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就在离慕尼黑三十英里外的兰茨贝格监狱服刑。那是一座“古堡”监狱，住所比较舒适，对于来访者也没有什么限制。一个纳粹支持者后来说道，在拜访希特勒的时候，他以为“走进了一家熟食店”，崇拜者们已经给这位纳粹领导人提供了丰富的“火腿、香肠、蛋糕、巧克力和很多其他的东西”。 ^[1]

在这愉快的环境中，周围还有很多因参加政变而一起坐牢的同志们，希特勒写成了一部著作——《我的奋斗》。尽管文风十分简陋和夸张，但是《我的奋斗》仍然为窥探希特勒的世界观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这本书并不是大屠杀的蓝图——希特勒没有勾勒出一个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但确实揭露了他的反犹主义本质。他以不曾有过的详细言论解释了他为什么憎恨犹太人。这种因心灵深深陷入偏见而带来的仇恨，今天读来近乎是一种精神错乱。

关于犹太人的主题贯穿了《我的奋斗》这本书。事实上，如果说“犹太人”是希特勒把整个世界观混合在一起的黏合剂，这并不过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用心良苦，“犹太人”对他是有用的。他认为，“伟大的领袖”应该“只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 ^[2]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力是很渺小的，但他们的遗忘力是巨大的” 。不过，希特勒把德国的所有问题都和犹太人联系起来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不能忽视他确实坚信犹太人有着现实的威胁。“任何形式的污秽和放荡，特别是在文化生活中，能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参与其中？”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如果你小心翼翼地切开这样一个脓包，你发现经常会眼前一亮——一个犹太人！就像在腐烂尸体里的一条蛆虫。”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不仅仅想勾勒世界发展的轮廓，还展示了他自己从年轻时开始的成长历程。我们已经注意到，对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是否已经具有反犹思想，存在很大程度的怀疑，但在《我的奋斗》里，他毫不含糊地说，在奥地利首都时期的他已经形成了要摧毁犹太人的观点。他声称，在维也纳憎恨犹太人是出于以下各种原因：犹太人是肮脏的——“从他们的独特外表你就可以知道他们都不喜欢用水清洁” ；他们是狡诈的——“没有什么比他们灵敏的舌头和撒谎的技巧更让人大开眼界了” ；他们参与性奴交易——“在维也纳可以考察犹太人和性交易甚至是白奴贩卖之间的关系，可能除了法国南部的几处港口外，在西欧的其他城市是找不到的” ；犹太人支持的意识形态是他所鄙视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犹太教教义排斥自然的贵族原则……”

希特勒写道，他曾和犹太人大声争辩过，试图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险。但麻烦的是，“当你想攻击其中某个教徒时，感觉是在用手去抓果冻——就像一团稀泥那样四分五裂，从你的指间涌出，但很快又重新聚合在一起” 。他把维也纳时期的自己描绘为一个政治鼓动家，在和犹太人的辩论中“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参加了这样的辩论。但是，不难理解为何希特勒要把自己战前的形象塑造成这样，那是因为他要在《我的奋斗》中创造一个神话传说——那几乎就是一本生造出来的宗教小册子。他所描绘的觉醒阶段是清晰而合乎逻辑的：在维也纳，作为一个年轻人，正因为他看到了犹太“种族”与生俱来的危险，所以才成了狂热的仇犹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知道在后方纵情享乐的犹太人是如何对前线英勇作战的士兵进行阴谋破坏的；一旦战事结束，他终于觉悟到自己的使命——“就我而言，我决定投身政治” 。

事实与之截然不同。在维也纳以及在德军服役期间，他仍然是在人群边缘的一个孤独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从未和犹太人进行过冗长的辩论。别忘了，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事业——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和《我的奋斗》所说的恰恰相反，即便战争刚刚结束，他对投身政治也未表现出任何意愿。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自由军团”民兵组织，而是继续留在军队中。直到1919年夏天，他被分配到慕尼黑以卡尔·迈耶上校为首的陆军情报部工作，才表现出成为政治家的一点兴趣。

希特勒的麻烦在于，他的真正经历看上去并不像个英雄。事实上，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被无法控制的事情所左右。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很可能仍然是一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准备把他的画作卖给犹太商人。如果战争不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他几乎肯定不会涉足政治。但是，希特勒精明地意识到，他将来任何的追随者都不会重视他真实的个人历史。他必须坚持自己生来就是伟大的，必须宣称他左右了所有事件，而不是为它们所左右。

这一点对于整个大屠杀来说值得重视，因为这意味着不能用希特勒命中注定要去犯罪来解释这场罪行。虽然他在写作《我的奋斗》之时已经形成了对犹太人的巨大仇恨，但这种情感的真正诱因，大概是德国1918年11月的战败与巴伐利亚接踵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被他的演讲所吸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在熟人面前高谈他的艺术见解却无人理睬，而现在谈到政治，他和他的听众们有了共鸣，因为他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情绪和偏见。

然而，希特勒不是鹦鹉学舌般附和听众们的看法。他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如此极端，听众们只有扩大和强化自己的仇恨才能变成他的支持者。每当他在《我的奋斗》里写下一句夸张的话，诸如犹太人“一直是典型的寄生虫、吃闲饭的人，就像有害的病菌一样，只要遇到一点合适的媒介就开始传播” ，他就把追随者们原有的反犹主义界限往前推进了一点，使得笼统或“温和的”反犹主义变得激烈起来。如果一个成年人本来没有反犹主义的偏见，那么感染这种情绪是很困难的。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说：“煽动者只是把溪流开拓成河道的人。在没有水的旱地上，纵使挖掘也是徒劳。” ^[3]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了一段关于犹太人的最为极端和臭名昭著的话：“如果在战争之初和战争期间，把一万两千或一万五千名品质恶劣的希伯来人关进毒气室，就像战场上成千上万最为优秀的德国工人所受的同样之苦，那么前线数以百万计士兵的牺牲就不会是徒劳的。相反，及时消灭这一万两千个恶棍本可以挽救上百万对未来有价值的真正德国人的生命。” ^[4]

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毒气杀死，这似乎是明明白白的。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内心中一定有一个类似的念头，要在将来某个时候给予全体犹太人同样的命运，这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无法透视希特勒的内心看到他的潜台词，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此时他并非在公开叫嚣灭绝犹太人，关于“毒气”的话只是针对他认为破坏了战争的特定数量的犹太人。没有迹象表明，他想把这个命运扩大到整个犹太民族，对他们进行全体屠杀。纳粹党的政策一直是迫害犹太人和褫夺其德国公民身份——这一对犹太人未来的设想也是《我的奋斗》一书其余部分的基调。

不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些关于犹太人的表述，确实与之后发生的事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他相信犹太人躲在后方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胜利，所以他下了决心不再让犹太人有机会做同样的事。1941年10月25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后，他在私下里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二百万人丧命，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那个犯罪的种族应当受到良心的谴责……” ^[5]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教训”，从而把大屠杀合理化，这一理念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同样，尽管很难说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之时就已经想好要在上台之后杀死全体犹太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乐于见到犹太人的消失。如果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按下一个按钮，让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消失——对于他和纳粹党没有任何抗议——那他肯定会那么做的。这并不等于他已经有了一个杀死犹太人的计划，仅仅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如此强烈，几乎可以不顾一切。

在阐述反犹主义的理论基础时，希特勒谨慎地提到了传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偏见。他说他相信自己是“按照全能的造物者的意愿去行事：捍卫自己，反抗犹太人，为主的事业而战” ^[6] 。在两年前的1922年4月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他关于这一点说得更为清楚：“我身为一名基督徒的感觉指引着我作为一名战士前往上帝和救世主那里，指引着我这样一个曾经孤独、身边只有少数追随者的人，去认识这些犹太人的本来面目，去成为一名伟大的战士而不是受难者——这是上帝的真理！” ^[7]

耶稣本人就是犹太人，这一点对纳粹来说显然很尴尬，但休斯顿·张伯伦的说法克服了这个困难，因而被广泛接受。他认为耶稣可能已经不是犹太人，而是具有雅利安人的血统。在《20世纪的神话》中，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发展了张伯伦的思想，提出了要建立“正面的基督教”，即一个清除了犹太人影响的教派，耶稣的血统来自北欧日耳曼人的祖先。

然而，希特勒本人对于基督教的态度要比表面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1922年明确表态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时，其背后的动机几乎可以确定是功利的。因为他很清楚，一旦他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就可能会失去很多追随者。他说：“我需要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以及普鲁士的新教徒来参与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别的以后再说。” ^[8]

如前所述，两年后，希特勒在写《我的奋斗》时，没有说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是用了模棱两可的说法，说他是根据“全能的造物者”的意愿去行动，为了“主的事业”而战斗。基督教徒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认为“主”就是耶稣，但希特勒的话也可以理解为他相信一个非基督教的造物神让人类自己解决世上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命运之外没有什么来世。他以后所说的话让这种理解很有说服力。例如，他后来批评基督教太“温顺和软弱” ^[9] 。1941年，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憎恨基督教，因为它削弱了一切人性的高贵” ^[10] 。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真的相信耶稣的神性、复活或其他任何基督教的关键教义。相反，他很谨慎地指出“在许多个千年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帝的概念存在” ^[11] 。

整个《我的奋斗》的主旨，除了提到一句“全能的造物者”外，都是反宗教的。在希特勒看来，决定世界本质的不是宗教，而是种族。犹太人是危险的，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犹太人的“整个存在”都是“基于一个巨大的谎言，那就是他们是一个宗教社团。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种族——真的是一个种族！” ^[12]

希特勒认为，和不同种族的杂交“引起了种族层次的下降”，这是文化衰落的“唯一”原因。按照休斯顿·张伯伦的说法，希特勒始终认为由于犹太人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血统，“犹太人几乎从不娶基督徒女子” ，所以他们尤其危险。因此，生存斗争的核心就是两个种族上最为纯粹的人民之间的斗争——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值得说明的是，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是欧洲同化程度最高的犹太人群体之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想法，对后面有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他对“种族卫生学”理论家的那一套感兴趣，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让谁生孩子来保持“种族”的质量。他写道：“禁止有缺陷的人繁殖有缺陷的后代，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道理。如果加以系统地执行，将是人类最为人道的行为。” 第二个是，希特勒相信，如果国家要蓬勃发展，德国人民必须要得到更多的土地。他明确地指出了要到哪里去寻找额外的“生存空间”，并写道：“如果今天我们谈起欧洲的土地，能想到的只有俄国及其边境的附属国。” 此外，希特勒所觊觎的苏联——比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肥沃土地——也生活着大量的犹太人。如果希特勒一直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对抗苏联和犹太人就将不可避免。

《我的奋斗》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它非常明确地暴露了希特勒的核心思想。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犹太人威胁的凶恶、种族问题的关键、生育管制的重要，以及德国人民在东部获得土地的需求。书的内容明确直白，似乎希特勒把他的激进想法隐藏在一目了然的表面之下，就像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科拉德·海登所说的那样，这真正说明了“隐藏的最好办法就是公之于众” 。

《我的奋斗》对啤酒馆政变的策划和实行只字不提。正是这起事件让希特勒的名字在德国家喻户晓，这个主题肯定会让读者大感兴趣。不过，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让希特勒避免再次提起1923年11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这起事件。当他1924年待在兰茨贝格这个布置舒适的牢房里时，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得到缓刑释放；而一旦他被释放，他需要与巴伐利亚当局合作，重新组建纳粹党以踏上政坛。为什么要冒风险去提到最初卷入政变的那些慕尼黑大人物的名字呢？——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羞辱，因此最好是对此保持沉默。希特勒不能让《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那些看法惹恼巴伐利亚当局，成为他重新崛起的障碍。

到1924年底，希特勒希望能尽快获准出狱，但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提出反对，他们提醒法庭希特勒煽动了一场革命，而且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后悔。此外，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却只坐了不到一年牢。 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支持提前释放他，比如兰茨贝格的监狱长奥托·莱博尔德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称希特勒在服刑期间已经“无疑变得更加成熟和冷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具有智慧的人，尤其是政治智慧，在思想上拥有非凡的意志力和敏锐性”。莱博尔德的报告还透露，他不仅知道希特勒在狱中一直写作，还知道作品的内容：“他把所有时间都投入这本书的写作中，所以过不了几周就可问世。该书的内容包括了他的自传及其关于资产阶级、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德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后来引发1923年11月8日事件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1924年12月，莱博尔德写了一份更加起劲的报告，称“应当给予希特勒特别假释” ^[13] 。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茨·根特同意这一看法，希特勒于1924年12月21日被释放。希特勒没有忘记根特的慷慨，纳粹掌权之后，他被任命为德国的司法部长。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关于未来的方针，他将着手推翻魏玛共和国，现在准备以民主的方式来夺得政权。“虽然用多数票击败他们比用枪杆子更费时间，但至少这个结果将由他们自己的宪法来保障。” ^[14] 二是关于犹太人。在1924年夏天写作《我的奋斗》时，他曾对一位同志说：“关于和犹太人战斗的方式，我真的已经改变了看法，我意识到迄今为止我都太温和了。在写书的时候，我已经明白将来需要采用最严厉的手段来争取胜利。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我们的人民，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因为犹太人是全世界的瘟疫。” ^[15]

希特勒出狱后发现，现在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不利于他。协约国已经同意通过道威斯计划调整德国拖欠的赔款，结束对莱茵兰的占领。美国已经给予德国贷款，帮助他们支付赔偿协约国的款项。因此，美国在欧洲经济中扮演了一个比以往更为突出的角色，美国所面临的任何金融问题都会对欧洲产生强烈影响——这将在五年后的华尔街大崩溃中表现出来。但在1924年末，对于德国来说似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货币趋于稳定，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将和西方协约国进行谈判，尝试将关系恢复正常化——这一进程最终促成了1925年《洛迦诺条约》的签订。1924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极端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仅共产党的得票率就下降了17%。

因此，两卷本的《我的奋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版时生不逢时，读者寥寥。到1929年，第二卷才卖了一万五千本。部分原因是，这本书写得实在不怎么样——墨索里尼曾有过著名的评论，称该书枯燥至极，无法卒读 ^[16] ——当然，也是因为在该书出版时，人们对希特勒的热情已经冷却了。

然而，一战后对犹太人的偏见甚嚣尘上，此时己难以熄灭。德国犹太人阿尔农·塔米尔20世纪20年代曾在斯图加特上学，记得他的老师“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挖苦魏玛共和国，而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犹太人画等号的”。他记得自己“虽然还是一个小男孩，但已经知道什么是反犹主义。我父母灌输给我的首先是怎样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犹太孩子”。当他成为一个少年时，他的犹太血统被朋友“出卖”给了其他伙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所谓最好的朋友加入其他人当中，齐声喊道‘犹太猪！胆小的犹太猪！’或其他一些侮辱性的词汇。我很快明白自己和他们不同，看上去格格不入。然后，当我哭着跑回家时，我父亲对我说：‘当他们纠缠你时别忍耐，打回去！’结果是，每隔几天就会打一架，衣服破了，流着血回家，但我已经开始自卫了。现在我是这个相当保守的文法学校里唯一的犹太人。尽管有的教师也许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犹主义，比如一位曾经当过少将的老师，脸上有伤疤，他说，‘是的，在我的团里有正派和勇敢的犹太人’。但听上去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在其他的团或是他不知道的犹太人群体中确实有怯懦可鄙的人。这些话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我们。所有这些言论让我在同学面前成了一个异类。”

正当阿尔农·塔米尔在努力调和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时，在东北方向三百二十英里外的柏林，欧根·列维涅也面临着同样复杂的情绪。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德国可以说是恶名昭著，也可以说是闻名于世——这取决于你的立场。老欧根·列维涅曾是1919年慕尼黑共产主义革命的犹太人领袖，在自由军团重新控制该市后，他被行刑队枪决。对于他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我被告知他在面对死亡时非常勇敢——事实上，他当时喊出了‘世界革命万岁！’作为一个小男孩，我完全不懂这些事，只知道当他们开枪射击时你必须喊出‘世界革命万岁！’渐渐地，我越来越担心，如果他们要把我背靠着墙枪决，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吗？于是，我小时候经常会反复走向一堵墙，然后转过身来想象自己即将被枪决，因为我感觉到，毫无畏惧地英勇死去是最重要的。而且不知不觉，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男孩，在那一天到来时，已经可以做到坦然面对。在青年岁月里，我相信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早晚都会牺牲——要么是在街垒中，要么就是在那堵墙下。”

欧根的母亲给他讲述了自己在俄国的童年经历。夜里，她和家人围坐在熄了灯的家里，外面有成群结队的反犹分子在游行，向犹太人寻衅。“但共产主义将会结束这一切，”欧根说，“在共产主义下，犹太人将只是一个少数民族，法律将取消反犹主义。”

20世纪20年代，他在德国度过了童年，由于自己的犹太背景，他遇到过一些麻烦。有时在学校被一些小痞子欺负，但因为他喜欢拳击运动，所以可以自卫。总的来说，他说：“我在德国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我喜欢德语，我喜欢德国艺术，我喜欢德国诗歌，我喜欢德国歌曲，我喜欢我的许多同伴……我的意思是，反犹主义是存在的，但如果你对大多数德国人说，‘看，你们将来会有一个杀死六百万名犹太人的政府’，他们会说，‘不，不，这里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他补充说：“我的意思并非所有周围的德国人都善待犹太人，但确实有很多人抱有同情心。”他遇到的很多德国人都能把“犹太国际阴谋”和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个体区别开来。“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你憎恨‘犹太人’时，并不是憎恨某个犹太人，而仅仅相信‘犹太人’这个群体是不好的——他们钉死了耶稣基督，他们输掉了战争，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坏事情，但并不是指具体某个犹太人。在我上过的一所学校，有一个纳粹分子曾说，‘你真的应该是我们中的一员’。我说，‘看，没有办法，我是犹太人’。［接着］他会说——他和很多犹太人都这样说过——‘我们说的不是你，像你这样正派的人在新的德国完全没有问题’。毕竟我已经证明自己绝对是个体面的犹太人，因为我加入了击剑俱乐部，所以我不可能是个坏人。”

欧根·列维涅甚至还回忆说，一些纳粹冲锋队队员就有犹太女友——这可能听上去很奇怪，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成为希特勒和大屠杀帮凶的约瑟夫·戈培尔也有一个犹太血统的女朋友。戈培尔从1924年起活跃于纳粹党内，当时他和一位名叫埃尔泽的女教师约会，她的母亲是犹太人。戈培尔说他很爱埃尔泽，称她“善良而美丽”，但对她的背景也深感焦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埃尔泽身上的那一部分犹太人精神时常折磨我，使我感到沮丧” ^[17]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她是一个混血儿” 。

戈培尔与埃尔泽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当他在感情上依恋埃尔泽的时候，也恰恰是他的反犹主义思想大大加强的时候。就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不久，戈培尔写道，“犹太人是杀死欧洲的毒药”，人们想要“给犹太人的脸上来一拳”。 1924年4月，他成为家乡莱茵兰的纳粹小组的创建者之一，他们第一次开会讨论的主题便是“反犹主义”。后来，戈培尔写道：“我站在人民一边；我的天性和理智都仇恨犹太人，我对犹太人的厌恶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不过几周之后，他在日记中提及埃尔泽，称她是“一个可爱、乖巧的孩子，有点乏味，但她是一个忠诚和努力的小仆人，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你” 。

戈培尔头脑里可以容纳一对矛盾的思想——他讨厌“犹太人”，但他爱上了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女人——这一事实对欧根·列维涅所遇到的情形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对于一些纳粹分子来说，鄙视抽象的“犹太人”却关心某个具体的犹太人是有可能的。20世纪20年代曾是冲锋队队员的布鲁诺·哈赫内尔说：“我有犹太亲戚，在家庭聚会上会见面。我和两个犹太表兄弟的关系很好。” ^[18] 虽然这些都不妨碍布鲁诺·哈赫内尔——或是约瑟夫·戈培尔——成为一名坚定的纳粹。

戈培尔走向纳粹之路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展示了政治和经济局势在极右势力兴起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没有证据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戈培尔就是一名反犹分子，在战争结束时，他二十一岁，因一条腿残疾，有明显的跛行而不能参军。既然当不了士兵，他希望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他的论文导师是马克斯·冯·瓦尔德贝格，也是一位犹太人，不过这似乎对戈培尔没有什么影响。他生命的转折点出现在1923年，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了莱茵兰。戈培尔出生在莱茵兰西部的小镇莱特，当时正和父母一同生活在家乡。他失业了，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经历着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的混乱时期，现在，仇敌又侵占了他的家园；他也和别人一样在寻找出气的对象，并发现犹太人是一只软柿子。

当戈培尔读到希特勒的演讲词时，他得出结论，那个纳粹领袖也许是德国所需要的救世主。1923年3月，他写道，自己发现希特勒“挥洒自如”，因为他有“完全诚实正直的人格，在我们这个充斥着政党利益的世界里很少见……” ^[19] 三天后，他补充说：“希特勒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给德国人民带来新信仰的人。我正在读他的演讲词，深受感动并得到了升华，从理智直指内心……如果没有铁石心肠的人，犹太人问题将不可能得到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戈培尔在见到希特勒之前很久就已经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希特勒的演讲词仅凭字面就足以令他信服，可见在戈培尔走向纳粹之路上，虽然情感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理性也同样重要。他四处寻找，想找出是谁应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然后他认定是犹太人，最后，他遇到了希特勒，从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对自己仇恨的肯定和鼓励。

戈培尔至少还保留着一点清醒，记得当他1924年8月在魏玛参加一场极右翼分子的集会时，他觉得所遇到的纳粹党徒——说得客气一点——是相当古怪，任何人只要一见到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噘着嘴的、有点病态的狂热分子” 。但戈培尔仍然痴心不改，四个月后，当希特勒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时，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自由了！现在我们可以摆脱那些民族主义的后进分子，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万岁，阿道夫·希特勒！现在我们对这一理念胜利的力量又充满了信心。”

直到1925年7月，戈培尔参加了在魏玛的另一场集会，他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经历几乎压倒了一切。“在魏玛简直就是一次复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仍在梦中……怎样的声音，怎样的姿态，怎样的热情。他正是我希望的那个人。” 戈培尔已经完全着迷了，他后来写道：“世界大战就在眼前，摧毁犹太人是其必然的结果。” ^[20]

戈培尔可能对希特勒已经死心塌地，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并非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变得更加繁荣，纳粹党似乎无足轻重，成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个古怪群体。但是，忽略纳粹党的这一发展阶段是错误的，因为通过研究这些年希特勒在党内高层建立决策过程的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希特勒的领导力是如何在大屠杀的岁月中发挥作用的。

当1925年夏天戈培尔聆听希特勒演讲之时，纳粹尚不是一个规范的政党，而是一个由个人领导的“运动”，主要依靠领导者对于追随者的克里斯玛影响力，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我知道那个人是个天生的领袖，”戈培尔在1925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愿意为这个人牺牲一切。在最需要的时候，历史把最伟大的人物给了人民。” 纳粹党员应该效忠他们的“领袖”，是因为他在冥冥中注定要来领导他们，在纳粹上台掌权之前，这是纳粹党长期的核心思想。

然而，纳粹并非一个希特勒事无巨细掌控一切的组织。只要希特勒认为他的下属在原则上接受了他的领导，他显然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放手不管。例如，1925年，戈培尔对于苏联的看法与希特勒截然不同。在1925年11月《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认为，在本质上把布尔什维克政权视为犹太人的成果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俄国建设更加美好社会的可能途径。这一观点为希特勒深恶痛绝，但这位纳粹领袖在随后的会议中仍然对戈培尔表现出了友善。 ^[21]

到1926年初，戈培尔是纳粹党内一个要求进行改革的派系成员。这个派系想通过竞选让纳粹党变得更为“社会主义”，领导人是在北德工作的巴伐利亚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一行为越线了——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似乎在挑战他的权威，这是他永远不会允许的。1926年，在班贝格，他解决了这一威胁，靠的不是和他们辩论，而是发表了一场长达两个钟头的否定他们的演讲。他重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德国的“天然盟友”是意大利和英国，但不包括俄国。

戈培尔被击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失望之一，我再也不相信希特勒了。这是可怕的事情，我已经丧失了内心的信念……我绝望了！” ^[22] 不过，希特勒认识到了戈培尔对纳粹事业的价值，很快抚慰了他的自尊心。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让他使用自己的私人汽车和司机，亲自花时间陪他并给予赞许。希特勒还笼统谈了自己对德国的看法，一通天花乱坠的说辞重新点燃了戈培尔的热情。“我喜爱他［希特勒］，”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他已经把这些事全都想通了……我向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鞠躬！”

希特勒设法让戈培尔——这个显然是他看重的人——放弃了那些不合乎他口味的路线，重新成为他的无条件支持者。而且，他在没有引起个人对抗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希特勒没有直接指责戈培尔，没有试图在辩论中击败他，而是首先对他的信念进行批判，然后用个人魅力来加以弥补。在这里，希特勒并不像人们传统想象中的那种领导者，这种印象主要来自那些老旧的黑白纪录片中他的演讲，好像他肯定是个愤怒、粗鲁和咄咄逼人的上司。但是，这一事件表明，他有能力进行细致的人事管理。不仅如此，这段与戈培尔的交往也说明了，希特勒首先是要确保他自己的终极权威不会受到下属的挑战，而不太关心政策的细节。他只需把大家的目光聚焦于要创建一个怎样的德国这样一个空泛的构想，然后可以放手让追随者们去研究在实践中完成这一构想的具体细节。如果他们设计的方案很不合胃口，那么他就加以纠正。

在这段时间内，戈培尔还见识了希特勒的另一种领导技巧。希特勒很少在纳粹党内定义个人的明确职责，因此，野心勃勃的纳粹分子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例如，在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宣传部长之后，他发现其他人仍然控制着电台、电影和培训演讲者等各项事务。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进行斗争，把尽可能多的部门纳入自己麾下。这一点使得党内产生了巨大的活力，而希特勒很少介入其下属的地盘之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领导方式对大屠杀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28年，希特勒写了一本反映其思想的新著作。这一次，他几乎完全专注于外交事务。这本所谓的《第二本书》终其一生从未出版过，但为我们观察其政治信仰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大体上，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希特勒是怎样以“种族”问题来指导外交政策的。

希特勒问道，为什么美国兴旺发达，而俄国却相对落后？他通过“种族”问题看到了答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最好的血统”都移民到了美国，所以这个国家繁荣起来也不足为怪。另一方面，“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挤满了劣等种族，所以这个国家不可能变得强大。

希特勒又一次把犹太人放到了舞台中央。“犹太人进行生存斗争的终极目的，是奴役有创造活力的人民，” ^[23] 他写道，“其最终目标是剥夺其他民族的公民权，搅浑他们的血统，削弱高等种族的水平，并主宰这个种族混沌的世界……因此，世界上犹太人的斗争总是以血腥的布尔什维克化告终。”

在《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再次表示，德国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发展，而这一新的地域必须以武力取得。“一个人无法通过乞讨和欺骗，也不能通过劳作和勤奋来获得自由，只能完全依靠战斗来赢得——为自己而战斗。”

当写下《第二本书》时，希特勒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民族主义运动右翼的领导地位。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创作出了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著作，还运用精明的领导才能收服了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接纳那些意见和他并不完全一致的人加入纳粹党。例如，1927年，雷文特洛伯爵加入了纳粹党。雷文特洛在1924年曾参与组建德国人民自由党，现在却决定“毫不迟疑地成为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的下属”。为什么雷文特洛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证明他能够担起领导之任；他在自己的观点、意志和完整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并加以领导。他和纳粹党融为一体，表现出了团结这一成功的必要条件”。 ^[24] 雷文特洛呼吁他的老党员加入纳粹党：“想要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唯一的办法！”

雷文特洛强烈赞成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希特勒在1926年班贝格会议上曾对此进行批驳。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欢迎雷文特洛加入纳粹党。希特勒知道他要做的，是把民族主义各党派召唤到纳粹党的旗帜下，如此才有希望赢得权力，所以他需要忍受各种各样的意见。

雷文特洛和希特勒都赞成的一个政策是反犹主义。1928年3月，雷文特洛提出他需要一部法律以“彻底拒绝接收犹太移民；驱逐1914年以后进入德国的所有犹太人；其余的全部置于《移民法》管理之下，保留今后驱逐他们的权力，并剥夺他们作为德国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 ^[25] 。

这项提议没有下文，不过雷文特洛觉得他可以这么提，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纳粹对于实行反犹主义的信心。尽管魏玛共和国明显表现出了欣欣向荣和现代化，反犹主义依然盘踞在德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学生和青年群体中反犹主义尤为普遍，所以许多犹太青年不得不组织自己的远足俱乐部以享受乡野之乐。欧根·列维涅就是这一时期一个纯犹太青年协会的成员，他回忆起自己和朋友们在远足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反犹主义者，令他深感惊讶。“别忘了还有部分德国人从未见过犹太人，”他说，“所以很容易产生对犹太人的仇恨。我记得我们在旅行结束后乘火车回柏林，我背着背包，穿着棕色的衬衫。”和欧根他们同在一节车厢的是一个农夫，他开始“咒骂犹太人，我们说，‘看好了，我们都是犹太人’。他大笑起来说，‘你们认为我们乡下人都是傻子，显然你们是干净有型的德国男孩，你们不会真的告诉我你们是犹太人吧’。他是认真的。因为我们并不脏，没有戴侧边发辫，没有穿卡夫坦长衫，没有留胡子，在他的眼里我们和其他德国男孩没有区别。我的意思是，可能鼻子会长一点，眼珠会黑一些，但很多德国人也有长鼻子和黑眼珠。有关‘日耳曼人’的种族观念很滑稽——看在上帝分上，大多数纳粹长得并不像［所谓的‘雅利安人’ ］！”

希特勒声称，现在德国的反犹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旺。1928年9月，在纳粹党的年度大会上，他说：“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理念。十年前所没有的，今天出现了。犹太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再不会消失，我们确定它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听之任之直到问题解决，我认为我们可以活着看到解决的那一天。” ^[26]

不过，尽管希特勒卖力吹嘘，但没有证据表明多数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恶毒的反犹主义。恰恰相反，在希特勒说这些话时，他知道在四个月前，也就是1928年5月的德国大选中，纳粹只得到了2.6%的选票，这对他们来说是个灾难性的结果。然而，五年之内，希特勒就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个国家最大政党的党首。引起这个转变的原因，并不是希特勒所吹嘘的德国国内对“犹太人问题”的广泛关注，而是一个和他完全无关的因素——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依赖美国贷款维系的魏玛共和国经济被华尔街金融危机摧垮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从1929年9月到1930年9月——德国失业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从一百三十万人发展到三百万人。1930年3月，在德国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联盟瓦解后，德国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以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为首的新政府不得不援引《宪法》第48条执行了总统紧急法令。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了超过六百万张选票，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这是一个惊人的成果。数以百万计曾经拒绝希特勒和纳粹的德国人，突然在绝望的时刻转而投向他们。尽管在1928年希特勒曾吹嘘过反犹主义将蓬勃兴起，但现在他对现实很清醒——这些新的支持者之所以来投奔他，主要不是因为什么反犹信仰。对于他1930年至1933年间演讲的研究表明，犹太人问题在演讲中出现的比重有所降低。1930年10月，他甚至说：“我们不反对正派的犹太人；不过，如果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谋，我们便把他们视为敌人。” ^[27]

希特勒更加关心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实现德国的复兴，而不仅是怨恨犹太人。他呼吁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惩罚措施，并警告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1932年1月，他对杜塞尔多夫一群工业界听众说道，“今天，我们正在德国命运的转折点上”，这是因为德国可能陷入“布尔什维克的混乱”。 ^[28] 在这篇冗长的讲话里，他并未提到犹太人。

但这并不说明听众会以为纳粹真的放弃了反犹主义。纳粹的宣传机构一遍又一遍地鼓吹犹太人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令人憎恨的《凡尔赛条约》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引起的经济衰退负责。因此，当希特勒在演讲中提到上述这些名词时，他的听众们就会明白，这笔账终究是要算到犹太人头上的。

1932年，当二十一岁的尤塔·吕迪格听到希特勒的演讲时，她当然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的后面隐藏着犹太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肯定是有关系的，”她说，“有一个恶毒的笑话在流传……那就是，幸好在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中还有一个不是犹太人，这样在星期六［犹太人的安息日］还可以由他来签发处决命令。这是有一点儿恶毒，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肯定的。”

吕迪格说，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被希特勒和纳粹所吸引，主要是觉得他们可以找出让德国摆脱经济萧条的办法，并让德国人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同时，她也认为，只要他们能成功，反犹计划并不算什么妨碍。“事实上，从帝国时代起，人们就普遍把犹太人视为外来的异类，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是如此。”

1932年，二十多岁的银行家约翰内斯·察恩认为：“普遍的看法是，犹太人在德国已经太过分了。” ^[29] 他说的“过分”是指德国犹太人在法律、医学和新闻行业的人数已经多到不成比例。（这不奇怪，犹太人之所以选择这些工作，是因为他们很久以来被禁止从事其他行业。）据察恩说：“如果有朝一日他们人数实在太多，普遍的看法是可以把他们赶回去；但如果说最后要把他们杀死，那么在德国，没有人或者只有很少的人会同意……”

不管怎么说，纳粹党崛起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德国糟糕的经济形势。在这个灾难时期，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只想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下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到1933年初，有六百万人失业，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和纳粹党不相上下。似乎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极端——一端是共产党，另一端是纳粹党。“一家有三口人，六百万人失业就意味着一千八百万人没有饭吃。”约翰内斯·察恩说，“此时若一个人失业，他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要么加入德国共产党，要么加入纳粹的冲锋队。因此商界认为，那些人还是加入冲锋队比较好，因为那里讲究纪律和秩序；并且一开始——时至今日你只能这么说——谁也说不清民族社会主义是个有些缺点的好东西，还是个只有一点好处的坏东西，谁也不知道。” ^[30]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在自我开脱。因为，虽然在纳粹发展壮大的1930年到1933年间，希特勒没有强调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但他的许多追随者并没有那么克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不仅在《先锋报》上继续刊登反犹主义的污言秽语，还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新德国的使者，我们相信是上帝派他来的，为的是把德国人民从无处不在的犹太吸血鬼那里解放出来。” ^[31]

在此期间，约瑟夫·戈培尔也在继续灌输他的反犹信仰。自从他1926年底被任命为柏林地区的纳粹领导人后，他就把首都的犹太人作为自己的特殊目标——特别是警察副总监伯恩哈德·魏斯博士。戈培尔在宣传阵地《进攻报》上一个劲儿地称他为“伊西多”·魏斯，“伊西多”是魏斯博士的犹太原名，伯恩哈德则是他的教名。在《进攻报》上，“伊西多”·魏斯遭到了各种各样的丑化：他被形容为一个长着弯鼻子、不值得信任甚至有点像驴的犹太人。魏斯表示抗议，法庭认为驴的漫画确实攻击了他，戈培尔于是重印了漫画，加上了说明文字，称法官也同意魏斯博士长得像驴。 ^[32] 戈培尔还支持在街头对犹太人采取行动。1931年9月犹太新年，武装的冲锋队开到柏林选帝侯大道主要的商业街，骚扰任何一个看上去像犹太人的人。那时戈培尔已经抛弃了有犹太血统的女友埃尔泽，转而追求金发碧眼的玛格达·昆特，他们于1931年12月结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纳粹的宣传还瞄准了许多被认为是犹太人把持的经济利益。例如，在德国北部一份纳粹的选举小册子上写道：“一场关于你的灭顶之灾正在汉诺威酝酿和实施中！现有的体制允许美国大鳄‘伍尔沃斯’借助金融资本的支持，在市中心格奥尔格大街建立一座新的吸血鬼商场，这将令你彻底破产。” ^[33]

很多人都会立刻明白“伍尔沃斯”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因为纳粹近几年来一直在宣传犹太人经营的大型百货商场对传统零售商构成了威胁。这些商场——现代化的标志——被纳粹看成吸血鬼，从传统商业街吸走了血液。纳粹对百货商场极为仇视，在当初的二十五点纲领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其中第十六点要求把百货商场“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

纳粹上台以后，百货商场就成了一个显眼的目标。1934年12月，汉诺威的长官报告说：“针对犹太商场的暴乱再次发生……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催泪瓦斯被连续不断地扔进犹太商店和伍尔沃斯商场。由于中毒症状严重，救护车不得不把十名伍尔沃斯商场的员工送往医院。” ^[34] 事实上，伍尔沃斯商场的创始人F.W.伍尔沃斯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不是犹太人。

戈培尔赞成这种牵强附会的方法。当普通德国人听到“百货商场”，很多人就认为“这是犹太人的”；当他们听到有关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演讲，他们就会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犹太人”；等等。戈培尔认为，最强大的宣传就是可以操纵听众，让他们自己得出有关的结论。 ^[35]

但是，即便纳粹支持者的人数有所增长，但大多数德国人仍然反对他们。特别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发现了他们反犹主义的卑鄙一面。共产主义的支持者阿洛伊斯·普法勒认为，既然犹太和非犹太德国人“讲同一种语言”，“去同一所学校”，那“为什么你要恨他们？” 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这很清楚——没人能为自己的出身负责”。在普法勒看来，重要的不是“种族”，而是通过抑制“上层”的权力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德国。

也有德国媒体预先对纳粹上台的后果发出了警告。例如，1931年1月，犹太记者利翁·弗伊希特万格在《世界晚报》上写道：“民族社会主义者拼命摧毁理性，煽动情绪，准确地说，是驱使人们走向野蛮……一旦第三帝国建立起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可以期待的只有一件事——灭绝。” ^[36]

然而，大多数德国人想要彻底的变革。尽管纳粹尚未获得多数选票，大多数德国人却支持了那些公开声明要摈弃民主制度的政党。在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得到了37%的选票，德国共产党得到了14%的选票——两者一共是51%。这个结果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多数选民已不再想要现存的民主政体。德国人民认为，令他们失望的已经不是个别政客或党派，而是整个政治体制。

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人对民主的反感溢于言表。“关于民族社会主义为何获胜，最有力的解释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从未赢得过一场流血的战斗。”小说家海因里希·曼在1931年12月写道，“在战败之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相比于君主制的失败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它看上去像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这只是一条出路，谈不上是一个目标，更没有什么充满激情的体验。” ^[37]

“德国人没有民主的传统，”阿尔农·塔米尔说，“从来没有过。直到今天德国也没有公民争取来的民主。”作为一个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长在德国的犹太人，他同样认为希特勒的得志仅仅是因为德国国内的危机。“纳粹兴起的环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那时德国人民饱受压迫和屈辱，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挣扎，这对纳粹其实是非常有利的，总要有人出来背黑锅。整个纳粹的反犹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永远都是犹太人的错。” ^[38]

虽然希特勒在争取选民期间缓和了对犹太人的语气，但纳粹的政策是一贯明确的——正如阿尔农·塔米尔所言：“都是犹太人的错。”1931年10月，纳粹党的高级成员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说，一旦纳粹掌权，可以肯定，“犹太人对德国的掌控将会终结”，这一点将通过“把犹太人从所有阻碍德国经济的领域中驱逐出去”来实现。 ^[39] 因此，1932年7月，支持纳粹的那37%选民把票投向的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已经公开宣称如果当选就会迫害犹太人，对此它毫不掩饰。

德国的很多政治精英和纳粹也有共同点，他们希望通过摈弃民主、粉碎德国共产党的威胁来恢复德国的秩序。1932年，八十五岁的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总参谋长冯·兴登堡终于打算废除民主制度，支持建立一个右翼政府。虽然迄今为止，纳粹党已经成为德国右翼最强大的政党，但在他看来，让希特勒成为总理却是不能接受的。在1932年8月两人相遇时，兴登堡告诉希特勒，他“面对上帝、良心和祖国时，无法说服自己把整个政府的权力交到某个政党手里，尤其是一个对持不同政见者存在偏见的政党” ^[40] 。他在1932年11月再次会见希特勒时重申道，他担心“一个由你率领的实权内阁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一党专政，并带来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导致德国国内的矛盾日益激化……”兴登堡补充道，以“他的誓言和良心” ^[41] 对此无法排解。

兴登堡反对希特勒成为总理人选，部分还是出于阶层的考虑，他称希特勒为“波希米亚下士” ^[42] 。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过并不支持纳粹的所有政策——尤其是反犹主义。1932年8月，他写信给“持犹太教信仰德国公民中央联盟”，谴责对犹太人的袭击。在1932年初他竞选连任总统时，国会中的纳粹党代表甚至嘲笑他是“犹太候选人” 。

不过，有一些和兴登堡关系亲密的人却是反犹的。1932年时的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次年接受伦敦《标准晚报》采访时说，德国的医疗和法律界内有大量的犹太人，这对英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有必要清除在德国国内行政事务中担任要职的“国际犹太人”的影响。

兴登堡面临的问题是，他在1932年任命的两个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歇——都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他担心未来统治阶层和普通德国选民之间的裂痕会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冲锋队的街头内战。

希特勒把自己塑造成尊重兴登堡和决心团结德国的年轻爱国者。1933年1月4日，在代特莫尔德的演讲中，他说：“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德国人民对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的渴望……命运交给我们消除德国人民分裂的重担……”希特勒认为，必须“不折不扣地消除一切”导致国家分裂的因素。他提到“马克思主义”是对人民团结的威胁，虽然没有明确说到犹太人，很多人会再次听到“马克思主义者”即犹太人代称的提法。 ^[43]

最终，弗朗茨·冯·帕彭设法让兴登堡接受了希特勒。1932年12月，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帕彭被迫把总理职位交给了库尔特·冯·施莱歇。老狐狸施莱歇试图为自己的政府建立一个广泛的执政基础，但他失败了。现在帕彭报了仇，提出自己愿意重新进入政府担任副总理，由希特勒担任总理，兴登堡同意了。他们的理由是，帕彭和其他一些非纳粹党人员将进入内阁，以此可以“驯化”总理希特勒。

1933年1月30日，在慕尼黑啤酒馆宣布党纲的十三年后，也是纳粹在大选中仅仅得到2.6%选票的五年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现在，他可以把长久以来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1] 恩斯特·汉弗斯塔恩格尔的话，引自Jan Friedmann， Der Spiegel ，23 June 2010：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adolf-hitler-s-time-in-jail-flowers-forthe-fuehrer-in-landsberg-prison-a-702159.html。

[2]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Houghton Mifflin，1971，pp.118——119.

[3] A ldous Huxley，“Notes on Propaganda”， Harper ’ s Monthyl Magazine ，December 1936.

[4] Hitler， Mein Kampf ，p.679.

[5] Hitler ’ s Table Talk ， 1941 —— 1944 ，Phoenix Press，2000，1941年10月25日，p.87。

[6] Hitler， Mein Kampf ，p.65.

[7] 首版见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22年4月22日。亦见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2012，p.29。

[8] 和鲁登道夫将军的谈话。Wilhelm Breucker （Ludendorff’s adjutant）， Die Tragik Ludendorffs ， Rauschenbusch ，1953，p.107；英文版见J. R. C. Wright， ‘Above Parties’ ：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Leadership 1918 —— 19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78；亦见Rees， Charisma ，p.135。

[9]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Phoenix Press，1995，p.150. 亦见Rees， Charisma ，pp.135——136。

[10] Elke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 Teil I ： Aufzeichnungen 1923 —— 1941 ，vol.9，K. G. Saur1998，，pp.233——235，1941年4月8日。亦见Rees， Charisma ，p.138。

[11] Max Domarus， Hitler ：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 —— 1945 ，vol.2，1935——1938，Bolchazy-Carducci，1937年11月23日希特勒的演讲，p.980。

[12] Hitler， Mein Kampf ，p.232.

[13] Moorhouse， His Struggle ，Kindle版，位于625——631。

[14] Kurt Lüdecke， I Knew Hitler ，Jarrolds，1938，pp.217——218.亦见Rees， Charisma ，p.66。

[15] Report， Der Nationalsozialist （ TLeipzig ），vol.1，no. 29，1924年8月17日，引 自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 —— 1924 ，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0，p.242.

[16] Den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 A Biography ，Vintage，1983，p.172.亦见Rees， Charisma ，p.64。

[17]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vol.1/1，K. G. Saur，2004，pp.116——117，1924年3月31日。

[18] Laurence Rees， The Nazis ：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1997，p.33.

[19]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vol.1/1，p.108，1924年3月17日。

[20] 出处同上，Teil II： Diktate 1941 —— 1945 ，vol.2，K. G. Saur，1996，pp.498——499，1941年12月13日。

[21] Peter Longerich， Goebbels ，Vintage，2015，pp.62——63.

[22]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vol.1/2，K. G. Saur，2004，pp.55——56，1926年2月15日。

[23] Gerhard L. Weinberg ed.， Hitler ’ s Second Book ：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Enigma Books，2006，p.234，Kindle版，位于3978。

[24]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 35，1927年2月12日，引自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 ’ s Voice ，vol.1： Organis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zi Party ，Peter Lang，2004，p.240。

[25]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vol.395，docs. 13717——13718，1928年3月24日。亦见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15。

[26] 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 . . .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Gondrom，1991，pp.235——236.英文版见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 —— 1945 ，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 —— 1934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83，p.55。

[27] Uriel Tal， ‘Political Faith’ of Nazism Prior to the Holocaust ，Tel Aviv University，1978，p.28.Rees， Charisma ，pp.81——82.

[28] Max Domarus， Hitler ：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 —— 1945 ，vol.1：1932——1934，Bolchazy-Carducci，1990，p.112，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的演讲。

[29] Rees， Nazis ，p.74.

[30] Rees， Nazis ，p.46.

[31] David Redles，“Nazi End Times：The Third Reich as Millennial Reich”，载于Karolyn Kinane and Michael A. Ryan eds.， End of Days ： Essays on the Apocalyps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McFarland，2009，pp.173——196，此处见p.182。

[32] Der Angriff，1929年9月9日，引自Longerich， Goebbels ，pp.91——92。

[33] Nds. HStAH，Hann. Des. 310 I A，Nr. 35.英文版见Noakes and Pridham ed.， Nazism ，vol.1，p.76。

[34] 汉诺威长官提交给德国内政部长的有关1934年12月、1935年1月的报告，1935年2月4日，载于Klaus Mlynek ed.， Gestapo Hannover meldet …Polizei-und Regierungsberichte für das mittlere und südliche Niedersachsen zwischen 1933 und 1937 ，Verlag August Lax，1986，p.315。原始材料见Nds. HStAH，Hann. 180 Hannover Nr. 799，ff. 191——203。

[35] Laurence Rees， 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1992，p.24.

[36] Lion Feuchtwanger，“Wie kämpfen wir gegen ein Drittes Reich?”（我们如何同第三帝国做斗争）， Welt am Abend ，1931年1月21日。英文版见Anton Kaes，Martin Jay and Edward Dimendberg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167。

[37] Heinrich Mann，“Die deutsche Entscheidung”（德国的决定）， Das Tagebuch ，vol.12，no. 51，1931年12月19日，英文版见Kaes，Jay and Dimendberg，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164——166。

[38] 此前未出版的证词，以及Rees， Nazis ，1997，p.171。

[39] 施特拉塞尔的演讲，柏林体育宫，1931年10月23日， CV-Zeitung. Blätter für Deutschtum und Judentum 。Organ des Central-Vereins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e.V.，Berlin，1931年12月11日，vol.X，no. 50，p.572。

[40] Otto Meissner， Aufzeichnung über die Besprechung des Herrn Reichspräsidenten mit Adolf Hitler am 13. August 1932 nachmittags 4.15 ，引自Walther Hubatsch，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und Reichsprä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Musterschmidt，1966，p.338。英文版见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vol.1，p.104。

[41]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 —— 1945. Kommentiert von einem deutschen Zeitgenossen ，vol.1： Triumph ，R. Löwit，1973，p.158，迈斯纳给希特勒的信，1932年11月24日。

[42] Konrad Heiden， 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Europa-Verlag，1936，p.278.

[43]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rddeutsche Ausgabe，vol.46，no. 6，6 January 1933，p.1.亦见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vol.1，p.175。 ULeTyJAU2by8y2veLcD4/bpxFQgHydbdpSud4Crnmc/PLON/5c02cKHR/6lvtM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