必须严厉对待犯人。 ^[36] 不过，对于胡斯在二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也不可全信。尽管艾克的方法毫无疑问对胡斯有影响，但胡斯后来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屠场的指挥官，原因并不完全在此。就像许多加入党卫军并来到达豪的人一样，他之前的人生经历让他愿意接受艾克所灌输的价值观。

胡斯三十三岁时加入了党卫军，此时个人历史已经血迹斑斑。他生于1900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他还没有成年。他十分勇敢，获得过几次勋章，包括铁十字勋章，十七岁时成为军中最年轻的士官。德国战败后，他加入了自由军团，参与镇压1920年鲁尔的左翼起义。1922年11月，他加入了纳粹党，次年参与刺杀一名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由军团同伙。他很快被捕，被判入狱十年。1928年特赦时他被释放，加入了一个名为“阿塔曼纳”的人民运动团体，该团体宣扬增进与土地的亲密感。在这里，他成了一个农夫，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海德薇格，并引起了支持“阿塔曼纳”运动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注意。

因此，早在胡斯走上特奥多尔·艾克的轨道之前，他不仅做出了一系列的人生选择，证明了他服膺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价值观，还参与了极端暴力活动，坐了五年大牢。如果要培养一个人对犯人的“仇恨和厌恶”，那么胡斯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不过，这并非说胡斯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在达豪观看鞭打犯人的感觉，这当然是真实的。他写道，两名犯人因偷窃香烟，被绑在集中营的“鞭刑区”各抽了二十五鞭。胡斯详细描写了“第一个犯人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小个子装病者，他被按在地上，两名士兵摁住他的头和双手，两个营区头目负责行刑，轮流进行鞭打。犯人一声不吭。另一个犯人是一名体格健壮的职业政治家，他的反应很让人意外。他挨了第一下就大叫起来，企图挣脱。指挥官朝他怒喝，要他保持安静，但他一直叫到打完。我站在第一排，被迫观看了整个过程。我说是被迫的，是因为如果站在队伍的后面，我就不会去看。事实上，整个过程，即使是殴打第一个犯人，都让我不寒而栗。后来，在战争初期，我执行了第一次处决，但对我的震撼仍然比不上第一次观看鞭打”。

当艾克试图把达豪的党卫军打造为一支专业而又冷酷无情的力量时，在德国北部，另一种模式的集中营也开始运行起来。这一系统由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负责管理——或者只能说是名义上的管理，因为他很难控制当地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在普鲁士，没有一个像艾克那样可以防止卫兵的野蛮行为失控的人。

在德国西北部埃姆斯兰的几座集中营存在比较特殊的问题。党卫军和冲锋队没有协同合作，两者都给当地带来不安。在帕彭堡附近的小镇上，党卫军和冲锋队公然大打出手。 ^[37] 党卫军被指控“像蝗虫一样侵入这个地区，他们向小企业赊账，在酒馆里打砸，玷污女孩，他们不管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人们向政府递交了撤出党卫军的请愿书” ^[38] 。在集中营里，守卫们对于向犯人施虐的尺度也看法不一。“囚犯们必须在午夜从床上跳下来，”集中营的一名政治犯 ^[39] 写道，“不许穿衣服，他们不得不赤裸着排成一行，遭到毫无怜悯的殴打……这太可恶了——可恶到连一些党卫军也看不下去。一批参与‘惩罚行动’的党卫军开始公开抗议，他们用枪威胁他们的同伙，说：‘够了！住手！不然我们就毙了你！’” ^[40]

到1933年11月，局面更为糟糕，希特勒下令撤出所有党卫军。 ^[41]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在集中营外大吵大嚷，大骂‘去你的暴发户共和国！’” ^[42] 之后不久，他们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步骤，并称准备叛乱。党卫军卫兵宣布：“就算血流成河，我们也不会让警察来取代我们。” ^[43]

根据一位集中营犯人瓦尔特“·朗霍夫的叙述，党卫军被一种强烈的好战情绪所驱使”。朗霍夫回忆道：“大门口的警卫加强了，集中营周围架设了机枪，指挥官弗莱特曼下令：‘对于任何身着警察制服试图靠近集中营的人，劝阻无效后格杀勿论。’在集中营，党卫军把我们［犯人］叫到一边说：‘你们知道，当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给你们武器，我们一起冲锋！然后我们会成立弗莱特曼自由军团，坚持战斗，直到进入奥地利，我们将在那里发动革命！’” ^[44]

党卫军卫兵要武装犯人并发动“革命”的想法似乎很奇怪，不过他们提到了“弗莱特曼自由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个人组织的自由军团经常以他们领导者的名字命名，每个成员对指挥官——或称“元首”——都有绝对的忠诚，胜过对抽象的宪法或更高级别的官员。在这里，党卫军想倒退回那段无法无天的革命岁月，他们想要追随自己的领导人——弗莱特曼——而非其他任何人。

党卫军卫兵可能也不是真的打算兵变，酒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某天晚上，警察不得不来代替他们，因为党卫军酗酒，造成了集中营内部的混乱。“他们在柜子里大便，把盐和糖混在一起，打碎了营房和餐厅的窗户，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45] 次日早晨，即1933年11月6日，那些前一夜喝得烂醉的党卫军官兵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门，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就把集中营交给了一队警察。

尽管埃姆斯兰的暴力滥行主要是由下级官兵干的，但集中营里出现无法无天的情况，首先是由于高层领导的缺失。现在，正如希姆莱把达豪改造成了一个残忍但还算有序的地方——总比乱成一团要好些，他得到授权在戈林的普鲁士地界上进行集中营改革。尽管在普鲁士，希姆莱名义上仍在戈林之下，但所有的德国警察都归希姆莱掌管。

希姆莱向前跨出一大步，是在“长刀之夜”——处决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和其他与政权对立的人物。到1934年6月，罗姆已经成了希特勒的麻烦，希特勒想解决他。希特勒急切地想要避免冲锋队和国防军之间潜在的冲突，抱病的总统冯·兴登堡和副总理冯·帕彭也在担心罗姆手下的冲锋队肆意妄为。1934年6月17日，帕彭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持续的犯上作乱后幸存下来……德国不能成为一列冲向天空、没人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来的火车。” ^[46]

1934年6月30日，罗姆在巴德维塞温泉度假村被逮捕并送往慕尼黑的施塔德海姆监狱。次日，两名党卫军军官来到他的囚室——被挑出来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两个人之一正是特奥多尔·艾克。正如以前在达豪逼迫犯人自杀的传统，他们给罗姆一支上了膛的手枪让他自杀。在遭到拒绝之后，艾克和米歇尔·利珀特朝他开了三枪。然后他们俩回到达豪，在那里处决了另外二十多人。之后在达豪举行的庆祝活动中，党卫军据说喝掉了超过一千公升的啤酒。 ^[47] 艾克说：“我很高兴亲手打死了这头同性恋肥猪［同性恋罗姆］。” ^[48]

党卫军成员——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罗姆事件中证明了自己对希特勒的忠诚。希特勒想让罗姆消失，而希姆莱不假思索地去完成。党卫军的座右铭是“吾之荣誉即忠诚”，希姆莱没有辜负这一诺言。这是第三帝国内部一条重要真理的首次展现：每当希特勒需要可靠无疑的人去完成一项冷酷无情的任务时，党卫军是不二人选。

希姆莱和党卫军参与“长刀之夜”的好处立竿见影。1934年7月20日，党卫军获得了与冲锋队同等的地位——以前希姆莱的上司是罗姆，现在则是希特勒。艾克随后被任命为集中营总监，把他那套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保护性拘留”集中营系统。希姆莱和他的部下现在处于纳粹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心地位。

至于希特勒，他对德国的控制将进一步稳固。

[1] Elke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Aufzeichnungen 1923——1941，vol.2/3，K. G. Saur，2006，p.119，1933年1月30日。

[2] Laurence Rees， Their Darkest Hour ，Ebury Press，2007，pp.206——207，也有一些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3] 摘自Luise Solmitz夫人的日记，1932年1月4日至1933年3月5日，见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 —— 1933. Dokumente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pp.400——432，此处见pp.422——423。

[4] Rees， Darkest Hour ，p.136. 也包括未发表的证词。

[5] Max Domarus， Hitler ：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 —— 1945 ，vol.1： 1932 —— 1934 ，Bolchazy-Carducci，1990，pp.246——247，希特勒1933年2月10日的演讲。

[6]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vol.2/3，p.137，1933年2月28日。

[7] Domarus， Hitler （英文版），vol.1，pp.298——302。

[8]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 89，1933年3月30日，引自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 —— 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Löwit，1973，pp.251——252。

[9]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1997，p.105.

[10] Leni Yahil， The Holocaust ： 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 1932 —— 1945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1，pp.95——97.

[11] J ürgen Matthäus and Mark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 1933 —— 1938 ，AltaMira Press/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2010，CV 媒体发布于1933年3月24日，载于 CV-Zeitung ，1933年3月30日，文件1——5，p.15。

[12] Rees， Nazis ，pp.71——72，以及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13] Yahil， Holocaust ，p.92.

[14] 1933年德国统计局的数字，引自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 —— 1945 ，vol.2：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1933 —— 1939 ，Exe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522。

[15] Barbara Distel and Ruth Jakusch eds.， Concentration Camp ， Dachau 1933 —— 1945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16th edn，1978，p.40.

[16] E. F. M. Durbin and John Bowlby， Personal Aggressiveness and War ，Routledge，2007，p.134.

[17] Matthäus and Roseman eds.，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1，Kurt Rosenberg，1933年8月20日和31日日记，文件2-2 LBINY AR 25279，pp.37——38。

[18] Nikolaus Wachsmann， KL ：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ittle，Brown，2015，p.30.

[19]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33年3月13日，引自Peter Longerich， Himmler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2，p.150。

[20] Distel and Jakusch eds.， Dachau ，p.48，Johann Deller的释放文件，1934年10月12日。

[21] Rudolf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2001，p.71.

[22] Tom Segev， Soldiers of Evil ： The Commandants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DiamondBooks，2000，p.28.

[23] Christopher Dillon， Dachau and the SS ： A Schooling in Viol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37.

[24]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以及Rees， Nazis ，p.51。

[25]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33年3月13日，引自Longerich， Himmler ，p.150。

[26] Max Abraham， Juda verrecke. Ein Rabbin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 Death to Juda ： A Rabbi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重印于Irene A. Diekmann and Klaus Wettig eds.，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m Jahre 1933 ，Verlag für Berlin-Brandenburg，2003，pp.117——167，此处见p.128。

[27] Max Abraham， Juda verrecke. Ein Rabbin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Druckund VerlagsanstaltTeplitz-Schönau，1934，p.154.

[28] Manchester Guardian ，1934年1月1日，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 2015/jan/01/ dachau-nazi-germany-s econd-world-war.

[29] Hans Beimler， Im Möderlager Dachau ，https：//www.hs-augsburg.de/~harsch/germanica/Chronologie/20Jh/ Beimler/bei_da00.html.

[30] Amper-Bote ，1933年9月7日，载于Dillon， Dachau ，p.228。

[31]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他扩展的这一观念见Rees， Nazis （1997年版），p.53。

[32] Dillon， Dachau ，p.44.

[33] Franciszek Piper， Auschwitz 1940 —— 1945 ：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vol.3：Mass Murder，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2000，p.71.

[34] Dillon， Dachau ，p.52.

[35]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BC Books，2005，p.25。亦见Danuta Czech，“The Auschwitz Prisoner Administration”，载于Yisreal Gutman and Michael Berenbaum eds.， 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University Press，1998，p.364。

[36]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78.

[37]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Papenburg ，Verlagsgenossenschaft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1935，p.20（见注释70）。

[38] Wolfgang Langhoff， Die Moorsoldaten. 13 Monate Konzentrationslager ，AufbauVerlag，1947，pp.251——252.

[39]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im Konzentrationslager Papenburg ，作者是一位博尔格穆尔集中营的前犯人，他隐去了姓名以保护他的家人。该书的序言经过确认为另一名狱友威利·布雷德尔所写。

[40]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p.35.

[41] 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 . .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 . ，DeutscheVerlags-Anstalt，1950，pp.260——262.

[42] Langhoff， Moorsoldaten ，pp.251——252.

[43]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Arbeiter ，p.51.

[44] Langhoff， Moorsoldaten ，pp.251——252.

[45] 马克斯·汉佩尔的报告，引自Hans-Peter Klausch， Tätergeschichten. Die SS Kommandanten der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m Emsland ，Edition Temmen，2005，p.231。

[46] 英文版见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 —— 1945 ，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 —— 1934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1，p.175。

[47] Dillon， Dachau ，p.88.

[48] Wachsmann， KL ，p.83. DoOBqvC417Z76b0/sG8YdRUcYGZA1yPhYXlfKPbGtCyb3IZtayqz4gmpKydyWc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