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写了一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信。不过，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写这封信时希特勒还是个无名小卒。他三十岁了，但没有家，没有事业，没有妻子，没有女朋友，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回忆中充满了破碎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被艺术圈拒之门外；他曾渴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胜协约国贡献力量，然而只是见证了德国在1918年11月的屈辱失败。他很痛苦，很愤怒，想寻找发泄的对象。

这封信写于1919年9月16日，收信人是一位名叫阿道夫·格姆里希的战友。在信中，希特勒明确指出了是谁不仅要为他的个人境遇负责，还要为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负责。他写道：“我们之中有一个非日耳曼的外来种族，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独特性……却拥有和我们这些人一样的全部政治权利……凡是使人变得高尚的东西，无论是宗教、社会主义还是民主，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以满足他们对于金钱和控制的欲望。他们的活动引发了国民中的种族肺结核。” ^[1] 希特勒所认定的敌人就是“犹太人”。他还补充说，不管是怎样的德国政府，其“最终目标”都必须是“彻底清除犹太人”。

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文件。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洞察了这个后来发动大屠杀的人在1919年时的思想，它还是希特勒自己反犹信仰的第一个确凿的证据。在五年后写的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声称，在20世纪初期，当他还是维也纳一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时，他就开始憎恨犹太人了。但一些学者早就怀疑他关于自己过去历史的轻描淡写 ^[2] ，怀疑他在维也纳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是否真的已经有了这些强烈的反犹观点。 ^[3]

不过，这封信并不意味着希特勒的反犹思想是在1919年9月突然形成的。其中谈到的当下流行的反犹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弥漫于德国各地，甚至信中所写的这些想法，没有一条是希特勒的原创。虽然他后来成了最为恶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但这些都是植根于过去对犹太人长期的迫害历史当中的。

反犹主义并非新鲜事物，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例如，在基督教初起时，尽管耶稣生来就是犹太人，在《圣经》的某些段落中却强调“犹太人”是和他对立的。在詹姆斯王译本的《约翰福音》中，记载了犹太人“企图杀死” 耶稣，有一次他们甚至拿起石头砸他。 而耶稣对犹太人说，他们是“魔鬼”的孩子。

于是，犹太人有害的思想被写进了最神圣的基督教文本；一代又一代神父给犹太人打上了“背信弃义”的耻辱烙印，称他们“唯愿主耶稣基督死去”。 ^[4]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在基督教主宰的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被迫害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许多国家，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土地、从事某些职业和自由选择栖居地。在许多欧洲城市的不同时期，犹太人被迫生活在贫民区，衣服上佩戴特殊的身份标记——在13世纪的罗马，那是一个黄色的徽章。少数对犹太人开放的职业之一是放债，因为基督徒不被允许从事“高利贷”。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写的那样，犹太债主变成了一个令人憎恨的角色。在1543年的德国，马丁·路德发表了《论犹太人及其谎言》，他称犹太人“不过是小偷和强盗，他们每天吃的、穿的没有一样不是靠可憎的高利贷从我们这里攫取的”。他号召民众“把他们从这个国家永远地驱逐出去……赶走他们！” ^[5]

启蒙运动给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带来了变化。在这个科学和政治进步的时代，许多传统信仰受到质疑。比如，犹太人是否应该被这样对待？抑或他们仅仅是偏见的受害者？1781年，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写文章支持解放犹太人，他指出：“所有犹太人被诟病之处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6] 1789年，在《人权宣言》颁布后，法国的犹太人在法律上成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19世纪的德国，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被解除，包括那些限制犹太人进入的行业。

不过所有这些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在德国犹太人获得这些新机遇的同时，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19世纪后半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改变得像德国那样迅速，煤炭年产量从1850年的一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06年的一亿吨 ^[7] ，人口数量从1871年时刚刚超过四千万增长为1911年的六千五百多万。1871年，德国统一，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变化。在所有这些剧变之后，许多人对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和精神本质提出了深刻的疑问，最重要的是，成为“德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些相信“人民”（Volk）的力量的人给出了一个答案。虽然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人民”，但其背后的含义并不是这两个字所能完全概括的。在民族主义 理论家看来，这是把一群语言相同、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人与祖国的土壤联系起来的一种近乎神秘的力量。为了应对城市的突然扩张和新工厂所带来的污染，他们渲染德国乡村的荣耀，尤其是森林的力量。威廉·海因里希·里尔教授的《土地和人民》是对“人民”最著名的颂歌之一。他写道：“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来自森林的遗产是他们复兴和强大的源泉，他们就会走向灭亡。我们必须保护森林，不只是为了在冬天还能让炉膛生火，更是为了让民族的脉搏保持鲜活，让德国人坚守德国的文化。” ^[8] 里尔的话写于19世纪中叶，他警告道，危险不仅仅是城市的扩张，还有现代性的象征——铁路。“特别是农民，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在一条铁路旁继续保持‘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那些想要夺走我们特有生活方式的人并非良善的，他们更像是来自地狱的幽灵。” ^[9]

后来，“人民”的概念对希特勒和纳粹党影响甚巨。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甚至在1936年发行了一部名为《永恒的森林》的电影，赞美森林的力量和农民的重要性。“我们的祖先是一个森林民族，”电影发行时的新闻稿这样说，“他们的上帝住在神圣的森林里，他们的宗教是从森林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人可以离开森林活下去，因砍伐森林而获罪的民族将会湮没无闻……” ^[10] 影片中的最后一条评论强调了人民和森林的关系：“热爱森林的人民将永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最受青年欢迎的是“候鸟”运动，这个运动呼吁青年男女到乡村去，唤回德国人民和土地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精神运动，”一名加入“候鸟”的少年弗里多林·冯·斯鲍恩说，“是对威廉帝国时代工商业泛滥的反动。” ^[11] 当时还有年轻人加入了诸如德国体操联盟这样的团体参加户外锻炼。“在德国体操联盟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万字符，”该团体的一名成员埃米尔·克莱因说，“四个F——Frisch（新鲜）、 Fromm（虔诚）、 （快乐）、Frei（自由）——拼成了你青铜徽章上的一对万字符，你戴着它作为身份的标志。” 很多民族主义团体都采用了万字符。可能是由于类似的标记在德国考古文物中被发现，他们就认为这个古老的符号曾被过去的各种文化所使用，它代表了和祖先的联系。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给德国犹太人带来了麻烦，因为他们被排除在了“人民”的概念之外。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城市，过着职业的生活，这就成了那些民族主义理想的对立面——犹太人基本上并不“来自森林”。在1855年十分畅销的小说《借方和贷方》 ^[12] 中，主角犹太商人维特尔·伊兹格被描写成一个可恶的人，痴迷于敛财，欺骗诚实而天真的德国人。伊兹格是一条寄生虫，和农民耕耘大地的崇高理想相比有霄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认同“人民”理念的人都是反犹分子，但对于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犹太人在总体上成了新德国一切错误的标志。如果你是一个农民，发现自己难以应付城市的突然扩张和铁路横穿而过的现实——你可以归咎于犹太人；如果你是一个店主，发现客人不再光顾你这里而是拥向新的百货商店——你可以归咎于犹太人；如果你在一个作坊里制作手工艺品却卖不出去，因为市场上充斥着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你还是可以归咎于犹太人。

当然，这些指责都是有偏见的。如果说德国犹太人生活在城市，如果说他们开设了百货商店和工厂，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人民”所允许的工作之外已有数百年之久。简而言之，犹太人先是被禁止拥有土地，然后又被指责不依附于土地。对于德国来说，这种对犹太人愈演愈烈的反感是很奇特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犹太人居住在德国，只有不到1%的德国人是犹太人，许多德国人从未接触过犹太人。不过，没有犹太人并不妨碍反犹主义的兴起。

旧的基督教教义对犹太人的偏见，并没有随着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保罗·拉加德是最坚定的民族主义反犹分子之一，他套用马丁·路德的一些术语大放厥词。在1887年出版的《犹太人和印度——日耳曼人》中，他写道：“我们反对犹太人，因为在19世纪的德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所代表的观念、习俗和诉求还是大洪水后人类分裂那个时期的……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犹太人是来自亚洲的异教徒。”在拉加德看来，犹太人是“一个对数千年历史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民族”。 ^[13]

认为犹太人是新德国的异己势力和秘密政治掮客的错误观念，也影响了泛德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他写出了《如果我是皇帝》一书。克拉斯的书出版于1912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前，他把“恢复国民生活健康”的必要性，与“把犹太人的影响完全清除或扭转至可接受的无害程度” ^[14] 的需求联系到了一起。克拉斯提出了各种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措施，呼吁犹太人所有的或者聘请了犹太作家的报纸“公开事实真相”，并要求犹太人退出陆海军现役，并禁止其从事教师和律师等职业。

与民族主义及传统基督教的反犹主义并存的，还有一条极为不同的反犹路线。在希特勒1919年9月的信件中，就包含了“基于理性的反犹主义”这一想法。希特勒们的“现代”反犹主义，试图依靠伪科学的理由来证明他们对犹太人仇恨的合理性，认为犹太人应该受到蔑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的“种族”。

这种观念认为，人类以种族相区别，而某些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它得到一些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吹捧，如亚瑟·德·戈比诺于1855年出版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 ^[15] 。戈比诺是一个外交官，并非科学家，但他想出了一个由“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构成的世界，“黑种人是最低等的，位于阶梯的底层”，黄种人“明显优于黑人”，但他们“不能创造文明社会；他们没有精神力量，无法挖掘美和活力的源泉”。种族的最高层次是“白种人”，他们“非常甚至极端地热爱自由”。因此，“历史的经验”是“所有的文明都来自白种人，没有他们的存在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只有保持当初高贵族群的血脉才能变得光辉和伟大……”戈比诺还认为，所有的欧洲“文明”——包括“日耳曼民族”——是由从印度迁移到欧洲的被称为“雅利安人”的族群创造出来的，“至少大体如此”。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一位作家，他生于英国，后来成为德国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19世纪的基础》一书，提出了有关反犹主义的一整套纲领。此书拥有广泛的读者，并不限于德国国内。里兹代尔爵士在该书英文版的引言中给予了热情的推荐，称“此书一跃而跻身于本世纪最杰出的著作之列”，张伯伦的“学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好的世界指日可待”。 ^[16] 张伯伦认为，雅利安人代表了终极理想，而犹太人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尽管一些犹太人乍一看很难从雅利安人中区分出来，但真相是，所有犹太人都是以“卑劣手段获取巨大财富”的“亚洲异族”。 然而，只有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设法保持了自己种族的“纯粹性”，因此也意味着这两个种族将要为夺取霸权展开激烈的斗争。

很容易看到，张伯伦和希特勒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在1923年见面，张伯伦称，在见面后他的“思想状态”发生了“剧变”。 ^[17] 作为回报，纳粹把张伯伦接纳为他们中的一员。在1925年9月张伯伦七十岁生日时，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以巨幅版面加以庆贺，对《19世纪的基础》推崇备至。

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张伯伦和戈比诺所说的“优等人”——被这一种族理论所蛊惑。仅仅通过外貌就能评估一个人的价值，这是一种很诱人的想法。在德国流行的小说《赫尔穆特·哈林加》（1910）中，一位法官无法相信哈林加有罪，仅仅是因为他看上去很纯净。 ^[18] 似乎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对此也十分注意。在1938年视察一支党卫军部队时，一名士兵因为其“外貌”而“吸引”了他的目光。仅仅是因为外貌，这个人就被希姆莱判定是一个“有能力的、充满活力的德国人”，在调查了这个士兵的背景之后，希姆莱指示给他晋升。 ^[19]

“传统”反犹主义、“人民”反犹主义和“种族”反犹主义的混合毒品中还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那就是优生学运动的兴起。“优生学”一词（字面上的含义来自希腊文“优秀种族”）是由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创造的。在其1869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一书中，高尔顿提出，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谁可以繁殖后代？他写道，人类进行“谨慎的选择”，“通过明智的婚姻在几代人后产生一个拥有很高天赋的种族是有可能的”。社会已经认识到，“每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天赋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于人类，有责任去研究这一影响的程度，并以一种对自身无害且最有利于人类未来的方式加以训练”。 ^[20]

高尔顿从未主张以暴力阻止某些人生育，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1895年，一个德国的优生学支持者艾尔弗雷德·普洛兹（他称之为“种族卫生学”），提出了让医生根据婴儿的种族价值来决定其生死的可能性。他还认为：“支持种族卫生学的人不会反对战争，因为他们把战争看作民族生存斗争的手段。”他甚至认为，在一场战斗中可以把“劣等的”人当作“炮灰”放在特别危险的地方。 ^[21]

有许多优生学运动的先驱并不反犹，例如普洛兹认为犹太人属于“雅利安种族”；但他们的教导对反犹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种族卫生学”是一个国家健康的核心，再加上休斯顿·张伯伦关于犹太人是“雅利安人”的种族威胁的说法，为反犹主义浪潮增加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因素。传统的反犹主义是基于宗教的，如果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就有机会摆脱迫害。但“犹太性”是一个人所固有的东西的理念——纳粹相信这是基于血缘的——意味着这是无法摆脱的。你的“种族”是你无法控制的，命运如此。可想而知，你可以是最亲切、最慷慨的人，但如果你的“种族”被视为劣等的或有害的，你就会身处遭到迫害的危险之中。

希特勒在1919年9月的信中明确指出，“犹太人绝对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这是他反犹信仰的基础。这意味着，对于他来说，犹太人信仰什么宗教无足轻重，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种族全体只信仰一种特定宗教”。

尽管纳粹进行了一场检测犹太人“血液”的徒劳研究，但他们从未找到一种科学的方式来鉴定一个人是否犹太“种族”的一员。因此，当纳粹最终开始迫害并屠杀犹太人时，他们认定“犹太性”的标准仍然只是宗教，通过你的祖辈中有多少人信仰犹太教来判断你是不是犹太人。尽管如此，纳粹始终认为犹太人是“种族”的而非“宗教”的。对于希特勒的世界观来说，“种族”在人类历史上的首要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他决不会让科学上的小事来妨碍他的信仰。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一点警示需要说明。由于德国的反犹主义在希特勒以及纳粹党兴起之前就已存在，很容易会让人想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犹太人的仇恨直接导致了第三帝国的大屠杀，恐怖的降临似乎存在某种必然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重要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尽管德国反犹团体气势汹汹，却并没能说服国内其他人支持他们。根据一次统计，在1893年的德国国会，只有十六名代表来自反犹党派，另外还有其他党派的十二名代表支持他们的观点。 ^[22] 绝大多数德国选民——达到95%之多——在投票箱前并不支持公开反犹的党派。

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体现出对犹太人潜在的偏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德国，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在当时，欧洲许多其他国家都存在着反犹主义。实际上，德国原先的反犹主义不应被夸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你生活在20世纪初期，要你预测哪个国家会实行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你基本上不会想到德国，而很有可能会选择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犹太人遭受反犹暴力的程度是恐怖的。1903年4月，在对基什尼奥夫犹太人的大屠杀（俄国人也用这个词）中，数百间房屋和商店被毁，四十九名犹太人被杀害。荒唐的是，犹太人被说成谋杀小孩的凶手，用他们的鲜血来制作逾越节面饼。两年后的1905年10月，在敖德萨大约有一千六百座犹太人的房屋被毁，数千名犹太人死伤。 ^[23] 这只是当时俄国屠杀犹太人的大量事实中的两例。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共有大约二百万名犹太人逃离俄国，他们都在寻求一个更好和更安全的居住地。在这一时期，德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德国的犹太人如果听说关于发生在基什尼奥夫和敖德萨的恐怖袭击，他们会认为自己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没有发生这样的暴行。

难以准确考证的是，希特勒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于犹太人的态度。1908年至1913年间，他生活在维也纳，对时任市长卡尔·鲁伊格十分崇敬。鲁伊格是个反犹分子，曾经声称犹太人在新闻界和金融界的势力已经达到“可怕的恐怖状态”，他要把基督教人民从“犹太人的主宰”下解放出来。 ^[24] 他还相信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当时的希特勒是否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维也纳卖画的时候已经准备和犹太经销商打交道。 ^[25] 一位著名学者认为，希特勒受到了维也纳反犹主义的影响，但在和犹太人交往时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26] 对此我们的确无从知晓。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希特勒完全赞成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渴望找到机会投身战争。1914年8月，他自愿参加一个巴伐利亚团，因此成为一名德国而非奥地利的士兵。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泛日耳曼主义者，虽然生为奥地利人，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把这枚勋章别在自己的夹克上；但他从未说起过当时推荐他获得勋章的军官雨果·古特曼是一名犹太人。

到1916年，战局开始对德国不利，前线陷入僵局，后方食物短缺，德国总参谋部的速胜计划被认为是一种幻想。人们开始为德国的失利寻找替罪羊，犹太人成了很多人批评的对象。普鲁士的战争部长称他的部门不断接到大量来自“普通民众”的投诉，说是“大批有犹太信仰的人逃避前线的兵役”。 ^[27] 最后进行了一场人口调查，以确定有多少犹太人实际参加了战争，但结果从未公布。有可能是，德国当局看到犹太人公平承担了战争的义务，为了不让他们洗刷污名，因而将其隐瞒了。

事实上，德国犹太人参军的比例与非犹太人是相同的，然而谣言坚称他们回避了对祖国的责任。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盾报》上刊登过一个粗俗的故事：“一所犹太人的野战医院在前线落成，配备了最新的医疗器械，员工是清一色的犹太人。等待了八周之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伤员——他发出痛苦的尖叫，因为打字机砸中了他的脚。”

犹太人被当成替罪羊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16年，著名的犹太实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写信给他的朋友，预言道：“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愈多，他们的敌人就会愈顽固地去证明是犹太人躲在后方操纵战争投机，仇恨将会成倍增长。” ^[2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的局面，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更多指责犹太人的机会。首先是因为在1918年11月停战后爆发了一场社会主义起义。《鲁尔回声报》宣称：“胜利的红旗必将飘扬在整个德国。德国必将成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俄国一道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29] 1919年4月，革命者宣布在巴伐利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者欧根·列维涅强行在慕尼黑推行极端的社会主义政策，把昂贵住宅的主人们赶跑，让穷人住进去。他们还采用了暴力来达到目的——4月30日有十名犯人被处死。1919年5月，右翼民兵组织“自由军团”穿过巴伐利亚进入慕尼黑，击败了共产党人。他们对革命者进行血腥报复，杀死了一千多人。

许多共产主义革命的关键人物是犹太人。因此，像弗里多林·冯·斯鲍恩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刻就加入自由军团的年轻人发现，只要把犹太人和共产主义附会到一起就很容易为自己的反犹主义辩护。“被派到巴伐利亚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几乎全是犹太人，”他说，“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俄国，犹太人处在非常显赫的地位。所以，在德国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相互一致、走得很近的印象。” ^[30]

犹太人不仅因为挑起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受到指责，他们还因为输掉战争、旧帝制倒台、接受《凡尔赛条约》，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期魏玛政府统治下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受到指责。

反犹主义者称犹太人卷入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中。例如他们指出，犹太律师胡戈·普罗伊斯参与起草了魏玛宪法；犹太政治家胡戈·哈泽于1917年担任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另一名犹太政治家奥托·兰斯贝格，曾作为司法部长前往凡尔赛在战后和会上听取协约国的要求；而犹太实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在战时曾就职于战争部，后来还担任魏玛政府的外交部长。

以上情况属实，但并不代表全部真相。且不说犹太政治家在集体决策时只是其中一员，要他们承担全部责任是荒谬的，当他们在压力下崩溃时，对其个人进行任何指责都是不合理的。例如，胡戈·普罗伊斯确实参与起草了魏玛宪法，但最终版本不是他写的，里面有些条款也不是他起草的。同样，当奥托·兰斯贝格收到协约国在凡尔赛提出的要求时，反犹主义者从来不提，他对此极力反对并提出了辞职。至于胡戈·哈泽和瓦尔特·拉特瑙，他们在战后不久就被暗杀了——哈泽死于1919年，拉特瑙死于1922年——所以他们无法为魏玛共和国之后的行政失误负责。

当一些事实被忽略，而另一些事实被夸大的时候，偏见就会流行。许多德国人在身处悲惨境地时没有心情去审视自己的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因协约国的海上封锁而缺乏食物——为了逼迫新政府签署《凡尔赛条约》，封锁持续到了1919年夏天。德国人还承受了1918年造成巨大痛苦和伤亡的流感大暴发。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还有对于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很多人转向了反犹主义，以此作为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痛苦。西奥多·埃申伯格在一战结束时只有十四岁，他记得父亲“突然成了一个反犹的种族主义者，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全世界的革命者、银行家、出版商，全都成了犹太人” 。

正是在战败和怨声载道的背景之下，德国南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

[1] BayHStA，Abt. IV，R W GrKdo，Bd 50/08. 英文版见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 5，Vol.1 ：The Rise to Power 1919——193 4，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1，pp.12——14。

[2]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Wien. Lehrjahre eines Diktator s，Piper，1996.

[3]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 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77.

[4] Michael R. Marrus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7.作者指出：“从1959年到1963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从礼拜仪式中删除了这些话，以及其他攻击犹太人的段落。”

[5] Martin Luther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1543，in Luther’s Work s，vol.47，Fortress Press，1971，pp.268——293.

[6]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 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1781，英文版见Paul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s in the Modern World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0。

[7]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Howard Fertig，1998，p.149.

[8] Wilhelm Heinrich Riehl， Land und Leute ，1854，vol.1 of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s a Basis for a German Social Politics ，英文版见Michelle Facos， 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rt ，Routledge，2011，p.271。

[9] Susanne Karstedt，“Strangers，Mobilis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Weak Ties：Railway Traffic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West Germany”，Barry S.Godfrey，Clive Emsley and Graeme Dunstall eds.， Comparative Histories of Crime ，Willan Publishing，2003，pp.89——109，此处见p.93。

[10]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 1933 ——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05.

[11] Laurence Rees， 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 ，Ebury Press，2012，p.44.

[12] Alyssa A. Lonner， Mediating the Past ： Gustav Freytag ， Progress ， and German Historical Identity ， 1848 —— 1871 ，Peter Lang，2005，作者称《借方和贷方》是［19］世纪畅销程度数一数二的作品，p.37。

[13] 引自Alex Bein， The Jewish Question ： Biography of a World Problem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0，p.617。

[14] Heinrich Class以Daniel Frymann的笔名所著， Wenn ich der Kaiser wär’ ： Politische Wahrheiten und Notwendigkeiten （If I Were Kaiser：Political Truths and Necessities），第四版，Dieterich，1913。见Harry Pross ed.， Die Zerstörung der deutschen Politik ： Dokumente 1871 —— 1933 ，Richard S. Levy译，Fischer，1959。

[15] Arthur de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5，英文版见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William Heinemann，1915。

[16] Algernon Freeman-Mitford，1st Baron Redesdale，Introduction，见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1，Elibron Classics，2005，F.Bruckman首版，Munich，1911，pp.v——vi。

[17] Ian Kershaw， Hitler ： 1889 —— 1936 ， Hubris ，Penguin，2001，p.660 n. 116.

[18] Mosse， German Ideology ，p.104.

[19] BArch NS 33/89，p.41，The Reichsführer SS（SS-H A/ZK./Az. B 17a），Berlin，11 April 1938，regarding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as SS leaders，mailing list V. 亦见Tom Segev， Soldiers of Evil ： The Commandants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Diamond Books，2000，p.97。

[20] Francis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Macmillan，1869，Introduction，p.1.

[21]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The Efficiency of Our Ra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ak），引自Peter Watson， The German Genius ，Simon & Schuster，2011，p.434。

[22] 统计数字来自芝加哥大学Richard Levy教授，见其1996年5月15日对Daniel Goldhagen的 Hitler ’ s Willing Executioners 的评论，http：//www.vho.org/aaargh/engl/crazygoldie/reviews96.html。

[23] Robert Weinberg，“The Pogrom of 1905 in Odessa：A Case Study”，John D. Klier and Shlomo Lambroza eds.， Pogroms ：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48——89.

[24] J oshua Sobol， Weiningers Nacht ，Europa-Verlag，1988，pp.145——146.

[25] 参见Hamann， Hitlers Wien 。

[26] Kershaw， Hitler ： Hubris ，p.67.

[27] 引自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84。

[28] 1916年8月4日拉特瑙的信件，引自Antony Loewenstein， My Israel Questi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2007，p.130。

[29] Nigel Jones， The Birth of the Nazis ： How the Freikorps Blazed a Trail for Hitler ，Constable& Robinson，2004，pp.194——195.

[30] Rees， Charisma ，p.22.此处的引文也包括Fridolin von Spaun此前未出版的证词。 XzcVdF/tPks7GDIAiw3TxJzCGNzhIq6dQ1hACalQVzHiQ84A/GLVqB5jkWUkYiMC